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改造小農經濟成為現代農業的理論
毛澤東對農業現代化的探索是基于這樣一個現實：近代以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化大生產的農業相比，我國的農業是落后的。因此，毛澤東認為，在廢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之后，我們更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克服小農經濟的個體性和分散性。在完成大規模的合作化運動，基本消除束縛農業生產發展的生產關系方面的障礙之后，就要更快更有效地發展農業生產力，就必然要實現農業技術改造和農業機械化。
第一節 改造傳統農業理論的戰略性
毛澤東關于改造農業的論述是戰略性的多維框架。農業，在四個現代化中被敘述為“現代化農業”;在中國工業化道路中被敘述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在計劃經濟中被敘述為“并舉”。要解決的問題是，對傳統農業進行“內因”改造，逐步實現農業的現代化，由此達到：一是解決農業的增產能力;二是與工業化步驟相適應;三是用公社工業化走出農業現代化的道路。
把美國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改造傳統農業》的觀點與毛澤東的農業改造理論加以比較分析是重要的。舒爾茨在該書從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傳統農業為什么不能成為經濟增長的源泉、如何改造傳統農業三個方面具體分析了如何把弱小的傳統農業改造成為一個高生產率的經濟部門。從自由市場經濟的假設出發，舒爾茨從生產要素考察對傳統農業的改造。他認為：“在解釋農業生產的增長量和增長率的差別時，土地的差別是最不重要的，物質資料的質的差別是相當重要的，而農民的能力的差別是最重要的。”“無論本國還是外國的有能力的農場經營者都不能向農民說明如何更好地配置現有生產要素。……假定這些有能力的專家僅限于就現有生產要素向農民提出建議，亦即他們沒有通過引入其它要素，包括引入利用這些其它要素的知識來改變增加生產的機會。”舒爾茨提供了影響農業增長的三個條件：一是“土地的差別”、“物質資料的質的差別”、“農民的能力的差別”等三要素重要性的順序;二是沒有傳統農業“現有生產要素”的改變，外在新的要素對其增長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三是如不改造現有生產要素，農業就可能因與現代化分離而逐步衰敗反過來影響現代化進程。據此舒爾茨得出了改造傳統農業的方向，那就是僅從農業生產要素入手改造傳統農業，就農業生產力改造農業生產力，僅僅在自然科學的范疇內研究改造措施。可以說，舒爾茨的改造理論有一定的科學性和進步作用，但實際上他的研究并沒有突破農民的眼界和經驗。
毛澤東改造傳統農業的語境雖然也提到自然資源(土地)、科技資源(物質)、人力資源(農民)等要素，以水、肥、土、種、密、保、工、管為內容的“農業八字憲法”，后來又加上氣和光，講得更全面，更切合實際，其中并以教育和組織農民為最重要，同時強調諸因素并舉以及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的矛盾運動，但是毛澤東的農業改造理論從中國小農經濟國情出發，突破了農業生產力的范疇，而且在農業生產力與農業生產關系、農業經濟基礎與農業上層建筑兩大矛盾運動中研究出來的理論，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相結合，改造舉措是戰略大手筆，主要有所有制、生產力和經濟政策三大方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還早于西方的舒爾茨多年。
第二節 農業所有制改造的理論
毛澤東認為，對小農經濟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生產力大發展和共同富裕的前提。這樣做的目的是：一是實現產權的變革，建立公有制，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二是在技術、機器和資金稀缺一時無法解決的情況下，通過組織和教育，有效地動員、提高和擴大勞動者的生產力;三是為生產要素的科技改造以及農業生產的持續增長提供“集體力”的載體和機制。這種所有制改造從實踐境遇經過互助組、合作社，最后定型于人民公社;從理論建構上形成了社會主義改造理論到人民公社理論的認識的飛躍。
毛澤東的人民公社理論的結構體系可簡述如下：
一是人民公社是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農村的實現形式，是集體所有制，即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與現階段相適應的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即公社、大隊、小隊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以小隊(相當于初級社的規模)為核算基礎(基本核算單位是隊而不是大隊)，在三級之間實行等價交換。
二是農業生產的諸要素和產品都歸集體所有，“現在農民的勞動，同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種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料等)一樣是他們自己所有的，因此有產品所有權。……勞動、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統統是農民的，是人民公社集體所有的，因此產品也是公社所有。”
三是由于國家還存在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不同的所有制，國家還需要有一個發展商品生產的階段，調撥的產品只是一部分，多數產品是通過買賣進行商品交換，所以，公社要有計劃地大大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城鄉之間的商業流通。
四是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過程中，隨著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業生產率的提高，需要的農業勞動力會減少，即農村人口會減少。如果讓減少下來的農村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那就會增加國家的負擔，還會引起其他問題。形成閑散人口，也是勞動力的巨大浪費。在農業的改造和機械化運動中，就要注意這個問題。要防止這一點，就要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
五是農業就是工業，公社要辦工業。從本社的實際出發，進行農產品加工，生活用品的制造，農業生產工具的制造和修理，以及建筑材料的生產、就地取材的其它工業生產等等，發展農村工業生產，豐富工業商品，繁榮市場供應，以增加社隊和農民的收入。
六是必須堅決反對刮“五風”(即 急躁冒進，大刮“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瞎指揮風以及干部多吃多占等特殊化風，以“一平二調三收款”為主要特征的“共產風”是“五風”的核心)。
七是制定人民公社管理條例，按章程進行經營管理。
八是從編制“計劃”的基層環節入手，執行“計劃”的有效組織。
九是明確新農村建設和新型農民建設的有效載體。
十是公社是多功能的組織。辦農業、辦商業、辦工業、辦教育文化、辦醫療衛生、辦社會保障和辦民兵的組織與訓練等。
十一是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借以逐年降低成本，增加個人收入和增加積累。農業合作社也必須是這樣。在這方面，必須加強管理，進行許多工作。
十二是實行政社合一，減少機構設置，優勢互補，大大提高社會經濟管理效率，節約財政經濟成本，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第三節 農村人民公社化理論與實踐的驗證
毛澤東關于農村人民公社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一個重大貢獻，在這個理論指導下制定的人民公社六十條(草案)使人民公社建設制度化和科學化，使人民公社成為一個經營管理完善，很有生產效用的集體經濟組織，為實現所有制改造的預期的三個目標作出了巨大貢獻。現在從兩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驗證。
一、農村人民公社的產權與制度
(一)農村人民公社與包產到戶個體單干的糧食產量對比
1962年，《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也稱《農村六十條》正式頒布，我國農村集體經濟體制正式確立為人民公社，順利發展了二十三個年頭，直到1984年被實行包產到戶制。如果以人民公社為界限,糧食總產量的對比就應當以1983年為分界限。1983年，中國糧食總產量3.8728億噸，為1949年糧食總產量1.132億噸的3.48倍，年均增長3.68%;為1962年1.6億噸的2.42倍，年均增長4.29%。可見，在人民公社體制下，盡管還缺化肥、少良種(當時還無袁隆平雜交水稻等)、缺農藥等，但中國糧食生產仍然快速發展。2007年中國糧食總產量5.015億噸，為1983年3.8728億噸的1.294倍，年均僅增長1.08%(1985年到1995年11年年均遞增僅1.2%。1979年到2000年年均遞增1.91%。)另外，1984年到2007年糧食產量的波動還遠大于1962年到1983年。
1985年到1988年(即被取消公社的第二年后)出現了改革開放后第一次糧食大幅度減產，1985年糧食產量回落到3.79108億噸水平(低于1983年水平)，比上年減產6.9%。1985年到1988年四年糧食產量的年均增長率為-0.29%。1991～1994年這四年糧食產量在4.3億噸到4.4525億噸之間徘徊，年均糧食增長率為0.04%。1997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少2.05%。1999年糧食增長率為-0.76%，從2000年到2003年糧食出現了最為嚴重的一次大減產，從1998年的最高位5.12295億噸降到了2003年最低時的4.3065億噸，一下子退回到十年前水平。
可見，1983年前糧食年均增長率大大高于1984年后，而這種較高的增長率在受技術制約的情形下又主要依靠的是人力資源的貢獻。這說明，人民公社制度比小農經濟形態更能實現對勞動者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的有效激勵，實行集體有計劃管理，實現資源最佳配置，有更好的效率。集體力量優越于分散的個體力量。
(一) 農村人民公社體制何以能實現這樣的激勵和效率
以“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的產權模型和制度模型作為分析的工具，即把產權方法和制度變遷運用于人民公社體制的分析。文本對象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農村六十條》)，它自1962年實施到1983年都沒有修改過，一直是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產權理論在分析“國有產權”、“共有產權”、“私有產權”時，得出的結論是國有產權、共有產權都會產生極大的外部性，相比之下，私有產權似乎能更好地將外部性內在化，從而產生更有效地利用資源的激勵，實現資源最佳配置。這種分析框架有兩個最基本假設：a私有制下的經濟人;b利潤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如果將這兩個假設視為唯一，這種分析結論是“正確的”。但事實上這兩個假設不是唯一，還有其他選擇。換句話說，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假設：c公有制下的社會人(具有奉獻精神);d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權利兼顧的效用最大化。假設的質的變更其分析結論就根本不同。在這里需要保留新制度經濟學派的另一結論：e企業組織可以替代價格機制，并且，制度也是經濟增長的函數。
對假設作了變更，有了c、d、e之后，分析人民公社制度就有了基本前提。但是，在分析之前，還應對“計劃”一詞進行類似對比后的定性。國家和公社的交易關系為“計劃指導”型，即訂單生產。這很類似于市場交易中企業先簽訂合約再組織生產或銷售的經營方式。在這里，市場問題就轉變成了計劃問題，進一步說，市場經濟中的企業之間的交易存在著市場向計劃的轉向。在這個流程，兩類企業都根據需求組織經營，計劃本身就反映了價值規律。所以，國家對公社的“計劃指導”可以定性為“價值規律的”，只是與資本家追求利潤最大化不同，它追求國家、集體、個人利益權利兼顧的效用最大化。
在假設了上述四個分析前提后，用產權和制度理論就能夠推導出，人民公社制度(《農村六十條》)是一個時期內降低社會成本，實現兼顧型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選擇。
1、產權結構的模型
《農村六十條》規范了國家、公社、大隊、生產隊、社員五類產權結構在交易制度中引起的相互認可的行為關系及合理預期，界定它們如何受益，如何受損，以及如何進行補償的規則。
人民公社在本質上是一個具有兩種性質和職能的組織形態的結合。一方面它是政權的基層單位，另一方面它又是集體經濟組織的企業。其特征是節約型的政社合一，互助互利型的按勞分配，政權和企業兩類比較優勢互補型的交易制度。其內部分成了三個共有產權和一個私有產權，設置了權力、管理、監察三個制衡機構。公社各級享有“權力、管理、監察”產權束。各級權力機關是各級社員代表大會，每兩年改選一次，其參與社員代表充分注意了專業、性別、年齡、身份結構等比較優勢，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和專業技術色彩。社員代表大會所確認的相互行為關系：一是確定公社、大隊、生產隊的規模大小;二是決定重大事情;三是不記名選舉各級社員代表大會的代表和各級管理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成員;四是隨時罷免不稱職的社長、管理委員和監察委員成員。這種行為關系使農民在有私有產權的同時,獲得了共有產權，通過其代表參與管理與監察，平等與管理者談判，通過邊際權利，既防止官僚化，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又避免過度民主，一盤散沙，渙散無力。
(1)公社
公社這個政社合一的企業被規定的權利束有：一是政治權利(民政、文教衛生、治安、民兵和調解民事糾紛等);二是經濟權利(生產建設、衛生防疫、計劃、財政、糧食、貿易、分配等);三是意識形態權利(文化教育、訓練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科學技術管理、業務技術培訓、文藝體育等)。這個權利束又分解為經過社員代表大會(類似董事會)討論的重大事情的決策權利、對干部的選舉權利和經過管理委員會貫徹的執行權利。技術進步、基本建設、手工業發展、收益分配、完成征購派購等是執行權利的重大任務。
權利束的這種分解式的制度安排(生產大隊、生產隊也同樣)使農民經過經濟民主的程序真正成為公社的所有者，并通過代表的方式進入權力機關當家作主，這種民主形式是財富創造者農民從來沒有過的而現在獲得了的產權，這樣，就使農村經濟增長從實質上構建起一種激勵農民積極、主動、負責和創造性勞動的機制。
(2)生產隊
生產隊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單位，實行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被規定的權利束有：一是直接組織生產和收益的分配;二是擁有土地等生產資料;三是支配勞動力;四是擁有山林、水面和草原;五是對生產的直接經營管理和收益的分配，有自主權;六是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事業;七是講求經濟效果，勤儉辦隊;八是建立嚴格的生產責任制，規定每人應該完成的基本勞動日;九是提高社員的耕種技術。生產隊的產權，公社和大隊不能侵犯，具有排他性。土地、牲畜、農具、山林、水面、草原等所有權和經營權，經社員大會或社員代表大會討論可以實行分離。
(3)社員
社員在公社內享有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福利等方面享受的私有權利束。具體有：一是社員家庭副業;二是個人所有的一切生活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三是社員自有的生產資料永遠歸社員所有，任何人不得侵犯;四是享受放假休養;五是享受補貼和撫恤;六是社員有買賣或者租賃房屋的權利;七是對于社、隊的生產、分配、生活福利、財務開支等方面，社員有提出建議、參加討論和表決、進行批評和監督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八是對于社、隊干部違法亂紀行為，社員有向任何上級控告的權利。這種權利，受到人民政府的保障，任何人都不許刁難、阻礙和打擊報復。
(4)國家
國家的指導性計劃(需求)通過自愿協商確認后作為“義務”被公社內在化(生產)，同時，公社(社員)的預期收益(需求)作為“職責”被國家內在化(供給)。這個產權互動流程具備行政和經濟兩種方式比較優勢的互補，使決策機制可以依據雙方供求關系高效率運轉。國家與公社所確認的產權行為關系：一是生產隊有完成征購、派購的義務;二是同時，國家要保證生產隊多產多留，不斷提高農民購買力;三是國家要逐步用工業支援農業。以合理比價提供越來越多的工業品來交換農產品;四是國家制定征收農業稅和統購糧食數量的標準，在一定時期內穩定下來。五是國家用幾個五年計劃實現農業的機械化和電氣化。
可見，公社內的產權結構包括了共有產權和私有產權，兩者之間的結合有這樣的特征：一是兩類產權互相參與，特別是私有產權對共有產權的利益分配有決策權利，對其管理者有選舉和罷免權利;二是共有產權執行國有產權的意志，不僅保護私有產權，還幫助其實現預期收益，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三是共有產權對私有產權安排了社會保險和集體福利事業，使其在據有私產的同時，還享受集體給予的福祉(如看病醫療、文化生活、體育活動、子女上學、養老等社會保障);四是執行按勞分配，反對平均主義和過分懸殊的原則;五是由于上述四點，加之教育和組織的成功，私有產權已把集體當作“家”，根植集體主義和奉獻精神，不追求個人價值的最大化，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為自己的利益。六是認同了群眾路線式的民主集中制管理模式。
這樣的結構“緣”形成了經濟民主的決策和管理機制。公社社員既是共有產權的所有者，又是私有產權的所有者，把兩個對立的產權轉化成同一的互助互利的關系，實現了社員和干部對國家利益合法化的認同以及國家對集體、個人利益的兼顧;把人際關系轉化成一種“相互支撐”(不為私利爭斗)，干群密切、社員友善。在此基礎上社員、國家、集體互為“相信”，三者之間形成了信托式的契約關系，都會激勵自己的行為。僅從激勵機制的環境來說，作為公社干部“上臺”是選舉，升遷是上級考察，在雙重約束下，再加之黨性和政治教育，一般都會成為群眾的帶頭人。作為社員，由于黨和國家帶領農民翻身做主人，心理上產生了很深厚的集體歸屬感，信任黨的強國富民政策，懂得個人分散的力量比不上組織起來的力量，這種心理需求使農民對集體經濟產生了預期收益的動機。
公社的共有產權與新制度學派共有產權模型相比是異質性的。在公社不僅土地屬于集體，勞動也屬于“集體”的合約行為，相對應的是有效的安排，智力和體力最佳利用。發生在土地屬于共有，生產個人進行的共有產權下的“犁田—建水壩”外部性(H.登姆塞茨)對于公社是不可能的(“犁田—建水壩”的外部性非常適合包產到戶)。
所以，從產權安排及其所產生的心理預期都證實，在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根本一致的情況下團結齊心的公社較之小農分散單干更容易進行社會動員，并且交易成本也會非常低。在艱苦奮斗、勤儉辦社、統籌兼顧、計劃安排、組合積極性和創造性的原則下，公社作出決策時就會考慮未來的收益和成本傾向，并選擇他們認為能使三者權利的現期價值和未來預期收益最大化的方式使用資源安排。因此，在小農經濟形態下的許多外部性就被內在化了，從而產生了更有效地利用資源的激勵。
2、對報酬與生產率的計量
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認為，企業效率不只是應對市場交換價格的刺激，還來自企業內部報酬的分配與生產率的一致性的計量及計量費用的方式。
關于計量問題，《農村六十條》給予了充分的正視。
生產率的計量采取定性和定額兩種評價方式。定性管理計量分成技術勞動、普通勞動、專業勞動、農忙勞動、平時勞動五類。定額管理計量分成基本勞動日(生產用工)、基本建設工(基本建設用工)。不同的勞動和勞動長度的邊際生產率作為報酬標準計量的依據算出“分值”，再以分值計量報酬分配。報酬分配有實物、現金、補貼等，共計有八項：一是工分;二是基本口糧;三是工資;四是集體經營的分配;五是家庭副業;七是公益金和公積金提供的福利;八是獎勵。在公社報酬分配之外，社員還能夠享受國家給予的醫療、技術培訓、子女上學、文化體育、救濟等補貼。
定額管理采取記工分，無法定額的采用評工分。每個社員都有“工分手冊”，用于記錄他的勞動工分，在規定的時間內，社員的工分賬目，要定期公布，以供群眾監督和社員個人核對。在生產隊，社員大會擁有“計量費用”和“怎樣提留及使用集體經濟品”的權利。報酬標準及分配、記(評)工分、口糧標準及儲備糧、公積金、公益金的提留、使用等重大事情都由社員大會民主討論決定。同時，對干部采取了權利的限制。
農民的報酬計量覆蓋了糧食生產、多種經營、工業、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等，竟達九個渠道之多，且又主次之分(隨著經濟增長可以轉換)，顯然，這是貫徹按勞分配，多勞多得的設計方案。其明顯的優勢在于確保生活、教育、醫療和對弱勢群體照顧的基礎上，用不同的動態分配計量引導和調動農民積極性，通過集體和家庭勞動發展生產，實現“從各方面提高社員勞動工分的分值，增加社員的收入”的目的。如：報酬標準函數的技術比值很大，有利于激勵農民精耕細作，接受科技進步。“集體經營的分配”主要來自社(隊)辦工業，有利于吸引勞動力轉移，刺激農村工業發展。同工同酬分配的結果，消除了地位界限和性別歧視，增強了勞動的主人意識。顯然，這樣的報酬分配不僅與生產率緊密聯系，還能對農民的生產起到“導流”的功能，并具有既科學又實用的可操作性，達到了很強的計量能力。
由于產出效益決定報酬分配，特別是“多產多留”、“工農業品交換”的激勵，生產隊在組織生產，社員在勞動時都會充分考慮收益—成本預期，最大可能地采用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的“生產責任制”的多種方式。如：“作業小組”、“常年包工”，或責任到組或責任到人，并實行獎勵與懲罰。另外，因為國家的征購、派購數量是經過社員大會同意后簽訂合同，作為建設國家的義務得到社員的擁護(這種義務會在國家建設成果里受益)，所以，在勞動中偷懶激勵會很小，相反，正效率會很大。
(三)公社制度的效率
上面從產權與計量兩個問題分析了公社制度何以具有效率，現在再從“集體經濟”制度的視域對目的作進一步考察。
顯然，集體經濟是建立在利他偏好人性上的，與利己偏好的私人經濟根本對立。從私有經濟引申的經濟人假設存在著兩個明顯缺陷。其一，自私只是人性潛能的一種，因此，經濟人并非如資產階級所說是唯一的最佳選擇。人類還可以選擇人性的利他潛能成為社會人。這兩種人會因為不同的歷史境遇決定誰為最佳選擇。其二，經濟人描述的是少數精英的偏好。假設人們為了生存的動機選擇了自私的行為，竭力通過所謂公平的選擇機會實現最大化財富。然而，欲望與能力似乎無法成正比。絕大多數勞動者因為沒有財富最大化的競爭權利束或智商潛力，留下的選擇只能“認命”于少數精英的專制。由于存在稀缺資源規律，私有制社會無法避免財富兩極分化，從而阻礙人們實現合理的現期價值和預期收益。在此困境下，多數人會自然轉向利他偏好，尋找集體社會以合作生產方式逐步共同富裕(當然也會存在公平的差距)。這樣，如果立國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不是為少數人)，就應該以絕大多數人的偏好作為國家政策的選擇偏好。所以，公社制度至少是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解放出來的中國農民最好的選擇(合作社的成功足以證明)，它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支持”，本身就是一種激勵農民積極負責和創造性勞動的機制。
1、集體生產
靠天吃飯的農業、對土地占有量的稀少和貧窮的農民，決定了中國農民的個體生產力十分低下，分散生產很難把外部性內在化，它會是低效率的。相反，集體生產則完全可以不是這樣。在報酬分配對邊際生產率作出評價后，合作生產對土地資源的使用將會從多個緣分使潛在的效率更充分釋放。“隊生產—分生產”的分析結論在很大程度與公社集體(合作)生產相類似，它的分析路徑對解釋公社行為也是適用的。當處于隊生產時，一個基本的觀點是：
產出應屬一個隊，而且它還不是每個分成員的分產出之和。隊生產Z至少包括兩種投入Xi和Xj，a2Z/aXiaZj≠O。其生產函數也不能分解為僅包括投入Xi或Xj的兩個生產函數，因此，不能將Z的兩個分生產函數之和作為隊生產函數Z。這里的奧妙就在于Z所獲得的一些生產技術大于Xi和Xj分別生產Z時的情形。
對于通過合作行為為什么能獲取收益，通常的解釋是依賴于它所從事的交換與生產比分別加總的生產具有比較優勢的專業化原理。……合作活動的所得來源中包含著一個隊的運作，在這里單個的合作性投入并不能產出同一的可以加總成衡量總產出的分產品。
生產隊的生產就是一種隊生產，與分生產(個人單干)相比，它獲得了對投入資源(土地、人力、財力、技術、機械、水利等)的有效組合的機會和功能,管理者在生產流程中可以對資源按專業原理進行更適合生產的配置。正如《農村六十條》將勞動按技術和專業含量分為五類計量，將勞動者按技術水平(經驗)組合分工投入生產，公社、大隊、生產隊均有對農村、農業、農民提高科技水平的職能。截止1979年公社的農業科技機構：一是農業技術推廣站17622個;二是牲畜配種站1174個;三是畜牧獸醫站8495個;四是種子站(公司)2369個;五是國營良種場2481個。可見，公社集體經濟形態使農村獲得了科技創新、整合(提高)、推廣的企業組織管理模式，這就把生產發展，農民增收建立在低成本、可持續的技術進步和農業機械化激勵機制上。更進一步說，在技術、分工、合作等要素構建的勞動境域，勞動者所釋放的生產力不是1+1=2或小于2，而是大于2。事實證明，小農單干不僅技術進步成本非常高，而且生產力也小于合作生產，根本無法同公社企業管理方式相比擬。
2、規模生產
“隊生產”概念有這樣的引申：從對生產資料單個人占有的生產向生產必須由幾個單個人占有生產資料經整合后同時加入進行考察，單個人占有生產資料對生產力發展或經濟增長是有損害的。因為生產力的發展或經濟增長需要“聯合使用的更大的生產資料”，從而有利于技術革新、使用、推廣、提高及現代化進程。從人民公社退回單干(大包干)所導致的三農問題，其根本原因除了失去“企業組織管理模式”的功能外，還在于是把聯合的資源分割為“小資源”的單干形態，使規模生產和產業結構布局及調整非常困難，這樣就使與其相聯系的技術進步與現代化也受到極大削弱。即使有所成效，產生的交易成本也十分高昂，就是說，它是成本大于收益的粗放的生產模式。
《農村六十條》從三個層次逐級(根據實際情形)提供規模生產(產業結構)的聯合使用的更大的生產資料的來源。這種“逐級”是對三個層次的產權的排他性和可讓渡性的界定，可避免盲目升級規模生產，同時也為根據需求的升級預留制度變遷，使規模生產運作在收益大于成本的預期所允許的范圍。
(1)生產隊
生產隊具有土地、牲畜、農具、山林、水面、草原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及生產經營管理和收益分配的自主權。這種產權在沒有生產隊同意時具有排他性，在經過生產隊同意后才具有(主要是使用上的)可讓渡性。很明顯，這樣的界定是要把生產隊作為規模生產的基本單位，對生產性的規模生產水平的權利在生產隊，使邊際規模生產能控制在與生產隊的知識、信息、能力等要素相一致的規模邊界情形下產出最大效用。
《農村六十條》第24條規定生產隊規模生產的方向是：“一般的生產隊應該以發展糧食生產為主，同時根據當地的條件，積極發展棉花、油料和其他經濟作物生產;并且充分利用自然資源和農作物的副產品，發展畜牧業、林業、漁業和其他副業生產。”
產業結構布局是：在經濟作物集中產區的生產隊，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
在漁業區，應該專營漁業，或者以經營漁業為主。
在畜牧區，應該專營牧業，或者以經營畜牧業為主。
在山區和半山區的生產隊，要切實培養好和保護好山林，嚴禁過量采伐，嚴禁毀林開荒，并且積極地植樹造林，因地制宜地發展用材林、竹林、經濟林、薪炭林和山貨、林副產品的生產。在竹木集中產區的生產隊，應該以經營竹木為主，竹木生產和糧食生產相結合。
《農村六十條》第25條規定的多種經營項目是：生產隊應該按照當地的需要和條件，積極發展農村原有的農副產品加工作坊(磨坊、粉坊、油坊、豆腐坊等)，手工業(農具、燒窯、土紙、編織等)，養殖業(養母畜、種畜、群鴨、群鵝、蜜蜂等)，運輸業，采集，漁獵等項生產。
上述三個方面的規模生產內涵，由于具有合作生產制度性質而能夠獲得持續發展的機制，可以加速技術進步和農業現代化進程。
(2)生產大隊和公社
生產大隊和公社組織的規模生產主要是領導興辦和管理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及植樹造林，并根據生產的需要，按照自愿互利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組織各生產隊之間必要的協作。幾十年間國家通過公社制度的有效組織和管理系統功能，在水利和農田基本建設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把灌溉密度(灌溉面積占實際耕作面積的比例)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目前灌溉密度僅為13%)。同時還完成2.6億畝的除澇和6200萬畝的鹽堿地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m3以上)型水庫8.6萬座，數百萬座被民間稱作“水庫”的塘壩(10萬m3以下)不在統計之列。總庫容4千多億m3。人工河渠總延長300多萬公里，已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
3、隊和集體組織的精神與忠誠
隊(集體組織)的理論認為：每個隊員都寧愿一個隊中沒有人(甚至包括他自己)會偷懶。那樣，真實的邊際成本與價值就會相等，從而實現一個大家所喜歡的更好的境況。如果在隊的忠誠與精神的指引下能夠增進不偷懶的共同利益，那么隊將更為有效。
培育勞動者集體主義精神是公社的優勢。公社的三級單位都設立黨的組織和文化站(點)，專職從事政治思想工作和群眾動員，這非常有利于社會主義互助互愛、共同富裕等新觀念新風尚的意識形態教育。諾斯在1981年出版的《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承認意識形態是經濟增長的一個變量。其實，《農村六十條》已把意識形態作為經濟增長的函數，制定了充分發揮思想政治工作在教育、團結、執行群眾路線、解決社員困難、發揮黨團員模范作用等方面的功能的制度。這種意識形態教育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在于，它是以塑造人的道德榮譽的心理需求為目的，以此產生的行動機會使勞動成為更加自覺的積極行為，生產往往能實現打破常規的增長。
(四)結論
人民公社是一次了不起的制度創新，它對影響經濟增長的資源的不同理解是驚人和超前的，具有重大變革的意義。價格機制顯然不是一個唯一，市場也是如此，都存在一些替代物。經濟發展由于具有“歷史階段”和“國情”的特征，所以，需要選擇更多的要素來適應不同的情形以實現資源配置最優，增長是綜合功能的效應。在國家的目的，經濟增長的目的，發生質變之后，對活動于經濟中人的假設也會不同。在這個新的建構，為少數精英謀利益的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經濟增長模式不會是最好的。如果確立了社會主義，就應先跳出資本主義經濟范疇及其經濟規律，創建適合社會主義建設的經濟范疇和規律，同時學習借鑒西方的科學技術和管理經驗等，但絕不是盲目接軌。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人民公社作了變革性的探索。在國家工業原始積累時期(存在剪刀差，人民還需艱苦奮斗)，社會交易成本需要大幅降低，生產與消費還不能完全通過市場的價格調節，也就是說，在市場和價格不能充分發揮作用的情形下，社會主義經濟增長又包含哪些替代的變量?又如何通過這些新變量來實現資源最佳配置，從而減少社會成本?很顯然，《農村六十條》已將a“企業-行政-集體生產”(構成制度關系);b“所有權-管理權利”(構成產權關系);c“黨的組織-思想政治工作”(意識形態);d“科技+機械化”(國家動力)等作為了經濟增長的函數。有趣的是，《農村六十條》體現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些新理論，即制度與意識形態經過有效地組織也能構成刺激經濟增長的動因，同新制度主義經濟學派的“把產權制度、經濟組織等制度因素和交易費用看成需要解釋的關鍵變量，引入分析與研究體系，側重研究這些變量如何影響效率的性質和結構”的分析模型驚人相似(不同的是分析的前提假設不一樣)。
二、人民公社的貢獻
(一)加速完成了工業化積累
人民公社制度因為可以將小農組織起來，解決國家與分散小農的交易難題，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積累，從而使中國的工業化得以順利完成。人民公社為工業化建設提供了約5400多億元的資金，年均高達210多億元。如果從建國前40年計算，農業則為工業化累積了近一萬億元的資金，占同期國民收入全部累積額的22.4%，平均每年高達近250億元。若按每個農業勞力平均計算，人民公社時期每位勞力年均向國家提供的剩余多達80余元。農業合作社尤其是人民公社，正是在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必須從農業提取建設資金的這個歷史階段上，出色地完成了從高度分散、剩余極少的千萬個小農家庭吸收工業化所需資金的農村社會制度。簡言之，沒有“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作保障，長達幾十年的“工占農利”是不可能完成的，中國工業化的初步完成也是不可想象的。先于中國，印度也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政策，但因其沒有土地改革，更沒有走合作化道路的人民公社制度，農業終于無法支撐工業的發展，不得不在60年代就放棄了這一政策措施。
(二)加速了農業現代基礎設施建設
機耕面積：1984年3492.2萬公頃，比1957年的263.6萬公頃擴大了13.25倍;灌溉面積：1984年4445.3萬公頃，比1957年2733.9萬公頃擴大1.63倍;機電灌溉面積占灌溉面積比重1984年56.4%;農村小型水電站：1984年60062個、發電能力361.5萬千瓦，比1957年544個、發電能力2.0萬千瓦分別擴大110.4倍、180.75倍;農村用電量：1984年464.0億千瓦小時，比1957年1.4億千瓦小時擴大331.43倍。經過20多年的努力，中國農業現代化水平不僅已明顯高于印度、巴西等原先與中國處于同一程度的發展中大國，而且在某些指標上已達到或超過發達國家。另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1980年中國單位耕地的化肥施用量，是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9.3倍、下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4.3倍、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的2.8倍，甚至是市場經濟工業國家的1.2倍和前蘇東國家的1.5倍。
(三)實現了農業持續增長和發展
毛澤東將產量的增長和農業的發展作為評價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否成功的標識。農業生產合作社，在生產上，必須比較單干戶和互助組增加農作物的產量。決不能老是等于單干戶或互助組的產量，如果這樣就失敗了，何必要合作社呢?更不能減低產量。已經建立起來了的六十五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社都增加了農作物的產量，這是極好的情況，證明農業生產合作社社員的生產積極性是高的，合作社勝過互助組，更勝過單干戶。
毛澤東認為，為了要增加農作物的產量，就必須做到:一是堅持自愿、互利原則;二是改善經營管理(生產計劃、生產管理、勞動組織等);三是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復種面積、采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斗爭等);四是增加生產資料(土地、肥料、水利、牲畜、農具等)。這是鞏固合作社和保證增產的幾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人民公社在短期內將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化農業，在稀缺的資源約束下實現了農業經濟總量上的快速增長和發展，呈現了在總量增加的同時農村產業結構逐步改善，以較低的社會成本通過戶籍等制度保持了農村的長期穩定。在耕地面積1952～1980年年均遞減0.3%的情況下，播種面積卻保持了年均0.18%的增長。另外，農業的各項指標均有較大幅度的增長。如，糧食單位面積產量，1984年每畝產量241公斤，比1957年每畝產量98公斤提高143公斤;棉花(公斤/畝)：1984年61，比1957年19提高2.2倍;豬牛羊肉產量：1984年1540.6萬噸，比1957年398.5萬噸擴大3.87倍;糧食產量：1984年40731萬噸，比1957年19505擴大2.09倍，年均增長4.0%。同期，林牧副漁業及其他非農產業增長更快，呈現了在總量增加的同時農村產業結構的逐步改善。1951～1980年中國農業年遞增3.2%，蘇聯3.1%、印度2.6%、法國2.5%、英國2.3%、西德1.9 %、日本1.7 %、美國1.6%。郭熙保先生指出，20世紀60年代發生的綠色革命，對中國的農業和糧食生產并沒有產生顯著的影響。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中國的農業研究是比較先進的，而且在許多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領先地位。1966年位于菲律賓的國際水稻研究所開發出半矮稈水稻品種，標志著綠色革命的開始，但中國在1964年就試驗成功了這一高產品種。由于中國農業研究走在其他發展中國家前面，因而，中國的糧食產量一直高于其他發展中國家。印度和巴基斯擔1970年的稻谷單位面積產量比中國低得多。如，印度1970年單位面積產量是1685公斤/公頃，巴基斯坦是2196公斤/公頃，而中國為3399公斤/公頃。
(四)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統
農村人民公社的“政社合一”，不分地域、不分條件地把城市以外的幾乎所有地區、行業和人等都納入了5.4萬個公社、71.8萬個大隊和600.4萬個生產隊的行政組織之中。實踐證明，公社時期，最高決策層的一切決策和政令都能依靠這一健全的組織系統，做到令行禁止。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費正清不僅注意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對現代化建設和農村社會穩定的保障作用，而且敏銳地發現，高效有力的農村基層黨組織是保證這一龐大行政系統有效運行的關鍵。他認為中國的“農村黨組織紀律嚴明，這樣的組織力量在蘇聯則非常薄弱，甚至不存在。強有力的黨委會能夠組織大批的工作隊，指導農村的根本變革。”
(五)為農村提供了實行一整套社會保障制度的載體
為保障勞動者的權利，在經濟十分窘迫的情況下，人民公社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多種多樣的社會保障制度，既有生產貸款、糧食返銷和分配透支，也有社會救濟和公益金補助;既有平等式的人人共享，也有以救濟貧弱為重點的扶貧制度。如，1958年，全國農村享受“五保戶”照顧的有413萬戶，519萬人，辦敬老院15萬所，收養300萬老人。
(六)為農村提供了發展農村合作醫療的體制
農村人民公社極大地推動了醫療衛生網絡向廣大農村的延伸，形成了以“赤腳醫生”為骨干的新型醫療隊伍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全國生產大隊舉辦合作醫療的比重，1958年為10%，1960年為32%，1962年上升到46%。1960年3月，毛澤東《關于衛生工作的指示》推廣“大家集資，看病免費”的山西稷山縣經驗，1960年底全國興辦合作醫療的生產大隊達32%。1963年9月28日新華社報道：全國2000多個縣和自治區建立起以縣醫院為中心、公社衛生院、大隊衛生保健站為輔助的農村醫療保健組織網絡。1965年4月全國先后派出1500支醫療隊2萬人到農村。1965年底達15萬人。到1965年底，全國已經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蘇、福建、廣東、新疆等10多個省區的部分農村實行了合作醫療制度。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報》轉載調查報告：《從“赤腳醫生”的成長看醫學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赤腳醫生是上海郊區貧下中農對半農半醫衛生員的親熱的稱呼。”“他們大力進行醫療、預防、宣傳工作，為改變農村的醫療衛生狀況，做出了顯著的成績。”1968年12月5日，經毛澤東親自批示，《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合作醫療制度》的調查報告，推動農村合作醫療建設進入高潮，1973年9月26日新華社報道：全國農村合作醫療不斷鞏固發展，“赤腳醫生”發展到100多萬人，1975年全國“赤腳醫生”150多萬人，生產隊的衛生員、接生員達390多萬名，至1976年全國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的生產大隊達90%。人民公社的衛生保健制度，具有兩個鮮明的特點。第一，醫療保健制度健全，由衛生站、衛生院和縣醫院構成的鄉村衛生網站幾乎覆蓋了全國所有的鄉村。第二，農村人民公社衛生保健集中高效的制度特征，大大降低了農村衛生保健制度的運行成本。據世界銀行的調查，僅設置“赤腳醫生”一項，就將中國的醫護人員比率提高了一倍;人民公社晚期每個農村居民享受到的醫療護理水平，在其他國家約需數百美元才能達到，而實際上，公社社員的醫療開支人均只有7美元。
(七)為科技改造傳統農業提供了低成本的制度和快速通道
農業技術推廣站1957年13669個、1979年17622個、1984年14035個;牲畜配種站1957年821個、1979年1174個、1984年721個;畜牧獸醫站1957年2930個、1979年8495個、1984年7386個;種子站(種子公司)1957年1390個、1979年2369個、1984年2545個;國營良種(原種)場1957年1899個、1979年2418個、1984年2414個;氣象臺(站)1957年1647個、1984年2568個。化肥施用量(萬噸)：1957年37.3，1962年63.0， 1984年1739.8;良種播種面積：1976至1987年間，僅袁隆平培育的雜交水稻種植面積累計達到11億畝，增產稻谷1000億公斤;主要農業機械擁有量：農業機械總動力(億瓦特)1957年12.1，1962年75.7， 1984年1949.7;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臺)1957年14674，1962年54938，1984年853914;農用小型及手扶拖拉機(臺)：1962年919， 1984年275000;大中型機引農具(萬部)：1962年19.2， 1984年123.5;農用排灌動力機械：1957年4.1億瓦特，1962年36.7萬臺、45.2億瓦特，1984年615.0萬臺、577.7億瓦特;聯合收割機(臺)1957年1789，1962年5904，1984年35861;農用載重汽車(輛)：1957年4084，1962年8239， 1984年349261;漁業機動船：1957年1485艘、0.8億瓦特，1962年5657艘、3.3億瓦特，1984年143430艘、33.5億瓦特。1979年，全國已建立縣和縣以上農業機械制造廠2327個，農業機械修造廠2386個，從而基本上建成了農業機械制造、維修、配件生產大致適應，門類比較齊全的農業機械工業體系，在農業機械制造和修造廠工作的職工達到117萬人。
(八)推動了農村工業化，將使單純的農業轉型為集合了農業、工業、商業等的新型產業
毛澤東認為，農村要實現繁榮和共同富裕僅靠農業是不行的，必須還要靠公社的工業化和農村的工廠化。他指出“不完成兩化(公社工業化、農村工業化)，商品不能豐富，不可直接交換”。1976年底，全國社隊企業已發展到111.5萬個，社隊工業產值由1965年的5.3億增長到123.9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據美國學者佩內洛普·B·普賴姆的調查，到文革結束時，全國縣屬的農業機械廠約4300家，公社和大隊所屬的約495 000家。公社、大隊所有的中小型化肥廠約2350家，其生產量占全國產量的約50%以上。公社、大隊所屬的水泥廠約3000家，其產量約為全國水泥產量的60%。到1979年縣、公社所屬的小水電站的總容量已達6 330 000千瓦。這些水電站通常位于偏遠地區，為解決中國偏遠地區的電力供應發揮了巨大的作用。1978年鄉鎮企業產值385億元，占全國工業總值4237億元的9.1%。據《中國統計年鑒(1989年)》統計：1984年在農村社會總產值中，農業總產值占63.5%，農村工業總產值占22.9%，農村建筑業總產值占7.3%，農村運輸業總產值占2.6%，農村商業飲食業總產值占3.7%。后來社隊企業改名為鄉鎮企業，1992年鄉鎮工業產值達到13 193億元，占全國工業總產值36 802億元的35.8%，成為三分天下有其一。在此期間，全國工業產值以年平均遞增16.7%的速度發展，其中國營工業和其他所有制工業年遞增13.8%，鄉鎮工業以年遞增28.7%的高速發展。至2000年中國農村社會總產值的60%以上、國內生產總值的近27%以上、工業增加值的50%和農民收入的30%都來自鄉鎮企業，鄉鎮企業吸納了1.25億農村剩余勞動力。
(九)為農村普及了教育
公社化運動興起之時，根據中央部署和要求，各地迅速掀起了興辦學校的熱潮。就全國來說，短短數月時間，就新增33.7萬多所小學，有866個縣宣布掃除了文盲，中等學校由1.1萬所發展到19萬多所。高等學校由220多所發展到1000多所，各地還辦了2.35多萬所紅專大學和半工半讀大學。據抽樣調查顯示，到人民公社被解體時的1984年底，全國農村勞動力中文盲占20.89%,小學程度占40·173%,農業中學程度為3·102%,初中程度為26·149%,高中程度為8·182%,大專程度為0·105%。
(十)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
本章在人民公社與產權制度中已討論了人民公社體制的積極性問題，結論是公社體制能夠極大地調動農民的積極性。現在，作進一步補充。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規律同西方自由市場經濟規律的假設前提在人性與產權的預設上的本質是不同的，用西方經濟學人和產權的工具描述人民公社，只能是牛頭不對馬嘴。相反，“利他”和“集體”符合中國傳統文化品質，在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更具調動積極性的比較優勢，為人民公社之所有可能的假設。另外，價值規律由于“剪刀差”政策也部分被抵消，價格工具的當下收益效用也不是很明顯，作為其替代的“主人公”意識在有序和高效的行政系統內發揮著主要激勵。這樣，人民公社的積極性誘因還可以描述為：一是“利他”，對子孫后代的福利預期;二是“集體”，對國家和集體的責任感(沒有國哪有家的傳統文化)，并相信共產黨的承諾，隨著國家集體的強大人民會走向共同富裕;三是對分配上三兼顧原則的認同;四是人民公社的教育醫療扶貧等五大保障制度;五是文化體育娛樂;六是國家的投資和工業的支援。這六個誘因，同樣可以用馬斯洛的“五個層次需求”和韋伯的行政官僚工具加以證實。經濟人和產權，作為資本家和企業家(高管)的積極性(效率)具有說服力，但與廣大的一般員工的效用則不明顯，這些人的積極性更多屬于韋伯話語中的壓制型積極性和馬斯洛話語中激發型積極性。顯然，不能像西方的一些經濟學派只把積極性解讀為經濟利益的刺激一種類型，其實積極性還有壓制型(行政體制下的服從)、激發型(人性價值內在追求)、預期型(犧牲當下造福后人，包括自己的后代)、主人公型(參與管理后對國家集體的責任意識)、保障型(人的基本權益得到了安排)、信任型(對領導者或領導集團情感、理念、行為示范、目標、目的的認同)等多種積極性，不能用“偷懶”、“搭便車”的個別現象來否定主流。其實經驗證明，西方企業同樣不同程度存在著“偷懶”、“搭便車”。另外，人民公社的積極性已在事實中被證實。如：一是持續十幾年的糧食增長，而且增長率大于同期的美日蘇以及印度等國家，而且這種大于的增長率是在物質條件更加稀缺的情形下取得的;二是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特別是水利事業的巨大成就。據統計，僅1958年完成土石方580億立方米;三是公社工業化過程的社隊企業和后來的鄉鎮企業的大發展，1958年下半年共建小煤窯59 000多個，小電站4 000多個，小水泥廠9 000多個，農具修造廠8萬多個，以及大批土化肥廠、糧食加工廠、榨油廠、制糖廠、縫紉廠等;四是在交通運輸上，1958年全國新建的15萬里公路中，人民公社修建的就占67%，京廣、津浦沿線人民公社先后投入150多萬人參加鐵路復線修建，完成2700多公里。五是同期，中國種子的研究與改良一直處于世界前列，這與人民公社的積極參與是不可分離的。
(十一)為共同富裕建構了保障機制
人民公社也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安排。在按勞分配的原則下，“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以及對公社所有制發展過程的預設，描述著隨著集體經濟增長和公社工業化進程，人民公社將由單純農業性產業轉型為成熟的集“農、工、商、學、兵”的政社合一的綜合性的國營或集體的大中型企業，這樣，就可以對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商業對農業的“剝削”鐵律進行顛覆性革命，用“綜合型企業”，貫徹“均衡”原則，將分割的產業剩余內部經濟化。所以，這種綜合后的剩余內化，即在一個企業中對不同產業的剩余進行平衡調劑再分配，對各產業的協調發展和共同富裕具有最佳效用。由此，人民公社可具備四大功能：一是以工補農、以工建農，均衡內化農業剩余與工業剩余，用工業剩余直接提供的富裕型分配性基金;二是由所有權的占有，以小隊為主體，大隊、公社再分配的三級制度，以貫徹公平正義的原則;三是由與國家和其他國營企業的平等的市場交換主體所能實現的利益最大化;四是農民自主型產業的收益。
1980年，梁漱溟在接受艾愷教授的采訪中談了對人民公社的感想：“從前農民散漫得很哪，各自自顧自家，沒有組織。現在是共產黨來了，毛主席來了之后，先要組織互助組互助，初級社、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最后人民公社。”“從前沒有的呀，現在的確是組織起來了，……第一把土地——不是你有你的土地，我有我的土地，土地都合起來了，……跟從前農民生活不一樣了。從前農民好像有那樣的話，‘三畝半地一頭牛’，……我坐在炕頭上，很知足了。……這人民公社并不單純是個經濟組織。”“我是覺著，幫助農民，我是希望……，一方面呢組織起來，有團體組織，一方面呢，能夠利用科學技術。現在已經實現了，現在沒有散漫的農民啦。又有了組織，農業改良也有了新的技術，都可施行了”。
第四節 發展現代化的農業生產力
毛澤東認為，生產力是人的勞動力和生產資料的組合。他用“一窮二白”描述三座大山剝削和壓迫遺留下來的舊中國社會經濟落后狀況，用“組織起來”、“新型農民”、“八字憲法”、“公社工業化”等新要素描述新中國農村生產力，社會主義改造傳統小農經濟生產力，以改變“一窮二白”落后面貌的宏偉藍圖。
一、 培養造就新型農民，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和技能
在現代化意義系統，西方學者提出了認識世界的問題域，馬克思提出了改造世界的問題域，毛澤東提出了改造人的問題域，這是現代化進程的三個里程碑。這三個問題域互相關聯，描述著不同的境界和不同任務目標的挑戰。顯然，毛澤東將人的改造或人的現代化作為現代化的重要前提和基本內涵，其現代化話語一直有“文化”的概念，就是要普遍提高農村勞動人民的文化水平、智力和能力。毛澤東的人的改造概念中提出的“將來農民都要大學畢業，所有的人都要大學畢業”和“兩化”最為著名，再聯系其它敘述，可以簡述為：一是對象，所有的人;二是內涵，包括知識技術、文化價值、利益觀念、理想信念、意識形態;三是結構，培養大批愛國知識分子、工程師、技術員，特別是工農的知識化;四是情感，人民內部各階層的情感認同，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工農化。新型農民是人的改造的最重要的內容，毛澤東的語境就是嚴重的問題是組織和教育農民。R.麥克夸法爾、費正清在解讀這一命題時說，“這里的含義很明確，那就是，通過使他們學習城市所創造的知識、尤其是技術知識，必須把這些鄉村居民引入現代世界”。的確如此，如果不對占農村人口90%左右的文盲實施“技術知識”的教育，使“農民的能力的差別”得到現代性更新，即使在公有制下也發展不好生產力。但現實情況：一是許多學齡兒童沒有學校可進;二是超學齡的青少年也沒有學校可進;三是壯年勞動力已失去進學校機會。這樣，“建設”與“文盲”的現實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建設不可能等消滅了文盲才開始。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大背景的漩渦中，毛澤東用“組織”和“教育”這兩個現代化工具展開了新型農民建設，致力于提高農業勞動者素質和技能。(一)以合作社或人民公社形式組織起來辦教育
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和加強領導問題(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的講話時指出：“還有什么規劃呢?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在整個規劃里面都要有這些部分。”使學習成為經濟上的需要，集體意志的引導，農民自己組織學文化。毛澤東根據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作了個設計：“第一步為了記工的需要，學習本村本鄉的人名、地名、工具名、農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語匯，大約兩三百字。第二步，再學進一步的文字和語匯。要編這樣兩種課本。第一種課本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編。每處自編一本，不能用統一的課本。這種課本不要審查。第二種課本也應當由從事指導合作化工作的同志，幫助當地的知識分子，根據一個較小范圍的地方(例如一個縣，或者一個專區)的事物和語匯，加上一部分全省(市、區)的和全國性的事物和語匯編出來，也只要幾百字。這種課本，各地也不要統一，由縣級、專區級或者省(市、區)級的教育機關迅速地加以審查。做了這樣兩步之后再做第三步，由各省(市、區)教育機關編第三種通常應用的課本。以后還要有繼續提高的課本。中央的文化教育機關應當給這件事以適當的指導。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看了這種情況，令人十分高興。教員是有的，就是本鄉的高小畢業生。進度是快的，兩個半月就有一百多個青年和壯年學會了兩百多字，能記自己的工賬，有些人當了合作社的記賬員。記工學習班這個名稱也很好。這種學習班，各地應當普遍地仿辦。各級青年團組織應當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當予以支持”。
(二)公社辦學校
毛澤東在《一個受歡迎的農業技術夜校》一文按語中指出：“這樣的技術夜校，每個鄉，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數的鄉，都應當辦起來，青年團的各級組織應當管這件事。農民的學習技術，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由青年團負責一同管起來。技術夜校的教員，可以就地選拔，并且要提倡邊教邊學。”
人民公社成了與文化、科技相結合的載體。公社、大隊、甚至生產隊都創辦了各種文化科技陣地，并且與城市各種支農單位及農科所(站)、大學對接，組織農民學習文化科技知識，開展科技種田，同時，也協助科研。1958年10月1日我國農村中的紅專學校和紅專大學已達34.9萬所，有2 000余萬人。1954年～1965年全國掃盲9 570萬人。1965年全國農業中學(職業中學)61 626所，教師19.7萬人，在校學生443.3萬人(1988年在校學生279.4萬人)。袁隆平的雜交水稻也在公社的幫助下進行，1975年冬，湖南上萬人的育種隊伍到海南，制種3.3萬多畝。1973年11月28日《光明日報》以《一所深受貧下中農歡迎的大學》為題，發表遼寧農學院朝陽分院的教育革命調查報告，宣傳“朝陽經驗”。這所學院原名朝陽五七農業科技大學。設有農學、水利、牧醫、果林4個系，幾年來先后舉辦了50多期短訓班，為社、隊培養了近萬名各種農業技術人員。其經驗：一是學生實行“社來社去”，即學生由社、隊選送，畢業后仍回到原來社隊當農民，為社、隊培養農業科學技術骨干——社會主義的新型農民;二是從發展農業生產的需要出發組織教學，建立了教學、生產勞動和科學研究三結合的新體制，以科研促教學。根據農業生產發展需要解決的問題建立若干課題組，圍繞科研課題組織教學;三是辦學方式，實行“幾上幾下”，每年分期組織學生回到自己社隊，參加當地農業學大寨群眾運動，從而使教育超出了學校的范圍，走向了社會。“上”就是在校學習，“下”就是回隊實踐。
(三)普及義務教育
1964年，毛澤東發表著名的甲辰談話，對農村教育沒有受到足夠重視提出批評。農村學齡兒童的入學率和升學率分別從1962年的56.1%上升到1976年的97.1%，后者則由42.6%升至94.2%，農村教育普及呈上升趨勢。(1995年農村小學校16萬所，學生763.7萬人，中學3 821所，學生40.7萬人，2005年分別為6.1萬所，307.5萬人，2 582所，36.5萬人，農村教育普及呈下降趨勢。)
(四)縮短大學學制
縮短大學學制，辦好高等教育。將來農民都要大學畢業，所有的人都要大學畢業。
(五)知識青年下鄉
文化革命期間，大批知識分子和知識青年從城里下放到農村的廣闊天地，農村學校大量設立，民辦教師也大量出現，全國農村迅速形成了大隊辦小學，公社辦初中，區委會辦高中的新格局。
二、實行農業機械化，使農民接受科學技術知識
在農村采用先進的機械進行生產作業和從事交通運輸，會引發農村根本性的變革，隨著生產方式的革命，中國綿延了2000多年的小農經濟的思想、生活、行為、習慣等樣態將會結束，農民的知識和技術水平會跟著機械的運用大幅提升，人民公社會在先進的生產工具的裝備中鞏固、完善和進一步發展，城鄉會因機械化為中介加強合作。為此，毛澤東提出：“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1966年2月19日毛澤東同志看了《中共湖北省委關于逐步實現農業機械化的設想》后，給王任重復信提出農業機械化規劃問題：各省、市、自治區應當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做出一個五年、七年、十年的計劃，從少數試點，逐步擴大，用25年時間，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是年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提出興辦農業機械化的原則：以地方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國家積累不要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關于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總設想分為三個階段。
(一)以5年至7年為期，機耕面積由1965年的2.3億畝達到4億畝以上，灌溉面積由5億畝達到8億畝左右，基本做到農產品加工的機械化和運輸的半機械化，化肥每畝耕地施用量由13.5斤達到30斤左右。
(二)以10年為期，到1975年，機耕面積達到8億畝，灌溉面積達到9億至10億畝，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加工運輸的機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畝施用量達到50斤左右。
(三)以15年為期，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1971年8月16日至9月1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農業機械化會議，擬訂了《全國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草案)提出今后10年的奮斗目標是，要在1980年使中國農、林、牧、副、漁的主要作業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全國農用拖拉機要達到80萬臺左右，排灌動力機械要達到6000萬馬力左右，平均每畝耕地施用化肥達到80市斤左右。在10年規劃的前五年，即到1975年，全國平均耕作機械化水平，由現時的占可機耕面積的25%，提高到50%左右;全國灌溉面積，由現時的6億畝增加到7.5億畝，基本上實現糧、棉、油、糖、飼料加工、脫粒的機械化和半機械化;每畝耕地施用化肥40市斤;實現農業人口平均每人1畝高產穩產田。1974年6月26日至7月12日，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業機械會議，對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的主要目標作了適當調整和補充：使農、林、牧、副、漁各業的機械化水平達到70%以上，全國農用拖拉機擁有量達到80萬臺左右;手扶拖拉機達到150萬臺左右，機耕面積達到9億畝左右;排灌動力由原計劃的6000萬馬力調整為7000萬馬力，灌溉面積達到8.5—9億畝;化肥年產量達到6000～6500萬噸;全國糧食總產量爭取達到8000億斤。
農業機械化實現情況：1980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474.6億瓦特;比1965年農業機械總動力109.9億瓦特，增長1341.7%;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臺)83.7萬臺，比1965年農用大中型拖拉機(混合臺)7.2599萬臺，增長1152.9%;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187.4萬臺，是1965年農用小型及手扶式拖拉機0.003956萬臺的47371倍;大中型機引農具136.9萬部，比1965年大中型機引農具25.8萬部，增長530.6%;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63萬臺540億瓦特，比1965年農用排灌動力機械55.8萬臺66.7億瓦特，分別增長1009%、809.6%;聯合收割機23028臺，比1965年聯合收割機6704臺，增長343.5%;農用載重汽車97105輛，比1965年農用載重汽車11063輛，增長877.5%;機耕面積4099.0萬公頃，比1965年機耕面積1557.9萬公頃，增長263.1%;機電灌溉面積2531.5萬公頃，比1965年機電灌溉面積809.3萬公頃，增長312.8%;機電灌溉面積占灌溉面積比重56.4 %;(1965年機電灌溉面積占灌溉面積比重24.5%);化肥施用量1269.4萬噸，比1965年化肥施用量194.2萬噸，增長653.7%;農村用電量320.8億千瓦小時比1965年農村用電量37.1億千瓦小時，增長864.7%。
三、實行八字憲法，農業經營科學化
農業八字憲法指“土、肥、水、種、密、保、工、管”等八個方面的農業增產措施，它是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經驗，最后被毛澤東概括為農業八字憲法。1958年12月10日，農業“八字憲法”被寫進了黨的正式文件：《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計劃的決議》。可以說它是中國農業第一部科技大法。毛澤東制定農業《八字憲法》，是對傳統農業進行現代化的革命，它把自然資源、科技資源、機械資源和人力資源融入辯證法范疇，用八個字描述出農業增長和發展的問題域，如果說過去這八個字是對傳統農業現有生產要素的概括的話，那么，在八字憲法中這八個字則被賦予了科技和現代的語義牽引出新生產力的革命，“在農村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必須對農業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勞動生產率，更多地增加農產品的生產。”后來，毛澤東告訴竺可楨，他已看到竺可楨的《論我國氣候的幾個特點及其與糧食作物生產的關系》一文的摘要，因此想到“農業八字憲法”“是管地沒管天”，在八字外，還應加上“光”和“氣”兩個字。八字憲法將農業發展描述為一個涉及工業、農業、科技等部門和城鄉互動的綜合系統工程，預設了農業增產必須的“人力投入”(如：興修水利、擴大種植面積)和“科技成果”(如：推廣優良品種、改良工具)兩個條件，并把現實的條件與未來進步的可能性結合起來，在事實中堅持實踐—認識的循環模式，采用科技方法，精耕細作，放棄廣種薄收粗放式的經營方式。“八字憲法”提出后，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發布的關于農業發展問題的文件中，幾乎都有這樣的要求。各地報刊都進行了廣泛的宣傳，僅《人民日報》發表的涉及“八字憲法”的社論就有近80篇。“八字憲法”對我國大幅度提升農業的科技水平起到了加速作用。
(一)土
毛澤東說“級差地租不完全是由客觀條件形成的。‘事在人為’，在土地改良里是很重要的。自然條件相同，經濟條件相同，一個地方‘人為’了，結果就好;一個地方‘人不為’，結果就不好”。事在人為的要點在于集約化、水利事業、精耕細作等。為此，解放后國家先后組織專業部隊和知識青年對東北和西北進行了大面積墾荒。到改革開放前，僅這兩個地區新增耕地就達到500～600萬公頃，全國總計增加耕地近一億畝，耕地面積增加6%左右。同時，國家通過灌淤方式對黃淮海、寧夏等地區的上億畝耕地進行了土壤改良，使長期低產田變為中產甚至高產田。
1970年8月25日至10月5日，國務院召開全國北方農業會議。在當時的情況下，會議繼續宣傳和推廣“農業學大寨”的經驗，但其主要是糾正“左”傾錯誤的干撓，整頓農村工作的秩序，系統而又明確地重申“農業六十條”等一系列曾被批判和廢棄的農村政策，提出加快農業生產的任務和具體要求。這次會議初步扭轉了當時農村工作中的混亂狀態，對農業的恢復和發展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8年來農業生產連續豐收，1969年北京、上海、浙江糧食已超過“綱要”。北方14個省、市、區糧食過“綱要”的縣有84個，公社有1251個，大隊有26 613個。全國高產穩產農田總數達到4.5億畝。1974年西藏90%以上的人民公社農業大面積大幅度增產。繼1973年5個縣糧食單產上《綱要》、過“黃河”之后，又有幾個縣達到這個水平。全區32萬克(1克相當于1畝)冬小麥大部分單產過400斤。1974年糧食總產量比1973年增長15%。
(二)肥
在毛澤東的語境中“肥”指化肥、有機肥和綠肥。肥料特別是有機肥對農作物的當年增產、持續增產以及改良土壤都起到重要作用。所以，毛澤東在積極倡導化肥工業的同時大力提倡有機肥。1955年，毛澤東在關于蘭溪上華合作社養豬廠的批示里，發出了“養豬積肥”的號召。1959年在給《人民日報》的信中，毛澤東寫到：“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一人一豬，一畝一豬，如果能辦到了，肥料的主要來源就解決了。這是有機化學肥料，比無機化學肥料優勝十倍。一頭豬就是一個小型有機肥工廠”。
1959年,毛澤東又提倡:“沼氣既能點燈做飯又能作肥料,要大力發展”。到60、70年代，中國在努力建設化肥工業并取得長足進步的同時，有機肥料的推廣使用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廄肥、綠肥、堆肥、漚肥、老塘水、河淤泥、沼氣渣、風化煤等廣泛肥源被用于提高土壤腐殖質。在有“煤苗”的地區，“風化煤”還被農民們用土法制造成“腐殖酸銨”、“腐殖酸磷”等較高等的土化肥。在六、七十年代提出了旱田主要農作物畝施萬斤農家肥的原則。在充分利用現有肥源的同時，集體和社員家庭積極響應毛澤東養豬積肥的號召大養其豬。各公社和有條件的大隊都因地制宜的建立了能進行簡單生產的土化肥廠，生產出大量含量明確、肥效突出的肥料。并注意在測土的基礎上，因地、因作物需要科學施肥。一場學習大寨增加壤土腐殖質含量、建造“海綿田”的群眾運動在全國展開。隨之國家和各省不斷的投資建設大中型化肥企業的同時，70年代初國家在每個縣都建立了標準、規范的中小型化肥廠
1965年春，我國第一套年產4萬噸尿素的設備試車成功，制造出第一批高效化肥。1972年我國引進了13套大型化肥生產裝置，這些裝置到1979年時建成投產，迅速增加了每畝化肥的施用量，這在長期以農家肥為主的田地里起到了明顯的增產作用。1974年，我國又開始設計制造30萬砘合成銨裝置。化肥產量從解放初的三萬九千噸到70年代中后期迅速增加到了八百六十九萬三千噸。1973年4月30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化肥工業高速發展。目前全國小化肥廠已達1400個左右，生產的氮肥和磷肥，占全國化肥總產量的60%。據統計，1970年～1972年，全國化肥產量平均每年遞增310萬噸，比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的遞增數，提高了將近7倍。1972年從國外引進化肥成套設備，建成投產后每年可產化肥400萬噸。
(三)水
1957年，毛澤東指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從此中國拉開了農業水利建設的輝煌大幕。水利部長傅作義曾做了一個題目為《四個月的成就等于四千年的一半》的總結,說截止到1958年1月31日,四個月擴大灌溉面積一億多畝,相當于舊中國四千年以來所積累灌溉面積的一半。截止“五五計劃”結束時的1979年，全國擁有有效灌溉面積7.3億畝，占世界灌溉面積的1/4，居世界首位，人均灌溉面積超過了世界人均水平。灌溉密度提高到了46%，處世界領先地位(美國現有灌溉密度為13%)。同時還完成了2.6億畝的除澇和7000萬畝的鹽堿治理。其間，共建成大、中、小(10萬立方米以上)型水庫8.6萬座，總庫容4千多億立方米(數百萬座10萬立方米以下的塘壩尚不在統計之列)。人工河渠總延長300萬公里，配套機井220萬眼，各類堤防總長16.5萬公里。最保守估算，工程總量土石方也當在3600億立方米以上。有資料表明萬里長城的工程量為2億立方米。河南林縣“紅旗渠”，渠線縱橫1500多公里,被譽為“人工天河”“世界第八大奇跡”。最保守估算，工程總量土石方也當在300億立方米以上。舉傾國之力、歷經15年建設還沒有完工的三峽工程，到最后的土石方開挖、回填、混凝土澆注總量不超過3億立方米。也就是說，在1957～1979年的20多年間，新中國水利工程的建設強度為平均每年5座三峽工程。巨大的工程量不僅是灌溉面積的數倍增加，也是灌溉結構的戰略調整。灌溉要解決的是天然降水與作物的需水矛盾，這個矛盾在降水豐富的南方遠沒有北方尖銳。雖然在干旱地區實施灌溉要比濕潤地區困難(水源短缺)，但增產效果卻更為強烈。因此，在新中國新的灌溉面積中，有2/3增加在北方。比如，華北平原的灌溉密度就一躍提高到了74%，超過了南方平原地區，也超過了“都江堰”等經典灌區。藉此，中國一舉扭轉了“南糧北調”的被動局面，徹底圓解了用7%的土地養活世界24%人口的千年夢想;中國農業的現代化邁出了堅實的第一步。
(四)種
1957年，中國農業科學院制訂的農業科學研究的規劃和任務，就把培育推廣良種、防治病蟲害等作為農業科技工作的重點任務之一。1960年人民公社已經建立起五千四百多萬畝種子基地。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有關科研部門培養的優良小麥、水稻新品種以及雜交玉米、高梁等就開始在生產中推廣。1966年全國召開了第三次農作物育種工作會議，推薦了72個新育成的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優良品種。70年代初，科研部門就把放射性同位素與射線新技術應用于農作物育種，培養成水稻、小麥、棉花、玉米、谷子、大豆、油菜等幾十個新品種，不僅使農作物產量提高、生長期縮短，而且具有抗病蟲害等特點。從這時起，中國在改良品種、消除病蟲害等方面的成就逐漸領先世界，各級政府、各人民公社對農作物改良和育種工作都十分重視，普遍開展了群眾性的選育和推廣良種的活動，取得了顯著成績。在南方種植水稻的地區，早在1971年良種種植面積就達到其總面積的80%;雜交高粱播種面積在全國達到20%;雜交玉米約占三分之一;小麥抗銹、抗倒伏、高產品種更是普遍推廣。七十年代初，我國雜交水稻良種育成，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體完成推廣，使水稻單產約增加20-30%。就水稻品種的研究和改良來說，全國就有十幾個省的科研部門以及人民公社、生產隊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其優良成果獲普遍推廣的先后也有十幾種，畝產都達千斤以上。吉林省海龍縣河洼公社社員李貞生于1967年就成功培育出雜交水稻新品種，是新中國最早培育出雜交水稻的人。袁隆平小組被抽調研究秈型雜交水稻是從1964年開始的。1972年雜交稻研究被農業部列為全國重點科研項目，即組成了全國范圍的攻關協作網。1973年袁隆平小組的雜交新品種實驗成功，1976年即被批準大面積推廣種植，結果使水稻產量增產20%以上，畝產達600多公斤。同期培育水稻新品種的并不只有袁隆平小組一個，全國約有十六七個科研單位的上百研究人員、上萬個農村公社生產隊的農民參與。他們都取得了顯著的增產成果。小麥、玉米、大豆、谷類作物品種的改良中我國科技工作者的成就都是很突出的。例如著名農業科學家李振聲研究雜交小麥，反復試驗十多年，取得了成功，新品種使小麥畝產增長25%、在七十年代就達700多斤。還有以李登海為代表的玉米品種改良，在1975年就達到畝產1024斤，如今已經更新升級了數十個品種。在種子研究領域，1964年，袁隆平開始了“雜交水稻”的故事。1971年10月26日新華社報道，中國農村培育雜交高粱和雜交玉米獲得顯著成效。雜交高粱比普通高粱能增產30～40%，1971年全國已種植雜交高粱2280萬畝。雜交玉米一般可增產25～30%，1971年全國已種植6720多萬畝，占全國玉米面積的三分之一。1974年7月17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各小麥產區大力推廣優質品種。
(五)密
傳統農業中的習慣稀植是制約單產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密植就是為了達到單位面積上有效株數的合理最大化,從而創造單產最大化中的株量條件。“八字憲法”中“密”字的涵義是合理密植，是對過去的稀植而言，而且是有條件、有限度的密植。在全國范圍對不同地區、不同季節、不同種類和品種的農作物的合理密植數據，進行了深入的理論探索、實踐試驗和樣板示范。通過適度縮小株行距、增加穴種苗數量、增寬播幅等途徑，摸索出全面、系統的合理密植的各種模式。推動了粗疏稀植的傳統農業生產形式向合理密植的科學生產方式的根本轉變。
(六)保
毛澤東一直非常重視保護農作物，防治農作物病蟲害的工作。在他領導下，新中國從科研、教育到生產部門，從科技人員到廣大農民都積極動員起來，充分利用農藥、生態、土辦法、人工等各種手段，完成有效的抑制、根治農作物病蟲害的工作。
1950年以后直至60年代中期，我國農藥事業的科研、高等教育和研發產業化方面的工作不但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而且為后來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50年，開始了對硫磷的小型生產。四川瀘州化工廠新建滴滴涕車間于1951年投產。1951年華北農科所、上海病蟲藥械廠研制的六六六投產，浙江化工研究所研制的毒殺芬在浙、閩、皖等省投產。1952年沈陽化工研究院研發的六六六在沈陽投產。滴滴涕和六六六的研制、生產拉開了我國現代農藥工業的發展序幕。50年代初，南開大學楊石先和他的助手首先合成了我國獨特的植物生長調節劑。
1957年在天津農藥廠建成投產了我國第一個有機磷殺蟲劑——對硫磷生產裝置。南京鐘山化工廠是我國于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最早專門生產農藥加工所需的化學助劑的生產企業，為我國的農藥乳劑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乳化劑，直到今天，也是水基性制劑加工助劑的主要供應商。1966年，我國研制的久效磷、螟鈴畏等三種有機磷農藥以及除草劑燕麥敵，殺菌劑葉枯凈，植物生長調節劑矮壯素等新農藥，先后投入生產。新中國既重視化學藥劑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作用，又關注到農藥毒性、殘留毒性對人身體健康的影響，為此展開了積極的研究和探討，保障我國農藥事業的安全發展。1962年，楊石先向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一份《關于我國農藥生產，特別是有機磷生產的幾點意見》。同年，周恩來總理委托楊石先籌建了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開展了以使用安全為重點對有機磷、有機氟、有機硼等領域的科學研究。在我國現代農藥起步階段，相應的有關農藥學科的高等教育事業也同時開始創辦。北京農業大學的前身北京大學農學院農化系已開設了農藥方面的課程，其同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培養出大批農藥專業的研究生。這些有遠見的舉措，為農藥事業的創制發展準備了人才條件。這期間，沈陽化工研究院繼六六六研究成果產業化后又開展了一系列研究，開發了系列的農藥品種。如殺螨砜、三氯殺螨砜、乙基內吸磷、對硫磷、敵敵畏、甲基內吸磷、代森鋅、代森錳、2，4，5—三氯酚銅、克菌靈及多品種的除草劑。省市化工(農藥)研究單位江蘇所、浙江所、四川所、湖南所、安徽所、上海所、山東所、廣州所等也做了大量仿制工作。在有機農藥合成工作起步的同時，我國開展了粉劑、可濕性粉劑、油劑、乳油和復配劑以及相應加工助劑的研究工作。到1964年研發出甲(乙)基對硫磷和六六六混合粉劑，即“甲(乙)六粉”來代替單一的六六六粉。甲六粉是復配制劑中最成功的一個典范，其殺蟲譜廣、藥效好、使用既方便、又安全，還不易產生抗藥性，對農業貢獻巨大。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農藥科技攻關工作開展得扎扎實實，取得了一批可喜的成果。例如，中科院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研發出防治甘薯黑斑病和水稻苗期病害效果很好的乙基大蒜素(隨即開發出抗生素401、402);上海農藥研究所研究的直到如今仍為防治水稻紋枯病的首選藥劑抗生素井岡霉素;1970年沈陽化工研究院合成并篩選出多菌靈，1971年完成中試，1973年投產，比BASF公司至少早兩年。多菌靈是內吸性殺菌劑，這在當時世界上也是僅有的幾種內吸性殺菌劑之一。仿制農藥稻瘟凈、異稻瘟凈、克瘟散等的投產，再加上代森鋅、代森錳等復配劑的生產，以及氟硅酸鈉等在小麥銹病地區的使用等，這就為禁止生產、禁止使用不利于人、畜健康的農藥創造了基礎條件。1972年我國宣布停止賽力散、西力生等產品的生產，1973年禁止使用。1975年，國家石油化學工業部以(75)油化長字節9號文《征求關于劃分高效、低毒、低殘留農藥概念的初步意見的函》，以國家指令形式對農藥提出了高效、低毒、低殘留概念和劃分標準，以確保人畜安全、環境安全。禁用有機汞以后，我國又不斷研究、生產出其它高效殺菌劑，例如托布津、甲基托布津、硫菌靈、甲霜靈等高效內吸性殺菌劑，以及三唑醇、三唑酮、烯唑醇、丙環唑等。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分別在七年或者十二年內，基本上消滅的植物病害和蟲害有十一種，其中的棉花蚜蟲和紅蜘蛛，在集中的產棉區已經基本做到不卷葉，不紅葉，達到消滅危害的要求;對于蝗蟲和粘蟲，也做到基本控制，不使為害;其他如麥類黑穗病、水稻螟蟲等等的危害損失率一般已降低到百分之二以下。由于綜合防治手段的持續使用和不斷加強，1960年許多地方就創造了幾萬畝、幾十萬畝耕地連片的無病、蟲害種植區。六十年代我國基本上消除了肆虐中國農業數千年的蝗災危害。1968年我國有關科研部門解決了馬鈴薯退化等問題。
(七)工
1959年4月，毛澤東提出了“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的論斷。并要求“四年以內小解決，七年以內中解決，十年以內大解決”。還指示“每省每地每縣都要設一個農具研究所”。1962年，在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確定“我們黨發展農業的根本路線是，第一步實現農業集體化，第二步是在農業集體化基礎上實現農業機械化和電氣化。”新中國建立以后，逐步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包括動力機械、耕作機械、運輸機械、收獲機械、水力機械、林業機械、飼料機械、場上作業機械、農副產品加工機械和農機零配件制造等行業的農機工業體系，能夠生產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播種機、農用運輸車、水泵等各種農機產品。創建了洛陽、天津、佳木斯等大型農機制造企業。我國農村普遍存在人多地少，多山區丘陵，不適用大型農機作業的情況。因此，在國家的支持下，又開發了大量新式畜力農具，如步犁、耘鋤、播種機、收割機和水車等。我國農機推廣體系是從舊中國一窮二白的基礎上起步的。1951年為促進農具改革，建立了新式農具推廣系統，到1959年底共推廣了各種改良農具和半機械化農具五億二千多萬件。自60年代起，國家確立了因地制宜、典型示范、由點到面、逐步推廣的農業技術推廣原則，形成了以國家農機推廣機構為主導的事業型推廣網絡。到1976年，全國大、中型拖拉機保有量達到85.4萬臺;小型拖拉機達到 329.8萬臺;農業用汽車達到35萬輛;農用排灌動力機械達到615萬臺;農用水泵達到515.7萬臺;大、中型拖拉機配套農機具達到 123.5萬部;小型拖拉機配套農機具達到 291.8萬部;谷物聯合收獲機達到35 861臺;飼料粉碎機達到113.9萬臺;磨面機、碾米機、軋花機和榨油機共 388.1萬臺。1984年，機耕面積達5.24億畝,占耕地面積的39%。機電灌溉面積達3.76億畝，占灌溉面積的56.4%。1966年3月12日毛澤東致信劉少奇，提出興辦農業機械化的原則：以地方為主;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起;多產農林牧副漁等品類;與備戰、備荒、為人民聯系起來，國家積累不要太多，要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糧還不夠吃、衣被甚少著想。國家計委根據毛澤東的這些意見于1966年7月17日提出《關于農業機械化規劃的幾個問題》的文件：今后15年，即到1980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總設想分為三個階段：一是以5年至7年為期，機耕面積由1965年的2.3億畝達到4億畝以上，灌溉面積由5億畝達到8億畝左右，基本做到農產品加工的機械化和運輸的半機械化，化肥每畝耕地施用量由13.5斤達到30斤左右;二是以10年為期，到1975年，機耕面積達到8億畝，灌溉面積達到9億至10億畝，進一步提高農產品加工運輸的機械化水平，化肥的平均每畝施用量達到50斤左右;三是以15年為期，到1980年基本上實現農業機械化。
(八)管
毛澤東創造了農業耕作的“精耕細作”的詞和意。“精耕細作”,既高度概括了整個中國傳統農業耕作的全部經驗和智慧，又從中國的農業客觀實際出發奠定了現代大農業的發展方向。加強田間管理，改進耕作方法，實行精耕細作。合理施肥;合理灌溉;合理輪作(換茬);多種高產作物;推廣密植、間作和套作、增加復種指數、擴大復種面積。不違農時，及時播種，及時鋤草、間苗，及時收獲，細收凈打，力求豐產豐收。1952年我國農業復種指數為131%，1957年就提高到141%，1978年繼續提高到151%，等于增加耕地面積15%。國家要求從1956年起，在12年內，按照不同地區的不同條件，把復種指數(包括綠肥作物在內)分別提高到下列的水平：1、五嶺以南地區，達到230%左右。2、五嶺以北、長江以南地區，達到200%左右。3、長江以北，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南地區，達到160%左右。4、黃河、秦嶺、白龍江以北，長城以南地區，達到120%左右。5、長城以北地區，一般應當盡可能地利用已有耕地，減少撂荒面積，在可能的地方，力爭擴大復種面積。60年代初，全國各地普遍開展群眾性科學實驗、科學種田活動。70年代初，全國建立健全了縣、(區)、公社、大隊諸級農業科學技術網絡。
《八字憲法》是古今中外有史以來人類農業生產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科學歸納和哲學總結，是毛澤東農業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標定了農業生產力發揮和發展的作用點。在社會主義制度的保障下，新中國在全面貫徹《八字憲法》的二十多年里極大地改善了農業生產的基本條件，全面地營造了良好的農業生態環境，為農業持續的高產、穩產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新中國不僅成功地解決了時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吃飯的問題，而且創建和保持了良好的農業自然生態環境，并且為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健康發展創造了可持續的充足條件。
四、公社工業化
毛澤東說：“我國有一個特點，人口有六億如此之多，耕地只十六億畝如此之少，不采取一些特別辦法，國家恐怕搞不好”。這些“特別辦法”之一就是在農業區搞工業。公社工業化是對舊式農業生產力的一場革命，既包括著農業生產的機械化、電氣化和科技化，又包括在農業體制內通過政社合一的組織系統興辦同農業生產密切結合，能為滿足社員日常生活需要服務，又為國家的大工業和社會主義的市場服務的輕重工業，這種在農業體制內的工農業并舉勢必產生集約化效應實現資源最佳配置，走出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這是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
毛澤東提出的“公社工業化”概念，在世界經濟史上是第一次，無疑是個重大貢獻。從世界工業化歷史運動看，西方工業化在消滅小農經濟過程中制造了大量的無產者或者說是難民，制造了城市貧民窟引發出一系列社會問題。蘇聯不許農場辦工業，由于單一的農業剩余又被國家的“義務交售制”拿走，所以，農民很苦，農業也因擴大再生產能力受制，也一直發展不好。毛澤東認為，這兩種方式其實都是把工業化閱讀為工業與農業的分離、現代與傳統的斗爭、城市的單向運動，結果是城市與農村對抗、工人與農民對立、工業剝削農業，造成三大差別的社會分化。這也是蘇聯后來解體垮臺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根源之一。
問題在于，有了前車之鑒，還要去重復老路嗎?根據國情走出一條與西方和蘇聯不同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把農業剩余勞動力轉移到當地農村工業，實現農村中的城鎮化，使農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樣，或者還好一些，避免減少下來的農業人口，都擁到城市里來，使城市人口過分膨脹，是完全可能的。
因為中國工業化的定義就包含著農村機械化和電氣化等要素的農業現代化進程。農業就是工業，工業與農業可以相互轉化，城市可以辦工業，農村也可以辦工業，形成城鄉結合的新農村;路徑就是人民公社的集約化管理組織系統內生著并舉工業的動機、行為和能力;可行性在于工業與農業結合在一個價值鏈，既內部化了外部不經濟，又可以因地制宜辦出特色工業增加附加值;預期收益為工業剩余比農業剩余大得多，從而直接以工補農、以工建農，農民可以獲得更多更穩定的工資性收入。
對于公社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毛澤東說：“公社年年可以抽取積累，由社辦企業的利潤增加積累，加上國家的投資，其發展將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關于國家投資問題，我建議國家在十五年內投資幾十億到百多億元人民幣，幫助公社發展工業，幫助窮隊發展生產”。另外，“地方國營的中小企業，可以下放一些給公社經營，保證上繳利潤，原來這些企業的上繳利潤由公社包繳。”
在這樣的構建下，1958年以后開始了艱辛的探索。王玉玲《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與農村工業化》一文描述了公社工業化的基本過程：1958年8月后在建立人民公社的過程中，充分體現了農業合作化和農村工業化統一的思路。1958年9月4日，在《人民日報》為《從“衛星”公社的簡章談如何辦公社》配發的社論中，總結了人民公社與農業社的不同。其首要就是人民公社不是單純的農業生產組織，也不只是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而是要像城市工礦區一樣同時興辦工業。人民公社將逐漸消除城市和鄉村的界限，消除工業和農業的差別。除了生產，公社還要自己興辦商業(交換)、信用(銀行業務)，舉辦文化教育(包括小學、中學、專科、科學研究等)事業，實行全民武裝，適齡的男性青年和復員退伍軍人要編成民兵。人民公社是工農商學兵的統一體。到1959年，社辦工業企業發展到70多萬個，工業產值超過100億元，占當年全國工業總產值的10%。三年困難時期，公社工業陷入低迷。1961年，社隊工業產值為19.8億元，1962年下降為7.9億元，1963年再下降為4.2億元，為歷史最低點。60年代中期后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為解決農業收益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等問題，公社工業又獲得新的發展機遇，到1970年，達到67.6億元，比1965年增加了38.3億元。70年代后，在中央大辦地方農機廠、農具廠以及與農業有關的其他企業的號召下，江蘇、浙江、廣東等省份創辦起各種規模的農機具、糧油加工、建材、編織、服裝等社隊企業。隨后，沿海及內地各省市也在中央政府的統一要求和指導下興建社隊企業。其間，蘇南地區社隊工業產值，1976年已達到12.44億元，其中，社辦工業產值為6.96億元，隊辦工業產值為5.48億元。1978年社隊工業產值又發展到25.98億元，為1965年的近45倍，平均每年增長34%。伴隨著農業合作化和集體化，公社工業日益壯大，到1978年底，全國已有94.7%的人民公社和78.7%的生產大隊辦起了以工業為主的各類企業，總數達到152.4萬個;社隊企業總收入為431.4億元，占人民公社三級經濟總收入的29.7%，其中，社隊工業總產值由1975年的169.4億元增加到385.3億元，增長127%，在全國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也由1975年的5.3%上升為9.1%(按1970年不變價格計算)，社隊企業安置農村勞動力2 826.5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9.32%。在農村工業企業發達地區，已涵蓋了以下門類：以食品、飼料為代表的糧食轉化行業;以經濟作物和林業、牧業以及其他副業產品為原料的農副業產品加工行業;圍繞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的小型礦業、能源和建筑材料等行業;傳統工藝、各類編織等勞動密集型行業;為農業生產服務的制造、修理行業;為大工業協作配套或拾遺補缺的行業;為城鄉市場服務的輕紡、五金以及當地土特產加工等行業;供出口創匯或為外貿部門加工服務的行業等(王玉玲 2007年4月30日)。
張文茂的《還是要學習毛澤東，研究毛澤東》一文認為，1、中國社會主義農村現代化必然經歷以農業經濟為主的發展階段(50～70年代)，農村產業革命階段(農村工業化階段80～90年代，后來基本中斷)，城鄉統籌的一體化發展階段。而毛澤東探索開辟的公社工業化和集體化正是自覺完成這三大歷史階段的有效推手。2、人民公社體制和公社工業化勢必帶動出農業內部的產業分化和產業化趨勢，農村經濟的產業結構變革和工業化發展趨勢，農村社會結構的城鎮化發展趨勢和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最終完成農村現代化的主要任務。3、公社工業化通過“三個一批”模式解決農民的出路。即：(1)城市化轉移一批。一是城市擴張到的農村地區的城市化轉變;二是農民進城的市民化。前者表現為農民以集體經濟為載體的整體轉型，后者表現為以農民個人身份的農轉非，是退出農村集體經濟和土地權益的市民化轉移。(2)城鎮化集聚一批。表現為農村地區由于工業化發展導致的經濟和人口的集中、集聚，傳統農村轉變為小城鎮。如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南山集團等等。這種城鎮化集聚按一般規律更多的應該是鄉鎮中心區域(原來的公社一級)成為城鎮化集聚核心和載體。(3)新型農村社區建設提升一批;在城市化轉移和城鎮化集聚的基礎上，對一大批由于農業生產的需要而保留下來的村莊，要通過適當的集中、集并，建設為新農村的新型社區。
第五節 實行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政策
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長期實踐中，毛澤東領導制定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指導社會經濟的革命和建設也是有規律的。毛澤東是領導制定政治經濟政策的超級大師，他善于抓住時機，特別是洞察轉折的信息，并與這種歷史運動對話，所制定的政策之多之廣之實之深之前瞻，可能在世界范圍也是無以倫比的。他科學解釋了政策與黨領導的革命以及建設的辯證而本質的關系。他英明地強調指出，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
在認識與實踐的范疇中，毛澤東構建了制定政策的一整套科學系統，即：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意識，實事求是的哲學稟性，學習外國經驗的結合精神，調查研究的求真路徑，群眾路線的材料加工廠，民主集中制的決策制度，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糾錯機制，試驗示范的漸進工程，宣傳普及的認同程序，實踐與認識循環往復的檢驗邏輯等等。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還缺乏經驗，照搬蘇聯的辦法，是常理做法。對所謂“斯大林模式”的認識也必然有一個過程。斯大林當初制定的高度集權和重工業優先的政策，是適合當時的歷史情況的，只是未能很好地堅持唯物辯證法，后來情況發展變化了沒有及時給予調整改進，以致輕工業和農業持續嚴重落后，人民生活物資長期缺乏。毛澤東認識到蘇聯的經驗的局限性和教訓，決定走自己的路，既重視重工業，又以農輕重為序協調發展我國國民經濟，取得了空前的成就。
社會主義國家一開始重視重工業是符合客觀規律的。蘇聯成立后有過十年的新經濟政策，從1928年開始選擇了重工業政策，到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共計13年時間，正是這十三年使蘇聯具備了四年戰勝德國的物質條件。從現在公布的檔案分析，在許多大規模戰役中不管是勝敗，蘇聯的武器裝備，特別是坦克、火炮、飛機，損失都大于德國，甚至為幾倍。蘇軍之所以取勝就在于其重工業能源源不斷地生產出坦克、火炮、飛機，而德國則不能做到。如果不是蘇聯重工業發展的巨大貢獻，蘇德戰爭再拖上一年至兩年，那時德國有了原子彈將是一場世界性災難。其次，重工業的優先發展，給輕工業和農業的發展提供了裝備條件，遺憾的辯證法少了，沒有及時地調整和改進，沒有做到協調發展。
顯然，政策遵循客觀規律，對革命和建設，對計劃經濟有著特殊意義。就現在討論農村問題而言，政策的積極效用，既可描述為漸進中的改變、推動、加速等，也可描述為組織中的凝聚、教育、鼓勁。上述的人民公社、公社辦多種經營、公社辦學校、八字憲法等也是政策，都對中國農村發生著深刻影響。下面，再記述幾個重要政策。
一、統購統銷的政策
小農經濟無法生產大量的農業剩余，難以導致在中國內部產生出工業革命和城市化的物質條件，使中國社會長期停滯在傳統農業階段。新中國標志著工業革命的開始，這樣使小農經濟與工業化的矛盾日益尖銳。1951年糧食緊張問題已經出現。陳云提出解決辦法：一是防止經濟作物面積擴大;二是小公糧一定交國家;三是征購辦法必須采取。1953年國家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基本建設投資從1952年的43.56億元增加到94.4億元，隨之就業人員大增，城市和工業用糧也成比例增加，小農經濟的農業發展趕不上工業化新階段，當年度，國家未能完成糧食收購任務，國家糧食赤字40億斤，并預計下個糧食年度還可能赤字117億斤。毛澤東要求陳云解決糧食的緊張問題。陳云認為，如不采取堅決措施，糧食市場必將出現嚴重混亂局面。其結果必將導致物價全面波動，逼得工資上漲，波及工業生產，預算也將不穩，建設計劃將受到影響。這不利于國家和人民，只利于富農與投機商人。他建議，在糧食問題上必須在農村實行征購，在城市實行配售，嚴格管理私商，在堅持統一計劃管理的前提下及時調整內部關系。陳云提出的這個政策建議，毛澤東給予了全力支持。統購統銷政策的意義在于把分散的小農經濟納入國家計劃機制，引導農民走互助合作的社會主義道路，是改造小農經濟的重要步驟，其目的不僅為征購農民手中的余糧，更關鍵的是用集體化改造小農經濟，發展農業能增產的社會化生產力，既使大量的農業剩余成為可能，又使農民能夠增加收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報告中講到糧食統購統銷政策執行情況。“在糧食問題上曾經犯過一個錯誤。一九五四年我國部分地區因水災減產，我們卻多購了七十億斤糧食。這樣一減一多，鬧得去年春季許多地方幾乎人人談糧食，戶戶談統銷。農民有意見，黨內外也有許多意見。盡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機攻擊，但是不能說我們沒有缺點。調查不夠，摸不清底，多購了七十億斤，這就是缺點。我們發現了缺點，一九五五年就少購了七十億斤，又搞了一個‘三定’，就是定產定購定銷，加上豐收，一少一增，使農民手里多了二百多億斤糧食。這樣，過去有意見的農民也說‘共產黨真是好’了。這個教訓，全黨必須記住。”
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描述著農業發展的內因規律以及中國工業化必須走過一段以糧食增產為基礎的時期的規律。毛澤東進一步用下列話語來概括這兩個規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在《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中講：“蘇聯偉大土壤學家和農學家威廉氏強調地說，農、林、牧三者互相依賴，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這是完全正確的。我認為農、林業是發展畜牧業的祖宗，畜牧業是農、林業的兒子。然后，畜牧業又是農、林業(主要是農業)的祖宗，農、林業又變為兒子了。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賴的道理。”
“大搞飼料生產。有各種精粗飼料。看來包谷是飼料之王。美國就是這樣辦的。蘇聯現在也已開始大辦。……美國的種植業與畜牧業并重。我國也一定要走這條路線，因為這是證實了確有成效的科學經驗。”
后來，基辛格把毛澤東的語境演繹為，控制了糧食，就可以控制所有的人。
所謂“為綱”絕不是“單一的”或“只”的庸俗理解。“為綱”是綱舉目張，是辯證法矛盾學說中抓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的工作方法，也是對事物發展矛盾運動的敘述。毛澤東在“舉綱”時，同時注意“張目”。手里有糧，心里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一日，毛澤東在《農業合作化的全面規劃和加強領導問題》中講：“全面規劃應當包括:第一，合作社的規劃;第二，農業生產的規劃;第三，全部的經濟規劃。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我看特別是北方的荒山應當綠化，也完全可以綠化。北方的同志有這個勇氣沒有?南方的許多地方也還要綠化。南北各地在多少年以內，我們能夠看到綠化就好。這件事情對農業，對工業，對各方面都有利。”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四日，毛澤東在《農業生產合作社要注意多種經營》中要求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現將兩件調查材料發給你們參考。一件是譚震林同志關于湖南攸縣農村情況的報告，一件是河北省委關于河北省農業和副業產值中各項產物所占的比例。兩件材料都說明，有必要號召各農業生產合作社立即注意開展多種經營，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員每年增加個人的收入，否則就是一個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嚴重錯誤。河北省的糧食產值只占該省全部農業產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點，而糧食以外的農產物則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點，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數目字。河北省產棉花較多，產糧食較少，其他各省情形與此有些不同，但是糧食產值似乎不會超過百分之五十，而糧食以外作物及副業的產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們如果不立即注意這個問題，不論在社員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積累方面，國家的積累方面，勢必都要大受影響。因此請你們自己，并且通知專、縣、區、鄉直到合作社，都對這個問題作一調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筆糧食與非糧食產值比例的賬，借以教育干部和群眾。”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中講：“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系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一九五九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澤東在《關于發展畜牧業問題》中指出：“對天津市畜牧局一九五九年九月《大干一年翻了身，魁星莊生產隊養豬積肥改變貧困面貌》一文介紹的河北省吳橋縣王謙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以豬為綱，‘六畜’興旺,糧食產量一年也翻了一番多，窮隊變成了富隊，缺糧隊變成了余糧隊的事跡給予肯定。集資容易，政策正確，干勁甚高，發展很快。”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語就講：“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這里還沒有涉及農業機械化。機械化以后，勞動力更會大量節省，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據一些機耕農場的經驗仍然是有出路的，因為生產的范圍大了，部門多了，工作細了，這就不怕有力無處使。”
顯然，上述文本構成“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辯證法語境，描述出它的完整涵義。它要求“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必須體現農業內部(多種經營、綜合經營)以及農、林、牧、副、漁的綱舉目張的關系;實事求是、因地制宜，計算出當地糧食與非糧食產值的比例，堅持綜合平衡;有利于群眾增加收入，有利于生產向深度和廣度進軍，有利于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立即注意”各地農業布局的特點，根據規律發展農業。如，河北省產棉花較多，產糧食較少，其吳橋縣王謙寺公社魁星莊生產隊以豬為綱，“六畜”興旺等都是綜合平衡。
1972年4月16日的人民日報《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的社論就對“以糧為綱 全面發展”作出了全面的解讀：“……執行以糧為綱、全面發展的方針，是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不斷提高糧食產量的同時擴大多種經營。”
“……糧食是基礎的基礎。沒有糧食生產的發展，就說不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也說不上多種經營的發展。……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決不是互不相容的，而是互相促進的。……也只有很好地安排糧食生產和多種經營，才更有利于使全勞力、半勞力、輔助勞力和有各種專長的社員各盡其能，而且在各個季節都有活可干。發展多種經營，可以為集體經濟積累更多資金，加快農業機械化，這就又可以騰出更多勞力全面發展農業生產。至于土地，在多種經營的條件下，比單一經營更便于合理安排、充分利用。荒山、水面、河灘、‘四旁’等等，單一生產糧食不便利用的，實行多種經營就都能排上用場。肥料不足，從發展牧業、林業、油料、養蠶等等方面，正好可以開辟更多的肥源。……正是人盡其力、地盡其利、物盡其用的一條廣闊的道路。”
“有的同志劃不清正當的多種經營和資本主義傾向的界限，不敢抓多種經營，忽視抓多種經營。對此，應當加強路線和政策教育，予以澄清。有資本主義的多種經營，有社會主義的多種經營，決不可把兩者混為一談。……但是，決不可把黨的方針、政策所提倡和允許的多種經營當作資本主義傾向來批判。”
“在積極辦好集體經濟、保證集體經濟占絕對優勢的條件下，應該允許和指導社員利用剩余時間和假日，從事適當的家庭副業。”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要教育社員先公后私，反對棄農經商。”
“以糧為綱，是就全局而言。就各個不同地區來說，要注意因地制宜。一般農村人民公社的生產隊應該以發展糧食生產為主，把糧食生產抓緊抓好，同時根據當地條件，積極發展其他經濟作物和牧業、林業、漁業、副業生產。經濟作物集中產區，應該以種植經濟作物為主。牧區、林區、漁區，應分別以經營牧業、林業、漁業為主。這些地區，當然也要在可能條件下積極地生產糧食和其他作物，也不要搞單一經營;但是，應當集中主要力量完成主要任務。對于這些地區的糧食供應或留糧標準，要保證每人平均口糧不低于附近糧食產區的一般水平。”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并不是不看實際情況，不分主次緩急，一涌而上。多種經營的項目很多，必須根據各地的條件和國家的計劃，適應集體經濟和社員群眾的需要，統籌安排。要從實際出發，避免主觀主義。”
“國營經濟應當盡力促進以糧為綱、全面發展。工業部門要提供多種經營所需要的生產資料。商業部門要加強多種經營的產品的收購工作，正確執行黨的價格政策和獎售政策。同時，加強市場管理，堅決打擊投機倒把，批判資本主義傾向，鞏固社會主義陣地。”
三、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三兼顧的政策
一方面新中國起步于“一窮二白”、“一窮二弱”的落后的經濟遺產和西方的經濟封鎖，一方面新中國又選擇了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工業化道路，這樣，積累與分配的矛盾就異常突出，全國不得不進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創辦一切事業的創業時期。在這種情形下，對于分配，毛澤東仍十分注意吸取蘇聯的經驗教訓，第一次提出了“三兼顧”的理念。他形象地說：“你要母雞多生蛋，又不給它米吃，又要馬兒跑得好，又要馬兒不吃草。世界上哪有這樣的道理!”在與農民的分配上切忌不要犯錯誤。毛澤東認為處理好生產與分配的關系也是調整生產關系，調動生產力積極性的重要環節。“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體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適當的計劃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劃。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經常注意調節其中的矛盾。國家要積累，合作社也要積累，但是都不能過多。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將三兼顧原則解釋為“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征購任務，壯大集體經濟，增加社員收入。”
毛澤東采取一組關聯的辦法使農業的發展和農民的生活獲得政策的支持。一是比較輕的農業稅;二是工農業商品的交換，采取縮小剪刀差，等價交換或者近乎等價交換的政策;三是按照正常的價格統購農產品，而且收購的價格還逐步有所增長;四是在向農民供應工業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銷、穩定物價或適當降價的政策;五是在向缺糧區農民供應糧食方面，一般略有補貼;六是在合作社的收入中，規定適當的國家、合作社、農民分配的比例，即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應該歸社員，百分之三十到四十歸合作社和國家，其中包括合作社的公益金、公積金、生產費、管理費和各種雜費，包括國家的公糧和公糧附加。合作社和國家頂多占百分之四十，最好只占百分之三十，讓農民多分一點。這中間有百分之十是各地方可以調劑的;七是合作社收入部分，都要直接為農民服務。生產費，管理費，公積金，公益金，這幾項各占多少，應當同農民研究出一個合理的比例;八是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以外，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能夠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九是合理的獎售政策。
在人民公社的分配制度中下列情形是不允許的：一是“分光吃盡”;二是集體增產了，社員不增收;三是超支戶多，分配不能兌現;四是批判了“工分掛帥”，卻搞平均主義。國家還要求商業部門運用價格手段促進農村多種經營的發展。
需要說明的是，人民公社處于國家工業化積累時期，農民的本身應得的收入的大部分貢獻給了國家。據有人研究“1958～1978年的20年間，農民純收入由87.6元增加到133.6元，年平均增長不到3元，而且幾乎全面來自于集體分配收入。”這個說法是站不住腳的。其實，這個時期農民的收入還應包括國家的暗補。如，農村合作醫療基本免費的看病，義務教育基本免費的上學，五保戶制度、扶貧制度等社會保障，使農民看得起病，上得起學，老有所養。這種暗補資金是相當大的，在今天，這幾項開支可以說占農民收入的絕大部分，把這些除去，農民的收入又有多少?更值得說的是，人民公社期間，每位勞動力年均無償為國家提供的剩余多達80余元(辛逸)，這也是個極大的數目，相當于今天多少錢?這說明，人民公社的集體生產具有小農經濟無法比擬的優勢，也正是公社制度極大地調動起農民主人公責任意識、積極主動性和創造精神，否則，這20余年年均多達80元的貢獻是無法解釋的。
再來看看1978年的133.6元能買些什么?
可以買1330斤米，191斤油，雞蛋3340個，190斤豬肉。
2012年買1330斤米，需要3990元;191斤油，需要1146元;190斤豬肉，需要2670元。
換一種思路，如果國家每年將50%的剩余返還給農民，假設1978年為70元，這年的收入就是203.6元，可以買：2036斤米，291斤油，291斤豬肉。同樣，2012年買下這些物品分別需要6108元，1455元，4074元。兩項比較，1978年的這種純收入再加上暗補，農民的生活不會輸給現在。可見，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人民公社使農民“窮”，主要是因為對工業化的貢獻，正如毛澤東所說“人民要忍受一點犧牲”。這恰恰說明人民公社制度，既是動員農民，也是加快發展的最佳制度性安排。
四、農業學大寨的政策
人民公社解決了三大問題：一是“工占農利”的保障性制度;二是中國農業的發展方向;三是城鄉結合路徑。但是，在農業主要為國家提供剩余的時期，如何也把自身發展起來，換句話說，農民在國家“并舉”的方針中如何承擔主體角色還需要探索。大寨的出現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
大寨，原本是一個貧窮的小山村。農業合作化后，社員們自力更生，奮發圖強，戰天斗地，艱苦奮斗，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并通過艱巨勞動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使糧食畝產增長了7倍，這不僅解決了大寨人的溫飽問題，而且每年至少上繳國家10多萬公斤余糧，多的時候上繳余糧達20萬公斤。在1963年8月遭遇的特大洪澇災害面前，大寨人提出“不向國家要錢，不向國家要糧，不向國家要物資;賣糧不少，種子飼料不少，社員口糧不少”的口號，發揚“先治坡，后治窩;先集體，后自己”的高尚風格，在大災之年仍向國家售糧120噸，占到當年糧食總產量的57.1%，充分展示了大寨人愛國家、愛集體的精神。1953～1962年，大寨人為了改變惡劣的生存環境和先天不足的農業生產條件，經過十年苦戰，把原有的4700多塊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改造成2600多塊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1964年毛澤東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大寨成為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學大寨運動對全國農業的發展的影響是深刻的。如昔陽史料記載，1967年到1979年，昔陽全縣農田基本建設投資1.4億元，干了9330多個工程，用了3.3萬土方和石頭，筑了1000多公里的石壩，搬倒了1200多座小山頭，碹了80多公里的涵洞，造新地6萬多畝，建成了30多萬畝大寨田。昔陽縣糧食產量增長1.89倍，交售給國家的糧食一斤也沒少。
大寨至今堅持走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了糧食、副業、工業等生產經營，再次證實了人民公社集體勞動和集體經濟的優越性，描述了人民公社在完成“工占農利”的同時仍可以實現農村的共同富裕的前景，這正是毛澤東倡導農業學大寨的真義。
第六節 集體化現代化共同富裕的好榜樣
中國農民的優秀子女，例如華西村、南街村、大寨村、周家莊、官橋村等農村人民公社的人們，信賴中國共產黨，信仰共產主義，他們有堅強的黨組織，更有勇往直前的帶頭人，堅持走毛澤東指引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人民公社、共同富裕的道路，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先進文化塑造人，艱苦奮斗，頑強進取，歷經艱難，不怕曲折，認準方向，永不回頭，硬是開創了前無古人的偉大事業，造福于子孫后代，貢獻于祖國富強，成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共同富裕的舉世聞名的好榜樣。
一、華西村
華西村原是華墅人民公社的華西大隊，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是我國農村的先進典型，毛澤東同志早在60年代末，看了中央研究室有關華西社隊企業的調查報告后，就有了批示，說“這是農村光明燦爛的希望!”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國農村撤銷人民公社，推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為單干)”的改革之后，華西大隊改為華西村，頂著很大的壓力還是堅持集體經濟，實行大隊核算。40多年來，硬是走出了一條以工業化致富農民、以城鎮化發展農村、以產業化提升農業的華西特點的發展之路，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新農村建設做出了示范和表率。
從2001年開始，華西村通過“一分五統”的方式，幫帶周邊20個村共同發展，建成了一個面積35平方公里、人口達3.5萬人的大華西，組成了一個“有青山、有湖面、有高速公路，有航道、有隧道、有直升機場”的美麗鄉村。旗下華西集團1996年被農業部評定為全國大型一檔鄉鎮企業，華西獲得了“全國文明村鎮”、“全國文化典范村示范點”、“全國鄉鎮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先進單位”、“全國鄉鎮企業先進企業”、“全國鄉鎮企業科技工業園”等榮譽稱號，并譽為“天下第一村”。
如今，華西村在傳統工農業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海洋工程、金融、旅游服務業，與40多個國家有貿易往來，成功實現經濟轉型。2010年實現銷售收入512億元，可用資金35億元，人均純收入8.5億元。這里更像一個農業旅游景區、一個工業開發園區、一座新興城市。家家擁有現代化設施的別墅、較高的收入，有良好的文化、教育、醫療條件和生態環境，這里的農民感覺自己生活在“人間天堂”。
領頭人吳仁寶在敘述華西為什么能發展時說：因為，我們有一個信仰，就是信仰共產黨，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始終堅持愛黨、愛國、愛集體。堅持集體經濟決不動搖。時刻不能忘記學習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是人，而不是神，但是毛澤東思想勝過神。對于集體還是個體，吳仁寶的經驗是這樣的：
“凡是哪個村把集體經濟搞好的，這個村的黨組織就有權威。像華西村，在鎮上被個體戶團團包圍，但老百姓非常信仰集體，絕大多數村民強烈要求黨支部不要搞個體，還是要把集體經濟發展好!集體經濟到底好不好呢?應該說，集體經濟本身是好的，但在‘轉制’、‘轉私’的影響之下，有不少人把集體的錢撈光了，轉到個人腰包里去了。我記得，在六十、七十年代的時候，每個村都有集體資產。為什么發展到現在，有的村一點資產也沒有呢?甚至是資不抵債呢?我看，這主要是那里的人缺少了信仰，缺少了對黨、對社會主義的信仰。有人對信仰有了失落感以后，往往就會貪贓枉法。這些信仰的動搖，很有可能會發生危機，造成坐牢，甚至被槍斃。最后，就造成了對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最大的不關心!現在有些人，人在黨內，心在黨外;居住在中國，心在美國。像這樣的現象，很值得我們好好地深思。”
二、大寨村
大寨村，是山西省昔陽縣的一個小山村，全村面積2.6平方公里，有100多戶人家，500多口人。解放前，這里窮山惡水，自然環境惡劣，群眾生活十分艱苦。解放后，當地人民當家做了主人，以陳永貴、郭鳳蓮等領頭的大寨人決心改變山村落后的面貌，敢于戰天斗地，通過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成了層層梯田，并通過興修水利，引水灌溉，改變了聽天由命、靠天吃飯的貧困狀況，大寨村從而成為全國農業的一面旗幟，舉世聞名，激勵人們奮進。
大寨村就是人民公社的大寨大隊。大寨歷經艱難曲折，堅定方向，從單純農業經濟走向了農工商一體化發展、共同富裕的路子。到2010年底，大寨集團資產總額達4.7億元，從業人數達1 243人，銷售收入達到6.5億元，上繳國家稅金達到2 879萬元。大寨現有20多個旅游景點，是山西省十大紅色旅游基地之一。大寨集團公司成立后，大力推進村辦企業和第三產業的發展，大寨已成為30多種商品的品牌。大寨經濟總收入在近20年間增長了近200倍，500多人的小山村成了名副其實的億元村。現在大寨的人均收入12 000多元。大寨人住進了二層樓房，享受著現代交通和通訊帶來的便利，享受著集體給他們帶來的美好生活。從1993年開始，老人們按月領取養老金，孩子們上學不用交學費，考上大學發給獎學金，農戶建房村里給補貼，農民種地村里實行“五統一”，全體村民就醫有了醫療保險，每人每年還可以領取1000元的公益金。
三、周家莊
周家莊鄉號稱“最后的人民公社”，是目前我國唯一保留人民公社制度的鄉鎮。位于河北省晉州市中部，西距石家莊市50公里。面積17.5平方公里，人口12 811人。周家莊鄉從1949年創辦互助組，1952年建合作社，1958年建人民公社，1983年建農工商合作社。自1952年至今幾十年間，合作社始終集體統一經營，體制一直未變，已有55年艱苦奮斗、不斷發展的光輝歷史。
1982年，全國撤銷人民公社的形勢下，周家莊人摁下紅手印，明確志愿保留人民公社，義無返顧地選擇繼續走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共同富裕道路。據說，當時的支部書記雷金河向當時的河北省委領導寫下保證書：“不分包到戶,社員的收入可以高于分包到戶的農民。如果干一年，我們沒有其他公社好，我們就將地分了。”30年來，周家莊農工貿齊頭并進，已有9家大型集體工業企業，并有許多形成規模的農貿加工、養殖基地和文化服務業等。從1981年開始，周家莊的家家戶戶已免費使用上了自來水。次年開始對年滿65周歲的老人實行養老津貼、對孤寡老人實行五保等福利政策。所有鄉民享受免費醫療、教育、住宅等10多項福利或補貼，而且福利范圍和水平在不斷擴展和提高。當初，從公社出走搞單干的幾戶人家又紛紛回到了公社的大家庭。
四、官橋村
1982年曾被稱贊為“神州第一組”的官橋村，聯合國官員實地考察后，豎起大拇指贊嘆：“這里同美國的農村相比，毫不遜色!”
湖北省咸寧市嘉魚縣官橋鎮官橋村，800余戶、3020人，在組長周寶生帶領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創辦集體企業，1993年成立田野集團，如今擁有一批高科技的企業集團、國家級高新技術企業，資產達到22.5億元，2012年的集體收入達12.5億元，人均純收入4.2萬元，村里已有好幾個工業園，許多村民都在家門口就業。官橋八組設立了村民子女教育、生活費專項補助，村里的每個孩子從出生之日到高中畢業，組里按月發放1000元的教育、生活費補助;村民子弟上大學，按照大專每年1.5萬元、本科2萬元、研究生2.5萬元發放教育、生活費補助。村民都辦有社會保險;對于一些每月退休養老金低于2000元的老村民，差額部分由組里補足;每年組織村民免費健康檢查，建立大病醫療基金，治療大病費用可報銷90%以上;每年組里給每名在崗村民發送1.5萬元崗位補助……早在2009年，田野集團就整合資金1.8億元，啟動了支持官橋村整村推進新農村建設項目，分散居住在方圓3公里內的800戶農民，將統一遷入官橋新村小區。2013年已有300多套住房建成交房。
五、南嶺村
南嶺村,號稱“中國第一村”，是深圳市龍崗區南灣街道的一個行政村，面積4.12平方公里，戶籍人口800人，外來人口1.5萬人。先后獲得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示范點”、“全國創建文明村鎮工作先進單位”、“省文明示范村”等榮譽稱號。南嶺村曾因為貧窮被戲稱為“鴨屎圍”，如今村中綠樹成蔭、鮮花錦簇、商場林立、工廠云集，一派繁忙有序的景象。2008年，南嶺村凈資產已達到13億元，村民人均純收入15萬元，一年上繳國家稅收1.8個億。
南嶺村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完善集體分配制度，發揮村民工作積極性和為集體奉獻的精神，2012年集體經濟收入2.77億元，比上年增長2.5%，村民分配增長10%。發年終獎1200萬，其中1181萬元授予了上百名退休人員，退休人員最多的可以獲得獎勵20萬元。節后每名勞動力再分6萬元。隨著中心大廈等舊改項目的全面落成，社區為全體村民分房，其中分給村民的房子最大250平方米，最小的180平方米。
村里開辦農民夜校和專業培訓班，有針對性地提高村民的科學文化素質。1992年以來，村里先后選送52名優秀青年到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深圳大學等高等院校深造，有計劃地培養村里的技術、管理人才。成立了青少年文藝隊、老人合唱隊等一批文體活動隊伍，開辟了“共青團宣傳欄”、“南嶺青年文學廣場”，舉辦了多次書畫、演講比賽。開展讀書活動，每戶村民藏書超過200冊。建立健全了黨務、村務、財務各方面的規章制度，實行“依法治村，民主管理”、“兩公開一監督”，讓群眾更多地參政議政，發揮村民的主人翁作用。
六、航民村
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航民村，區域面積2平方公里,現有農戶339戶,人口1083人，具有強大的集體經濟。該村航民實業集團如今擁有25家企業，2012年實現產值96億元，利潤4.5億。作為集體資產，除了村集體擁有51%股份外，剩余部分量化到村民、職工和經營管理骨干，每年進行分紅。
全村建起幾十棟排列整齊、紅頂白墻的三層歐式別墅，1080名村民就住在這里。象這樣300平米的“豪宅”是村里統一規劃、建成后僅以26萬的價格賣給村民的。作為村民，孩子從上幼兒園開始的所有學費都將由村里承擔，一旦他考上大學，除了每學期8000元學費報銷外，還將獲得1萬元獎勵和每月200元的生活補貼。村里在1996年投資1600萬建了這個集影劇院、運動場所、圖書室等設施于一體的文化中心。
2013年預計產值大概在46億元，董事長朱思寶宣布下一步要成為“百億企業”的目標。此外，航民集團還經營紡織、海運，為了企業供電甚至自辦了熱電廠，同時把成本6毛錢一度的電以3毛的價格賣給村民。“這兒福利好，生活開支非常低”，除了用電，居民用水1.6元的進價只收5毛，大米也是5毛一斤，農場還免費把魚、肉、雞等副食品分發到村民手中。雖然物質富足，卻不難注意到這里的村民仍留有一絲土地情結，很多人家在自己別墅的院子里辟有一小塊菜地。村集體也留了800畝農田交由26個人進行現代化機械耕作，雖然每畝地需要補貼500元，卻仍執著地堅持糧食自產自足，表達著農村人與土地的特殊情感。令人向往的新農村典范——實現集體富裕的航民。
堅持鞏固發展集體經濟，是航民村各項事業全面進步，村莊小康建設全面推進的根本保證。航民村之所以能夠在經濟發展、村莊建設、村民社會福利保障、科教文化、生活環境、綜合治理等方面取得較好的成效，小康建設全面推進，根源在于鞏固和發展了集體經濟。現實使干部群眾認識到，如果不壯大集體經濟，航民村就不會有如今的面貌，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就不可能家家都是富裕戶。
七、南街村
河南省漯河市臨潁縣城南隅南街村，共848戶，3180口人，1000畝耕地，總面積1.78平方公里。南街村堅持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強化了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營造了濃厚的昂揚向上的集體主義氛圍。南街村獲得了“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中國十大名村”、“國家級生態村”、“全國優秀鄉鎮企業”等殊榮。南街村集團多次獲得國家級、省市級榮譽稱號：是中國食品工業質量效益獎企業、工業排頭兵企業、中國食品工業百強企業、全國食品工業優秀龍頭食品企業、省級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河南省百戶規模優勢企業、河南省重點服務企業、河南省科技企業和河南省民營科技企業50強等。“南街村”商標為國家馳名商標。
在2008年，該村銀行負債實際達17億元人民幣。一度傳出南街村破產的謠言。實際當時資產26億元，負債17億元，遠未達到破產的邊緣，也比同時期大部分在金融海嘯中掙扎的企業強很多。經過2年努力，到2010年，資產已經積累到30億元，負債4億元。南街村依靠當地糧食資源，圍繞農業辦工業，圍繞龍頭企業上配套南街村項目。發展糧食深加工，形成了農工貿一體化、產供銷一條龍的產業格局。從而實現了層層增值和良性循環，壯大了集體經濟實力。此外組建的國家大型一檔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在1991年率先摘取河南省“億元村”桂冠，1993年產值突破16億元。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是產、供、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集體性質的大型集團公司。南街村集團下屬企業28個，南街村集團以糧食深加工為主導方向、以生產多種方便食品為龍頭，產業涉及食品、飲料、酒類、印刷、包裝、醫藥、工藝品雕刻、旅游等，產品有15大類，近200個品種，其中部分產品出口銷售到蒙古、朝鮮、俄羅斯、韓國、日本、美國、澳大利亞、孟加拉、南非等國。南街村興建了食品、農業生態旅游、醫藥、電器、鋼鐵五大工業園區，并聘請高級人才管理企業。
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村民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節假日食品、購物券、住房、上學、醫療等多項福利待遇，生活上無后顧之憂。全體村民居住在30多棟配備齊全的花園式的現代化公寓里，人人安居樂業、家家生活幸福。南街村大辦公益事業，相繼建起了一系列公益設施。街道寬闊平坦，道旁綠樹成蔭，路燈彩燈交相輝映，廠房住宅鱗次櫛比。成立了藝術團、軍樂隊、盤鼓隊、門球隊，建起了文化園、圖書館、檔案館、醫院、康壽樂園等。同時，大辦教育事業，投巨資建起了現代化、高標準的幼兒園、小學、初中和高中，還辦起了報社、廣播站和電視臺。
八、 洪林村
湖北省洪林村，1975年在全縣第一個輸通高壓電，不僅解決了全村人的吃飯問題，而且每年還向國家提供100多萬斤原種糧。在1978年村民就實現了自來水到戶。在1980年前社員們就實現了自行車、沼氣池、電風扇“三個一到戶”。1981年，在貫徹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農村改革中，當時一些父老鄉親對大隊黨支部書記說：“不能分，不管上面怎么壓，坐牢我們替你去坐;不能替，你坐牢了，我們替你送牢飯。”在方向和道路確定之后，大隊黨組織制定了“穩農興工、工農并進”的發展道路和舉措。在八十年代的十年間，在原來棉織廠基礎上又先后建起了磚瓦廠、棉紡廠、麻球廠、服裝廠等10多家企業，全村逐步實現了由農業型向工業型的轉變，大大壯大了集體經濟，完全消滅了貧窮。
1985年村民就有了電視機，住上了樓房，是全省第一個電視化和樓房化村。全村還實現了吃水、用電、醫療、理發等“十不要錢”的福利待遇。現在全村己擁有農工商企業19家，分屬紡織服裝、醫藥化工、建筑建材、水產養殖、糧油加工、餐飲娛樂等八大行業，資產總額達28億元。迄止2003年，全村實現利稅2100萬元，村民人均分配控制在5500元。
近幾年來該村先后被評為全省文明村、全國民主法制示范村、全國文明村鎮等，成為荊楚大地上的一顆社會主義新農村明星。在首先富起來之后，洪林村積極幫助周圍村脫貧，共與周邊108個村支部建立了互聯關系，形成了規模宏大的百村互聯網絡。從資金、技術和信息等各方面，給他村以支持和幫扶。到目前為止，已幫助34個村脫貧致富，18個后進村跨入了先進行列。
九、興十四村
黑龍江省西北部甘南縣興十四村，從七十年代后開始使用拖拉機開墾，并逐漸走向機械化生產，使耕地面積、改土造田規模更加迅速擴大。在堅持集體富裕的前提下，1985年建起一座日處理10噸鮮奶的乳品廠，投產當年就盈利65萬元。1988年建成了一座以玉米為原料年產1500噸、創產值5000萬元的甜蜜素廠。之后又陸續建成了啤酒專用糖漿廠等33家企業，組建了大型企業集團——富華集團，形成了生物工程、精細化工、畜禽飼料、乳制品等4大系列、100多個品種。現已發展成為幅員3.3萬畝，其中耕地1.68萬畝、樹林1.13萬畝、草原4000畝，198戶村民、956口人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全村耕地由18人承包經營，僅有2%的農民從事種植業生產，98%的勞動力成為二、三產業工人。全村人工種植松林1.13萬畝，森林覆蓋率34.2% 。2006年全村總收入達到7億元，總資產達到10.5億元，年人均純收入實現1.5萬元。
興十四村的經濟發展直接帶來了村民的收入迅速增長和共同富裕的實現。從住房變化看，1981年實現了磚瓦房化，1982年成為彩電村，后來又發展到普通的“小二樓”。從2002年開始，先后建了136棟單體花園式別墅住宅，大部分村民住上了別墅。每棟別墅面積是196.6平方米，平均每人50～60平方米，每棟平均35萬多元，戶均拿10萬元，村集體補助20多萬元，產權歸個人。還建了村小學校、衛生所、三星級賓館、村史展覽館和休閑廣場等。村民享受合作醫療待遇，生活方式實現了城市化。
在實現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興十四村自70年代以來，先后受到國家、省、市、縣各級表彰獎勵100多次。其中，1979年受到國務院嘉獎，1994年村黨支部被黑龍江省委命名為“奔小康紅旗村黨支部”，1999年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國文明村”稱號，2004年被中央文明委評為“全國生態建設文明村”，同年被國家評定為首批農業旅游示范點。2005年被聯合國/北北合作組織評定為“國際生態產業示范基地”，被聯合國機構確定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最佳范例”，同年還被中央文明委評定為“全國文明村鎮”。2006年，被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十大特色村”、國家級“巾幗示范村”，被譽為全國聞名的“龍江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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