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網友紀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座談會召開
楚天舒 記錄整理
九月九日上午九時,毛澤東旗幟網網友召集并主持了“紀念毛主席逝世三十周年”座談會,座談會開始時,全場起立,播放了雄壯的樂曲《東方紅》。
毛澤東主席臨終前自己總結說自己的一輩子就只干了兩件大事,親身參與這兩件大事的許多人,都出席了這個座談會:既有參加過中國革命的老同志,也有追隨毛主席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上一輩熱血青年,此外還有中青年同志參加,是一個“老中青三結合”的盛會。
首先是一位中青年學者發言,他從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和中華民族的發展階段出發,回顧了毛澤東畢生為之努力的事業。他說,人類歷史社會關系發生真正革命變化的“大革命”只有兩次:農業革命和工業革命。第一次是農業革命,此后整個社會關系就與原始部落根本不同了,中國的先秦諸子就是應對這一次重大社會轉型而作出了積極的探索和努力,孔夫子講“述而不作”就是要呈現這一社會變革的社會關系定位,迄今為止,儒道墨諸家的思想還有很強的啟發性價值,可以說是人類智慧發展歷程中間因應農業革命最成功的智慧遺產。最近兩百年來,西方的工業革命過程逐步向全世界擴張,并逐步改造整個的人與人關系。中華民族開始因應工業革命的變化,是從一八四○年開始,但是最主動和積極的探索過程主要發生在二十世紀。在工業化時代,社會物質財富的生產、交換和分配關系的定位模式,實際上只有兩種,一種是在蘇聯逐步成熟起來的政府主導工業化的方式,另外一種是在英國發軔的私人資本主導模式。毛澤東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思維框架,迄今為止仍然上無法回避和超越的,在中華民族的工業化時代,要依靠什么人、服務于什么人的問題,沒有解決,至今仍然在激烈的爭論過程中間。他還說,政府主導的工業化的成績,是極為突出的,遠遠超過私人資本主導的結果,而且在工業化的社會代價上,也比私人資本主導下要小得多。
社會主義的關鍵和要害問題,不是經濟發展,而是政治方面,毛澤東發現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里,社會的精英階層包括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對于社會主義制度都缺乏熱情;而平民階層階層由于得到制度保障的地位和福利相對不錯,所以失去了對官僚精英群體的必要警惕;而所有群眾團體和代表選拔制度,都無法選拔具有足夠監督意愿的人,去代表多數人的利益而捍衛社會主義制度,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處在危險當中,這是毛澤東對于整個社會政治形勢的基本判斷。從這個判斷出發,毛澤東就只能把群眾運動作為法寶,反復運用,目的就是要把“被各種選拔機制排除在外”,同時又具有足夠監督官僚精英群體意愿的那些人吸引出來,摔打磨練成為社會主義事業的保護力量,文化大革命就集中體現毛澤東這個意圖。
他還根據中央文獻研究室陳晉同志的研究結論,認為毛主席是在一九五九年就改變了對官僚精英群體的整體判斷。陳晉認為從一九五九年毛主席寫三首讀報詩開始,他的整個晚年心境就處在一種突圍心態中間,認為社會主義主義事業處在“帝修反”的重重包圍之中。就具體背景進行分析的結果是,帝國主義和反對派對于社會主義事業的仇視和破壞是由來已久,真正的新問題、足以促使毛澤東更改看法的是“修”這一部分的暴露,赫魯曉夫的表現被毛澤東看做共產黨官僚蛻化變質的一個范本。魯迅先生說過“過去闊綽的人要復古,現在闊綽的人要保持現狀,將來闊綽的人要革新,大抵如此。”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里面,官僚精英群體和知識精英群體的既得利益很少,如果實現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復辟,他們將能夠撈到大把的好處,所以他們對于社會主義事業天然缺乏熱情,對于資本主義復辟有著無窮的向往,他們是資本主義制度復辟時“將要闊綽起來”的“先富群體”候選人,所以他們就被毛澤東視為復辟勢力的代表,借用當時的詞匯就是“黨內走資派”和“反動學術權威”。從蘇東劇變和中國的“利益集團扭曲改革”的現實看,毛澤東的看法是英明的。一九八一年的六二七決議說毛澤東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錯誤地估計了形勢,當時的中國里老百姓確實不認為毛澤東批判過的那些人要拋棄社會主義,因此也傾向于接受那樣的說法。但是,最近二十多年的歷史發展,人們不能不遺憾地看到,是毛澤東而不是什么別的人,才真正把握到了歷史的演進路徑和方向,在三十多年以前就看到了今天的社會發展現實。毛澤東的遠見遠見卓識,實際上也涉及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問題:這就是社會主義制度越是成功,精英們的權力和私利就越是受到限制,他們在復辟后得到的利益就越多;工農的地位越高,他們就越是看不到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必要性,越是在政治上陷入消極;再考慮到各種社會主義制度下運作的選舉和選拔制度,諸如人大代表、黨團員發展和積極分子選拔,按照官員的意愿都大體上按照“馴服工具論”的潛規則運作,無法選拔出來真正的為人民利益服務的先鋒黨來,選拔出來的人實際上多數是對官僚精英群體監督意愿最低的,把這三個問題意識結合在一起,選擇群眾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方式就是必然的了。他還提到,毛澤東在一九五五年就說過“在階級社會里,如果不搞群眾運動,我就不是毛澤東。”
他還提到,對照鄧力群和胡績偉的回憶錄,發現胡績偉完全是一副進攻心態,而鄧力群基本上是在防御態勢下講話,這個差別反應了官僚精英群體內部的人心向背和力量對比現實,在反對毛澤東的“大民主”方面,他們是共同的,鄧力群他們要搞“官僚本位的公有制經濟”,這不符合精英階層的利益最大化,因此就不受多數官員和“學者”的支持,這個“弱勢地位”雖然不一定是鄧力群自覺的,但是卻真實體現在他的回憶錄的“防御態勢”中間。胡績偉雖然受到“處分”,但是他認定自己的言論和主張符合精英階層的整體利益,所以他感到自己很強大很有力量,一點也不孤立,說話完全是檢察官加法官的口氣。從這個意義上看,那些想要排斥毛澤東繼續革命理論和實踐的人,實際上并不了解社會主義的真正支撐只能是來自工人農民,不管大民主的制度化成就如何,但是大民主運動的周期存在,本身是社會主義生存所需要的。因此,捍衛社會主義制度的力量,不可能是在黨內上層,而只能來自民間,這一點已經確鑿無疑了。沒有了大民主群眾運動,那些要繼續搞公有制經濟的人,迅速就在黨內被孤立了,社會主義不能依靠少數人的覺悟,不能依靠官老爺的恩賜,而只能是讓全國人民都知道,要真正做到“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不管這一方式的成本在開始階段是多么大。從這個角度看,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模式和文革,對于社會主義事業的存在和維持,確實都是必不可少的,靠高級官員維持社會主義方向是很困難的,鄧力群的弱勢就證明了這一點。
第二個發言的是新四軍老戰士古正華,他首先代表老紅軍李爾重同志向大家問好,他說本來李老是堅持要來參加座談會的,因為身體不好住在醫院去了,醫生堅決不放他出來。
古老談到,社會主義事業在蘇東劇變之后的重大挫折,也說到美帝國主義因此氣焰高漲。但是,他認為美國從九一一事件之后,就開始走下坡路了,目前的國際形勢已經開始向好的方向發展了。美國攻打伊拉克,至今在伊拉克有13萬多人的部隊,付出了2800多億美元的軍費,傷亡了數千人,如意算盤實現了嗎?美國的反戰母親在白宮草坪上打出橫幅說,美國付出的傷亡加上軍費,結果等于零,我要說:等于零了嗎?沒有!美國收獲更深刻的仇恨。美國宣布的恐怖組織哈馬斯,被巴勒斯坦人民選舉上臺執政了;美國支持以色列攻打黎巴嫩,結果真主黨成了英雄,有評論家說在選舉的話,真主黨就能得到更多的選票。美國的后院拉美國家的左轉潮流就更為出色了,這對于全世界人民擺脫資本主義制度的剝削和壓迫,都是要教育意義的,可以說是“曙光初露”。國內的情況也是如此,對于人們領袖毛澤東的深切懷念,就是人民的覺悟過程,這幾天,北京、云南等地都有民間自發組織的紀念活動,說明了毛主席曾經教導人民認識社會的知識,都回到了人民的心中,再次生根發芽了。以前,跟資改派作都斗爭的,都是老一代人,他們曾經辦過《中流》和《真理的追求》雜志,這兩個雜志被江澤民封了之后,陣地轉移到網絡上來,在網絡上對資改派進行批判和揭露的,多數都是年輕人了中年人了。“新西山會議派”的言論一上網,很快就遭到圍攻,這說明了人心所向。
一個老同志接受聞一多侄女文詢的委托,在會上朗誦了她所作的詩歌《南湖夢》:
“八五風云寫大千,幾多變幻起波瀾;
風流一綽南湖夢,星火群山舉國燃。
喚起工農齊作主,揮灑鐮斧掃強權;
而今致富休忘本,血染紅旗星火傳。”
一位醫生在會上發言指出,關于社會主義制度改革的爭論,已經有很多次了,每一次參與爭論的人都在增加,爭論的媒體也不一樣。第一次發生在七○年代末期,當時參加爭論的是高級官員;第二次大的爭論發生在學潮至九二年前后,這一次爭論擴散到官場之外,很多學者也參與了爭論。由于當時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還沒有被資改派所全盤破壞,工農的處境還有所改善,缺乏覺悟;而且前兩次爭論主要是在主流媒體上,所以也限制了普遍民眾的參與,在這樣的狹隘范圍內,右翼的力量確實遠遠大于左翼,所以左翼觀點不可能取勝。最近兩年發生的爭論就大不相同,爭論主要發生在電子網絡上,而且原來社會主義制度對多數人的就業保障和基本生存利益,逐步被剝奪,看病貴、上學難和買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已經決定性地影響到許多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不僅工人農民的處境惡化,就是大學生也面臨著畢業即失業的困境,因此很多人不得不結合自身的處境,來看待少數人所擁護的“不可動搖”的改革,主流經濟學家在網絡上基本上就是“落水狗”反復遭到痛打。而且,由于社會主義對于多數人基本生存資源的保護制度,被那些人完全摧毀,因此社會矛盾跟著就激化了,所以一些有遠見的中央領導人也因此提出“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等口號,試圖化解社會矛盾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新西山會議派無視社會矛盾的嚴峻存在,試圖扭轉這個合理的調整過程,繼續促使政權幫助維護少數人的利益擴張,他們的發言在網絡上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已經預示了第三次關于改革爭論的最后勝負。
第一冶金建筑公司的一位老工人師傅,結合他自身的親身感受,在會上回顧了工人如何從當家作主的地位上,淪落為受剝削受壓迫的弱勢群體的。他說在九十年代末期的時候,公司就開始搞內部下崗,一個月只給200多元的生活費,吃飯了,就沒有看病的錢,看了病就沒有吃飯的錢了,至今仍然有很多人還在如此掙扎著活下去。去年七一公司完成了股份化改造,把公司產值最大、利潤最高的業務“三裝一爐”獨立出去,成立一個股份公司,與一冶并行,一冶就成了一個純粹的“空殼子”。公司的領導層,每個人在新公司里擁有100萬元的股份,其中只有30%需要掏腰包,另外70%由廣東發展銀行貸款解決,中下層干部分別投資60萬和40萬不等,他們的貸款由一冶進行擔保。在改制之前,一冶的固定資產總共是25個億,學校和公安處什么的剝離了一些,剩下的資產評估為2.5個億,作為一冶的股份投入進去,加上干部個人的股份占新股份公司51%的股份,另外一家國有企業和廣東發展銀行合計占49%的股份,廣東發展銀行對干部個人貸款在一年后也轉為股份,恐怕就不需要他們再還了。一冶投入的固定資產,留守人員說怎么都不止五個億,他們投的100萬一下子就變成兩百萬了。公司的黨委班子、常委和委員都按照級別不同,成了新公司的股東,他們的利益與普遍工人的利益是相反的,剝奪工人越多他們就越富,一冶原來的員工,除了技術很好的工人之外,基本上都不要了,只留下一個經營層。他們進行的所謂改革,確實就是高資本主義的改革,是名副其實的資改派。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是公有制,要消滅人剝削人的制度實行按勞分配。但是改革在一冶就是這么一步一步走下來的,好端端的國企被他們變成私人資產了,黨委和干部都成了股東和老板,還怎么代表工人利益?普通職工一兩萬塊錢就打發你走路,下崗的下崗,買斷的買斷,這樣的改革不是革工人的命是什么?原來法律規定工人階級當家作主,股份公司是董事會作主,是老板當家作主的,還有什么按勞分配可言,都是按資本、按權力分配。這個改變國企性質的所謂改制過程,就是明目張膽的趁火打劫。其它的地方,我不知道,在一冶,這個改革群眾是強烈反對的。反對有什么用呢?黨委都變成老板了,完全變成資產階級了,他們怎么會為普通工人著想呢?職工真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呀,從前創造的財富都被他們剝奪走了,我們今天紀念毛主席,就是要思考我們工人的痛苦是誰造成的?是誰把我們工人搞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們工人都痛恨資改派。
這個時候,另外一個工人拿了一本書走上講臺,書名是《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報告》,是陸學藝等人寫的。他在書中找到一段,念道:共產黨革命時期是靠工人和農民支持的,多奪取政權之后,為了鞏固政權“人為地”抬高了工人的地位,現在的改革就是要讓工人回到他們本應該處的位置上去。他最后總結說,這些人把工人改成弱勢群體,是有這么一個理論認識來指導的,陸學藝等人還認為“橄欖形的社會結構”最好,所以發展的關鍵是要擴大中間階層的數量,例如專業技術人員、個體戶和小業主等等。
另外一位老同志發言說,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他們代表干部的感受提出徹底否定文革,今天的現實就是從那個時候發展起來的。文革之前,就有了走后門等不正之風,毛主席看到了修正主義的萌芽,為了反修防修而發動了文革群眾運動,最后毛主席的目標沒有實現,徹底否定就是對這個運動的否定。在文革前,癌癥相當于只是早期還沒有擴散,今天已經擴散到整個機體了,確實是積重難返,甚至當官的不貪污都不行,不貪污就混不下去了。改革開放本身沒有錯,錯誤的是DXP選定的方向,他們就是一條心搞資本主義,先在深圳這樣的地方試點,許多壞事情都是先在深圳搞起來的,然后再擴散到全國的。我九十年代初期到深圳出差住在賓館,稱呼服務員為“同志”,她們都笑話我“哪還有叫同志的?”我就問應該怎么稱呼,她們說應該叫小姐和先生,從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指導思想乃至日常稱呼,就這樣一步一步變過來的,罪魁禍首就是DXP,沒有別人。他們把社會主義演變資本主義,是搞和平演變過來的,他們最痛恨的人就是毛澤東,昨天我還在網上看到一個右派的文章,說和諧社會最大威脅就是毛澤東,毛澤東就是一個符號,是被剝削壓迫人民不屈不撓反抗意志的化身,從革命到文革,毛澤東表達的就是這個。今天,象毛主席那樣重走井岡山的道路不可能了,而且中國大亂也不行,我們應該思考:有沒有可能和平地從修正主義演變為社會主義?我們今天就是應該動這個腦筋。根據DXP的經驗,他們是掌權之后先改變上層建筑,然后才改變了經濟基礎的。根據這個經驗,工人農民都是痛恨資改派的,他們有沒有可能形成一股力量,支持高層的健康力量實現這個轉變。右派最擔心的就是上層和下層的結合,反對他們不得人心的剝奪,他們認為整個中間層他們已經占領了,沒有什么問題了。中國確實需要一次真正的大規模思想解放運動,需要真正的馬列主義理論創,我就是提出這個問題,請大家思考對不對?
(整理稿,未經發言人審閱)
二○○六年九月九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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