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樹青在社科院國有企業改革研討會上的發言
盡管蘇聯東歐進行改革以來經濟嚴重蕭條、衰退，盡管中國的改革取得了世界矚目的成就，但國內外還是有一些人認為蘇聯東歐的改革是成功的，中國的改革很難說。為什么說蘇東改革是成功的呢？因為它們實現了經濟轉型，而中國現在沒有實現。這本書的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從大量的材料，從改革的經濟成果、改革的績效出發進行對比。對比的結果是，蘇聯東歐的改革和當時的改革家、當時的西方輿論預言恰恰相反。該書作者雖然不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來進行研究的，但他提出的一些問題很值得深思。我覺得，有三個問題特別值得重視。
第一個問題是私有化是不是評價改革成功與否的根本標準。蘇聯東歐國家的改革無一例外的都是以私有化作為標準。這就是它們在40年前的研究，不承認中國改革的原因。它們提出的理由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益。現在，蘇東國家改革的實踐告訴我們，私有化是不是一定能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為什么這些國家大都實行了大刀闊斧的以私有化為目標的改革，卻不僅沒有實現經濟效益的提高，反而使經濟長期停留在危機、衰退之中？是因為它私有化還不夠徹底，還是因為其它的什么原因？這很值得研究。
第二個問題就是怎么看待改革進程中的國家和市場的關系問題。國家和市場之間是不是一種絕然對立的關系？要進行改革是不是一定要使得國家的作用邊緣化？它是一種互相替代的機制關系，還是像此書作者所提出來的，兩者是一種互補關系，兩種機制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這也就是在我們的改革實踐中，在搞市場化的進程中有一個國家宏觀調控到底還要不要的問題，是不是一講國家宏觀調控就意味著走老路，走回頭路的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怎么看待全球化。全球化的發展是不是意味著要使民族國家的邊界消失，使得資本的國籍失去意義？是不是因為資本現在已經分散化，匿名化了，一個國家有沒有民族資本、國家的經濟主權是不是掌握在外國人手里已經變得無足輕重？如果說擁有世界實力的外國資本掌握了一國的經濟命脈，它究竟是能夠提高這個國家的經濟實力，還是葬送世界民族經濟發展的前途呢？這個問題，作者作了比較充分的論述。我為什么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這個問題在我們國內同樣會有。我們有些非常有名的學者，或很有影響的官員，就認為這個問題無所謂，現在的全球化還有什么民族資本不民族資本，哪個資本來在你這兒開工廠，那就是你的。跨國公司沒有某個國家的屬性。那么，這個說法對不對？究竟是不是就像作者提出來的“全球化能不能成為均貧富、齊發展的力量？”是不是只要各個民族經濟向世界開放，就能使不發達的、欠發達的經濟都達到發達經濟的那樣一種水平，從而使得財富在世界南、北兩部分得以平均的分配；還是相反，使得世界經濟中的差異進一步拉大，對進一步擴大南北差距起一個推波助瀾的作用。作者在這本書中提出的這幾個問題，都很值得我們思考。
結合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在研究蘇東改革和中國改革背景的時候，有一種觀念需要糾正。現在在談到中國改革和蘇東改革的不同的時候，人們常常使用這樣一個分析，即認為中國的改革是一個漸進的，而蘇東的改革是激進的，區別就是步驟、方法上的不同。人家是搞休克療法，我們是“摸著石頭過河”。這種分析隱含了一個前題，即兩種改革的目標是一樣的，無非就是你走得快些，我走得慢些。現在看來，可能慢些比快點好。這樣的一種分析，對不對？我覺得，簡單地用激進改革還是漸進改革來區分兩種改革，不僅遠遠不夠，且十分膚淺。在這點上，波茲南斯基應該說是看到了。他提出，東歐國家的改革可以分激進的和漸進的，但如果同中國的改革相比較的話，兩者差異就不僅僅是改革的速度和廣度的問題，而是“改革綱領上的差異”才是絕對的。所謂“改革綱領上的差異”，這個概念從本質上講，我認為是對改革的性質和目的有不同理解。進一步講就是指導改革的理論基礎不同。對蘇東國家來說，它們認為需要改革的不僅是社會主義的經濟體制和運行機制，而是要改掉社會主義本身，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根本否定。
因為蘇東改革的出發點，不是認為原有的社會主義模式存在什么問題，而是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沒有效率、沒有前途。因此，他們的改革自然不是要完善社會主義制度，而是用富有效率的資本主義來取代沒有效率的社會主義。所以，它們改革的理論基礎就是西方經濟學，特別是當代西方主流的新自由主義，崇尚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全球主義化。所以它們走的是一條私有化之路，否定國家作用的自由化之路，容許外國資本大規模廉價收購國有資產，聽任外國資本控制本國經濟命脈。而對中國來說，我們始終肯定我們所建立的社會主義制度是一個具有優越性的制度，問題是需要通過改革使它固有的優越性能夠發揮出來。所以，要改革的是束縛生命力發展的舊的、僵化的經濟體制，是對原有經濟體制的根本改革，而不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社會制度。改革的出發點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還有一個解放生產力的問題，要從根本上改革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因此，改革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的是使社會主義優越性能夠充分發揮出來。這里的指導思想、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是鄧小平理論。現在看來，雖然從總體上說中國改革取得了蘇東國家望塵莫及的成果，但是指導蘇東改革的理論基礎，即認為私有化才能夠提高效率的思想，在今天的中國還是大有市場。特別是在深化國有企業改革中間，把明確產權等同于私有化的思潮不容低估。實踐中，不斷產生所謂“國退民進”，對國有企業低估賤賣。對這樣一種理論和實踐，即賣國有企業的做法，波茲南斯基提出了一個警告：“中國要防止蘇聯東歐的前車之鑒”。我們現在很多人，包括理論界，特別是實際部門的一些人在思想上，大概跟蘇聯東歐人當時的想法差不多，即社會主義的資產已經毫無用處了，只有賣掉，哪怕廉價賣掉，趕緊拿回一部分資金。很急于要賣掉國有資產。一直到國資委成立以后，我接觸過國資委的一些同志也很傷腦筋，說地方上的領導就是想趕緊把國企賣掉。那么，賣掉國企的目的是什么？我看和這本書里分析得有點類似，就是某些人在通過出賣國企過程中想撈些個人好處。
我覺得，要解決這個思潮，從理論上還需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是不是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要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所謂私有化才能提高經濟效率，私有制比公有制更有效率，它的基本依據無非是講只有生產資料成為私人財產的時候，才有人去關心它的正確運營和增值；而公有制是使生產資料成為無主財產，人們都想從中撈取好處，誰也不會關心它的使用和增值。這種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的理論基礎，歸結起來就是，只有私人財產或說只有財產利益才是人們進行經濟活動的唯一動力。這個理論如果說要成立的話，那就只能是這個：即人們只有對自己財產的關心，才是他進行經濟活動的動力。如果這個觀點成立的話，應該說，只有個體小私有制才是最能促進經濟發展的制度。但這個論點和歷史實事又是不相符的，因為個體小私有制恰恰被資本主義私有制摧毀了。而且從經濟史的事實來看，生產越社會化生產資料越不能成為單獨的個人所有。即使現在的資本主義所有制它的實踐形式也越來越擺脫古典的、單個資本所有制形式，發展起了股份公司、壟斷組織、國家壟斷。壟斷組織的家族私產越來越單薄。在現代企業制度中，現在出現很多討論的問題，如委托代理的問題、法人治理結構的問題、道德風險的問題、內部人控制問題等。所有這些都表明了一個問題，即經濟活動的動力并不是單一的。因為委托代理中間，代理者不是財產的所有者，也就是說人們進行經濟活動，并不只有一個財產接觸，還有其它的經濟約束。在私有制下面，喪失生產資料的勞動者，他是靠棍棒紀律或機構紀律來約束的，而不是受私有財產的所有者的約束。在現代企業制度里面，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領導常常也不是企業的所有者，而是董事會聘用的經理人。他們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私有財產才去關心生產資料的正確運營和增值，而是有其它的經濟和非經濟的動機。在這些企業工作的工人并不是因為企業是自己的財產才去勞動。這表明，財產至多只能說是經濟動力之一，而不是唯一的動力。而且，作為經濟動力之一，它的適用性也是非常有限的。而其它的經濟、非經濟動力在經濟動力中間的地位和作用現在明顯在提高。而這方面經濟動力的充分發揮，不是決定于是否實行私有化，公有制同樣可以利用這樣一種經濟動力。也就是說，提高社會主義經濟效率應該從總結實踐經驗出發，探索這樣一些動力發揮的形式。而不是向后看，回到中國歷史已經否定掉的私有化上去。
波茲南斯基這本書給我們的一個重大啟示是，用蘇東國家在新自由主義指導下的改革實踐，宣告了新自由主義鼓吹的只有私有化才能提高效率這樣一個神話的破產。“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兩種不同理論基礎、不同指導思想、不同性質的改革，結果迥然不同。我覺得事非曲直非常清楚。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應當從輿論上要大力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分析人們活動的經濟動力，來批判新自由主義的種種觀點，并使我們的干部能夠懂得這些道理。應該推薦他們都來讀讀這本書，看看如果走私有化道路將導致什么樣的后果，這可能是他們事先所料想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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