謬誤與荒唐一評《物權法（草案）》

全國人大常委會公布的《物權法（草案）》，心地善良的公民大多是從它的好的和積極的方面去理解，大多是從與個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比如住房、交通、承包土地、相鄰關系等等方面，從如何保護自己的權利和應該承擔什么義務的角度來理解的，這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但是，僅僅關注的這些，畢竟是細節和枝節，如果忘記了根本的方向和道路的大問題，那就再糟糕不過了。
我本人認為，包含有如此嚴重違憲內容的《物權法（草案）》的公布，絕不是一件簡單的和一般的法律草案討論的問題，而是當前我國政治生活中發生的一起嚴重事件！它是對于我國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公然否定，是對于中國共產黨根本宗旨的背離，是對于胡錦濤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正確戰略實施的干預，是對于建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直接破壞，是對于實施科學發展觀的反動。
對于《物權法（草案）》所體現出來的主張和思潮，如果不加以堅決徹底的否定和全面科學的批判，必將導致嚴重的政治和社會后果，必將禍國殃民，貽害無窮。從現在開始，本人將陸續揭露《物權法（草案）》所體現的錯誤主張和觀點，戳穿其違背全國人民意愿，背離社會主義制度，違犯憲法，開歷史倒車的反動本質。

一、制定《物權法》是手段，篡改我國憲法是目的！

一個非常普通而又簡單的道理，所謂立法，首先就是立法的根據或依據問題。立法的根（依）據，非常重要，因為它規范著所立之法的內容，直接決定所立之法的目的和精神。任何立法都要有根（依）據。回顧自1982年以來的我國立法，凡是屬于基本法律的，第一條都是明明白白寫著依據憲法制定的。可是偏偏這次公布的《物權法（草案）》，竟然沒有立法的根據！
難道是《物權法（草案）》的起草者們一時的疏忽嗎？非也。在《物權法（草案）》起草者中，有的是我國立法的高手，是精通立法技術的行家；有的曾經是和仍舊是法學界大名鼎鼎的學者和法學院和大學的名聲顯赫的領導，有的過去還參與過多部法律的起草。一個人、兩個人可能是疏忽，難道他們全體都疏忽了？是否有這種可能：起草者中的學者們主張寫上立法的依據，但是被參與立法的權力機關的領導人給否定了。我不否定有這種情況。但是，《物權法（草案）》公布已經這么久了，為什么對沒有規定立法依據之事，沒有從起草者們那里聽到不同的聲音呢？這個問題為什么是那么的一致呢？假如有分歧的話，為什么沒有在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的修改情況的匯報中說明呢？顯然，這絕不是一時的疏忽，而是千真萬確的故意！
不依據憲法立法，就可以背離憲法的基本原則和精神立法，就可以離開原來治理國家的總章程而改弦更張，另起爐灶，就可以大膽地廢除憲法第十二條“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這一涉及社會根本經濟制度的核心條款。整個法律就可以浸透“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和精神！《物權法（草案）》一旦被通過，既成事實，即使違憲，也是什么“良性違憲”，那么下一步修改憲法就是理直氣壯的了！2004年不是有人叫嚷要廢除他們看著很不順眼的憲法中那個“神圣”條款嗎？這下他們的目的不就順理成章地達到了嗎？看來，制定《物權法》是手段，篡改憲法才是真實目的！
如果不是這樣的話，請問，他們為什么不首先出臺《民法總則》？這可是規范整個民法典體系中的各個法律的總原則的。有人不是老在講憲政嗎？可是作為憲政的前提條件的憲法為什么在制定它的下位法的時候就不見蹤影了呢？

二、進一步私有化的宣言書和已經非法取得的私有產權的合法證書！

只要還是一個中國人，包括了解我國情況的外國比較客觀的人士，對于當前我國所遇到的和存在的一些非常棘手的各種社會問題原因的分析中，很少有不認為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對我國改革開放造成的誤導和影響帶來的；而所謂1990年“華盛頓共識”，在經濟領域“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和反對國家干預，是十多年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國家演變社會主義國家的手段和策略。蘇聯和東歐的演變過程，特別是東歐國家連民族資本都被剝奪的悲劇，使越來越多的人們看清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真實面目。
早在1993年3月29日我親自聆聽過我國著名經濟學家、我國西方經濟學的開山祖、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在國家教委社科中心的講話，他說：“對于西方經濟學，我們一度進行過盲目的批判；現在又存在著一種危險，即盲目的推崇。盲目推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后來，1995年9月1日，他在給丁冰教授主編的《現代西方經濟學說》親筆寫的序言中說：“我們面臨的危險有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經濟學對青年學生和青年知識分子心靈的毒害，二是西方經濟學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方向的誤導。弄得不好，西方經濟學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都可能產生悲劇性的后果。由于中國經濟發展比蘇聯東歐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劇變的后果的嚴重性十倍百倍于前蘇聯東歐國家。這種歷史結局是西方帝國主義勢力所夢寐以求的。”十年過去了，情況又如何呢？大家有目共睹。最近宣布醫療衛生體制的改革是基本不成功的！那么，請問我國什么改革沒有大的問題呢？有的領導人講，改革要解決深層次問題，可是所謂的“深層次”問題到底是指什么呢？
多年前，我們的黨報不是曾經發表過一篇標題異常醒目的權威文章，題目叫“改革深處是產權”嗎？深層次的問題，我認為，就是產權問題，歸根結底，就是維護社會主義的公有制還是實行私有化的問題。請問，除此之外，還有什么更深層次的問題呢？
 《物權法（草案）》第55條規定：“道路、電力、通訊、天然氣等公共設施，依照法律規定為國家所有的，屬于國家所有。……”這還不是繼續私有化的宣言書嗎！以后什么都可以成為私人的了！因為，只有依照法律規定為國家的，才屬于國家，根據邏輯，法律也可以規定任何物權客體都不是國家的！這條規定在維護國家利益上簡直連資本主義都不如了！在有的資本主義國家，國家財產的出讓是要必須經過特別程序的！因為資本主義的國家雖然實質上是少數壟斷資本家的國家，但是在法律上或名義上，國家的財產還是屬于全體公民的！哪里有像我國國有企業的某些領導人，拿著國家的，即全民的財產當做自己的財產處置的？假如《物權法（草案）》得到通過，那種已經類似“左手倒右手，公有變私有的”的化公為私的違法犯罪行為就可以合法化！那些利用各種名目非法大量侵吞國家財產的暴發戶的財產，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屬于“私人產權”的客體了！
請注意：《物權法（草案）》規定“依照法律規定”為國家所有的，屬于國家所有，如果法律明天規定為公民私人所有，那么依法就屬于私人所有了！別忘記公共設施前邊的“等”字，如果我國道路、電力、通訊、天然氣等公共設施，依著法律規定屬于私人了，請問，還有什么東西不屬于私人所有？！整個《物權法（草案）》才有268條，竟然有101個“等”字！什么都可以“等”，等可是無限的呀！
我認定，《物權法（草案）》是進一步私有化的宣言書，是對于我國巨額公共財產已經非法私有化頒發的合法證書和公共財產將要私有化所頒發的合法出生證書！

   三、私有化鼓吹者的白日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私有化的鼓吹者們，一方面把建國以來為國民經濟奠定基礎，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立下不可磨滅功勛的國有企業說得一無是處，所有的臟水都往國有企業潑，說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呀，什么養懶漢呀等；他們是睜眼瞎，既看不到我國國有企業曾經有過的輝煌，也始終看不到我們直到現在一直搞得很好的那些國有企業。他們有的把我國億萬農民組織起來的包括人民公社在內的生產合作組織，說成十惡不赦，什么壞事都可以往集體經濟組織身上栽，說什么在農村集體組織中，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啦；他們無視農業生產的特點和規律，肆意污蔑那些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戰爭期間艱苦奮斗過，后來又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偉大貢獻的農民，說什么他們在集體經濟組織中出工不出力等；他們是聾子，即聽不到我國農業曾經的輝煌，更聽不到現在農村中那些不信邪，稍微還有點良心的人都稱贊的、那些還在頑強走集體化道路從而取得輝煌業績的集體經濟組織；他們絞盡腦汁地詛咒公有制，千方百計論證所謂的“人間正道私有化”，他們夢寐以求地正是把 憲法中“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條款廢除掉，想方設法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精神和原則塞進憲法。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有學者發表文章，大談孟子的所謂：“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滕文公上》）按照他們的意思，就意味著，只有私有化，讓每個公民有自己的私產，那么他們就有了恒心，社會就穩定了；而公有制的公民是無恒產的，那就沒有恒心，社會就不穩定。
在我國兩千三、四百年前孟子生活的時代，是一個社會變革和急劇動蕩的時期，孟子面對當時社會秩序狀況，設想恢復井田制度，以作為實施仁政的基礎。可是這個設想，不但在當時就是行不通的，而且后來也沒有行得通過。實際上，我國封建社會的土地兼并就一直沒有真正停止過，大小數百次的農民起義就表明了這點。所以所謂的“恒產”對于廣大農民來說，終究是一個實現不了的夢想。須知，私有化的鼓吹者們是提倡自由化和市場化的，而所謂的恒產，一旦自由進入市場，那么就必然遵循著“物競天擇，優勝劣汰”規律！還有什么恒產可言？假如說孟子當時的思想雖然是幻想，但畢竟還有點點為社會著想的主觀愿望，可是在21世紀的今天，還有這種思想，就簡直是癡人說夢了。
建國之初，我國農村實行打地主分田地，農民平均分配土地，叫“土地還家”，農村原來無地和缺地的絕大多數農民，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真是所謂有了“恒產”，在最初幾年時間里，也確實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是，好景不長；由于分散的小農無力抵御天災和人禍，土地買賣現象大量出現，農村開始出現嚴重的兩極分化現象，有的把剛剛分到的土地只好賣掉，有的通過買地而成了新的富農，剝削現象重新發生，舊社會受剝削受壓迫的境遇，可能又要恢復。這時候，毛澤東和黨中央發現問題后，根據馬列主義關于農業集體化的理論，非常及時地號召廣大農民組織起來走農業合作化的道路，擺脫了農村兩極分化的資本主義道路，才真正使億萬農民有了“恒產”——集體經濟組織所有的公有制。
在21世紀的今天，包括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在內的社會主義的公有財產，就是全國每個公民的最大的、最重要的“恒產”！鞏固和發展全國人民的“恒產”，是每個共產黨員和公民的義不容辭的義務，同時也是維持我國社會穩定的關鍵因素；而那些出賣國有財產和國有企業的敗家子們，才是使全國人民失去“恒心”和導致社會不穩定的禍害！
有人講述著一個故事。傳說十八世紀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曾經說過的話，什么“窮人的房子，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并說什么，正是有了國王也不敢侵犯的財產權的制度安排，才有了英國等西方世界的興起。果真是如此嗎？！西方世界的興起，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是新興資產階級和廣大人民一道革命，把封建主義的國家政權變成資產階級國家政權，把封建主義的生產關系變革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結果，絕不是什么國王不敢侵犯財產權的制度安排的結果！須知，資產階級是以侵犯他人的財產權為其出生開辟道路并以此為其歷史使命的！在英國和其他國家的農村，它侵犯了農民的土地所有權，把農民變成雇傭工人；在城市，它侵犯了大批小手工業者們的所有權；他們通過競爭，把絕大多數小私有者變成除雙手以外別無它物的窮光蛋，沒有這種種侵犯私有財產權的血淚史，如何形成一個資產階級呢？
真是荒唐之極的白日夢！私有化的鼓吹者們，國王不能進窮人的房子這倒是個事實。但是，一個封建時代的國王，他為什么不能進？我想，絕對不是不能進，而是他不愿意進！進窮人的房子到底干什么呢？參觀？訪貧問苦？都不可能！我認為，窮人請還請不到呢，假如來了不能進，那么這個所謂的“窮人”百分之一百是個不可救藥的精神病患者！說這種話，除了美化封建國王之外，對于私有化的論證一點用處都沒有，真沒有！請問，我們不是經常在講，封建時代，“王子犯法與民同罪”嗎？可是歷史上有哪個王子犯法是與民同罪的？不要把人民的美好的愿望當成歷史的真實。這些編造的故事除了美化最高封建統治者以外，還有什么意義呢？反倒是中國共產黨建國前后似乎真正實行過高級干部及其子女犯罪與普通公民犯罪平等對待，實行過同罪同罰的，所以那時社會風氣很好，而鄧小平在自己的《文選》中也多次提及，很是懷念不已。
說《物權法（草案）》謬誤，在于它妄圖通過立法篡改憲法，鼓吹私有化和資本主義；說荒唐，在于立法無依據，把傳言當真理。我們說它無依據，是不以我國社會主義憲法為依據，而是以他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憲法為依據；傳言是拿來騙人的，他們自己倒不見得真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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