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經濟形勢務虛會
2006年2月13日下午，中國稅務雜志社408會議室，六位學者對一系列重大命題的熱烈討論正在進行。此次座談緣起于王建在中國稅務雜志社《香港傳真》上的一篇名為《改造我們的研究》的文章，文章列舉了十個有悖于傳統經濟理論的現實問題，此文引起了不少學者對現實問題的共鳴和思考。參加此次講座的學者包括：中國人民大學農業和農村發展學院院長溫鐵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部部長丁寧寧、中國宏觀經濟學會研究員王建、中國土地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黃小虎、國家發改委體改所國有資產研究中心主任高梁、中國稅務雜志社社長張木生。
下面是丁寧寧的發言：正確總結歷史是勝利前進的前提。
丁寧寧：王建的文章提的問題早就該說了。王建很多文章的分析是基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來分析問題十分重要，因為理論和實踐是相互作用的。在某些條件下，理論上的進展甚至比實踐上的經濟更重要。馬克思主義在西方學術界是異端，但是在前蘇聯、中國的現代化過程中發揮過重要的作用。俄羅斯已經不要馬克思主義了。如果我們不恢復馬克思主義在黨內的正統地位，不僅馬克思主義要被邊緣化，我們黨也會在意識形態領域失去自己的合法地位。
在意識形態問題上，總是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1992年以前，中央黨校教的是教條式的馬克思主義；1992年以后，一下子又都改教西方經濟學了。現在不少從國外學回來的人“食洋不化”，對中國自己的東西總是橫挑鼻子豎挑眼。他們的話語結構是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自由主義的，總覺得我們建國以后的東西都是錯的。如果我們自己不作歷史總結，任憑他們或者外國人來寫中國現代史，評價不會超過《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和費正清的《偉大的中國革命》。
如果全盤改變目前的政策、新左派變成主流，也不見得就對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兩年以前，我參加過編譯局組織的一個“勞動力產權理論研討會”。會上有不少外國左派學者，他們講的都是拉薩爾當年的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只不過從“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變成了“有折有扣的勞動力產權收益”而已。會上只有我一個人持反對意見，仗打得非常艱苦。現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這么多年，真正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很少。
任何情況下，反思都是必要的。但并非所有的反思都是正確的。現在最新的反思是抗美援朝戰爭不該打，甚至講與國民黨的和平協定是共產黨撕毀的。由此可見，如果共產黨人自己不修史、任憑一些有目的的人去偽造歷史，很快就會失去話語權，失去輿論上的合法性。黨內理論界應當對建國以來我們取得的成績、問題、做一個實事求是、能夠被青年一代理解和接受的歷史總結。現在一些改革派為了強調改革的必要性，把傳統計劃時期說得一無是處，把文化革命的錯誤統統歸咎于經濟體制。這是非常危險的。
王建對美元、歐元的很多分析我是贊同的。想補充一點：1948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和1973年的中東戰爭，是西方資本市場泡沫化過程中兩個標志性的分界線。前一次放棄了美元的金本位制，后一次放棄了美元的金匯兌本位制，最后美元的準備只剩下軍事強權。貨幣霸權的爭奪可能引發國際性戰爭，對這一瞇我們應當有充分的準備。中國希望再保持20年的和平，來發展自己的經濟。這沒有什么不可能，但前提是我們自己要足夠的強大，才能“不戰而屈他人之兵”。
在資本市場問題上，沒有任何國家像我們這樣胡搞。馬克思說播下龍種，收獲跳蚤，一點也不錯。當年從海外回來的一批人成立什么證券設計辦公室，我就覺得有很大問題。因為這些人沒有系統學習過外國的證券史，只學了些西方證券市場先進的做法。我們的證券市場有兩大特點。一是想方設法擴大投資者的范圍，二是不斷進行融資工具上的創新。但就是沒有人認真研究一下市場準入和市場規范問題。忽視了準入制度，忽視了市場規范，所有的人都會變成投機者。開始是羊群效應小投機；后來鼓勵機構投資者，結果搞成大投機。現在指望外資進來后能形成新規范。其實更危險。人家進來的目的是賺錢。你的市場沒有規范，只能靠投機賺錢，他就只有比你更投機才能賺到錢。怎么可能帶來規范呢？
現在講科技創新，當然是對的。科技大會開完了，我認為效果等于零。以前搞12年科技規劃時，是科學家和政治家坐在一起，政治家提出需要，科學家提出設想，反復討論必要性和可能性。政治家拍板，確定目標后，要和科學家共同制定規劃，并領導科學家落實規劃。這樣才可能有“兩彈一星”的成果。現在科技規劃已經退化為科學家之間的分錢計劃，爭著為自己的弟子落實項目和錢，但搞了半天根本沒有具體成果。這能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嗎？我們現在搞科技規劃的整個方法是錯的。即使中央提出了正確的方向，也無法落實。別忘了美國人登月告的是登月計劃，而不是登月市場。
最后一個問題，從具體應用角度講，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之間都沒有什么不可調和的矛盾。但是講到價值判斷，講到社會公正，二者就不相容了。要發展馬克思主義，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馬克思主義，然后講清楚我們發展了哪一部分。理論上不允許稀里糊涂。例如馬克思只講過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斯大林講建成社會主義，然后實現共產主義，就是這個意思。我們現在講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馬克思沒有說過，斯大林也沒有說過。這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究竟是什么意思？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什么關系？需要從理論上講清楚。如果我們沒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話語體系，就無法和西方學術界對話。西方經濟學中有很多東西值得借鑒。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問題看你能不能以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體系來吸取這些精華，形成中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如果全盤按照西方經濟學說的辦，那就誤入歧途了。
西方工業化只有兩個模式，英美一個，德日一個。中國和俄羅斯和他們不一樣，不是依靠侵略擴張進入工業化階段的。但我們和俄羅斯又不一樣。中國這么龐大的人口，就業問題很難解決。如果我們不在市場機制和政府職能之間做出某種妥協，不管經濟問題還是社會問題，都靠“市場化”一根筋，那就非常可怕了。中國革命靠的是老百姓擁護才取得最后勝利的，改革也不例外。如果占大多數人反對改革，那未來的改革靠誰來推動？改革要取得大多數人的擁護，就必須吸取西方歷史上的經驗教訓，讓百姓能夠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及早建立低水平、廣覆蓋的社會保障體系。西方歷史上重要的社會政策革命有兩次。第一次最重要，即二戰以后西方國家普遍推行社會主義保障制度。在此之前，西方社會從來沒有安定過。第二次是70年代的里根、撒切爾革命，提出個人分擔部分保障責任，以糾正保障標準過高導致的“福利陷阱”和經濟上難以持續的缺點。但沒有一個西方國家敢于取消第一次社會政策革命的成果，因為它是社會穩定的基礎。
現在是信息時代，已經沒有什么東西能向底層人民隱瞞了。因此，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是不可阻擋的。當然首先要從黨內民主做起。中國目前面臨的許多問題，西方國家沒有遇到過，西方經濟學中也沒有現成答案。發展中國家歷史上，較多的是工業化過程中斷的教訓，較少的是持續工業化的經驗。在正確處理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問題上，盡管每一屆政府都有所前進，但我仍然不敢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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