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與脾氣——見證劉燕舞等青年學人的鄉村調查

有個朋友問我：“聽說你和賀雪峰他們一起下過鄉。他們真地是住在農民家里嗎？”我說是。他又問：“真地是和農民吃在一起，睡在一起嗎？”我問他為何這樣問。他說聽一位社會學教授說：賀雪峰他們都是作秀，其實他們根本不喜歡住在農民家里，下鄉只是做做樣子。當我給了他肯定的答復并描述了我的親身經歷之后，他的眼里終于放出了光彩。我明白，一個與賀教授觀點相左的教授，也許只是意氣用事的一句話，卻會嚴重影響到一個學子的信念。因此我愿意把那段經歷與更多人分享，更愿意以此昭示一種“用腳做學問”的研究方法。在一個抽象觀點泛濫成災的年代，真正有生產力的觀點依然來自于那些富有朝氣的行動者與現實的碰撞。激活思想、貫通實踐與知識的就是那么一股氣，無論是朝氣還是脾氣。

我們大致知道賀雪峰在三農問題上的基本立場——強調本土國情和知識資源，反對照搬西方“市場經濟”和法制之神，反對土地全面私有化，反對村治法條主義，強調基層治理和組織，主張在具體調研中探求中國式的鄉村民主和富強道路。套用當年俄國的情況，他們就算是中國的斯拉夫派。在華中科技大學的飯桌上，一位訪學歸來的老師夸贊賀教授的某個見解能得到哈佛大學某流行觀點的支持，賀教授立刻操著濃重的荊門口音說：“我管你哈——佛不哈——佛！”引起一桌大笑。有這樣的快意脾氣，著實可愛。

不過嘴巴上的斯拉夫派是沒有用的，必須腳踏實地才會產生有價值的本土資源。他們每年都有兩三個月呆在鄉下，有一次我也有幸身在其中。在湖北農村的兩周里，我跟著同組兩位同學每天從早到晚在村里找農民訪談。平均每個對象訪談兩小時，同樣的問題提綱，重復多了真有點煩，沒有一股執拗的脾氣還真是堅持不下去，同時這種半提綱式的深度訪談也非常依賴訪問者的悟性和敏感。吃過晚飯，彼此又坐在一起討論總結白天發現的問題，討論到激烈時候發生爭吵也不一定。討論間歇，我們不由分享起當年閱讀小說《平凡的世界》的感覺，把握自己進入農村問題的情感路徑。

在土地、鄉村治理等方面，他們的提問已經駕輕就熟，但是這次與文學系師生合作，開拓從文化角度研究農村的嘗試，因此更多深入到農民的意義世界、想象世界，在老年人自殺、婚喪風俗、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較多新視角。在湖北農村，與具體經驗的一次次碰撞令我們震驚。比如老年人自殺率居高不下，甚至慷慨赴死，簡直實現了1990年代我們某些日本國民性崇拜者的夢想——老年人為了國家利益甘愿自裁。當地老年人活著的時候就如履繩索，比如一個80歲老人為大兒子放牛，二兒媳心里不平衡就要罵上門來。在我們結束調研的前一天，一個在我們眼中樂觀健談的老人僅僅因為干農活時摔傷了便服農藥自殺。陳柏峰、張碩果等幾位同學臨行前默默地去為老人燒了一柱香。我們更發現，悲哀的只有我們，村民誰也不悲哀。我們就帶著這樣的感受進入討論。是因為窮嗎？這里并不算窮，人均土地面積在全國居前列。是因為道德敗壞？誰都知道空談道德沒有意思。于是有了持續幾個晚上的激烈爭論，也有了之后的一系列討論文章。

賀雪峰在文中提出“利他型自殺”說法，即為了不耽擱子女生活而甘心自殺，完全失去以往自殺行為的報復性質。其原因不僅因為老年人在當下農村社會經濟結構中處于劣勢，而且村莊內部形成不利于老人的“意識形態”——大家普遍認為沒用的老人自殺很正常，不自殺反而是不通事理。這背后是冰冷的利益化邏輯。賀教授認為“傳宗接代”是中國農民的宗教，養兒防老就是這個宗教的衍生物，而甘心自殺的背后就是這個宗教的崩潰。我忽然想起耶魯大學陳志武教授為了向中國年輕人鼓吹他的美式信貸消費和金融保險市場而不惜撰文嚴厲批判“養兒防老”是不道德的事情。同涉一事，孰近孰遠？誰站著說話不腰疼？另一件引起大家激烈爭論的是當地的婚俗“灰公醋婆”——兒女結婚，公公額頭上要寫扒灰二字，婆婆頭上要寫醋婆二字。整個婚宴大家不斷拿公公和媳婦開色情玩笑，都覺得開心。討論會上，燕舞君郁憤難耐，站起來斥責這是道德敗壞，但立刻遭到碩果君反對，認為應該帶著同情式的理解。不過大家都注意到在這方面確實存在知識盲點，期刊網上幾乎沒有這方面的研究。于是有了楊華、劉燕舞和袁松關于婆媳關系、夫妻關系、家庭結構變遷以及農民意義世界的討論文章。讀這些文章是能夠感受到作者體溫的，當看到燕舞君“離婚只是年輕人的游戲”這樣有武斷意味的句子，忽地就想起他在討論會上意氣的樣子。有點脾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今太多的對什么都不驚訝。一些知識分子一看見別人有脾氣就趕緊跳出來說要理性要理性，錄音機一樣，成天滿足于扮演自己的“理性”角色，自欺欺人而已。在燕舞君等人的文章里我仍然看到了理性，一種有氣概的理性。

另一個引起大家關注的是基督教及其各類變體在鄉村傳播的問題。晚間討論非常激烈，以至于師生之間也可以面紅耳赤。當涉及邪教問題，有同學批評賀教授對于邪教的定義與政府一致，賀教授回答：“我不用掩飾，在這個問題上我就是支持政府，而且我認為共產黨是目前在中國農村唯一有組織力的政黨。”又是脾氣，引發了更加激烈的討論。于是有了郭俊霞、宋麗娜關于農村宗教問題的研究文章。這些文章緊緊把握具體案例，諸如某位傳教者利用自己在人民公社時期做接生婆或者赤腳醫生積累的人脈資源進行傳教，無意中觸及宗教傳播與社會主義歷史的糾纏關系。當郭俊霞含蓄地引用村民對傳教者的評價：“手段比共產黨還嚴密！”，這其中的諷喻之意叫人深思。

我們調研時正逢十七大發布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議，這當然又引起一番激烈討論。巧的是，我回到上海之后恰好趕上一群自由主義者朋友開會討論土地問題——立場相反，但是同樣激烈，同樣絕對，以至于在我轉述賀雪峰觀點之時他們幾乎要把我當作賀雪峰的替身展開激辯。這里我并不想討論土地問題，我想說的是，當兩方都一樣激烈，一樣真誠，也就一樣不能超越自己。脾氣、耐心以及辯證法都是需要的。

今天當我想起那些激烈爭論的夜晚，也會想起阿蘭?巴丟的話：我們今天更貼近19世紀的形態而不是20世紀的革命歷史，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探索表達共產主義設想的眾多小團體的實驗精神，也是受群起之攻、被圍追堵截的實驗精神”，因此“當前的任務就是把普遍性的思想進程和地方性的政治經驗結合起來。”這話正好獻給那些與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師生們在一起的夜晚。

以上為2010年舊文。近日看見劉燕舞的研究論文《中國農村的自殺問題（1980-2009）》已經發表。文中質疑了著名社會學家景軍先生在《農村女性的遷移與中國自殺率的下降》一文中使用的公開統計數據之不足，并提供自己在農村田野調查中收集來的604個案例。在此基礎上他對鄉村自殺狀況做出了更復雜的分析，例如離婚容易可以降低青年婦女自殺率，但是代際剝削方式改變和市場邏輯的極端化卻使老年人自殺率大幅提升。文中也引用具體的案例隱藏在文字背后，燕舞君的情緒也化成了理性分析的力量。鄉村問題從屬于整個城鄉世界的大邏輯，我們每個人都身在這個邏輯中，一分理解與思考要勝過十分激憤與控訴。其實，媒體上流行的訴苦與控訴與這些用腳做學問的親歷者從來就是絕緣的，在他們這里，我們只見到那種“有氣概的理性”隱忍而頑強地探索著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