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為民：深化改革要注意區分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深化改革要注意區分兩種不同的改革觀

侯為民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北京，100872）

目前理論界圍繞經濟理論觀點和改革問題發生的爭論，實質是兩種不同的改革觀的爭論。堅持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解決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問題，要正確區分兩種不同的改革觀。堅定不移地深化改革，要用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正確的改革觀指導社會主義改革，尤其是要警惕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錯誤改革觀誤導改革。

一、當前理論界爭論的實質是兩種不同改革觀的爭論

當前，理論界的這場爭論從學術界擴大到全社會，從經濟學教學與研究問題擴大到如何看待和進一步深化改革等諸方面問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劉國光同志認為，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出現了新自由主義思想泛濫的現象，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邊緣化，當前堅持社會主義改革，必須防“左”，但要警惕右的傾向。劉國光同志在科學對待改革的問題上體現出巨大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引發了理論界對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導向的重新審視和思考。

針對劉國光同志的觀點，一些人紛紛提出反對意見。有一個官場的學者說，對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爭論，有反復，認為提出重視改革方向就是對改革問題認識上的反復。他說，反對改革的有之，但又絕口不提人們反對的是什么樣的“改革”。他還說，老百姓最怕折騰，折騰就會落后，折騰就不能建立和諧社會，就會影響改革和發展。認為劉國光同志所代表的許多理論工作者的意見，是所謂的“折騰”和對改革的“一個干擾”，是借批判所謂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并告誡人們千萬別上當，否則就會有災難性的后果?？傊J為有人對社會主義改革建言，就是要反改革，他不贊成批判新自由主義，不贊成有人提出防“左”反右。

表面看來，這是針對改革中出現問題的不同看法之間的學術爭論。然而，為什么對社會主義改革建言的一個學術觀點，會引發某些人如此巨大的反彈，竟然會迅速上升到“否定改革”的政治高度？因為，任何有理性的學者，都不可能從劉國光同志的論點中找出所謂“否定改革”的根據。某些人急于用扣帽子的辦法，試圖終結本來有助于改革事業的正常學術爭鳴，不能不使人發問：觀點對立的背后難道不是隱藏著更為深刻的立場分歧嗎？

比較爭論雙方的主要觀點，可以看出，這場爭論的范圍和影響已遠遠超出了學術范疇。爭論的焦點，并不是要不要改革的爭論，而是關于改革的方向問題的爭論，是如何進一步深化改革的爭論。爭論的實質，是兩種不同的改革觀，兩個不同的改革道路的交鋒。社會主義改革事業不會也不可能一帆風順，不同的立場會有不同的改革觀。必須看到，當前我國主要存在著兩種不同、甚至于尖銳對立的改革觀：一種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改革觀，即贊同鄧小平同志所說的改革，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的改革，也是堅持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改革，另一種則是鼓吹全盤西化的改革，是走私有化道路的改革，是變公有制為私有制，進而否定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改革。這兩種改革觀的對立在經濟改革的各主要方面都有體現。

在改革的理論基礎上，一種改革觀認為改革要以馬克思主義為理論基礎，以完整全面地理解鄧小平理論作為行動指南；而另一種改革觀是以西方資產階級的庸俗經濟理論為理論依據，以新自由主義的“經濟人”假設為微觀基礎，甚至不負責任地錯解曲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自己的庸俗資產階級理論觀點服務。在改革的指導思想上，一種改革觀堅持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將搞好搞活國有企業，壯大國有經濟作為改革的終極目標和改革方向；而另一種改革觀則是以全盤西化為導向，借市場化之名，行私有化之實，甚至直接將矛頭指向社會主義制度和共產黨的領導，妄圖在中國實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改革思路上，一種改革觀是堅持社會主義條件下效率和公平的統一，強調共同富裕，重視社會公平與分配公平，主張既發揮市場基礎作用又加強政府的調控，科學對待和彌補市場的內在缺陷；另一種改革觀則盲目尊崇西方經濟學，置市場缺陷和社會不公、分配不公于不顧，認為強調公平必然破壞效率，主張經濟發展必須犧牲社會公正。在改革的依靠力量上，一種改革觀是主張調動最廣大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創造力，發揮資本、勞動、資源和技術等一切要素的潛力；另一種發展觀則是片面夸大資本、資本家和經營者的作用，將改革的對象指向勞動者，將改革中的問題歸之于政府，主張取消政府對經濟問題的調控和干預，退回所謂自由主義的社會狀態中去。在改革的措施上，一種改革觀是堅持通過加快國企改革搞活國有企業，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保證全體勞動者的切身利益；另一種改革觀則是主張將國有企業統統賣掉，鼓吹什么“冰棍論”、“靚女先嫁論”，設計改革方案以資本家的利益和少數強勢群體的利益為導向，肆意損害國家的利益和廣大職工的權益。

兩種改革觀的對立表明，當前深化改革有著兩種不同的道路選擇，必然決定著我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兩種前途和命運，不能不引起我們高度的重視。

二、堅持正確改革觀要排除“左”的和右的兩種干擾

勿庸置疑，深化社會主義改革，必須排除對改革事業的干擾。但究竟什么會構成對改革事業的干擾？“左”的干擾是否是對改革的唯一干擾？很多人還存在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必須排除“左”的和右的兩種錯誤傾向的干擾。他強調，右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也可以葬送社會主義；“左”的東西在我們黨的歷史上非常可怕，而右的東西也可以在一夜之間使整個事業迅速垮掉；必須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改革開放前，我國二十年反右，是用“左”來反右，實際上是用極左來反右，給國家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改革開放是一個撥亂反正，是從正確的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克服極“左”的教條主義影響。但事物發展都有其兩面性，矛盾在對立統一中相互轉化，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反右會導致“左”的傾向重新抬頭，反“左”也會使右的勢力死灰復燃。在反“左”為主還是反右為主的問題上，同樣要根據不同歷史時期和當時的情況作具體分析。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提出“警惕右，主要防止‘左’”，針對的是特定的歷史上的“左”，也有著當時的特定歷史背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基本確立、我國日益融入全球經濟的今天，如果仍認為我國面對的形勢沒有發生改變，是教條主義的表現，也違背了鄧小平同志既防“左”又反右的思想。

沒有一個黨和國家領導人提出，在我國只能是一邊倒地單純防“左”，或者是一邊倒地單純反右。鄧小平同志一貫以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對待這一問題。1981年3月27日，他指出：“要加強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宣傳、教育，要多寫這方面的文章。要批判‘左’的錯誤思想，也要批判右的錯誤思想”。防止有人打著“解放思想”的幌子否定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后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1]他強調，反對右的傾向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是一個“首先著重要解決的問題”，“對于思想理論方面‘左’的思想和觀點，仍然需要繼續進行批判和糾正”，指出思想戰線只反“左”不反右的危險：“不少同志片面地總結歷史教訓，認為一講思想斗爭和嚴肅處理就是‘左’，只提反‘左’不提反右，這就走到軟弱渙散的另一個極端”。[2]

鄧小平同志富有遠見地看到，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全盤西化的矛盾和斗爭是不可避免的，是決定社會主義國家生死存亡的斗爭。對于右的傾向的性質，鄧小平同志作了精辟的分析，他尖銳地指出：“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社會的性質”。他還進一步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們著重反對過去左的干擾，但也有右的干擾。所謂右的干擾，就是全盤西化”。在資產階級自由化與四項基本原則的斗爭上不能放松警惕：“右的東西值得警惕”、“這個斗爭將貫穿在實現四化的整個過程中，不僅本世紀內要進行，下個世紀還要繼續進行”。[3]

針對反對右的傾向的必要性，鄧小平同志鮮明地指出：“中國根據自己的經驗，不可能走資本主義道路。道理很簡單，中國十億人口，現在還處于落后狀態，如果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少數人更快地富起來，形成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一批百萬富翁，但頂多也不會達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擺脫不了貧窮，甚至連溫飽問題都不可能解決”。[4]鄧小平同志還告誡全黨：“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建設事業”。[5]他生前一再強調，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是社會主義的一項根本原則。他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就明確地講：“過去行之有效的東西，我們必須堅持，特別是根本制度，社會主義制度，社會主義公有制，那是不可動搖的。我們不能允許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6]

鄧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論述，對于我國改革事業取得成功起到了重要指導作用。要看到，改革開放之所以成功，根本上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科學制定并執行了“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我們還應看到，鄧小平同志的上述很多論斷又是具有科學預見性的。多年來，國內國外總有一些人蓄意分割基本路線中的兩個基本點，把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就，片面歸功于反“左”的勝利，而不提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由于喪失對右的警惕付出的沉重代價。將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經濟發展，一廂情愿地歸結為資產階級經濟理論和社會制度創造的“奇跡”，而不提拉美、亞非一些資本主義國家和地區也陷于困境的事實。以肆意詆毀我國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來轉移人們審視改革中問題的視線，攪亂了人們的思想。面對這樣的形勢，重溫鄧小平同志的反“左”反右思想，對我國深化改革仍具有現實的警示作用。

三、當前堅持和深化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應警惕右的危險

社會主義改革是社會主義的自我完善和發展，堅持這一科學的改革方向，是我國社會主義事業取得的巨大成功的重要保證。當前，重要的工作主要是要警惕右的危險和危害。

（一）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要正確區分“左”和右的思想，防止混淆概念。在中國，左右之分雖然事關重大，但遺憾的是，什么是“左”，什么是右，到現在似乎仍然沒有確切的定義，這就給鼓吹西化的一些人鉆了空子。鄧小平同志所說的主要防“左”，是特指過去給我國帶來極大危害的極左的教條主義思想，而不是指左的思想，忽視這一點就會錯誤理解鄧小平同志的本意。左是代表革命的、進步的力量。馬克思主義在國外是左派，國民黨內的左派、左翼作家聯盟乃至當今西方各國的左翼政黨，無一不是代表基層群眾的、進步和進取的力量。曾幾何時，左（而不是“左”）竟然成了我們避之唯恐不及的東西？右派常常被稱為保守派，原因無非在于人們習慣于用右定義落后、守舊和不愿改變現狀的勢力。中外莫不如此，目前鼓吹自由市場理論的新自由主義，在國外就有另一稱謂“新保守主義”。但新自由主義者怕提反右，對“自由”背后的保守性質閉口不談，其原因是人所共知的。因為在他們看來，只有讓人們忘掉右的本質，才能將矛盾的焦點集中于防“左”，單純防“左”，不談反右，在防“左”的同時將左也一概地反掉。

（二）當前堅持社會主義改革，所面臨著的主要危險是右的危險，也就是新自由主義誤導和斷送改革事業的危險。右的危險首先是通過理論上體現出來，如：淡化、詆毀公有制的作用和主體地位，歪曲、否定公有制對奠定鞏固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促進生產力發展的歷史作用，把馬克思所說的“重建個人所有制”歪曲為搞私有制的論據，鼓吹私營經濟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經濟；既鼓吹所有制問題“無關緊要”，又認為民營經濟“非常重要”，把經濟快速發展的成績完全歸于非公有經濟的功勞；等等。

要清醒地看到，當前的私有化思潮，不僅體現在理論上觀念上，還極大地影響到實際經濟工作者。少數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甚至還通過混淆是非，移花接木的手法，通過各種手段影響政府決策。而對自己的真正意圖則以“加快改革攻堅”的旗號加以包裝，現在不說，將來再說。受新自由主義的影響，現在有些地方政府，不是將搞好搞活國企作為政府工作的政績標準，而是看有多少國有企業被改制，有多少國有企業被外資收購兼并，有多少國有土地被外資占用開發，作為自己的工作成績而大加宣傳。本來，中央從來就沒有在一個文件中提到過，政績是要通過出賣國有企業、減少國有經濟比重，或外資企業、民營企業占多大比重來衡量，但現在社會上似乎形成一種風氣，合資外資和民營企業所占比重的上升紛紛成為許多地方政府衡量自己政績的標準，而國有資產出賣和國有職工下崗再就業，竟然成為促進民營企業、三資企業發展所必須付出的代價，這股私有化的風潮從哪里吹來，只要稍加認真思考，人們是立時就能明白的。對其真正的危害性，只要站在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人們也是能一眼看穿的。

（三）當前右的危險還在于很多人喪失了對右的警惕性。改革開放后，我國二十多年時間一直都在以防“左”為主，“左”的教條主義錯誤經過多年斗爭，在黨內和社會變革中的影響日漸式微，但事物也會走向反面。當前就是迷信西方發達國家反映資產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思想理論日益抬頭，其影響力正在上升，一些新自由主義學者把西方某些資產階級學派的理論，甚至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政策主張奉作教條，打著防“左”的幌子到處宣揚。新自由主義者嘴里喊出的防“左”是不可相信的，由于站在右的立場，他們的防“左”必然是以右來防止不帶引號的進步意義的左，將左反了，極右的東西必然都出來了。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稱為左，將堅持社會主義稱為左。漠視甚或公然挑戰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已不是當前意識形態領域中的個別現象，而是一個比較突出的傾向性問題。如哲學社會科學的學術研究領域中，有些人就不贊同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鼓吹指導思想多元化。右的思想還有很大的欺騙性，有些人在深化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旗號下，隨意曲解、錯解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使右的思想泛濫成災，加重了社會信仰危機。在經濟改革上，有些理論家公開主張搞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只能是私有制，使各種私有化的思潮泛濫，在改制的口號下破壞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他們還妄稱，如果有人反對這種錯誤的改革，就是反改革，試圖將改革的主導權、話語權掌握在他們自己手中，使改革成為他們的專利和標簽，這就更令人懷疑了。改革是黨領導的事業，是廣大人民群眾參與的事業，不能也不可能成為少數人的專利，其實，右的思想和改革的要害就在于，他們所鼓吹的改革真正目的是見不得陽光的，因為他們是要全盤西化，就是要變社會主義為資本主義，這是他們不愿意公開承認的，也是每一個投身改革事業的人都警覺和反對的。

（四）堅持社會主義改革觀，必須深刻認識到右的危害，要以前蘇聯、東歐國家為前車之鑒。兩種改革觀的爭論不是簡單的學術問題，更涉及到政治問題，涉及到社會主義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要看到，在東歐蘇聯劇變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主要矛頭已轉向針對我國，而國內有些學者是自覺不自覺地配合的。如果忽視對右的思想的防范，任憑西方資產階級的理論替代馬克思主義或把馬克思主義邊緣化，“全盤西化”的威脅就會向我們逼近，改革的方向、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勞動人民的切身利益都將受到挑戰，我們難免步他人的后塵，犯下歷史性的錯誤。

新自由主義者似乎認為他們照搬西方理論在經濟領域的改革中已取得了上風，現在有些人竟又提出將深化改革的方向引入政府，并美其名曰“對公共物品領域的改革”，認為政府在這些方面失職了，因為阻礙了少數資本家集團獲得更多的利益。更有人提出深化改革的方向是政治領域改革，要將黨和政府作為改革的對象，其目的就是要使黨脫離幾代共產黨人選擇的正確道路，滑進西方敵對勢力的陷阱，使我們的國家陷入動亂、停滯和倒退，使中華民族重新淪為西方的附庸。這個嚴重的后果不能不讓人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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