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炒作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可以休矣

　　邢玉琢　　

　　2015年11月16日，《鳳凰網》上一則《胡耀邦反腐》中《批示逮捕中央政治局委員之子》的章節，引起我對一件往事的記憶。

　　1986年2月3日，在中國政壇的心臟中南海，發生了一件令常人感到震驚和意外的事情，當時中央有關部門的人帶著北京市公安局的人，來到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胡喬木同志的家，在胡喬木及其夫人不在場的情況下，抄了胡喬木長子胡石英的房間，并當場帶走了胡石英。一個多月后的3月7日，胡石英被逮捕。

　　胡石英被捕前是《人才》(后更名為《自學》)雜志社、全國助學工作中心的負責人。《自學》雜志社辦有《自學》和《丑小鴨》兩份青年雜志。該雜志社是國務院編制委員會批準的局級事業單位，最先掛靠在國家科委，后又掛靠在工人日報社、社科院和光明日報社，是我國第一個自籌資金、自收自支、自負盈虧、事業單位企業化管理的文化出版單位。全國助學工作中心則是經中央有關部委批準成立的、以《自學》雜志社為核心單位的一個社會助學公益機構。我當時在《自學》雜志社負責編輯部的一些工作，在全國助學工作中心負責宣傳工作，和胡石英接觸較多，比較了解，但對他在中南海的家被炒，他本人被專政機關帶走，卻是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詢問單位其他同仁，也都和我一樣，一頭霧水。

　　1986年2月19日上午，也就是胡石英被帶走的16天以后，北京市公安局的兩位干員到單位向我們調查胡石英的“問題”，在向我調查時，我覺得不可思議，便反問道：“這個問題不應該由我告訴你們，而應該由你們告訴我：你們為什么把胡石英帶走?他是我們單位的頭，你們把他帶走了，弄得我們單位群龍無首，人心惶惶，工作沒法開展，讀者喜聞樂見的《自學》、《丑小鴨》被擠壓得無法辦下去，單位幾十口人的生存問題面臨威脅，你們不應該告訴我們胡石英有什么問題?讓我們和他劃清界限嗎?”我說：“如果一定要問我胡石英有什么問題，可以坦率地說，在我看來，他對改革開放是建立了功勛的。”結果，那天的談話不歡而散。

　　事態進一步惡化。1986年3月7日，被帶走的胡石英又被升格為逮捕了。坊間傳出胡石英是因為“瘋狂斂財”、“巨額詐騙”被人舉報，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批示而被逮捕的。這一次，我們無言以對了。因為沒有人告訴我們，胡石英瘋狂斂了什么財，胡石英巨額詐了哪些騙。聽說是胡耀邦批示逮捕胡石英的，又聽說胡喬木在政治局會議上質問過胡耀邦“為什么抄我的家，為什么逮捕我的兒子”時，胡耀邦解釋：“三個部門要求立案審查，我們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結論出來了再說吧。”胡耀邦都這樣答復了，那作為胡石英單位的人，我們也只好等吧。

　　盡管沒有司法結論，但此時坊間的傳言滿天飛了。總結起來，是說胡石英“瘋狂斂財”、“巨額詐騙”了大量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有的更邪乎，說是在胡石英的床底下，“掏出幾麻袋錢，來了個人贓俱獲”，云云。

　　胡石英被逮捕關押一年左右，北京市檢察院方面的干員曾找過我和單位的同仁，說是要定胡石英的案了，來向我們調查核實胡石英的問題。我們問調查人員：“胡石英都被抓起來關押一年了，坊間傳說從他床底下搜出大量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而且是‘人贓俱獲’的。到了這個份上，作為和他一起工作過的員工，都想知道這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希望能看到確鑿的人證、物證、旁證。如果有，我們和他劃清界限;如果沒有，那是不是弄錯了，或者有人對他誣陷，也應該還他一個公道?”兩位干員有點無奈，表示他們只是“奉命行事”，無可奉告。

　　這次談話過了不久，《自學》雜志社收到了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1987年2月23日發出的《刑事終審裁定書》副本。這份裁定書說，1985年初，胡石英以“全國助學工作中心”負責人的身份，在同廣州益華貿易公司等單位籌建“中國四方聯合開發公司”期間，收受益華貿易公司副總經理張廣平(另案處理)賄賂人民幣五千元。同年12月，胡石英代表“全國助學工作中心”在同港商余維達洽談籌建“玉都山博覽園”的過程中，收受余維達賄賂紫金石金手鐲一個、毛連衣裙一件、銅火鍋一個，共價值人民幣一千一百余元。據此，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受賄罪判處胡石英有期徒刑一年零六個月”，胡石英以其行為不構成受賄罪為理由，向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于1987年2月23日公開審理了此案，遂作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的“終審裁定”。

　　至此，依法辦案的“案子結論”終于解開了神秘的面紗：1986年2月3日從當事人胡石英房間的床底下搜出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原來是五千元?而且，這五千元是1985年初胡石英以“全國助學工作中心”負責人的身份，在和廣州益華貿易公司等單位籌建“中國四方聯合開發公司”期間，益華副總經理張廣平送給他的“經理活動經費”，因為胡石英被舉薦為籌建中的“中國四方聯合開發公司”經理。籌辦公司要有活動經費，作為“全國助學工作中心”負責人的胡石英和其他單位一起籌辦“中國四方聯合開發公司”并被舉薦為經理，其經理活動經費由合伙人提供這在當時是兩廂情愿，合理合法的，算不上什么“受賄”。把這五千元定為“受賄”罪是否有失公允，明眼人一看便知;胡石英不認為這是“受賄”也在情理之中。退一步說，即使“受賄”罪名成立，在當年的中國，五千元算得上“大量的人民幣現金”，算得上“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嗎?這是不是言過其實，故意夸大?在1985年到1987年的中國，無論從全國范圍來看，還是從中國政壇來看，抑或從高干子弟這個圈圈來看，五千元實在算不上“大量人民幣現金”，也談不上“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如果硬要這么說，就有點不實事求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之嫌了。

　　不管控辯雙方服也好，不服也罷，隨著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終審裁定書的下達，胡石英案件隨著時間的推移，也隨著胡耀邦、胡喬木以及鄧小平、陳云、李先念、萬里、習仲勛、薄一波、鄧力群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故去，漸漸地淡出了人們的視野。胡石英呢，自己的傷口自己治，也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但讓人始料不及的，是近年來這件事又被一些人惡炒了起來。

　　為什么說是惡炒呢?其一，判決書里根本沒有的“詐騙”“巨額詐騙”“瘋狂斂財”“非法斂財”等等罪名，在近幾年的網絡帖子和報刊雜志文章里均出現了，這是違反實事求是原則的，也經不起實踐的檢驗;其二，繼續以訛傳訛，誤導輿論，什么“大量人民幣現金”“數量之大，要用麻袋來裝”，“也別說還真的掏出幾麻袋錢來，整個一個人贓俱獲”等等，到了2014年，在第二期的《炎黃春秋》雜志上，干脆把“在胡喬木兒子的床底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幣”說成是中紀委副書記韓天石親口說的了。既如此，判決書里為何沒有?可見，以訛傳訛滿天飛，以此撥弄是非，挑動仇恨;其三，通過抹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個人，抹黑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群體。《胡耀邦胡喬木之間結恩怨，在職總書記從仇家兒子“頭上開刀”》《胡耀邦嚴辦胡石英》《胡耀邦下令搜政治局委員住所》《某左派元老為何常說胡耀邦的壞話：兒子詐騙被查處》等等，從這些標題上，就不難看出作者缺乏善意，而細讀題下的文章 ，則發現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被“胡耀邦‘批示逮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兒子”胡石英一案震動得“風聲鶴唳”了，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李先念”。這樣的“一下子震動了整個中南海，也第一次震動了中國領導的最高層”，我認為是一大敗筆，它沒有把中國的反腐斗爭引上健康正確的道路，因為它偏離了“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方向，離開實事求是，狠是狠了，但由于“毫無顧忌”，忽略了“穩”，也就沒弄“準”，授人以超越法律的“嚴辦”，“從仇家兒子頭上開刀”的話柄，這就有違胡耀邦“批示逮捕”的初衷。

　　因此，在30年之后的今天，再來惡炒什么胡耀邦“批示逮捕”政治局委員之子，已經沒有必要了。我想，一生追求實事求是，力主平反冤假錯案的胡耀邦，若九泉之下有知，也會糾正他當年的批示，制止這種惡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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