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毛澤東對印度的認識，對中印關系影響深遠。青年毛澤東在關注世界形勢的過程中認識、了解印度;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兩國之間形成的深厚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毛澤東認為印度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毛澤東的印度觀，是毛澤東對印度的總體性認知，是毛澤東處理兩國關系的方式表現，是毛澤東高超的外交藝術、戰略智慧的展現。從毛澤東的印度觀中汲取智慧，對維護兩國友好關系有重要價值。
“洞朗對峙”事件之后，中印邊界問題進入更多人的視野。中國和印度應如何發展兩國關系?如何解決橫亙在兩國之間的邊界難題?中國和印度作為亞洲大國，如何妥善地解決好兩國之間的糾紛，以更好地維護和發展人民的利益?要很好地回答這些問題，有必要了解毛澤東的印度觀，從中汲取經驗和智慧。
一、對印度的初步認識
學生時代的毛澤東，廣泛涉獵中西學說，積極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問題，同時關心國家命運，密切注意世界形勢。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同盟國的失敗而告終，列強重新劃分勢力范圍。被壓迫的殖民地廣大民眾，趁列強喘息之機，掀起民族獨立的革命浪潮。同為協約國的中國，收回山東權益的正義要求沒有得到公正對待，直接引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世界革命的呼聲四起，追求解放的運動迅猛發展，“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世界革命以及國內局勢的變化，為青年毛澤東認識印度提供了契機。
1919年7月14日，《湘江評論》在長沙創刊，毛澤東是主編兼主要撰稿人。在創刊號中，毛澤東有兩篇文章涉及到印度，標題是《研究過激黨》和《阿富汗執戈而起》。毛澤東在《研究過激黨》中指出:“阿富汗侵印度，俄過激黨為之主謀，過激黨到了南亞洲。”“阿富汗侵印度”，指1919年5月爆發的阿英第三次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不僅俄國發生了十月革命，而且印度民族獨立運動迅猛發展，牽制了英國許多力量。在這種有利形勢下，1919年2月，阿富汗改革派代表人物控制政權后，宣布獨立，不承認任何外國特權，并采取聯蘇抗英的政策。從事實來看，說阿富汗“侵”印度，是不甚準確的。但是毛澤東的重點在于“過激黨到了南亞洲”，南亞洲即是今天的南亞，也就是說“過激黨”傳入到了印度。在《阿富汗執戈而起》中，青年毛澤東對阿英戰爭中印度的作用作了評論:“印度舍死助英，賺得一個紅巾照爛給人出丑的議和代表。印民的要求是沒得允許。印民的政治運動，是要平兵力平壓。阿富汗是個回教國，狐死兔悲，那得不執戈而起?”他認為，即使印度盡最大的努力幫助英國，英國殖民者也不可能允許印度通過此次戰爭實現民族獨立，充其量印度只能得到議和代表的席位而已。而這一席位的價值，在青年毛澤東看來屬于“紅巾照爛給人出丑”，印度民眾的政治運動，仍將遭到英國殖民者的鎮壓。
印度長期處于英國殖民者的統治之下，其民族獨立運動蓬勃發展。青年毛澤東高度關注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青年毛澤東說:“怒濤西邁，轉而東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罷工，印度朝鮮，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以此論證民眾大聯合的可能性與必要性。青年毛澤東甚至將印度的民族革命運動列入其研究計劃，曾擬問題研究會章程，章程中擬定要研究的第二十四個問題，即印度自治問題。毛澤東對印度的關注由此肇始。
二、印度人民是中國人民的戰友
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開始了蓄謀已久的對華野蠻侵略戰爭。這個時期的世界格局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組成法西斯軸心國，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個背景下，毛澤東將印度人民看作是中國人民的戰友。
毛澤東嘗以印度為例論述抗日戰爭策略。在論述為什么提起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時，毛澤東指出:“我們的敵人大概還在那里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國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夢。這等夢在今天的中國已經沒有現實的價值，因為今天的中國比之上述歷史多了一些東西，頗為新鮮的游擊戰爭就是其中的一點。”由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紅軍的存在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敵人的美夢將會徹底破碎。在駁斥亡國論者“搬出英滅印度的事實，證明小而強的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滅亡大而弱的落后國家”時，毛澤東指出，英國滅亡印度時處于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而現在中國與日本之間的戰爭，日本是處于“法西斯國家大崩潰的前夜”，中國和印度所處的形勢不同，抗爭侵略的結果也必然不同。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是不是孤立的?“歷史上不論中國的戰爭也罷，印度的戰爭也罷，都是孤立的”。但是現代中國的抗日戰爭在國際上并不孤立，國際上廣泛發生的人民革命運動將會援助中國。中國的抗日戰爭是艱苦卓絕的，是偉大的壯舉，對這場戰爭的世界性意義，毛澤東認為“不但將影響到中日兩國，大大推動兩國的進步，而且將影響到世界，推動各國首先是印度等被壓迫民族的進步”。
毛澤東認為印度和中國是反法西斯戰壕的戰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剝削，而印度作為英國帝國主義在亞洲最大的殖民地，亦深受殖民之苦。中印面臨相同的環境，有著相同的奮斗目標，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作出英勇的抗爭。特別是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面爆發以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實行全面戰爭的策略，快速侵占東南亞的同時，發動了對英屬印度的侵略，印度人民與中國人民面對著同一個敵人的瘋狂進攻，中印兩國人民同處反法西斯的戰壕。在抗日戰爭中，印度人民也對中國人民進行了幫助，展示了極大的友誼。為支援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印度在國大黨領袖尼赫魯的支持下，組建了援華五人醫療小組，并于1939年2月到達延安。對醫療小組的工作，毛澤東在1943年4月5日致印度國民大會的信中給予了高度的評價:“這個醫療隊五人均在八路軍工作，四年以來，醫療隊諸同志不避艱險，輾轉北方戰地，他們的艱苦努力和極有價值的工作，使無數中國軍民親睹印度人民的援華熱忱。”印度援華醫生對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無私幫助，深深地印在毛澤東的心里，他對印度人民飽含感激之情。
毛澤東認為，印度人民是反對帝國主義的重要力量。印度長期處于英國殖民統治之下，實現民族解放是他們的奮斗目標。毛澤東當時認為，處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狀態下的國家只有兩條路可以走，“要就是站在帝國主義戰線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國主義戰線方面，沒有其他的道路”。一條是與帝國主義者同流合污，成為帝國主義的追隨者，另一條是加入反帝國主義的陣營，成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他認為長期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印度，肯定會選擇團結于反帝國主義的陣營，因此“我們把它們看作自己的朋友，請它們同我們合作”。印度對帝國主義的斗爭策略，與中國相似，必須注意盡一切可能利用帝國主義之間可資利用的矛盾。對于當時革命形勢的估量，他提出要充分估計到革命力量的發展，特別是印度革命運動的高漲，有可能沖破資本主義的戰線。但是帝國主義的力量還是比較強大的，中印兩國之間要互相支持。在對是否支持印度獨立這個問題上，毛澤東明確地指出:“我們希望印度獨立。因為一個獨立的民主的印度，不但是印度人民的需要，也是世界和平的需要。”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后，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世界日益演變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陣營之間的對抗。在這兩大陣營之間，印度可以發揮什么作用?毛澤東認為，從戰火中獨立的印度與中國一樣，都需要幾十年和平的時間，以發展生產力，改善人民的生活。這個相同的愿景，能使兩國努力去做促進和平的工作。1954年印度總理尼赫魯同毛澤東主席交談時提出“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毛澤東十分贊許地表示“建立和擴大和平區域是一個很好的口號”。后來，印度實踐這一構想，倡導不結盟運動，事實也證明這一構想促進了世界和平。
三、和平是中印關系的主流，吵架是小插曲
中印兩國毗鄰，交往歷史源遠流長。兩國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締結的友誼，在獨立和解放之后繼續發展。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天安門莊嚴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印度是最早承認新中國的國家之一，并于1950年4月1日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在與新中國建交的非社會主義國家中，印度可謂開啟先河。對于中印兩國的建交，毛澤東是充滿樂觀情緒的，這體現在他《接受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呈遞國書時的答詞》中:“中印兩國，國境毗連，在歷史及文化上均有悠久而密切的關系，近世紀來，又都為掙脫自己民族的厄運，進行過長期而勇敢的斗爭。存在于貴我兩國人民間的了解、同情與關懷是深切的。現在中印兩國正式外交關系的建立，不但將使已存在于兩國人民間的友誼日益發展與鞏固，而且與此而俱來的亞洲兩大國家人民的真誠合作，必將大有助于亞洲與世界的持久和平。”
建立外交關系后，兩國之間來往更加密切，順利實現了政府高層的互訪。1954年中國政務院總理周恩來順利出訪印度，受到印度人民的熱烈歡迎，兩國發表的聯合聲明中重申了“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同年10月，尼赫魯訪問中國，是首位訪問中國的非社會主義國家的政府首腦。訪問期間毛澤東與尼赫魯進行了四次會談。會談中毛澤東向尼赫魯表達了對印度人民的深厚感情，“我們所有東方人，在歷史上都受過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欺侮”，“我們東方人有團結起來的感情，有保衛自己的感情”，在中國工作了幾年的印度大使也一定懂得“中國人民對印度人民及其他東方國家人民的感情”。因為有這樣的一種感情的存在，毛澤東認為中國與印度之間不必互相防備，更不必互相“抓辮子”，即使是吵架，也是朋友之間的吵架，和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吵架是有根本性質不同的。毛澤東在會見尼赫魯時，吟誦屈原的詩句“悲莫悲兮生離別，樂莫樂兮新相知”，深情表達了他對中印兩國友誼的感受。中印兩國是朋友，強烈存在于毛澤東的意識之中，這必然是影響他對印決策的因素。
中印兩國有很深遠的交往關系，但是在這個過程中也有著一些阻礙和平的因素，中國與印度之間在某些問題上是存在著分歧的，甚至因為這些分歧產生嚴重的沖突。
毛澤東曾認為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印度，只有兩條路可以走。1958年他同巴西記者馬羅金、杜特列夫人談話時修正了這個觀點，認為印度“不是帝國主義國家，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而是民族主義國家”。毛澤東的這個判斷，在他1954年與尼赫魯談話時已有所表露。他談到二次世界大戰有三類國家獲益，第一類是美國，第二類是由共產黨和工人階級領導的國家，第三類是“被壓迫的民族和國家，這些不是共產黨領導的，而是由愛國的團體和政黨領導的，像印度、印尼、緬甸、敘利亞和埃及這樣的國家屬于這一類”。認識到印度的民族主義國家性質，對于理解兩國之間的分歧有很大的幫助。
中國與印度之間的分歧與沖突，集中于西藏問題和邊界問題。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當西南基本解放之時，經略西藏的任務便凸顯出來。1950年1月2日，毛澤東發出了由西南局擔負進軍西藏和經營西藏的任務的指示，指出“西藏人口雖不多，但國際地位極重要，我們必須占領，并改造為人民民主的西藏”。在西藏是我們國家的內政問題、容不得任何國家干涉問題上，他的態度明確且堅決。
印度對西藏有著自己的野心，妄圖繼承和維持英帝國主義在新中國成立前掠取的對西藏的特權。因此，當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西藏展開行動的時候，尼赫魯認為中國觸動了印度在西藏的“利益”，要采取干涉措施。尼赫魯放棄了政治干涉的措施，采取經濟手段，對西藏進行貿易管制和禁運，給進入西藏的解放軍施加壓力，意圖逼我接受其無理要求。毛澤東覺察到了印度的這一手段而有所準備，他在給西南局、西藏工委的指示中明確指出:“印度可能答應交換糧物入藏，但我們的立腳點，應放在將來有一天萬一印度不給糧物我軍也能活下去”，“同印度和內地打通貿易關系，使西藏出入口趨于平衡，不因我軍入藏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并爭取使他們在生活上有所改善”。經過努力，我方克服重重困難，在西藏站穩了腳跟。此時，毛澤東對印度的態度仍沒有發生太大的變化，1954年與尼赫魯會談之時，仍盛贊印度民族是很有希望的，是很偉大的民族。
印度采取禁運措施干涉中國進入西藏的陰謀失敗之后，雖然與中國簽訂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承認西藏屬于中國的領土，但其覬覦中國領土的野心并沒有消失。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層反動集團發動武裝叛亂，進攻人民解放軍西藏軍區司令部、中央代表和西藏工委駐地。3月17日達賴喇嘛逃離拉薩前往印度。種種跡象表明，印度與西藏的叛亂有密切的聯系。
此時，毛澤東對印度的態度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對尼赫魯也有了較多的批評，但仍然注意留有余地。關于西藏叛亂的宣傳報道，毛澤東決定使用更尖銳的措辭。他在給彭真、胡喬木、吳冷西的信中指示:“‘帝國主義、蔣匪幫及外國反對派策動西藏叛亂，干涉中國內政’這個說法，講了很久，全不適當，要立即收回來，改為‘英國帝國主義分子與印度擴張主義分子，狼狽為奸，公開干涉中國內政，妄圖把西藏拿了過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閃。……請注意:不要直接罵臭尼赫魯，一定要留有余地，千萬千萬。”暫時不罵臭尼赫魯的原因在于，叛亂者與尼赫魯會面后談了些什么我們還沒有得到確切的消息，為在處理此次叛亂中保持主動，要留有余地。這可以看出毛澤東是非常注意外交細節的。
195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登載了尼赫魯同達賴會見前后談話的報道，毛澤東對印度提出了更多的批評。4月28日，他在為新華社撰寫的電訊稿中批評印度干涉中國內政，“但是也請你們不要管喜馬拉雅山以北的閑事，并且最好少嚷嚷。嚷是無益的。你嚷我必嚷，難道只許州官防火，不許百姓點燈嗎?”這一電訊稿當時沒有發表，但字里行間散發的火藥味足以讓人感到他的憤怒。1959年5月6日，毛澤東與蘇聯、匈牙利等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談話時說:“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尼赫魯是個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資產階級的中間派，同右派有區別。整個印度的局勢，我估計是好的。那里有四億人民，尼赫魯不能不反映四億人民的意志。西藏問題是很大的事，要大鬧一場，要鬧久些，鬧半年也好，鬧一年更好。可惜印度不敢干了。”毛澤東這段帶有幽默口氣的評論意味深長。他先談鬼，然后話鋒直接轉到印度，轉到尼赫魯，也就是說他的意識里印度就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派，而尼赫魯就是那個鬼。對這個鬼，怕不怕呢?毛澤東是不怕鬼的，中國人民也是不怕鬼的。同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團和駐華使節，進行這次帶有批評性的談話，毛澤東對印度協助西藏叛亂的所作所為表達了極大不滿。此時的毛澤東，對尼赫魯“新相知”的感覺已經煙消云散。
1959年之后，中印兩國關系日趨緊張，邊界地區時有沖突發生。后來的歷史證明，這是爆發大規模沖突的前夜。1962年，印度在中印邊界地區執行“前進政策”，意圖以軍事手段解決邊界問題。7月10日，印度軍隊在中印邊境西段分三路向中國的巡邏隊進行挑釁;7月21日，印度軍隊侵入中國新疆奇普恰普河谷地區向中國軍隊發動突然進攻;10月上旬，印度加緊準備戰爭，意在中印邊境發動新的軍事進攻。10月17日，印度在中印邊境東段和西段同時炮擊中國邊防軍陣地，進行大規模的軍事挑釁。為了保衛祖國邊疆，打擊印度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毛澤東于10月17日簽發了中共中央軍委關于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中國軍隊接到命令后按計劃奮起反擊，拔掉印軍的侵略據點，給予敵軍毀滅性打擊，取得全線的軍事勝利。在取得預期的軍事勝利目標后，毛澤東采取積極的步驟以爭取主動，決定于11月22日中國邊防部隊全線停火，并且于12月1日起，中國軍隊從1959年11月7日存在于中印之間的實際控制線后撤二十公里。這場戰爭以中國的軍事勝利并且獲得政治上的主動而結束，毛澤東對這場戰爭的結果是滿意的。他的內心并不希望發生這場戰爭，但迫于印度咄咄逼人的軍事挑釁，進行了應對。他說過的一段話表明了這一點:“打仗誰都怕，但是你單怕有什么辦法呢?怕，他也要打，盡管你怕得要死，他還是要打。你這個怕有什么用處呢?那末，我不如不怕。是你要打，反正我們是不發動戰爭的。”
中印發生了邊界沖突，這會極大動搖兩國之間的關系嗎?毛澤東堅持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待中印關系，他對兩國關系的前景感到樂觀。在他的觀念中，印度人民與中國人民有著相同的利益，都渴望和平，渴望建設家園，提高生活水平。中國長期遭受列強的侵略，人民飽受戰爭之苦，人民渴望和平，并且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原則，馬列主義的原則，是不允許侵略的”。中國不會挑起侵略戰爭，他在不同的外交場合同外國友人都談到這一點。在軍事部署上，他顧慮到印度對中國的擔憂，因此在西藏平叛后的有關方針中指出，“打完仗以后，要組織同原藏軍根本不同的人民自衛武裝。有了人民自衛武裝，就不需要駐這樣多的軍隊了，免得印度政府害怕”。而這也能解釋1962年中國在取得對印邊境自衛反擊戰的勝利之后，在沒有簽訂任何協議的情況下，停火并主動后撤的行動。
印度的反華勢力有多大?毛澤東認為，主張侵犯中國利益的只是統治階級的少數反動分子，印度國內有對我們不友好的黨派、團體和個人，但是“反動分子反對中國，印度人民會起來反對的”。印度人民不支持反對中國，是他們最大的絆腳石。另外，印度統治階級中“有些人，像印度資產階級中的一些人，又不同一點，他們有兩面性”。這個兩面性已經在中國平叛的過程中表現出來，一方面他們對我們鎮壓叛亂很不滿，另一方面，他們囿于中印兩國之間的友好傳統而不敢輕易與中國鬧翻。堅決反對中國，破壞中印兩國關系的人有多少呢?毛澤東判斷國際上反華的人，“估計共只占全人類的百分之幾，例如說百分之五吧，最多不過占百分之十”，“印度的情況也是如此，真正反華的，不過一小撮人”。沒有人民支持的這一小撮人，要想破壞中印之間友好的傳統，是很困難的。
毛澤東用歷史的眼光看待中國與印度的關系，他注重著眼于中印歷史上的友好交往，時常感念兩國人民形成的偉大友誼。他曾在中國外交部給印度外交部的一份答復稿中加寫了一些文字:“總的說來，印度是中國的友好國家，一千多年來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萬年，我們相信也將是如此。……印度不是我國的敵對者，而是我國的朋友。……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而對于那些兩國之間的是非曲直、原則立場，是一定要說的，不說不足以能夠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
四、從毛澤東印度觀中汲取智慧
毛澤東對印度的認識，對中印關系影響深遠。青年毛澤東在關注世界形勢的中認識、了解印度;在抗日戰爭中，毛澤東充分肯定了印度人民對中國人民的幫助，兩國之間形成的深厚友誼;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毛澤東認為印度是維護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雖然在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印之間發生了邊界戰爭，但毛澤東處理兩國關系的方式，展現出他高超的外交藝術和戰略智慧。從毛澤東的印度觀中汲取智慧，對維護兩國友好關系有重要價值。
其一，保持和平是兩國關系的主旋律。
回顧毛澤東認識印度和處理中印關系的過程，我們可以明顯地感覺到，毛澤東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對人民具有深厚的感情，并且這種感情被打上了國際主義的烙印。他站在中印兩國人民的立場上處理兩國的關系，時常感念兩國人民在歷史上形成的偉大友誼，以長遠的歷史眼光來看，和平更加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中國和印度是朋友，和平是中國處理兩國關系的基調，這是從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以來中國一以貫之的基本政策。當中印之間因邊境問題關系緊張之時，中國總是保持克制，勸說印度切勿錯判形勢，破壞中印之間的關系。2017年解決“洞朗對峙”的過程中，中國政府以極大的耐心保持克制，苦口婆心勸說印度人員撤回軍事人員和裝備，向世人充分展現了中國維護兩國關系和平穩定的愿望。2017年9月5日，習近平在廈門會見印度總理莫迪，強調了維護兩國關系和平穩定的愿望。習近平指出:“中印兩國要堅持雙方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的基本判斷。希望印方能夠正確、理性看待中國的發展。要向世界表明，和平相處、合作共贏是中印兩國唯一正確的選擇。雙方應相互尊重、求同存異，維護好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這是中國領導人在新的歷史時期，對中印兩國關系和平發展具有指導性和戰略性意義的重要理念。
其二，辯證地理解和平與戰爭的關系。
如何解決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中國一直堅持和平談判的方法。毛澤東認為戰爭的手段無法解決中印之間的邊界問題，戰爭手段不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但在毛澤東的意識里，對和平的強調并不意味著害怕戰爭，并不會一味求和而委曲求全，中國不會接受“城下之盟”式的解決方案。中國過去一直尋求與印度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遭到了印度一次又一次的拒絕，總是印度對中國說“NO”。1962年10月3日，中國提議雙方于10月15日舉行會晤，印度政府在10月6日拒絕了這一提議;10月24日，中國提出旨在停止邊境沖突、重開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問題的三項建議，印度政府在當天收到中國聲明后馬上拒絕;10月27日，尼赫魯復信我國周恩來總理，拒絕10月24日中國聲明中的建議。我們尋求和平，但是印度不愿和平，那怎么辦?和平不可能由別人施舍獲得。因此，當印度發起大規模的軍事挑釁，炮轟我邊防軍陣地時，毛澤東毫不猶豫作出猛烈反擊的回應。
其三，注意利用外交場合講清中印邊境問題。
中國和印度是亞洲的兩個大國，長期的緊張關系極大損害兩國人民的利益，如何緩和緊張關系就充分考驗國家的外交能力。實踐表明，與中印兩國關系友好的國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緩和緊張的氛圍，也能起到“傳聲筒”的功效。1959年中印關系緊張之后，毛澤東在多個外交場合，傳遞要與印度為善的信息。例如，1959年5月15日，會見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十六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和代表時，毛澤東就說:“中國和印度吵架不過是一件小事。我們這兩個國家的友好關系有一千多年了，難道因為這么一個小指頭大的事情就把兩國的友誼鬧翻了嗎?不會的，絕對不會的。中國人民的敵人在哪一個方向，在西南方向嗎?不是。……和印度吵架，是因為西藏這樣一個具體問題。印度政府想把西藏拿到手里，形式上中國所有，實際上它在那里辦事。就是這么一種情形，所以架就必吵。”他不僅強調了中印之間和平是主流，還向來賓解釋了中印之間問題的癥結。10月1日，毛澤東在會見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諾沃提尼和夫人時談到中印邊界問題，強調:“你們放心，我們決不會侵占印度一寸土地。”10月11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尼西亞外交部部長蘇班德里約說:“我們同你們就要友好，我們同印度也一樣，同緬甸和錫蘭也是一樣的。我想是可以友好的，不要把關系搞壞。”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印度敗北，然而印度并沒有從根本上反思自身的誤判，而是將挑起戰爭的黑鍋甩給中國，并污蔑中國是“侵略者”。對這種顛倒黑白的污蔑，毛澤東親自解釋，以正視聽。1964年，毛澤東在同訪華的亞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國家和地區的代表談話時，詳細說起中印之間的事情，“那是因為印度打進了我國幾十公里，它打了好幾年，我們才自衛還擊。一打就打回了老國境。在幾千公里的老國境線，印度人跑光了，沒有軍隊，那我們就撤回來了，撤到帝國主義規定的所謂新國境線，這條線我們是不承認的。我們從這里后退二十公里，設立了緩沖地區”。對于一些是非對錯，毛澤東親自在重要的國際場合講清楚，對改善國際對華輿論發揮了重大的作用。
其四，預防中印邊界問題可能成為國際反華勢力的爆發點。
對中印邊界問題在國際上的影響，毛澤東在不同的場合提出了具有預見性的見解。印度是資本主義國家，為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在適當的條件下，中印邊界問題有可能被印度資產階級利用，以緩解其內部矛盾。1959年10月6日，毛澤東會見印度共產黨中央總書記高士、中央書記處書記古普塔時特別提到，中印邊界談判可能成為資產階級壓制印共的手段，他說:“將來會談開始以后，印度資產階級可能還會發動幾個浪潮，為的是幫助他們談判，同時壓制印度共產黨。”10月14日，毛澤東會見蘇聯安東諾夫時說:“至于中印關系問題，只是在邊境上的一個地方發生了械斗，而印度資產階級卻利用這個機會來大吵大鬧，好達到自己的目的。”
中印邊界問題在國際上可能被反華的勢力所利用，將中國陷入不利的境地。1959年11月8日，周恩來就中印邊界問題給尼赫魯寫了一封信，毛澤東在修改這封信的過程中加寫了一段話表達了對他國利用中印爭端的擔憂:“我擔心雙方都不愿意看到的邊境沖突今后還有可能出現。而只要出現了這類沖突，哪怕是很小的沖突，就會被那些敵視我們兩國友誼的人們所利用，以達其不可告人的目的。”上世紀60年代，當時的國際環境對中國不利，出現一股反華浪潮，毛澤東對這股浪潮做出估計，他認為:“各國壞人半壞人反華，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間歇性的，有題目可借，例如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他們就反一陣。”“不但現在有較小的間歇性，而且將來會有較大的間隙性，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樣。”最近這幾十年歷史里發生的一些事件充分證明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某些西方國家熱衷于打西藏牌，時常在西藏問題上指責中國，或者利用外逃的達賴無端指責中國。而印度方面，也瞄準時機，利用中印邊界問題積極配合其他反華勢力，妄圖將中國逼入墻角。例如，1987年，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之際，印度陳兵中印邊界進行軍事對峙挑釁，意圖以軍事手段解決中印邊界問題。對這些反華勢力的反制措施，則在于“看我們的工作做得怎么樣”。工作做得好，中國人民緊密團結起來，生產力獲得巨大提升，綜合國力強大，反華的間歇性就大;反之，人民一盤散沙，生產力低下，國力羸弱，國際上的反華浪潮就會一浪比一浪高，這正是中國近代史中所經歷過的弱國無外交的慘痛教訓。
最后，打好“中國主動停火并后撤”這張牌。
講究政治上的主動，善于爭取主動，是毛澤東外交藝術的特色。1962年，在中印邊界戰爭取得軍事勝利后，毛澤東作出決策，主動停火并后撤，向印度展示了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極大誠意，使中國獲得政治上的主動。要準確理解主動后撤所獲得的政治主動，了解毛澤東提出的“雙撤退”思想是重要的一環。
1959年10月3日，在與周恩來等人開會的時候，毛澤東說:“提這么一個建議，為避免邊界糾紛，按照實際控制線，兩國軍隊相距在二十公里以內的，各退十公里，整個全線，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國也退十公里，因為邊界沒有定，以待談判解決。原先已經相距二十公里的，那就不要退了。尼赫魯不是主張在郎久雙方后撤嗎?這二十公里的距離內，還是按照實際控制線，由不帶武裝的民政人員照舊管理。武裝不要存在，以免引起沖突。不是無人地帶，而是無槍地帶，一個和平地帶。……我有這么一個盤子，就是要和平。尼赫魯說雙方撤出朗久，我就擴大成整個實際控制線，我們愛好和平就達于極點了。”提出雙撤退的目的，是為了展示最大的和平善意，以雙方邊界軍事人員不接觸的方式降低發生沖突的幾率。雙撤退的高明之處在于，以軍事部隊的后撤，獲得政治上的進攻，拉印度坐到談判桌上來。假若印度不愿撤退，發動軍事挑釁，挑起戰爭的責任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將由印度承擔。雙撤退的方案僅適用于有爭議地區，其他邊界明確地區則不適用。2017年洞朗的對峙地區，邊界在歷史上有文件確定下來，是確定無疑的。在這個沖突中，印度有聲音提出“雙撤退”作為談判的先決條件，這是中國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接受的。
中印邊界戰爭，中國主動停火并后撤，毛澤東的意圖在于獲取政治上的主動。如何使用這筆戰爭“遺產”，使這次主動后撤取得的政治主動發揮最大的效用，促進兩國的和平談判，是值得研究的重大問題。1962年中國主動后撤傳達出的和平信息，印度準確無誤地理解和接收了嗎?事實證明，印度不愿意從和平的角度理解中國的主動后撤。1962的敗北，被印度資產階級改造為印度版的“臥薪嘗膽”故事，成為凝聚印度人心的“良藥”。所以當印度邊防人員非法越境制造中印洞朗對峙之時，印度有人叫囂準備好“2.5線戰爭”，甚至《今日印度》雜志8月號的封面“中國的這只新雞”竟赤裸裸地宣傳分裂中國的意圖。任由印度精英階層向國民灌輸這種錯誤的思想，將會極大損害中印兩國之間的友好關系。
中國是1962年邊界戰爭的勝利者，懷著和平的愿望兼顧印度人民的感情，沒有過多地宣揚這場戰爭的勝利。許多中國人對這場戰爭的印象是模糊的，僅知道戰爭的結局。對印度而言，1962年的失敗成了心中的“疤”。常去揭露別人的傷疤是沒有教養的表現。但是，如果印度“好了傷疤忘了疼”，并沒有吸取教訓，那這種揭露就非常有必要且有益于中印關系的發展。毛澤東留下“中國主動停火并后撤”這張牌，使中國政府在宣傳中占據輿論的和道義的制高點，對于扭轉印度歪曲宣傳1962邊境戰爭的形勢，這張牌將會發揮關鍵作用。因此，當發生中印爭吵時，中國政府務必理直氣壯地、多場合地宣傳中國曾在獲勝后主動后撤，宣傳中國尋求和平談判解決邊界問題的愿望，促使中印關系在良性互動中發展。
(作者簡介：李佑新——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湘潭大學毛澤東思想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毛澤東思想研究。)
原載：《求索》201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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