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我國宏觀調控的經驗教訓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教授 楊帆

    自１９７７年至今我國的改革開放在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經歷了５次周期，這也是我國改革開放逐步深化所必經的歷程，這其中在２０世紀８０年代的兩次通貨膨脹使我國政府在制定的宏觀調控政策上有了較為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宏觀調控的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層認識的統一和宏觀調控手段的靈活。目前，我國仍處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第五個周期，新一輪的經濟過熱浪潮襲來，雖有前車之鑒，我們仍需嚴陣以待。
改革開放以來
我國經濟的周期波動
　　根據劉樹成、宋國青等人的歸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在高速增長過程中經歷了５次周期。
　　第一個周期（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年）。１９７６年經濟增長率為負增長降低１．６％，１９７７年突然上升為７．６％，１９７８年到１１．７％，來勢猛烈顯然與打倒四人幫的政治大變動有關，新領導發動了一次經濟躍進，引起投資過熱，比例失調，消費支出增加，財政赤字，國民收入超分配。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鄧小平正式出山領導中國改革開放，同時以陳云思想主導經濟調整。１９７９年３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用３年時間進行國民經濟調整，實行新八字方針，即調整、改革、整頓、提高，這樣一種搭配實際是最佳的。改革開放自身會促進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因此，需要宏觀經濟的平衡。但是陳云思想長期被改革開放派認為是“僵化保守”。直至１９８０年１２月經濟繼續過熱，鄧小平出來講話批判“洋躍進”：“１９７８年１２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陳云同志負責財經工作，提出了調整方針，去年４月中央工作會議對此做出了決定。但因全黨認識很不一致，也很不深刻，所以執行得很不得力。” 中央更換了領導人，進一步大調整，才見成效，經濟增長率降為１９８１年的５．２％，波動幅度為６．５個百分點；這次周期共５年，上升２年下降３年。
　　第二個周期（１９８２～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３年經濟增長率為９．１％和１０．９％。１９８４年到１５．２％。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雙膨脹，社會總需求超過總供給，中央不能控制地方政府的盲目攀比。１９８５年增長１３．５％。因此１９８６年３月“七五”計劃決定前兩年調整。然而，１９８６年第一季度工業生產回落，許多人認為經濟滑坡，強烈要求放松銀根刺激經濟。五年計劃第一年經濟總是要漲，這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因此，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宏觀調控無法到位，１９８６年增長８．８％。這次周期共５年，上升３年下降２年，波動幅度６．４個百分點。
　　第三個周期（１９８７～１９９０年）。１９８７年經濟繼續過熱，增長率１１．６％，１９８８年１１．３％，預算外投資膨脹無法控制。１９８８年９月搶購風以后，李鵬接替了趙紫陽的總理位置。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后兩年改革建設重點突出地放到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上來。但１９８９年出現政治動蕩，宏觀調控不能有效貫徹。直到１９８９年１１月中國共產黨十三屆五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的決定》，提出用３年或更長一些時間基本完成治理整頓任務。１９８９年增長率降至４．１％，１９９０年３．８％。這次周期共４年，波動幅度７．８個百分點；上升１年下降３年。實際上這是改革開放１０年以來，３次調整的總結果，最終是在以強力政治整合，更換了共產黨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以后，才得以有效進行。這種政治、人事、理論、經濟、法律手段的綜合使用，終于結束了１０年以來屢禁不止、愈演愈烈的經濟過熱與通貨膨脹，但必然導致經濟過度緊縮，和理論上“計劃經濟原教旨主義”全面回潮，直接影響到黨中央的改革開放路線。
　　于是，第四個周期以鄧小平南巡重新發動改革開放的政治方式為契機就勢所必然。１９９１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９．２％，進入新一輪經濟周期的上升階段。１９９２年初小平南巡講話，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口號下，幫助地方政府突破了幾乎所有經濟控制。計劃體制下投資饑渴、急于求成、層層追求高速度等弊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再次出現。１９９２年經濟增長１４．２％，物價上升５．４％，１９９３年經濟增長１３．８％，物價上升１３％，投資消費雙膨脹，煤電油運原材料供給緊張，金融秩序混亂，人民幣黑市匯率貶值到１∶１１，而且向１∶１５滑落。
　　１９９３年６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經濟情況和加強宏觀調控的意見》，提出１６條措施，朱容基副總理親自兼任人民銀行行長，以整頓金融秩序為重點治理通貨膨脹，打擊北海的房地產泡沫。
　　但這次調控遭到了投機資本及其代言人極其猛烈的攻擊，經濟學界亦因此而分裂。一批著名的改革開放派經濟學家集體出面批評朱容基復辟計劃經濟，并且提出了“經濟與物價同步增長論”，說兩位數以上的通貨膨脹不可怕，兩位數以上的經濟增長才過癮。中央的措施在１９９４年也曾經發生過動搖，但是宏觀調控最終得以堅持下來，１９９３～１９９６年，經濟增長率平均每年回落１個百分點，１９９６年為９．６％。
　　這次宏觀調控是最成功的，首先是中央領導層態度一致，能夠長期堅持。其次是策略靈活，采取了漸進的“軟著陸”的方式。人民幣在１９９４年以并軌為名一次貶值５０％以上，促進了出口。國內通貨膨脹受到了有效的控制，物價在１９９６年回落到６．１％。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突然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幸免于難，得益于這此宏觀調控，也得益于在危機爆發以后中國政府的堅決干預政策：人民幣不貶值，不自由兌換，在香港托市并準備改變交易規則，堅決控制投機資本。
　　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經濟下滑，為８．８％、７．８％、７．１％，連續下滑７年，前４年是主動調整，后３年是亞洲金融危機沖擊。改革深化到住房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層面，也引起有效需求不足。于是，１９９８年中央開始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包括刺激房地產業，２０００年增長８％，２００１年受世界經濟衰退影響，增長７．３％。１９９７～２００１年，經濟增長率保持“七上八下”相對平穩，相對于世界經濟，仍舊是非常高的速度，稱為“一枝獨秀”。
    １９９１～２００１年的經濟周期長達１１年，經濟波動幅度７．１個百分點，上升２年下降９年。時間長，波動幅度小于８０年代，說明我國政府宏觀調控的手段堅決而且趨于成熟。
２０世紀８０年代
兩次控制通貨膨脹的經驗教訓
　　８０年代我國經濟高速發展，效益明顯提高，改革開放取得重大進展。但是在宏觀調控方面有教訓，這就是認識長期不能統一，理論不成熟；中央數次調整力度不夠，不能遏制經濟過熱，矛盾越積越多；在宏觀經濟不平衡的時候反而加速改革；在具體方法上缺乏經驗，比如不適當的宣傳刺激了通貨膨脹預期；在經濟改革受挫之后失了方寸，把社會矛盾泛政治化，加速社會動員，加劇社會矛盾，最終釀成政治動亂。只是在最后關頭，老一輩革命家統一了認識，從政治上進行了強控制，才把經濟來了一個徹底的整頓，這樣的整頓，當然免不了造成過度的緊縮，甚至在理論政策上發生逆轉，最終造成新的反復。這樣的大起大落，損害是多方面的而且是非常深刻的。
　　８０年代宏觀調控給予我們的主要經驗教訓是：進行改革需要穩定且平衡的外部環境。１９７８年鄧小平主持中央領導工作，推動改革開放，而陳云則主導經濟工作，形成了非常好的搭配。陳云經濟思想的基本點就是：１０億人口，８億農民，吃飯是第一位的； 經濟發展要保持四大平衡，即財政物價物資外匯平衡，這在許多人眼里是計劃經濟保守思想，，但每到外匯、糧食和原材料緊缺，交通能源緊張，物價上升，陳云經濟思想就顯示其生命力。
　　經濟發展避免不了周期，外匯不足和物價上升，總是迫使經濟從高峰下滑。中國８０年代的發展，外匯短缺比物價約束更硬，迫使人民幣匯率不斷貶值，直到１９９４年以后外資大量進入才算解決。
　　通貨膨脹則有兩種，一種是需求拉動，即增發貨幣促使總需求擴張，超過了流通的正常需要，在沒有價格管制的條件下就使物價上升；一種是成本推動，即壟斷或改革的因素直接提高物價。在經濟周期上升階段主要是需求拉動，下降階段主要是成本推動。
　　中國的物價上升，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期間主要是第二種，即價格改革的因素。首先把農產品價格提高２０％，必然出現價格連鎖上升，國家以財政補貼遏制城市消費品物價上升。但長期財政補貼造成財政赤字，最終轉化成需求拉動型通貨膨脹，１９８５年以后就是如此。國家價格改革的方針從“以調為主”變成“以放為主”，增加了市場機制，消費品價格在１９８５年上升６％，１９８６年上升８．８％，１９８７年上升６％，１９８８年為７．３％，其性質主要是價格和匯率改革造成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同時也有經濟高速增長的需求拉動因素。
　　必須認識到，兩種因素是互相影響的。在集中進行價格改革的時期，如果不能控制總需求，兩種因素同時推動物價上升，就出現嚴重通貨膨脹。而且在總需求持續擴張下，價格改革必然因“比價復歸”而失敗。在１９８６年以后，我國就出現了各種價格之間的輪番上升，價格與工資的輪番上升，國內物價上升迫使匯率貶值，人民幣貶值則提高進口品價格，以成本推動方式推動國內通貨膨脹，出口大幅度增加則是總需求擴張的一部分。１９８８年通貨膨脹率高達１８．５％，中央還準備強行進行全面的價格改革，結果誘發搶購風而失敗。
　　１９９０～１９９２年中央在政治強控制的背景下，進行全面的經濟緊縮，經濟增長率下降到４％左右，而價格改革就是在總需求高度緊縮時自動成功的。其機制十分簡單，動機十分樸素，就是經濟緊縮了，企業效益不好了，地方政府財政困難，在中央政府同意下，取消了許多價格補貼，于是，計劃價格就變成了市場價格。到１９９１年年底，中國８０％以上的物價放開，基本上實現了物價市場化。正所謂“有意插花花不開，無心插柳柳成陰”。此時價格并沒有引起通貨膨脹，而是轉化為企業虧損，大家所擔心的居民儲蓄，在３０００億存款規模的時候成為搶購的“籠中猛虎“，以后增加到１０萬億，也沒有再出過籠。８０年代我們宏觀調控的不成熟，理論的誤導和政策的失誤是非常明顯的。
　　“閃光的東西不一定都是金子“。整天高唱改革的“改革派”可能損害改革的大環境，造成改革失敗；自命為“改革派”的人未必能夠真正推動改革。而被貶損為“保守派”的人也未必不能推動改革，這才是歷史的辯證法。只有在宏觀平衡或者適度緊縮的條件下才是最有利的改革時機，這個道理在９０年代繼續被實踐證明。中國經濟的“軟著陸”整整進行了５年，亞洲金融危機又造成了新的經濟緊縮，但是中國許多實質性的改革，如國企、住房、教育、醫療改革，卻在更加廣泛的范圍內展開了。
中央高層的認識應該統一
并且形成社會共識
　　１９８５年第一次通貨膨脹，中央就開始經濟緊縮，但理論界出現了“適度通貨膨脹無害論”，朝野認識均不能統一。改革的成功，經濟的高速發展，中國出現的初步繁榮，大大鼓舞了改革派的信心，“中青年經濟學家”步入了歷史舞臺，他們開始看不起老一代的經驗，把陳云經濟思想貶低為計劃經濟下的消極靜態平衡。在引進西方經濟學的初期，對于市場經濟的知識也只是鳳毛麟角。當時我們所知道的，也僅僅是“總需求，總供給”而已，現在想起來，如果早知道什么叫“通貨膨脹預期”，也許就不會有那種“長痛不如短痛”，“價格闖關”的社會動員，搶購風或許就可以避免。
　　８０年代全社會對于改革是有共識的，但是對于改革的宏觀環境卻一直缺乏共識，地方政府和企業總是傾向于高速度發展，無論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下都是如此；理論界的主流“經濟自由主義”熱衷于以發展促改革，忽視穩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他們在８０年代提出“適度通貨膨脹無害論”，“腐敗有理論”；在１９８８年反對國家在香港托市抵抗金融危機；在１９９４年以“發展是硬任務”，反對中央的宏觀調控；在２００３年以來又反對宏觀調控，其理由總是“政府不能干預經濟”的理念，這說明了中國理論界對于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的誤導。至于既得利益集團，投機資本集團一系列反對中央宏觀調控的活動，則一直不曾停止。
　　中央領導層的認識一致，行動果斷，長期堅持，是宏觀調控能夠取得成效的關鍵，這方面９０年代比８０年代要好，所以軟著陸和打開金融危機取得了成功。而８０年代由于高層的不一致，所以，宏觀調控兩次半途而廢，直到釀成大亂，才統一以強力整合手段收拾了。
改革和宏觀調控的手段要靈活
水平要高超
　　１９８８年９月份，居民存款只有３０００億元，并不構成搶購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就是價格改革的辦法錯誤，以錯誤的宣傳煽動了社會的通貨膨脹預期。價格改革方案的通過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一場搶購風潮的導火索，中央領導始料未及。１９８８年７月份，物價上升幅度已達１９．３％，創歷史最高紀錄，各階層群眾產生通貨膨脹預期。
　　８月１９日清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價格闖關的消息。當天就出現搶購。有的人一下子買２００公斤食鹽，買５００盒火柴，商店被搶購一空。銀行發生擠兌，有的地方銀行因不能及時支付，群眾在憤怒之下把柜臺推倒。大家誤以為９月１日物價要全面放開，新一輪大漲價即將開始，在各大中城市掀起兇猛的搶購風潮，在幾個方面都堪稱共和國歷史之最：第一，波及面廣。８月中旬開始大城市突起搶購風，席卷全國城市和部分鄉村。第二，涉及５０個大類５００多種商品，部分地區搶購糧食食油。大到幾千元的高檔商品，小到易消耗的便宜貨，均在搶購之列。第三，盲目性大。消費者不是為消費，而是為保值，購物時不管品種、不管牌號、不問質量、不講價格，很多商場積壓多年的殘次商品，也被一搶而空。第四，各階層群眾普遍產生購物保值心理。第五，零售商品總額增幅高。８月份，社會商品零售總額６３６．２億元，比上年同期增３８．６％，扣除物價上漲因素增加１３％。糧食增銷３０．９％。棉布增銷４１．２％，綢緞增銷３５．５％，洗衣機增銷１３０％。電冰箱增銷８２．８％，電視機增銷５６％。第六，商品搶購風潮伴隨擠兌銀行儲蓄存款風潮。不僅擠兌活期存款，且擠兌未到期的定期存款。８月份城鄉儲蓄存款減少２６．１億元。其中定期減少２７．８億元，活期增加１．７億元。
　　面對強大阻力，中央不得不調整對策。８月３０日。國務院總理李鵬主持召開了國務院第２０次常務會議，重提“穩定經濟，深化改革”的方針，原來政治局會議提出的“五年左右時間”已修訂為“五年或者更長一點的時間”。會議保證國務院采取有力措施，確保明年的社會商品零售物價上漲幅度明顯低于今年。”
　　價格改革闖關受挫的根本原因，是選擇通貨膨脹最嚴重的年份，搞難度最大的改革。價格改革這一關非闖不可已達成共識，然而，對于深化改革的條件認識并不一致。
　　１９８８年５月１９日，國家領導人在人民大會堂會見朝鮮政府軍事代表團時指出，中國的改革要“過五關斬六將”，物價改革雖然風險很大，但是“非搞不可”，“要迎著風險、迎著困難上”。總書記在５月２４日會見外賓時就談到，當時的經濟形勢很好，具備了價格改革的條件。６月９日，《人民日報》發表的題為《改革有險阻苦戰能過關》的評論員文章，對于闖關有把握。７月１日《人民日報》在“改革話題”欄目發表的題為《過關有風險關后是平川》的采訪記，還覺得不夠勁，說“只強調價格改革如何困難、要冒風險，這恐怕不太全面”。“應該正面大講特講：價格改革可以產生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不僅對經濟體制改革是個推進，而且會對政治體制改革產生積極影響，消除人們對價格改革的過分緊張心理。”“經濟增長速度較高時，調整難度較小，成功把握較大。”８月中旬的政治局會議認為，進行價格改革，“時機是有利的“，大張旗鼓宣傳“長痛”不如“短痛”，甚至成立宣講團，到處進行“改革的再教育”，這顯然是不合適的。
結束語
　　目前的第五個周期始于２００２年。經濟增長率回升到８．３％，２００３年９．３％，１１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經濟處于周期上升階段，到２００６年經濟增長率一直接近１０％，實際上恐怕早已超過。１９９３年以來能源消耗驚人。１９９５年初國家修改ＧＤＰ統計口徑，加入了第三產業漏計的部分，一次性地把ＧＤＰ提高２０％，原為１３６０００萬億人民幣，修正為１５９８７９萬億人民幣。基數大幅度提高，增長率就應該下降，但是２００５年并沒有下降。另有統計說，我國積累率已達４５～５０％。許多跡象表明，我國經濟已嚴重過熱，經中央政府控制３年并無效果。這在某種程度上與８０年代類似。
　　和８０年代相比，目前形勢也有很大不同。８０年代的中央有權威，老一輩革命家還在。問題主要出在認識上，只要認識一致，就有能力迅速收拾局面。隨著老一輩離開政治舞臺，社會利益集團坐大，中央在傳統意義上的權威肯定要削弱，并且向另外的類型轉化，問題在于這種轉化剛剛開始。９０年代宏觀調控成功，得益于中央高層認識的一致，從而彌補了權威的不足。目前情況是，既得利益集團勢力迅速坐大，這就是地方政府，國內外投機資本，與某些經濟學家聯盟，力圖打破中央宏觀調控，通過出售國有資產和地皮，制造經濟泡沫，以謀求自己集團的利益。各權力部門則通過壟斷求取壟斷利潤。我們的中央領導雖然非常得民心，認識也比較一致，但是比起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迅速坐大，其權威相對削弱是肯定的。如果宏觀調控仍舊遲遲不能見效，中央的權威就會進一步削弱，甚至產生比８０年代更嚴重的危機。前車之鑒，不可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