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質享受越來越豐富，業余時間越來越少。為何生產力在發展，人們卻疲于奔命?
撰文 | 高丹
編輯 | 枚宜
2016年10月5日，44歲的春雨醫生創始人兼CEO張銳突發心梗過世，頭朝東，腳朝西，平平地躺倒在一條小路上，雙手握拳平鋪兩側，像是睡過去一樣，被發現時小狗就安靜地蹲在他的左邊肩頭。多家媒體報道稱，張銳去世與過度勞累有關。
2016年6月29日，34歲的天涯社區副主編金波因長年熬夜加班，在北京地鐵呼家樓站臺突然暈倒，之后逐漸失去意識，經搶救無效去世。在抵達芍藥居站時他還打電話給妻子，妻子做好晚飯正等他回家。
2017年10月1日6時許，30歲的瑞安市公安局交警大隊民警林凡突發心肌梗塞，經送醫院搶救4小時后，因公殉職。他已連續3周放棄休息，兩天前還在接待一起88歲的老人被車撞后索賠的案件。
張銳過世后，他的妻子字字泣血地寫下悼文，大眾才從中看到隨著生命一起戛然而止的一個人一生的奮斗與熱愛。過勞的悲鳴聲聲入耳，我們幾乎是懷揣著某種僥幸去試探著自己體能的極限，為了更佳的薪酬、更高的地位、為了個人實現、或者給他人更好的生活。這場以個人的健康乃至生命為賭注的局，可能會有短期可見的勝利，放在一生來看則如飲鴆止渴。
80年代后，“麥當勞現象”出現
在步入過勞社會之前，我們曾對“技術終將解放人力”這一論斷堅信不疑。經濟學家凱恩斯曾在文章《我們后代在經濟上的可能性》中指出：“一旦貧困問題得到解決，享受閑暇的時代就會到來，人們會為閑得無聊而煩惱。”
而實際上，從1980年左右開始，全世界范圍內勞動時間縮短的趨勢已經停止;1990年代初，人們已經開始熱議過勞問題。
1988年，麥當勞聘用了近50萬名年輕人，他們像八爪魚一樣奔忙在“麥當勞工廠”。研究者們認為“麥當勞現象”之所以出現，正是電腦技術的發展催生了這種忙碌：飲料感光器自動亮起、電腦程序嚴格控制薯條烹飪，使得人力淪為機器的附庸，他們只是機械地將機器處理好的食物拿給客人。
“麥當勞現象”的產生，也與20世紀80年代美國和日本等資本主義強國競爭加劇，企業之間的并購重組頻繁有關。彼時“精簡型”的企業受推崇，裁員嚴重導致員工人人自危，原本只是在工廠一線藍領工人中比較普遍的過勞現象蔓延到白領階層。
日本經濟學、社會學家森岡孝二在2005年出版《過勞時代》一書，他從全球化的發展、信息通信革命、消費社會的成熟、雇傭與勞動限制的放寬、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席卷世界等多個方面闡釋了過勞現象的發生。
△ 《過勞時代》，[日]森岡孝二，米彥軍譯，新星出版社，2005
書中還談到，即便是現在，我們也常看到企業向員工灌輸集體主義價值觀和提倡員工的奉獻精神。美國教授拉希姆·瓦德稱：“像新興的宗教一樣，企業通過研修講座、修養會、全體會議等方式，持續教化員工。讓員工高喊口號，唱公司歌，這些措施都潛移默化地培養員工對公司的獻身精神。”所以，企業的方向、結構及其所提倡的價值觀，也對員工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令人覺得無比遺憾的是，《過勞時代》的作者、一生為解決過勞問題而奔波的森岡孝二最終也因嚴重過勞，于2018年8月1日突發心臟病去世。
沒有周末的信息時代
90年代之后，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從三方面改變了人的工作。
首先它催生了諸如有關信息系統開發等技術崗位之余，也讓工作變得簡單標準化，外包業務也更易于實現。美國經濟學家稱：“近代經營管理原理的實質就是將勞動過程中的管理權和決策權轉移到更高一層的組織，將熟練工人轉化為非熟練工人。”
隨著電腦的普及，白領階層逐漸被轉化為不用花錢培訓的、容易替代的、廉價又普遍的勞動者。
△ 通宵辦公的白領。圖片丨視覺中國
其次，信息技術的發展加速了業務運轉，加劇了時間競爭，經濟活動出現了無國界和24小時化的趨勢;網絡也將工作與生活的時空粘合在一起，當你無意識地回復郵件和信息時，你正持續著工作。
職場從具體空間延伸至網絡：不能錯過領導和客戶發在群里的信息，不能錯過最新的社會與行業信息，不能不及時回復客戶的郵件，甚至不能忘記給領導與同事的朋友圈點贊……種種焦慮時時逼催著辦公室一族。海量信息的轟炸也讓人形成“不能被信息時代所淘汰”的強迫觀念。
于是時間在一次次的反復查看微信、朋友圈、郵箱、QQ中被消磨，而人一次次、機械地刷新手機，很像動物在焦慮時重復搖頭、來回踱步等刻板行為，這是人被異化的一個明顯表征。
以新媒體從業群體為例，新榜曾聯合頭條號和插坐學院發起“2017新媒體人生存現狀調查”，數據顯示，13%的新媒體從業者平均每天工作11到13個小時;13小時以上的超7%;此外，23%的新媒體從業者表示根本沒有周末，18%的人工作日基本都加班，27%的人表示一周加班兩三次，只有32%的新媒體從業者表示自己幾乎不加班。
而近幾年大火的“知識付費”從業者則更為辛苦，筆者曾采訪過的幾位做付費課程孵化的人員，他們稱“幾夜不睡的情況也是常有”。
此外，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對時間的搶奪”變得尤為重要。我們今天新衍生的一切似乎都是為爭奪時間而生：快餐、快遞、閃送，以及信息流、短視頻，一切都指向一種“我馬上就要得到”的迫切需求，速度的逼催之下是人精神緊張的超負荷勞動。
我們已經對這樣的景象見怪不怪：外賣配送員們風馳電掣地穿行在車流中，爭搶著一分一秒的時間;當有什么新聞發生，記者、小編需要馬上瘋狂采訪、撰稿，以便在“流量大戰”中不要落于人后。我們作為一切文明的創造者和擁有者，正在被我們創造的一切催促著、強迫著、無法片刻安寧地持續消耗著。
寫《太平洋大逃殺》的調查記者杜強說：“我們日常生活很無趣，甚至還有一點點的悲慘。我們的日常生活就像一個巨大的陀螺，只有極少部分的人能夠以非常強大的離心力，被甩到日常生活的邊緣去經歷一些很離奇很驚人的事情，這一部分事情往往更有力量。”
而不幸的是，絕大多數人都被裹挾在海量信息、時間游戲所制造的焦慮漩渦中疲于奔命。
過勞造成為這個時代的某種宿命
美國經濟學家朱麗葉·B·斯格爾在《過度勞累的美國人》中指出，造成美國人過度勞累的原因是“工作與消費循環”。其認為，“以中產階級為核心形成了大眾購買力，以消費為實現自我目的的浪費型生活方式成為大眾化現象，進而形成了消費型資本主義”。而美國和日本分別在20世紀20年代和60年代就進入到消費型資本主義。
上海交通大學發布的《2015年中國大學生消費行為與品牌認知報告》數據顯示，中國大學生的人均年消費能力已達到近兩萬元，年消費總額達到六千億。大學生尚且如此，職場白領們的消費張力就不難想見了。而這個瘋狂消費群體中很多人都是在透支“明天的錢”，為了填補由不理性消費導致的虧空，必然需要更努力、拼命地工作。
△ 2010-2019中國大學生消費數據。來源丨艾瑞數據庫
2018年在上海召開的首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讓大家關注到一個詞——中國購買力。中國已經成為全世界第二大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進口國，去年對外投資額達1.8萬億美元。2018年的雙十一，天貓的成交量為2135億元，中國的胃口還遠遠未被填滿。“為了更好地消費所以要更努力地賺錢”的現象仍將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當一個人的身體高速運轉到極限，過勞是必然的結果。臺灣一個醫學機構曾對導致過勞死的直接病因進行統計，主要有蛛網膜下出血、大腦出血、心臟衰竭、心肌梗塞、腦栓塞等，這些病癥是身體最后的反抗，也是擊倒一個人的最后一記重錘。但是除身體病癥之外，過勞導致的精神疾病也不可小覷，抑郁、社恐、精神失調等造成的自殺也屬于廣義的過勞死的范疇。
△ “過勞死”死因分析。來源丨《北市醫學雜志》
某種意義上，過勞似乎成了這個時代的某種宿命。
2006年，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院長楊河清偶然看到韓媒報道中國每年有60萬人過勞死，雖然中國迄今仍沒有任何法律上和醫學上定義過勞死的標準，但過勞造成的惡果頻發，也令楊河清意識到過勞是在經濟飛速運行的當下不能繞開的話題。
2011年，楊河清與20多位研究者成立了研究中心，2012年建立了“中國適度勞動研究會”，建立之始學會有30多個人，現在已經有170名研究者，并申請到了10余項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每年召開一次年會，另外，召開理論研討會。
潛力越大，越容易過勞
谷雨：你的機構叫“適度勞動研究會”，怎樣去理解勞動中的這個“適度”?
楊河清：“適度勞動”就是指勞動從效率、生理、心理等角度來講，都有一個適度點，達不到這個點效率比較低，超越之后效率也會下降，超越過多，效率會進一步下降，極端時會導致過勞死。不管一個人身體再健康，嚴重過勞到一定程度一定會過勞死。我們學會全稱叫“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適度勞動研究會”，現在研究的重點放在過度勞動方面。
谷雨：你覺得對于過度勞動的研究最大的困難在哪里?
楊河清：首先是社會的關注度、特別是學界關注度嚴重不足，學界全國只有一百多人關注，真正開展研究，特別是持續開展研究的不過幾十人。過度勞動研究是多學科交叉領域，現在研究者幾乎都是搞管理學、經濟學、法學的，社會學、心理學，醫學和生理學角度非常重要，但是特別是醫學界還沒有什么人做。過度勞動在國外都是從醫學、心理學先發展起來，然后才延伸到經濟學、法學等。我們倒不一定照走國外的路子，但是，醫學、生理學、心理學的缺位，確實是我國過勞問題研究的最大短板。
據我們所知，現在只有哈爾濱醫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在比較深入地對醫生群體的過勞問題進行調研，結果非常觸目驚心。但是真正的醫學角度：為什么會過勞，是什么發病機制，怎么傳導的，生理上產生什么變化，怎樣才能恢復，還沒人研究。
難度之二是做調研就要做調查，這也不容易。如果認為某人是過勞死的，去調查的話單位認嗎?家屬愿意說嗎?再一個我們的遠景目標是推進國家立法，但十年內估計沒戲，因為這塊實在太薄弱，研究還處于初期狀態。
谷雨：就你們的學會目前研究的案例中，有哪些群體是過勞比較嚴重的?
楊河清：過勞有主動與被動之分，在主動過勞方面，主要是部分大學教師、醫生、科研人員、企業高管、各單位的部分領導、企業家、部分白領員工，還有媒體人、演藝界群體等，這些人員往往處于自我實現的層次，發展空間比較大，職業天花板比較高，當他們覺得自己有潛力、有很大上升空間時比較容易拼得過度，產生過勞。另一種是被動過勞，被動過勞的群體，比如部分基層公務員、中小學教師、警察、醫生、護士、貨車司機、快遞員、企業一線工作人員等。
我們課題組分別在2007年對北京地區的政府機關、科研機構、學校、醫院、新聞等六類單位的白領雇員，在2009年對北京市高校教師，2010年對北京市中關村和CBD企業員工，2015年對全國高校教師進行了調研。
各項調查結果均表明：每周工作50小時以上的人超過30%，工作60小時以上的人占近10%。在2010年對中關村和CBD企業員工的調研中，我們選用了日本過勞死預防協會提出的“過勞死10大危險信號”來判斷調查對象過勞的嚴重程度。按照這個評判標準，處于紅燈危險區的人員為26.7%，情況很嚴峻。
谷雨：過度勞動所帶來的問題非常多，包括亞健康、抑郁癥、神經失調、社交恐懼癥、過勞死等等，在研究過度勞動，特別是極端過勞導致的過勞死中，如何去廓清研究對象呢?我們目前對于過勞死有準確的界定嗎?
楊河清：中國沒有定義，因為最有價值的是醫學和法學定義，但都沒有。我們研究時會根據媒體談到的一個人長期勞累最后猝死，那就先假定其為理論上的過勞死，再進行研究。但要說法律上已經確定是過勞死了，那就涉及法律責任了，中國沒有相關立法。
我們目前研究重點放在高校教師，還有企業科技人員、管理人員這幾個群體，現在研究醫生的有兩份報告了。另外還有體力勞動者，比如大車司機、出租車司機、快遞員等。這是研究不同領域的對象，是一方面。
△ 一公交車司機因熬夜，覺得眼睛不適。圖片丨視覺中國
另外還涉及測量工具，比如一些自我判斷的量表等，這些是主觀測量。還有客觀測量，比如能否開發出例如戴一個腕表，便可以測出生理上的幾級勞累。但開發測量工具首先需要醫學上的標準，然后再看怎么通過硬件、軟件和數據來運行，這太難了，如果有什么科技企業愿意投入，進行研究、開發這類產品，并獲得成功的話，那么對測量過勞、防止嚴重過勞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谷雨：你的學會研究側重的層面是什么，造成過勞的社會機制、心理機制，還是過度勞動帶來的影響?
楊河清：我們目前的研究一是還處于過勞群體的調研階段，二是比較宏觀，比如過度勞動形成的社會性、文化性、制度性的原因，比如、行業的、區域的過勞程度的研究，還有過度勞動產生的后果研究，例如，對我們國家經濟造成多大的損失。過度勞動本身看似增加勞動時間，投入更多的勞動，能夠創造更多價值，但它其實是分兩個階段的。我們可以畫一個倒U形曲線，中間的點是適度勞動。一邊是不足，另一邊是過度，過度走到極端是過勞死，不足的極端是不參與勞動、是失業。
從企業投入勞動的角度看，在越過勞動的適度點以后，有兩個關鍵的點：一個點是企業的盈虧點，超越這個點后企業不會再有讓員工加班的動機，另一個點是社會的盈虧點，在企業盈虧點的上方，在這個點往上去雖然已經有過度勞動，但屬于輕度過勞，它會給社會創造正向的價值，但超越這個點以后到達企業的盈虧點前，企業依然賺錢，但整個社會已經是負向的價值了。
此時，企業把加班造成的負面東西轉嫁給社會了。我們的研究顯示，因此造成的整個社會的經濟損失是巨大的，如果這樣的損失能夠消除掉的話，能讓我們的GDP增加非常可觀的數字。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明，那兩個點具體在哪里還很難找到，但有了這樣的理論模型，有助于我們去具體探討。
谷雨：某種程度上的輕微過度勞動也是必要的?
楊河清：是的，我們做出的理論回答是，中國為了實現自己的發展夢想、實現國家的富強，需要有一定程度的過度勞動，即，在一般情況下，整個社會需要保持一種不超越社會盈虧點的努力狀態，這可以是一種常態。當然，特殊的情況、緊急的情況下，另當別論。社會盈虧點之上的比較輕度的過勞應該成為一種可選擇的人力資源使用策略。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可能超越了這個臨界點，不少人進入了嚴重過勞區。
谷雨：如果要找到一個最為重要的造成嚴重過勞的原因，你認為是什么呢?
楊河清：微觀來講有可能是勞動力供需問題，企業為了盈利來控制成本造成供需不平衡，這跟企業的行為有關。企業行為有偏差完全靠政府矯正不太可能，另外法律上也有缺失，勞動者的維權力量比較薄弱。我們整體的情況還是勞動力買方市場下勞動者處于弱勢狀態，壓力很大。
從宏觀角度來講，這和我們國家的戰略與文化有關，中國文化是勤勞的文化。改革開放以后，人們勞動的積極性大大釋放出來，勤勞的文化使我們愿意付出更多的勞動來獲得更多成果，中國人現在對財富的追求意愿很強烈。中國這些年經濟發展這么快，和我們積極的勞動，或者說投入了更多的勞動有關。
谷雨：你認為去控制嚴重過勞乃至過勞死的辦法是什么?
楊河清：有幾個方面，首先是要對各類人群過勞現狀進行研究，要研發過勞程度的測量工具與技術，特別應重視加強量表本土化的研究。在過勞成因方面特別要通過量化研究計算出不同成因的影響力大小，從而針對主要因素提出針對性強的對策。
對過勞給個人帶來的危害，給用人單位、給全社會帶來的經濟損失和社會性損失，要進行比較準確的估算。另外，也要推動相關法律、法規建設的研究以及個人、用人單位、社會等多層面的對策研究，推動減緩過勞、即時測量過勞種類及程度的工程技術類研究，還要了解國外情況、推動國際經驗研究等。
△ 跨年夜，在急診室值班的醫生。圖片丨視覺中國
谷雨：個人意識方面也要給予足夠的重視。
楊河清：是的，特別是主動過勞的人員，防范嚴重過勞的意識需要喚醒，就像明知抽煙不好，但不抽很難受，所以戒煙難。知道熬夜工作不好，但為了發展自己還要熬，慢慢積勞成疾病。這顯然是非理性的，但是，不少人就是這樣做。心理學上似乎還沒有很好地解釋這種飲鴆止渴的心理機制。另外也有人的能力與目標的匹配問題，如果能力匹配不了目標，又不愿意降低目標的話，過勞很可能就會等待在那里。 對很多人來講，過勞可能是一種宿命，但是，過勞到什么程度，主動過勞類的，需要自己評估、調整，被動過勞類的調整則主要依賴于社會的、制度的包括輿論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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