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恩格斯著作摘編

  編 者 的 話

從事生產服務勞動的工友們 ：大家幸苦了！                                                                                                

多年前在新華書店，我見到一位棉大衣上沾著水泥漿的工友也來到店里，他從一樓書架底層嫻熟地拉開一扇柜門取岀一本《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坐在地上就看起來。可見，有的工友從切身經歷中產生了對馬恩思想的需耍。馬恩學說是發現和應用社會發展規律，謀求工人階級和人類徹底解放的思想體系，確實不可不讀。可是，對于每天從事十二小時或更多繁重勞動的人來說，屬于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實在有限，得花多大力氣、多少年月才能讀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啊？                      

于是我萌生了一個想法：搞一個十來萬字的《摘編》，再忙再累的人只要想讀也容易讀完，從而對馬恩思想有個大體上的了解；若想對一些問題查閱原著，沿著《摘編》提供的線索去查，也許能夠便捷些。這樣，就搞岀了這個《摘編》。由于水平所限，應摘未摘的肯定會有，希望同志們不吝指正。                                                                             

一、本《摘編》摘引的文字均摘自人民出版社的版本，為節省時間，除在此說明之外，不再逐條標注，摘自第一版的，標注一版；摘自第二版的，標注二版。

二、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僅注《全集》，摘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的僅注《選集》；摘自馬克思著作的，僅注“馬”；摘自恩格斯著作的，僅注“恩” 。

三、原著中的著重號仍用黑體字表示；編者加的著重號用下加線表示。

四、文摘的順序，在同一標題下同類內容的，按原著的寫作時間先后排列。

五、分類標題都是編者加的不另標示；正文中編者加的文字，用方括號［］標岀。

魯 凡

2021/1/10

目    彔  

一   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的規律

（一）唯物辯證法（辯證唯物論）…………………………5

（二）唯物史觀（歷史唯物論）……………………………9 

（三）現代唯物主義認識論與私欲對真理的歪曲…………46

二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  訟泫浩清濁      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特殊規律  

（一）馬克思經濟學手稿摘抄………………………………53

（二）《資本論》摘編………………………………………57

1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力也成了商品…………………57

2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剩余勞動體現為剩余價值…………59  

（1）價值的增殖過程…………………………………………………59

（2）資本主義剝削的程度……………………………………………62

（3）絕對剩余價值和相對剩余價值…………………………………69

3資本主義積累…………………………………………………70

4靠犧牲工人而實現勞動條件的節約………………………79

5資本過剩與人口過剩………………………………………82

6貨幣資本與產業資本、企業經理與董事…………………85

7銀行、信用與股份公司……………………………………89

8銀行資本、有價證券、虛擬資本、貨幣資本家與經濟危

機………………………………………………………………92         

9綜述……………………………………………………………97

（三）恩格斯的政治經濟學著述摘抄……………………101

三 人類解放事業

（一）人類解放事業的目標……………………………………112   

（二）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前提、條件………………………120

（三）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主體與理論………………………129

（四）工人階級解放事業的道路與方法 ……………………139                    

（五）“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 、“它必將遍立于全世界” 158

一﹑自然、社會和思維運動的規律

（一） 唯物辯證法

(辯證唯物論)

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觀念的東西無非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辯證法在黑格爾手中神秘化了，但這并沒有妨礙他第一個全面地有意識地敘述了辯證法的一般運動形式。（馬：《〈資本論〉第二版跋》寫于1873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22頁）

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時包含對現存事務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個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馬：《〈資本論〉 第二版跋》寫于1873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22頁）

任何一個有機體在每一瞬間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間，它同化著外界供給的物質并排泄岀其他物質；在每一瞬間，它的機體中都有細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細胞在形成；經過或長或短的一段時間，這個機體的物質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質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個有機體永遠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61頁）

在進行較精確的考察時，我們也發現，某種對立的兩極 ，例如正和負，是彼此不可分離的，正如它們是彼此對立的一樣，而且不管它們如何對立，他們總是互相滲透的；同樣，原因和結果這兩個概念，只有應用于個別場合才適用；可是，只要我們把這種個別的場合放到它同宇宙的總聯系中來考察，這兩個概念就聯結起來，消失在關于普遍相互作用的觀念中，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結果經常交換位置；在此時或此地是結果，在彼時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之亦然。（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61頁）                 

辯證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觀念上的反應時，本質上是從它們的聯系、它們的聯結、它們的運動、它們的產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61頁）

無限性是一個矛盾，而且充滿矛盾，無限純粹是由有限組成的，[……]正因為無限性是矛盾的，所以它是無限的，在時間上和空間上無止境地展開的過程。（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91頁）

運動是物質的存在方式，無論何時何地，都沒有也不可能有沒有運動的物質。宇宙空間中的運動，各個天體上較小的物體的機械運動，表現為熱或者表現為電流或磁流的分子振動，化學的分解和化合，有機生命——宇宙中的每一個物質原子在每一瞬間都處在一種或另一種上述運動形式中，或者同時處在數種上述運動形式中。任何靜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對的，只有對這種或那種特定的運動形式來說才是有意義的。（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99－400頁）

運動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簡單的機械的位移之所以能夠實現，也只是因為物體在同一瞬間既在一個地方又在另一個地方，既在同一個地方又不在同一個地方，這種矛盾的連續產生和同時解決，正好就是運動。（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62頁）

既然簡單的機械的位移本身已經包含著矛盾，那么物質的更高級的運動形式，特別是有機生命及其發展，就更加包含著矛盾。［……］ 生命首先正是在于：生物在每一瞬間是它本身，同時又是別的東西。所以，生命也是存在于物體和過程本身中的不斷地自行產生并自行解決矛盾的；矛盾一停止生命也就停止，死亡就到來。（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62－463頁）

水在標準氣壓下，在0℃時從液態轉變成固態，在100℃時從液態轉變為氣態，可見，在這兩個轉折點上，僅僅是溫度的量變就可以引起水的狀態的質變。我們還可以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中舉出幾百個這樣的事實來證明這一規律。例如[……]許多人協作，許多力量結合為一個總的力量，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造成新的力量，這種力量和它的一個個力量的總和有本質的差別。（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68-469頁）

如果一顆大麥粒得到它所需要的正常的條件，落到適宜的土壤里，那么它在溫度和濕度的影響下就發生特有的變化：發芽；而麥粒本身就消失了，被否定了，代替它的是從它生長起來的植物，即麥粒的否定。而這種植物……生長、開花、結果，最后又產生大麥粒，大麥粒一成熟，植株就漸漸死去，它本身被否定了。作為這一否定的否定的結果，我們又有了原來的大麥粒，但不是一粒，而是加了10倍20倍，或30倍。（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78頁）

那么，否定的否定究竟是什么呢？它是自然、歷史和思維的一個極其普遍的、因而極其廣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發展規律。［……］辯證法不過是關于自然、人類社會和思維的運動和發展的普遍規律的科學。（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84頁）

辯證法是關于普遍聯系的科學，主要規律：量和質的轉化——兩極對立的相互滲透和它們達到極端時的相互轉化——由矛盾引起的發展或否定的否定——發展的螺旋形式。（恩：《自然辯證法》寫于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59頁）

辯證法，它們實質上可以歸結為下面三個規律：

量轉化為質和質轉化為量的規律；

對立的相互滲透的規律；

否定的否定的規律。（恩：《自然辯證法》寫于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310頁）

運動，就它被理解為存在方式，被理解為物質的固有屬性這一最一般的意義來說囊括宇宙中發生的一切變化和過程，從單純的位置變動起直到思維。（恩：《自然辯證法》寫于1878年，摘自《選集》第二版4卷346頁）

我們所接觸到的整個自然界構成一個體系，即各種物體相聯系的總體，［……］這些物體處于某種聯系之中，也就包含這樣的意思，它們是相互作用著的，而這種相互作用就是運動。（恩：《自然辯證法》寫于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347頁）

我們重新唯物地把我們頭腦中的概念看做現實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現實事物看做絕對概念的某一階段的反映。這樣，辯證法就歸結為關于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的科學。（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43頁）

（二）唯物史觀

                   （歷史唯物論）                         

分工只是從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分離的時候起才真正成為分工。

分工不僅使精神活動和物質活動、享受和勞動、生產和消費由不同的個人來分擔這種情況成為可能，而且成為現實。（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于1845-1846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82-83頁）

交往形式的聯系就在于：已成為桎梏的舊交往形式被適應于比較發達的生產力，因而也適應于進步的個人自主活動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會成為桎梏，然后又為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這種發展非常緩慢；各種不同的階段和利益從來沒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從于獲得勝利的利益，并在許多世紀中和后者一起延續下去。［……］較早時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經為屬于較晚時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擠之后，仍然在長時間內擁有一種相對于個人而獨立的虛假共同體（國家、法）的傳統權力，一種歸根結底只有通過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權力。（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于1845-1846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124頁）

.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各個人借以實現其共同利益的形式。（馬、恩《德意志意識形態》寫于1845-1846年，摘自《選集》第二版1卷132頁）                          

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資本家的社會。

人們按照自己的生產方式建立相應的社會關系，正是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會關系創造了相應的原理、觀念和范疇。所以，這些觀念、范疇也同它們所表現的關系一樣，不是永恒的，它們是歷史的、暫時的產物。

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形成都是不斷運動的。（馬：《哲學的貧困》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142頁）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

自由民和奴隸、貴族和平民、領主和農奴、行會師傅和幫工，一句話，壓迫者和被壓迫者，始終處于相互對立的地位，進行不斷的有時隱蔽有時公開的斗爭，而每一次斗爭的結局，都是整個社會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爭的各階級同歸于盡。

在過去的各個歷史時代，我們幾乎到處都可以看到社會完全劃分為各個不同的等級，看到社會地位分成多種多樣的層次。而且幾乎在每一個階級的內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階層。（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2-273頁）

現代資產階級本身是一個長期發展過程的產物，是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一系列變革的產物。

資產階級的這種發展的每一個階段, 都伴隨著相應的政治上的進展。[……]從大工業和世界市場建立的時候起，它在現代的代議制國家里奪得了獨占的政治統治。現代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的共同事物的委員會罷了。（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4頁）發

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

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圣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總而言之，它用公開的、無恥的、直接的、露骨的剝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蓋著的剝削。

資產階級抹去了一切向來受人尊重和令人敬畏的職業的神圣光環。它把醫生、律師、教士、詩人和學者變成了它出錢招雇的雇傭勞動者。

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 （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4-275頁）

資產階級除非對生產工具、從而對生產關系、從而對全部社會關系不斷地進行革命，否則就不能生存下去。［……］生產的不斷變革、一切社會狀況不停的動蕩、永遠的不安定和變動，這就是資產階級時代不同于過去一切時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關系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素被尊崇的觀念和見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關系等不到固定下來就陳舊了。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人們終于不得不用冷靜的眼光來看他們的生活地位、他們的相互關系。（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5頁）

不斷擴大產品銷路的需要，驅使資產階級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須到處落戶、到處開發、到處建立聯系。[資本為了攫取更多的剩余價值，今天更是在全球各地到處尋找勞動力成本的洼地；因此，我們必須聯合世界各地的工人兄弟們，共同保衛和爭取提高工資底線。]

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過去那種地方的民族的自給自主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6頁）

資產階級由于一切生產工具的迅速改進，由于交通的極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蠻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來了。它的商品的低廉價格是它用來摧毀一切萬里長城，征服野蠻人最頑強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它迫使它們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謂的文明，即變成資產者。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6頁）

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它創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農村人口大大增加起來，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脫離了農村生活的愚昧狀態。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6-277頁）

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7頁）

資產階級賴以形成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是在封建社會里造成的，在這些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封建的所有制關系，就不再適應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了。這種關系已經在阻礙生產而不是促進生產了。它變成了束縛生產的桎梏。它必須被炸毀，它已經被炸毀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競爭以及與自由競爭相適應的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資產階級的經濟統治和政治統治。（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7頁）

現在，我們眼前又進行著類似的運動。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復中越來越危及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生存的商業危機就夠了。在商業危機期間，總是不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產品被毀滅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造成的生產力被毀滅掉。［……］資產階級用什么辦法來克服這種危機呢？一方面不得不消滅大量生產力，另一方面奪取新的市場，更加徹底地利用舊的市場。這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辦法呢？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越來越少的辦法。

資產階級用來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現在卻對準資產階級自己了。

但是，資產階級不僅鍛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還產生了將要運用這種武器的人——現代的工人，即無產者。（馬、恩：《共產黨宣言》寫于1847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278頁）

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會生存條件上，聳立著由各種不同的、表現獨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觀構成的整個上層建筑。整個階級在它的物質條件和相應的社會關系的基礎上創造和構成這一切。通過傳統和教育承受這些情感和觀點的個人，會以為這些情感和觀點就是他的行為的真實動機和出發點。［……］正如在正常生活中應當把一個人對自己的想法和品評同他的實際人品和實際行動區別開來一樣，在歷史的戰斗中更應該把各個黨派的言詞和幻想同它們的本來面目和實際利益區別開來。（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于1851-1852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611-612頁）

在法國這樣的國家里，行政權支配著由50多萬人組成的官吏大軍，在這里國家管制、控制、指揮、監視和監護著市民社會，法國資產階級的物質利益恰恰是和保持這個龐大而分布很廣的國家機關最緊密地交寫織在一起的。它在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國家薪俸形式來補充它用利潤、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獲得的東西。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強壓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國家政權的經費和人員，同時又不斷地進行反對社會輿論的戰爭，并由于猜疑而去摧殘和麻痹獨立的社會運動機關，如果不能把它們根本割掉的話。（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于1851-1852年，摘自《選集》第二版1卷623-624頁）

這個行政權有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事機構，有復雜而巧妙的國家機器，[……]這個儼如密網一般纏住法國社會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機體，是在專制君主時代，在封建制度崩潰時期產生的，同時這個寄生機體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潰。一切變革都是使這個機器更加完備，而不是把它摧毀，那些相繼爭奪統治權的政黨，都把這個龐大國家建筑物的奪得視為勝利者的主要戰利品。（馬：《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寫于1851-1852年，摘自《選集》二版1卷675-676頁）

只要存在著一些人不勞動（不直接參加使用價值的生產）而生活的社會，那么很清楚，這個社會的整個上層建筑就把工人的剩余勞動作為生存條件。這些不勞動的人從這種剩余勞動中取得兩種東西：首先是生活的物質條件。其次是他們支配的自由時間，［……］不勞動的社會部分的自由時間是以剩余勞動或過度勞動為基礎的，一方的自由發展是以工人必須把他們的全部時間，從而他們發展的空間完全用于生產一定的使用價值為基礎的，一方的人的能力的發展是以另一方的發展受到限制為基礎的。迄今為止的一切文明和社會發展都是以這種對抗為基礎的。

因此，社會是由于構成社會物質基礎的勞動群眾得不到發展而發展的。社會的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非自由時間的產生，是靠工人超出維持他們本身的生存所需要的勞動時間而延長的勞動時間的產生。同一方的自由時間相應的是另一方的被奴役的時間。（馬：《經濟學手稿》寫于1857-1858年，摘自《全集》二版31卷214-216頁）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和經濟結構，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馬：《〈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寫于1859年，摘自《選集》二版2卷32-33頁）

社會的自由時間是以通過強制勞動吸收工人的時間為基礎的，這樣，工人就喪失了精神發展所必須的空間，因為時間就是這種空間。后一階級的人之所以能夠專心致志地從事哲學思考或文學創作，只是因為他們擺脫了一切生產上的操心，擺脫了日常生活用品的制造和運輸，  工人階級必須養活這批與工人階級本身相分離的人。（馬：《經濟學手稿》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二版32卷343-345頁）

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連同其遍布各地的機關，即常備軍、警察局、官廳、教會和法院——這些機關是按照系統的和等級分工原則建立的，[……]它不但變成了巨額國債和苛捐重稅的溫床，不但由于擁有令人傾心的官職、金錢和權勢，而變成了統治階級中各不相讓的黨派和冒險家們彼此爭奪的對象，而且，它的政治性質也隨著社會的經濟變化而同時改變。現代工業的進步促使資本和勞動之間的階級對立更為發展、擴大和深化。與此同時，國家政權在性質上也越來越變成了資本借以壓迫勞動的全國政權，變成了為進行社會奴役而組織起來的社會力量，變成了階級專制的機器。

表面上高高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正是這個社會最丑惡的東西，正是這個社會一切腐敗事務的溫床。（馬：《法蘭西內戰》寫于1871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53-54頁）

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從土地公有制開始的。在已經經歷了某一原始階段的一切氏族那里，這種公有制在農業的發展進程中變成了生產的桎梏。它被廢除，被否定，經歷了或短或長的中間階段之后轉變為私有制。但是在土地私有制本身所導致的較高的農業發展階段上，私有制又反過來成為生產的桎梏，［……］因此就必然地產生把私有制同樣的加以否定并把它重新變為公有制的要求。但是這一要求并不是要恢復原始的公有制，而是要建立高級得多，發達得多的共同共有形式，后者遠不會成為生產的障礙，相反地它才將生產擺脫桎梏，并且將使現代化學上的發現和機械上的發明在生產中得到充分的利用。（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80-481）

隨著歷史上一定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的方式和方法的產生，隨著這一社會的歷史前提的產生，同時也產生了產品分配的方式方法。在實行土地公有制的氏族公社或農村公社中（一切文明民族都是同這種公社一起或帶著它的非常明顯的殘余進入歷史的），相當平等地分配產品，完全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成員之間在分配方面發生了比較大的不平等，那么，這就已經是公社開始解體的標志了。（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摘自《選集》二版3卷490頁）

隨著分配上的差別的出現，也出現了階級差別。社會分為享特權的和被損害的、剝削的和被剝削的、統治的和被統治的階級，而同一氏族的各個公社自然形成的集團最初只是為了維護共同利益，為了抵御外敵而發展成的國家，從此也就同樣具有了這樣一職能：用暴力對付被統治階級，維持統治階級的生活條件和統治條件。（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90-491頁）

分配并不僅僅是生產和交換的消極的產物：它反過來也影響生產和交換。每一種新的生產方式或交換方式，在一開始的時候都不僅受到舊的形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政治設施的阻礙，而且也受到舊的分配方式的阻礙。新的生產方式和交換形式必須經過長期的斗爭才能取得和自己相適應的分配。（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91頁）

人們最初怎樣脫離動物界（就狹義而言），他們就怎樣進入歷史：他們還是半動物，是野蠻的，在自然力量面前還無能為力，還不認識他們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們像動物一樣貧困，而且生產能力也未必比動物強。那時，普遍存在著生活狀況的某種平等，對于家長，也存在著社會地位的某種平等，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狀況在開化得比較晚的民族的原始農業公社中還繼續存在著。在每個這樣的公社中，一開始就存在著一定的共同利益，維護這種利益的工作，雖然是在全體的監督之下，卻不能不由個別成員來擔當：如解決爭端；制止個別人越權；監督用水，特別是在炎熱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狀態下執行宗教職能。這樣的職位，在任何時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的德意志的馬爾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還可以看到。這些職位被賦予了某種全權，這是國家權力的萌芽。生產力逐漸提高；較密集的人口在一些場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共同利益，在另一些場合又形成了各個公社之間的相互抵觸的利益，而這些公社集合為更大的整體又引起新的分工，建立保護共同利益和防止相互抵觸的利益的機構。這些機構，作為整個集體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在對每個單個公社的關系上已經處于特別的、在一定情況下甚至是對立的地位，它們很快就變為更加獨立的了，這種情況的造成部分地是由于職位的世襲(這種世襲在一切事物都是自發地進行的世界里差不多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部分地是由于同別的集團的沖突的增多，使得這種機構越來越必不可少了。在這里我們沒有必要來深入研究：社會職能對社會的這種獨立化怎樣逐漸上升為對社會的統治；起先的公仆在情況有利時怎樣逐步變為主人；這種主人怎樣分別成為東方的暴君或總督，希臘的部落首領，克爾特人的族長等等；在這種轉變中，這種主人在什么樣的程度上終究也使用了暴力；最后，各個統治人物怎樣結合成一個統治階級。在這里，問題僅僅在于確定這樣的事實：政治統治到處都是以執行某種社會職能為基礎，而且政治統治只有在它執行了它的這種社會職能時才能持續下去。

但是，除了這樣的階級形成過程之外，還有另一種階級形成過程。農業家族內的自發的分工，達到一定的富裕程度時就有可能吸收一個或幾個外面的勞動力到家族里來。在舊的土地公有制已經崩潰或者至少是舊的土地共同耕作已經讓位于各個家族分得地塊單獨耕作的那些地方，上述情形尤為常見。生產已經發展到這樣一種程度：現在人的勞動力所能生產的東西超過了單純維持勞動力所需要的數量，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已經具備了；使用這些勞動力的資料也已經具備了；勞動力獲得了某種價值。但是公社本身和公社所屬的集團還不能提供多余的可供自由支配的勞動力。戰爭卻提供了這種勞動力，而戰爭和相鄰的幾個公社集團同時并存的現象一樣，是十分古老的。在這以前人們不知道怎樣處理戰俘，因此就簡單地把他們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把他們吃掉。但是在這時已經達到的“經濟狀況”的水平上，戰俘獲得了某種價值；因此人們就讓他們活下來，并且使用他們的勞動。［……］奴隸制被發現了。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我們的全部經濟、政治和智力的發展，是以奴隸制既成為必要，同樣又得到公認這種狀況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有理由說：沒有古代的奴隸制，就沒有現代的社會主義。（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522-524頁）

有一點是清楚的：當人的勞動的生產率還非常低，除了必要生活資料只能提供很少的剩余的時候，生產力的提高、交往的擴大，國家和法的發展，藝術和科學的創立，都只有通過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這種分工的基礎是從事單純體力勞動的群眾同管理勞動、經營商業和掌管國事以及后來從事藝術和科學的少數特權分子之間的大分工。這種分工的最簡單的完全自發的形式，正是奴隸制。在古代世界，特別是希臘世界的歷史前提下，進步到以階級對立為基礎的社會，是只能通過奴隸制的形式來完成的。甚至對奴隸來說，這也是一種進步；成為大批奴隸來源的戰俘以前都被殺掉，在更早的時候甚至被吃掉，現在至少能保全性命了。     

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只要實際勞動的居民必須占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重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525-526頁）

唯物主義歷史觀從下述原理出發：生產以及隨生產而來的產品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在每個歷史地出現的社會中，產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隨的社會之劃分為階級或等級，是由生產什么，怎樣生產以及怎樣交換產品來決定的。所以，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到人們的頭腦中，到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到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617-618頁）

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只要社會總勞動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就是說，只要勞動還占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物：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但是，這并不妨礙階級的這種劃分曾經通過暴力和掠奪、欺詐和蒙騙來實現。這也不妨礙統治階級一旦掌握政權就犧牲勞動階級來鞏固自己的統治，并把對社會的領導變成對群眾的剝削。（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632頁）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從而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的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便構成基礎，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點、藝術以至宗教觀念，就是從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因而，也必須由這個基礎來解釋，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做的相反。

馬克思還發現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由于剩余價值的發現，這里就豁然開朗了，而先前無論資產階級經濟學家或者社會主義批評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

正是他第一次使現代無產階級意識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識到自身解放的條件。（恩：《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寫于1883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776-777頁）

馬克思和我從1845年起就持有這樣的觀奌：未來無產階級革命的最終結果之一，將是稱為國家的政治組織逐步解體直到最后消失。這個組織的主要目的，從來就是依靠武裝力量保證富有的少數人對勞動者多數的經濟壓迫。隨著富有的少數人的消失，武裝壓迫力量或國家權力的必要性也就消失。（《恩格斯致菲·范派頓》寫于1883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656頁）

 “易洛魁人”

這種十分單純質樸的氏族制度是一種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沒有大兵、憲兵和警察，沒有貴族、國王、總督、地方官和法官，沒有監獄，沒有訴訟，而一切都是有條有理的。一切問題都由當事人自己解決，在大多數情況下，歷來的習俗就把一切調整好了。［……］大家都是平等、自由的，［……］凡與未被腐蝕的印第安人接觸過的白種人，都稱贊這種野蠻人的自尊心、公正、剛強和勇敢，這些稱贊 證明了，這樣的社會能夠產生怎樣的男子，怎樣的婦女。

在沒有分化為不同的階級以前，人類和人類社會就是如此。

最卑下的利益——無恥的貪欲、狂暴的享受、卑劣的名利欲、對公共財產的自私自利的掠奪——揭開了新的、文明的階級社會；最卑鄙的手段——偷盜、強制、欺詐、背信——毀壞了古老的沒有階級的氏族社會，把它引向崩潰。而這一新社會自身，在其整整兩千五百余年的存在期間，只不過是一幅區區少數人靠犧牲被剝削和被壓迫的大多數人而求得發展的圖畫罷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95-97頁）

“希臘人的氏族”

希臘人，在他們岀現在歷史舞臺上的時候，已經站在文明時代的門檻上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97頁）

在荷馬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到希臘的各部落大多數已聯合成為一些小民族[……]它們已經在有城墻保護的城市里；人口的數目，隨著畜群的增加、農業的擴展以及手工業的萌芽而日益增長；與此同時，就產生了財產上的差別，隨之也就在古代自然形成的民主制內部產生了貴族分子。各個小民族，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為了掠奪戰利品，進行著不斷的戰爭；以俘虜充作奴隸，已成為公認的制度。（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2-103頁）

這些部落和小民族的組織如下：

1、 常設的權力機關為議事會，這種議事會最初大概是由各氏族的酋長組成的，后來，由于其人數增加得太多，便由其中選出的一部分人組成，這就造成了發展和加強貴族分子的機會；［……］隨著國家的設立，這種議事會就變為元老院了。

2、 人民大會［……］在荷馬所描寫的希臘人中間，這種“圍立 ”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真正的人民大會，人民大會由議事會召集，以解決各項重要事務；每個男子都可以發言。決定是用舉手或歡呼通過的。人民大會是最高級的權力，［……］原來，當部落中每個成年男子都是戰士的時候，那脫離了人民的、有可能和人民對抗的公共權力還不存在。

3、 軍事首長（巴賽勒斯） 在希臘人中間，在父權制 統治之下，巴賽勒斯的職位通常是傳位兒子或兒子中的一個，那么這僅僅證明，兒子們在這里很有可能通過人民選舉而獲得繼承權，但決不證明不經過人民選舉就實行合法繼承。這里所說的情況，就是氏族內部特殊的貴族家庭的最初萌芽，除此之外還是未來的世襲元首或君主制的最初萌芽。（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3-104頁）

在英雄時代的希臘社會制度中，古代的氏族組織還是很有活力的，不過我們也已經看到它的瓦解已經開始：由子女繼承財產的父權制，促進了財產積累于家庭中，并且使家庭變成一種與氏族對立的力量；財產的差別，通過世襲貴族和王權的最初萌芽的形成，對社會制度發生反作用，奴隸制起初雖然僅限于俘虜，但已經開辟了奴役同部落人甚至同氏族人的前景；古代部落對部落的戰爭，已經逐漸蛻變為在陸上和海上為攫奪牲畜、奴隸和財寶而不斷進行的搶劫，變為一種正常的營生，一句話，財富被當做最高的價值而受到贊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濫用來替暴力掠奪財富的行為辯護。［……］所缺少的只是一件東西，即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保障單個人新獲得的財富不受氏族制度的共產制傳統的侵犯，不僅使以前被輕視的私有財產神圣化，并宣布這種神圣化是整個人類社會的最高目的，而且還給相繼發展起來的獲得財產從而不斷加速財富積累的新的形式，蓋上社會普遍承認的印章；所缺少的只是這樣一個機關，它不僅使正在開始的社會分裂為階級的現象永久化，而且使有產者階級剝削無產者階級的權利以及前者對后者的統治永久化。而這樣的機關也就出現了，國家被發明出來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4-107頁）

“雅典國家的產生”

從有成文歷史的時候起，土地已被分割成了私有財產，［……］由于地產的買賣，由于農業和手工業、商業和航海業之間的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氏族、胞族和部落的成員很快就雜居起來，這就擾亂了氏族制度機關的正常活動。于是實行了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制度。這一改變首先在于，在雅典設立了一個中央管理機關，就是說，以前由各部落獨立處理的一部分事務，被宣布為共同的事務，而移交給設在雅典的共同的議事會管轄了。［……］于是就產生了凌駕于各個部落和氏族的法的習慣之上的雅典普遍適用的民族法。（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8頁）

    據說是提修斯所規定的第二個制度，就是把全體人民，不問氏族、胞族或部落，一概分為貴族、農民和手工業者三個階級。并賦予貴族以擔任公職的獨占權。它表明由一定家庭的成員擔任氏族公職 的習慣，已經變成為這些家庭擔任公職的無可爭辯的權利：這些因擁有財富而本來就有勢力的家庭，開始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聯合成一種獨特的特權階級；而剛剛萌芽的國家，也就使這種霸占行為神圣化。［……］建立國家的最初企圖，就在于破壞氏族的聯系，其辦法就是把每一個氏族的成員分為特權者和非特權者，把非特權者又按照他們的職業分為兩個階級，從而使之互相對立起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8-109頁）

    貴族們的主要居住地是雅典及其近郊，在那里，海上貿易以及附帶的有時仍然進行的海上掠奪，使貴族們發財致富，并使貨幣財富集中在他們手中，由此而日益發達的貨幣經濟，就像腐蝕性的酸類一樣，滲入了農村公社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傳統的生活方式。債務契約和土地抵押既不理會氏族也不理會胞族。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處都豎立著抵押柱，上面寫著這塊地已經以多少錢抵押給某某人了。沒有豎這種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還押款或利息而出售，歸貴族高利貸者所有了；農民只要被允許作佃戶租住原地，能得自己勞動生產品的六分之一以維持生活，把其余六分之五作為地租交給新主人，那他就謝天謝地了。不僅如此，如果出賣土地所得的錢不夠還債，或者債務沒有抵押保證，那么債務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賣到國外去做奴隸，以償還債務。要是吸血鬼還不滿足，那么他可以把債務人本身賣為奴隸。（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09-110頁）

  隨著工業和交換的進一步發展，各種生產部門——農業、手工業、商業、航海業等——之間的分工日益充分地發展起來；居民現在依其職業分成了相當穩定的集團；其中每個集團都有好多新的共同利益，這種利益在氏族或胞族內是沒有存在的余地的，因而就需要創設新的公職來處理這種利益。奴隸的數量己經大大增加，氏族制度最初并沒有奴隸制，因而也就沒有控制這大批非自由人的手段，［……］一句話，氏族制度已經走到了盡頭。但在這時，國家已經不知不覺地發展起來。最初在城市和鄉村間，然后在各種城市勞動部門間實行的分工所造成的新集團，創立了新的機關以保護自己的利益；各種公職都設置起來了。這時，年輕的國家首先就需要一支自己的軍事力量，［……］在梭倫以前的一個不能確知的時期，設置了諾克拉里，即小規 模的區，每一諾克拉里必須提供一只戰船，配備上武器和船員，此外，還要提供兩個騎士，這個設施對氏族制度起了雙重的破壞作用：第一，它造成了一種已不再直接等同于武裝起來的全體人民的公共權力；第二，它第一次不依親屬集團而依共同居住地區為了公共目的來劃分人民。（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12-113頁）

 梭倫把公民按照他們的地產和收入分為四個階級：500、300及150袋谷物（1袋約等于41公升），為前三個階級的最低限度的收入額，地產少于此數或完全沒有地產的人，則屬于第四階級。一切公職只有三個上等階級的人才能擔任；最高的公職只有第一階級的人才能擔任；貴族的特權，部分地以財富 特權的形式得到更新，這樣，在制度中便加入了一個全新的因素——私有財產。隨著有產階級日益獲得勢力，舊的血緣親屬團體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14頁）

    克里斯提尼的新制度撇開了以氏族和胞族為基礎的四個舊部落，全阿提卡被劃分成一百個區域， 分別實行自治。十個這樣的單位即德莫構成一個部落，但是這種部落和過去的氏族部落不同，現在它被叫作地區部落。地區部落不僅是一種自治的政治組織，而且是一種軍事組織，它選舉50名代表參加雅典議事會。

  結果組成了雅典國家，它是由10個部落所選出的500名代表組成的議事會來管理的，最后一級的管理權屬于人民大會，每個雅典公民都可以參加這個大會并享有投票權， 在雅典沒有總攬執行權力的最高官員。（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15-116頁）

國家的本質特征，是和人民大眾分離的公共權力，雅典在當時只有 一支國民軍和一支直接由人民提供的艦隊，它們被用來抵御外敵和壓制當時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奴隸。現在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所賴以 建立的階級對立，已經不再是貴族和平民 之間的對立，而是奴隸和自由民 之間的對立，被保護民和公民 之間的對立了。到了雅典全盛時期，自由公民 的總數，連婦女和兒童在內，約為9萬人，而男女奴隸為365，000人，被保護民  ——外地人和被釋放奴隸為45000人。這樣，每個成年男性公民至少有18個奴隸和2個以上的被保護民。

雅典人國家的產生乃是一般國家形成的一種非常典型的例子。（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16-118頁）

“羅馬的氏族和國家”

   羅馬氏族的制度和希臘氏族的制度是相同的；如果說，希臘氏族是我們在美洲紅種人中間發現其原始形態的那種社會單位的進一步發展，那么，這對于羅馬氏族也完全適用。除了已經完成向父權制的過度這一點外，都完全是易洛魁 氏族的權利與義務的再版。（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18-121頁）

羅馬人民最初的制度是這樣的：公共事務首先由元老院處理，而元老院，是由300個氏族酋長組成的，氏族酋長總是從每個氏族的同一家庭中選出的習俗，在這里也造成了最初的部落顯貴；這些家庭自稱為貴族并且企求進入元老院和擔任其他一切官職的獨占權。隨著時間的進展，人民容忍了這種企求，這種企求就變成實際權利。（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25頁）

在羅馬也是在所謂王政被廢除之前，以個人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古代社會制度就已經被炸毀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新的、以地區劃分和財產差別為基礎的真正的國家制度。公共權力在這里體現在服兵役     的公民身上，它不僅被用來反對奴隸，而且被用來反對不許服兵役和不許有武裝的所謂無產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28頁）

共和國的貴族與平民為了擔任官職以及分享國有土地而進行種種斗爭，最后貴族熔化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的新階級中，這種大土地所有者和大貨幣所有者逐漸吞并了因兵役而破產的農民的一切地產，并使用奴隸來耕種由此產生的廣大莊園，把意大利弄到十室九空的地步，從而不僅給帝政而且也給帝政的后繼者德意志野蠻人打開了門戶。（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29頁）

“德意志人國家的形成”

有一種設施促進了王權的產生，這就是扈從隊。我們在美洲紅種人中間就已經看到，與氏族制度并行，還形成了一種獨立自主地從事戰爭的私人團體。這種私人團體，在德意志人中間，已經成為經常性的團體了。博得聲譽的軍事領袖，在自己周圍集合一隊掠奪成性的青年人，[……]首領供給吃喝并獎賞他們，把他們編成等級，對于小規模的征戰，他們充當衛隊和隨時可以戰斗的隊伍，對大規模的征戰，他們是現成的軍官團。不管這種扈從隊必然是多么弱小的，但是他們仍然成為古代的人民自由走向衰落的開端［……］因為，第一，他們促進了王權的產生，第二，如塔西佗已經指出的，只有通過不斷的戰爭和搶劫，才能把他們糾合在一切。掠奪成了目的。德意志人的恥辱和詛咒——雇傭兵制度，在這里已經初具雛形。在羅馬帝國被征服以后，國王們的這種扈從兵，就同非自由人和羅馬人出身的宮廷奴仆一起成了后來的貴族的第二個主要組成部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45-146頁）

羅馬國家變成了一架龐大的復雜機器，專門用來榨取臣民的膏血，捐稅、國家徭役和各種代役租使人民大眾日益陷于窮困的深淵；地方官、收稅官以及兵士的勒索，更使壓迫加重到使人不能忍受的地步。羅馬國家及其世界霸權引起了這樣的結果：它把自己的生存權建立在對內維持秩序對外防御野蠻人的基礎上；然而它的秩序卻比最壞的無秩序還要壞，它說是保持公民防御野蠻人的，而公民卻把野蠻人奉為救星來祈望。（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 4卷148頁）  

帝國越是走向沒落，損稅和賦役就越是增加，官吏就越是無恥地進行掠奪和勒索。［……］普遍的貧困化 ，商業、手工業和藝術的衰落，人口的減少、都市的衰敗，農業退回到更低的水平，——這就是羅馬人的世界霸權的最終結果。（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49頁）

  古典古代的奴隸制，已經過時了。無論在鄉村的大規模農業方面，還是在城市的工場手工業方面，它都已經不能提供值得費力去取得的收益，因為它的產品市場已經消滅了。奴隸制已不再有利，因此也就滅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隸制卻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視自由民的生產勞動。在這里羅馬世界就陷入了絕境：奴隸制在經濟上已經不可能了，而自由民的勞動卻在道德上受鄙視。（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0頁）

德意志野蠻人把羅馬人從他們自己的國家里解放了岀來，為此便強奪了羅馬人全部土地三分之二 在自己人當中分配。（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1頁）

各德意志氏族做了羅馬各行省的主人，就必須把所征服的地區組織起來。必須設置一種代替物來代替羅馬國家，而這種代替物只能是另一種國家。征服者民族的最近的代表人是軍事首長。于是軍事首長的權力轉變為王權的時機來到了，這一轉變發生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2頁）

從一個普通的最高軍事首長變成了真正君主的法蘭克國王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把這種人民的財產變為王室的財產，從人民方面把它盜竊過來而贈送或賞賜給他的扈從隊。這樣，就靠犧牲人民而造成了新貴的基礎。（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3頁）

在查理大帝的后代統治時，由于國內戰爭，王權的削弱和相應貴人跋扈[……]最后，還由于諾曼人的侵犯，法蘭克的農民等級就完全破產了。[……]法蘭克王國便毫無反抗地匍匐在諾曼人的腳下，正和400年前羅馬帝國匍匐在法蘭克人的腳下一樣。（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3-154頁）

氏族制度的偉大，但同時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這里沒有統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一切部門中生產的增加，使人的勞動力能夠生產出超過維持勞動力所必需的產品。同時，這也增加了氏族、家庭公社或個體家庭的每個成員所擔負的每日的勞動量。吸收新的勞動力成為人們向往的事情了，戰爭提供了新的勞動力：俘虜變成了奴隸。［……］從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中，也就產生了第一次社會大分裂，分裂為兩個階級：主人和奴隸、剝削者和被剝削者。（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58-161頁）

鐵使更大面積的田野耕作、廣闊的森林地區的開墾，成為可能：它給手工業工人提供了一種其堅硬和銳利非石頭或當時所知道的其他金屬所能抵擋的工具。如此多樣的活動，已經不能由同一個人來進行了：于是發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業和農業分離了。生產的不斷增長以及隨之而來的勞動生產率的不斷增長，提高了人的勞動力的價值；在前一階段上剛剛產生并且是零散現象的奴隸制，現在成為社會制度的一個根本的組成部分；奴隸們不再是簡單的助手了，他們被成批地趕到田野和工場去勞動。（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3頁）

除了自由民和奴隸的差別以外，又出現了富人和窮人的差別，各個家庭首長之間的財產差別，炸毀了各地迄今一直保存著的共產制家庭公社；同時也炸毀了為這種公社而實行的土地的共同耕作。耕地起初是暫時地，后來便永久地分配給各個家庭使用，個體家庭開始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4頁）

鄰人的財富刺激了各民族的貪欲，在這些民族里，獲取財富已成為最重要的生活目的之一。他們是野蠻人，掠奪，在他們看來比勞動獲得更容易甚至更光榮。以前打仗是為了對侵犯進行報復，或者是為了擴大已經感到不夠的領土；現在打仗，則純粹是為了掠奪，戰爭成了經常性的行為。掠奪戰爭加強了最高軍事首長以及下級軍事首長的權力；習慣地由同一家庭選出他們的后繼者的辦法，特別是從父權制實行以來，就逐漸轉變為世襲制，世襲王權和世襲貴族的基礎奠定下來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4-165頁）

文明時代鞏固并加強了所有這些已經發生的各次分工，此外它又加上了一個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分工：它創造了一個不再從事生產而是從事產品交換的階級——商人。這里首次出現一個階級，它根本不參與生產，但它完全奪取了生產的領導權，并在經濟上使生產者服從自己：它成了每兩個生產者之間的不可缺少的中間人，并對他們雙方都進行剝削。一個寄生階級，真正的社會寄生蟲階級形成了，它從國內和國外的生產上榨取油水，作為對自己的非常有限的實際貢獻的報酬，它很快就獲得了大量的財富和相應的社會影響，它在文明時期便取得了越來越榮譽的地位和對生產的越來越大的統治權。隨著它，出現了金屬貨幣即鑄幣，隨著金屬貨幣就岀現了非生產者統治生產者及其生產的新手段。誰有了它，誰就統治了生產世界。在使用貨幣購買商品之后，出現了貨幣借貸，隨著貨幣借貸出現了利息和高利貸。（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5-167頁）

隨著貿易的擴大，隨著貨幣和貨幣高利貸土地所有權和抵押的產生，財富便迅速地積聚和集中到一個人數很少的階級手中，與此同時，大眾日益貧困化，貧民的人數也日益增長。隨著這種按照財富把自由民分成各個階級的劃分，奴隸的人數特別是在希臘，便大大增加起來，奴隸的強制性勞動構成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筑所賴以建立的基礎。（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7-168頁）

氏族制度是從那種沒有任何內部對立的社會中生長出來的，而且只適合于這種社會。除了輿論以外，它沒有任何強制手段。但是現在產生了這樣一個社會，它由于自己的全部經濟生活條件而必然分裂為自由民與奴隸，進行剝削的富人和被剝削的窮人，而這個社會不僅再也不能調和這種對立，反而必然使這些對立日益尖銳化。一個這樣的社會，只能或者存在于這些階級相互間連續不斷的公開斗爭中，或者存在于第三種力量的統治下，這第三種力量似乎站在相互斗爭著的各階級之上，壓制它們的公開的沖突，頂多允許階級斗爭在經濟領域內以所謂合法形式決出結果來，氏族制度已經過時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會之分裂為階級所炸毀。它被國家代替了。（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69頁）

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相互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0頁）

國家和舊氏族組織不同的地方，第一點就是它按地區來劃分它的國民。

第二個不同點是公共權力的設立，這種公共權力已經不再直接就是自己組織為武裝力量的居民了。構成這種權力的，不僅有武裝的人，而且還有物質的附屬物，如監獄和各種強制設施。

為了維持這種公共權力，就需要公民繳納費用——捐稅。隨著文明時代的向前進展，甚至捐稅也不夠了；國家就發行期票，借債，即發行公債。（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0-171頁）

官吏既然掌握著公共權力和征稅權，他們就作為社會機關而凌駕于社會之上。他們作為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的代表，必須用特別的法律來取得尊敬，憑借這種法律，他們享有了特殊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地位。文明時代最有勢力的王公和最偉大的國家要人或統帥，也可能要羨慕最平凡的氏族酋長所享有的，不是用強迫手段獲得的，無可爭辯的尊敬。后者是站在社會之中，而前者卻不得不企圖成為一種處于社會之外和社會之上的東西。（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2）

由于國家是從控制階級對立的需要中產生的，由于它同時又是在這些階級的沖突中產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強大的、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的國家，這個階級借助于國家而在政治上也成為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因而獲得了鎮壓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2頁2）

文明時代是社會發展的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分工，由分工而產生的個人之的交換，以及把這兩者結合起來的商品生產，得到了充分的發展，完全改變了先前的整個社會。

先前的一切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在本質上是共同的生產，同樣，消費也是在較大或較小的共產制共同體內部直接分配產品。生產的這種共同性是在極其狹小的范圍內實現的，但是它隨身帶來的是生產者對自己的生產過程和產品的支配。只要生產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它就不可能越岀生產者的支配范圍［……］

但是，分工慢慢地侵入了這種生產過程。它破壞生產和占有的共同性，它使個人占有成為占優勢的規則，從而產生了個人之間的交換，商品生產逐漸地成了統治的形式。（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4-175頁）

隨著在文明時代獲得最充分發展的奴隸制的出現，就發生了社會分成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第一次大分裂。這種分裂繼續存在于整個文明期。奴隸制是古希臘羅馬時代世界所固有的第一個剝削形式；繼之而來的是中世紀的農奴制和近代的雇傭勞動制。這就是文明時代的三大時期所特有的三大奴役形式；公開的而近來是隱蔽的奴隸制始終伴隨著文明時代。

國家是文明社會的概括，它在一切典型的時期毫無例外地都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并且在一切場合在本質上都是鎮壓被圧迫被剝削階級的機器。（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6頁）

文明時代以這種基本制度完成了古代氏族社會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它是用激起人們的最卑劣的沖動和情欲，并且以損害人們的其他一切稟賦為代價而使之變本加厲的辦法來完成這些事情的。鄙俗的貪欲是文明時代從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動作用的靈魂。財富，財富，第三還是財富，——不是社會的財富，而是這個微不足道的單個的個人的財富，這就是文明時代唯一的，具有決定意義的目的。（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7頁）

文明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它就越是不得不給它所必然產生的壞事披上愛的外衣，不得不粉飾它們，或者否認它們，——一句話，是實行習慣性的偽善。（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8頁）

“自從文明時代開始以來所經歷的時間，只是人類已經經歷過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只是人類將要經歷的生存時間的一小部分。社會的瓦解，即將成為以財富為唯一的最終目的的那個歷程的終結，因為這一歷程包含著自我消滅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會中的博愛、權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將揭開社會的下一個更高的階段，經驗，理智和科學正在不斷向這個階段努力。這將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的復活，但卻是在更高級形式上的復活。（摩爾根《古代社會》第552頁）”（恩：《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寫于1884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179頁）

在社會歷史領域內進行活動的，是具有意識的、經過思慮或憑激情行動的、追求某種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發生都不是沒有自覺的意圖，沒有預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這個差別對歷史研究，尤其是對各個時代和各個事變的歷史研究如何重要，它絲毫不能改變這樣一個事實：歷史進程是受內在的一般規律支配的。因為在這一領域內，盡管各個人都有自覺預期的目的，總的說來，在表面上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著。人們所預期的東西很少如愿以償，許多預期的目的在大多數場合都互相干擾，彼此沖突，或者是這些目的本身一開始就是實現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實現的手段。這樣，無數的單個愿望和單個行動的沖突，在歷史領域內造成了一種同沒有意識的自然界中占統治地位的狀況完全相似的狀況。行動的目的是預期的，但是行動實際產生的結果不是預期的，或者這種結果起初似乎還和預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卻完全不是預期的結果。這樣，歷史事件似乎總的說來同樣是由偶然性支配著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這種偶然性始終是受內部的隱蔽著的規律支配的，而問題只是在于發現這些規律。（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47頁丿）

在現代歷史中至少已經證明，一切政治斗爭都是階級斗爭，而一切爭取解放的階級斗爭，盡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為一切階級斗爭都是政治斗爭），歸根到底都是圍繞著經濟解放進行的。因此，至少在這里，國家、政治制度是從屬的東西，而市民社會，經濟關系的領域是決定性的因素。[……]在現代歷史中，國家的意志總的說來是由市民社會的不斷變化的需要，是由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和交換關系的發展決定的（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51頁）

國家作為第一個支配人的意識形態力量出現在我們面前。社會創立一個機關來保護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內部和外部的侵犯。這種機關就是國家政權。它剛一產生，對社會來說就是獨立的，而且他越是成為某個階級的機關，越是直接地實現這一階級的統治，它就越獨立。被壓迫階級反對統治階級的斗爭必然要變成政治的斗爭，變成首先是反對這一階級的政治統治的斗爭；國家一旦成了對社會來說是獨立的力量，馬上就產生了另外的意識形態。哲學和宗教的形式，在這里觀念同自己的物質存在條件的聯系，越來越錯綜復雜，越來越被一些中間的環節弄模糊了。但是這一聯系是存在著的。（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53頁）

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恩格斯致保·恩斯特》寫于1890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688頁）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

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這里表現出這一切因素間的相互作用，而在這種相互作用中歸根到底是經濟運動作為必然的東西通過無窮無盡的偶然事件向前發展。

我們自己創造著我們的歷史，但是第一，我們是在十分確定的前提和條件下創造的，其中經濟的前提和條件歸根到底是決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條件，甚至那些縈回于人們頭腦中的傳統，也起著一定的作用，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作用。［……］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而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的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恩格斯致約·布洛赫》寫于1890年，摘自《全集》二版4卷695-697頁）

社會產生它不能缺少的某些共同職能，被指定執行這種職能的人、形成社會內部分工的一個新部門。這樣，他們也獲得了同授權給他們的人相對獨立的特殊利益，他們同這些人相對立而獨立起來，于是就出現了國家。[……]新的獨立的力量總的說來固然應當尾隨生產的運動，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經獲得便逐漸向前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它又對生產的條件和進程發生反作用。這是兩種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經濟運動，另一方面是追求盡可能大的獨立性并且一經確立也就有了自己的運動的新的政治權力。總的說來，經濟運動會為自己開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經受它自己所確定的并且具有相對獨立性的政治運動的反作用，即國家權力的以及和它同時產生的反對派的運動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對派之間的斗爭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經存在著，并且正在斗爭著的各個階級的斗爭。（恩：《致康·施密特》寫于1890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700-701頁）

國家權力對經濟發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種：它可以沿著同一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就會發展得比較快；它可以沿著相反方向起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像現在每個大的民族的情況那樣，它經過一定的時期都要崩潰；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經濟發展沿著既定的方向走，而給它規定另外的方向，這種情況歸根到底還是歸結為前兩種情況中的一種。但是很明顯，在第二種和第三種情況下，政治權力會給經濟發展.帶來巨大的損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費。（恩：《致康·施密特》寫于1890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701頁）

如果政治權力在經濟上是無能為力的，那么我們何必要為無產階級的政治專政 而斗爭呢？

所有這些先生們所缺少的東西就是辯證法。他們總是只在這里看到原因，在那里看到結果。他們從來看不到：這是一種空洞的抽象，這種形而上學的兩極對立在現實世界中只存在于危機中，而整個偉大的發展過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進行的（雖然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經濟運動是最強有力的、最本質的最有決定性的）這里沒有什么是絕對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恩：《致康·施密特》寫于1890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705頁）

以往國家的特征是什么呢？社會為了共同的利益，最初通過簡單地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的機關。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機關——為首的是國家政權——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從社會的公仆變成了社會的主人。[……] 人們從小就習慣于認為，全社會的公共事務和公共利益只能像迄今為止那祥，由國家和國家的地位優越的官吏來處理和維護，[……] 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鎮壓另一個階級的機器，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共和國并不亞于君主國。國家再好也不過是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爭中獲勝的無產階級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有能力把這全部國家廢物拋掉。（恩：《〈法蘭西內戰〉單行本導言》寫于1891年，摘自《選集》第二版3卷12-13頁）

（三）現代唯物主義認識論與私欲對真理的歪曲

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 。（馬：《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于1845年春，摘自《選舉》二版1卷55頁）

環境是由人來改變的［……］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馬：《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于1845年春，摘自《選舉》二版1卷55頁）

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馬：《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于1845年春，摘自《選舉》二版1卷56頁）

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馬：《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寫于1845年春，摘自《選舉》二版1卷57頁）

在科學上沒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勞苦沿著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達到光輝的頂點。（馬：《資本論》寫于1872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24頁）

在形式上，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馬：《〈資本論〉第二版跋》寫于1873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21-22頁）

思維和意識［……］都是人腦的產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產物，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并且和這個環境一起發展起來的；這里不言而喻，歸根到底也是自然界產物的人腦的產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聯系相矛盾，而是相適應的。事實上，世界體系的每一個思想映像，總是在客觀上受到歷史狀況的限制，在主觀上受到得出該思想映像的人的肉體狀況和精神狀況的限制。（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374-376頁）

認識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對漫長的世代系列來說是相對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趨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體演化學、地質學和人類歷史中一樣，由于歷史材料不足，甚至永遠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而誰要以真正的、不變的、最后的終極的真理的標準來衡量它，那么，他只是證明他自己的無知和荒謬。（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31頁）

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擺脫自然規律而獨立，而在于認識這些規律，從而能夠有計劃地使自然規律為一定的目的服務。因此，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對事物的認識來作出決定的能力。因此，自由就在于根據對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認識來支配我們自己和外部自然。（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摘自《選集》二版3卷456頁）

在思維的領域中我們也不能避免矛盾，例如，人的內部的無限的認識能力和這種認識能力僅僅在外部受限制的，而且認識上也受限制的各個人身上的實際存在這兩者之間的矛盾，是在至少對我們來說實際上是無窮無盡的、連綿不斷的世代中解決的，是在無窮無盡的前進運動中解決的。 （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63頁）

古希臘羅馬的哲學是原始的自發的唯物主義。作為這樣的唯物主義，它沒有能力弄清思維對物質的關系。但是，弄清這個問題的必要性，引出了關于可以和肉體分開的靈魂的學說，然后引出了靈魂不死的論斷，最后引出了一神教。這樣舊唯物主義就被唯心主義否定了。但是在哲學的進一步發展中，唯心主義也站不住腳了，它被現代唯物主義所否定。現代唯物主義，否定的否定，不是單純地恢復舊唯物主義，而是把兩千年來哲學和自然科學發展的全部思想內容以及這兩千年的歷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內容加到舊唯物主義的永久性基礎上。（恩：《反杜林論》寫于1876—1878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481頁）

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體，而是過程的集合體，其中各個似乎穩定的事物同它們在我們頭腦中的思想映像即概念一樣都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在這種變化中，盡管有種種表面的偶然性，盡管有種種暫時的倒退，前進的發展終究會實現，如果人們在研究工作中始終從這個觀點出發，那么關于最終解決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遠不會提出了，人們就始終會意識到他們所獲得的一切知識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識到他們在獲得知識時所處的環境對這些知識的制約性；……今天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認識都有它隱蔽著的以后會顯露出來的錯誤的方面，同樣，今天已經被認為是錯誤的認識，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從前才能被認為是合乎真理的；被斷定為必然的東西，是由純粹的偶然性構成的，而所謂偶然的東西，是一種有必然性隱蔽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44頁）

某些術語的應用，不僅同它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含義不同，而且和它們在普通政治經濟學中的含義也不同。但這是不可避免的。一門科學提出的每一種新見解都包含這門科學的術語的革命。（恩：《〈資本論〉第一卷英文版序言》寫于1886年，摘自《資本論》二版一卷32頁）

* * * *

有一大批所謂“高級”勞動者，如國家官吏、軍人、藝術家、醫生、牧師、法官、律師等等，他們的勞動有一部分不僅不是生產的，而且實質上是破壞性的，但他們善于依靠出賣他們自己的“非物質”商品或把這些商品強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質”財富。對于這一批人來說，在經濟學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類，被說成靠真正的生產者養活的食客、寄生者，決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這對于那些向來顯出靈光，備受膜拜的職務，恰恰是一種非同尋常的褻瀆。

資產階級社會把它曾經反對過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專制形式的東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產岀來。因此，對這個社會阿諛奉承的人，尤其是對這個社會的上層階級阿諛奉承的人，他們的首要任務就是，在理論上甚至為這些“非生產勞動者” 中純粹寄生的部分恢復地位，或者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過分要求提供根據。事實上這就宣告了意識形態階級等等是依附于資本家的。（馬：《剩余價值理論》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冊167-168頁）

后來甚至又有一些人［……］企圖把資本家對物質財富的要求歸結為“工資”，即歸結為一個“生產勞動者”所取得的報酬。［……］已經是作出妥協并且承認不直接包括在物質生產當事人范圍的一切階級都具有“生產性”的時候了。大家互相幫忙［……］無所事事的人也好，他們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須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馬：《剩余價值理論》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冊169頁）

隨著資本的統治的發展，隨著那些和創造物質財富沒有直接關系的生產領域實際上也日益依附于資本，政治經濟學上的阿諛奉承的侍臣們便認為，對任何一個活動領域都必須加以推崇并給以辯護，說它是同物質財富的生產“聯系著”的，說它是生產物質財富的手段；他們對每一個人都表示敬意，說他是“第一種”意義的“生產勞動者”，即為資本服務的，在這一或那一方面對資本家發財致富有用的勞動者，等等。（馬：《剩余價值理論》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一冊169-170頁）

大多數反駁斯密關于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區分的著作家，都把消費看作對生產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們看來那些靠收入來生活的[……]非生產勞動者，甚至從創造物質財富的意義來說，也和生產工人一樣是生產勞動者，因為他們擴大物質消費的范圍，從而擴大生產的范圍。可見，這種看法大部分是從資產階級經濟學觀點出發，一方面為有閑的富人和提供服務給富人消費的“非生產勞動者”辯護，另一方面為開支龐大的“強大政府”辯護，為國債的增加為占有教會和國家的肥缺的人，各種領干薪的人等等辯護。因為所有這些非生產勞動者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生產“非物質產品”，但消費“物質產品”，即生產工人的勞動產品。作為全部爭論的基礎的，倒是下面這些：

工人的消費，平均起來只等于他的生產費用，而不等于他的產品。因此，全部余額都是工人為別人生產的。所以工人的這部分產品全是為別人而生產。（馬：《剩余價值理論》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第一版26卷第1冊，291-292頁）

一旦資產階級占領了地盤，一方面自己掌握了國家，一方面又同以前掌握國家的人妥協；一旦資產階級把意識形態階層看作自己的親骨肉，到處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們改造成為自己的伙計［……］一旦發生了這些情況，事情就反過來了。這時資產階級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力求在經濟學上證明它從前批判 過的東西是合理的。

此外，這些經濟學家（他們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熱衷于證明自己“在生產上的”有用性，“在經濟上”證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馬：《剩余價值理論》寫于1861-1863年，摘自《全集》一版26卷第1冊315頁）

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馬：《〈資本論〉第一版序言》寫于1867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10頁）

為階級差別辯護的最新理由總是說；一定要有一個階級無須為生產每天的生活必需品操勞，以便有時間為社會從事腦力勞動。這種廢話在此以前曾有其充分的歷史合理性，而現在被近百年來的工業革命一下子永遠根除了，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恩：《論住宅問題》寫于1872年，摘自《選集》二版3卷217）                                                                 

現在問題不再是這個或那個原理是否正確, 而是它對資本有利還是有害, 方便還是不方便, 違背警章還是不違背警章。無私的研究讓位于豢養的文丐的斗爭, 不偏不依的科學探討讓位于辯護士的壞心惡意。（馬：《〈資本論〉第二版跋》）寫于1873年，摘自《資本論》二版1卷17頁）

包括哲學在內的歷史科學的領域內，那種舊有的在理論上毫無顧忌的精神已隨著古典哲學完全消失了；起而代之的是沒有頭腦的折中主義，是對職位和收入的擔憂，直到極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這種科學的官方代表都變成毫無掩飾的資產階級的和現存國家的玄想家（恩：《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寫于1886年，摘自《選集》二版4卷258頁）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