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不同意見的背后其實都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化的制約，如果你完全超脫意識形態，你根本就不再受那套東西的制約了……。
我是已經撞得頭破血流了，才不得不坐下來思考，慢慢想才想通的，這是教訓。
我們還需要鄉村建設
□溫鐵軍
無法復制的現代化
中國的鄉村建設，如果說我們現在考慮的這些問題算是熱點的話，其實它早就熱過了。
在巴黎和會之后，當中國第一次試圖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瓜分世界的這樣一場宴席，結果是被趕出門外。事實上在一次大戰，當帝國主義第一次想把這個世界按照它的秩序瓜分的時候，中國就曾經為了工業化而追求一個擺脫類似于殖民地的原料、市場等這種地位，那時的尷尬境遇是個教訓：按照西方人所走的工業化、現代化的路，對它來說沒有條件，西方列強已經關門了，不可能了。
今天其實也是這樣，當中國產業資本已經形成了相當的規模，在全球具有第四位的龐大的制造業生產能力的時候，它能否走西方工業化伴隨著帝國主義化這條路？如果不能，那么我們首先就得否定一個東西，deconstruct modernization，"解構現代化"，什么意思呢？
當不能按照給定的條件，沿著西方現代化這個既往技術路線（制度路徑）去重復的時候，它就不是科學。這個"不是科學"早在一次大戰以后，就已經給了中國人狠狠的一擊，讓你明白走不了這條路。日本人想"脫亞入歐"，應該是歐美最好的學生，二次大戰，日本人想走這條對外擴張的路，結果也被好好地教訓了一頓。也就是說，產業資本必然擴張，這是規律，就帶來殖民地的擴張，殖民地的擴張就帶來戰爭，這是一個規律，而這個規律中國人是不能走的。當你的產業資本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你想到世界上去擴張一下，門都沒有。所以我說，現代化對中國人來說，它恐怕不是夢，也不是現實，它是一個偽科學，其偽化的，是西方人放在你面前的海市蜃樓。因此我就非常同意鄧小平所說的"不爭論"，不要去討論什么主義，把這個和鄧小平求知的那個背景來聯系一下，新文化運動的時候，不也是"不要去討論主義，多談談問題"？
仍然是小農經濟
我們找的真問題是什么？第一個先得把偽問題識別掉，西方式的現代化對中國是偽問題，因此所有源于西方現代化經驗過程的這些所謂的"科學"，對我們來說都需要重新認識。
必須講清楚的就是，我們今天做的鄉村建設運動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二三十年代就做過，為什么那時候做了，今天還要做？為什么中國人要搞鄉村建設運動，而且為什么在大陸搞？……
就是因為它不過是個超大型的農民國家，而不是地大物博。"地大"不假，"物"卻不"博"，只有百分之二十幾的耕地面積。跟我們國土規模幾乎差不多的國家，像美國、巴西，它們耕地占國土面積的比重非常大，而農民人口占的比重非常小，因此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無論談美國經驗、巴西經驗，任何國家的經驗，對中國可能都不適用，因為它過去是一個農業人口大國，至今仍然是，戶籍登記73%的人口是農民，大約有8億9千多萬，但是按照居住地的統計是64%左右，中間有10個百分點的差，拿去跟中國的總人口一比，就比出了1億3千多萬，那就是1億3千多萬人實際上并不居住在農村，已經進了城。這是一個工業化資本在20年中急劇擴張的階段，期間僅吸納了1億多。這就意味著，你可以很容易的做出一個曲線，工業化的擴張速度和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之間，仍然是一個喇叭口。
我們當然知道，西方的工業化伴隨著殖民擴張，歐洲轉移出去四分之一的人口，大英帝國（"日不落帝國"）轉移出去三分之一的人口，而這些轉移出去的人口，基本上是過去的農民、貧民、罪犯，是那些在這個國家造成不穩定的因素。我們能這樣做嗎？大家都知道不可能，那我們怎么做？二十年代的知識分子，為什么產生了一批改良主義者，像梁漱溟、晏陽初、陶行知這些人，他們要去做鄉村建設運動？因為當時的人們就已經看清楚了，你走不下去，你想走人家也不會讓你去走，那怎么辦呢？必須考慮到可能會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大部分人口仍然停留在傳統的農業生產領域之中，停留在傳統的農村社區之中，仍然是小農經濟，不可能隨著我們憧憬的那個"墻上的畫餅"--現代化，去實現它，不可能把大量的過剩人口轉移進城市。中國現在僅僅4億左右的人在城里生活，就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城市病，大規模的污染。至少在我們可見的將來，我們這代人，大概是在2030年前后，中國人口是增長的，還不會下降。而這個人口的增長就靠城市化來吸納，到16億、18億人的時候，就算實現了50%、60%的城市化，還會有7億到9億的人生活在農村，仍然是小農經濟，只不過土地更少，資源更緊張。
中長期看，假如這個問題不能解決，那么中國的鄉村建設問題就會始終是一個長期的問題。所以我說，二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的經驗今天沒有被我們很好地認識，其實當年發生鄉村建設運動的宏觀前提是：第一，"一戰"以后，中國沒戲，不能參與世界勢力范圍的重新瓜分，內部矛盾開始激化；第二，恰恰是那個十年--民國史叫"黃金經建十年"--工業飛速發展，經濟急劇地增長，十年的經濟高增長期間，恰恰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中國大陸自追求現代化以來的第一次鄉村建設運動。那一代的知識分子絕對不比我們傻，他們早就發現了，早就投身于其中了，而且比我們更有奉獻精神。像晏陽初先生，美國博士，回來以后能夠舉家遷入河北定縣，在那里搞平民教育，搞鄉村建設，這種精神我們有嗎？不光是我們沒有，我們擔心下一代也沒有。
被剝奪后的農民
客觀地看，那時候大多數人還沒有像現在這樣，這么廣泛地讓人們相信現代化是多么美妙的一張圖畫，讓人們去憧憬，一門心思去往里面鉆，哪怕它是墻上的一幅圖畫，讓你撞得頭破血流，還要去撞。如果不把現代化解構掉，是不可能讓人們明白為什么要搞鄉村建設的。為什么工業化會帶來鄉村建設運動？那是因為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必然是加速內向型積累、內向型剝奪的，就是因為中國人走不出去，沒有那個"堅船利炮"，沒有那個鐵爪子，不能伸手掠奪。拿不到別人的東西，只能拿自己的。拿誰的？拿農民的。歷史就是這么寫著的，"黃金經建十年"的高增長就是剝奪農民，同樣，也伴隨著農業的商品化率的大幅度提高，同樣伴隨著現在我們所強調的農業產業化（區域化種植、專業化生產），這為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金融資本進入農業創造了條件，加劇了對傳統小農經濟的剝削。它是一種增加的剝奪，歷史早已證明，它是造成農村解體、小農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
并且，它也當然帶來了和傳統小農生產最大的不同，就是一旦專業化、區域化以后，風險大幅度提高；而又沒有誰--無論是政府還是公司--來為這種增加的風險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于是這個風險就必然由被摔得頭破血流的小農來承擔，再于是乎，這些貧苦小農們就不得不鋌而走險，這個社會就盜匪橫行。如果是現在，則可能被稱為恐怖主義。
不談主義，只談問題
我們實際上僅僅是改良主義者，和當年的鄉村建設運動的這些先驅者一樣，是主張社會改良的。我們不會做任何"斗爭"，那些農民革命對我來說，已經是過去的那個世紀的事情了。我們只希望已經形成的大資本，無論是金融資本還是工商業資本，別太不顧13億人的福祉和生計，懇求他們"拔一毛以利天下"，不要完全不管。
其實就像二三十年代，天津租界就有相當多的這種人，一是清末的失敗的洋務運動的遺老遺少，一是北洋政府的這些貪污腐敗的官員，他們可以移到租界。類似我們現在大量的所謂"資本外逃"，非規范的或者非法的資本外逃，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壟斷、通過權錢交換所形成的這部分非法收益，他們到國外那些資源相對寬松的地方，給自己買一個安身立命和后代可以長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留下的就是資源的短缺、環境的惡化和國內人們的不可持續，大概是這樣的一個類似的過程。
因此我說，我們現在的大陸鄉村建設的思想和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的思想，其實無所謂異同，可能只是國情矛盾更嚴峻一些罷了，假如我們放棄任何主義之爭，不談主義，就談問題，我們看到，今天我們所做的一切就是這樣的。
解構政府
武力（社科院經濟研究所）主張自上而下，求得上面的政府盡可能地維護自己的利益；于建嶸（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提是希望自下而上地發育組織。無論是自下而上還是自上而下，哪個有效都可以，但是有一個誤區。
我們再解構一下政府。一般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都認為政府應該是一個守夜人，是一個調控主體，但是中國自從1840年被打開國門以后，從開始意識到要"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到后來認為不僅要"法器物"，而且要"法制度"，政府的認識比較早，包括慈禧太后本人都認識到，中國是要學習西方制度的。沒有學的是哪一塊呢，就是把政府完全獨立于經濟之外，后發國家（包括巴西和拉美的一些國家）其實都是政府主導、在進入工業化的時候完成了最初的資本積累，因此是政府成為了經濟主體。
按今天人們都接受的道理，說，"大包干"是農民從政府經濟中退出；我不敢茍同！"大包干"是政府從不經濟的農業中退出。同樣的道理，假定我們認為政府是經濟主體，政府就不可能承擔調控和守夜人的責任，它首先為自己追求利潤最大化來服務的。那么，指望著在什么情況下，它能夠變成一個完全獨立于市場之外、超然于經濟之外的這樣一種政府？恐怕仍然需要相當長的時間。
重談鄉村建設
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我們還不能簡單化地說它失敗了，因為它的條件變化了。在二三十年代，中國的經濟迅速崛起，但亞洲不可雙雄并立，日本必然要跟中國發生戰爭，因為市場和資源是有限的。其實從新文化運動以后，無論是教育救國論、實業救國論還是鄉村建設救國論等等，這些都是改良主義的。只不過，所有的改良主義當中最不被當時的中央政府接受的是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建設運動被誰接受呢？被地方政府接受。為什么呢？因為地方政府有大量的地方基層問題要解決。無論是梁漱溟去說服韓復榘（一個五大三粗的老軍閥），還是晏陽初去改變地方的鄉村政府的政治結構，這些作法的前提條件都是很清楚的，因為那個時候已經有利益的分化了。雖然我們認為是抗日戰爭導致條件變化，不能說它"失敗"，但是應該解釋，為什么戰后它也不起作用了呢？因為接著是土地革命戰爭，革命勝利以后不再需要這些東西了，土地平均分配了，政權民主化了，所有這些目標都實現了，為什么還要搞鄉村建設運動，沒必要了。晏陽初的那個鄉村建設學院就挪到菲律賓去了，其他沒有搞土地革命的這些國家的人要繼續接受晏陽初思想訓練。
那么，為什么我們現在再重談鄉村建設？其實在八十年代我們搞了"大包干"之后，就是恢復小農經濟。我們搞農村試驗區是1986年開始的，當時就討論，我們干試驗區，要不要和早年的鄉村建設派比較？認定的就是，其實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和二三十年代的事情是相似的。所以我們當時就去圖書館把二三十年代的資料復印回來，就想將來我們做了幾年以后，可以比較研究，看看我們干得怎么樣，兩代鄉村建設派干了什么。做到十年之后，我和那些在圈里面的人討論的時候說"我是個失敗者"。這個時候已經是90年代了，我開始總結，然后作比較。所以我為什么說，中國大陸的鄉村建設，不是個新事兒，是個老事兒，二十世紀發生過兩次，兩次都不能說失敗，但也都不能說成功。
農民最懂
我們講發育農民協會，本來就是想讓農民自己組織起來。所以一開始誰都明白，農民比你清楚，這個不用教他們，我們自己就是插隊的出身，在基層長起來的，這事兒不是問題。我們所說的自上而下是指的當資源大量的被抽走的時候，只要政府愿意改良，就可以自上而下地把資源摁下去，這是短期內可以緩解矛盾的一種辦法。而目前，至少這個政府是懂道理的，因為在上個世紀的一百年里面，前五十年是自己打了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所以后五十年每一個領導班子上臺，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都得給農民重新分一次地，這一條政府是明白的。我近年來搞雜志，為什么要辦個農村版，就是要把中央文件、政策、法律摘成一條一條，配上案例發給農民，就是給他一個維護自己權益的武器，這不是要農民搞革命啊，不過是要點起碼的國民待遇。
當權力、資本和知識（具有話語霸權的知識分子）結合的時候，弱勢群體，被邊緣化的這部分人，連自己的話語都建立不起來，更遑論這個話語成為主流話語、具有政治正確性？所以我們說，現在中國農民問題是"農民最懂"，是的，他當然最懂，但他實際上并沒有話語的建構權，也沒有使農民的話語成為主流話語的這種政治能力，因此才有這些知識分子去和他們結合。
再談解構現代化
無論講的是咱們的臺灣，或者講韓國、日本經驗，我們80年代歸納過，叫"日-韓-臺模式"，實際上就是綜合農協模式。還有另外的經驗，比如說像以色列的基布茲，都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導的。因為政府有需求。最初如果沒有日本為了戰爭的需要穩定農村，那它就不可能建立農協；如果不是日本占領了韓國和臺灣，它就不可能把綜合農協模式推到韓國和臺灣這些殖民地。可見，這些經驗都是明顯有政府背景的。再看以色列的基布茲，有人說以色列立國之初，基布茲曾經占到百分之七、八十的這種比重，誰干的？也是政府干的。為什么？For settlement，為了定居。要占領這個地方，必須用準軍事化的基布茲這種具有高度組織化、公社化特征的組織，來完成在巴勒斯坦地區的擴張、定居、占領，這是自下而上嗎？不是，但它有效地形成了以色列的版圖。
我以上提出解構現代化，為什么我一定要先把這個現代化給解構了，是希望大家認真反思。你逐漸會明白：所有這些不同意見背后其實都有一定的意識形態化的制約，如果你完全超脫意識形態，可能就不再信那套東西了。我是已經撞得頭破血流了，才不得不坐下來慢慢想才想通的，這是教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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