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國誕生。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軍中，有一對美國青年志愿者——韓丁夫婦。同年12月，韓丁之女在北京出生，取名Carmelita(Carma)Hinton，中文名卡瑪。半個世紀后，卡瑪以她導演的多部反映當代中國社會的影片蜚聲中外。然而，在她心中，始終營繞著一個問號，一個累心卻又似乎無解的問號——她永遠都在找尋自己的“歸屬”。
半生機緣一世尋——美國電影導演、制片人卡瑪寫真
香港《鳳凰周刊》 瑪雅
京腔十足的卡瑪把自己“中西合璧”的成長經歷稱作“不倫不類”。
“有人把我的名字譯成卡瑪•韓丁，這其實不對?！笨ì敒樽约汉透赣H“正名”，“韓丁是我爸爸的中文名，姓‘韓’名‘丁’，我的中文名就叫卡瑪。雖然百家姓中沒有姓卡的，但對于永遠是不倫不類的我，這個名字很好?！?/p>
卡瑪說自己“不倫不類”，是因為她是美國人，卻因緣際會生長在中國，21歲方得“還珠”。雖然長得白人模樣，卡瑪的中文比英文強，對中國的興趣比對美國濃，最美好的記憶在中國，最要好的朋友也在中國，最喜歡吃中國北方家常菜，最欣賞中國國粹—書畫藝術，在哈佛大學讀的博士專業是中國美術史，迄今為止所拍攝的影片全部都是中國題材……
“我拍中國題材，因為比較熟悉這個。我只拍我熟悉的、真正有感觸的事情?！笨ì斦f。
對于這種命運“吊詭”，卡瑪的感觸似乎并不很強烈?！斑z憾和慶幸都談不上，好像是一種人生挑戰。一方面覺得這種處境挺艱難的，因為比較累。永遠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就老得找答案，總也沒個歇腳的時候。但另一方面，這可能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從很多不同的角度和層次看問題，可以更多地理解不同的處境。這樣，可能我跟別人的視角就不太一樣?！?/p>
卡瑪沒有不一樣的成長經歷，無法去做切身比較。然而，假如她的人生是另外一種軌跡，她也就不會是今天的卡瑪了。正是這種“不倫不類”，奠定了她特立獨行、成一家之言的個性，培養了她懷疑一切、不受任何思想羈絆的思維，成就了她當今世界影壇紀錄片領域的影響和聲譽。
“我屬于一種沒辦法成為主流的人”
1949年12月，卡瑪生于北京。農學家出身的父親韓丁是北京雙橋農場的機械師，母親史克在北京外語學院教授英文。在外語學院幼兒園，卡瑪渡過了愉快的童年。和中國孩子“滾”在一起，她拒絕學習英文，卻天真地以為是父母不會說話?！鞍职謰寢屨f，這是hand。”卡瑪伸出左手，“我糾正他們說，什么hand，這明明是手?！?/p>
少兒時代的卡瑪無拘無束，略帶幾分野性，“喜歡上房爬樹，跟一群小男孩一塊亂跑”。好多女孩子的家長不愿意孩子跟她玩，覺得她玩野了。但她在同學中卻頗受青睞，大家都喜歡這個洋娃娃。她的性格熱情開朗，和同學之間沒有隔閡，他們也不覺得她有什么不一樣——也說一口京片子，會罵“國罵”他媽的。
1962年外語附小畢業后，卡瑪考入北京當時最好的中學之一，北京市101中學。她選擇101中，還有一個特殊原因，學校在京西郊區——她“從小就喜歡野外，覺得城里太憋悶”。然而，北京城“郊外的夜晚”帶給她的不是月明風清的平靜生活?！半S著年歲由小變大，她的煩惱增加了”。
她的“不倫不類”開始令她不尷不尬。1966年春北京市中學生運動會，卡瑪在鉛球比賽中打破全國少年紀錄，卻因為是外國人而被取消成績?！爱敃r我們心里都特難過。”當年101中田徑隊一女生回憶，“她是代表學校參賽，我們根本就沒想到她是美國人，可那時的政治就是這樣。卡瑪當時啥也沒說，可能挺無奈的，她還那么小嘛。”
還有更讓卡瑪無奈的。一次，學校舉行抗美援越游行，一路上高喊口號：“打倒美帝”、“美國佬滾回去”。卡瑪走在隊伍中，心里說不出什么滋味。她也想支持越南人民，卻因自己的金發碧眼而背著“美帝國主義”的“罪名”?！八运恢涝撛趺崔k，跟著喊還是不喊？”那位女同學說，“對她來講，那時候是很為難的?！?/p>
在那個“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洋鬼子”卡瑪注定被人懷疑、排斥。初二寫作文〈我的志愿〉，卡瑪因為“喜歡在外邊野跑”，就寫想當個勘探隊員。有個同學質問她：“你為什么想當勘探隊員？是不是想把我們國家的寶都探走？！”那時，學校很多地方政治報告會不讓卡瑪參加，有時在全校眾目睽睽之下退場。校方根據上面“內外有別”的要求，“絕不允許外國人知道我們國家的情況”。
“在中國，我有很多地方和別人不一樣?！笨ì斦f起初中時一件事。一次，母親給卡瑪剪頭發，兩個女同學覺得新鮮，想要跟著“過把隱”，卡瑪便帶她們到理發館剪了短發。誰知東方人的發質偏硬，那兩個女生的頭發支棱起來，成了男孩的小寸頭。“現在特時髦，那會可好，被批判了一頓，說她們追求浪漫、出風頭、錯誤思想。我這才知道我這么做多么大逆不道。只不過別人沒說我，其他同學一越過界限，馬上就被批評了?！?/p>
雖然并沒有到過美國，卡瑪的一些想法和表現被周圍的人視為“美式”。文革前，全國學習人民解放軍。一天，報上登了一位連隊指導員的事跡，其中一件事是他愛人到部隊探親，戰士野營拉練弄得滿身泥水，他讓愛人給戰士洗衣服?！斑@應該是他愛人的先進事跡，為什么是他的事跡？”卡瑪感到費解，“他憑什么支使愛人給別人洗衣服，最后還算他的事跡？”她的質疑讓人覺得莫名其妙，有同學說她，“你怎么盡是些怪想法？”
“小時候，經常有人問我，美國人都是你這樣嗎？無論對我的表現喜歡還是不喜歡的人，都會這樣問。還有人罵我洋鬼子、美帝國主義，我屬于一種沒辦法成為主流的人?！笨ì斦f，“其實我那時非常想改造自己，為革命人民所接受。但我就是對奇奇怪怪、邊邊緣緣的東西感到好奇。所以我后來開玩笑說，我這個洋鬼子嘛，自然對‘鬼’的事、不正統的事感興趣?！?/p>
“在這個層面上，我們是非常正統的”
卡瑪是在北京的外國孩子中惟一一個自己考入中學的，之后根據有關規定，外國孩子統一進入指定中學就讀。因為獨一無二，文革開始時，當其他外國學生被“遣送”回家時，卡瑪成了“漏綱之魚”。
剛開始，學校文革工作組也讓卡瑪回家，有朋友給她出主意，她就寫了一封信，要求留下受教育，居然被批準了。然而，她的“如魚”卻沒能“得水”，文革工作組組織全校學生去軍訓，讓卡瑪留校，和一個父親在文革前就是在押“反革命”的同學一起看桃園?！翱戳艘粫海ì斦f，憑什么他們都走了就咱倆看桃園，走，咱們玩兒去！”那位同學回憶說，“我們就去了頤和園，游泳渡昆明湖，一直游到龍王廟。游泳衣里揣著幾毛錢，到了島上還買爆米花吃。往回游時忽然又大雷又下雨……她可真會玩！”
文革工作組“好景不長”，很快被撤離，紅衛兵登上歷史舞臺。他們將卡瑪“打入另冊”，有的對她大吼“滾回家去！”但沒有對她“金猴奮起千鈞棒”。“我沒有過挨打被整的極端遭遇?！笨ì斦f，“當時，我們班幾個老紅衛兵自認為是領導一切的，把同學劃分為左中右，誰誰是依靠對象、團結對象、打擊對象……到我這兒，不知劃什么好，就寫個大零蛋?！?/p>
雖然未被接納為“革命隊伍”中的一分子，卡馬并沒有被邊緣化，和她交往的同學也不都屬于弱勢的“黑五類”群體，也有“紅色貴族”子弟，都是是對“血統論”深為不滿的學生。他們形成了一個小圈子，觀點上屬于后來的“四三派”。
1966年秋天，“革命大串聯”開始。當時國內除了極少數大城市的市區外，其他地方對外國人一律不開放。朋友給卡瑪“支招”：戴個帽子，把頭發遮起來，一旦被識破，就謊稱是新疆人，從小在北京長大。
當時聽說邢臺地震后還在重建，卡瑪和同學“串聯”來到災區。“就這么去了邢臺，幫著打井、蓋房?！笨ì斦f，“那時我們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觸社會，深入群眾。我在那兒學會了一種中國最原始的打井方式?！币彩窃谀抢?，卡瑪看到了“紅海洋”——很窮的村莊，土墻上全是刷上紅油漆，用黃油漆寫毛主席語錄?！拔覀兛戳朔浅７锤校X得這是勞民傷財，背叛了毛澤東思想?！?/p>
不久，報上刊登了〈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社論，號召徒步串聯?？ì敽退耐瑢W熱情響應，打算從北京走到延安。他們認為，免費坐火車出去游山玩水是“揮霍勞動人民血汗?！?，徒步串聯才是真革命?！霸谶@個層面上，我們是非常正統的。”卡瑪說。
一行人走到大寨，然后去了陽泉。此時又有社論說，要“迎接工廠企業文化大革命新高潮”。他們便在陽泉煤礦“安營扎寨”，每天下礦井挖煤。井下環境惡劣，有些坑道十分窄小，只能一條腿跪著，拿鎬刨煤?！罢嫖ｋU！”卡瑪現在想起來就后怕。而在當時，他們是“抱著向工人階級學習的態度，想要了解社會實際”。那時，全國到處都在奪權，陽泉煤礦的工人也到市里奪權?？ì斔麄兏ァ瓣P注革命，看工人怎么搶大印”。
“我特別想作一個‘里面’的人”
1968年底，卡瑪一幫同學去內蒙插隊了，她再一次成了“漏網之魚”。不過這一回她并不情愿，“如果能允許我去，我當時就去了?！彪m然是外國人，卡瑪“不愿意被排除在外，不愿意脫離社會”。畢竟，她生長在中國，她的母語是中文。她主動要求到工廠勞動，被安排在人民機器廠。
人民機器廠是遇維克工作過的地方，卡瑪去時，遇維克已經入獄。她認為了幾位遇維克的同事，大家經常在一起“閑聊”。很快，他們一個個地被警告了，不敢再在工廠亂說，就下了夜班一起到龍潭湖，游到湖中心踩著水胡侃。“有一次忽然嘩嘩嘩來了一隊解放軍，我們以為被發現了，趕緊游到邊上蘆葦叢里藏起來，氣都不敢出。”卡瑪表情生動。
還在學校時，卡瑪和她的一些同學就已經“看透了”，用當時的話叫做“痞了”——看到周圍的人和事不順眼，對正統思想不再相信。他們自認為是有思想的人，而所謂的“有思想”，就是不認同當時的正統觀念。他們看了很多像《新階級》、《日瓦戈醫生》、《我們對共產主義應當有所了解》這類流散以民間的內部書，是政治現實中的“離經叛道者”。
“在學校時沒人管，大家胡說八道，到了工廠我也照樣有說八道，覺得自己特別深刻。”卡瑪說，每天上班跳“忠字舞”，她有意亂掄胳膊甩腿。別人問她為什么不好好跳，她故意說，“我落后呀！”說完自己很得意。下班后，席地而坐讀報學習，地上油乎乎的，得墊上報紙，誰要是坐上一張有毛主席像的報紙，誰就有麻煩?！斑@叫人怎么活？”卡瑪當眾發騷。
好心人勸告卡瑪，社會跟學校不一樣，不能信口開河。已經有人向上“打小報告”，說她思想反動?！爱敃r把我嚇壞了，不知道會把我怎么樣?！毕蛞浴肮怼笔聻闃返目ì?，破天荒地被“嚇著了”。
就在卡瑪“玩深刻”的時候，她的表弟、寒春和陽早的兒子，被分配到光華木材廠當學徒。雖然每月工資僅有16塊一毛八。表弟成了中國社會一個正式成員，不再是“外面”的人。
“而我一直還被排斥在‘外面’，我特別想作一個‘里面’的人?！笨ì數脑挷粺o搞笑，“我于是也到外專局去說，沒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華木材廠，一個也掙16塊一毛八。我剛一去，那兒的工人就告訴我：你表弟表現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認真！”
卡瑪成了“里面”的人，開始“享有工人階級的權力”。一次，廠里組織對一批“小偷、流氓、反革命”判罪的“群眾專政”討論，居然讓她也參加了。然而，對于這次“革命親歷”，卡瑪內心非常反感?！拔易谀莾赫媸请y受。我們有什么資格、有什么根據判這些人呢？”卡瑪回憶道，那是多么可怕的一種形式——沒有法律，沒有法庭，沒有程序，只有上級發的一個“反革命、壞分子”的名單，讓工人們講座對他們如何判罪。參加討論的每一個人都要顯示自己的革命，爭相不讓地“量刑定罪”，不是“死刑”就是“無期”。
名單上也有遇維克的名字，說他“惡毒攻擊毛主席”，“寫了大量反動日記”。參加討論的人異口同聲地主張“槍斃”?？ì攨s說，“這夠得上死罪嗎？”立時，所有人都怒目圓睜瞪著她：這個美國人怎么啦？
顯然，卡瑪沒有因為成為“里面”的人而慶幸。她只是覺得，自己應該知道現實中發生了什么事情，雖然她并不認同這些事情。她認為，這些是對“革命思想”的歪曲——她并沒有懷疑“革命思想”本身。
更早些時，卡瑪和她一些朋友雖然自恃非常信奉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卻認為三呼“萬壽無疆”、“最紅最紅最紅”之類，是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斑@些做法阻礙革命，將革命引向非常荒唐的極端，真的革命就沒有了。”然而，他們只是覺得革命不應該是這樣，卻并沒有對所謂的“革命思想”作總體思考。后來，他們讀了《新階級》，對作者德熱拉斯的話產生了強烈共鳴?！芭c以前的革命相反，共產主義是以取消階級作為口號，但最后卻造就成一個掌握空前絕對權力的新階級，其他不過是欺騙和錯覺而已?！敝两瘢ì斎匀挥浀脮羞@句話，“我覺得寫得太妙了。但當時還是在想，怎么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呢？”
“再可愛的人，搞了政治也不可愛了”
此時，在卡瑪的書架上，有一本英文著作這樣寫道：“不了解土地問題，就不能了解中國革命?！薄@是一部巨著，十種文字出版。這本書，就是美國著名記者、卡瑪的父親韓丁的長篇紀實文學《翻身》。很多年后，卡瑪寫道：“30年前，一部描述華北農村土地改革的長篇著作《翻身》在美國出版了。這是父親韓丁根據1948年在晉東南的一個村莊考察土改時所做的筆記寫成的。當時16歲的我，在北京打開父親送的這一大本英文書，幾乎滿篇都是生字。真正看懂是數年以后的事情了。
1953年，因為不滿蘇聯專家的官僚專斷，韓丁返回美國，當時不到四歲的卡瑪和母親留在了北京。然而一回到美國，韓丁便被麥卡錫勢力冠以“叛國者”罪名，置于FBI的監督之下，護照被吊銷了15年。
“我那時已經記得一些事情。”卡瑪對父親的記憶被歷史割斷了?！拔野职衷陔p橋農場上班，用廢材料給我做了個美國小孩常玩兒的小拉車，拿到幼兒園大家都特喜歡，拉著跑。他那時每個周末回來，騎個摩托車，摩托車一響我就知道爸爸回來了……”后來，摩托車的響聲沒有了，母親告訴卡瑪，“爸爸回不來了。”多年后懂事了卡瑪才知道，時間和距離已經結束了這段婚姻。
1971年初春，中美關系解凍，韓丁應周恩來之邀再次來到中國。此時的卡瑪早已不再是18年前那個拉小車的小女孩，韓丁也再也不是那個騎摩托車的年輕父親。然而，容顏雖改血脈不變，21歲的卡瑪對父親并沒有多少陌生感，父女之間很容易交流。只是，父親沒有想到，女兒對這片東方“故土”竟會如此失望。
中國官方安排韓丁去各地走訪，卡瑪與父親同往?！拔矣X得當時的官員特別僵化，對他們的印象不是很好?！笨ì敾貞浾f，一次，外交部的官員陪韓丁到清華大學了解文革的情況。當時文革還在繼續，但“蒯司令”等先鋒人物已經過氣，主管清華的官員談了幾個小時，竟然只字不提“蒯大富”的名字?！澳銈冋勄迦A文革的歷史，不說蒯大富這個人物，怎么能說清楚呢？”卡瑪忍不住，不客氣地問道。在場的官員都愣了，韓丁卻哈哈大笑了。“你們看，這是我的‘偉大戰略部署’，18年前把女兒留在這了，現在你們騙不了我了?！?/p>
“當時只有毛主席的偉大戰略部署，我爸爸隨便來這么一句，誰都不知道該哭還是該笑。”卡瑪說，“他經常說這些話，弄得那些官員不知所措，挺尷尬。后來有位官員說，‘說韓丁是左翼進步人士，也不過就是個資產階級記者嘛’。”
卡瑪隨父親先后五次見到周恩來。在她的印象中，“周恩來比別的官員敢說，但也是在一個限制很死的框架內說話?！?•13事件后，韓丁在臨回美國前最后一次見到周恩來。他問周恩來，全世界都在說林彪的事，我從中國出去，外界會問我這件事，你應該告訴我真相。韓丁話音剛落，周恩來立刻把目光轉向卡瑪，嚴肅地說：“卡瑪，你知道的比我多。你知道的你保密，我知道的我保密，咱們都遵守黨的紀律。”
“我特別希望我喜歡他，但我覺得他在沖著我爸說謊。”卡瑪感到遺憾，“他不能回答這個問題，所以就打貧，打官腔，讓我覺得悲哀。我就覺得，再可愛的人，搞了政治也不可愛了，因為想搞政治的人就都得說謊?！?/p>
那時，卡瑪思想很困惑，很多事她還沒有想明白，很多事用她以前的認識已經無法解釋?！耙粋€完整的、你所相信的思想體系崩潰的時候，你突然有一種要淹死的感覺，不知道相信什么好了?！泵悦Ｍ纯嘀?，卡瑪選擇了去美國。
“不要走嘛?！敝芏鱽韯袼?。
“我不想呆在中國了，誰沾了我誰倒楣?！笨ì敾卮?。
“卡瑪，你太敏感了。”周恩來說。
卡瑪所言并非信口開河。就在韓丁訪華前夕，卡瑪因為“特嫌”，被公安局備案。她家住的樓，樓道里有個放笤帚、簸箕的小黑屋，她和同學在里面洗照片，被人懷疑圖謀不軌?！肮簿终f我是‘特嫌’。特嫌？我哪兒知道什么機密呀！”卡瑪哭笑不得，“好多家長勸孩子不要跟我來往，說沾上海外關系沒有好下場?！?/p>
“美國壞事多著呢，虛偽的事情也多著呢”
盡管帶著對中國的失望悵然而去，卡瑪的“革命立場”并沒有動搖。她不能容忍美國人批評中國，更不能坐視不理，尤其是對種族主義分子，她會毫不客氣反唇相譏：“你說共產黨不好，那你呢？！”
卡瑪當時的心態，頗像很多八、九十年代去美國的中國留學生。他們批評自己的國家和政府，卻不能任由美國信口雌黃。就像任性的孩子，他自己可以跟父母中吵，跟父母鬧，甚至離家出走。但是，當聽到別人說他父母不好，他會堅決反擊，甚至會拼命。
“我自己可以批評中國，但要是美國人批評中國，我會反駁他，覺得他沒有資格批評中國?！笨ì斦f，“我當時覺得，世界分為兩個陣營，我屬于一邊。雖然我對中國的一些問題特別批評，但公開場合我盡說中國好話，覺得應該維護中國，不愿意中國被人譴責。我是恨鐵不成鋼的感覺。”
漸漸地，卡瑪放棄了“希望中國偷偷地改好”的愿望，不再為中國辯解。但她沒有去附和美國人，與“一奶同胞”共同聲討中國。相反，她走向了獨立思考和自我判斷，在批評中國的同時，“秋毫不讓”地指責美國——她的“不倫不類”引領她超越國界，超越陣營，她最終發現，她不屬于任何國家的任何黨派——“我就是我”。
在卡瑪眼里，美國的月亮不比中國圓。“現在一談都是中國專制美國自由，好像中國什么都不好，一到美國就什么都好了，我從來都不是這種感覺。我在中國時就對專制很不滿，到了美國也沒覺得如魚得水，好像美國就是理想世界。美國壞事多著呢，虛偽的事情也多著呢。我到美國也特別批評美國，我的同學也很批評美國，比如越戰問題、種族歧視問題?！?/p>
“世界是分成陣營?！笨ì敗耙洆洹?，“毛澤東說，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很多人對不同陣營之間的分野是持這種態度：如果我站在美國一邊，我就不能說美國的壞話，否則就幫助了美國的敵人。我認為，人類惡的東西，哪國也逃不掉，人類好的東西，哪國都能受益。我不需要站在任何一個陣營，為任何一個陣營護短。”
對于這種超脫，卡瑪沒有十分清晰的解釋。她覺得，這可能緣于她一半中國、一半美國的經歷。“經歷過不同的社會，對于世界、對于人生各種不同的看法和解釋了解越多，越可以感到自己的無知，越感到任何一種封閉的、不考慮其他經歷和經驗的觀點都不可取?！?/p>
“我最美好的回憶都在中國”
卡瑪認為，沒有任何一個思想體系能夠解釋一切，她自己也不愿意被任何一種思想體系所束縛。這是卡瑪與父親韓丁的一個不同?！拔腋赣H相信馬克思主義，我覺得他也進入了一種封閉的體系。馬克思主義有很多合理的地方，但我認為，不能拿某一個思想體系來解釋一切?！?/p>
盡管父女之間存在觀點分歧，卡瑪對父親充滿敬意?！拔覍ξ腋赣H的人格很尊重。他關注底層，關注民眾，一天到晚在農村，總想著為農民做點實事，不像有些人滿嘴革命詞藻，卻不斷濫用權力去追求個人利益。至于他對總體的社會變革持什么樣的觀點，我們之間是不同思想、不同方法的爭論，這太正常了。實際上，世界的前景到底怎么樣，現在誰也不能下定論，大家都應該以開放的心態，認真傾聽不同的意見?！?/p>
身為一個農學家，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韓丁有著濃厚的草根情結，更有著濃厚的中國情結。1971年后，韓丁多次前往晉東南他當年采寫《翻身》的村莊——張莊，幫助張莊人發展農業機械化。“張莊是我的第二故鄉?！表n丁說。張莊人更是親切地叫他“老韓”。繼《翻身》之后，韓丁先后創作了六部作品，包括以中國農業機械化發展為內容的紀實文學《鐵牛》和《翻身》的續集、反映1950到1980年代中國農業發展的《深翻》。他說，“我寫這些書的目的，是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的革命和建設?！?/p>
耳濡目染中，韓丁的情思影響了女兒，卡瑪也與張莊結下不解之緣。她的電影生涯從張莊開始——1970年代末，卡瑪和她的同伴來到張莊，拍攝了影片《高蹺》。通過反映踩高蹺，讓西方觀眾看到一種從未見過的中國民間藝術表演，更感到一股濃郁的鄉村風土人情。《高蹺》一炮走紅，榮獲兩個國際電影節的最佳短片獎。1982到1986年，卡瑪等人又拍攝了反映張莊發展歷程的系列紀錄片《中國一鄉村》。在《翻身》中，韓丁為了方便英文讀者，把“張”字拆開，將張莊稱為“長弓村”（Long Bow village）?？ì敻S父親的創意，將自己的公司取名Long Bow Group。她還給她的美國先生Richard Gordon取了個土得掉渣的“莊里人”的名字——高富貴。
“我當時覺得，一些美國人中國話還不會半句，就先起個非常文雅的中文名，特別好笑，所以就反其道而行之，給他起了個最土的名字?！笨ì敽呛切Φ溃拔腋f‘寶貴’就是bumpkin（鄉巴佬），就是老土，農村最普通老百姓的名字?！彼髞碛纸o他美國同事也都起了老土的中文名：栓柱、錢蛋、發財……整個攝制組一到中國，一片土豆地瓜的鄉音鄉味兒。
有人曾經問卡瑪，如何給自己定位，算洋人還是中國人？“我還是真說不出來。蝙蝠，四不像！”卡瑪訓，在情感上，她非常認同中國人，但是因為不斷地被提醒“你不是中國人”，所以“沒有辦法舒舒服服地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卡瑪從小喜愛書法。小學時，老師舉著她的大字本說：“咱們中國的毛筆字，啊，寫得最好的，還是個美國人！”中學時，她的功課、優育雙優，老師當從夸獎她，一轉臉卻又背著她對同學說，“你們可不要崇洋媚外啊！”中蘇論戰那幾年，經常有人問卡瑪，你愿不愿意當中國人？當中國人多光榮??！——“我無言以對。”卡瑪說，“我說不上自己是什么，而且越來越覺得這不重要。但是我可以說，我最誠摯的朋友都是中國人，我最美好的回憶也都在中國。”
“我欠中國觀眾一部片子”
有人曾把“老韓”的女兒稱為“特殊貴族”——在中國長大，跟中共高層有深厚淵源?？ì斢X得這話十分可笑。“說這種話的人自稱是最堅決的反共戰士，但他們討論問題不是說觀點、事實、論據，一張口先說你爸爸是誰，所以你才怎么想，還是‘血統論’那套。我跟爸爸有什么關系呀？我們各有自己的觀點。即使我有些看法跟他相同，也并不是因為他是我爸爸。他們反對了半天共產黨，徹底決裂了半天，一張口都是老一套?！?/p>
“特殊貴族”的出處是一篇批評《天安門》的文章，很多人知道卡瑪的名字，正是緣于這部反映“六四”的紀錄片。在這部影片中，卡瑪不同于中國官方和異見人士，對這場政治風波表達了獨立的觀察和評判。為此她受到來自雙方的指責，用她的話說，“我是風箱里的耗子，兩頭受氣?！?/p>
“關于這次事件，雙方都想書寫各自的‘官方歷史’，也就是為我所用的歷史，當然就都對我們不滿了。”卡瑪說，“我把這場運動稱為‘抗議運動’，是因為在這當中，很多人知道他不要什么，但不知道他要什么。抗議者追求的目標并不很清楚，他們的組織結構也不民主。有人認為，說民主運動就拔高了它，說別的運動就貶低了它。我沒有拔高或貶低的意思，只是想比較準備確地反映這場運動本身和我對它的理解。對我來說，抗議運動，意思很清楚，而民主運動，我不知道如何定義。我覺得人就得實事求是一點，用英文講就是intellectually honest(學術誠實)。當然，這并不妨礙我佩服參與者的勇氣和對民主追求的認同。”
2003年，卡瑪等人推出影片《八九點鐘的太陽》，再次引起反響。這部影片通過劉少奇、李銳、遇維克三個家庭和駱小海、宋彬彬、朱大年等“老三屆”人的故事，再現文革一代青年人的思想歷程。
《八九點鐘的太陽》被輿論稱作“反映文革的影片”，卡瑪對此有所保留?！拔也惶敢庹f這是‘文革影片’，怕給人一個不切實際的期望。完整地表現文革這段重要歷史，一部影片是不可能做到的。集中于這個時期某些人的故事，表現一代人的成長經歷和思想變化，這個我認為是可以做到的?！?/p>
表現一代人的心路歷程，卡瑪初衷何在？是為了面對中國觀眾，喚起人們對文革的反思，還是面對西方觀眾，向世界再現文革真相？
“兩者都有?！笨ì斣俅纬絿纾何母锇l生在中國，但是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世界性的。文革中凸現的人性的惡，也不光是中國的問題，各個民族、種族，各種文化都會有。制度性的因素可能對人性中惡的一面有抑制作用，但在特定條件下，某一國家、種族或人群，在感到受到威脅時、信仰受到挑戰時，都會產生不寬容，與他人敵對，同時壓制自己內部的異見。而以仇恨為動力的行為，卻又往往打著冠冕堂皇的正義大旗。
“現在美國發生的一些事，就讓我聯想到文革。”卡瑪列舉文革中，雞蛋糕被改稱“斗私糕”，江米條改稱“批修條”的荒唐事。“這一套又在美國再現了！同一類的思路，只不過程度不同罷了?！笨ì斦f，美國打伊拉克，法國不同意。美國與法國原本是民主世界的盟友，美國獨立戰爭中還有法國人流的血，但是一旦發生這種分歧，有些美國人就表現出瘋狂的反法情緒——把法國酒潑到陰溝里，甚至將French fries（法式炸薯條）改成Freedom fries（自由炸薯條）。
尤其令人不齒的是，美國國會餐廳局的菜牌上，“法式炸薯條”也被易名，“堂而皇之”地成了“自由象徵”?！拔艺嬗X得丟美國的臉?！笨ì敵爸S中透著嚴肅，“老百姓起哄也就罷了，你作為民主的代言人也加入這種鬧劇。有人開玩笑說，干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甚至在競選中說某人長得像法國人，居然也可以成為攻擊、中傷對手的武器。這些都是相當丑惡的。這種不寬容、一有分歧馬上產生敵對情緒的傾向是普遍的，所有國家的人應當警惕。”
《八九點鐘的太陽》于2003年2月在柏林電影節首映，隨后又在香港、三藩市、西雅圖、丹佛、溫哥華、多倫多、新加坡、韓國等電影節放映。2005年底，在經過將近兩年的努力后，這部影片的中文版DVD在香港發行。
同她跨越國界的經歷一樣，我對卡瑪的采訪從香港到波士頓，再到北京。在一次次匆忙或者從容的交談中，我對她身世及自我定位的興趣超過對她的影片?！澳愫孟裉貏e愛問這種問題，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卡瑪說。她似乎沒有意料到，我的“窮追不舍”，是想得到一個真實——“不倫不類”的她，對這個曾經孕育了她的夢想，或許今天仍然寄托著她的夢想的東方“故國”的真實情感。
“我欠中國觀眾一部片子?！痹谡劦健栋司劈c鐘的太陽》中文版時，我得到了她的表白：“拍中國題材的片子，我應該想到中國觀眾。不管有什么樣的條件、經費和能力，無論如何我都必須做到這部片子能夠讓中國觀眾看。如果沒做到，我會歉疚。”
“可不可以反這解讀為你的中國情結？”我問。
“可以吧?！彼f，“我在美國拍中國，不是一種獵奇，介紹一個奇特的外面的世界，讓美國觀眾隨便看看，我對中國負有很大責任。所以我不敢隨意拍，覺得必須對得起經歷過這段歷史的人。這些人太多了，有一些是我很近的朋友，而我不認識的人又何止成千上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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