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是中華民族振興的要求與保證
劉永佶
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1/5,中國的民主對于人類的民主進程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如何在20世紀所取得的進步基礎上,在21世紀加速民主化,不僅是中華民族的要求與保證,也是人類擺脫“史前時期”的重要環節。古代中國的集權官僚制是農業文明中最先進的政治制度,也正是由于實行了這個制度,中國才得以保持農業文明的領先地位。集權官僚制在形式上看是君主制,但官的作用又是相當突出的,系統嚴密的官僚體系中皇帝只是最大的官,同時又要受官僚系統的制約。因此,不能簡單套用孟德斯鳩關于君主制的定義來說明中國古代的政治制度。從其特點來看,中國古代的集權官僚制是君主和官主的結合,或者是以君主名義的官主制。這種政治制度是在變革了封建君主制之后形成的,與之相應,它廢除了封建領主的特權,以大一統的中央集權控制整個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這是一個金字塔型的“大三角”結構,具有明顯的穩定性和系統性。因此,在沒有強大外力沖擊的情況下,集權官僚制是不可動搖的。雖然歷史上有若干次因農民起義和異族進犯而導致某一王朝的滅亡,但結果也只是改換皇帝,官主制度依然。
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分析中國元、清兩朝的統治時,發現如果用西方人的種族觀念來解釋元、清兩個異族王朝,是說不通的。滿洲人在全中國只占人口的2%,卻可以統治98%的漢族和其他民族。他通過對清王朝的探討,指出:
中國是一個專制集權國家,官僚經濟壟斷了政治生活,而平民百姓幾與政治絕緣,無論是誰執政對他們關系都不大。朝廷的統治只限于社會的表層或上層,對鄉村影響很小。而中國的政體是國家與文化綜合而成的,國家的集權程度很高,但文化卻全然分散在平民百姓當中。這樣,“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國家可能掌握在異族統治者手中,但中國的文化生活仍然得到了延續。(費正清:《傳統與變遷》,第256頁,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2)。
他的這種認識是深刻的,并從一個特定的角度說明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特點。我將中國從秦至清這兩千余年時間內的社會制度規定為集權官僚制,而非國內某些史學家按蘇聯人觀點所說的“封建制度”,是經過10余年的反復探討得出的結論。費正清的上述論證在一定層面上說明了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與西方的差異。
集權官僚制是社會制度,也是政治制度,官僚政治對社會的統治,保證了個體勞動的小農經濟的簡單再生產,因此,它的矛盾相比其他階級社會要緩和一些,更重要的是,在小農經濟條件下,既不可能退回到舊的封建制度,也不可能形成資本雇傭勞動制度。這樣,兩千余年的中國,就在這日益保守的制度中緩慢地演進著,一直到明朝末年,雖然一些知識分子認識到制度對社會發展的束縛,但尚未找到變革的方向和途徑。滿洲人的統治,阻斷了變革的思路。對于中原漢人已經相當陳舊、腐朽的集權官僚制,對于“未開化”的滿洲人來說卻是新的、先進的制度,為了統治多于自己近50倍的漢族人,清王朝所能做的,只有強化集權官僚制。這樣,就使集權官僚制得以延續。也正是清王朝統治的二百余年,歐洲開始了由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的文化變革,與之相應的以重商主義導引的經濟變革,又為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奠定了經濟基礎。到19世紀,英、法、美、德等國,都已展開了工業革命,并相繼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資本的本性要求不斷地擴張以增加利潤和增殖資本,于是,在18世紀還盛行“全盤華化”的西方列強,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足可以向中華帝國挑戰,并侵入這龐大帝國的腹地。更為重要的是,列強在進行軍事上的侵略和經濟上的掠奪時,又將其文化帶入這古老國家。至此,集權官僚制的根基開始動搖,面對內憂外患而焦慮的知識分子,開始探求救國方略,其中先進分子經過痛苦的抉擇,不得不承認作為民族敵人的列強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優越,“向西方尋求真理”。從康有為到孫文,從陳獨秀到毛澤東,展開了一場文化和政治上的變革。
這場變革的核心,是以民主政治取代集權官僚專制。但對這一點的認知和實踐,卻充滿了曲折。這里既有民主勢力自身的思想、組織,以及斗爭方式等問題,又有舊的統治勢力從外部和內部的阻撓和破壞。20世紀的中國,是在民主運動中邁開其前進腳步的,而這種前進又因沒有深厚的民主文化根基,以及受舊統治勢力與外國大資本財團勾結的干擾,顯得相當不穩和曲折。雖然如此,中國的民主運動卻也以壓縮的形式,經過了君主立憲、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三個階段。前兩個階段都明顯地失敗了,后一階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建立了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這初級的社會主義制度又遇到來自帝國主義和舊的統治勢力的攻擊,更來自那些“混進”民主運動中謀取私利者從內部的破壞,因此步履艱難。馬克思在總結巴黎公社經驗時對無產階級專政的論述中,認為防止“人民公仆”變成“人民主人”是奪取政權后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任務。中國的民主政治,就是被那些以“人民公仆”身份出現的在公共權利機構供職者中的少數人所破壞,以至在社會主義民主的憲法頒布五十多年后的今天,憲法中規定的選舉權、言論權、結社權等民主權利,依然不能完全落實。相應的,少數人以權謀私者的行為,則日益有恃無恐,在猖狂地侵吞國有財產形成其官僚資本的同時,又以各種理由,如“民主種族論”、“民主條件不成熟論”等,反對民主政治。他們比任何人都清楚:只有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才是他們真正的克星!也只有全面展開民主運動,實行民主政治,才能真正消除腐敗和官僚資本。
這個道理,以權謀私者明白,廣大民眾也明白。但是,由于民主思想對中國來說迄今依然是外來的,不論是資本主義民主,還是社會主義民主,其理論的論證都來自歐美國家,雖然其中有世界的一般性,但也有國度的特殊性。這一點,對于中國的民主運動來說,是必須注意的。但由于救亡和建設的急迫性,中國人并沒能對民主文化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特別是沒有通過對傳統官文化的批判,形成中國自己的民主理論。因此,在中國人的詞匯中,民主的含義是模糊的,既不能明確區分資本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民主,也不能對民主政治與公有經濟的統一進行規定,而且沒有關于民主權的系統論證。以致直到今天,一些人所積極鼓吹的“民主”,還是以財產私有權為根據的資本主義民主,孰不知這種民主已成過時的、保守的,在中國鼓吹這種“民主”,就和鼓吹對私有財產的自由競爭一樣,不僅不能觸動官僚資本,反而有助于官僚資本的形成和發展。
中國的民主運動,雖然遇到了挫折,但畢竟已經進行了一個世紀,它是不可能倒退的。既不能退回“君主立憲”,也不能退回資本主義民主,中國所應有的,只能是社會主義民主。也只有社會主義民主才能導引中國的發展。
社會主義民主,是勞動者的民主,也是勞動者利益和意志的集中體現。每個國家的勞動者都可以,也都應該在概括自己的利益和意志的同時,根據本國的特殊矛盾,對社會主義民主做出規定。當然,在這過程中,要學習外國先進的思想和經驗,但這是從一般意義的學習,而非完全照搬。西方國家的社會主義者,在民主文化和民主運動中先行的一步,他們的思想和經驗中包含著世界的一般性,同時也有國度和時代的特殊性。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世界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學習外國先進民主文化和經驗中的一般性成分的同時,還要注意其特殊性,更要分析本國現時代的特殊性,由此形成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即在特殊性中體現世界一般性的民主文化。
今天中國人民主的觀念已普及,從民眾到政要,都在談論民主,并把民主作為政治改革的目標。如果說一個世紀前的中國思想界幾乎沒有人談民主,就是當時最先進的“孫大炮”,也只能提出“民權”。當時的中國,誰個說出“民主”二字,必定犯下重罪。而今天的思想界,則幾乎無人公開反對民主。但這并不等于民主文化在中國已居主導地位,其一,對民主的理解歧義紛亂,不僅有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民主觀和社會主義民主觀的差異,更有將儒家“民本”思想說成民主,甚至有人把民主視為一種“工作方法”。其二,傳統的官文化和小農意識仍普遍存在,有的對民主文化的抵制與歪曲,時而可見。
中國的民主運動,絕非只是思想界的議論,而是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它涉及文化、政治、經濟各個層次。中國民主運動的任務,集中起來說,就是完善民主制,改革依然保留著的行政集權體制。與古代不同,今天的行政集權體制是在初級民主制之下的政治體制,但由于民主制的不健全,民主權威的不充分,不能掌控和監督集權體制,甚至會出現該體制中的少數人以權謀私和對民主制的干擾、破壞。在這些人的觀念中,根本就不理會民主,也不認為他們所任職的公共權利是由民主權派生并控制的,而是把自己塑造成某種類似“天命”的觀念的代表,或者只承認授予其官職的“領導”。這樣,他們本人的私利就成為至高無上的利益,他們也就可以為了私利而為所欲為了。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很少受到制約。
強化民主權,健全民主制,確立民主權威,是改革行政集權體制的前提,也是現階段中國民主運動的重點。為此,首要的一點,就是探討并形成中國的社會主義民主文化。這是有條件的,不僅憲法上規定了社會主義民主,而且規定了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這說明在中國探討和論證社會主義民主,不僅是合法的,也是應該的。這種探討,必須在堅持馬克思所提出的基本觀點和原則的基礎上,認真分析中國的現實矛盾,概括中國勞動者的利益和意志,同時要借鑒外國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的經驗。第二,就是展開民主文化的大討論,區別兩種民主文化的差異,與那些仍堅持已過時、保守的資本主義民主的人論爭,由此而使社會主義民主文化更為明確和深入人心。第三,進一步從法律上完善民主權的規定,規范民主權所派生的各種公共權利機構的職責,規范在其中任職者的行為。第四,也是基本的一條,在民主運動的進程中,保衛和改革、發展公有制經濟,社會主義民主的立腳點和歸結點,都是公有制經濟,民主運動由此而發,也只有在改革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的過程中,進行民主政治的改革,才能真正地在提高勞動者社會地位的同時,提高和發揮勞動者素質技能,由此而發展生產力。
中華民族的振興,其內容就是全民族素質技能的提高,而民主運動和民主政治,則是提高和發揮全民族素質技能的內在機制。20世紀開始的民主運動,能否在21世紀得到進一步擴展,關系中華民族總體的振興,也關系每一個成員的自由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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