近些年，在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小學學生、中學生在上學問題上反復“流動”甚至輟學的現象。
11月的最后一天，清晨明媚的陽光早已無法抵抗北京冬日的徹骨寒冷。路上行人匆匆，羽絨服、雪地靴、毛線帽、厚圍巾、皮手套、白口罩……即使裹上好幾層也絲毫顯現不出暖和的跡象。
一個背書包的小男孩獨自行走在寒風枯樹陪伴的道路上。這里是城中村聚集的東北五環(huán)外。在他的灰色保暖內衣外，只簡單套了一件黑色套頭衛(wèi)衣。男孩身高約1.5米，略瘦，眉清目秀。
穿過幾條剛剛熟悉的街道，小男孩要去到新學校上學。在那里，他被安排在五年級。兩周前，這個名字叫做小寶的13歲男孩，還在為找不到地方上學而默默難過。
留守還是輟學
很難說小寶究竟是北京人還是四川人。
他的戶口在四川，父母是四川人，他在老家上小學，依然保留著“幺爸”的稱呼。然而，他在北京出生，在北京生活了9年，操一口標準普通話，言談很有“北京范兒”。“我的家鄉(xiāng)是一座小城。”他說。
9歲那年，小寶被在北京打工的父親帶回四川，安置在外婆家，成了留守兒童，同時，他也有學可上了。
父親一走，小寶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家鄉(xiāng)話他一句也聽不懂，但因年紀小，對語言環(huán)境接受能力強，他很快便聽懂了一些。“最先聽懂的，都是些很難聽的臟話，沒有北京那么文明”。
由于各種原因的耽擱，小寶9歲才正式在家鄉(xiāng)的一所小學登記入學，比國家規(guī)定的入學年齡晚了3歲。“學校有教學樓，設施很好，冬天也比北京暖和。”慢慢地，他融入了新環(huán)境，交了新朋友。
每天，外婆負責照顧小寶和家族中的另一個也在讀書的男孩。家族的中堅力量，幾乎都在東部城市打工。20分鐘，是小寶從家步行到學校的時間。然而，小寶卻越來越發(fā)現自己對學校的不適應。“人多又雜，特別亂，那邊兒人還總是出口就說臟話。”他說。5000多名學生幾乎占據了教學樓的每個角落，他們來自周邊的各個鄉(xiāng)村。出于生源超標的壓力，學校取消了學前班。
在塞了一百多人鬧哄哄的教室里，小寶想要努力學習。他的性格也很適合“坐板凳”——內向、溫和、謹慎。
在學校周邊，總徘徊著附近中學的一些大男生。一次放學回家，小寶被攔住了。“他們跟我們要錢，不給就打。”小寶的不少同學都碰到過。這次小寶自己遇到了，便沒那么驚慌。他把兜里的錢拿出來，交上去，然后被放行。
“要是沒有錢怎么辦?”法治周末記者問道。“那就讓他們看著辦唄。”小寶眉頭一揚，輕描淡寫。
“不能求助老師嗎?”
“我們校長和老師沒法管，那邊初中也管不了。”這次，他眉頭一皺。
這個即將進入青春期的男孩懂事很早。他深知自己的這些不適應永遠不會變成適應。與此同時，他的家人也越來越意識到：小寶現在的學習環(huán)境只會對他的成績產生消極影響。
于是，今年11月初，即將升初中的小寶被哥哥帶回北京。小寶說：“北京的管理好一些。”
在靠近六環(huán)路的黎各莊住下，小寶重回曾相伴9年的爺爺奶奶身邊。“奶奶好，她把我?guī)Т蟆?rdquo;看到已年過七旬的奶奶，他打心眼兒里開心。而此時，他的爸爸媽媽早已南下上海打工多年，和姐姐一家住在一起。
重聚的歡欣過后，下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給小寶找學校。然而，離開四川時的匆忙和這方面意識的欠缺，讓小寶的家人沒有辦轉學證以及其他證明。來到北京，想要去的那個學校以這個理由拒絕了他。于是，小寶輟學了。
無處安放的課桌
和小寶相比，苗苗對家鄉(xiāng)的概念很模糊。她盯著正前方思索了十幾秒，方才用不太標準的普通話和不很確定的口吻說：“河北。”
苗苗依然清楚地記得，11月22日是個星期四。早上五點多，她就被媽媽叫醒。苗苗激動地爬起來，她要去北京了。在這之前，她從未離開過那座位于華北平原的村莊。
當天下午三點，苗苗在爸爸媽媽的陪伴下下車，轉公交，一路向著東北，奔赴北京五環(huán)路外。她的爸爸媽媽在那里的皮村做洗車工作，把苗苗帶來，也許并非本意，但苗苗很想來北京，又嚷又鬧爭取一番，父母心一軟，也就成行了。
在村里，苗苗一家還算過得不錯，因此，有能力把孩子帶出來。而特別困難的家庭，只能將孩子繼續(xù)放在村里，留給老人照看。
把孩子接進城的父母，除去想念，也有對家鄉(xiāng)教育的擔憂：有些村子沒學校，到附近村子上學交通多有不便;有些村子又只有寄宿學校，而這類學校的管理往往多有不當，無法讓常年在外打工的家長安心。
苗苗在老家的小學已經上到三年級。她紅著臉，十分抱歉地說：“我的成績不好……”但一提到課外生活，她瞬間又笑臉迎人，一邊“演示”一邊說：“最喜歡和同學跳皮筋，可以把皮筋套在膝蓋和腰上……”
而父母擔心的是：來到北京，到哪里上學呢?
很多時候，進城務工人員的家庭生活軌跡很像一則“新孟母三遷”的故事。把孩子帶在身邊的父母，要隨時做好“跟著孩子學校”搬家、換工作的心理準備。孩子們能夠就讀的學校，必須不能離父母的工作地和居住地太遠，因為進城務工人員的工作往往太忙了，連接送孩子上下學的時間幾乎都沒有。
對城市關于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就學的相關政策和制度，這些原本生活在傳統文明中的本分農民卻并不十分了解。等孩子長到家里的老人無法管教的年齡，接到身邊就可以了，并未考慮很多。于是，若萬幸能在工作地附近找到一所學校，也很容易因各種證明的缺失而被拒之門外，畢竟，農村沒有城市這么復雜。
然而，淼淼找不到學上的原因并非如此。淼淼今年9歲，和苗苗一般大，說話慢聲細語，帶著江浙地區(qū)特有的溫婉。她已經記不清踏上北京地面的具體日期，只是說“時間不長，還會想老家”。
辭別彎彎曲曲的鄉(xiāng)村路，來到新環(huán)境落腳。還沒正式進入從農村環(huán)境到城市環(huán)境的適應階段，淼淼就被爸爸媽媽帶著到處找學校。
當她來到皮村的同心實驗學校要求入學時，一個學期早已過半。學校提出給淼淼測試知識水平，結果卻是：在老家可以讀三年級的淼淼，若在這里入學，只能從學前班學起。而她卻早比學前班的孩子們高出了一頭。
暫時的避難所
但淼淼還是幸運的。最終，判定她只能從學前班學起的這所學校決定收留她，并把她安排在學前班教室的倒數第三排靠窗位置。如此，既不會讓淼淼產生更多的疏離感，又不致影響后排同學的視線。
這是一所專門面向打工者子女的公益性民辦學校，位于朝陽區(qū)金盞鄉(xiāng)皮村，靠近首都國際機場。在兩道小街盡頭的交叉口處，“同心實驗學校”的牌子掛在兩扇大鐵門左側。
淼淼的情況在這里并不鮮見。“由于打工者子女的流動性強，在老家又接受不了很好的教育，若是家離學校太遠，爸媽在城市，沒辦法接送孩子上學，老人又管不了，就干脆輟學在家。所以這些孩子們剛來的時候，學習基礎特別差，而且年齡普遍偏大。”校長沈金花說。
校址是村子里的安靜之所，大車進不來，周圍是居住區(qū)。每天，唯一的噪音就來自于頭頂上幾分鐘一飛過的飛機。之前，這里更多地被人們稱為“打工子弟學校”。
在飛機飛過產生的地面輕微顫抖中，淼淼終于可以有學上了。即使所有人都不知道這所學校還能堅持多久——因為5個月前，它再次險遭關停。
在過去的前后兩周內，暫時輟學在家的小寶和苗苗被同心實驗學校接納，即使并非出于入學時間段。到這里就讀的，幾乎都是因為從老家或外校轉來或證件不全等原因，以致無法進入分流學校的學生。
在6月19日收到金盞鄉(xiāng)教育衛(wèi)生科下達關停的《告知書》和即刻停止教學的《承諾書》后，學校全體老師和學生家長共同努力，最終在媒體施加的壓力下，得以保留。而周邊村莊的3所學校卻消失了。學生們有的轉校，有的被父母送回老家，“不知去向”。
一些被關停學校的學生轉學到十幾公里、甚至是幾十公里外的新學校，那里只接收證件齊全的打工者子女;一些學生則被同心實驗學校接納，因為這里可以不要轉學證。面對新學校，一部分家長不得不換了工作，舉家搬遷。
當小寶站在沈金花面前時，她還是犯了難。“其他學校都不收他，因為不在入學時間段以內。但現實是，這孩子已經確定沒有地方去了，如果我們不收，他就只能輟學兩個月，趕下學期的入學時間。”沈金花說。
于是，學校決定給小寶提供一個“暫時的避難所”，讓他至少在這個冬天有學可上。但由于小寶在老家學習的基礎差，并且從沒上過英語課，教材也和北京不同，沈金花對小寶的哥哥說：“可以上，但要留一級。”
小寶的哥哥當場表示：“只要有地方念書，讀五年級也沒關系。”
就這樣，老師在不大的教室里，為小寶硬塞了一張桌子。“我現在還是用后塞的桌子。”小寶很敏感。
新學校的硬件設施不比老家的學校，但小寶還是很快就適應了，畢竟，這是他曾經熟悉的北京，“有秩序很多”。
淼淼也喜歡北京的新學校，因為學校環(huán)境“比老家好”。淼淼的爺爺和爸爸在工地工作，在江蘇老家時，她總是很想念不常回家的爸爸媽媽。如今剛來北京，淼淼又忍不住地想念老家的小伙伴兒。“我走的時候沒告訴他們。”淼淼低著頭，她說她想念小伙伴兒們，還有老家的“好多好吃的”。
苗苗適應得更快，她觀察新學校的一切，包括教室的墻壁。“第一天進教室，我一眼就看到墻上的獎狀!”
讓苗苗更開心的，是每天上下學的時間頓時縮短了。“學校大門出去右拐，幾分鐘就到家了。”于是，苗苗每天早晨可以睡到六點半。在老家上學時，她要起很早，然后由爸爸或媽媽送去上學。
“也不遠，爸爸騎著電動車，在公路上走一個小時就到!”在苗苗看來，每天往返兩趟、一天耗時4小時的上學路并不長。
更大的風險
沈金花喜歡在放學時站在校門口“執(zhí)勤”。在小寶、苗苗和淼淼來到同心實驗學校之前，她曾碰到過一個昔日的學生。“這個男孩子從這里畢業(yè)后，我們給他聯系了附近的中學，但因為學業(yè)跟不上，最后還是輟學了。”沈金花說。
這是學生畢業(yè)后沈金花第一次看到他。他說“來接妹妹放學”。閑聊幾句后，學生突然對沈金花說：“老師，你能給我妹妹多布置些額外的作業(yè)嗎?”校長樂了：“你自己那會兒都不好好寫作業(yè)，干嘛監(jiān)督你妹妹寫啊?而且作業(yè)量都是有老師把握的，不能多也不能少。”
沈金花聽說，不少學生升入初中后都輟了學。原因基本都是：成績跟不上，“城市化”的教學風格和學校環(huán)境不適應。“他們畢竟是從農村出來的孩子，很多人以后還是會像他們的父母那樣在城市里打工，而教材內容就有很多不合適的了，學習環(huán)境也更容易讓這些打工者子女找不到自我身份的認同。”她說。
在小寶剛剛落腳同心實驗學校時，《燕趙都市報》刊發(fā)一則消息稱，河北省教育廳巡視員韓清林透露，近4年來，全國小學輟學率大幅度回升，“從2008年輟學生63.3萬人，輟學率5.99‰，到2011年輟學生已經達到88.3萬人，輟學率8.8‰，這與10年前的輟學水平大體相當”。
幾天后，教育部辟謠：“2006年以后，隨著義務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小學輟學率一直穩(wěn)定控制在1%以內。”并稱，由于農村義務教育學生流動性的增加，舊的輟學率計算方法已不適用。
即使這則辟謠仍為諸多人所質疑，但在孩子們的印象中，小學輟學的同學幾乎沒有。苗苗搖搖頭說：“我們班39個人，就我一個人來北京了，他們還在原來的教室讀書，沒有不來上學的。”而小寶的搖頭卻表示“班里人太多，不清楚”。
在同心實驗學校老師們的印象中，雖然這些“流動兒童”隨時有被轉學的可能，但中途輟學的情況很少聽說。小寶的班主任閆老師說，即使是班上總考倒數第一的、從不來開家長會、也不督促他做作業(yè)的父母，還是依然讓兒子每天來學校。
閆老師擔心班上的“倒數第一”上不了初中，或是無法初中畢業(yè)。她教過的幾名學生已經證實了這個可能性。“這些孩子從老家來，跟著老人長大，最明顯的特征就是學習基礎差，尤其英語是個大難題，數學也有困難。以后到初中更容易跟不上。”她說。
班上的一些好學生在小學畢業(yè)后，往往都會被送回老家上初中，因為“老家一般對成績都抓得緊，而且他們最終要在老家參加中高考”。但成績不那么好的學生，回老家讀初中后，輟學的危險就很大。“聽說過不少孩子回了老家，不適應，初一、初二很容易就輟學了。”閆老師說。
沒有人能夠精確統計出流動人員子女的輟學率，但那些留守家鄉(xiāng)的孩子們卻面臨著更大的輟學風險。
2011年，“轉型期中國重大教育政策的案例研究”課題組的調查表明，目前中國農村仍存在著嚴重的輟學現象。被調查的17所農村初中學校，輟學率參差不齊，最高達74.37%，平均輟學率約為43%，大大超過“普九”關于把農村初中輟學率控制在3%以內的要求。
“那些在老家學校外面攔我們要錢的人，很多都不上學了，成了小混混。”小寶不想變成這樣，他想上初中、讀高中、升大學，于是離開了那個糟糕的環(huán)境。
可是他不懂ABC，他的爺爺奶奶和哥哥更不懂。“哥哥沒有讀完中學就出來工作了，功課沒人能輔導。”細心的老師聽說小寶家有電腦，便給了他一套英語學習軟件，這成為他每天放學后必做的功課。每周六，他還會來到學校補習英語。
“想要學好初中，就得趕快把英語補上來。”他用一種類似于面對高考的成熟語氣，掩飾著內心的不安。也許，相對于計算輟學率，如何保證所有在農村義務教育學生，在都有學上的前提下，能夠踏實、安心地完成九年義務教育，更值得深思。
喜歡在北京上學
在小寶學習陌生語言的同時，淼淼剛完成了拼音的學習。她會開心地拿出課本，翻到拼音的那一頁，大聲念起來。這引得學前班上的其他孩子們一起誦讀。
淼淼暫時還沒有小寶“有沒有初中讀”的危機感，在班上即使顯得人高馬大，也不妨礙她和其他孩子們打成一片。11月29日，班主任帶著他們去了鳥巢，回到皮村好幾天，孩子們都意猶未盡。
“北京比老家好，北京比老家冷。”淼淼說，她喜歡北京，喜歡“在這里上學”。
在淼淼現在的認知里，鳥巢是最好玩的地方，然而苗苗卻覺得，最好玩的地方，應該是超市。
剛安排好學校的那個周末，苗苗的哥哥嫂子帶她到村口的華聯超市購物。偌大的超市是苗苗之前未曾見到過的，還有薯片。“脆的，好吃，但好像還是火腿更好吃。”苗苗笑著，吸了吸鼻涕，把黃色羽絨服緊緊地裹在身上。
即使安了暖氣，門窗緊閉，教室里依然冰冷。“老家的冬天比北京暖和，但教室比這里冷。”苗苗老家學校的教室里沒有暖氣，只有“從來沒開過”的空調。
在新學校的教室里，有暖氣，但還是需要穿著棉服上課。苗苗卻依然滿臉幸福地說：“還是在北京好”。她覺著這里的老師也很好。
可能是尚未到煩惱的年紀，苗苗也不像小寶那樣，擔心以后上初中的問題。她現在的目標很簡單——提高成績，多逛超市。而對于未來的憧憬，她瞅瞅嫂子給自己剛涂的紅色指甲油，抬起頭來，甜甜一笑，說：“最想賣衣服。”
“那你得好好學數學，賣衣服得會算賬;還要好好學英語，賣衣服給老外。”法治周末記者說。
“嗯!”苗苗重重點頭，應道。
而淼淼卻想得更近，“沒想過以后要做什么。”她靦腆一笑，說，“北京還有好多好玩的地方沒有去過。”
“很少出去，周六補英語，周日在家做作業(yè)，幫爺爺奶奶干點兒活。”這是小寶的生活。現在的他一心只想趕快適應新學校，把成績、尤其是英語成績提上來，這樣就可以升入一所好初中了。
對于未來，他并不想像父親和哥哥姐姐那樣，早年到城市里學手藝、打工;他想上大學，像城市里的孩子們一樣。
“如果你能上大學，你最想學什么專業(yè)呢?”法治周末記者又問。小寶想了想，答道：“學數學，因為數學很重要。”
話音剛落，校園安靜了下來，午自習的時間到了。剛剛還扯著嗓子滿校園跑的孩子們已經坐在課桌前，開始了下午的學習，一時被淹沒的飛機聲再次嗡嗡襲來，一個向著教室飛奔的孩子伸出手，比劃著——嘿，飛機和他的手指一樣長。
這個孩子并不知道學校面臨的種種阻礙與困難，也并不知道有朝一日若學校真被關停，自己會再“流動”到哪里。
小寶也一樣，對此全不知曉，他認真地回答完法治周末記者的問題，臉上便顯出“急于回教室學習”的表情，在他身上，寄托著全家三代人“城鎮(zhèn)化”的希望。然而小寶已很清楚，這個希望實現起來將會是多么的痛苦與艱難。(法治周末)
(應同心實驗學校校長沈金花的要求，文中3位學生均隱去姓，只用小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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