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我們首先應當確定一切人類生存的第一個前提也就是一切歷史的第一個前提，這個前提就是：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1845—1846年)。馬克思主義又告訴人們：“勞動起初只作為農業勞動出現，然后才作為一般勞動得到承認”(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1844年)。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在馬克思主義看來，這是毫無疑義的。應當說，無論任何時代，任何輕視、忽視農業和農民作用的觀念和思想，都是錯誤的、危險的。毛澤東一生非常重視農業和農民問題，始終把之當作“第一位”的東西。他對農村工作十分關注，始終從關注變革農村生產關系，調動農民積極性上，解放和發展農業生產力。1962年，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明確提出，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這是一個普遍規律。把農業當作關系國家前途命運，國家興衰成敗的戰略性產業，毛澤東不僅自己身體力行，也告誡全黨同志，告誡各級領導干部，要下氣力研究農村，研究農民，研究農業，要進行專心致志地考察、分析、研究，尋找、制訂和提出推動農業發展的方針、政策、策略、方法和建議。應當肯定，毛澤東的農民問題，調動農民積極性，推動農業生產力發展的觀念和思維是成功的、正確的。本文旨在探究毛澤東興農戰略的深刻寓意和寬厚內涵。
一、重視培護好農業這個基礎
毛澤東以農業為基礎的思想由來已久，這是他在指導中國革命和建設中從未改變的經濟發展戰略思想。在毛澤東的一生中，始終都在高度關注和致力于培護好農業這個基礎。
(一)始終強調農業的重要，把農業擺在經濟發展的第一位
戰爭是需要經濟力支撐的，社會發展，國家強大，也必要有經濟力為基礎。井岡山斗爭時期，中央蘇區粉碎了國民黨反動派連續四次“圍剿”，面對國民黨反動派的軍事“圍剿”和經濟上的殘酷的封鎖，1934年，毛澤東指出：“在目前的條件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1941年和1942年是中國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包圍封鎖，解放區財政經濟發生了極大的困難。毛澤東指出，黨必須努力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號召解放區的機關、學校、部隊盡可能地實行生產自給。毛澤東本人也親自參加農業生產，賽江南的南泥灣及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就是那個時候出現的。陜甘寧邊區和敵后各根據地的生產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和輝煌成就，不僅使解放區軍民勝利渡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而且給黨在后來對于經濟建設工作的領導積累了很好的經驗。1942年12月，毛澤東在為這一時期工作作總結時再次指出：“在新的階段上，我們的經濟基礎已較鞏固，我們的經驗也較多了，應確定以農業為第一位，工業、手工業、運輸業與畜牧業為第二位，商業則放在第三位”(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應當說，這一經驗是用血和汗寫就的，在當時時期無疑是絕對正確的。
毛澤東認識和始終重視農業基礎，是由他的世界觀決定的，也是由他認識到中國的具體情況和認識了發展的規律所決定。抗日戰爭勝利前夕，毛澤東就看到中國抗戰勝利后建國的中心所在，指出：“農民——這是中國工業市場的主體。只有他們能夠供給最豐富的糧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業品“(毛澤東：《認聯合政府》)。事實證明了毛澤東的預見性是正確的。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的實踐，不僅是農村農民為全國提供糧食和原料，消費了大量的工業品，使城市工廠活了下來并有了很大的發展，而且是農業的積累，實際就是農村農民提供的積累，支持和推進了新中國的工業化。農村農民為國家工業化，為國家政權鞏固，為國家的初步繁榮富強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直至今天，在現代化建設中，如果我們丟掉了農村農民這個廣大市場，就一定會裹足不前。這是我們偉大的黨，我們中華民族，全國人民建立和積累起來的寶貴經驗。毛澤東直到逝世，他始終不忘農業農村農民，始終重視農業，重視讓農民有力量，想方設法把農民組織起來，為的就是推進農業發展，壯大農村市場。
1956年，赫魯曉夫登上蘇聯黨的最高席位。“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反斯大林，帝國主義搞了兩次反共大風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有兩次的辯論潮”(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國內黨內也有人懷疑農業合作化，懷疑把農民組織起來的方向。對此，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問題主要是三個：思想動向問題，農村問題，經濟問題”，“合作化一定能化好，但是一兩年內不可能完全化好”，“全黨一定要重視農業，農業關系國計民生極大。要注意，不抓糧食是很危險。不抓糧食，總有一天要天下大亂”，“在一定的意義上可以說，農業就是工業”。可以說，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在中國農業基礎薄弱，農村農民組織化程度低，各方面對農民的指導和支持不足，種子化肥等農業生產資料問題很多，我國正處于邁向工業化之始時說的。可想而知，假如沒有當初毛澤東對于農業發展的戰略性思考和策略性指導，中國的全面發展是很難想象的。人們不能也不應離開當時歷史背景去臆斷某些問題。在毛澤東晚年，他還是念念不忘農業農村農民，多次提到：“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必須把布匹抓緊”(1967年9月29日《解放軍報》)。“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1972年5月29日《人民日報》)。“堅決地把工業部門的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1972年8月23日《人民日報》)。可以說，毛澤東的這些思慮，在加快推進現代化建設的今天，仍有現實意義。試想，無論是當今的基礎工業、裝備工業、電子信息、生物產業，還是其他，如果能多一點向農業農村農民發展方面靠攏，它們的發展也還是能再上一層樓的。
(二)處理好農業與各行各業的關系
“民以食為天”，這也許就是亙古不變的真理。這是毛澤東把農業擺在最重要的基礎地位的思想源頭。毛澤東在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從來就強調要解決吃飯、穿衣的問題，因而把農業擺在第一的和基礎的位置上，這是毛澤東一貫的、最堅定、徹底的思想。在各個革命階段，毛澤東都肯定了農業的重要作用，提出關于農業的第一位和農業的基礎地位的深刻論述，新中國建立后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更是把農業的良好發展看作是工業發展，順利推進工業化的前提，把農業看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核心，認為“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還認為，以農業為基礎，需要重視處理好農業與各行各業的關系。
在農業與其他方面的關系中，應當說工業農業是最為重要的關系。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始終堅持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工農聯盟的思想，結合到中國國情，結合到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強調人民民主專政的基礎，主要是工人和農民的聯盟。指出革命時期，靠工農聯盟的力量，才能取得勝利。革命勝利后建設中國，主要的也是靠工農聯盟的力量。要求任何時候，工業都不能歧視農業、脫離農業、遺棄農業。毛澤東始終強調：“馬克思主義就是講工農聯盟，工農合作。……工人階級跟農民階級的聯盟是基礎，是最重要的”(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在實踐中，毛澤東多次指出，不要剝奪農民，不能讓人民稅負過重。并提出，工農產品剪刀差過大，不合理，不僅會破壞農業生產，降低農民生活水平，而且一定會在政治上破壞幾十年建立起來的工農聯盟，結果也一定對工農產生消極影響。近年來發生的某些農資坑農事件，不僅坑害了農民，冷了農民的心，也給外國公司提供了大舉進軍中國市場，壓縮和排擠中國產業企業發展空間的機會。中國的某些企業由于信譽等原因，在競爭中紛紛敗北、停產、倒閉，不也應了毛澤東的話嗎!這些現象的出現，簡單看，是一種市場現象、生產現象，是一種利益分配關系在起了變化。而其實質，則是折射出某種不太正常的工農關系，影響、動搖、破壞了工農聯盟，損壞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最終是影響、破壞了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
農業發展，農業的基礎地位，也并不是孤立的，它同能源、交通、商業、商品生產、科技、衛生、教育等等都有著千絲萬縷的緊密的關系，毛澤東認為它們之間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血肉關系，不同時期、不同階段可以有一定的側重點，但不能只求一點，不計其余。強調一定要從搞好綜合平衡上，從要逐步趨于協調上處理好這些關系，做好統籌兼顧，在不同時期要有實事求是的、不同的、各有特點的處理方式方法。即使是農業內部也存在緊密的關系，要處理好。這就是我們今天常說的和諧。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中，毛澤東對此都有過比較精辟的論述，人們在閱讀毛澤東的各個時期的著作中，是完全看到對這些方面的論述的。
(三)對農業關懷備致，做好具體計劃，周到安排
舊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一個極為明顯的特征就是分散化，組織的程度很低，或可以講幾乎是沒有。舊中國的農業之所以難以走上現代化的道路，恐怕這是根本的原因。舊中國的農業農民抵抗自然災害的能力很小，其原因也在此。因而，當時農業效率、效益都是不高的。這是中國仍然是落后的傳統農業國的根本原因所在。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十分注意農業上的科學化組織化問題，引導和幫助農民從事和發展農業生產。1934年，即使在最為殘酷的井岡山斗爭時期，毛澤東也已提出：“在小農經濟的基礎上面，對于某些重要農產品作出生產計劃，動員農民為著這樣的計劃而努力，這是容許的，而且是必須的。我們在這一方面，應該在進一步的注意和努力”(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毛澤東對發展農業的“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的思想，不用講在殘酷的戰爭年代，就是在和平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年代，也是難能可貴的。在今天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我們不少的同志還在那里迷信所謂“訂單農業”，迷信市場主宰的功用，完全沒有半點“預則立”的科學思想，沒有半點引導消費、預測需求的思維，這實際是一種懦夫懶漢思想。這種被動應對的思想和做法，難道不值得我們深思和反思嗎?
1955年，針對我國農業合作化時間不長，經驗不足的情況下，毛澤東對農業合作社提出：“一切合作社，均應做一個幾年的生產計劃，經過社員多次討論，加以修改，然后付之實施”(毛澤東：“一個做了三年生產規劃的合作社”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并提出：“全國各縣，都應當在一九五六年，由縣委領導，做出一個全面規劃，包括合作化，農、林、牧、副、漁業，工業或手工業，水利、肥料、農具，改良耕作技術，改良種子，商業，金融，文化，教育，衛生等等各項內容。如果不能這樣全面，首先抓住幾個主要的項目也好。計劃包括的時間，三年，五年，或者七年，都可以。如能計算到十二年(即第三個五年計劃的最后一年)，當然更好。省應當督促所有專、縣、區、鄉都這樣做，著重點放在縣、鄉。做得粗糙一點，也不要緊，可以在一九五七年加以修正，使之具體化和完善化，一九五八再加以修正，使之進一步具體化和完善化”(毛澤東：“依靠合作化開展大規模的水土保持工作是完全可能的”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為了將農業引上規范發展的軌道，從而促進農業更快更健康發展，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中指出：“在生產問題上，一方面，合作社經濟要服從國家統一經濟計劃的領導，同時在不違背國家的統一計劃和政策法令下保持自己一定的靈活性和獨立性;另一方面，參加合作社的各個家庭，除了自留地和其他一部分個體經營的經濟可以由自己作出適當的計劃以外，都要服從合作社或者生產隊的總計劃”。同時，針對某些人對國家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的不正確認識，毛澤東又指出：“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來呢?當然不是。許多人，許多事，可以由社會團體想辦法，可以由群眾直接想辦法，他們是能夠想出很多好的辦法來的。而這也就包括在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方針之內，我們應當指導社會團體和各地群眾這樣做。”并強調：“我們作計劃、辦事、想辦法，都要從我國有六億人口這一點出發，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均引自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對農業農村農民的關懷，不僅體現在大政方針、計劃統籌方面，同樣也體現在農業農村農民的某些具體事情上。眾所周知的遠在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強調我們黨要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切實關心群眾的油、鹽、柴、米、婚喪嫁娶等問題，在農業合作化高潮迭起之際，他也做到滿懷信心和希望地支持綜合發展副業，說：“養豬是關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換外匯的大問題，一切合作社都要將養豬一事放在自己的計劃內，當然省、市、區都應有自己的計劃。”“除了合作社公養以外，每個農家都要勸他們養一口至幾口豬，分作幾年達到這個目的”(均引自毛澤東：“這里養了一大批毛豬”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毛澤東從科學計劃到生活的合理安排等方面對農業農村農民表現出的關懷備致，是感人的，對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對農業發展和提高農村農民生活水平是有效的，恐怕還沒有一個持實事求是態度的人們會反對這種說法。
(四)始終不渝地關心農民生活
毛澤東深信，農民是農業發展和農村進步的最基礎最有活力的部分。沒有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熱情，要搞好農業，發展農業是很難可能的事。毛澤東講革命，談工作，就一定說生活。這不僅是在他的文章、報告、書信中屢屢所見。而且至今我們從他身邊工作人員、警衛戰士等人的回憶與毛澤東相處的日子和生活紀事文章，都可以看到毛澤東這一特點。他同人民群眾有著似水乳交融的情感，對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這不能不說是毛澤東為培護農業基礎，推進農業發展和農村進步的小抓手大作為。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會上提醒與會者：“有兩個問題，同志們在討論中沒有著重注意，我覺得應當提出來說一說。第一個問題是關于群眾生活問題。……我鄭重地向大會提出，我們應當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應該討論，應該決定，應該實行，應該檢查。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延安時期的1943年，毛澤東揮毫為中直生產展覽會題詞：“群眾生產，群眾利益，群眾經驗，群眾情緒，這些都是領導干部們應時刻注意的。”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確，當時的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只有共產黨好，新中國好，社會主義好的直覺，只有聽黨的話，跟共產黨走的樸素感情。針對這些，毛澤東深情地指出：“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縣、區、鄉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毛澤東一生心中只裝著人民群眾，只裝著革命事業、社會主義事業和建設強盛國家事業，唯獨沒有他自己，沒有他的小家庭，沒有他的大家族。六十年代初，我國經濟大困難時期，他看到衛士們從農村拿來的農民吃的野菜窩頭，知道農民生活很苦，他流著淚當著衛士的面把窩頭吞下去。他幾個月不吃肉，腳都浮腫了的故事，更為人們街談巷語的佳話。也許，沒有人不為毛澤東的克己奉公，關心群眾疾苦的精神和行為所感動。就在“1976年7月，唐山、豐南地區發生了強烈地震。那是在毛主席逝世前一個多月，他老人家病情非常嚴重的時候。身邊的同志讀報給毛主席聽，當他聽到受災地區人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損失時，眼角里涌出了晶瑩的淚水”(姜泗長：“戰斗不息——回憶毛主席在病中的偉大革命精神”，《我眼中的毛澤東》)。正是在對人民的正確的牢固不變的認識下，毛澤東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毛澤東：“多余勞動力找到了出路”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深刻認識，轉化成了真正的、始終不渝地關心人民群眾，激發人民群眾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的行動。“毛澤東有一個習慣，每到一個地方，必先做兩方面的調查。一是向人民作調查，詢問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人民生活等現實情況;二是向書本作調查。了解當地的歷史情況，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風土人情以及古人寫的有關當地的詩文”(逢先知：“博覽群書的革命家——毛澤東讀書生活我見我聞”，《我眼中的毛澤東》)。也許正是由于領袖對人民群眾、對農民的真實了解和深情關懷，才激發了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無論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都能矢志不渝地跟共產黨走，無怨無悔，奮勇前進，才使我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地推向前進。
二、抓住根本，尋求突破
中國過去是一個典型的傳統的農業大國，相對于二十世紀世界近現代經濟社會發展和農業的發展狀況，中國是比較落后的。新中國成立以后，面對鞏固政權，確保和逐步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滿足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國家的人民的吃、穿、用、住的需要，當然首先得關注農業的恢復和發展，這就需要在農業發展上有新的突破。毛澤東不是農業專家，然而他是人民中國的領袖，他必須思考運籌這個最為實在，最迫切需要的問題，需要切實解決好這個世間難題。從哪里去實現突破呢?毛澤東找到了答案，也在領導實踐中作出了成效。
(一)發展農業，需要提高農村農民的科學文化水平
《共產黨宣言》指出，社會要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出豐富的物質，就必須“把教育同物質生產結合起來”。恩格斯指出：“過去的資產階級革命向大學要求的僅僅是律師，作為培養他們的政治活動家的最好的原料;而工人階級的解放，除此之外還需要醫生、工程師、化學家、農藝師及其他專門人才，因為問題在于不僅要掌管政治機器，而且要掌管全部社會生產，而在這里需要的決不是響亮的詞句，而是豐富的知識”(恩格斯：《致國際社會主義者大學生代表大會》)。就中國的狀況來說，尤其是對廣大農村而言，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特別是過去，真正缺少的主要的東西就是科學文化知識。正是由于廣大農民群眾沒有文化，長期生活在愚昧之中，所以長期以來，農村農民不僅缺少作為提高勞動生產率，生產出更多的物質的知識、技術基本條件，也缺少遠見卓識，奮起反抗壓迫剝削，解放自己的斗爭精神。因此，在革命時期，就是要喚起農民群眾，在把農業經濟工作搞好的同時，積極投身于革命斗爭之中;在建設時期，使農民群眾看清發展前途，接受現代農業科學知識，積極發展現代農業。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發展農村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提高農民的文化知識水平。
毛澤東長期在農村領導革命，對農民群眾缺少文化知識的狀況深有體會，也深感這一工作的重要和艱巨。他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重視科學文化教育是始終不渝的。他始終認為，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和文化水平，對于爭取革命勝利和發展國民經濟，具有決定性，關鍵性的重要作用。而政治素質是與文化水平高度相關的。
革命戰爭年代，在農村革命根據地里，毛澤東就指出了文化教育的重要，要求黨予以極大的關注，他說：“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眾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這對于發展國民經濟同樣有極大的重要性”(毛澤東：《必須重視經濟工作》)。“為著提高解放區人民大眾首先是廣大的工人、農民、士兵群眾的覺悟程度和培養大批工作干部，必須發展解放區的文化教育事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在毛澤東看來，革命是解放生產力，可以使生產力沖破束縛而發展。文化教育也是另一種意義和形式的革命，對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同樣具有重大作用。毛澤東即使在革命戰爭時期，也把文化教育工作抓得很緊、很具體。要求“在教育方面，不但要有集中的正規的小學、中學，而且要有分散的不正規的村學、讀報班和識字組”(毛澤東：《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面”(毛澤東：《一九四五年的任務》)。“邊區的小學及中學應設農業常識課，并應編制包含邊區實際農業常識的冬學課本，以達改良農業增加農產的目的”(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毛澤東不僅是在理論上將群眾的文化教育工作講透、提高，而且在實踐中循循誘導，采取符合民意的一些政策、規定、措施來促進農村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主張、鼓勵農民學文化，提高素質，而且大力提倡學以致用。正是在黨和毛澤東的倡導下，革命戰爭時期解放區的文化教育確實發展很快，識字運動開展起來了，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普遍都接受了文化教育，父子、夫妻、兄弟、姐妹、村民間互教互學，形成了一股濃重的學文化，掌握科學知識的風氣。為什么即使在殘酷的革命戰爭年代也要這樣，在根據地、解放區里也能這樣?這實際就是毛澤東戰略思想的一個縮影：沒有全民族文化素質的提高，國家是很難獨立富強起來的。在這個方面，農民則是一個主要的方面。如同毛澤東指出：“農民——這是現階段中國文化運動的主要對象。所謂掃除文盲，所謂普及教育，所謂大眾文藝，所謂國民衛生，離開了三億六千萬農民，豈非大半成了空話?”(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今天，在強手如林，競爭極其激烈而殘酷的當今全球化浪潮的世界里，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我們提出提高全民族素質，假如沒有把提高廣大農村農民的素質這個問題解決好，那么，同樣是所謂的提高全民族素質，所謂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謂發展現代農業，也是離開了農民的，恐怕也要大半成為空話的。面對當今農村農民的教育、科學文化狀況，真的，需要我們有一些危機感和緊迫感。
政治引導和行動上落實好，是毛澤東發展科學文化教育事業，提高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的素質的雙管齊下的方式方法。事實證明，這種方式方法確實收到了極好的效果。政治引導，就是廣泛宣傳科學文化教育事業的重要性必要性。毛澤東是通過理論聯系實際，通過講事實，擺實例來進行和達到的;行動上落實，則是要求甚至是制定政策、制度來規定各級黨和政府把具體工作做好。毛澤東特別重視在理論與實踐的結合和共同作用下，推進人民群眾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毛澤東指出：“專制主義者利于人民愚昧，我們則利于人民聰明，我們要使一切人民都能逐漸地離開愚昧狀態和不衛生的狀態。各地政府與黨組織，均應將報紙、學校、藝術、衛生四項文教工作，放在自己的日程里”(毛澤東：《1945年的任務》，《解放日報》1944年12月16日)。毛澤東不僅從理論到實踐上重視人民，尤其是農村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工作，也不僅從大的方面去著眼、動手。而且非常重視從小的方面著眼，重視做具體細致入微的工作。一般容易被主要工作(例如戰爭、經濟發展)掩蓋的事，他也從長遠利益、長遠需要上去考慮。例如衛生習慣和現狀問題。1933年的井岡山斗爭時期，他在《長岡調查》中就提出：“疾病是蘇區一大仇敵，因為他減弱我們的革命力量。如長岡鄉一樣，發動廣大群眾的衛生運動，減少疾病以至消滅疾病，是每個蘇維埃的責任。”1945年，毛澤東在黨的七大政治報告中提出：“應當積極地預防和醫治人民的疾病，推廣人民的醫藥衛生事業”(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1952年12月，毛澤東為第二屆全國衛生會議題詞：“動員起來，講究衛生，減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敵人的細菌戰爭。”1958年，毛澤東寫下了不朽詩篇《送瘟神》二首，更表明了毛澤東對衛生工作的重視。
可以說，毛澤東是將經濟發展、發展農業放在提高人民、特別是提高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水平的扎實基礎上的。在新中國成立以后的中國農業合作化高潮中，毛澤東指出：“列寧說過：‘在一個文盲充斥的國家內，是建成不了共產主義社會的。’我國現在文盲這樣多，而社會主義的建設又不能等到消滅文盲以后才去開始進行，這就產生了一個尖銳的矛盾。……這個嚴重的問題必須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加以解決。也只有在農業合作化的過程中才能解決。農民組織了合作社，有了集體的力量，情況就完全改變了，他們可以自己組織學文化”(毛澤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的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實際上，提高人民科學文化教育水平，毛澤東不僅是在革命戰爭時期提倡：“這里說的提高技術，是說從邊區現有的農業技術與農民生產知識出發，依可能辦到的事項從事研究，以便幫助農民對于糧棉各項主要生產事業有所改良，達到增產目的。某些改良是完全可能的，我們已有了相當的經驗，對這方面缺乏信心，缺乏熱情是不對的”(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同時提倡推動科技進步也要從現實基礎出發，要堅持實事求是，這就是毛澤東對科技進步的思考。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更加念念不忘發展人民、尤其是農村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事業，關注科學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問題。毛澤東提出：“農民的學習技術，應當同消滅文盲相結合，由青年團員負責一同管起來。技術夜校的教員，可以就地選拔，并且要提倡邊教邊學”(毛澤東：“一個受歡迎的農業技術夜校”一文按語，《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不僅能深刻地清楚看到提高人民的科學文化教育水平同發展國民經濟、同發展農業的緊密關系，而且能身體力行地從理論到實踐始終高度關注和引導人民，特別是農民的科學文化教育的發展，這便是毛澤東。
(二)發展農業，出路在技術改造，實現農業機械化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必須變革勞動過程中的技術條件和社會條件，從而變革生產方式本身，以及提高勞動生產力”(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機器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即縮短生產商品的必要勞動時間的最有力的手段”(同上)，“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同上)。列寧也告訴人們：“技術奇跡首先應該用來改造全民的、參加的人數最多的、最落后的生產——農業生產。……我們的義務和職責在于利用這種力量，把最落后的農業生產納入新的軌道，改造它，把它從盲目經營的舊式農業變成建立在科學和技術成就上的農業”(列寧：《在全俄土地科、貧農委員會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毫無疑問，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把生產力發展，把農業發展的希望寄托在技術進步和對技術的運用之上的。
毛澤東尋求中國農業發展的突破，也主要地放在科學技術進步方面。毛澤東對農業的技術改造，他的“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機械化”，“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尚難與當前發達國家的生物工程，自動化等現代化水平相對比。但如果我們把毛澤東關于農業的技術改造的思路與當時的國際環境條件，同中國當時的現實情況一同思考，你就會發現，毛澤東從科學技術方面尋求發展農業的突破，毛澤東對實行農業技術改造，實現農業機械化并逐步為發展到現代化準備條件和奠定基礎的探索，是緊密結合中國國情的實事求是之舉，具有十分長遠的重大戰略意義。
中國農業基礎十分薄弱，這當然同歷史遺存、同制度同體制有關，毛澤東很早就注意到和發現了這個問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提醒人們注意：“在國民黨時代，土地是地主的，農民不愿意也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良土地。……如勞動力問題，耕牛問題，肥料問題，種子問題，水利問題等，我們必須用力領導農民求得解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我們也應予以極大的注意。目前自然還不能提出國家農業和集體農業的問題，但是為著促進農業的發展，在各地組織小范圍的農事試驗場，并設立農業研究學校和農產品展覽所，都是迫切需要的”(毛澤東：《我們的經濟政策》)。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又指出：“推行優良品種，即不增加勞動力肥料，也可以獲得較多的收成。……先在各縣各擇一二個區令一部分農民試種，如覺土壤、氣候適宜，即可普遍推廣，以期增長”(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應當說，毛澤東提出這些有關農業科學技術和發展農業方面的問題，確實是真知灼見，不僅在當時是需要的，對推進農業發展有現實重大意義。而且具有戰略性眼光，對農業農村的技術改造，提高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都有長久的推動作用。試想，即使在幾十年后的今天，在發展現代化農業的過程中，能夠少得了改良土地、水利建設、優化肥料、精選良種等這幾個方面嗎?
新中國成立以后，從地主手中奪過土地分配給農民，實現了第一步的社會變革。要推進農業發展光有分到土地后農民的積極性是不夠的，還必須進行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造。而當時要進行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造，困難與阻力當屬一家一戶的個體農業經濟及其農民大多是文盲、半文盲。在當時農村農民狀況中實現技術變革，談何容易。正如毛澤東所言，這時要高產是不可能的事。從搞好農業方面的技術改造，不斷增加農業發展的技術條件出發，黨需要指導和幫助農民奔社會主義，搞好農業合作化，并運用好農業合作化這個平臺和載體，不斷推進農業技術改造，逐步走上農業現代化。為了搞好農業合作化和推進農業技術改造。上世紀五十年代，毛澤東多次強調，要求各級黨組織在實際上幫助農民。提出：“所有農村都應當提高耕作技術(深耕細作、小株密植、增加復種面積、采用良種、推廣新式農具、同病蟲害作斗爭等)”。指出：“我們現在不但正在進行關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行技術方面的手工業生產到大規模現代機器生產的革命，而這兩種革命是結合在一起的，在農業方面，在我國的條件下(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是使農業資本主義化)，則必須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機器”。“要將大約一億一千萬戶農戶由個體經營改變為集體經營，并且進而完成農業的技術改革，確有很多困難;但是我們應當相信，我們黨是能夠領導群眾克服這些困難的”。“中國只有在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方面徹底地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又在技術方面，在一切能夠使用機器操作的部門和地方，統統使用機器操作，才能使社會經濟面貌全部改觀。由于我國的經濟條件，技術改革的時間，比較社會改革的時間，會要長一些”(均引自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從這里我們可以知道，毛澤東并沒有將社會改革與技術改革孤立看待、對立起來，而是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統籌提出辦法。他不僅強調了要在農業領域搞技術改造，肯定了技術改造的可能性和光明前途，指出了進行大規模技術改造的可能性及其前提條件，在具體行動上提出了要求，而且對我國農業技術改造的實現和農業發展，充滿了信心和滿懷希望。事實上，在以后的實踐中，證明了毛澤東所講的道理，而且推動了我國農業機械化實現了前所未有，連世界都驚奇的大發展。即使在我國農業機械化及其水利建設方面受到某些挫折上，也印證了毛澤東思維和理論的正確性和前瞻性。
中國農業的發展基礎十分薄弱，技術有機構成相當低，農民的科學文化素質又比較差，光是一二次的指導和幫助，是不可能實現技術革命，完成技術改造的，決不可畢其功于一役。因此，毛澤東總是反復強調，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農業的根本出路只能在機械化，強調對于農業來說，國家要給予實實在在的幫助，要堅持黨對農業農村的領導，強調農村農業農民自身要努力。1956年，毛澤東又提出：“國家要幫助合作社半機械化、機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發展半機械化、機械化”(毛澤東：《加快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毛澤東總是對自己思考的、提出的、利國利民的事身體力行，同時不折不扣地向人民作宣傳、動員，鼓勵人民群眾為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奮斗。他給人們的是一個個充滿信心和希望的前程展現：“在生斗爭和科學實驗范圍內，人類總是不斷發展的，自然界總是不斷發展的，永遠不會停止在一個水平上。因此，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毛澤東在修改周恩來總理向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時加寫的一段話)。在進行農業的技術改造，發展農業，探尋發展農業突破口的問題上，毛澤東堅持的就是不斷實踐、探索、總結。也正是由于這樣，不僅使毛澤東自己有了新的發現、發明和創造，也使中國的農業在毛澤東那雙巨手的推動下，在技術改造、發展進步方面，書寫了一篇又一篇新的篇章，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我國的面貌不斷有新的改變。
尤其值得大書一筆的是，毛澤東十分重視科學種田，他認為“我看中國就靠精耕細作吃飯”。提出：“種試驗田的經驗，值得推廣。……試驗能不能達到高產，用什么方法達到高產”(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應當說，這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在那種基礎上能有這樣見地，能提出這些問題，很有戰略眼光，是非常先進的，同時也是對知識分子，對人民群眾、對運用科學的一種最為有力的支持、鼓勵、鞭策。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把科學種田歸結為農業的“八字憲法”即：土(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肥(合理施肥)、水(發展水利和合理用水)、種(推廣良種)、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田間管理)、工(工具改革)。這個農業“八字憲法”的提出已過去半個多世紀，無論從哪一角度看，它對發展農業都有積極的意義而不帶消極因素。在今天走現代農業路子，強調“科技興農”的實踐中，也仍然離不開這些方面。比如廣西農業科學院研究員韋本輝創造正在不斷試驗且已取得初步成果的“粉壟”技術，就是在八字憲法，在改良土壤、革新種植方法思維的啟迪下創造出來的。該技術就是通過對土壤的技術性改造，最大限度地利用地面以下土壤、養分、微生物和自然降水、光能等自然資源，在同樣的土地上使各類農作物，包括草原和經濟林木達到增加10——30%的增長效果。可以預見，如果這一技術最后成功，將使農業在不增加肥料，種子等的投入，只依托這項技術投入，便可達到增產增收的目的。中國的這一耕作方式的革命，將對人類作出巨大的貢獻。
(三)發展農業，要重視生產的社會化、區域化和專業化，提倡多種經營，綜合發展
馬克思主義認為：“任何新的生產力，只要它不僅僅是現有生產力的量的擴大(例如開墾新的土地)，都會引起分工的進一步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費爾巴哈》)。“技術進步必然引起生產的各部分的專業化、社會化，因而使市場擴大”(列寧：《論所謂市場的問題》)。這是一種規律。然而這種規律并不是在一切時期，一切地區都能顯現或講是及時準時地出現。
毛澤東所處時代，主要是我國革命戰爭時期，新中國成立后的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階段的起步時期。新中國成立前，我國是一個貧窮落后的小農經濟國家，即小生產的海洋，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半封建國家。中國長期的封建時代的經濟制度的特點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農民不但生產自己需要的農產品，而且生產自己的大部分手工業品。地主和貴族對于從農民剝削來的地租，也主要地是自己享用，而不是用于交換。”“封建統治階級——地主、貴族和皇帝，擁有最大部分土地，而農民則很少土地，或者完全沒有土地。農民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種地主、貴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將收獲的四成、五成、六成、七成甚至八成以上，奉獻給地主、貴族和皇室享用。這種農民，實際上還是農奴”(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國封建社會，延續了二、三千年。直到十九世紀后半葉，隨著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外國資本主義侵入了中國，外國資本也大量輸入了中國，外國的技術、生產方式隨之也進入和影響了中國，由此開始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了城市手工業和農民的家庭手工業。然而，這種狀況雖然引起了一定生產領域的專業化，但是人民的購買力并沒有提高，市場也沒有真正的質的擴大。原因就是“帝國主義列強侵入中國的目的，決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而是要把中國變成它們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外國資本大量輸入中國，并不是為了幫助中國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把中國建設得繁榮昌盛起來，而是在于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剝削和掠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封建時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雖然被破壞，但是封建剝削的根基——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和壓迫，不但依然保持著，而且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生活中，占有特別明顯的優勢。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中國廣大人民，尤其是農民大批破產并日益貧困化，土地等生產資料更集中地落到了封建地主階級和買辦資產階級手中，中國人民還是以租種田地為主，或以靠小手工業、靠打工活命，中國還是小生產的海洋。中國，尤其是農村，仍然處于異常貧窮落后的狀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嚴重存在。正是由于這種現狀，直到在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生產關系不能實現徹底的變革，中國要實現農業的社會化、區域化和專業化，顯然難有可能。然而，生產關系實現了變革，解放了生產力，要使經濟，尤其是農業有一個大的發展，突破口就要選擇在實現生產關系的進一步變革，在實現農業生產的社會化、區域化和專業化方面。這就是毛澤東的思索。
但是，毛澤東并不是那種要等待全部條件具備、時機完全成熟才去考慮生產的區域化和專業化，而是努力抓住哪怕是一小點有利的條件和時機，就積極地充分利用它，進行試驗，以積累經驗，準備在條件比較完備，時機完全成熟時就可以大面積去推廣。典型的例子是，1942年延安時期，毛澤東敏感地感受到和抓住了農業生產區域化和專業化的苗頭，提出：“要因地因時制宜，農業的地區與時間不同，發展的方法也不同。……我們指導農業，要依各種不同地區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種地區以深耕為主，另一種地區以擴大耕地面積為主。在時間上也要有分別：在有荒可開時，以獎勵開荒為主;在荒地開盡時，就獎勵深耕為主了。不但在大的區域之間要有分別，就是在一縣、一區、有時甚至在一鄉之內，也要有這種區別”(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也就是說，毛澤東看到在解放區，在共產黨領導力所能及的地方，生產關系起了變化，就創造了農業生產區域化、專業化的有利條件，即使條件尚未完全成熟，也是可以提出和試行的。這就給全國解放后，實現了生產關系大變革之后，提供推進農業生產發展的路徑和模式選擇。毛澤東的這種思維，應當說，在中國歷史上是比較早的提出和在廣大農村中實踐了。
毛澤東從大系統發展的戰略觀上看問題，認為，農業生產的區域化專業化固然重要，而實現社會化，徹底地破除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發展商品生產，正確處理農業與工業、與其他行業的關系，則更為重要。新中國建立初期，毛澤東針對發展的形勢指出：“大家知道，我國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生產水平，現在是很低，而國家對于這些物資的需要卻是一年一年的增大，這是一個尖銳的矛盾。如果我們不能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的時期內基本上解決農業合作化問題，即農業由使用畜力農具的小規模的經營躍進到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經營，包括由國家組織的使用機器的大規模的移民墾荒在內(三個五年計劃期內，準備墾荒四億畝至五億畝)，我們就不能解決年年增長的商品糧食和工業原料的需要同現時主要農作物的一般產量很低之間的矛盾，我們的社會主義工業化事業就會遇到絕大的困難，我們就不可能完成社會主義工業化”(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問題》)。
毛澤東十分重視農村中的多種經營和綜合發展，他不僅把多種經營看成是農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真正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象征，而且將之看作是解決農民充分就業和發展高效農業的必然途徑。要求引導農村農民廣泛推廣。毛澤東指出：“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時感到勞動力過剩，那是因為還沒有擴大生產規模，還沒有進行多種經營，耕作也沒有精致化的緣故。對于很多地方說來，生產的規模大了，經營的部門多了，勞動的范圍向自然界的廣度和深度擴張了，工作做得精細了，勞動力就會感到不足。這種情形，現在還只是在開始，將來會一年一年地發展起來。農業機械化以后也將是這樣。將來會出現從來沒有被人們設想過的種種事業，幾倍、十幾倍以至幾十倍于現在的農作物的高產量。”“社會主義不僅從舊社會解放了勞動者生產資料，也解放了舊社會所無法利用的廣大的自然界。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機械化以后，勞動力更會大量節省，人是不是有出路呢?根據一些機耕農場的經驗仍然是有出路的，因為生產的范圍擴大了，部門多了，工作細了這就不怕有力無處使”(引自《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毛澤東寫的按語)。1957年2 月27日，鄧子恢代表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就農業生產的重大意義和經營方針等四個方面問題，向出席全國農業勞動模范代表會議作了報告，關于我國農業生產的經營方針問題，鄧子恢提出：“第一，就要以增產糧食為重點;第二，要有計劃地發展多種經營;第三，農副結合也是農業生產經營中的重要環節;第四，合作社的生產計劃，是既要接受國家計劃指導，又要保持合作社生產經營的獨立性。”《1956—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第二十四條規定：“提高農業合作社勞動力利用率和勞動生產率，發展多種經營。”應當說，這些都體現了毛澤東當時的農業發展思想，是代表先進的思維。如果我們果真不帶偏見，從實事求是出發，去分析和研究我們當前的農村農業農民的形勢和行為，我們是不是可以發現，毛澤東上述的思想仍然可供我們思索：我們的農村勞動力是不是真的太過剩了;“過剩”的農村勞動力我們把他們組織起來了沒有，他們都在干些什么;現時不少農村中以婦女老人小孩為主體的農業生產勞動結構是否合理和科學;將來靠誰來為我們種地，誰能種地并能種好地;我們的土地是否做到精耕細作了，土地收益的潛力還有沒有;農村中農田基本建設包括水利建設是否已經完善不必考慮了;農業是否做到了多種經營;農業生產的廣度和深度是否都已到頭，農民再無法繼續進軍;為農業生產經營的部門和范圍是不是也已到頭而無法擴張了，……等等。無疑，實現農業生產社會化、區域化、專業化，搞好農業綜合經營，統籌安排，不僅是過去傳統農業發展的正確路子，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由途徑。在這方面，毛澤東的論述、論證，我們雖見之不多，但這方面的思想卻是正確的，是代表先進的。不僅在過去農業經濟發展中曾經發揮過重大作用，對后人、對現代農業的發展也有諸多的啟發，具有重大的現實的指導借鑒意義。
(四)發展農業，要依靠激發和充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激發和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是毛澤東興農戰略的核心環節。群眾路線，是毛澤東思想的“三大法寶”之一，源于對人民群眾的正確認識。“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毛澤東：《論聯合政府》)。“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毛澤東：《“農村調查”的序言和跋》)。胡錦濤多次強調要“做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強調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我們黨和政府要始終不渝地堅持好群眾路線。因而，從戰略上思考，農業發展，必須堅定不移地依靠廣大農民，依靠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任何一個政黨，要使她的路線、方針、政策在人民群眾中得到貫徹實施，并取得效果，必須使人民群眾接受她的主張和辦法。也就是要想辦法把人民群眾對于她的路線、方針、政策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這件事做好了，黨就成功了。事情辦得不好，群眾有消極情緒，群眾不買賬，黨就難以取得成功。這理應當是一種規律。這也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最為具體的詮釋。
毛澤東一生非常重視人民群眾的積極性問題，重視不斷變換方式方法，鼓動、鼓舞人心，把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激發和充分調動起來。
毛澤東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有他獨特的風格。對于精通歷史，信奉 “欲取之先予之” 古訓的毛澤東來說，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一貫堅持的方式，就是從關心群眾入手，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以此激勵群眾接受共產黨提出的主張，而后動員群眾、鼓舞士氣，使人民群眾按照黨所指引的方針奮斗。革命之初是如此，革命困難時期是如此，革命取得勝利之時也是如此，在建設時期更是如此。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毛澤東所倡導的，也是他一生所身體力行的原則。在毛澤東一生留下的文稿、書信、講話中，恐怕這方面是最豐富的內容之一，無疑是我們做群眾工作的最好啟迪。
井岡山斗爭時期，誰都知道，不能把農民群眾認識革命、擁護革命、支持革命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革命要能得到堅持并不斷擴大影響，那是不可能的事。而要能將農民對革命斗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必須關心和改善他們的生活。不然的話，“工農群眾如果對于他們生活發生不滿意，這不是影響到我們的擴大紅軍、動員群眾參加革命戰爭的工作嗎?”(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而要改善和提高工農群眾的生活，重要的就是發展生產，發展經濟。要發展生產，發展經濟，靠什么呢?靠的就是工農群眾的熱情。這就必須拿出好的辦法，把工農群眾的積極性調動起來。怎樣去調動，用什么辦法呢?毛澤東1933年2月20日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提出這樣一個辦法：“只有深入查田運動，才能徹底地消滅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發揮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使廣大農民迅速地走入經濟建設的戰線上來。只有堅決實行勞動法，才能改善工人群眾的生活，使工人群眾積極地迅速地參加經濟建設事業，而加強他們對于農民的領導作用”(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毛澤東這里強調的，就是公平和正義，惠及人民，調動人民群眾積極性的問題。發展生產，發展經濟，如果不能惠及群眾，人民群眾不能享受生產和發展的成果，他們是不會支持的，是沒有積極性的。這是公理性的常識。但是我們很多同志至今不懂這一基本的常識性的東西。我們試想，農業有了大發展，當然靠的是廣大農民，如果農民不能享受大發展的好處，他們會有積極性嗎?他們的積極性一旦消失，農業發展立即就要走下坡路。
毛澤東從來就把調動農民發展農業生產的積極性看得非常重要。革命時期，把之當作能否使革命勝利的基礎;革命勝利后，把之當作政權能不能鞏固的保證;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則把之當作搞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基礎。今天我們則應賦予新的內容，應當是推進改革發展深化，走上世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必要的和充分的要素和條件。
1934年1月，毛澤東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上指出：“如果我們單單動員人民進行戰爭，一點別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達到戰勝敵人的目的呢?當然不能。我們要勝利一定還要做很多的工作。領導農民的土地斗爭，分土地給農民;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增加農業生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這篇中國共產黨誕生二十八周年的紀念文章上指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農民的經濟是分散的，根據蘇聯的經驗，需要很長的時間和細心的工作，才能做到農業社會化。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1957年，毛澤東進一步指出：“我國有五億多農業人口，農民的情況如何，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和政權的鞏固，關系極大”(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毛澤東如此語重心長地反復告誡人們，就是要人們嚴重地關切農業、農村、農民，關切調動農民積極性這個基本的重要的問題。農民積極性起來了，農業農村許多問題都會比較好地得到解決。
毛澤東終其一生，都在積極地不斷地研究、探索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提高農民的勞動熱情這個重要問題。毛澤東認為，最重要最關鍵的是首先要關心他們的生活。要從實際上使他們感覺到共產黨真正是為了他們，共產黨的利益就是他們的利益。讓農民有了這樣的感覺和認識，他們就會跟共產黨走，聽共產黨的話，按共產黨指引的干。革命戰爭時期，正是由于根據地、解放區里，共產黨和政府把土地分給了農民，幫助農民解決耕牛、農具、種子等等問題，盡可能的減少農民稅賦。毛澤東還要求黨和政府不能象國民黨那樣，只會向群眾要東西。正是由于黨的策略正確，爭取和團結了廣大農民群眾，為黨的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馬克思說過：“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馬克思：《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毛澤東認為，調動農民積極性，要講求方式、方法和策略，要使黨和政府要求農民做的事，要與他們本身的利益聯系起來，要對他們的利益有所保障而決不可損害他們的利益。
積極性是主觀能動的東西，雖然它屬于精神方面，但是可以發生巨大的推動力。這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的精神變物質的辯證思想。毛澤東認為。“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毛澤東：《人的正確思想從那里來的?》)。但是，毛澤東并不是精神萬能的超然主義者，他更沒有那些信奉上帝，聽天由命的虛無主義思想。毛澤東主張的是實事求是，是熱情(積極性)同客觀實際的有機結合。毛澤東強調：“應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方法，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調查和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如同斯大林所說的那樣，把革命氣概和實際精神結合起來”(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始終認為，農民的積極性是農業生產能否發展的決定因素。農民有了積極性，他們就能夠在實際生產過程中提高勞動生產率，就能主動地想方設法改良土地，培育使用良種，興修水利，多施肥料，種好管好農作物，這樣，農業的發展就會有所保證。這里最重要和最關鍵的，是如何把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并能保持和發揚下去，能掀起一個又一個高潮。革命戰爭時期，黨通過打土豪分田地，讓農民在屬于自己的土地上耕種;抗日戰爭中搞統一戰線，黨又實行減租減息。這些措施都有效地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進了農業發展，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戰爭。今天，我國農村農業有了長足發展，然而，農村勞動力，尤其是有文化的青壯年勞動力流失過于嚴重，造成農村空心化現象，這的確不是中國農業的福音，不是中國的福音，將來由誰來種地，如何“養活中國”值得深思。這里的深層原因，恐怕就是農民對農村農業發展的積極性問題。
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不同時期，不同階段、不同環境、不同條件，所采取的方法也是不盡相同的，然而目的都是為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農業發展。采用不同方法，用毛澤東的思想就是要革命的靈活性和客觀實際相結合。一般地，毛澤東并不是簡單地思考用那些方法，而是更深層次地思考運用這些方法能否有效地調動農民積極性，實質也就是黨引導農民走什么路子才能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積極性。革命戰爭(包括抗日戰爭)時期，黨采用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助工等形式。革命勝利要建立新中國，毛澤東的思考就更深了。在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提出，對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認為“單有國營經濟而沒有合作社經濟，我們就不可能領導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逐步地走向集體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發展到將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引導農民走上正確道路，調動農民積極性是個根本問題，每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階段，都得有創新的思想、辦法和形式。毛澤東總是十分關注農民群眾的積極性，總是采取熱情支持和誘導前進的辦法。在毛澤東看來，挫傷農民積極性，就動搖了民心這個根本，搞革命、搞建設都不可能成功。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中國是摸索著前進的。因此毛澤東特別重視要求各級領導干部，要求全黨保護好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強調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干部深入群眾中做調查研究，做到善于發現群眾中的某些積極性，并用正確的方法去引導群眾積極性作用的充分發揮和不斷提高。毛澤東提出：“我們應當愛惜農民和干部的任何一點微小的社會主義積極性，而不應當去挫折它。我們應當同合作社社員、合作社干部和縣、區、鄉干部共命運，同呼吸，不要挫折他們的積極性”(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社問題》)。在這同時，毛澤東又十分重視關心農民的利益，提出：“在分配問題上，我們必須兼顧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對于國家的稅收、合作社的積累、農民的個人收入這三個方面的關系，必須處理適當……我們要盡可能使農民能夠在正常年景下，從增加生產中逐年增加個人收入”(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直到晚年，毛澤東還十分重視調動人民群眾，尤其是農民的積極性問題。不僅一次提到“人民群眾是真正的英雄，沒有人民，我們這個隊伍就不能存在”(引自1967年4朋29日《解放軍報》)。“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1966年8月20日《人民日報》社論：“毛主席和群眾在一起”)。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曾經出現過群眾熱情過火，導致消極現象出現，但那是具體工作的失誤，是黨和政府未能及時地教育引導好人民群眾，并不是思想上的不正確，更不是從根本上出問題。我們認為，毛澤東從注意和關心農民生活，重視和關心農民利益，真心實意地幫助農民解決問題，減輕負擔，引導農民走社會主義正確道路上，來調動農民積極性，提高勞動效率，促進農業發展。這一光輝思想，不僅過去做對了，有積極意義，對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然需要重視農業這個基礎來說，也有重大的指導意義，按照這一思想去思考工作，會取得好的成果。
三、組織起來
綜觀中國的近、現代史，中國之所以受帝國主義列強欺侮，中國之所以從一個世界大國強國成為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貧弱國家，中國的主體還是那個中華民族，還是中華炎黃子孫，還是中國人民，然而成為一盤散沙的中國，雖人口眾多，地大物博，卻為某些船尖炮利的彈丸小國瓜分了、蠶食了。究其根源，就是由于一個團結問題，組織辦法的問題。而中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之上，趕走了帝國主義侵略者，建立了新中國，正是得益于民族的團結奮斗，自強不息，得益于中國共產黨動員組織全國人民共同奮斗的組織辦法。舊中國的農村，是小生產的海洋，農村、農民、農業的分散狀態，是中國經濟社會，尤其是農村處于貧困的極其重要的原因。組織起來，是毛澤東農業發展戰略的偉大思想。中共十八大提出：“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這也表明，組織起來，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仍然是中國農業發展的正確選擇。組織起來，是毛澤東興農戰略策略的綱領性行為指南。
(一)良好的組織才能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
提高勞動生產率，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是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尤其是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列寧曾經指出：“勞動生產率，歸根結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列寧：《偉大的創舉》)。斯大林也指出：“如果不在工業和農業方面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我們就不能解決改造的任務，就不僅不能趕上并超過各先進資本主義國家，而且連自己的獨立生存也不能保住。因此，提高勞動生產率問題對于我們具有頭等重要的意義”(斯大林：《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向第十六次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1932年)。現實也向人們證明，不能提高工業、農業勞動生產率，國家就不會獲得豐裕的產品和各種消費品，包括文化消費品，就體現不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
那么，如何才能達到真正的提高勞動生產率呢?在科學技術相同的條件下，只有改善組織管理的形式和辦法。然而，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進步，也同組織管理的形式和辦法高度相關。
馬克思主義告訴我們：“如果把不同的人的天然特性和他們的生產技能上的區別撇開不談，那末勞動生產力主要應當取決于：(1)勞動的自然條件，如土地的肥沃程度、礦山的豐富程度等等;(2)勞動的社會力量的日益改進，這種改進是由以下各種因素引起的，即大規模的生產，資本的集中，勞動的聯合，分工，機器，生產方法的改良，化學及其他自然因素的應用，靠利用交通和運輸工具而達到的時間和空間的縮短，以及其他各種發明，科學就是靠這些發明來驅使自然力為勞動服務，并且勞動的社會性質或協作性質也是由于這些發明而得以發展起來”(馬克思：《工資、價格和利潤》，1865年)。“單個勞動者的力量的機械總和，與許多人手同時共同完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舉重、轉絞車、清除道路上的障礙物等)所發揮的社會力量有本質的差別。在這里，結合勞動的效果要末是個人勞動根本不可能達到的，要末只能在長得多的時間內，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規模上達到。這里的問題不僅是通過協作提高了個人生產力，而且是創造了一種生產力，這種生產力本身必然是集體力”(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1867年)。馬克思這里告訴我們的是，要提高勞動生產率，必須對生產方法和管理方法進行改良，要有某些發明，要創造出某種新的生產力，創造集體力。組織起來，當然就是要創造出新的生產力，創造出集體力，以提高勞動生產率。主觀愿望是如此，客觀作用在正常情況下，在管理水平不斷提升下也是如此。
毛澤東在他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就十分注意注重通過良好的人為作用，逐步的動員、引導、組織人們，創造新的生產力，創造集體力，毛澤東應當是不愧于掌握和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創舉的領頭人和實踐者。人們知道，舊中國的農村，特別是軍閥混戰中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農村，中國小農經濟海洋，農業農民是很難獲得良好發展的，農民的生活難以好轉和改善。面對當時農村的困難，作為一個革命者，1933年，毛澤東在他的《長岡鄉調查》中，提出了解決困難的辦法：“在現實的農業技術條件下，耕牛的作用僅僅次于人工，根據瑞金石水鄉(無牛的百分之三十)，興國長岡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五)，上杭才溪鄉(無牛的百分之二十)三處的材料，可以知道農民中完全無牛的，平均要占百分之二十五，這是一個絕大的問題。解決方法，莫妙于領導群眾組織犁牛合作社，共同集股買牛。辦法是在自愿原則下(經過社員大會同意)，每家照分田數每擔谷田出谷二升至三升。……這一辦法是石水鄉群眾提出來的，他們已在實行。我們希望各地都能實行。這不但解決貧苦農民一大困難，對于增加農業生產更有大的意義。”毛澤東這些思考和意見，應當講不僅對當時農民解決困難具有非常實在的意義，更是發明了一種方法，創造出一種生產力，即集體力，達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效果。這對于培育農民的集體主義意識，為以后往社會主義方向過渡，很有開創性意義。這就是農業農民農村的互助合作。正是在毛澤東意見下，1933年和1934年，農業互助合作運動在中央蘇區得到廣泛的發展，閩淅贛省加入合作社的人數占全省人口的50%(資料來源《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史料》)，農業勞動生產率有了很大提高，生產力有了發展，農民困難得到緩解，生活有了改善。
抗日戰爭時期，組織起來走農業合作道路的運動進一步在各解放區廣泛興起。1942年，毛澤東在領導邊區人民渡過抗日戰爭最困難時期的實踐中，面對邊區的現實情況，總結了邊區發展農業、發展經濟的經驗：“地廣人稀，幾乎全部屬于小農經濟的邊區，要貫徹政府的經濟政策，組織與倡導人民發展經濟，就必須依賴群眾化的合作社起紐帶作用”(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為了幫助干部和群眾更好地認識合作社，調動干部和農民群眾組織合作社的積極性，毛澤東于1943年在他的《論合作社》中指出：“今年邊區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生產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在過去，束縛邊區生產力使之不能發展的，是邊區的封建剝削關系，一半地區經過土地革命，把這種封建束縛打破了，一半地區經過減租減息之后，封建束縛減弱了，這樣合起來，整個邊區就破壞了封建剝削關系的一大半，這是第一個革命。但是，如果不進行從個體勞動轉移到集體勞動的生產方式的改革，則生產力還不能獲得進一步的發展。因此，建設在以個體經濟為基礎(不破壞個體的私有財產基礎)的勞動互助組織，即農民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就非常需要了，只有這樣，生產力才可以大大提高。……如果全體農民的勞動力都組織在集體互助勞動之中，那末，現有全邊區的生產力就可提高百分之一百。這辦法，可以引之于各抗日根據地，將來可以引之于全國，這在中國經濟史上是要大書特書的。這樣的改革，生產工具根本沒有變化，生產的成果也不是歸公而是歸私的，但人與人的生產關系變化了，這就是生產制度上的革命，這是第二個革命。”看看，毛澤東是把組織農民，農民已經組織起來了當作生產制度革命，當作生產方式變革的。他認為，單是這種革命性的變化，就可以在科技水平不變的基礎上使生產效率提高，使生產力大增。中國農業農村的發展歷史為毛澤東的預見提供了最為實在的佐證。正是由于此，毛澤東一生都篤信和始終不渝地領導中國農民實踐這一充滿社會主義因素的生產制度和生產方式的變革。
正是由于有了良好的組織，把千百年來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勞動特征消滅了，調動起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民群眾親身體會了集體力的強大和優越，享受到集體力創造成果的喜悅，更樂意投身于集體力的成果創造上。從而形成一種生產力發展的良性循環，推動了生產效率的不斷提高，使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得以很好的體現。
(二)組織起來，農村農民的富裕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
想富，求富，是人的一般正常的心理，尤其是在農民之眾中。然而古今中外，能有幾個人能靠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發家致富了呢?在中國，自古以來，作為個體的農民，只能是企求趙公元帥讓他們增收，多收獲一點，得一些意外之財，能進入富裕行業更是夢寐以求。但那只是奢心夢想。農民世世代代辛勤耕種勞作，還四處打工賣力，結果呢，他們還是那個樣，年過一年，代過一代地貧窮下來。遇到天災人禍(包括病痛)，他們則更為貧困潦倒。這就是事實，是千百年來社會發展過程中昭示的事實。
那末，怎樣才能讓農民富裕起來呢?
恩格斯說過：“通過社會生產，不僅可能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而且還可能保證他們的體力和智力獲得充分的自由的發展和運用，這種可能性現在是第一次出現了，但是它確實是出現了”(恩格斯：《反杜林論》，1876——1878)。列寧也指出：“現在最迫切的就是采取那種能夠立刻提高農民經濟生產力的辦法。只有經過這種辦法才能做到既改善工人生活狀況，又鞏固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列寧：《論糧食稅》，1921年)。恩格斯、列寧這里講的，就是通過改變當時的現行制度和方式方法，讓農村農民富裕起來。這就是把農民組織起來，通過互助合作化、規模化、社會化等的方式方法，引導農民進入社會生產，從而提高農業經濟生產力，逐步走上富裕的道路。而要做到，要達到此目的，只有社會主義才會做，且能做到。因為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不僅不是縮減個人需要，而是要竭力擴大和發展個人需要，并且要全面地充分地滿足有高度文化的勞動人民的一切需要。社會主義國家給了人民自由，而且給了人民物質福利，人民才有享受富裕的、有文化的生活的可能。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只有實現了互助合作化、規模化、社會化的社會生產。農村農民才有使用大機器、改善生產條件、提高生產力的基礎和可能性，才能打破那種一家一戶的、力量分散、難以抵御自然力侵蝕的束縛，形成和創造新的、強大的農業經濟生產力，從而讓富裕起來成為可能的現實。
毛澤東一貫十分注重把農民組織起來。大革命時期，毛澤東提出：“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的真正朋友，以攻擊我們的真正敵人”(毛澤東：《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1926年3月)。這雖然是相對于革命而言，但我們仍可把其當成是一種制度的變革和方法的轉變的思維。毛澤東一生領導革命和建設的生涯中都可以看到這種改良和創造的思維。湖南的農民運動，組織農會，不僅讓農會會員進行革命，同時也組織會員進行發展經濟的活動，特別是組織了消費、販賣、信用三種合作社，做了修道路、修塘壩和其他一家一戶難以做成的事。
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由于受白色勢力的包圍，根據地遇到極大困難，毛澤東提出：“邊界黨如不能對經濟問題有一個適當的辦法，在敵人勢力的穩定還有一個比較長的期間的情況下，割據將要遇到很大困難”(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1928年10月5日)。這個“適當辦法”是什么呢?當然就是組織起來，提高生產力。毛澤東在1933年8月在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上所作的演說《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中，對這個“適當”辦法作出了很好的回答。毛澤東指出：“革命戰爭的激烈發展，要求我們動員群眾，立即開展經濟戰線上的運動，進行各項必要的和可能的經濟建設事業。”要求與會同志回去，“不但要立即動手去做許多工作，并且要指導許多工作人員一道去做。尤其是鄉和市這一級的同志，以及合作社、糧食局、貿易局、采辦處這些機關里的同志，他們是親手動員群眾組織合作社、調劑和運輸糧食、管理出入口貿易的實際工作人員，如果他們的領導方式不對，不能采取各種正確的有效的工作方法，那就會立刻影響到工作的成效。”那末該怎么辦呢?毛澤東又提出了四點意見：一是要從組織上動員群眾。動員引導群眾要依靠群眾組織;二是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那不利于合作社的發展，要失去黨和政府的信用;三是需要和使用大量工作干部去組織和推動經濟建設運動的開展;四是把經濟建設同戰爭的總任務，同其他的任務緊密聯系在一起。后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凡是運用這些辦法的，都能做好了事情，讓經濟發展起來。凡是違背了這些大原則，忽視這些辦法的，大都遭受了挫折。這個時候總結出的發展經濟，包括農業經濟的好經驗，依靠群眾、黨和政府的信用和領導、經濟建設與其他方面工作的統籌兼顧、大量干部人才的使用，直至在今天的現代化建設中，也是不可忽視的。我們可以更深度的思考，離開了黨和政府的領導，離開群眾參與的積極性，人民群眾不再相信黨和政府，沒有大量干部人才具體做組織工作，怎么能把群眾組織起來，又怎么能讓群眾走向富裕，千百年的歷史事實不就擺在那里嗎?
抗日戰爭時期，正是各解放區廣泛興起組織起來走農業互助合作道路的運動，“在發展生產上，又來一個革命，這就是用合作社方式，把公私勞動組織起來，發動了群眾生產的積極性，提高了勞動效率，大大發展了生產”(毛澤東：《論合作社》，1943年)，使邊區人民渡過了抗日戰爭的最困難時期。
新中國成立以后的建設實踐，更使得毛澤東深深感到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復雜和重要，指出：“沒有農業社會化，就沒有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同上)。用什么道理教育、啟發和引導農民呢?要農民干什么、怎么干呢?就是教育、啟發和引導農民組織起來進行集體生產，搞合作化，搞社會化，運用創造出來的集體力，走好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道路。毛澤東認為：“一切勞動農民，不論是那個階層，除了組織起來集體生產，是無法抵抗災荒的”(毛澤東：“只有合作社才能抵抗天災”一文按語，《中國的社會主義高潮》)。“全國大多數農民，為了擺脫貧困，改善生活，為了抵御災荒，只有聯合起來，向社會主義大道前進，才能達到”(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在毛澤東的戰略思維里，要振興和發展中國農業，減點租稅，減少點負擔，都不是根本的辦法，都只是權宜之計。關鍵的、重要的是通過制度的制定實施，方式方法的改良轉變，教群眾以新的方式方法，提高勞動效率，發展生產，增加收入，逐步富裕起來。正如毛澤東所說的：“如果我們沒有新的東西給農民，不能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來，那些窮的就不相信我們，他們會覺得跟共產黨走沒有意思，分了土地還窮，他們為什么要跟你走呀?”(毛澤東：《農業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斗爭》，1955年)毛澤東提出的這個“新東西”，就是組織起來集體生產的制度、政策、方式、方法，就是創造集體力。黨的十八大提出：“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逐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城鄉共同繁榮”，“壯大集體經濟實力，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這正是在新時期中國共產黨要給予農民群眾的“新東西”。試想，沒有這些“新東西”及其具體引導實施和發揮作用，任由城鄉差距不斷擴大，由小生產方式主宰，農村農民日趨困難，農業發展繼續乏力，中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建設有可能持續下去嗎?全部的鞏固的社會主義還會實現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會是健全的、強有力的嗎?
(三)怎樣做好組織起來的工作
組織起來，是創造集體力、提高勞動生產效率的一種重要途徑;組織起來，是解決農村富裕問題的可行而有效的方式方法和手段，對此，也許大多數人，甚至可以認為是絕大多數人都是沒有異議的。然而，人們千萬不能將我們講組織起來，只是把農民封閉在原地不動，只一個“互助合作”，搞共同勞作生產那樣一種比較簡單、單純的組織行為。我們這里所講的“組織起來”，是多層次的，而且也是多形式、多方法、多作用的稱謂。比如十八大對要“組織起來”的表述就有：“推動城鄉發展一體化”，“堅持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針”，“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深入推進新農村建設和扶貧開發，全面改善農村生產生活條件”，“著力促進農民增收”，“堅持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發展農民專業合作和股份合作，培育新型經營主體”，“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構建集約化、專業化、組織化、社會化相結合的新型農業經營體系”，“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等等。更為現實的是，在目前形勢下如何加快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業綜合能力，確保國家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有效供給，更需要我們有一個“組織起來”的科學行動。組織起來，就是用人的聰明才智即人的智慧，創造人的行為科學方式和導向人的創造性行動。而現實上，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已經給社會經濟發展敲響了警鐘。最重要的恐怕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農村的基礎設施的陳舊、破敗和不完備，機械化程度不高，新型農機耕器具不多，研發更為不足，因而勞動生產率也不高;另一方面，更值得人們關注和需要改變的是農民不愿種地的傾向的嚴重存在。《東方早報》2012年6月13日刊登孫維國的，后被許多家報刊轉摘登的文章透露出一個可怕的信息：目前農村按組形成的年齡結構分四層，第一層是年紀在60歲到80歲及更老的，第二年齡層是35歲到50歲，第三年齡層是20歲到35歲，第四年齡是剛出生的到20歲。目前在家種地的為第一年齡層，第二、第三年齡層都在外打工，第四年齡層在上學和年幼。文章還說，第三、第四年齡層幾乎可以肯定，將來不會、也不愿意種地……。這種嚴重的后果我們這里不愿意講下去。尤為可怕的是，如今的基層政府還把組織輸送勞動力外出打工當作“致富一方”的辦法和政績，而相當長時期內沒有考慮如果組織農村農民的農業生產，這真是一個遺害無窮的后患，是一個戰略性的失誤。從農業的現實我們看到了“組織起來”的重要性。“組織起來”，不是一個口號，不是一個外在，它不僅是一種形式，更是一種實質，是一種精神，是一種社會主義文化，是振興，是興旺發達的希望所在，也是農業的希望所在。
怎樣搞好“組織起來”，在毛澤東的思想里，在毛澤東興農戰略里同樣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人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程中，可以在這里找到動力的源泉。
一是提高認識，增強信心。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開宗明義指出：“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發展進程中要同傳統的觀念實行最徹底的決裂。”“組織起來”是人類社會發展長河中的一件新鮮事，人們，尤其是千百年都浸泡在小農經濟海洋中的農民，不可能自發和自覺地認識和理解“組織起來”的遠大意義、深刻涵義和具體內容。就是黨的干部、甚至是黨的高級干部和知識分子都未必是完全清楚的。而且，在“組織起來”的實踐中，要出現波折，或者出現過波折，就更增加了人們對“組織起來”的疑慮和選擇的難度。因此，毛澤東早就提出了告誡：“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其實，農民都是比較單純、樸素、誠實的個體，怎樣組織好他們發展現代農業，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要解決好兩個前提：農民愿意走社會主義道路，黨有能力引導和帶領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毛澤東對此的論斷是：“我們必須相信：(1)廣大農民是愿意在黨的領導下逐步地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2)黨是能夠領導農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這兩點是事物的本質和主流”(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這兩點今天也仍然是本質和主流。當前的問題不僅是教育農民，也在教育黨的干部，只有這樣，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很好地組織起來，努力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此，我們要提高認識，充滿信心。領導干部要走在工作的前面。
二是努力學習，提高技能。組織起來，不僅有理論的問題，也有更為重要的是具體工作的能力和技術藝術問題。因此，要真正搞好組織起來，關鍵在努力學習，不斷總結經驗，提高組織起來的技能。
學什么，就是要學政治、學知識，學習和借鑒國內、外成功的好的組織生產的方法。馬克思講過：“歷史的教訓是(這個教訓也可以從另一角度考察農業時得出)：資本制度同合理的農業相矛盾，或者說，合理的農業同資本主義制度不相容(雖然資本主義制度促進農業技術的發展)，合理的農業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農的手，要么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控制”(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1894年)。恩格斯也指出：“如果我們所許的諾言使農民哪怕有一點借口設想我們是要長期保全小塊土地所有制，那就不僅對于黨而且對于小農本身也是最壞不過的幫倒忙。……我們黨的任務是隨時隨地向農民解釋：他們的處境在資本主義還統治著的時候是絕對沒有希望的，要保全他們那樣的小塊土地所有制是絕對不可能的，資本主義的大生產將他們那無力的過時的小生產壓碎，正如火車把獨輪手推車壓碎一樣是毫無問題的”(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1894年)。毛澤東講得就更為直接和明白：“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難道可以說既不走資本主義的道路，又不走社會主義的道路嗎?資本主義道路，也可增產，但時間要長，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們不搞資本主義，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會主義，那資本主義勢必要泛濫起來”(毛澤東：《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1953年)。也許我們有的同志在什么是社會主義這個問題上還在迷糊。其實，列寧至少在1921年就指出：“如果農民經濟能發展下去，那就必須穩固地保證它能進一步過渡，而進一步過渡就必然使利益最小的、最落后的、細小的、孤立的農民經濟聯合起來，組織成公共的大規模的農業經濟。對于這一切，社會主義者一向都是這樣設想的。我們共產黨也正是這樣看的”(列寧：《關于糧食稅的報告》，1921年)。列寧還說：“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取得了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列寧：《論合作社》，1923年)。斯大林講的更明白：“黨的出發點是：不實行集體化，就不能把我國引上建成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康莊大道，就不能使千百萬勞動農民擺脫貧困和愚昧”(斯大林：《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總結》，1933年)。學什么，我們想，要真正做好組織起來，首先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學學社會主義政治。然后再學習如何去做動員、組織農民的工作。怎樣才能做好動員、組織農民的工作，那就是如同毛澤東所說的：“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毛澤東：《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我們應當不惜風霜勞苦，夜以繼日，勤勤懇懇，切切實實地去研究人民中間的生活問題，生產問題，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利、牧草、農貸、移民、開荒、改良農作法、婦女勞動、……等等重要問題，并幫助人民具體地而不是講空話地去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1942年)。也就是我們要學習和掌握幫助農民群眾解決生活、生產問題的本領。當前重要的是按照十八大要求，學習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建立新型農業經營體系、促進農民增收的真本領。
三是搞好工農聯盟。十八大提出：“形成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工農互惠、城鄉一體的新型工農、城鄉關系。”這是在新時期新形勢下社會主義國家中搞好工農聯盟的科學表述。工農關系從來是現代社會中最重要的關系，是社會前進中不可忽視的重要關系。無產階級革命時期不可忽視，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不可忽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不可忽視，新時期，要把農民組織起來，對此也絕對不可忽視。
馬克思主義認為，從農民農村農業的實際上分析研究，農民是把城市無產階級(工人)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領導者的，農民群眾把自己的解放和自由寄托在無產階級的成功之上。即今天，人們把推進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信息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也是這種寄托的延伸。列寧指出：“農民是工人的天然同盟軍”(列寧：《工人階級和革命》，1905年)。“由于同城市工人結成聯盟，由于同全世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結成聯盟，俄國勞動農民可以相信，他們定會克服一切災難，打退帝國主義者的一切進攻，實現共同耕作土地的事業，實現由個體小經濟逐步地積極地向共耕制過渡的事業，沒有這種事業，勞動人民是不能得到解放的”(列寧：《在全俄土地科、貧農委員會和公社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工農聯盟，不是單方面的農民需要工人，農村農業需要工業，而是雙方共同互惠的需要。如同斯大林說的：“我們黨內有一些人把勞動農民群眾看成異類，看成工業的剝削對象，看成我國工業的殖民地之類的東西。同志們，這些人是危險的人。對于工人階級來說，農民既不能是剝削對象，也不能是殖民地。農民經濟是工業的市場，正象工業是農民經濟的市場一樣。但農民對于我們不僅是市場，而且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正因為如此，農民經濟的提高，農民的普遍合作化，農民物質生活狀況的改善，是一種前提，沒有它就不能保證我國工業有較大的發展。反過來說，發展工業，生產農業機器和拖拉機，以大量工業品供給農民，又是一種前提，沒有它就不能推進農業。這就是工人階級和農民的聯盟極重要的基礎之一”(斯大林：《關于蘇聯經濟狀況和黨的政策》，1926年)。由此，我們可知，城鄉、工農兩極分化、出現農民討薪難等等問題，都是與工農聯盟相違背的，不符合社會主義國家的利益。讓農民組織起來，是建立和鞏固工農聯盟，推進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是重要的前提和基礎。
毛澤東一貫十分重視工農關系、工農聯盟的問題，強調“從經濟建設去鞏固工人和農民的聯盟，去鞏固工農民主專政，去加強無產階級的領導”(毛澤東：《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認為“工人階級跟農民階級的聯盟是基礎，是最重要的”(毛澤東：《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1953年)。指出：“革命靠了農民的援助才取得了勝利，國家工業化又要靠農民的援助才能成功”(毛澤東：《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閉幕詞》，1950年)。毛澤東認識到，工農聯盟的內涵也要同形勢的變化而有所改善、改變和提升。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農業農村又有了新的變化，要滿足農民的新要求，要繼續鞏固工農聯盟，就必須面對新情況新形勢，在新的基礎上去做好鞏固工農聯盟的工作。因此，在這個時候，毛澤東提出了：“在逐步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和逐步地實現對于手工業、對于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同時，逐步地實現對于整個農業的社會主義的改造，即實行合作化”(毛澤東：《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1955年)。又是合作化，又是集體生產，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組織起來”的問題。要讓增強農村的發展活力，做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統籌城鄉發展，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現代化成果這樣的新時期新形勢下工農聯盟的內涵得以充分體現，在中國形成一種新型的工農、城鄉關系，需要我們在“組織起來”方面有新的戰略思維，新的辦法，有方式和行動上的創新。但是不管如何，要真正把農民組織起來，我們黨和政府還必須做好教育、引導、動員、組織的具體工作，不能只停留在自發的方面。要認識清楚，社會主義需要灌輸，讓農民組織起來需要宣傳、教育、動員和具體組織。工作不可能一帆風順，會有波折，需要不斷總結成績和經驗，才能提供正確的指導和堅定信心。1943年11月29日，毛澤東在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就組織合作社的問題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總結了組織起來的經驗，指出：“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入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說的，就是經過合作社。在邊區，我們現在已經組織了許多的農民合作社，不過這些在目前還是一種初級形式的合作社，還要經過若干發展階段，都會在發展為蘇聯式的被為集體農莊的那種合作社。……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從前我們在江西綜合了群眾的經驗，這次我們在陜北又綜合了這樣的經驗，經過去年一年實行邊區的勞動互助就大為條理化和更加發展了。……在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內，都應該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廣泛組織這種集體互助的生產合作社”。革命時期，促進“組織起來”需要不斷總結經驗，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期，要做好組織起來，促進組織起來，更需要我們善于去總結和推廣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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