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文化缺席導致中國現代進程緩慢
姚國華
重做大國，一直是我們這個人口最多、歷史最悠久的民族的夢想。然而，大國崛起的關鍵在哪里，是興辦實業，還是革新政治，是加強武備，還是振興教育，這在中國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無所適從的問題。
源于歐洲的現代文明是社會化的人工秩序建構的結果，它需要有超越性的理性思維和專業化的探索研究，區別于傳統農耕文明對自然生態秩序的依賴，后者只要憑直覺經驗就可以維系。因此，大學是現代文明崛起的前提。近代以來所有大國崛起的背后，都有大學的積極作用。
中國的現代進程沒有一個獨立的文化運動作為思想準備，只是在外力的壓迫與推動下走救亡圖存的道路。人們的所作所為并不是依據自己的自由思想與獨立人格，而是看現實有什么需要，尤其是西方的強者怎么做。因此，中國即便是辦學，也是要服務于具體的現實需要，包括后來辦起的大學主要是照搬西方既定的智慧來運用，缺乏獨立的學理研究。
20世紀中國大學運動有兩個高峰，一是蔡元培掌校的北大獨立于社會政治與經濟力量，開創了現代大學精神；二是以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成為國難當口民族文化的支柱。兩者對于現代中國的實質性推動是無與倫比的，然而，它們在百年中國的歷史上都只是曇花一現而已。在平常時期，超越的大學文化在功利主義和政治權力的壓迫下難以生存。
蔡元培還曾經嘗試建立獨立于國家行政體系的大學制度，實現教育學術化，學術研究化，徹底擺脫官本位對于學術超越性的扼制，其意義是深刻的。可惜由于官本位的慣性作用，這一嘗試還是以失敗告終。
更具現實意義的兩所“準大學”左右了20世紀中國命運，這就是黃埔軍校和延安抗大，它們先后各自培養了一個有救國理想的青年精英群體，成功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政權。但這只構成一時的文化動力，一旦失去生命的活力而僵化，這是中國容易陷入而必須走出的陷阱。
1 .近代中國沒有主動建立大學
中國早有傳統意義的大學，歷代王朝都有太學一類的官方學術體系，還有發達的科舉取仕制度，民間還有不隨王朝更替而存在的書院體系。它們作為傳統文化的載體，一直是華夏文明傳承的文化中心。然而，這古典的大學文化只是與農耕文明相適應，無法孕育現代工業文明。而且，正因為這種傳統文化體系的高度發達與成熟，從來沒有受到過強大的外部文化力量的挑戰，當中國受到西方近代文明全面沖擊時，人們雖然在現實生活的外層表現得越來越躁動，但越是具備深厚學識的精英，越是難以擺脫傳統文化的沉重包袱，在文化的深層展開的反思與應對非常遲鈍。
1840年鴉片戰爭后中國國門就被迫打開，但面對越來越強大的外來現實壓力，中國直到1860年代才開始主動改變自己以圖自強。然而，這場洋務運動也只是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目的出發，秉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嘗試著在工具和器物層面引進西方文明的堅船利炮，卻并不改變傳統文化的核心價值與思維方式。這時人們還對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抱有完全的自信，他們需要的只是西方的物質文明而已。
因此，洋務運動并沒有建立現代意義的大學，只有為接受西洋器物服務的人才培訓，諸如翻譯西方語言的同文館，培訓西方技術的船政學堂、礦業學堂、工藝學堂、醫學堂等等，以及培養軍事人才的武備學堂。
只有當洋務運動發展到一定程度，兩種完全不同的文明相互的交往與沖突日漸深入，才有人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中國幾千年未曾有過的大變局。中國傳統的精神文化與西方現代的物質文明并不能直接結合，因為人們日常生活的經驗與技藝，是以深層的價值觀念與思維方式決定的。西方的器物與技術建立在特定文化基礎上，這就是近代科學體系。用嚴復的話說，一個文明的體與用是分不開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有它無形的文化基礎，單純的器物與技藝，只是一些碎片而已，構不成有生命的文明體系。
1872年到1875年，清朝政府派遣四批120名幼童赴美
留學。這表明當時已經有人看到，系統地、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全貌的必要性。然而，這一努力很快在保守勢力的反對下失敗。1881年，中國這批留學生卻被全部召回。其他零星的留學派遣大多是技術性的，他們回國后大多并無很大的用武之地。而這時，日本留學生們早已全面執掌國家的發展進程。
1894年甲午戰爭中，中國直接從西方引進的技術裝備體系被東洋小國日本打成全軍覆沒，正式宣告了洋務運動的破產。1898年戊戌變法，一系列政治變革啟動，京師大學堂這一現代大學的雛形也正式誕生。然而，它是官辦的，完全依附于朝廷，服務于王朝的政治目的。因此，盡管它是戊戌維新失敗之后僅存的碩果，但它遲遲沒有成為超越社會利益集團之上的文化特區，沒有形成獨立的學術體系，學生大多富家紈绔子弟，抱著升官發財的目的混文憑，卻無心求學，因此仍不能算真正的現代大學。
2 .大學文化缺席導致中國現代進程步履蹣跚
大學至今在國人心目中是一個實用性的社會機構，一個僅僅是訓練未成年人并給予其文憑資歷的機構。然而，它對于現代文明的意義遠遠不只是工具性的，它應當是一個現代國家的靈魂，是一個民族整體覺醒的標志。中國近代歷史并沒有獨立大學的存在，也就沒有建構現代文明所必須的文化準備，這就決定了中國走向世界化的道路一再被動，總是被時事推著走，人們總是在應付各種燃眉之急，心中并無理性的共識和長遠的戰略。
西方文明的沖擊直接呈現出來的就是堅船利炮，讓國人誤以為西方強大的原因就是器物文明，卻不知道它的背后是一種必須由體系的大學教育才能獲得的理性思維。兩千多年來政治本位的傳統，造成全社會上上下下對于政治權力的依賴和迷戀，人們改變現實的所有訴求最終都寄托于政治權力，卻無法通過現代文化的建構，形成現代公民社會的共識。
因此，無論是實業救國，還是制度變革，沒有現代科學和契約精神的內在支持，就脫不出傳統文明的窠臼。雖然亦步亦趨地與西方現實妥協，甚至主動接軌，但人們沒有自由的精神、悠然的心態來創造一種全新的文明秩序，這樣，營造出來的只是一些急功近利的設施，并不具有生命力，而表面上務實的制度變革，總是陷入為惡性的權力纏斗中。而且，越到后來，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人心越來越浮躁，道德越來越淪喪，自主改變的從容沒有了。于是，這樣一個數千年的文明只有走向全面崩潰。
世紀之交，庚子之變等一系列深重的民族災難動搖了幾千年傳統的基礎。1902年頒布壬寅學制，次年再頒布癸卯學制，形成中國最早的近代學校體系，1905年科舉制度被正式廢除，一批以西學為主的新式學校興起。然而，這些努力根本不足以培養一代新文化的精英，只是聽任傳統文明的一再腐朽，西方現代文明卻始終無法把握。直到王朝的政治終于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崩潰，但在缺乏文化認同的社會里建立的新政權本身是脆弱的，不可能有所作為。新政府頒布了帶有革命色彩的壬子-癸丑學制，并沒有實質性的作用，整個民族遠沒有走入一條健康的發展軌道。
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寫信給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建議利用庚子賠款在中國興辦教育。他說，中國正面臨一次革命，哪個國家能夠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它就能因此而獲得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也就是說要通過知識上、精神上的影響支配中國未來的領袖。1911年建立的清華學校作為留學預備學校，便是要成為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
與此同時，外部挑戰也激勵著內部的有識之士展開關于中國前途與命運的討論、思考與實踐。梁啟超、嚴復等人主張中國走培養“新民”、“教育救國”之路，他們認為，人的改變是第一位的。興辦實業也好，暴力革命也好，移植西洋經濟和政治方式，如果沒有國民素養的提高，都只是“淮桔為枳”，治標不治本。新文化運動更是主張文化的革命是社會變革的關鍵。胡適認為，國家可以沒有軍艦，但不能沒有大學；魯迅痛感醫治國民的精神疾病比身體疾病更加迫切，毅然棄醫從文，旨在“立人”。
3 .找不出第二個蔡元培
北京大學成為真正的現代大學，是1916年底在蔡元培的全面改造之后才實現。而正是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以科學與民主為旗幟的新文化運動標志著一代社會精英的覺醒，構成中國近代與現代的分水嶺。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中國的真正接生婆不是有“大炮”之稱的革命家孫中山，而是樹立現代大學精神的北大校長、一介文弱書生蔡元培。
蔡元培也曾組織過光復會，加入過同盟會，但他在政治前線沖鋒陷陣不多，思想也沒有進入意識形態中心。他曾在德國大學研究教育，深受現代教育之父洪堡的思想影響，回到中國后主持北大的改造。
蔡元培認為，大學并不是販賣畢業證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大學是人格養成之所，是人文精神的搖籃，是理性和良知的支撐，但不是道德楷模，不是宗教之所。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囊括大典，網羅眾學之學府。
他認為，學與術可分為二個名詞，學為學理，術為應用。治學者可謂之“大學”，治術者可謂之“高等專門學校”。大學不同于各專門學校，需要研究高深的學理，為各專業學科奠定堅實的理論基礎。
他說，一個民族或國家要在世界立得住腳——而且要光榮的立住——是要以學術為基礎的。尤其是在這競爭劇烈的20世紀更要依靠學術。所以學術昌明的國家，沒有不強盛的。反之，學術幼稚和智識蒙昧的民族，沒有不貧弱的。教育有隸屬于政治者，有超軼乎政治者，前者是專制時代的產物，后者是共和時代的產物。知識分子要開辟自己的領地，發揮影響力，不依賴于政治，不順應當權者，切斷大學文憑與國家俸祿的等同關系。
他強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則，容納豐富而多元的人類智慧。大學教員所發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黨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學者之牽制。茍其確有所見，而言之成理，則雖在一校中，兩相反對之學說，不妨并行，而一任學生之比較而選擇，此大學之所以為大也。
學術上的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所以每一種學科的教員，即使主張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讓他們并存，令學生有自由選擇的余地。
他認為，大學是社會的特區，文化建設的實驗場。他在北大倡導進德會，戒酒，戒賭，戒嫖，培養正直的德行。學校的腐敗，是因為把求學當作做官發財的手段——許多人為了將來做官，多選擇法科而不重視文科和理科。知識分子要成為社會的棟梁，但不是做官吏、議員；要在社會墮落、政治腐敗的濁世中做伸張正義的清流之士，做勇敢的人，與敝俗奮斗。
他以兼容并包的原則治校，延聘當時各路不同傾向、不同主張的文化精英薈萃北京大學，有傳統的，也有反傳統的，有受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及蘇俄等不同國家文化思潮影響的學術名流，很快形成全國文化中心，把20世紀中國現代文化運動推向最高潮。多元的文化雜合看起來充滿矛盾、爭執乃至沖突，但正是這樣才產生真正的文化創造力。
胡適曾轉述美國哲學家杜威的話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一下，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不過，在我看來大學對每個民族具有普遍的核心作用，古希臘的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就是某種意義的大學校長，何況中國也有孔子代表的古老的教師傳統。各近代國家尤其是快速崛起的國家如日本、以色列也不乏大學作用突出之例。我想，杜威是針對大學演變的常態而言，而近代中國并不處在常態。
4 .文化獨立淹沒在政治功名之中
蔡元培在中國也遭遇到特殊的尷尬與失敗，這也使得國人至今普遍超不出政治本位，看不到他作為20世紀中國的最高精神領袖的地位。
他主張大學應當與現實的政治保持距離。胡適也曾發誓，三十年不談政治。然而，他們開創的北大卻很快在五四運動中陷入政治的旋渦里。作為北大校長，他還苦口婆心勸學生回校上課。然而，國家與民族內外交困的現實，已經緊迫到令青年學子和大學教授難得安心于書齋的程度。實際上，這場新文化運動并不是后來被人們混為一談的五四運動，真正的新文化在五四運動爆發之后就夭折，普遍高漲的政治激情淹沒了超越的理性精神和學術探索。此后，蔡元培在北大校長職位上的實際做為也中止了。
1927年，蔡元培試圖在南京政權的既定政治框架內，主動與蔣介石合作來實現他“教育學術化，學術研究化”的理想。他主導全國教育改革，實行法國式的大學區制，建立中華民國大學院，名義上與立法、行政、司法、監察、考試五院平行，直接領導全國多個大學區以及中學區，分別管理中央和地方學術與教育的行政及立法事務，同時取消中央及地方各級教育行政機構；大學院又設中央研究院，各大學區也分設自己的研究院，分別作為全國及地方學術研究機構。他還要求教育經費獨立于軍政費用之外，以特定稅種征收，通盤劃入大學院，從而保障教育和學術的獨立。
文化、教育、科學機構獨立于國家政治體系之外，完全成為學術化機構，以擺脫官僚化的控制，這其中的深意是顯而易見的。一個民族缺乏獨立于政治權力之上的文化體系，知識精英們無法達成理性的認同，不能建立學術本位的共同體，整個國家的真正崛起就難以實現。
然而，這一嘗試只做了一年多又失敗了。為什么？中國社會的官本位其實并不全在當權者，傳統知識分子的內在人格也同樣缺乏超越政治功名和入世情懷的文化獨立，文人之間為爭奪世俗資源，容易形成文人相輕，師徒單傳，宗派(而不是學派)林立，卻形不成普遍的學術共同體。換言之，即便當權者給你自由，讓你獨立，知識分子也不見得能自立。大學院的改革馬上遇到太多始料不及的困難，各個學區之間為名份而爭吵，各大學也為各自的名份和歸屬爭吵，中學與大學經費分割發生沖突，大學院管理全國教育文化事務同樣會產生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學閥作風。
西方文化為什么能相對獨立于政治呢？第一，另有現實生活的基礎，這就是工商業的生產方式，人們有相對獨立的生存空間。第二，人們還有內心世界的基礎，那就是普遍認同的宗教信仰與理性精神前提下的人格獨立。大學文化雖然整體上與工商業生產方式是相一致的，但它又是人們理性精神的長期積淀與發揮而成的相對獨立的文化象牙塔，容納眾多學者們獨立的學術追求與自由的探索精神。他們以追求智慧為快樂，沒有生存的焦慮，不太在乎世俗的權力與金錢。在中國，這兩方面都缺乏。
蔡元培認同西方大學的獨立，但他反對全盤移植西方，尤其反對把宗教引入大學，認為在中國不需要，也不可能普及宗教。他主張大學只把宗教作為學問來研究，而不允許參與傳教活動。他指責西方傳教士通過教會學校，“用種種暗示，來誘惑未成年的學生，去信仰他們的基督教”。
問題在于，西方大學的獨立本身與教會是有淵源的，是宗教信仰給予了大學的知識精英們獨立于政治的人格基礎。那么如何形成中國知識分子獨立的文化人格呢？蔡元培轉向中國傳統文化里尋找依托，他主張以美學代宗教，以純粹的美育陶冶人的感情，培養高尚的情操。“提起一種超越利害的興趣，融合一種劃分人我的僻見，保持一種永久平和的心境”；不因見小利而失節墮行，不因挫折而頹廢以至厭世，使人具有遠大的抱負和進取的精神。他認為，教育內容不外乎科學與美術，主張把德、智、體、美并列為“四育”，倡導音樂、繪畫、書畫等藝術活動。
的確，琴棋書畫，詩詞歌賦對于中國傳統文人決不僅僅是一種娛樂，還是人格理想的美學寄托。如果說西方知識分子基于神性的普遍認同，那么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則基于詩性的個人關懷。后者能否真正確立中國的現代學術精神支柱呢？詩性的人格更傾向于對不確定的感性世界的直觀，在變幻的世界背后追求人生的意韻，這顯然不同于現代文明要把握確定的理性規則，掌控客觀進程。如何銜接，還是懸而未決的問題。
5 .“準大學”的歷史
蔡元培主張的“超然人”教育是追求遠效的，獨立于政黨，以防一種特別的群性去抹殺個性。但是，這在中國難以立足，結果，政治化的“準大學”還是成了歷史的主角。
1919年的五四學潮爆發后，第一輪大學文化運動的精英們分化或匯入
國民黨、共產黨及知識分子三支力量，形成幾脈大學及準大學運動。
黃埔軍校及以后的延安抗大，與一般意義的現代大學有根本的區別。但是，它們又與大學極其相似，都是中國現代社會整合的文化生長點。因此，我稱它們為“準大學”。它旨在為社會革命確立文化認同，這種意識形態文化不是基于學理，而是基于信念與立場，講究現實效果。它能直接鼓舞青年人的革命精神，激勵他們積極進取、獻身理想，為革命提供原動力。它代表一種新的價值理想和道德標準，凝聚和包容不同的力量，超越個人物質生活，小集團的利益，以共同的原則，整合為統一的集體。
無論是黃埔軍校，還是紅軍大學、延安抗大，學習時間通常都只有幾個月，至多一年，其間隨時要作戰或生產。因此，教學只是灌輸，學員們生吞活剝一些知識概念，直白地理解一些抽象原則，重要的是把它與個人經驗結合起來，形成對于個人利益和當下生活的自覺超越，建立人與人之間共同的語言體系和行動原則。這種政治軍事學校把大批知識青年有效組織為統一的政黨，成就了國民黨和共產黨的迅速崛起。
孫中山一生奔走革命，他所建立的會黨組織都沒有成氣候。辛亥革命的結果也是軍閥割據狀態。在他屢戰屢敗，幾乎一事無成之際，獲得列寧啟發和幫助，著手以三民主義的信仰為核心，將國民黨改組為意識形態化的政黨，并建立黃埔軍校，通過社會教育來培養革命者的精神。
1924年黃埔軍校開學，孫中山說：我們今天開這個學校，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從今天起，把革命的事業重新來創造，要用這個學校內的學生做根本，成立革命軍。立志做革命軍，先要有什么根本呢？要有高深學問做根本！有了高深學問，才有大膽量，有了大膽量，才可以做革命軍。
孫中山去世后，蔣介石完全仰仗于三民主義旗幟以及黃埔軍校這筆政治文化遺產，掌握國民黨迅速崛起于軍閥之林，成功地統一國家，并展開大規模的建設，還挺住抗日戰爭。黃埔“校長”的尊位，賦予他的政治權力以精神權威，贏得學生集團的無條件服從。但由于政治利益逐步取代政治信仰，文化內涵日漸僵化，最終被打敗，1949年后退守臺灣一隅。
然而，這種“準大學”由于政治與文化一體化，文化服從于政治，不具獨立性，會失去自己的深度與活力，淪為淺薄的經驗主義與僵化的教條主義，一步步變成官僚化權力斗爭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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