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http://news.xinhuanet.com/edu/2007-07/28/content_7111538.htm
1920年的一天，一位先生走出北大紅樓，脫去灰長衫，換上短褂，熟練地駕著馬車，載上一位神秘的客人，向東疾馳，直奔天津碼頭。他時而吆喝牲口，時而甩個響鞭，儼然是位趕車的老把式。月光下，駕車人跟車篷里的那位神秘的客人低聲密語，議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成立中國共產黨。那位趕車人就是中國共產黨主要創(chuàng)始人之一李大釗，神秘客人就是南下上海籌備共產黨成立事宜的陳獨秀。
對于朋友，對于親人，對于青年，李大釗是那么的平易近人，一點名教授的架子都沒有。他的品德高尚，為人正直仗義，為了事業(yè)和情義犧牲生命都在所不惜。
“為人又熱情勇敢，有氣節(jié)有操守。燕趙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李大釗，適其人也。”就連李大釗的敵人都不得不發(fā)出這樣的佩服感嘆之語。
1918年，楊昌濟教授（楊開慧之父）領著一位高個兒青年來到位于北大紅樓的圖書館，想找份工作。當時那個青年操一口濃重的湖南口音，又只是一個師范學生，所以據他后來向斯諾回憶說，“大家都不理我”，“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這位青年就是毛澤東，然而在學界頗有權威并已名滿天下的“守常先生”卻唯獨不同，一向愿意提攜有志青年，他對這位助理員———毛澤東的態(tài)度卻是例外的，對這位只有中等師范學歷的屬員經常登門請教，不僅有問必答，還經常推薦新書，并介紹了胡適等名師，給予了他極大的幫助，在毛澤東走向馬克思主義道路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后來毛主席在同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我在李大釗手下擔任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
在新文化運動史上，作為青年的良師益友，李大釗始終關注青年問題，關心青年的教育和成長。“以青年之使命為使命。青年不死，即中華不亡……青春中華之克創(chuàng)造與否，當于青年之覺醒與否卜之。”
因此李大釗非常注重向青年傳播馬克思主義。他把北大圖書館作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陣地，付出了畢生的心血和精力。同時李大釗也非常注重青年的思想品德教育，注意對他們進行“人格教育”，他認為，“教育只是偏重知識，而忽于使用知識之人格，知識也不過是作惡的材料”。因此，他要求教師“至少于每小時授課之余，當授以三五分鐘的人格教育，使人們相互之間，都能以赤裸裸的真面目相見，而知識教育的效用也因此增進。”
“青年呵！你們臨開始活動以前，應該定定方向……若是方向不定，隨風飄轉，恐怕永無到達的日子。”這是李大釗在五四時期對青年的告誡，他希望青年樹立革命的人生觀，把消滅世間的黑暗、人類的苦難作為自己的目標，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而奮斗，要不圖虛名，踏實工作，“凡事都要腳踏實地地去作，不馳于空想，不鶩于虛名，而惟以求真的態(tài)度作踏實的工夫。以此態(tài)度求學，則真理可明，以此狀態(tài)作事，則功業(yè)可就。”
李大釗積極主張青年教育要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尊重勞動，走到農村鍛煉自己，他認為勞動能使青年解脫苦境，獲得快樂，這對廣大青年深入工廠農村，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許多青年深受他的影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其中有些成為中國共產黨早期的著名活動家以及后來國家的主要領導者，如鄧中夏、高君宇、毛澤東、周恩來等都是早期深受李大釗馬克思主義思想影響的青年。
其實李大釗對青年影響最大的還是他的人格精神。1927年，李大釗被捕，在監(jiān)獄受盡折磨卻仍斗志昂揚。他的長女李星華后來在回憶父親時寫道：“在法庭上，我們跟父親見了面。父親仍舊穿著他那件灰布舊棉袍，可是沒戴眼鏡。我看到了他那亂蓬蓬的長頭發(fā)下面的平靜而慈祥的臉。”這是李大釗在被審判時的從容和凜然。他臨刑時毫無懼色，第一個走上絞架。當敵人問他是否悔過時，他的鏗鏘之音“你們把我絞死，我的靈魂不死，革命不死”猶在耳畔，時年尚不足三十八周歲。正如陳毅元帥的悼詩所說的“就義從容甚，大節(jié)凜不辱。人民柴市節(jié)，浩氣貫長虹”。
今天當我去北大看到李大釗的雕像，去香山瞻仰他的墓碑時，不禁想到有人紀念李大釗的幾句詩：念紅樓播火，桃李天下；瞻萬安公墓，激烈壯懷。(作者：王曉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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