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轉自網刊《昨天》2017年11月30日第100期。《昨天》2012年1月31日創刊，其主旨是——搶救文革回憶，積累文革資料，交流相關信息，促進文革研究。在文革史料搜集、整理和文革歷史研究圈子里，有著一定的影響。
四川文革研究
我在成都“二月鎮反”前后的經歷
作者：陳永迪
作者簡介：陳永迪，1943年5月生，四川廣安人。1967年畢業于北京地質學院物探系石油物探專業。1967年分配到四川石油管理局，先后在地調處、科技處任技術員、工程師、高級工程師。現已退休。
文革時期我是北京地質學院66屆的學生，也是北地東方紅的一員。從1966年11月到1967年6月，我的大部分時間在成都度過，經歷了成都的“二月鎮反”，那是一段驚心動魄的記憶。
一、大串聯到成都
1966年11月下旬，我和幾位同學踏上北京到成都超級擁擠的火車，煎熬了兩天兩夜到達成都。四川省地質局將機關大食堂改成接待站，用稻草鋪在地上形成一個大通鋪，我們就住在那里。我媽在成都軍區機關作軍醫，軍區機關北較場離地質局很近，所以我是兩地輪流住，大多數時間住在地質局。
北地東方紅在地質局設了一個聯絡站，主要作用是提供食宿，交流信息，組織活動。由于人員流動頻繁，聯絡站的負責人經常變更，我都鬧不清楚有哪些人，比較固定的負責人是我們同系同年級的譚寶華，有什么事總是他通知我。聯絡站不是一級組織，負責人就是接接電話、動員大家參加活動，我們在外邊代表北地東方紅表態，講話也從來不向聯絡站請示、匯報。我來成都以前，發生了導致成都紅衛兵分裂的11·13事件，據說我們聯絡站的人參與了沖擊紅成主持的大會進行造反。但我來成都后的印象中，我們對紅成內部兩派沒有明顯的傾向，只是略偏向8·26，真正對紅成不滿是在“二月鎮反”后。我們與紅成勤務組主要負責人、成都地質學院學生武陵江關系很好，有重大活動都事前協調。
我到成都想實現一個雄心壯志：步行到革命圣地井岡山。我約了4個同學，兩位大學同學，兩位中學時的同學，“朝圣”路線是重慶——遵義——韶山——井岡山。12月7日從成都出發。
串聯中遇到不少有趣的事情，印象深刻的有兩件。
12月8日從龍泉驛到簡陽石橋鋪，要翻越龍泉山，這座山不高，但中間有一段異常陡峭，對我們這些走慣了平路的城里人是不小的考驗。就在大家筋疲力盡時，前面響起了悅耳的童聲：“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很提神哦!走了不久，又聽見童聲朗誦毛主席語錄，是一個小男孩。我和一位同學停下來稱贊他：“小朋友，真了不起!這么晚了還在學毛主席著作，我們要向你學習!”他說：“是公社干部要我們來這里守到，看到紅衛兵過來就大聲讀毛主席語錄，守半天記一天工分。”
12月10日到達銅梁，銅梁是邱少云烈士的故鄉，在一處可以俯視全城的高坡上建有《邱少云烈士紀念館》。晚上我們慕名而去，正在名人題詞室參觀時，突然來了幾位戴紅袖套的中學生，進門就亂砸，把放有金日成題詞的展柜砸得稀里嘩啦，紀念館的兩位女服務員嚇得渾身發抖不知所措。我們趕緊上前攔住，這幾個中學生看袖套認出我們是北京的紅衛兵，停止了打砸。我問他們為什么要砸，其中一位眼睛一瞪振振有詞：“金日成是修正主義頭子，忘恩負義的家伙!”
走了5天到重慶。在重慶大學接待站住了一天，那里條件太差，14日又搬進城里。表哥在重慶醫學會工作，他們單位在鄒容支路有一個接待站，吃住很方便，地處解放碑，是信息集散地與活動中心。從重大搬到解放碑后不久，看到中央發出停止串聯的通知，4位同學陸續離開重慶各奔東西。
送走4位同學后，我在臨江門滄白路重慶市政協內的北地東方紅駐渝聯絡站遇到王大賓。我和王大賓都是四川老鄉，大一的時候還一起上過大課，文革前就比較熟悉。他告訴我，接到中央文革的任務：到成都把彭德懷揪回北京。我和王大賓以及駐渝聯絡站的一群同學緊急趕回成都。在成都聽取已經和彭德懷有接觸的同學匯報情況，他們和彭德懷進行過深入的交談，認為彭德懷反對劉少奇、擁護文化大革命，不應該揪他。王大賓也同意這個意見，還派了鄭文卿和王大來飛到北京去向中央匯報。幾天后東方紅總部派來了一位“欽差大臣”宣布：王大賓犯了右傾錯誤，必須把彭德懷揪回北京!12月23 日，我們將彭德懷從成都地質學院搶回地質局，12月 25 日成都鐵路局安排專列將彭德懷、成都軍區派的押送部隊一個排和我們學校的同學送回北京。(有關詳情見拙文“我參與的揪彭德懷行動”，載《炎黃春秋》2013年第12期)。
很遺憾，由于專列上的人太多，我沒擠上去，沒能與彭德懷同車去北京。
在成都過了元旦，有幾位已經參加工作的好友要我帶路去北京，他們要到中央部委告狀。1月2日我和好友們又踏上去北京的路程，在北京待了二十多天。好友們都住在我們學校，那時，學校內部有一條“潛規則”，出去串聯的同學不能收鋪蓋卷，人走了要將宿舍的鑰匙交給留在學校的同學，以便接待外地進京的學生和群眾。我們每天奔波在學校和部委之間，好在取得了好友們比較滿意的結果，他們提前回蓉，我大概是1月25日回到成都。
回到成都已是“二月鎮反”前夕，1月28日下達《軍委八條》，1月29日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到市公安局“查抄黑材料”，此事被定為“沖擊公安機關”的“反革命事件”，開始抓捕有關人員，氣氛已經開始緊張。
二、成都軍區黃、郭垮臺，甘、韋主政
為了說清成都“二月鎮反”的來龍去脈，有必要交代成都軍區領導的變動情況，因為他們是“二月鎮反”的主角(有關情況都是我在駐成都聯絡站期間了解到的)。
1966年10月15日，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的黃新廷在大會上傳達軍委指示：成都軍區機關從即日起開展“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個大會成了埋葬他和成都軍區政委郭林祥的動員會。軍區的“四大”開展不久，矛頭就直指黃、郭，不久黃、郭被停職，6個月后就被定為“黨內最大走資派的頑固追隨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牢獄之災。
據秘書揭發，黃新廷到北京開會從不去看望林副主席，帶去的四川特產只送賀龍、羅瑞卿。賀、羅到四川視察時，黃新廷陪他們釣魚、看戲、打牌。黃新廷警告那些不聽話的高干時常將兩句話掛在嘴邊：“老子到賀老總那里去告你!”“老子到羅總長那里去告你!”以炫耀他與賀老總、羅總長有不同一般的關系，這才是他被打倒的真正原因。賀老總在毛、劉之間站錯了隊，已不被毛信任。毛要打倒賀龍，采取“剝筍策略”，由外向內逐層剝離，黃新廷等將軍就是被剝掉的第一層。
黃、郭被軍委召到北京隔離審查后，主持成都軍區日常工作的首長換成甘渭漢和韋杰。甘渭漢1965年11月從總政干部部部長任上調成都軍區任第四政委，韋杰是成都軍區副司令員。甘渭漢新來乍到，與黃、郭沒有歷史淵源，因而上陣一身輕。韋杰論資歷論能力不在黃新廷之下，但他在朝鮮戰場吃了敗仗，他領導的志愿軍60軍180師在第五次戰役中被美軍圍殲(據說，毛澤東曾對韋杰講責任不能完全由他負)，文革前在成都軍區一直受排擠。此二人上任時形勢險惡，地方上西南局、省、市委已處于癱瘓狀態，李井泉被斗得東躲西藏，屬下“揭竿而起”紛紛向造反派靠攏。甘、韋接手時，軍區班子已殘缺不全，原軍區司令員、副司令員、政委、副政委共10人，已有4人被打成“黑幫”，他們是司令員黃新廷、政委郭林祥，主持業務工作的副司令何正文，主持政治工作的副政委余述生。問題還在于此時甘、韋說話不靈權威下降，稍有不慎就會被人抓住把柄，打上門來批斗、抄家，主持工作如履薄冰。
甘、韋上臺初期很少公開表態，他們對文革不滿但沒有膽量直接反對，他們對造反派恨之入骨但沒有拿到尚方寶劍。
1月28日，經毛澤東批示，中央頒布《中央軍委命令》(八條)，尚方寶劍不請自來。
1月29 日，葉劍英向軍委擴大會議傳達“軍委八條”時說：“誰想把部隊搞亂，絕不會有好下場!”
1月30日，毛澤東親自修改審定了將在次日由《人民日報》發表的《紅旗》雜志第三期社論《論無產階級革命派的奪權斗爭》。這篇社論的五個部分中篇幅最長的第五部分，專門講鎮反，指出：“在當前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及其在黨內一小撮代理人決戰的階段，堅持反動立場的地主、富農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壞分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美蔣特務，都紛紛出籠。這批牛鬼蛇神，造謠惑眾，欺騙、拉攏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成立反革命組織，瘋狂地進行反革命活動。……牛鬼蛇神一齊跑出來，是一件大好事，我們正好趁此機會來一個大掃除，‘掃除一切害人蟲’。”
受此鼓舞，韋杰在2月5日召集成都公安負責人說：“現在牛鬼蛇神出來了，就是要他們暴露，暴露出來才好打。”
2月8日，韋杰敦促省公安廳成立“鎮反”領導小組。
2月10日，韋杰正式向公安部門下達鎮反命令：“打擊重點是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中的反壞分子。”
2月11日凌晨2點，軍區機關的造反派組織“紅色造反縱隊”、“千鈞棒紅色造反軍”被逮捕30多人;上午9時，北較場內逮捕了空字028部隊(空軍第十三航空學校)造反派16人。
2月12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成都部隊發布《緊急公告》稱：“凡沖擊軍事機關的，都要以現行反革命論處”
三、參加對軍區的靜坐示威
2月11日下午，川大八二六、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開始上街游行，要求成都軍區釋放被捕的軍內造反派及兵團人員。
當天下午，我正在地質局北地東方紅聯絡站睡覺，文革以來我們都成了“夜貓子”，晚上活動白天睡覺已成常態。聯絡站負責人譚寶華來把我們叫醒，他簡單介紹了形勢和任務，聽說要去北較場東營門靜坐，我還傻呵呵的高興。為了壯聲威，把地質局一輛客車裝上高音喇叭改成宣傳車，我們一行人喊著口號向北較場進軍，到了東營門，將宣傳車堵在門口。靜坐的這條街叫白下路，一條東西走向、長約百米的死胡同，街西頭是軍區東營門，街北面是軍區大院圍墻，街南面是民房，街東頭與人民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是靜坐者唯一的出口，一旦被封鎖即成甕中捉鱉之勢，以后的事實證明這一擔心不是多余的。
靜坐初期氣氛寬松，沒有整齊的隊伍，有人站有人坐，我還常回家看看。當時腦子里完全沒有危機感緊迫感，1967年“一月風暴”以來到處“奪權”，我們都“戰無不勝”，頭腦里充滿一種虛幻的“成就感”。“軍委八條”下達了，對八條的警示麻木不仁，也沒把軍區抓人當回事，那時候抓人、放人很常見。
我還到距東營門大約一兩公里遠的東通順街去看過，那里是軍區戰旗文工團的駐地，昔日大作家巴金的祖居，小說《家》描寫的許多故事就發生在那里。東通順街靜坐的人比白下路的還多，打著紅旗和橫幅的隊伍排列整齊，許多大叔大媽模樣的人坐在自帶的小凳子上，這些人就是成都人叫的“居民老孃兒”，看樣子他(她)們已經做了長期準備。戰旗文工團的大門被桌椅板凳堵死，誰也別想進出，這場景使我想起當時一個流行的說法：“……已經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從打出的橫幅辨認，大部份人屬于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街道工業分團。2月11日晚，軍區派部隊去戰旗文工團抓人，有人大喊：“老保抓人了!”喊叫聲吵鬧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人們聞訊趕來堵住了大門，抓人的部隊只有一個排，被困在大院內動彈不得。街道分團派代表與部隊談判，提出立即放人，部隊方拒絕放人，街道分團方拒絕撤離，由此雙方僵持不下。
2月11日以后，軍區大院出奇的安靜，沒有繼續抓人，也沒有鎮壓靜坐示威的群眾。平靜使我們產生了錯覺，以為像以往一樣，只要把橫幅一打，人往那兒一坐，當權派就會乖乖地投降。
四、中央軍委2•17信件
2月17日晚大約十點，突然傳來了《中央軍委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和四川大學八二六戰斗團的公開信》(簡稱：2•17信件)，信中嚴厲指出：“如果你們繼續圍攻成都軍區，一切嚴重后果，由你們完全負責。”后來知道此信是由葉劍英批準下發的。
這時軍區東營門的高音喇叭突然響起，反復播放信件的內容，有軍人從東營門出來向我們散發印有2•17信件的傳單。一位同學遞給我一張，就在我埋頭讀傳單時，靜坐隊伍中突然冒出一些人，大喊大叫：“抓反革命!”原來是產業軍埋伏的臥底乘機制造混亂。再看白下路東頭靜坐者唯一的出口，已經有產業軍組織的隊伍手挽手組成方隊喊叫著壓過來……
形勢異常危急，所幸我方還有不少人，他們迎著產業軍的方隊沖上去混戰一場。這時有同學提醒開車沖出去，可是怎么也找不到開車的師傅了。危急時一位高個、腿有點微瘸的同學宣稱他會開車，在我們懷疑的眼光中，他已爬上司機座位將宣傳車開動起來了，車子像巨大的推土機將擋路的人群推開，我們緊隨其后往外沖，剛沖過路口，大伙一哄而散，各奔東西。
我正順著文殊院街往東走，準備去一位最可靠的中學同學家里避難，突然聽見從北邊萬福橋方向傳來汽車的轟鳴聲，轉瞬間十幾輛摩托車開道的軍車殺到白下路，從車上跳下大批帶槍的士兵，殺氣騰騰地將路口封鎖。好險!幸虧沖出來了。我繼續往東走，只見大街小巷已經有戴袖標的人在巡邏，不時盤查行人，一張大網正在向我們罩下來。
2•17信件拉開了四川地區鎮反的序幕。
據《四川省志•大事記述》(四川科學技術出版社，1999年版)和《中國共產黨四川歷史大事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記載，這次“鎮反”在四川全省取締造反組織1100多個，共抓捕造反派頭頭及骨干分子8萬余人，其中成都地區抓了33000余人。萬縣軍分區還制造了向群眾組織開槍的流血慘案。
五、逃回北京
深夜到了同學家里，他們對我十分友好，叫我放心休息。同學一家人還幫我出主意，商討怎樣回北京。回北京有兩條路可走，一條直接從火車北站乘車直達北京，這條路省事方便，但在當時的環境下，誰都想得到火車北站一定重兵把守，對乘客嚴加盤查，火車北站的廣場上還有許多“點水”的人(成都人對告密者的貶稱)，走這條路是找死;另一條路走重慶順長江經武漢回北京，這條路繞道，但是安全也方便。我在重慶有表哥，他們的接待站也還在運行，武漢也不陌生，一年前我們在湖北省地質局搞“四清”，住過地質局黃浦路招待所。為了避開火車北站，計劃先出城到龍泉驛，再步行到簡陽石橋鋪上車，只要避開公路上的盤查點就可行。朋友也認為此路線為上策。
2月18日上午，朋友將我送到九眼橋，看著我坐上九眼橋到龍泉驛的班車。車到一個叫大面鋪的地方時出現了險情，大面鋪的路口設了檢查站，有帶槍的民兵把守，所有的人都要下車接受檢查。民兵旁邊站了幾個“點水”的，他們的魔爪指向誰，誰就必須出列，出列后立即五花大綁。說實話，輪到檢查我時心里很緊張，檢查的民兵問我：“到哪里去?”我說：“到龍泉看親戚。”民兵手一揮，放行!估計剛才被“點水”的幾位是川師和本地的兵團、八二六的人，他們不認識我。
經過一番折騰，下午到了龍泉驛鎮，找到兩個月前步行串聯時的接待站，進去倒在厚厚的草堆上就睡著了，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
2月19日出了龍泉驛鎮，我沿著步行串聯時的小路往簡陽石橋鋪方向走，昏頭昏腦走迷了路，走到一個叫五風溪的小站上了到重慶的慢車。2月20日早晨終于到了重慶，表哥的接待站還在運行，表哥替我買了6天后(2月26日)到武漢的船票，還給我媽發了一封報平安的信。解放碑真熱鬧，每天晚上都有擺擂臺辯論的，因為我對重慶的情況不熟，不知道他們在辯些啥，感覺重慶的氣氛比成都好，五十四軍還沒有對本地造反派實施大規模抓捕，從大字報上還看到一些消息：
重慶革聯會得悉“2•17信件”后，要求下屬把川大八二六和兵團的人抓起來，并布置砸八二六駐渝聯絡站。
成都保守組織“三軍一旗”抄了兵團總部。
川大八二六的學生在人民南路廣場跪成一片，以示請罪。
2月23日，八二六負責人江海云在成都19中被捕，全城貼出《特大號外》。
2月26日晨，我在朝天門碼頭上了東方紅33號，那是一艘大型客輪。當晚12點駛到萬縣碼頭，船上廣播：“東方紅33號船要在萬縣碼頭停2小時……”坐了一天船，想上岸找點吃的，我沿著長長的陡坡石梯氣喘吁吁地爬上碼頭，一條陰暗狹窄的小街呈現在眼前，街兩邊店鋪的大門緊閉，行人稀少，枯樹在風中像鬼影搖晃，寒風吹得我直打冷戰。我注意到墻上的大字報被撕扯過，好奇心驅使我走近觀看，大字報字跡依稀可辨，上面寫著：2月22日在萬縣××(字跡不清，后來在資料上查到是個教堂，叫“真元堂”)軍隊開槍打死了××名群眾，“主力軍”組織了抬尸游行，已有許多人被抓捕……怪不得，萬縣碼頭如此陰森恐怖。
經過2小時停靠，早晨6點船進夔門，兩岸懸崖壁立氣勢磅礴，江濤怒吼仿佛憤怒的控訴。出了南津關，船平穩地行駛在江漢平原的河道上，下午5點到了沙市。
在沙市碼頭要停靠半小時，我遠遠看見碼頭上有一群人，正打著旗幟不停的喊叫：“33號靠過來!33號靠過來!”船剛靠上碼頭，那幫家伙蜂擁而至，像“鬼子進村”一樣沖進船艙，對著房門咚咚亂敲，不開門或開慢點就用腳踹，通道里只要擋路的一掌推開，嘴里喊著要“抓反革命”。船上的乘客對此極為氣憤，有的乘客和他們大聲爭吵，有的還打起來。我站在船的前舷看著這場鬧劇，只覺得這幫混蛋太過分了。不遠處一個人背對著我，看得出他是指揮者，嘍啰們不時跑來向他請示。當他轉過身來時我驚訝地發現這是我們北京地院的同學，同為“北地東方紅”的戰友，我一激動叫不出他的名字了，我們都在物探系，他是四年級我是五年級，在學校里常碰面彼此認識。我問他，你們到底要干啥?他說抓沙市軍分區通緝的反革命!我說我們在成都是軍隊要抓的“反革命”，你在這里幫軍隊抓“反革命”，這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自己人整自己人嗎?勸他不要被別人當槍使。他聽了后覺得有理，于是一聲令下，撤!那幫橫沖直闖的家伙還真聽他的，立馬撤離。可是船上的乘客不答應了，在撤離的混亂中乘機扣了他們幾個人。船又啟航了，那幫人到岸上才發現少了幾個同伙，立馬又揮動旗幟高喊：“33號靠過來!33號靠過來!”船長不予理會，東方紅33號在長長的汽笛聲中揚長而去。
2月28日下午3點到達漢口，下船后在碼頭附近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在去火車站購票的路上，看見全副武裝的軍車在大街上巡邏，墻上貼滿“反革命××被捉拿”的消息，一張大字報上寫著：“今天凌晨，奉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的命令，逮捕武漢軍區高級步校反革命分子××多人!……”有人正在地上書寫大標語“長江日報的××社論好得很!”……武漢已成為一個恐怖的城市，來了就想盡快離開。
3月3日終于回到北京。
六、中央解決四川問題
回到北京，心在四川，那些不幸深陷牢籠的同學和朋友們的身影經常浮現在我的腦海里。
3月11日上午，“首都大專院校西南聯絡組”在我院成立，辦公地點設在北翼樓401室，我也參加了其中的工作。這個聯絡組除了接待四川來京申訴、告狀的朋友外，還成立了資料組，所謂資料組就是收集甘渭漢、韋杰的“罪行材料”，資料組下設甘渭漢、韋杰、李文清等小組，我參加了甘渭漢小組，負責的同學給了我一大堆甘渭漢的講話，總政的揭發材料，叫我摘抄甘的“反動言論”。
歸納起來甘渭漢的材料有這樣幾類：紅軍時期的表現，甘渭漢是一方面軍三軍團彭德懷的部下，證明他是彭、黃死黨;在總政主管干部工作期間的表現，證明他反對毛澤東思想;在成都軍區主政的表現，證明他以造反派為敵，反對文化大革命等等。
材料整理一段時間就開小組會討論，組長叫大家談看法。有一天，討論甘渭漢的“反動言論”時，有一位同學說，看到甘渭漢文革前在全軍干部會上的報告，甘說“我軍高級干部年齡偏大，軍長、軍政委的平均年齡51歲”。這位同學據此發揮：“這是反毛澤東思想的反動言論，毛主席說‘干部是黨的寶貴財富’，甘渭漢居然嫌他們老了!這不是反動言論什么才是反動言論!”我提出不同意見：“甘渭漢是總政主管干部的負責人，向與會代表報告干部的狀況是他的職責，他說的是客觀情況，沒有說超過50歲的軍級干部一律免職。這一條加在‘甘渭漢的反動言論集’里有點牽強。”可是，大多數同學不同意我的意見，我也不堅持了。用今天的眼光看這些材料，都是些“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垃圾，當年我們就是垃圾制造者。
由于我的精力完全放在整理資料上，沒有參與西南聯絡組的其它活動。記得譚寶華告訴我周總理見過他：
3月中旬的一天，東方紅總部通知譚寶華到中南海北門等候，大約1點鐘工作人員將他引到一個小會議室，一會兒周總理從里屋走來，和他握手問好，問他怎樣到的四川，四川鎮反的情況，周總理用鉛筆在一張紙上認真記錄。譚寶華談了大約一個小時，周總理沒有作任何表態，臨走時將他用的鉛筆送給譚寶華。這件事對我們鼓舞很大，雖然周總理沒有對四川鎮反表態，但是四川鎮反已經引起了中央的重視，聽取被鎮壓一方的意見本身就說明問題。
3月14日,中央文革記者站收到原宜賓地委辦公室副主任田禾的來信，記者摘編后冠以“四川宜賓革命派大批被關，斗爭十分艱苦”的標題，刊登在3月26日《文化革命簡報》435期上，分別呈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的領導成員閱。毛作出批示：“中央文革小組：此事應加以處理，可找雙方各十人左右來京商談，成都軍區甘渭漢也應來，請商總理酌辦為盼。”
此后，解決四川問題的步伐明顯加快。
4月3日，成都軍區發出電令：放人、平反、銷毀材料，向被拘留的人賠禮道歉。
4月4日，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于四川省宜賓地區劉結挺等同志平反的通知》(中發[67]154號)，為劉結挺、張西挺、王茂聚、郭林川等平反。154號文件的發出標志解決四川問題的基調已經形成，天平向“二月鎮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造反派傾斜。
4月8日，川大八二六勤務組被捕成員全部釋放。
4月12日，關押在成都大慈寺的人員被釋放。
4月18日，關押在成都市大監的人員集體出獄……
我們曾在四川串聯過的同學又開始躍躍欲試了，邀約再次“殺”回四川去。因為中央在3月8日、3月18日兩次發出通知停止全國大串聯，這次回成都不敢大張旗鼓。4月22日，我和清華的一位同學(中學的老同學)坐火車回到成都。剛回成都時仍住在地質局，已經有幾位同學先到了，負責人還是譚寶華。地質局沒有接待經費，也沒有專人管理，不能名正言順地接待我們，能住在那里全憑已經翻過來的造反派的老關系。大約一周后我就回家住了，但是經常到地質局，有事就去找譚寶華，平常獨自活動。
此時的成都已今非昔比天翻地覆了，“二月鎮反”時關在監獄里的軍內外“反革命分子”絕大部份已釋放，他們像凱旋的英雄受到市民的熱烈歡迎。
剛到成都的一段時間，每天晚上都到朋友家去。這位朋友是我小學時的同學，姓劉，一起在軍區大院長大的“鐵哥們”，他是國防科委一個研究所造反派的頭，“二月鎮反”時被產業軍抓進了市大監。“2·17”信件公布后，產業軍天天抓人往市大監送，市大監對產業軍送來的人來者不拒，一律照收。朋友的父親是軍區的二級部長，我叫他劉叔叔，鎮反時被派到成都市郵電局當軍管會主任，劉叔叔白天在單位理直氣壯抓人，晚上回到家里垂頭喪氣挨罵，王阿姨(朋友的母親)哭著向他要人，說：“你天天在外面抓人，你兒子被抓到哪兒都不知道，你把人給我找回來!”王阿姨曾經到所里打聽，人家回答：“他是反革命，已經抓到監獄里去了，具體在哪里我們不曉得!”朋友的父親也很為難，自己的兒子是“反革命”本不是光彩的事，若去要人更有立場站錯的風險。有一天，劉叔叔終于鼓起勇氣，給他的老戰友、成都市公安局軍管會主任打了電話，說：“我兒子被你抓起來了，抓到哪兒去了?是死是活，你給我打聽一下。”對方大吃一驚，說：“怎么你兒子也成了反革命?我趕快給你查!”幾天后回話：“查到了，關在市大監，我下令馬上放人!”就這樣朋友有幸提前出獄，出獄后在家休養。我每天晚上都去看望他，他給我講了監獄里的一些黑幕，進去先“退神光”，幾耳光打在臉上讓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已經是“犯人”了，不服再打，打到你不敢喊冤叫屈為止。初次進監獄的還要排成縱隊通過產業軍的人墻，產業軍以打人為樂，比賽誰打得兇、誰打得狠，打暈打殘在所不惜。朋友的右手已被打成骨折。糧食供應不上，餓飯是常事，監獄里關的人實在太多，多到睡覺都不能翻身。朋友從小在優裕的環境長大，從沒吃過這份苦，說起來失聲痛哭。劉叔叔在旁邊靜靜地聽兒子訴苦，一聲不吭，王阿姨則情緒激動，痛罵產業軍不是個東西。
“紅十條”下達后，市郵電局軍管會辦公室每天都有造反派光顧，他們來幫助軍管會轉變立場。劉叔叔表示堅決執行“紅十條”，向他們賠禮道歉，造反派依然拍桌子打巴掌不依不饒，有一天，劉叔叔忍不住了，使出殺手锏：“你們不要這么兇嘛!你們是造反派，我兒子也是造反派，你們坐過牢，我兒子也被抓到市大監!”造反派聽了很驚訝!原來軍管會劉主任和我們一樣都是“二月鎮反”的受害者，從此不來鬧了。
七、“五六”事件后張國華、梁興初入川
平反后的造反派怨氣沖天，產業軍已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成都陸續發生了幾起大規模的武斗事件。
5月4日，川棉廠武斗事件……
5月6日，132廠武斗事件(簡稱“五六”事件)最為慘烈，雙方直接參與的武斗人員達數千人之多，現場聲援、助威、圍觀群眾達10萬人以上，造成當場死亡數十人、輕重傷2000多人的大血案。
下午3點左右，北京地院勘探系二年級學生李全華，跟隨6名解放軍戰士組成的宣傳車從正門開進廠區，宣讀廠軍管會當天發布的關于停止武斗的《緊急通告》。據守大樓的產業軍槍手向宣傳車開槍，李全華被一顆子彈擊中喉部并從后頸穿出當即身亡，他成了“五六”事件的第一個死難者。
當天，我去見一位因造反在“二月鎮反”中被關進市大監的朋友，請他加入我們聯絡站。在路上聽說132廠發生了武斗，立即搭車前往，一路上見到不少救護車拉著警報飛跑，有人從窗口將血衣伸出，我們的車在人民公園附近被堵得動彈不得，錯過了去現場的機會。
當晚，北地東方紅、清華井岡山、中科院等80多個單位在北京地質學院召開為地院學生李全華等“死難烈士”報仇誓師大會。“五六”事件驚動了中央，也促進了四川問題的迅速解決。
5月7日下達《中共中央關于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文件共有十條，因此簡稱“紅十條”。
5月16日，成都軍區新任政委張國華、司令員梁興初到達成都。當天早晨，聽說張、梁要到，我們都興奮地來到北較場等候，空軍派來的雷達指揮車幾天前就駐扎在那里，幾天來直升機反復演練起降，預示有大人物要降臨。
大約十點過，一架直升機從天而降，可是從機艙里走出來的不是張、梁。后來聽說，張、梁坐車從危機四伏的被產業軍武裝控制的機場路直接到達市區，他們受到造反派和產業軍雙方的熱烈歡迎，贏得了雙方的贊揚。
張、梁到成都后，立即召開各種會議，接見群眾組織代表，發表講話、大張旗鼓宣傳“紅十條”，為“二月鎮反”中被打成“反革命”的組織和群眾平反，道歉。當時，成都軍區不少干部戰士對“二月鎮反”被否定想不通，而社會上受壓的產業軍也跑到軍區大院來出氣，產業軍在大院內橫行霸道，抄家、打人、砸車、撕大字報。他們抄了副司令員李文清的家，在他家海吃海喝賴著不走，因為他宣布紅衛兵成都部隊是“左派”，有人甚至叫囂：“哪個要打倒產業軍就不要怪我的子彈不長眼睛!”
5月20日晚上，即梁興初到達成都的第四天。機關部分干部、戰士、家屬在一所(軍區第一招待所，張、梁當時的住地)圍住梁司令，有人問梁：“‘打倒產匪軍’對不對?”
梁說：“那是錯誤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
又有人問：“梁司令在北京表態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
梁說：“我沒有說過這些話，這是造謠，我正式辟謠!你們想一想紅縱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會支持他們?”
有人說：“我們上街被罵為‘保皇兵’……”
梁說：“你們都是毛主席的兵!”
梁對待造反派的態度和他的前任甘渭漢、韋杰并沒有實質的區別。
不過，梁興初也有令人起敬的另一面。梁剛到成都不久，在軍區第一招待所3號樓會議室與成都各派群眾組織見面，當時我也在場。開會前大家圍著他閑聊，有人問他：“梁司令，聽說在朝鮮彭德懷把你罵慘了!”我們都以為梁興初會對彭德懷痛加斥責，以顯示他正確并與彭劃清了界限，可是梁興初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說：“打完第二次戰役，彭德懷向我道歉，他表揚三十八軍是‘萬歲軍’!”梁興初是第一批入朝作戰的三十八軍軍長，三十八軍在第一次戰役中沒打好，彭在總結會上大拍桌子。第二次戰役三十八軍表現英勇頑強，在關鍵時刻卡住了美軍的脖子，為圍殲聯合國軍立下重大功勞。志愿軍總部通電表揚，彭德懷在電報上親自寫下：“38軍萬歲!”從此“萬歲軍”的美名傳遍天下。文革期間，彭德懷已“臭名昭著”，人們避之唯恐不及，哪敢說他的好話?梁興初在這一點上的表現令人肅然起敬。
以后的事實表明，張、梁、劉、張四個人三種態度：劉、張二挺和兵團、八二六“團結在一起，戰斗在一起”;梁興初同情保守派，支持紅成，利用他和五十四軍的老關系在重慶另立中心;他們表面喊團結，實際搞分裂，給四川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作為一把手的張國華是騎墻派，兩邊和稀泥，人稱“八級泥水匠”。張國華在對待造反派的態度上與梁有區別，他吸取了在西藏差點被打成走資派的教訓，堅決按照中央“紅十條”，以及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的態度支持造反派，支持劉、張，不像梁那樣與造反派和劉、張格格不入，由此而與梁產生分歧，梁怒而出走到重慶另立中心。
八、在成都“民委聯絡站”
回到成都后，譚寶華派我聯系軍內造反派。我和川大八二六、清華井岡山以及西安的老同學商量成立了一個聯絡站，聯絡站設在離軍區東營門不遠的省民委機關大院內，因此稱為“民委聯絡站”，主要任務是支持軍內造反派，向軍區機關的干部戰士宣傳“紅十條”。我們印了一些傳單在軍區大院內散發，辦了一張小報《紅雷達》。后來又增加了八二六派的中學生，5月中旬來了幾位中國科學院紅旗派的人，他們和中八二六逐步替代我成了聯絡站的骨干。
在民委聯絡站期間，有一件事印象深刻。
1967年成都民委聯絡站工作人員合影。后排右1為中科院老王，右3為本文作者。
5月下旬的一天，中科院物理所的老王帶來兩位女士，老王介紹其中一位氣度不凡的女士是徐向前元帥的女兒徐魯溪，另一位陪同者姓喬，喬女士也學歷不凡，是莫斯科大學物理學博士，她們想了解成都軍區的文革情況，我請來曾是軍區司令部造反組織“紅縱”勤務組的負責人徐耀明向她們作介紹，我當時作了詳細的記錄(根據當時的筆記整理的記錄見附錄)。
5月30日，中央文革致電成都軍區，請轉首都紅代會和外省在四川的同學，“四川省革籌已成立，所有首都紅代會和外省去川同學，應立即返回本地區、本校，成為執行中央指示的模范。”
6月初，我回到北京，結束了這段難忘的經歷。
附錄：
以下是1967年成都軍區“紅縱”勤務組負責人的談話記錄，根據我當時筆記整理：
2·11突然抓人起于軍區作戰部的王××，他是紅縱的成員。“軍委八條”(1月28日)下達后，軍區機關的形勢逆轉，圍攻紅縱的現象頻頻發生。2月10日王××在老保的圍攻下寫了一個材料(也可能他沒有寫過材料，而是被逼供的記錄)，說紅縱的辦公室設在黃新廷(時任成都軍區司令員)家里，在黃家里開過黑會，要成立什么“治安治亂委員會”，保黃、郭過關。根據這個材料，當天晚上軍區黨委決定抓人。從2月11日上午開始，陸續在軍區機關、空字028部隊、戰旗文工團抓了許多人，被抓的人大部分屬于軍藝西南造反隊(成員主要是軍區戰旗文工團的干部)、紅縱(軍區司令部紅色造反縱隊)、千鈞棒(軍區政治部千鈞棒戰斗隊)等造反派組織。在抓戰旗文工團的人時遇到了阻力。戰旗文工團的駐地孤懸在北較場外的正通順街，2月11日晚，軍區派了一個排去抓人。被抓的人當時大喊大叫：“老保抓人了!”喊聲驚動了附近的居民，居民們自發地趕來堵住戰旗文工團的大門，那一排戰士被居民們圍得無法動步。居民們提出不放人就不準走，圍了4天，直到2月15日軍區派部隊增援才解圍，可見鎮壓造反派不得人心。后來，兵團、826等造反派得到消息后，也組織了大批造反派戰士將軍區大營門和東營門圍住，要求放人，由此而引來了2·17信件。
3月21日王××被拉到司令部批斗，在場的有軍區司令部朱副參謀長、溫副參謀長。王拒不承認他說過這些話，當場將王打翻在地，逼他承認紅縱是“黃霸天”的保皇派(軍區開展“四大”后，有大字報說黃新廷是軍區一霸，稱之為“黃霸天”)。從此，紅縱是“黃霸天”的保皇派在軍區機關廣為流傳，直到“紅十條”下達后也沒有消毒。張、梁到四川后，紅縱曾給梁司令匯報過這個情況，梁始終不表態。
軍區的形勢總的是好的，表現在有部分干部的立場已轉變或正在轉變，認識有了提高。軍區原來的領導不管心里怎么想，表面上還是說紅縱的大方向是正確的，自己犯了方向路線錯誤。有的領導還說徐耀明同志態度好，我們要給他平反，向他學習……有的領導表示向徐耀明同志道歉，愿意誠懇地檢查自己的錯誤，并且隨叫隨到!中央的“紅十條”下達及時、打中要害，打亂了他們的部署。
但是，張、梁到成都軍區后，我們的困難處境沒有顯著的改善，甚至有惡化的趨向。究其原因，中央決定下達后反動的東西必然要垂死掙扎;其次老保要給張、梁首長制造麻煩，打亂他們的部署，還有走資派也會在暗中耍陰謀放暗箭。
張、梁首長在公開場合姿態很高，剛到時張政委表示成都軍區堅決支持造反派，但為時不久態度就變了。特別是梁司令單獨接見紅縱的談話，接見前梁的秘書通知紅縱的人說梁司令要先聽匯報，然后請紅縱的同志談點對工作的建議。但是，當晚一見面梁就說：“紅縱還在活動嗎?再活動就是違反八條了，你們要注意團結，不要搞分裂!”好像分裂是紅縱搞起的。紅縱匯報完后，梁承認紅縱大方向是正確的，但調子很低。接下來就開始數落紅縱的枝節問題，還把戰旗文工團指責得一塌糊涂(5·19晚上梁接見戰旗文工團全體干部，有兩個人企圖給他戴高帽)。那次談話紅縱沒有得到任何支持。
5·20晚上，機關部分干部、戰士、家屬在一所(軍區第一招待所，當時張、梁住地)圍住梁司令，控訴紅縱的“罪行”。梁叫人打電話給徐耀明，要他來聽聽群眾的意見。那些人“控訴”：紅縱是黃、郭一手扶持起來的保皇組織，還在搞“四大”、和地方搞串聯，參加支持宜賓造反派的大會等等，應該取締、解散。梁聽后武斷地宣布：“你們紅縱搞‘四大’就是非法的，要派人去查一查。”又說：“軍委命令機關一律不搞四大!”有人問梁，“打倒產匪軍”的口號對不對，梁說：“那是錯誤的，解放十七年了哪有那么多匪!”又有人問：“梁司令在北京表態要依靠造反派搞革命?”梁說：“我沒有說過這些話，這是造謠，我正式辟謠!你們想一想紅縱有多少人、是什么人組成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會支持他們?”有人向梁司令反映：“我們上街被罵為‘保皇兵’……”梁說：”你們都是毛主席的兵!”正在這時有人來匯報說，火車南站武斗，有戰旗文工團的人受傷，梁說：“誰叫他們去的?”談話到此結束。
從5月20日后，發生了一系列事情。5月21日當晚就傳紅縱是非法組織，要取締，要砸爛紅縱的狗頭。在軍區大院凡支持兵團、826的人都被罵成紅縱，砸汽車，打人(也有產業軍混進來的人搞打砸搶)，撕大字報，凡揭發二月逆流的大字報都被撕，而紅成貼的大字報就不撕。老保們20日前還比較謹慎，20日后(即梁接見后)就敢公開活動，如：政治部幾個主任的通訊員公開組織“支產戰團聯絡站”，很猖狂!成電紅旗[ 成電紅旗：成都電訊工程學院紅旗戰斗團，與當時的成都產業工人戰斗軍貧下中農戰斗軍等站在一起的群眾組織，被認為是保守派。“二月鎮反”時期非常活躍，其首領多為干部子弟。“紅十條”下達后迅速瓦解。]在軍區大院的辦公區、家屬區、二營門等地到處刷標語：“三軍一旗[ “三軍一旗”，被稱為“保守派”的產業工人戰斗軍、貧下中農戰斗軍、八一造反軍或稱八一榮復軍、成電紅旗。]好得很!”成電紅旗出了小報《戰線火報》，北較場內有專人和他們聯系。他們散布：梁司令說紅縱是非法的!紅縱要血洗北較場，要與司、政、后干戰血站到底!中和場、火車南站的武斗就是紅縱挑起來的，要集中力量把紅縱搞下去。
張、梁來之前，相當大一部分干部向紅縱靠攏，現在反而不敢了。5月23日下午，軍區機關召開大會，政治部的董秘書長說：“有戰士給我打電話：‘哪個要打倒產業軍就不要怪我的子彈不長眼睛!’過去我們提著腦袋斗黃、郭，現在居然成了老保，你們說怪不怪，我們要打倒真正的保皇派!”他說的“真正的保皇派”實際上是暗指紅縱。
總的來說，張、梁來后情況更惡化，原來的希望變為失望。但是造反派不能拆臺，還要看下去。現在要警惕老保分裂造反派，我們也擔心造反派打內戰，還擔心張、梁受原班子的影響。張、梁的工作班子要看幾個關鍵部門：張梁辦公室、省革籌辦公室、支左辦公室的組成人員的立場。張梁辦公室(除了梁從廣州軍區帶了兩個秘書和一個作戰部長外)工作班子里沒有一個造反派，這些人先投靠黃、郭，后投靠甘、韋，如：謝×是司令部辦公室副主任，楊××提拔的黒干將，張××是政治部副秘書長，緊跟余××(時任軍區政治部主任)的貼心豆瓣。省革籌辦公室由張西挺籌辦，她提出要紅縱的人，軍區黨委不同意，估計是甘、韋繼續發揮影響的結果。支左辦基本是原班人馬，我們稱它為支保辦，只增加了青年部副部長劉××。這樣的班子組成，我們很擔心造反派的聲音反映不上去。
紅成的立場很成問題，他們在街上刷大標語“決不能抹殺紅衛兵小將在鎮反中的功勞”，紅成認為韋杰的鎮反要否定，但是群眾的主觀愿望是好的，問題是人抓多了，犯了擴大化的錯誤。 對甘、韋說，他們(指兵團、826)要打倒你們，我們(紅成)不打倒你們。軍區的老保到處散布紅成和他們觀點是一致的。
以上是根據徐耀明當時談話的記錄整理的，由于時間久遠，加上筆記本字跡不清，可能有個別錯漏之處，但是，可以肯定基本信息是準確的，其中反映出的觀點當然都是當時形勢下才有的，不等于是正確的，但它是那段歷史中講述者的經歷和思想的真實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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