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6日是毛主席誕辰124周年。
他能成為一位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帶領中國人民建立新中國，成為一代偉人，除了其他方面的原因，其愛讀書恐怕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外歷史上，像毛澤東那樣酷愛讀書，并且讀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非常罕見。毛澤東的學用之道，大體即在這讀—得—用—巧之間。
毛澤東在波瀾壯闊的改造社會和推動社會進步的政治風云中度過了一生，也在廣博無垠的書海里游弋了一生。未知的東西，對他總有一種極強的吸引力。他試圖以有涯之生，盡量包容、囊括那未被掌握的知識空間。
對普通讀者而言，讀書屬于一種興趣和達到自己追求的途徑選擇;對學問家來說，讀書是一種職業習慣;對毛澤東來說，讀書則是一種精神存在和思想升華的必要方式，是一種生活常態，是一種歷史責任。
文 | 陳晉 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本文為瞭望智庫書摘。
摘編自《毛澤東讀書筆記精講》，廣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庫觀點。
1 讀歷史的人不一定是守舊的人
（1）
人猿相揖別。
只幾個石頭磨過，
小兒時節。
銅鐵爐中翻火焰，
為問何時猜得?
不過幾千寒熱。
人世難逢開口笑，
上疆場彼此彎弓月。
流遍了，
郊原血。
一篇讀罷頭飛雪，
但記得斑斑點點，
幾行陳跡。
五帝三皇神圣事，
騙了無涯過客。
有多少風流人物?
盜跖莊蹻流譽后，
更陳王奮起揮黃鉞。
歌未竟，
東方白。
——毛澤東1964年春《賀新郎·讀史》(見《毛澤東詩詞選》)
（2）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謂實錄之類也大半是假的。
但是，如果因為大半是假的就不讀了，那就是形而上學。不讀，靠什么來了解歷史呢?
反過來，一切信以為真，書上的每句話，都被當作證實的信條，那就是歷史唯心論了。
正確的態度是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
一部二十四史，寫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書里都有。
像《史記·高祖本紀》和《漢書·高帝紀》里，都寫了劉邦斬白蛇的故事，又寫了劉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氣，這一切都是騙人的鬼話。而每一部史書，都是由繼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關系到本朝統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寫，也不敢寫。如宋太祖趙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陳橋驛，竟發動兵變，篡奪了后周的政權。《舊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卻說他黃袍加身，是受將士們“擐甲將刃”、“擁迫南行”被迫的結果，并把這次政變解釋成是“知其數而順乎人”的正義行為。
同時，封建社會有一條“為尊者諱”的倫理道德標準，于是皇帝或父親的惡行，或是隱而不書，或是把責任推給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檜主和投降，實際上主和的責任不全在秦檜，起決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趙構，這在《宋史·奸臣傳》的《秦檜傳》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洋洋四千萬言的二十四史，寫的差不多都是帝王將相，人民群眾的生產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寫了些，也是籠統地一筆帶過，目的是談如何加強統治的問題;有的更被歪曲地寫了進去，如農民反壓迫、反剝削的斗爭，一律被罵成十惡不赦的“匪”、“賊”、“逆”……這是最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假話。
——摘自蘆荻《毛澤東讀二十四史》(見《新華文摘》1994年第二期)
（3）
讀歷史的人不一定是守舊的人。
——摘自毛澤東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
2 毛澤東最喜歡的史書，一篇讀罷頭飛雪
中國的歷史書，是毛澤東讀書的基本內容之一。
“二十四史”，是最權威的“正史”。“正史”一說，始見于梁代阮孝緒《正史削繁》。
后《隋書·經籍志》把以君主的傳記為綱領的紀傳體史書列為正史，歷代大體沿用其說。
清代乾隆年間編輯的《四庫全書》又確定以紀傳體史書為正史，并規定凡不經“宸斷”(皇帝批準)的不得列入，詔定“二十四史”為正史。
這“二十四史”的卷數、寫作年代與修撰人員如下：
史記130卷西漢·司馬遷
漢書100卷東漢·班固
后漢書120卷南朝宋·范曄
三國志65卷西晉·陳壽
晉書130卷唐·房玄齡等
宋書100卷南朝梁·沈約
南齊書59卷南朝梁·蕭子顯
梁書56卷唐·姚思廉
陳書36卷唐·姚思廉
魏書114卷北齊·魏收
北齊書50卷唐·李百藥
周書50卷唐·令狐德棻等
隋書85卷唐·魏徵等
南史80卷唐·李延壽
北史100卷唐·李延壽
舊唐書200卷后晉·劉昫等
新唐書225卷北宋·歐陽修等
舊五代史150卷北宋·薛居正等
新五代史74卷北宋·歐陽修
宋史496卷元·脫脫等
遼史116卷元·脫脫等
金史135卷元·脫脫等
元史210卷明·宋濂等
明史332卷清·張廷玉等
一部“二十四史”，囊括了中華民族幾千年來的風風雨雨。毛澤東讀后，則以詩人的筆調說自己，“一篇讀罷頭飛雪”，他充分感受了其包含的“幾千寒熱”。
“二十四史”，毛澤東從青年時代開始便讀過其中的不少內容。但他完整的閱讀，則是新中國成立后的事情。
1952年，毛澤東添置了一部乾隆武英殿本的線裝本“二十四史”，共八百五十冊，兩千二百四十九卷，約四千萬字。從此，這成為他最喜愛讀的一部史書。為了便于閱讀查找，他在一些列傳、本紀的封面上，用蒼勁的筆跡標出傳、紀的人名;絕大多數書中，他都作了圈點、斷句;有的封面和天頭上畫著兩三個圈圈的標記，《舊唐書》、《新唐書》從頭到尾都有圈點勾畫，有的地方，他還細心地改正了錯字。
在《遼史》的封面上，毛澤東除了列出“本紀三十，志三十二，表八，列傳四十五，總計為一百一十五卷”的總目數提要，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遼史》總列一百一十五卷，而本紀、志、表、列傳，分數總和為一百一十四卷，錯在志十七上，又有十七下，和其他條體例不合，按其他各項體例，則應為十七、十八，應加改正。類推，則志當為三十二卷。”為了一卷之差，竟考核如此之細，在史家中也是不多見的，由此可知毛澤東讀史之細了。
這部史書，毛澤東生前不知反復看過多少遍，許多冊的封面和其他一些地方都磨破了，許多頁上還有他閱看時留下的種種痕跡。1958年2月10日，毛澤東為了查證賀知章當時是否帶家眷一事，還查了《唐書·賀知章傳》。他在給劉少奇的信中說：“復尋《唐書·文苑·賀知章傳》(《舊唐書·列傳一百四十》頁二十四)，亦無不帶家屬之記載。”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毛澤東指名要帶走的書籍中，便有“二十四史”(大字本，全部)、標點本《史記》、《資治通鑒》等。1964年5月的一次講話中，他說自己被史書迷住了，要把“二十四史”讀完，現在正在讀《南史》、《北史》。1969年6月，毛澤東在武昌期間，深夜里還不知疲倦地再讀《南史》中的《陳慶之傳》，批注說“為之神往”。直到1975年，毛澤東已經病魔纏身，寫字時手都有些顫抖了，可他還是認真細致地再一次閱讀這部史書。有三冊《晉書》的封面上寫著“1975，8”，有五冊《晉書》的封面上分別寫著“1975，8再閱”、“1975，9再閱”的字樣。以上可以看出，毛澤東閱讀“二十四史”花費了許多的時間和精力，也是極其認真的。
毛澤東不僅自己讀“二十四史”，還積極支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1956年，標點的《資治通鑒》出版后，毛澤東又指示出“二十四史”標點本，首先指定標點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后漢書》和《三國志》。中華書局總經理金燦然曾寫信給田家英說：“主席指示標點出版前四史……現送去《史記》排樣兩份……如果方便，請轉呈主席一閱。”后來齊燕銘、范文瀾、吳晗、金燦然等建議將其余二十一史(包括《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澤東深表贊成。后由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合力負責，組織全國四五十個專家和五個院校通力合作，完成了此項巨業。
為配合通讀“二十四史”，毛澤東還通讀了《資治通鑒》、《續資治通鑒》、《綱鑒易知錄》和各朝代的“紀事本末”等史書。在這些書之間，先看哪一本，后查哪一本，毛澤東還有一定套路。這一點，從他1962年一段時期里向秘書要這幾本中國歷史書的先后順序中可以看出個端倪。
1962年9月20日，毛澤東要《宋史》，秘書們送去了《宋史》和《宋史紀事本末》。
11月23日，毛澤東又要其他各朝紀事本末。
11月24日，他又要《續通鑒紀事本末》。
這一段時間，毛澤東可能是在研讀《宋史》。至于《元史》的讀法，他明確地說：看完《元史》，再看《通鑒紀事本末》，而后讀《續通鑒紀事本末》。
3 毛澤東如何讀“二十四史”
從毛澤東對“二十四史”的批注、圈點、勾畫中可以看得出來，毛澤東學習這部史書，不是每一種都反復看，而是根據他自己的需要和計劃來讀。他采取的是通讀、選讀、精讀的辦法。這套史書毛澤東看得比較多的有《舊唐書》、《新唐書》、《漢書》、《后漢書》、《晉書》、《史記》、《三國志》、《明史》等十六種。特別是《舊唐書》、《新唐書》、《晉書》、《明史》，看的遍數更多。《舊唐書》、《新唐書》基本上從頭至尾都有批注、圈點和勾畫，從中還可看出，有些章節，毛澤東至少看過五次以上。在他看得較多的這些書籍中，也不是從頭至尾一遍一遍地反復讀，而是有重點、有選擇地讀。特別是“紀”、“傳”部分，毛澤東看得多，批注文字也多。
據曾為毛澤東管理圖書達十七年之久的逄先知回憶，毛澤東讀“二十四史”時，對于“他認為有意義的人物傳記，還經常送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彭真、彭德懷等中央領導同志閱讀”。讀書有樂趣分享，有史識共長。
毛澤東讀“二十四史”，不單單是一般性地了解中國的昨天，不光停留在知其然上面，而是進一步知其所以然，考得失，明事理，以利于今天改造中國的事業。
有一次，他正在大學讀書的兒媳邵華期末考試時“中國通史”得了好成績，毛澤東便讓她談談劉邦、項羽興衰的原因。邵華按照所記得的教科書中的內容回答了一遍，毛澤東聽后笑著說，這是死記硬背，算是知道了點皮毛，但還沒有很好地理解。他又說，要多讀史料，多想想，能把“為什么”都說清楚，這一課才算學好了。他還對人談起：研究中國歷史，“必須要扎扎實實把‘二十四史’學好”。
毛澤東讀史，有一個基本觀點是貫穿始終的，這就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中國很多古書里，歷代農民起義運動及其領袖人物，大都被當作“賊”、“匪”、“盜”、“寇”，任加貶斥。但毛澤東卻給他們以很高的歷史地位。毛澤東讀中國史書，比較喜歡看人物傳記，包括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陳勝、吳廣、張角、張魯、王仙芝、黃巢直到李自成等的傳記，他是常要看的，而且還看得很細。如在《舊唐書·黃巢傳》后，毛澤東特意畫了一張黃巢行軍路線圖。他認為，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可以說，在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后，這個觀點始終是他理解中國歷史的一把鑰匙。
我們可以舉早、中、晚期三個例子來說明。
1926年5月至9月，毛澤東主持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他為學員講授“中國農民問題”等課程。據保存下來的當時學員的聽課筆記，毛澤東是這樣來分析中國歷朝的興衰發展的：
*秦朝末年，陳勝、吳廣不堪其苦，遂輟耕而嘆，揭起義旗，他們純粹是代表農民利益者。同時有漢高祖、項羽等皆起兵討始皇，結果漢高祖勝，項羽等失敗。高祖雖為地主階級，但他勝利的原因在于，初入秦時，即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得一般人之信仰，故秦人大悅。項羽入關，粗惡無比，不得一般人之信仰，又一至咸陽便大焚秦之故宮，遂大失地主階級之信仰，此其失敗之主要原因也。
*關于王莽變法，漢時一般作史的人——范曄、班固、班昭等——因為他們吃的是漢朝的飯，要給漢朝說幾句好話，便把王莽說得怎樣壞。其實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一個壞人。我們現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誠懇的態度來研究。均田制是王莽時提倡的，可見他注意到農民問題了。因為農民問題最重要者唯其土地，而他先節制田地。地主階級見王莽所行的政策，諸多不利于己，欲尋一代表本身利益之人，起而代之。而劉秀遂于是時起來了，倡人心思漢，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蓋因王莽代表農民利益，不得地主階級擁護，劉秀則代表地主階級利益，故能得最后之勝利。
*唐末黃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階級利益，被地主們宣傳為強盜，無惡不作，遂失敗了。
*宋代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終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農民利益，不容于現時社會，遂致失敗。
*元末，朱元璋是一和尚，平時睡著了常做“天子”之形，郭子興見而奇之，收為部下，后代郭子興而起。初能代表農民利益，以后遂變為代表地主的利益了，故能貴為天子……
毛澤東此時的認識和想法，還不像以后那樣明確和深刻，但這畢竟是他直接用階級分析法評說中國歷史興衰的較早實例，或者說是他的階級斗爭(其間又主要表現為農民起義)歷史觀的較早表述。他當時的基本認識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根本上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皇帝只不過是地主階級的代表。歷朝皇權的更替，都是地主階級分裂的結果。歷史上以農民起義為代表的進步的歷史力量，或某一地主階級集團在某一時期具有進步性，根本上是因為代表著農民利益的，所以，總是歸于失敗。
1939年12月，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一文中，毛澤東把他的上述歷史觀表達得更為明確，而且更有理論深度。他說：
封建社會的主要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
而在這樣的社會中，只有農民和手工業工人是創造財富和創造文化的基本的階級。
地主階級對于農民的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迫使農民多次地舉行起義，以反抗地主階級的統治。
從秦朝的陳勝、吳廣、項羽、劉邦起，中經漢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銅馬和黃巾，隋朝的李密、竇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宋朝的宋江、方臘，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自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因為每一次較大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結果，都打擊了當時的封建統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只是由于當時還沒有新的生產力和新的生產關系，沒有新的階級力量，沒有先進的政黨，因而這種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得不到如同現在所有的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正確領導，這樣，就使當時的農民革命總是陷于失敗，總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這樣，就在每一次大規模的農民革命斗爭停息以后，雖然社會多少有些進步，但是封建的經濟關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繼續下來。
前面引述的1964年寫的《賀新郎·讀史》，可以說是毛澤東晚年對自己的歷史觀的鮮明表達。他以詞論史，思路清晰，把他讀“二十四史”所引發的感受表達出來，意味深長地體現了他的基于被壓迫者立場上的“階級斗爭—奴隸革命”的歷史觀。上半闋以“彼此彎弓月”一筆蕩過“幾千寒熱”的歷史風云，即階級斗爭的腥風血雨。下半闋則以革命家的立場，鮮明提出，一部“二十四史”，必須從“盜跖莊蹻”說起，必須從奴隸們“奮起揮黃鉞”說起。
“二十四史”，主要記載帝王將相的歷史。毛澤東晚年，對帝王將相是越來越反感，但這并不影響他讀這套史書的興趣。1966年8月28日，在接見當時的《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時，談到紅衛兵抄家，把古書都燒光了，毛澤東說：我家里也有一部“二十四史”，帝王將相的書。不讀“二十四史”，怎么知道帝王將相是壞的呢?
相對來說，盡管“二十四史”被人詬病為“帝王將相家譜”，毛澤東越讀越有同感，但他對今人編的歷史書的興趣卻遠沒有這么大，也可以說，毛澤東對“古人曰”的著迷程度，要遠遠超過“今人說”。現代人盡管眼界提高了，手段與工具發達了，但治史的本領似乎并沒有超過古人。這部分地說明了毛澤東為什么愈斥其非卻愈迷其書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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