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改革形勢分析

孫立平：在第25次改革形勢分析會上的發言

孫立平：現在改革確實到了一個很關鍵的時候，實際上這種分歧涉及到的是根本的問題，對這些問題的判斷和選擇對于我們未來的走向可能會有很大的影響。

首先先說一下對現在基本的判斷，大約在四五年前，我講過三句話，現在加上一句，是四句。第一，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什么？我說主要的問題是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與右的社會政策相結合。第二，這是一種最愚蠢的結合。為什么？是專門用左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去惹精英，專門用右的社會政策去惹普通老百姓，無論是精英還是老百姓都不滿意。第三，怎么辦？非常好辦，非常簡單，政治意識形態向右轉，社會政策向左轉。現在四五年的時間過去了，我覺得可以加上一句，現在是政治意識形態和社會政策全部向左轉。我覺得我們現在碰到的一些問題跟這樣一個趨向是有關的。

我想談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如何看目前改革的分歧和爭論。剛才老徐已經講了，我比較同意。我覺得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就是前幾天皇甫平發的評論，堅持改革不動搖。也是引起紛紛的議論，網上回帖基本是一片罵聲。其實，皇甫平那篇評論也沒有說什么，就是說要堅持改革的方向，方向不能動搖。當然也有人揣測說為什么用了這個筆名，是不是又有人要南巡了？實際上不是，是當時編輯給用的，說這個有賣點。但是我們從這個現象當中可以來分析一些問題，我覺得至少有這么幾個問題，首先對于改革的分歧確實是深刻的，這一點我們應當承認它。但是怎么來看改革的分歧。剛才老徐講更多是從意識形態的層面看，這種分歧我說它是深刻的，可能最主要的還不是表現在意識形態，或者說是表面上是表現在意識形態上，實質上是利益的分歧。你看那些一句話、兩句話或者幾個字在罵的回帖，他是出于意識形態的概念嗎？不是。這里其實是利益的表達，但是我們沒有制度化利益表達的方式，現在唯一的方式就是網上回帖。我覺得分歧的原因還是要看到它的背后是利益關系，但是這種分歧只要超過幾百個字以上的表達方式，馬上就變成一種意識形態的表達，大部分爭論都是這樣。我們要有一個特別的警惕，警惕什么？我們不能夠把對改革的分歧往意識形態化的方向去引導，這很危險。我們要盡量堅持一個方向，就是把這場爭論還是要引向非意識形態化的。因為意識形態化在中國有一個基礎，沒有明確利益表達的方式和機制的情況下，利益表達就往往會采取意識形態的語言，用這種意識形態的語言來模糊表達出來。
這帶來一系列惡果。這種惡果是什么呢？首先往往把問題弄到一個沒有辦法澄清的意識形態或者情緒化爭論的層面。第二個，他給你留下進行選擇的空間很小。第三，這個社會如果過分意識形態化，會在社會當中形成斷裂帶。這幾年我一直注意這個現象，包括要不要打臺灣的問題，美國要不要打伊拉克的問題，這些問題跟中國的改革、跟中國的私有化、貧富差距都沒什么關系，但是你看到所有爭論對立的背景都和這個有關系，和左和右，是新自由主義還是新左派這樣的東西連在一起。我講主要斷裂帶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一個社會當中都有沖突，但是沖突的性質不一樣，有一種社會沖突每次的陣營都不一樣，比如美國的社會，要不要墮胎，這邊是一派，那邊是一派。要不要打伊拉克，這邊一派，那邊一派。再有一個問題，陣營又變了。主要斷裂帶是什么意思？無論發生什么沖突，每次對立的陣營都是一樣的，永遠這邊一邊，那邊一邊。前段時間臺灣藍綠對壘就是這樣，藍的是逢綠必反，綠的是逢藍必反。所以社會要形成一個主要的斷裂帶，這可以說是很危險的，理性的建設性的討論就越來越困難。

我覺得現在我們應當有一個去意識形態化的意識，這樣一個意識既要反對改革者對改革意識形態化的反對，也要注意不要過多從意識形態的層面去理解對改革的不同意見。左派的一個問題是可能把反對改革或者對改革的分歧意識形態化，但是在堅持改革的同時，我們也要注意不能夠把對改革的不同意見僅僅放在意識形態層面去理解，這會使得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認識應該達到的深度達不到，而且會造成種種問題。如果對改革的分歧我們過多從意識形態角度理解的時候，我們往往會忽略在意識形態表達背后的東西。對那幾個人，過多去重視他，我覺得沒什么意義。但是你要看到他為什么會得到擁護，只言片語的擁護那么多，背后是利益，而不是對他意識形態的贊成，我們應當看到這一點。我們既要防止他把這個問題意識形態化，我們也不能夠去助長這種意識形態化。

那么在這種情況下要去意識形態化，至少要引進幾個視角。第一個是利益關系的視角，對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問題和爭論、分歧，是不是更多從利益關系的角度去理解。第二個視角是階段性的視角，包括對改革的評價，好還是壞，這時候我們要引進階段性視角。從我個人對改革的批評也是這樣，我主要批評實際是這幾年，特別是90年代中期之后的改革。現在有些對改革的論證，包括一些朋友說的我不太贊成，你用80年代改革的成就去論證今天改革的正當性，對在90年代之后改革當中受到損失的這部分人說沒什么說服力。所以必須正面面對這個問題，就是階段性視角。第三個妥協的視角，包括對這樣一場爭論它的出口可能不是誰的意識形態性的勝利，最后要尋找一種妥協，特別是利益關系上的妥協，這是我們應當去追求的一個方向。總的來說，就是要在討論中堅持就事論事的態度。這是第一個大的問題，關于如何看現在改革的分歧和爭論。

第二個問題，需要重建改革的共識和動力。我最近這一段時間一直在講改革共識基本破裂，改革動力基本喪失。我現在還是這種觀點。如果說80年代的時候，那時候改革你看像一列列車往前走，到90年代中期就仿佛一個車頭拉著幾節車廂走，今天的改革就是一個火車頭在走。我們必須看到這樣一種嚴峻性。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重新形成對改革的共識，重新形成改革的動力，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為了形成這種改革的共識和動力，首先一點要對改革進行反思，對改革進行反思的意義有兩個。第一個對于我們進一步推進改革、認識改革的過程是必要的，第二個從策略角度來說，對于形成改革的共識也是非常必要的。如果說改革就是正確的，我就是要深化改革，我就是要攻堅，原來的就是對，我覺得這不利于形成共識，這沒人買你的賬。所以我覺得改革共識形成的很重要的一個條件，應該把改革當中的這些事情說清楚，對改革進行反思。有人不許對改革進行反思，這樣的話，你怎么形成共識，怎么形成改革的動力？不反思肯定是不行，問題是怎么反思。

解決這種共識的時候，特別要注意這兩個部分的共識，一個是精英和大眾的共識。前幾天有一個會，鐘偉說我，你就是干吃力不討好的事，總是想溝通精英和民眾，結果兩頭挨罵。但是我覺得現在確實是精英和大眾之間的共識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存在著一種精英寡頭化和大眾民粹化的雙重危險。精英說我一張嘴就是挨罵，于是只能像張維營那樣說，96％的人反對我也是正確的，因為我是精英。民眾那邊現在是遇到精英說話，就開罵，遇到精英出事就高興。現在大學教授出事，大家都高興，大家一片歡呼。精英當中只要出問題，就是大家的小節日。所以現在我們要看到大眾和精英之間的關系，精英有點越來越霸道、越來越專橫，老百姓有點逢精英必反。這個對立從某種意義來說也是永恒的，但是怎么盡量減輕對立的程度，一個很重要的還是利益關系的協調。

另外我提出一個，有的朋友不見得很同意，我覺得要尋找左派和右派之間的共識。我的一個朋友寫了一篇文章，我是贊成的，叫團結在民主的旗幟下。這篇文章講什么呢？左派和右派能不能夠尋找一些共識。我很少跟左派進行討論，但是從他那里可以引到民主的路上，窮人不是吃虧了嗎？吃虧在沒有表達權，他必須表達，這是民主的要求。怎么從左派走到反民主的路上？右派是堅持自由民主的方向。我們別管民主是什么，而是在一個比較籠統的含義上我們努力達成某種共識，然后接著可能是分歧。比如，右派的民主可能更多的是精英民主，左派的民主可能更多的是民粹式的民主。但這是第二位的。我們現在看起來勢不兩立、針鋒相對的主張和力量之間能不能夠尋找某種共識，哪怕涉及的問題是一百，能夠解決1％、10％也要進行努力。

我一個朋友前幾天提了一個概念，叫做民族和解的概念。特別是在社會面臨分裂的可能性的情況下，尋求一種民族和解，求得某種底限的共識，有沒有這種可能性。我也沒怎么想好，因為對立和爭論我不是特別喜歡，可能會妨礙對一些問題的認識。這是第二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關于改革要改什么的問題，從我這里考慮至少有這么幾點。一個關鍵還是利益協調機制的問題，因為現在很多問題還是出在利益關系的失衡，表面看起來是意識形態化，現在40歲以下的人有幾個把意識形態當回事，當官的有幾個把意識形態當回事，真正意識形態的因素不多，關鍵是利益的問題。意識形態的對立在某種意義上背后是利益關系的失調。在這種情況下，應當系統考慮利益協調的機制，這種機制包括利益表達的機制，利益談判、博弈和施加壓力的機制，利益沖突制度化解決方式等。這種利益協調我們可以從比較現實的角度考慮，因為現在的社會矛盾主要是沿著兩條線，一條是官民的線，一條是勞資的線。先解決官民的線不太可能，政府不會去做。但是現在如果就勞資關系來進行一些制度化的安排，這是有可能的，可以作為一個突破口。然后在這個當中，包括當中的一些比較敏感的問題，比如說像工會的問題，利益表達的問題，我覺得可能在這里會有一些有益的探索。這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就是利益協調機制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我覺得就是建立社會底線，或者守護社會生活底線的問題。我非常同意賈康講的，我們現在很多問題是社會正義、社會公平問題，這些最基本的問題已經得不到保障，我們現在的一些問題，包括體制上的問題，實際上是跟底線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前一段網上有一個帖子，叫做中國的幾大荒唐禁令，老師不能強奸學生，海關人員不能放走私，干部不許用公款賭博等等。事實上這個東西并不荒誕，為什么？因為這些事情都在現實當中發生，為什么發生？說明這社會生活的底限在喪失。

實際上現在社會生活的紊亂和這種底線的喪失有著密切的關系。包括國企的問題，我也同意國企的效率肯定比私企低，但是世界上有那么多國家有國企，有的國家國企比重還不小，也沒到中國國企這份上。這說明有一部分是國企體制的問題，同時說明有相當一部分是國企嵌入于其中的社會大環境的問題。通常所說的冰棍，你是吃了好，還是化了好。為什么國企會成為冰棍？如果放在冰箱里會這樣嗎？不會的。什么是大熱天？就是剛才說的，說起來很虛，但它其實是社會生活基本的秩序和底線的問題。由于這種底線的喪失，無論是過去的舊制度還是現在要建立的新制度都無法正常運轉。這涉及到的我覺得主要是腐敗、潛規則、正義、公正的喪失。網上有一篇帖子講，現在在中國最可怕的事情是無處講理。剛才賈康講上訪也是這樣，無處講理。我在東北調查失業下崗人員的時候發現，弱者弱在什么地方？他連找誰反映都不知道。在欠薪的問題上，現在政府沒有創造出惡意欠薪的時候先創造出惡意討薪的概念。
第三個就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現在很多事還是在于政治體制改革。我想在現實性上，主要涉及這樣幾個問題。第一個是國家自主性，就是說這個國家的政策不是很大程度上受社會某個集團的影響，包括提出的建立綜合改革協調機構的問題，我覺得也是這樣一個含義。因為我們現在改革是部門化的，是部門利益化的。第二個要解決參與和代表的問題。我們最近這幾年利益關系的失衡，我覺得和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有關。“三個代表”不應當理解成是我來代表你，你不用說了。這種代表是指在利益表達的基礎上對利益要求的協調，這是真正的“三個代表”，而不是你不許說話，我來代表你。第三個廉政的問題，廉政的問題不僅僅是腐敗的問題，是因為對整個社會基礎生活秩序的破壞。第四個是法治問題，社會生活程序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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