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小清華會議發言：開放與封閉永遠是一對矛盾

    楊帆小清華會議發言：開放與封閉永遠是一對矛盾

我先做一個客觀中性的歷史回顧，據我所知，楊學軍的戰略和管理，就是這個路數，比較早的提出了國家安全的問題，但不是主流。主流從改革開放初期開始，是經濟自由主義路數。

我是最早搞對外開放的，邏輯我很清楚。1985---1988年我在天津開發區，是研究所所長，經常去南開大學講座，講對外開放，從來沒講過國家安全，那時候講多了安全對開放不利。當時這么說基本上是對的，在方向上是對的，至少國家安全你不能多提，因為當時中國還剛剛開放。

連公共廁所都沒人搞。還是我那個同學，當北京市旅游局局長后，修的第一個收費公共廁所，原來外國人都不去，進廁所后臭氣熏天，中國連個像樣的廁所都沒有。 他去了后貸款修收費廁所，在長城修的，中國從那時才有的灑了香水的廁所。不開放連廁所都是臭的，你不開放怎么辦啊？這是沒有錯的。

現在那些所謂改革開放派就不敢和我對話，因為帽子他不好給我扣，他說你楊帆反對對外開放？他扣不著我。他們那套邏輯我全懂，我說了好多年。

后來時過境遷，1989年以后中國有了變。出了一批國家主義者，也不希望左傾回潮，反對和平演變。我當時幫助他們搞國情教育，出了一套叢書，我那本《共和國第三代》，就是在那個時期，是國家主義。在當時就是中性的，我們不使用反對和平演變理論。左派回潮三年，基本上把改革開放否定了，我們也是反對的。但又不能搞新自由主義，所以搞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想走中間道路。但左右兩派都不買賬。

現在經過十五年，這個主題基本被確立了，還沒有完全確立，現在這個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是在全球化和市場化的基礎上，才重新考慮國家安全的，這個東西十五年之后才被確立，在當時就是確立不了。 因為當時沒有經濟基礎，純粹理論打仗就是不行，沒有實踐的東西你扯也扯不清楚。當時很多人，包括學軍，我，王小東等作了很多努力，談國家安全，不談左派的計劃經濟，不談右派的新自由主義，兩邊都不行，這在當時都是比較早的。

當時所有書都沒有，90年91年全國都出《雷鋒的故事》，所有的出版社都出這本書，我們當時出那套叢書已經不錯了，一本是我的《共和國第三代》，還有一本叫《懷念毛澤東》，提出了毛澤東熱的問題，還有《學潮現象》，就是有思想，十六年前就有思想，是思想家。

1998年我主編《大國戰略》，大國有大國的特點，不能從資本和全球化角度走依附型發展，小國可以，大國不行。當時我就不提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斗爭，超越左右傾框架，只講大國和小國有什么不同。

1998年美國炸了我們的使館，是對中國知識分子一個嚴重刺激，這個刺激之大就促使我就找到了一伙人，拋棄新自由主義，走向國家主義。為什么？你炸我使館了，你不炸我使館，咱們什么都好說，你炸了使館就是不行，這是一個尊嚴的問題。就像韓德強說的，你開放是不是連你們家的床也要開放？就是這個道理。開不開放你們家床是非理性的問題，按照理性，是不是有錢人可以上你們家床了？不行。別整天講理性，不講非理性，那是錯誤的，經濟學家可以這么說，問題是能不能上你們家床，經濟學家是論證不出來的，不能用經濟學的理論論證誰上誰家床的問題，這不是經濟學問題。你不能把啥事都弄成經濟學在這里扯，那有錢的人就可以支配一切了？這是個很簡單的問題，除了錢之外，除了利益，還有別的嗎？你整天講利益最大化，你那個價值觀念就是不對的，怎么能把經濟學當成是神學？

當時我在美國炸館的時候，我就組織寫了一本書叫《大國戰略》，胡鞍鋼是后來加入的，加入之后特積極，我就把他的名字寫在我的前面，其實是我組織寫的。后來這本書被溫家寶看了。1998年《大國戰略》出來，就是對美國炸館的反應，你炸我使館，我三個月出一本集子。

1997，1998年對抗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經濟學家公開支持朱镕基主要是我，反對經濟自由主義。什么是安全？當時就是金融安全。你現在可以討論什么叫安全，是搞理論的，在當時什么是安全什么不是安全，很清楚。

國際投機資本來了，說是自由經濟，你中國政府不要干預。當時是干預還是不干預？干預了就是安全的，沒有什么理論，理論都是后來的理論家瞎扯八道的，當時就是狹路相逢勇者勝，你敢不敢拔刀吧？沒有理論，你從直覺就不能那么干，朱镕基是不錯的，我當時都錄了下來，國內外大部分經濟學家都是經濟自由派，一概反對。1994年說宏觀調控打擊泡沫經濟是政府干預市場，爭論的就是國內安全要不要？1998年就是外部安全要不要？這兩個都作了結論了，理論上沒有什么可爭的。

1998年亞洲所有國家都崩潰，就中國挺住了，而且從那以后崛起。中國當時用的什么政策，是用你新自由主義的政策，還是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很清楚。雖然可能當時說不出來，但他就是那么用了。一個是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我們付出了逆差的巨大代價，國內經濟蕭條上不去，過了幾年才恢復過來，當時做得對不對？人民幣就是不能貶值，就是挺著不動。再有一個就是在香港拖市，這兩件事都是違背了主流經濟學新自由主義信條，沒有按照那個做。多虧了朱镕基不懂，江澤民不懂，就好了。他在這個位置，也沒按什么理論，他就覺得不行，不能這么做。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中國經濟真正的崛起是什么時候？就是抗擊了亞洲金融風暴之后，大幅度崛起。

其實美國也一樣，87年格林斯潘上來之后，美國股市就是一個大崩盤，他也是照樣救市，3000點救市，漲到14000，當時要是不救市估計就剩140了，再也起不來了。 當時的香港是7000點托市，后來漲到10000，后來2000年又出現了美國股市崩盤，香港股市又跌回了8000，后來911美國股市兩次大崩盤，香港股市從來沒有跌破過7000。就是1997年那一回，只要你敢一直托市，香港股市就永遠不會崩潰。香港股市現在14000了，當時國家核心的政策用的是哪個政策？在中國搞西方經濟學的那些人，依據他們的信條就是你不能救市，你不能參與，你國家只能按照市場做，明顯是投機資本沖擊你的時候，你政府還是不能干預？這個在理論上是國家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的？我不懂，因為我這個人從來不懂理論，所以我也不是經濟學家，我就告訴你，歷史上國家領導人靠的是天才，是天分，是一種感覺做的，對了就對了，錯了就錯了。當時都錯了，就中國對了，還有一個馬來西亞，他搞了外匯管制。臺灣從來就嚴格管制銀行，因此沒有卷入金融危機。

我說的這個就是，中國從那之后大國的概念開始確立，國家經濟安全提不出來，從78年就沒有提出來，但在實踐上已做得很對了，但在理論上就沒有這樣的總結，為什么？因為中國的理論界被經濟自由主義控制的鐵桶一樣，在理論上根本就是一種扭曲，實際上朱镕基當時走的就是國家主義，而且是全球化背景下的。那肯定不是毛澤東的計劃經濟，你要搞計劃經濟，當時把香港股市封了就是了，還搞什么股市啊？有股市就是自由主義，就是全球化，就是市場經濟，關鍵的是要崩盤的時候我們要不要托市？我們爭論的是這個問題。那當然要拖市了，小事可以不托，大事怎么能不托市呢？這在當時是一次重大的實踐。所以我們非主流并不是在理論上非要和你過不去，而是說在實踐中總結出來的，在實踐中我們支持了中央政府，在開放的過程中隨時注意國家安全。

開放是主流，但國家安全在關鍵時候要控制得住，在當時就不能講什么開放，特別是在關鍵的時候，國家利益高于一切，所有的規矩都可以違反，沒有什么不可以違反的規矩。在當時如果投機資本再來，在香港的規矩當時已經準備修改。

曾蔭權這回上臺之后說，我的信仰是自由主義，但是我發現不行，我們地方太小，還得依靠中國共產黨，他也知道在關鍵的時候還是要依靠中國共產黨，還得靠中央政府拿200億美元借給他，他才托的市。當時中央是有1700億美圓，拿出200億借給香港，發行1300億港幣，沒有這200億，香港股市就垮了臺，大陸也好不了，哪還有現在的情況。

后來我出了一系列的書，《中國直面大國挑戰》，主編一套，還有趙英下了6本《大國系列》，提出了超級產業的概念，后來被我和高粱發展成為“戰略產業”，用來代替國有器樂和私人企業之爭，我稱為“超越左右翼”。從理論出發你可以寫好多本書，我就是從實際出發，我就是實踐派，實踐的在我們身邊的東西，我們為什么不去總結？而是抽象地談什么安全，什么不安全？談什么，沖擊到你這，你抵抗住了，中國崛起了，這就對了。

我和林毅夫關于比較利益問題有過爭論，我就專門針對比較利益寫過一篇文章，就是“比較利益是動態的”，2000年登在《管理世界》上，我承認林毅夫說的一半是對的，另一半應該是比較利益是動態的，但他沒有來應戰。 徐滇

慶比較好,寫了一篇支持《褲子換飛機》來和我對話。但像教小孩似的，好像我楊帆不懂什么是比較利益。他和我是好朋友，今天就是回應一下。

2002年在網易上，我批評樊剛，關于褲子換飛機的支持率，我是54%，樊剛46%，現在再調查，我相信我可以占 80%，但是，那些主流媒體不調查了。他們知道自由主義經濟學準輸。所以就不調查，這就是導向，我沒有看見幾個媒體是公正的。

理論是由實踐決定成敗的，什么是財富？經濟學說價值是真正的財富，有錢就可以，馬克思也這么說，價值是最高形態。現在如果問，石油和美圓哪個是真正的財富，三年前準答美元，現在一定轉到石油。問經濟學家和老百姓包括開車的，就知道，理論家瞎扯，脫離實際，只要是抽象的沒有任何意義。誰有錢，有權，有話語權，就可以長期胡說八道。

最后說一個問題，不要把反對改革開放當作政治帽子。歷史不是直線的，不是一直開放下去，開放到底，收縮一下就不行了？就非得永遠開放到底？開放與封閉永遠是一對矛盾，有新的開放就有新的封閉，在什么地方開放，什么地方就有封閉，兩個同時發展，從來不存在只開放不封閉的。剛才說到開放床的問題，是諷刺那些以開放派自居的人。

我們嚴肅地說，原來住大雜院，還有農村生活，個人隱私沒有，大家習慣于議論張家長李家短，誰家吵架，打離婚，找個女朋友，馬上就是滿城風雨。

現在住進了單元房，就是完全封閉了，鄰居之間老死不相往來。以前是開放，現在是封閉。

現在女士禁忌很多，不能問歲數，結婚沒有。看見一男一女，也不能問你們什么關系，免得人家尷尬。 對男士不能問工作，多少錢。禁忌越來越多。還有國家安全和保密，企業保密，怎么能夠開放！開放不就成了特務？

哪有完全開放，不封閉的？

如果真的完全開放，大家可以不穿褲子了，自由派哪個“以褲子換飛機”的國家大戰略也實行不了，褲子沒有需求了。

左大培：

我今天時間不夠，談些我認為最重要的，今天主要講安全，我認為要對外資有全面的衡量，安全利益和發展的可持續性，這些綜合在一起，安全只是其中之一。為什么安全現在這樣關注，使大家意識到外資這樣大量的涌入對國家極大地損害，但是到底損害在那里，很多人說不清，于是抓住安全這句話來說，安全還是美國人留給我們的話語，因為美國對與外資的限制就是認為最大的就是安全，為什么？因為從美國的利益，從美國發展的可持續性，它是需要外資的，但他考慮安全，但中國從這三條來講，無論哪一條都不需要考慮外資。

我的一篇文章就是立即禁止任何企業對中國的并購。很簡單一條從中國宏觀經濟形勢考慮，利益和發展的可持續性和合適的，往安全上湊也可以，但本人不主張，按全市宏觀經濟的穩定的安全，使金融穩定的安全。

我們現在通常講的是產業結構的安全，國防工業的安全。很簡單，中國外匯激增已經達到一萬億美元了，這個外匯激增中國外匯激增以每年兩千億的速度， 造成極大損害，過去我們都覺得外匯儲備越多越好，實際上李永定十年前國外會適度的中央領導層，中國人都不接受，我當時也不承認，實際上這話非常正確，反映在第一點：中國外匯儲備過多，造成對中國目前宏觀經濟的最大隱患，是直接通貨膨脹，因為外匯儲備是靠中央銀行要靠發行人民幣買過來的，因為，如果外匯儲備過多，央行發行的人民幣過多，如果人民幣不升至還是8塊錢人民幣一美元的話，如果有一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的話，意味著央行要有8萬億人民幣基礎貨幣，這基礎貨幣學過貨幣銀行學的都知道，這個基礎貨幣再乘上一個貨幣成熟，就是實際流通中的貨幣。這個數量是有限的，如果這樣增加下去，中國的通貨膨脹就來了，貨幣過渡，實際上央行早知道，兩年前就已經發行一個東西叫中央銀行票據，為了一方面要有這么多的儲備，另一方面又不把央行的基礎貨幣增加得過多，央行已經很清楚這個壓力在哪里。但我們一直沒有人好好把他講清楚，這是第一個，宏觀經濟受到嚴重影響，我們的通貨膨脹危險，下一個問我們的外匯儲備怎么造成的，實際上一算賬就很清楚，一個是要有出口順差，但我們的出口順差就是經常賬戶順差，核到現在也就是兩三千億美元，絕不可能到一萬億美元，還有一個是什么？是大量外商投資，實際上簡單根據我們的數字中國累積的經常賬戶順差加上外商直接投資差不多就是我們現在的外匯儲備，而且大頭三分之二是外商直接投資，所以很簡單，要解決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把外商直接投資壓回去，不是再讓外商繼續來，投資那是流量繼續增加問題，而是把原來的外商投資亞回去，當然，不是我給你美元，你走人，把企業留給我，現在任何外傷流入，外商并購都會加劇中國宏觀經濟的困境，這是一點。

另外一點，外匯儲備激增還有另外的壞處，國際經濟學外匯本身是通過政府渠道的資金的流出，而且中國是資金的流出，算總賬，國際經濟學看經常賬戶就知道一個國家是流出資金還是流入資金，我們從1994年以來就是資金凈流出過。怎么流出，劉永定形象地說，外國投入資金，我們又把資金流出，流進來時要有一個10%的利益，沒有10%一年的利益，都知道國內不會投資，國外更不會，我們溜出去每年增人家5%，宏觀上就是這個帳，當然不安全，人家賺10%，我們還掙人家5%國庫券，每天做這樣傻瓜的事情，這里涉及很重要的問題，美國流入資金，又最積極地向外投資，是流出資金，看美國的經常賬戶就知道，每年流入GDP的5%，卻又積極的對外投資，有人說美國是有意識的戰略，與中國相反就是向外去挖鉆大錢的機會，同時 當世界的大腦和心臟，跨國公司總部就使大腦和心臟，水勢投資國，如果讓你直接投資，那么大腦心臟就是你的，水勢投資國，誰掌握世界，被投資國只是手，手指頭，我們在深圳干的貨就是手指頭，誰掌握大腦和心臟，誰就控制世界，美國很清楚我是大量引進投資資金，但直接投資我不引進，美國找種種借口來拒絕外國人購并他們的企業，但我一定去外國并購外國的企業，美國對外直接投資，然后拿更多的資金，間接投資，中國作他的間接投資，據統計，75%是中國最終持有股，實際上，研究發展中國家戰略問題，很多發展中國家都做這個；拉美國家政府借債目的是辦國有企業，但拉美國家失敗了，有一個干得很好就是韓國，韓國90年代之前據我知道他是不讓外國直接投資的，經資金流入國，就是借債辦企業，結果最后辦成一個強大的韓國，日本恰恰相反很封閉的，基本都是自己來，但韓國大量借債辦自己的強大企業，從現代到大宇，然后國力就真正強大，所以我現在認定，美國是在做拉美和韓國都做過的，借外債發展自己強勢企業，但美國可以比韓國做得更成功，因為它比韓國，由此產生財富，本質上就是我拿著你們的錢，然后去你們那投資，有能力的企業家都是這么干的，借了你的錢在去你那投資。賺你更大的錢，而且控制你。為什么企業家這樣做，這是美國的一個根本戰略。

這個戰略，注意兩個小問題，出口導向，楊剛才講了，所有在出口導向中成功的企業都是本國企業，而且是排他的企業。出口導向第一個典型的是日本，最成功的是日本，其他的韓國和臺灣，全都是靠本國出口導向起來的，有沒有及出口導向有吸收投資的，是拉美。所以如果像出口導向有靠投資，那你就是拉美化。研究拉美歷史的都知道，拉美第一個跨國公司是綠色聯合食品公司，（拉美 有什么不好）拉美話就是貧窮，比如綠色果品那個國家人均GDP現在不如中國高，出口導向靠本國企業那時富國，日本韓國臺灣，有本事大到臺灣，畢竟是同一個文化，這是一個。

第二個我看全球化中國人不要談，全球化完蛋了，因為多哈回合怎么了，宣布中止的時候國外權威的金融時倫敦報紙都報道全球化已經中止，大家要看看混亂經濟學，因為在全球化中受害者太多，他們都要股東政府來保護自己，全球化就玩了，所有國家都有責任，美國也有也在保護自己。英國也保護自己，發展中國家都要保護自己，全球化就玩了。到什么程度你看，看看報道，美國總統跑到中國，希望中國政府積極幫助多哈回合談判成功，為什么他到印度到巴西這兩個發展中國家，人家就是跟你談不成。我們中國倒成了全球化最積極的國家，所以不要拿全球化當什么，他就像楊帆講得不會是一條線，（30年河東30年河西）走走回停的。甚至往回返。別拿這個來嚇唬人。根本的原因就是我跟韓德強，韓德強說過去有分歧，是窮國，需要保護，就是比較利益說的，但是我說就是發達國家也要自由貿易。韓德說發達國家也要保護，現在我推到他的立場上去了。也不能完全自由貿易，因為什么，英國美國發達不發達，他的東西保不保護，現在我想人家做的是有道理的，就是經濟學老話，保護能使本國福利最大化。為什么，就是恰恰用比較優勢說的。

現在的國際貿易是按比較優勢的每一個國家發展自己的比較優勢產業。但是對于不發達國家來說，就是因為所謂現代化就是，你得比較優勢就是做褲子，就是低工資，就拿模型推也做不出別的，現在的問題是一個國家要發達，最重要的是改變比較優勢，我又一篇文章是，我就是從做褲子比較優勢變成做飛機比較優勢，否則你不可能變成發達國家。日本怎么變成發達國家就是改變了比較優勢，現在需要討論怎么改變比較優勢，最優的戰略，就是某種程度上開放也可能有助于改變，但不是簡單的將怎么發揮比較優勢，而是怎么改變比較優勢。但問題在于你改變比較優勢的過程中特別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必定會對世界市場造成巨大的沖擊，簡單想象日本當年的發展也是，50年代也是造褲子的優勢，不信翻資料，開始是紡織業出口，后來是鋼鐵出口，后來造船，汽車，到汽車日本就是發達國家了。如果中國走日本這條路，今天褲子走向全世界，明天鋼鐵，現在已經開始了，后天是造船，大后天是汽車，全世界哪個國家能受得了，今天美國紡織工人下崗了，明天鋼鐵工人下崗了，所以要限制，所以大家都要保護，所以全球化就停住了。所以大家就要限制，你不要傻的發揮比較優勢，人家不讓你發揮，不是你要不要發揮，是美國人不讓你發揮。可以有一個美國人想最好的發揮是，你永遠造褲子，那我可不干。那我們永遠是現在這個社會，窮國。你挺好，忘了其他中國的老百姓窮。我們說要由政府保護要有支持，美國的經濟，這個可以隨便查個資料，19世紀美國是世界保護本國的典型。

楊帆：

理論上的爭論再提煉一下，中央接受了自主創新，沒有接受“開放創新”，

非常重要。但是，自主創新的主導力量，仍舊強調市場機制，全球化，不提國家安全與國家主導，還是不徹底。自由派那邊已經覺得受不了了，我們還覺得不夠。這說明理論上差非常之大，那能夠不爭論哪！ 哪能夠讓他們西山會議幾個人就自己宣布“達成改革共識”了？ 現在我說，開放方面的爭論也不比改革少，而且涉及國家利益與國家安全。 為什么網上的興趣總是集中與改革，因為它和老百姓生活關系密切。 但是關系到技術，產業，國家安全這些問題，比老百姓生活，環境保護，農村，難道不是更加重要嗎？

經濟自由主義也沒有說技術不升級，而是說主要依靠市場機制，依靠與外資合作，逐步升級。按龍永圖的說法，先給波音飛機配件，造給尾巴，后胸口，大腿，最后心臟大腦。從配件一步步開始。

我們的意見是：用國家為主導，一下子搞自主品牌。讓外國飛機制造商給我們加工配件。有人說，你憑什么可以這樣做？ 一方面依靠國內巨大的市場，一方面依靠強大的國家意志。毛澤東時期其實已經把自己的大飛機造出來了。但是，現在的自由派不承認，他們有話語霸權，幾乎所有的媒體都不提及這件事。 在邏輯上，他們一定是徹底否定趕超戰略，否定計劃經濟的和毛澤東，這是有邏輯聯系的，要爭論圍繞這個問題，這才是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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