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讀《送瘟神》

　　七律二首·送瘟神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七月一日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其一

　　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

　　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

　　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

　　其二

　　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

　　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

　　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

　　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2020年1月28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強調指出：當前中國人民正在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進行嚴肅的斗爭。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始終是第一位的，疫情防控是當前最重要的工作。疫情是魔鬼，我們不能讓魔鬼藏匿。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在萬眾一心共戰疫情的斗爭中，重讀毛澤東光輝詩篇《送瘟神》，了解和認識六十二年前新中國戰勝血吸蟲病的愛國衛生運動，對于我們今天鼓舞和堅定必勝信心，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保衛戰、總體戰，有著巨大的現實作用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一讀詩序，愛人民

　　《送瘟神》寫于1958年7月1日，同時，毛澤東又為此寫了引言和后記。一首詩有作者完整的序跋注，這在毛澤東生前發表的37篇詩詞中是獨一無二的。《送瘟神》詩序寫得翔實生動，簡潔明了，情景交融地鋪敘興筆緣由、運筆情景、命筆時間，未賦新詩先有情，本身就構成了一章四絕詩：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余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煦，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

　　讓毛澤東激動不已的6月30日《人民日報》是這樣的，第3版：頭條是社論《反復斗爭，消滅血吸蟲病》，強調了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的形勢與任務;接著，配發《血吸蟲病防治工作高速發展》等新聞稿，報道了全國各地發動群眾，乘勝追擊，堅持不懈，繼續戰斗，五個月內救治了91萬患者，在15億多平方公尺的土地上消滅了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壓底是《第一面紅旗》，刊載的是由該報記者和《江西日報》記者聯合采寫的長篇通訊。全版報紙編排有工作號召，有綜合情況，高屋建瓴，犖犖大端，全國防治血吸蟲病工作現狀盡收眼底。

　　最引人注目是這篇通訊《第一面紅旗》，標題通欄，副題是“記江西余江縣根本消滅血吸蟲病的經過”，全文近2600字，開門見山寫道：“江西余江縣在全國血吸蟲病防治工作戰線上插上了第一面紅旗——首先根除了血吸蟲病，給祖國血吸蟲病科學史上增添了新的一頁。科學家們認為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創舉。”以下分四節小標題，行文如望遠鏡調光聚焦，環環相扣，層層深入，自上而下排序道來。

　　寫縣——余江縣人民長期遭受血吸蟲病的危害，中共余江縣委領導全縣人民發揚敢想敢做敢獨創的共產主義精神，制訂出“半年準備，一年戰斗，半年掃尾”徹底消滅血吸蟲病的奮斗目標，開展了中外史無前例的全民防治血吸蟲病的運動。在兩年的苦戰中，余江縣填平了全部污水舊溝，重新修成了灌溉網，從源頭上撲滅了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大膽采用土洋并舉、中西醫結合的新方法，對廣大患者進行有效施治;患者很多，病床不夠，醫療隊伍化整為零，深入社隊家庭上門治療，使全縣4000多個輕重患者都得到救治，除3個重患者外，全部治愈。事實讓當初悲觀的醫療專家們心悅誠服，從而增強了戰勝疫病的工作信心。

　　寫鄉——藍田坂鄉是余江縣的重疫區，幾十年來，3000多人因患血吸蟲病死亡，20多個村莊完全毀滅，14000多畝田地變成了荒野，患者只能依靠政府貸款和救濟過日子。縣委第一書記親自下鄉蹲點，帶領群眾戰疫，滅了蟲治了病，勞動生產力大為提高，這個鄉不僅不靠貸款和救濟，而且賣給國家的余糧有30萬斤，人均收入翻一番。當地兩首不同的山歌，唱出了根除血吸蟲病前后群眾生活上的顯著變化。

　　寫村——倪桂鄉的建頭村，五十年前有500多戶1500多口人，由于疫病的折磨，或病亡或逃荒，到解放時只剩下8戶24口人，并且都患有“大肚子病”，無力搞生產，生活極度貧困，村子里死氣沉沉。根除了血吸蟲病，短時期內，該村現在增到21戶54口人，人人能下地勞動，家家過上甜蜜的生活，村子里到處洋溢著歡樂。在余江縣疫區，幾乎每個社都有兩三個像這樣臨近毀滅又恢復了青春的村莊。

　　寫家庭個人——不到30歲的鄧汝梅抱著嬰兒，向記者講述了她一家的變化。她是西坂農業社女社員，18歲時與本村的金盛華結了婚，和母親在一起，全家三口人過生活。可是，她全家都程度不同地患了血吸蟲病，萎靡不振，她五年肚子大得像皮鼓，無法勞動，無法生活，家里人都哀嘆是因為“龍脈不好”。兩年前，黨和政府派來醫生給她們一家檢查和治療了血吸蟲病，一家人的身體很快得到康復。肚子變小了，人長胖了，有力氣下地勞動了，生活一天天好起來，全家人開始有說有笑了。一年后，她懷孕生子，全家迎來了大喜事。鄧汝梅家的變化是余江縣疫區千百個家庭變化的縮影。

　　血吸蟲病防治工作簡稱“血防”，是新中國第一次大規模的衛生戰“疫”。毛澤東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了這場戰“疫”，他比誰都更需要這樣的訊息。捷報傳來，人民領袖毛澤東最理解戰“疫”的艱難和勝利的意義。

　　這是“忽報人間曾伏虎”的喜訊。疫病猛于虎，血吸蟲病是一種古老的流行病疫，長期危害著中國人民。當時，中國大陸有1000萬人患此疫病，1億人受到疫病的威脅，疫區涉及全國12個省(市)。1953年9月27日，毛澤東在有關報告信件上批示：“血吸蟲病危害甚大，必須著重防治。”他認為，血吸蟲比幾個帝國主義都毀人，消滅血吸蟲病是一場惡戰。

　　這是共產黨對人民莊嚴承諾的實現，是“與天斗、與地斗”的捷報。1955年在杭州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嚴肅地指出：血吸蟲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關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關系到生產的發展和新農村的建設，關系到青年能不能參軍保國，我們應該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共產黨人有責任幫助群眾解除疾苦。在制定血防工作方針中，他親自視察了疫區，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并且派身邊工作人員到深入患者家庭中調查。青年時就立有救國救民雄心大志的毛澤東，當聽到群眾都“盼著黨中央、毛主席能想辦法治好血吸蟲這種害人病”時，說道：“在我國的東北、西北和江南一些地方，長期以來，都有些地方病危害人民的健康，情況很嚴重，血吸蟲病對人民的危害更大，一定要幫助人民解除苦難，一定要消滅血吸蟲病!現在要和天斗爭了!”

　　這是億萬人民“只爭朝夕”與死神賽跑的偉大勝利。舊中國曾有專家對血吸蟲病疫曾做過一些調查，但國民黨政府未采取過任何防治措施。新中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健康，在抗美援朝戰爭正熾的1951年9月9日，毛澤東提出要“把衛生、防疫和一般醫療工作看作一項重大的政治任務”來抓，中央成立了防疫委員會，明確指示“衛生部要把消滅血吸蟲病作為當前的政治任務”。在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下，衛生部門計劃消滅血吸蟲病的時間，由原來的十五年壓縮到七年。在毛澤東的號召下，疫區的各級黨和政府大力動員群眾、組織群眾開展了一場史無前例的人民防疫戰爭，余江縣人民經過兩年的奮戰，就根本消滅了血吸蟲病。

　　長篇通訊里寫道，枯木逢春的人民衷心感謝：“共產黨和毛主席派來醫生”“共產黨和毛主席救活了建頭村”“共產黨和毛主席是我們一家的救命恩人”。從前“一個鋤頭兩斤鐵，拿在手里就想歇;下田扶根棍，不到田頭就起困”的勞動群眾，如今激動地對干部們說：“今后只要共產黨和毛主席發出號召，你們扶梯子，我們就敢上天。”

　　多么純樸可愛的人民!正如在開國大典時，人民歡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以高呼“人民萬歲”回應一樣，面對人民的激動，人民領袖欣然命筆回應：《第一面紅旗》四節，節節都是對比新舊社會、對比滅蟲治病前后，報道出新舊社會兩重天、治病前后生死劫，是毛主席、共產黨救了人民;《送瘟神》兩聯章，同是舊與新、死與生、黑暗與光明對比著寫，是人民的“鐵臂”“銀鋤”改造了山河趕走“瘟神”，人民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主人。《第一面紅旗》是由遠而近、由上到下直線地寫，時間不過十年，空間不出全縣;《送瘟神》則是由近而遠、由下到上多維地寫，時間溯遠古，空間巡宇宙。“一滴水見七彩陽光”的訊息，報之以經緯大地、銀河宇宙的詩篇，才可見詩人博大的胸襟和深廣的思緒。

　　《送瘟神》這境界比星空都遼闊的詩篇，是一張報紙、一篇通訊所能觸發詩人機杼的嗎?她是人民領袖對人民的深情唱和，她是億萬中國人民力量、氣概的生動描述，她是黨的初心、決心的生動體現，她是熱愛人民、回報人民的承諾與誓言，因而，這篇記錄了中國人民戰勝血吸蟲病的革命史詩，必然地成為鼓舞中國人民在翻身解放的大道上迅跑的光輝詩篇。

　　二讀詩注，戰瘟神

　　毛澤東一向不愿為自己的詩詞作注，曾多次對人講：“詩不宜注，古來注杜詩的很多，少有注得好的，不要注了。”“沒有必要，《唐詩三百首》，流傳多少代都沒有統一的解釋，我的詩詞也讓別人去理解吧!”甚至指示，對求注者“不必置理”。但是，在《送瘟神》的解注上破例了。

　　寫就《送瘟神》的當天，毛澤東還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寫道：“詩中坐地、巡天、紅雨、三河之類，可能有些人看不懂，可以不要理他。過一會，或須作點解釋。”但是，當這首詩一經在《人民日報》發表，即引得注家蜂起，猜解紛紜。毛澤東格外較真地為此詩加注了。

　　1958年10月25日，他在給早年同學周世釗的信中寫道：

　　坐地日行八萬里，蔣竹如講得不對，是有數據的。地球直徑約一萬二千五百公里，以圓周率三點一四一六乘之，得約四萬公里，即八萬華里。這是地球的自轉(即一天時間)里程。坐火車、輪船、汽車，要付代價，叫做旅行。坐地球，不付代價(即不買車票)，日行八萬華里，問人這是旅行嗎，答曰不是，我一動也沒有動。真是豈有此理!囿于習俗，迷信未除。完全的日常生活，許多人卻以為怪。巡天，即謂我們這個太陽系(地球在內)每日每時都在銀河系里穿來穿去。銀河一河也，河則無限，“一千”言其多而已。我們人類只是“巡”在一條河中，“看”則可以無數。牛郎晉人，血吸蟲病，蠱病，俗名鼓脹病，周秦漢累見書傳，牛郎自然關心他的鄉人，要問瘟神情況如何了。大熊星座，俗名牛郎星(是否記錯了?)，屬銀河系。這些解釋，請向竹如道之。有不同意見，可以辯論。

　　同年11月，他又在一次較大的場合講：“有人說‘詩無達詁’，這是不對的。詩有達詁，達即是通達，詁即是確鑿。”

　　《毛主席詩詞》出版后，外國文書籍出版局立即組織翻譯出版英譯本。應英譯者的請求，1964年1月27日，毛澤東對包括《送瘟神》在內的一些詞句，一一作了口頭解釋。在解釋“牛郎欲問瘟神事”時指出，牛郎織女是晉朝人的傳說。在解釋“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時指出，紅雨是指桃花，寫這句是為下句創造條件，青山穿洞成為橋，這兩句詩有水有橋。并再次詳釋“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等。

　　多少年來，《送瘟神》已成為中國人民家喻戶曉的光輝詩篇，不需要過多注解了。但是，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倒是有必要了解當年人們深受其害的“血吸蟲病”和“瘟神”。

　　血吸蟲是一種雌雄異體、白色線狀寄生蟲。它是日本科學家最先于1904年在日本發現的一種寄生蟲，因此被命名“日本住血吸蟲”，但并非是日本才有此寄生蟲。這種血吸蟲在日本分布在佐賀、廣島、岡山、山梨、靜岡、千葉等地區，在東南亞分布于菲律賓和印尼等地，在我國則流行于長江沿岸和華南、臺灣地區。血吸蟲寄生在釘螺體內，成蟲鉆進人畜體皮膚和腸膜血管內，吸取人畜血液然后放出毒素，從而引發血吸蟲病。血吸蟲寄生在人畜體血管內產卵，卵隨糞便一起排泄出去，在水中孵化，寄生在中間宿主釘螺體內(日本叫光釘螺)，成熟后浮在水面上，等待寄生于人體和畜體的機會。它一旦進入人體，患處便腫起，患者有手足疼痛、痢疾、發燒、嘔吐、咳嗽、肝脾腫脹等癥狀出現，輕則使患者貧血無力、四體消瘦，喪失生育能力和勞動能力，兒童染之可形成侏儒癥、癲癇，重則腹腔積水肝硬化，死亡率很高。

　　“瘟神”是中國古代傳說中主掌病疫的魔鬼。從前人們對它無法解析，只能從患者腹部膨脹的表征上稱它是“大肚子病”“鼓脹”“鼓病”“蠱病”等。僅從“鼓”到“蠱”兩個同音字的轉換，就能看出人們對這種病疫的痛恨和迷茫，認為這是鬼神在冥冥中作祟、散播瘟疫加害于人。科學使病理結構明晰，迷信使病魔擬人具象。元無名氏《三教搜神大全》卷四載，隋文帝時有五力士現于空中，身披五色袍，帝問太史這是什么神，太史答曰：此乃五方力士，在天為鬼，在地為瘟。這些瘟神分管四季，且有一個總管中瘟的，即春瘟張元伯、夏瘟劉元達、秋瘟趙公明、冬瘟鐘仕貴、中瘟史文業。瘟神不僅有姓名還有長相，《紅樓夢》第39回里稱“瘟神爺”是“青面紅發”。

　　《送瘟神》發表于1958年10月3日的《人民日報》，六十多年來，引起了中外讀者的解讀。郭沫若認為：“這兩首詩，我看是表示兩個時代的，而‘一樣悲歡逐逝波’是一個關鍵，它為兩個時代劃了一條界線。”《送瘟神》的第一首，描寫舊中國“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瘟神猖獗、人民遭殃的悲慘景象，表達了對勞動人民命運的深切關懷和對舊社會的強烈憤恨;第二首詩描寫“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新社會人民改天換地的壯舉，熱情歌頌偉大時代和英雄人民。

　　雖然一條界線劃了兩個時代，然而，這兩首聯章體的詩篇是上下銜接不可分割的。兩首詩渾然一體，既有現實又有理想，既有現實科學又有歷史神話，以深沉博大的愛民思想和超凡脫俗的藝術魅力，給人以戰勝瘟神、戰勝邪惡的無窮力量。日本竹內實教授認為：“抒發沉重的心情，似乎也是作者的才能。恐怕與他始終未忘卻革命的殘酷性有關系。進入后闋，像在銀河里一樣展寬行動范圍，大概也是為著擺脫那種重負吧。明與暗的振幅很大，不過，還沒有充分地表達出喜悅的心境。這也是寫‘其二’的原因。‘其二’是前一首的后續。盡情地謳歌喜悅和明快的世界。最后兩句與前面的‘牛郎’相反，舉出惡的象征，但卻有明快的幽默。”

　　但是，對于這首光昌流麗的詩篇，也不是人人都能曉暢的，當時的中央委員王明就是一個。王明的家鄉安徽也是血吸蟲病疫區，他是兩年前去蘇聯養病的，1958年7月7日他在莫斯科也寫了一首七律，題為《消滅血吸蟲的第一面紅旗》：“人體寄生畜體窩，中間宿主靠釘螺。百年為患從無已，萬眾蒙殃莫奈何。既是江山歸共黨，豈容水草染沉疴。政民醫護齊斗爭，三載余江奏凱歌。”他的詩無人去評價，但他卻偏要評價毛澤東的詩，他認為，毛澤東的一些詩詞“鼓吹神秘論和迷信，如《送瘟神》”。是哪些詩句讓王明產生了這樣的斷論，這是需要適當給予解讀的：

　　“華佗無奈小蟲何”有點神秘?血吸蟲病是一種嚴重病疫，它到底禍害了中國人多少年，一些人是從1904年發現血吸蟲的時間算起的，王明寫“百年為患從無已”夠大膽了，而毛澤東一句“華佗無奈小蟲何”，就把病疫追溯到一千八百五十年以前了。然而，歷史證明這是正確的。神醫華佗和曹操父子都算是同時期的安徽老鄉，他們的時代“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建安七子皆短命，并非只是戰亂和災荒所致，魏文帝曹丕僅活到39歲，生前曾寫道“疫癘數起，士人凋落，余何獨人，能全其壽。”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女尸中，科學家發現了兩千多年前的墓主人生前曾患有血吸蟲病。由此可見，血吸蟲病在中國是一種流傳久遠的疫病，一點兒都不神秘。

　　“紙船明燭照天燒”有點迷信?病疫是人們深惡痛絕的魔鬼，自古人們就講究消滅它驅逐它。史書記載，人們多在年終歲尾驅逐瘟疫，漢張衡《東京賦》中有“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于四裔”，晉司馬彪《續漢書》中有“持炬火，送疫出端門。”南北朝《荊楚歲時記》里更有"庭前爆竹，以辟山臊惡鬼""蘆苣火照井廁中，則百鬼走"。至今，民間仍存有燃香點燭、燒紙船紙馬以驅邪祈福的習俗。在指揮血防工作中，毛澤東十分重視科學家和“今之華佗們”的意見。1956年2月28日，中科院水生動物專家秉志先生寫信建議，認為消滅血吸蟲中間宿主釘螺，填舊塘開新塘的方法不如用火焚燒的辦法更徹底。毛澤東當即批示衛生部重視此意見，并囑請秉志先生參加會議。惡鬼怕光明，病毒怕高溫，由此可見，以火焚燒驅除病疫是有科學道理的，一點兒都不迷信。

　　語氣形式上帶有禳災鎮邪的符箓色彩?古來不乏有文人以筆作刀槍聲討驅逐害人的鬼東西，如揚雄寫過《逐貧賦》、韓愈寫過《祭鱷魚文》和《送窮文》等。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在大會上公開申明“我們也要寫送窮文。中國要幾十年才能將窮鬼送走。”《送瘟神》詩中出現了上古圣人賢君堯舜，戰國時的將軍廉頗等;化用了杜甫的《征夫》“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李賀的《秋來》“秋墳鬼唱鮑家詩”，柳宗元的《登柳州城樓》“密雨斜侵薜荔墻”，劉禹錫的《百舌吟》“搖蕩繁英墜紅雨”，李商隱的《瑤池》“八駿日行三萬里”等;涉及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及中國神話傳說、地方民間風俗;涉及天文的銀河系運行、地球的自轉，涉及地理的北方三河、南方五嶺，等等。竹內實教授是這樣理解的：“把中國革命作為直接的土壤，把獨特的人格形成作為核心或中心，從豐富的古典寶庫中吸取營養的毛澤東的詩的世界，為中國的文學傳統所包含，同時又以獨特的創造補充了一種新的作品世界。”

　　冶古今為一爐，籠天地賦一詩，出神入化地閱盡人間春色，這個繽紛絢麗的世界是正在拋往歷史、開啟美好理想的現實奮斗。日本另一位學者武田泰淳感慨道，毛澤東的詩“令人難以忘懷，我無法擺脫想讀它的愿望”，“他的詩的優美近乎是像火與水、天與地合為一體迸發出威力無窮的奇觀。”

　　毫無疑問，《送瘟神》是基于中國精神、中國文化、中國形象、中國表達，調動了古往今來的文化符號，集結它們迸發洪荒之力共戰瘟神的紅色檄文!

　　三讀詩跋，不怕鬼

　　夜不能寐，欣然命筆，寫就詩和詩序，激情猶酣，毛澤東當日就《送瘟神》給胡喬木寫了一封信，并特意寫了詩后記：

　　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說：余江縣基本消滅了血吸蟲，十二省、市滅疫大有希望。我寫了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聊為一臂之助。就血吸蟲所毀滅我們的生命而言，遠強于過去打過我們的任何一個或幾個帝國主義。八國聯軍，抗日戰爭，就毀人一點來說，都不及血吸蟲。除開歷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現在尚有一千萬人患疫，一萬萬人受疫的威脅。是可忍，孰不可忍?然而今之華佗們在早幾年大多數信心不足，近一二年干勁漸高，因而有了希望。主要是黨抓起來了，群眾大規模發動起來了。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詩跋中，毛澤東再次申明了創作緣起、強調了詩創作的主題思想，歷數血吸蟲病對中國人民的危害，發出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憤激吶喊，使詩跋本身形成了一篇向全黨、全國人民發出征伐血吸蟲的戰爭動員令，是向瘟神宣戰的戰斗檄文。

　　在陳述余江縣血防工作成就時，詩跋中有了第三次變化，先是《人民日報》的通訊里稱“根除了”，毛澤東在詩序里改成“消滅了”，現在又寫成“基本消滅了”。這樣的變動，體現出毛澤東在戰略上藐視敵人、在戰術上重視敵人的革命風格，體現出“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誓將革命進行到底的戰斗精神，告訴人們這場斗爭仍處在進行時，全國血防工作任重道遠，目前只是方法對了、干勁漸高、信心足了，“因而有了希望”“滅疫大有希望”。

　　雖然毛澤東一再說《送瘟神》是兩首宣傳詩，“略等于近來的招貼畫”，要求盡快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其目的是為血防工作“聊為一臂之助”“不使冷氣”，但是，他更清醒地認識到“滅血吸蟲是一場惡戰。”詩成28天后，毛澤東在接受印度新任駐華大使遞交國書時仍講道：“中國的血吸蟲病問題很嚴重，我們要對它展開斗爭。中國現在有一千萬人生這種病，一億人受到威脅，這對我們的生產、人力都是很大的威脅。”

　　事實也是這樣，《送瘟神》發表一年后，1959年9月的全國統計是，還有三分之一的疫區沒有消滅釘螺，還有30%的患者未得到治療。多少年來，消滅血吸蟲的戰役并未結束。由于種種原因，進入21世紀以來，血吸蟲病疫甚至還有反彈。據江西省科學院微生物研究所2010年出版的《血吸蟲病防治》一書透露，到2009 年我國尚有7個省92個縣市未能控制血吸蟲病的流行，仍有40 萬名以上的患者。據《調查中國——新聞背后的故事》載，疾病控制專家警告說：如果任其蔓延，必將嚴重危及我民族的健康與繁榮。

　　令人驚奇的是，在如此嚴重的疫情反彈中，同樣曾是疫區的余江縣，不僅在1958 年率先消滅了血吸蟲病，而且至今紅旗高揚，半個多世紀竟然無一例本地感染者。余江人民創造了前所未有的血防戰疫奇跡，取得了與國外各種“高度依賴醫學技術的發展和政府大量的資金投入”血防模式不同的成功經驗，這就是：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各級干部真抓實干，以政府為主導，以專業人員和群眾相結合為基礎，以艱苦奮斗為動力，以生態血防為支撐，上下聯動、群防群治，永不懈怠地構成了嚴密的防控體系。歷史證明，余江模式是適應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實際水平，對血吸蟲病具有強大防御力量的成功模式。

　　毛澤東關心人民衛生健康事業是十分具體的，甚至采取了雷霆手段。如，在醫藥方面，他發出指示“中國醫藥學是一個偉大的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在中西醫結合方面，他要求以兩年為一期，每個省市自治區各辦一個七八十人規模的西醫離職學中醫的學習班;在醫療隊伍建設方面，他要求建立農村衛生體系，培養大批的赤腳醫生;他要求衛生部把醫療服務的重點放在基層、放在農村、放到廣大的人民群眾中去;他疾言厲色、口誅筆伐批判改革緩慢的部門是“城市老爺部”，甚至憤激地表示過：我來當這個衛生部長!

　　消滅血吸蟲病絕不是一兩個“專項運動”所能解決的事情，毛澤東是將它作為國家治理體系建設和治理能力提高的一個突破口來進行的。不僅如此，毛澤東更是把講衛生上升到全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的高度來進行指導改革的。他把講衛生上升到愛國家、愛民族的高度來認識，說“這是文化，要把這個文化大為提高。要來個競賽，硬是要把這些東西滅掉，人人清潔衛生。各省也可以參差不齊，將來橫直看哪個是英雄。”

　　毛澤東根據中央血防九人小組在南方的工作經驗，1960年又成立了中央北方地方病防治領導小組。1960年3月18日，他指出，衛生工作不是一項孤立的工作，它有利于改造我國人民低弱的體質，并具有移風易俗、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重要意義。

　　毛澤東重視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更重視人們的思想靈魂改造，教導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要改造主觀世界，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送瘟神》發表后的第二年春，毛澤東即給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下達了編選《不怕鬼的故事》一書的任務，先后兩次約見主要編輯人員，指示編寫者對包括歷代正史、筆記等典籍進行撒網式篩查，大體按時間順序選編出70則敢于罵鬼、驅鬼、捉鬼，機智地反映我國古代人民大無畏精神的故事，并親自指導修改該書序文。

　　這本實際上由毛澤東擔任主編的書是要告訴人們，世上本無鬼，但當人們對于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還不能科學地去理解的時候，不可能不產生各種各樣的迷信，相信鬼就是一種迷信。然而，在我國歷史上，無神論和無神論思想像火種一樣不曾斷絕，“不怕鬼”就是中華民族的一種智慧和精神。該書通過整理這些寓言性、諷喻性故事，向人民群眾灌輸并啟示人們：世上沒有故事里所說的那種鬼，但世上又確實存在著許多類似那種鬼的東西，它們總要為祟作亂引起麻煩。這些“鬼”或窮兇極惡，面目猙獰，或形容妖冶，狐媚惑人;它們都會迷、會遮、會嚇，其變化多端和詭異的程度使過去故事里的鬼相形見絀;而最重要的，它們同傳說中的鬼一樣，看起來似乎可怕，實際上并沒有什么可怕。有些人對它們發生畏懼之心，都是由于思想落后，由于沒有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因此，徹底掃除這種落后的“怕鬼”思想，對于每個革命者來說都是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

　　讓我們記取毛澤東在序文中插寫的這段話：

　　我們對于國際國內一切反動勢力，對于天災人禍，對于一切表面上可怕但實際并沒有什么可怕的事物，不是都應該有這樣的氣概嗎?難道它們有氣，我們反而沒有氣嗎?難道按照實際情況，不是它們怕我們，反而應該是我們怕它們嗎?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

　　《不怕鬼的故事》告誡“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它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余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需要克服”，“這些故事都說明了這樣的道理：總的說來，鬼并沒有什么可怕的，人是完全能夠打敗它、制服它的。但對于每一個具體的鬼，對于每個同鬼相周旋的具體的場合，人又必須采取謹慎態度，必須有智謀，然后才能最后取得勝利。”該書于1961年2月出版后，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深刻影響了一代人。

　　中國共產黨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初心、決心、能力和成就何啻影響了一代人!七十多年前，山西著名愛國將領續范亭衷心欽佩共產黨，曾以幽默的語言說：

　　共產黨人是有“三頭六臂”的。“三頭”就是槍頭、鋤頭、筆頭，“六臂”就是兩只手能打仗，兩只手能生產，另外兩只手能寫文字、能學習，能抓特務分子。這樣的“三頭六臂”，對老百姓是好的，對中國也是好的。

　　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在中國人民正與新冠肺炎進行斗爭的日子里，重讀《送瘟神》能讓我們深刻領會毛澤東“熱烈而鎮定的情緒，緊張而又有秩序地工作”的總要求，深刻領會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堅定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打贏這場疫情防控阻擊戰。”

　　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還是毛澤東在詩跋中的那句話：“黨組織，科學家，人民群眾，三者結合起來，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