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年，很多歷史人物都被重新評價，由于整個社會價值觀的撕裂和意識形態的分化，對一些近現代歷史人物的評價在如今更是往往呈現出水火不容的兩極分化狀態。然而，非常奇異的是，對于林彪，對于這個被官方定性了的政治上的反面人物，至少從網絡上看，左右卻表現出相當大的一致，大多都給予了比較好甚至相當好的評價，而且在軍事上對林彪都有神化的傾向。右邊肯定林彪，道理很簡單，他們認為林彪最終走到了毛澤東的對立面，那林彪跟他們就是一家人了。所以，右邊肯定林彪，特別是肯定林彪的最后時期，其政治意圖是不言而喻的。左邊肯定林彪，原因比較復雜：其中一部分持傳統觀點的人認為，林彪是革命功臣，雖然他最后走錯了路，但還是應客觀評價他，肯定他以前的功績(當然這只是部分肯定;)而另一部分人則進一步認為，林彪從井岡山開始，在歷次政治斗爭中，都站在毛澤東一邊，所以本質上是好的，甚至比其他大多數革命功臣還要好，他的最后出逃應當是被妻兒脅迫的，是迫不得已的，他跟主席之間的矛盾應當主要是誤會導致的。還有一部分人，他們出于對林彪軍事才能的崇敬，感情上也就希望肯定林彪的全部，對于林彪最后的作為，因為搞不明白，也就忽略不提了。
總之，林彪，這個有嚴重污點的極其復雜的政治人物，在現在這個意識形態極端分化的時代，在網絡輿論上卻獲得了左右大體一致的肯定甚至神化，實在是意識形態上的一個奇觀(官方的態度無疑是比較客觀的，但代表不了輿論)。
十年前的時候，我對林彪的歷史有了較多的了解，當時看到網上一些人對林彪的泛濫的夸張的贊美，大有為林彪翻案之勢，就感覺很不可思議。我覺得，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不能只看他的能力、他曾經的貢獻，更不能根據自己的政治立場，憑著想象，把一個有嚴重政治污點和人格污點的人物，想象成一個自己希望的理想型人物，甚至用自己的政治立場為歷史人物劃線，將歷史人物當成維護自己政治立場的輿論工具。事實上，對于林彪的評價，不僅僅是關于林彪個人的，也是關系到其他歷史人物如毛澤東，而且更涉及到對于歷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特別是文革的認識，同時也關系到整個社會的是非標準。毋庸置疑，一個政治人物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總是與他的人品緊密相關的，也可以說，他的人品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他的政治形象。“9.13”事件在現在的很多人看來似乎仍然是一團迷霧，其實，所謂“迷霧”，更多是人們主觀加在這個事件上面的：右邊的把它當做迷霧，就可以將它描繪成一個陰謀，林彪就成了“受害者”；左邊一些人認為它是迷霧，就可以認為這是一個誤會，從而也就可以將林彪洗白成一個被誤傷的好人。很顯然，人們對“9.13”事件的“迷霧”感覺，很大程度上是人為地立場先行造成的。當然，對林彪這個人的認識上的迷霧感覺也是“9.13”事件迷霧感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礎。
那么，林彪到底是怎么樣的一個人呢?
陳毅元帥在南昌起義后就跟林彪共事，并且是林彪的直接上級，可以說是對林彪最知根知底的人之一。早在1966年10月，陳毅就在私下喝酒時對幾位部下斷言：“他(林彪)不當叛徒，我不姓陳!”
那么，陳毅為什么在1966年就對林彪有這樣的認識呢?所謂觀往以知來，有對一個人早期歷史的了解，再結合現實，就不難對一個人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和預判了。也就是說，根據一個人過往歷史所反映的這個人的性格品質，就能推測出這個人未來會有什么樣的行為。這樣，一個人的最終命運，就不僅僅是外在的偶然因素所導致，而是也有著它自身的內在邏輯的。
一
縱觀林彪的一生，我們不難發現，林彪是一個私心較重的人，這導致他在性格上自我中心，容易記仇、喜歡報復，注重自我保全、喜歡投機，以及喜歡搞小圈子。
參加過南昌起義、三河壩阻擊戰、湘南起義，又跟隨朱德上了井岡山的蕭克上將回憶說：
“我軍一九二八年秋去湘南回井岡山后，有一天耿凱(長征前犧牲)同我說：‘林營長在郴州發了筆洋財，打開郴州，×××(忘記他說的什么人了──肖注)搞到五筒光洋，兩百五十塊，七個金戒指，正碰上他，就被他拿去了……’我說沒有歸公?耿說：‘歸什么公!’這件事在一九二九年得到證明。有一次我們談到大庾縣打敗仗，林無意說出，從大庾撤退，挑夫丟了他的小箱子，里面有一百多塊錢，七個金戒指都丟了。我以前聽耿凱講過他發洋財的事，他講的錢數雖然不對(隔了半年用了些)，但七個戒指是對的。耿凱的話就證實了。林彪在郴州大發洋財，是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紀律三個月之后。”
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林彪的私心是相當重的（至少在紅軍初期），以至于為了點私利敢于對抗軍紀，這也就難怪在形勢危急的時候，他就往往會做逃兵，只顧自我保全。
三河壩戰役后，通過天心玗整軍、大庾整編，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殘部已經基本穩定下來，然而就在這時，林彪卻當起了逃兵。粟裕在他的戰爭回憶錄中記述了這段經歷：
“當部隊離開大庾縣城的那天，他(注：林彪)伙同幾個動搖分子脫離部隊，向梅關方向跑去。只是因為地主挨戶團在關口上把守的緊，碰到形跡可疑的人，輕則搜去財物痛打一頓，重則抓起來殺頭，林彪感到走投無路，才又被迫于當夜返回部隊。”
后來，紅四軍從井岡山向贛南作戰略轉移時，同樣是在大庾城，當時擔任新城、贛州方向警戒的林彪二十八團，由于疏忽大意，遭遇敵人突然襲擊，慌亂之下，林彪帶著隊伍倉皇逃跑。毛澤東和陳毅趕到前沿陣地，指示林彪組織隊伍擊退敵人，但是林彪“根本不理，竟從主席身邊一沖而過，搶先跑往安全地帶”“我當時在場，叫住林彪無論如何不能走，他也不理。”(陳毅)
不過，實事求是地說，林彪在危機時刻的習慣性逃避，并不完全是自私，也有天性膽小的因素在其中。羅瑞卿曾經給女兒羅點點講過關于林彪的一件軼事：1936年6月21日，紅軍大學所在的陜北瓦窯堡遭到敵軍襲擊，第二天，當時作為紅軍大學校長的林彪和副校長羅瑞卿到瓦窯堡郊外的一座山上觀察敵情。羅點點寫到：
“出發時，林彪和羅瑞卿都騎著馬。他們怕暴露目標，早早地就棄馬步行。一面彎腰屈膝慢慢朝前走，一面仔細觀察。突然，一排冷槍打了過來。羅瑞卿立即臥倒。這時，他看見林彪應著槍聲撲倒在一塊大石頭后面。他想，糟了，一定是林彪負了傷。他就趕快向林彪靠攏。他還沒有爬到林彪藏的地方，就聽到林彪在大聲地喊。那聲音又尖銳又凄涼，完全變了腔，走了調。細心分辨，才聽出林彪喊的是“校長要馬呀，校長要馬呀……”他以為是林彪負了傷，不能走路才大喊要馬。但是，馬不能牽過去。因為那樣目標更大，更危險。于是，他就拉著林彪往回走，幾個警衛員也聞聲趕來，架著林彪往回撤。直到林彪爬上馬背，大家才明白他一點傷也沒有，完全是一場虛驚。”
類似的關于林彪膽小的軼事還有不少。但是，一個如此膽小的人，如何會身經百戰，并且總打勝仗呢?而且，毛澤東曾經評論林彪打仗是“又狠又刁”，而一個如此膽小的人又如何會有這樣的作戰特色呢?
其實這些都不矛盾!林彪的膽小是一種天性，在慌亂時刻這種天性就會本能地充分表現出來，而一旦情緒穩定在理性的控制下就自然會有所緩和。而且，正因為這種天性，林彪的自我保全意識就比一般人更加強烈，從而在作戰前就比一般人更容易深思熟慮、周密謀劃，力求萬無一失，這也正是林彪打仗很少會失利的一個重要原因。至于林彪打仗的“又狠又刁”，其實主要是指在已有了周密的準備和比敵人更強的兵力時與敵作戰的特點。林彪在《論戰術思想與戰斗作風——在東北師以上干部會議上的結論》一文中，對于自己的作戰思想在文后作了總結，正好是上面兩個特點：“總的精神是在碰到防御的敵人時，不要性急了，不打莽撞仗。首先把地形敵情看清，選好突擊點，然后把兵力實行一點兩面的部署，等一切安排好了，然后突然開火，猛打猛沖猛追消滅敵人。”
顯然，林彪的這個戰術思想，正是林彪個性的表現：無論打仗還是與人斗爭，在弱小、無準備或者不自信時能躲就躲，在強大、有準備或者自信時則又狠又刁。
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林彪在紅軍時期“一遇困難就想離開主力分散打游擊”(譬如初下井岡山時和初到陜北時)，而一旦打了一些勝仗，或者兵力比較充裕時則又反對游擊，甚至不惜付出很大的代價(譬如1930年支持攻打長沙和第五次反圍剿時支持李德的“短促突擊”)。在東北時，林彪最初在一打長春時的猶豫和打錦州的猶豫，以及后來的主張打硬仗，也是如此。
而且，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林彪在解放初期長達十年的時間里基本上都在養病，而在政治上有出頭機會以及有所恃仗時，則似乎比誰都積極，比誰都無情。譬如廬山會議及其后的軍委擴大會議上的批彭、批朱，1966年5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批朱，以及其后五一八講話中的大講政變經(目標顯然對準的是劉)。
同樣，我們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林彪在抗美援朝前會稱病不出。
因此，9.13林彪的出逃，似乎也可以認為與其天性的膽小以及過分追求自我保全有著不可忽視的關系。
當然，林彪的膽小與他的自私往往是緊密不可分的，他的膽小以及過分追求自我保全很多情況下就是一種自私的表現。而導致他最終命運的，更主要的則是他的自私：為了自我保全甚至不顧整體利益以及做人基本原則的自私。
林彪私心較重的另一個表現就是心胸狹窄，喜歡報復。這個特點是很多熟悉林彪的人的一個普遍看法。
1929年5月到6月，朱德和毛澤東在建軍問題上產生了一些分歧和爭論，在紅四軍七大上，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在這次爭論中，作為朱德帶上井岡并一手提拔的老部下，林彪卻意外地支持毛澤東。現在很多毛派，因為林彪在歷次黨內斗爭中都站在毛澤東一邊，所以對林彪也充滿了肯定。但真相并非很多人想象的那么簡單。紅四軍七大毛澤東落選前委書記，核心原因正如賀子珍所說，是當時的一些紅四軍指戰員“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否定紅軍中的黨代表制，不重視政治工作”。可以佐證賀子珍這句話的是：在這次朱、毛爭論中，軍事干部大多站在朱德一邊，而站在毛澤東一邊的則大多是黨務干部。那么，林彪重視黨對軍隊的領導、重視政治工作嗎?真實情況是，林彪就是最輕視黨代表和政治工作的典型代表!朱德就說過：“他(林彪)不相信政治委員的領導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員的領導。”經歷過紅四軍這段經歷的人回憶這個時期的林彪時全是這個說法。據蕭克回憶：紅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時，前委派何挺穎為林彪任團長的28團的黨代表，但是，在隨后的軍官會議上，林彪既不向大家介紹何，也不安排何在會議上講話，自己講完話就散了會,讓初來上任的何極其尷尬。后來何挺穎負重傷，毛澤東和陳毅特意叮嚀林彪派人將何抬走，但林彪依舊不管不顧，最后何挺穎從馬上墜下被馬踩死。那么，在這次朱毛爭論中，一向極端輕視黨對軍隊的領導的林彪為什么會讓人詫異地態度鮮明地支持主張黨管一切的毛澤東呢?其實僅僅支持毛澤東倒還有可以理解的成分(譬如可以認為林彪欽佩或喜歡毛澤東這個人)，但實在無法理解的是，為什么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還用很多的侮辱性語言攻擊自己的直接領導朱德并對朱德亂扣帽子呢(朱德支持重新設立軍委，也只是遵從中央本來就有的決定而已)?顯然，只有一個解釋是合理的：挾私報復!
朱德孫子朱和平在回憶爺爺朱德的書中寫到：“也就是從那時起，爺爺對這個逃跑了一天又歸隊的年輕軍官有了印象。憑這個印象，在1928年上井岡山后，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犧牲了，在研究誰接任團長時，爺爺沒有支持林彪當團長。但林彪還是當了團長，不知他怎么知道了爺爺的態度，從此對爺爺開始心懷不滿。”
在井岡山，28團團長一職曾經兩次出現空缺，而這兩次都是毛澤東提議林彪接任，而朱德和陳毅知道林彪的為人和逃兵歷史，第一次否決，第二次勉強同意。
在紅四軍從井岡山轉戰贛南的圳下戰役中，負責警衛的林彪部隊提前下山，軍部遭受突然襲擊，紅軍損失很大，朱德愛人伍若蘭犧牲，朱、毛也差點被俘。事后朱德處分了林彪，而且在林彪給毛澤東寫信的前幾天還扣了林彪兩塊錢餉。據紅四軍七大前后任紅四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的傅柏翠回憶說：
“林彪由于受到了處分而對朱德軍長不滿，便向毛澤東黨代表寫了一封攻擊朱軍長的信，說朱軍長好講大話，放大炮，拉攏下層，游擊習氣等。我記得此信在紅四軍七大召開前曾經發給官兵討論過。盡管林彪在下面暗中煽動，但紅四軍廣大官兵是擁護、熱愛、信賴朱軍長的。林彪在白沙一次支隊長以上干部會議上，公然說：‘朱軍長給了我記過處分，這點我不在乎，就是這個月扣了我兩塊錢餉，弄得我沒錢抽煙，逼得我好苦。’”
當然，除了上面這兩方面原因，應當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那就是，朱德支持臨時中央派來的代表劉安恭任軍委書記，這是在權力欲極強的林彪上面又安插了一個領導，林彪不滿也就是情理之中。
但是，即便如此，對于頂頭上司朱德，林彪還不至于公開用“卑污手段”、“惡毒”、“陰謀”、“流氓習氣”等詞語來攻擊他，他是在背后，也就是在給毛澤東的信中這么寫的，而他恐怕并沒想到毛澤東會將信公開。也虧朱德度量奇大，換一個人，林彪的未來會怎樣，真的就很難說了!
這次朱、毛爭論中林彪的態度，對毛澤東影響很大，很久之后他還念念不忘：“那時，林彪同志和我一道，贊成我。他在朱德領導的隊伍里，他的隊伍擁護我。我自己秋收起義的隊伍，卻撤換了我。”
事實上，不難看出，恰恰是林彪的自私以及報復心理導致了林彪在這次朱、毛爭論中的態度，而毛澤東并沒有覺察到林彪的真實動機，反倒從此把林彪當成了最信任的人之一。無疑，這也影響了建國后幾次重大事件的發展，并為林彪文革中的種種作為以及最終的出逃埋下了伏筆。
林彪氣量狹小、喜歡挾私報復的另一個例子就是處理陳光的事情。
陳光從井岡山開始就是林彪的部下，曾經救過林彪的性命，紅軍長征時，是搶渡烏江、飛奪瀘定橋、攻占臘子口的直接指揮者，抗戰時接替負傷的林彪擔任八路軍115師師長，是廣陽大捷、陸房突圍、梁山戰斗的指揮者。解放戰爭，陳光奉調去東北，剛到東北不久，林彪要調陳光部隊的電臺到總部，因遭遇敵人進攻，陳光將電臺未能送達。其后，在林彪認為打長春困難，放棄打長春后，陳光未經批準打下了長春。不久，陳光又在林彪沒有批準的情況下，攻下了新站、拉法。與此同時，林彪卻比較狼狽，罕有勝績。1946年10月，陳光任東北民主聯軍六縱司令員。次年年初，陳光率部在松花江北岸的陶賴昭一線集結待命的時候，林彪建議將部隊撤回，陳光認為還是繼續按原計劃執行好一些，于是林彪便直接越過陳光讓六縱各師撤了回去。此后，陳光便離開了野戰部隊的指揮崗位。1950年1月，陳光被任命為廣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廣州警備區司令員。“根據中央規定，在港、澳、臺做情報工作，必須遵守嚴格的程序和高度的紀律，結果陳光在掌握政策時，表現得主觀、簡單和不夠審慎，以致出現一些較大的錯誤。他還違反干部政策，從老家宜章將烈士子弟和知識青年招到廣州，辦起了訓練班。”當時任廣東軍區司令員的葉劍英便找陳光談話，陳光不認可對他的批評，還跟葉劍英拍了桌子。這事很快就報到了中南軍區。林彪當時是中南局第一書記和中南軍區司令員。不久，中南軍區報請中央，給予陳光開除黨籍的處分。1950年7月22日，中南軍區致電廣東軍區，要求軟禁陳光。第二天，陳光被軟禁，所有職務也都被撤銷。10月，陳光被轉到武漢(中南局和中南軍區司令部所在地)繼續關押。1951年2月，陳光被開除黨籍。1954年6月7日，陳光在被軟禁的閣樓自焚而死。
現在很多人都想替林彪翻案，在這件事上自然也在千方百計為林彪洗白，所以很多人都將陳光的冤案歸到陳光自己或者葉劍英身上。陳光有沒有責任?當然有。他曾經跟林彪、羅榮桓等人平級，解放戰爭開始后未得到重用，心里不服氣，又急著想立功表現給別人看，在東北跟林彪之間的一些抵牾便由此而來。解放后陳光的職位相對他的戰功依然很低，因此做葉副手時，對葉不服氣，脾氣又暴躁，得罪人是難免的。不過即使如此，他也遠沒到被開除黨籍并被長期軟禁的地步。葉有沒有責任?也有，不過他的責任主要只在于他是這起冤案的執行者而已!葉劍英是林彪的下級，陳光的問題，葉劍英首先得報告林彪，而且陳光一直就是林彪部隊的，他在報告中也不可能過分夸大或憑空捏造事實，因為林彪只要跟陳光交流幾句，他的問題就嚴重了。陳光的問題最后也是中南軍區上報中央的，開除黨籍、撤銷職務的決定也應是中南軍區所做并申請中央同意的。有人說林彪1950年6月就從武漢移居北京，10月又去了蘇聯，軟禁陳光是在7月，所以這事與林彪無關。事實上，對于陳光的問題，1950年4月就已經上報給中央并得到中紀委的批示了。可以說，對陳光的態度，4月的時候林彪就已經明確了。而且，即使林彪搬家到了北京，他仍然是中南軍區司令員，對于陳光的處理，他不做決定誰敢做?而葉劍英代理中南軍區司令則已經是1952年的事了!另外，在對陳光的處分決議中，電臺事件、攻打長春事件、在松花江邊沒有及時撤退等都涉及其中，除了林彪，誰還會追究這些陳年老賬?至于葉劍英，這些事情他可能連知道都不見得知道!
陳光在工作中的過錯，是經驗不足導致的，本不是什么大事，主要的問題是頂撞葉劍英，不接受批評。如果換作另外一個這種級別的下屬，林彪至少會親自找他談一談，或讓羅榮桓找他談一談，了解一下情況，做一下工作，讓其承認錯誤繼續工作，或者換個崗位，就沒事了。但事實上林彪并沒有這樣，反而給其添加了更多錯誤甚至羅織罪名。這就說明，林彪對于陳光，不但沒想著拉一把，而是一開始就想著借勢將其再狠推一下。
所以，作為陳光本人，他對于自己被軟禁的緣由，心里自然跟明鏡似的的，在被關押期間，對于看望他、希望說服它認錯的老部下，總是反復說是林彪刻意加害他。被關押期間，他曾寫到：“我說他(指林彪)無品質的人，我說他無修養的人，我說他無氣量的人，我說他沒有共產黨道德的人，為什么如此呢，說他不(無)呢?”
當然，當時的其他人也是看得清楚的，林彪的老部下、陳光的老戰友陳士榘在私下就對兒子說：“這件事情就是林彪導演的，而且處分意見就有霸占電臺、不按總部部署部隊等罪名……我們私下也議論，陳光的結局也太慘了，內心對林彪有看法的不少，至少感到林彪絕不僅僅是個軍事家，也是會搞政治的。當然，由于林彪戰功赫赫，對于他會整人這一點確實被掩蓋了。”
林彪文革時的干將李作鵬曾談及建國初期的陳光事件，說：在延安時，他(陳光)因一件小事與林彪吵過一次架(注：據說是因為林彪不滿陳光跟賀龍走得太近)，結下了芥蒂。林彪在陳光問題上心胸不寬，記仇。到東北基本上沒有重用陳光，讓他在地方部隊工作。南下到廣州只讓他當廣州警備區司令，太小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軟禁陳光時對陳光宣布的罪名，有通敵、私藏大量武器、可能外逃等。當然，這些都是捏造的。顯然，葉劍英在不知道林彪的態度前是不敢這樣做的，所以，這些罪名的編造必然都是林彪授意的，而且也應當是上報了中央的。按道理，像陳光這樣級別的干部被報告出現這樣的問題，毛澤東都應該親自關注并了解清楚的，但是，在陳光這件事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毛澤東的影子。這說明：一方面，毛澤東是非常相信林彪和葉劍英的；另一方面，毛澤東不愿意過多插手將軍們處理自己手下的事情，因為這樣容易讓這些將軍們感覺到不被信任，也限制了他們的自由，因而會讓他們不滿。所以，這也是一種保大舍小的政治策略和管理策略。但是，正因為如此，這也為以后特別是文革時期林彪制造更多的冤案創造了條件。
同樣是對待手下的擅自行動或者抗命(這樣的事情林彪做的也不少，特別是紅四軍時期)甚至不敬(林彪做的遠甚于陳光)，比較一下毛澤東、朱德對待林彪，再想想林彪對待陳光，心胸的差別和人品的優劣高下立見。
至于林彪與羅榮桓之間的是非更能看出林彪的心胸。據羅榮桓兒子羅東進說，上世紀六十年代，林彪提出學習毛澤東思想，要活學活用，要帶著問題學，要立竿見影，在一次可能是討論一個文件草案的會議上，羅榮桓就說草案里面很多“帶著問題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等等這些話，恐怕不妥當，應當說學習毛澤東思想的精神實質，學習它的立場、觀點、方法。當時林彪臉就拉長了，說了一句：“那你說怎么學好?”然后站起來，也不開會了，拂袖而去。也就是在這段時期，據羅瑞卿說，林彪曾經把他叫到他家里去，說羅榮桓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是反黨。1963年，新華社要公布軍隊領導人的名單，林彪不同意公布羅榮桓總政治部主任的任命。羅榮桓去世后，即使劉亞樓苦口勸說，林彪也沒有去參加追悼會。文革開始后，林彪有一次在人大會的講話當中提到羅榮桓，說在總政工作得最差、最沒有成績的就是羅榮桓。文革時，林彪還指使人在總參寫大字報，把羅榮桓的妻子打成“寡婦集團”的頭兒，當時其中一個大字報的落款是“毛家灣黨支部”，也就是林彪住的地方。
當然，林彪對待羅榮桓及其家人的態度還算是好的，文革前后，在羅瑞卿、賀龍、彭真、傅連璋等一系列冤案中，林彪心胸狹窄、喜歡報復的性格特點就表現得更加明顯了。
不過，可能仍然會有人為林彪辯護，會舉出一些例子說明林彪心胸寬大：譬如，在東北時，林彪對于自己的競爭對手粟裕就不吝贊美，說粟裕“凈打神仙仗”。事實上，林彪說粟裕凈打神仙仗，不但不是贊美，反而含著一點點貶低。因為林彪所說的神仙仗，是指粟裕所在的老解放區有群眾基礎，有群眾的幫助，所以打仗往往就會輕松許多，就像打神仙仗一樣，而他在東北，沒有群眾基礎，所以打仗就平添了很多艱難。林彪的原話是這樣的：“東北今天的環境，有許多條件不能和關里老解放區比，不象關里那樣有廣大群眾掩護、配合，干凈干脆吃掉敵人的‘神仙仗’是不容易達到的，如果在東北也非有十分把握的神仙仗不打，那就很少有仗可打。”
當然，林彪也不可能沒有心胸寬大的時候。但是，看一個人，應當看他的整體，看他的本質，而不應當被個別現象所迷惑。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后大搞天才論，鼓動大會要求毛澤東設國家主席，被毛澤東以批陳伯達之名暗批之后，跟毛澤東一直對抗，拒不檢討，不能說沒有心胸狹窄、喜歡報復的心理在作祟。而這種報復式對抗最終直接導致了林彪及其一伙人的覆亡。
林彪的還有一個自私表現就是對自己的小團體看得比較重，缺乏大局觀念。
朱德回憶說：“那時(在井岡山時)，黨為了武裝地方游擊隊，從他(林彪)所在的連隊里調人，調槍枝，就調不出來。他不顧黨和革命的大局，死守著小團體不放，實際上是擴大了的個人主義。”
后來下了井岡，紅四軍七次大會剛結束，毛澤東提議從紅四軍每個連撥一個班加強閩西的地方武裝，以便成立第四縱隊。林彪當場帶頭反對。當時毛澤東剛落選前委書記，也沒有堅持，以致這個主張未能實現。第四縱隊最后只能由當地紅軍武裝和赤衛隊組建，戰斗力自然遠不如其他縱隊。
紅軍到達陜北后，進行了一次東征。在東征期間，毛澤東電告紅一軍團撥一些新兵給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林彪接電報后，說：“有鳥的幾個兵”，當場把電報一摔，態度很不好。毛澤東后來憤怒地說：“紅一軍團不是你林彪的兵!”紅一軍團回到陜北后，林彪被調任紅軍大學任校長，陳光接替林彪成為紅一軍團代理軍團長。
1959年廬山會議后的某一天，毛澤東找羅榮桓談話，告訴他已經決定讓林彪當國防部長，讓羅榮桓談談看法。根據毛澤東后來的回憶，當時羅榮桓說：林彪打仗還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體，最主要的是，林這個人喜歡搞小圈子，不能團結多數同志是他的弱點。
文革期間，林彪的小圈子越搞越大，最后終于導致了自己的覆滅。
二
林彪另一個鮮明特點就是權力欲極強，而這種極強的權力欲是與他的極端自負緊密相關的。
前面我們已經說過了，林彪在紅軍早期非常排斥黨代表，做紅四軍28團團長和第一縱隊司令時，跟歷屆黨代表都處不好關系。1930年6月，林彪被任命為紅一軍團第四軍軍長，不久，羅榮桓被安排做第四軍政委，搭檔林彪。一段時間后，兩人竟然相安無事。為此，毛澤東曾高興地對身邊的人說：“誰說林彪難纏?羅榮桓在四軍，不是跟林彪團結得很好嗎?”那么，別人跟林彪相處不好，為什么羅榮桓就能跟林彪和諧共處呢?其實原因很簡單，羅榮桓跟林彪合作，一開始就堅守一個原則，即“分工明確、各司其職”：林彪不是不愿意別人插手他的作戰指揮嗎?那自己就把作戰之外的事情全部抓好就行。
羅榮桓在與林彪合作上的相對成功說明了什么呢?它說明林彪即使在二十出頭的時候就非常專權，不喜歡別人干預自己做決定，不喜歡別人跟自己有不同意見。所以，跟他搭檔，如果影響了他的專權，那他自然就不會高興，如果不影響他專權(主要是軍事指揮上的專權)，那就可以相安無事。當然，羅榮桓不可能一點都不參與軍事決策，而且，林彪也不可能只關心軍事，軍事之外的事情，特別是政治方面的事情(尤其是解放之后)，他也會參與的，但是，只要羅榮桓跟林彪有不同意見，矛盾自然就難以避免。據說在私下場合，羅榮桓曾這樣形容與林彪共事：“和林彪共事等于判無期徒刑”。而對于外界形容林彪與羅榮桓親密關系所稱的“林羅”，葉群就曾經說過：“什么‘林羅’?‘林’和‘羅’從來不是在一起的，應該分開。”
當然，這種對專權的喜好總是與極端自負的心態緊密相關的，而極端的自負也必然會使他目無上級，甚至總想取而代之，這就是所謂“野心”。
對于林彪的這個特點，他的老上級朱德自然看得比誰都清楚，朱德就說：“他不相信政治委員的領導作用，也不接受政治委員的領導。黨派去的政治委員，他不與之合作，不服從政治委員的領導，有的甚至被他排擠出來。他只要政治部主任，好便于他獨裁。他從來就看不起他的上級。井岡山時期他當連長時，就看不起營長周子昆同志，他想辦法反對周子昆。后來他當了營長，便開始反對團長王爾琢同志。”
事實上，林彪不僅僅對跟他搭檔的黨代表、政治委員如此，對他的直接上級周子昆和王爾琢如此，對他在南昌起義后戰爭年代自始至終的上級朱德以及長期的上級彭德懷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紅四軍七大前寫給毛澤東的信，對朱德的批評完全不是同志間的善意批評或者對上級的誠懇意見，而是充滿了侮辱性的用詞以及歪曲事實的亂扣帽子，至于解放后的幾次會議上，林彪對朱德、彭德懷的攻擊更是盡人皆知。他之所以熱衷于攻擊朱德、彭德懷，其中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們曾經是他的上級，曾經阻礙過他的權力的發揮、限制過他的獨裁，是他的膨脹的野心的擋路者。這種權力欲被壓抑的痛苦以及對壓制他權力欲的人的不滿和不服，一直隱藏在他的內心深處，等到到了有機會釋放的時候，自然就盡情地釋放出來了。
另外，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紅軍時期，林彪曾兩次主張分兵打游擊，在初下井岡山時如此，在初到陜北時也是如此。當然，林彪有這種主張，有他自己反復強調的原因，但誰又能肯定林彪熱衷分兵的心理中，沒有脫離別人領導，自己當老大的渴望呢?特別是初到陜北后，林彪在提議由自己帶領一部分部隊到陜南去打游擊的同時,還要求將紅軍的一些主要干部帶去，這就更難免讓別人有其他想法了。
林彪的這種極強的權力欲在解放初的十年里無緣得以滿足，同時，極強的權力欲又使他不甘于在別人領導下工作，于是養病就成了他擺脫在工作中被別人領導的一個借口。然而，當廬山會議給他提供了未來有可能滿足自己權力欲的機會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出山”了，當文革給他提供了未來有可能滿足自己更大的權力欲的機會時，他就毫不猶豫地出手了。最后，唯一能阻礙自己權力欲滿足的就剩下一個人了，于是，他在背后就蠢蠢欲動了。如今，有無數的人都在為林彪辯護，試圖將林彪跟林立果和葉群分開，但，他們是父子關系和夫妻關系啊，沒有林彪背后的授意，最起碼是明顯敵對毛澤東的情緒和言語，初出茅廬、二十出頭、完全靠他父親剛在空軍有了點地位的林立果，敢擅自成立秘密武裝“聯合艦隊”么?敢私下制定準備武裝政變的《五七一工程紀要》么?敢在最后時刻伺機武裝政變么?而且，林彪讓兒子火箭直升，控制空軍，難道僅僅是愛兒心切，就沒有其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么?另外，林彪在五一八講話中大講政變經，也讓人感覺蹊蹺：是什么動機讓林彪如此關注政變、對政變研究得如此深入?事實上，林立果在準備發動武裝政變時曾告知林立衡，首長(林彪)是知道這件事的。
三
與極端自負相關，林彪也極愛面子，“從不接受批評，更不肯自我批評”。
批評與自我批評是中國共產黨的三大作風之一，所以，自我批評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干部中非常普遍，在某些時候甚至是家常便飯。但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林彪：他只批評別人，卻從不自我批評，也不接受別人批評。
周恩來：“他(林彪)這個人一輩子不能批評，一批就消極。”
陳云說：“我對林彪過去是相當尊重的。但是也有一種感覺，我從未在會議上聽到過他作自我批評。沒有自我批評。”
聶榮臻說林彪：“從不接受批評，更不肯自我批評。”
蕭克說：“我同他(林彪)幾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開會，從沒有看到他作過自我批評，也不準別人批評，別人批評就打擊報復。”
毛澤東1930年寫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給林彪的回信，是針對林彪在信件中表達的對革命前途消極悲觀的思想和情緒而寫的。1948年2月，林彪給中共中央宣傳部寫信，要求刪去《毛澤東選集》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首尾兩段，注釋不要提他的名字。據陳毅所說，同年，林彪還說從來沒有看到過毛澤東寫給他的這封信。解放初，毛選中還附有林彪致毛澤東的那封信，不久，林彪也給毛澤東寫信，要求把他的那封信去掉。
紅軍在東征期間，毛澤東曾電告紅一軍團撥一些新兵給徐海東的十五軍團。林彪拒絕，政委聶榮臻也附和了林彪。后來在大相寺會議上，毛澤東嚴厲批評了林彪和聶榮臻，聶榮臻誠懇地做了自我檢討，但林彪在會上卻一言不發，沒有做一句自我批評。
解放戰爭時期，中央讓林彪打錦州，而林彪卻猶豫不決，給中央發電報說想打長春，受到了毛澤東的批評。后來，羅榮桓等人做通了林彪的工作，羅榮桓就又給中央發電報，承認錯誤。據劉伯承說，林彪知道后，卻諷刺、挖苦地對羅說，你的電報寫的好，將來你有前途。
1970年的第三次廬山會議，毛澤東寫了篇《我的一點意見》的文章，批評陳伯達的“天才論”，也敲打了林彪。事實上，這次批陳，其實主要是針對林彪的，因為林彪不顧毛澤東的多次反對鼓動大會要求設國家主席。所以，會后，毛澤東特別重視林彪的態度。敲打林彪這層意思，與會的人其實都是看得清楚的，會議剛結束，陳世清就曾想調和毛、林的關系，毛澤東答應陳世清下廬山前與林彪好好談談，林彪開始也答應了，但第二天又回絕了，給了毛澤東一個閉門羹。4月中旬，林彪私下接見黃吳李邱時，明確表示：“根據我的看法，你們沒錯。你們檢討，我不怪你們，也不會生氣。但我不會檢討。”1971年4月15日開始，批陳整風匯報會在京舉行，林彪稱病沒有參加。5月1日國慶節，林彪被周恩來再三電話請到天安門城樓，他到了城樓，一句話沒說，和近在咫尺的毛澤東也沒有握手，甚至沒有看一眼，幾分鐘后就離開了。6月，齊奧塞斯庫訪華，毛澤東指定林彪陪同接見，林彪推脫不去，毛澤東執意要林彪參加。會見時，賓主剛寒暄完畢，林彪就退出，然后一個人枯坐在外面大廳角落。7月，毛澤東通過跟在總參工作的熊向暉的談話，了解到當時黃永勝主持的總參并沒有把黃、吳、葉、李、邱(即林彪的“五個大將”)在陳伯達問題上的檢討按要求傳達給相關下屬部門，毛澤東當即就說：“他們的檢討是假的……他們還有后臺”，對林彪的信任至此已經到了懸崖邊上。但是，毛澤東仍然沒有放棄團結林彪的希望，八九月間，在南巡過程中，毛澤東多次講話反復強調諸如這樣的意思：“對林還是要保”“要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團結起來”“回北京以后，還是要再找他們談談。”但是，沒等回北京，南巡電話的內容，特別是關于“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斗爭”等方面的內容，已經被人密報給林彪，隨后，林立果等便開始了密謀謀殺毛澤東的行動。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很快聽到了從各方面傳來的風聲，于是改變日程，于9月12日緊急回到北京。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溫都爾汗。
九屆二中全會結束后，毛主席要黃、吳、葉、李、邱等軍委辦事組幾個人作檢查，明確講：“我勸林應好好地想一想，表一個態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態也可以。”顯然，從九屆二中全會之后，毛澤東一直希望林彪作個認錯的“表態”，但他越等越失望，越失望便越不滿；越不滿，針對林彪及其親信的批評就越嚴重；批評越嚴重，就越刺激林彪，以致最后不可收拾。假設一下，如果林彪是一個善于后退，不那么愛面子，能夠認錯，善于自我批評的人，結果還會是這樣么？
現在有很多人說，林彪認為他沒錯，不檢討不正說明林彪有骨氣嗎?有這種認識的人其實是對歷史的嚴重無知!在九屆二中全會前的半年左右時間里，毛澤東曾六次明確表示不設國家主席一職，至少有五次都是針對林彪(委托秘書)的相關詢問和建議，或者他們那幫人及其煽動的其他人要求設國家主席的請求的回復，其中一次還明確表示，即使要設國家主席，這個主席也應由董老(董必武)來當。而且，毛澤東第一次不設國家主席的表態就已經向政治局委員都進行了傳達。但是，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的講話，在沒有同毛澤東商量，講話稿也沒有給毛澤東看的情況下，再一次提出要設國家主席，并引起大會的熱烈討論，使設國家主席在大會上形成了壓倒性的輿論趨勢。當這樣一個事實擺在眼前，別說毛澤東，換任何一個人，哪個能接受?后來南巡時，毛澤東曾針對林彪說過的“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氣憤地說：“不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沒聽嘛，半句也不頂，等于零!”在這個事實面前，林彪能說沒有錯?林彪一方面說毛主席“一句超過我們一萬句”，另一方面對于毛澤東半年時間里強調六次的話都當耳旁風，是真心尊敬毛澤東，還是無視毛澤東?面對這樣的事實，能說林彪沒有錯(也許有人會認為設不設國家主席不該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但黨內民主氣氛的缺失難道不正是林彪極力推動的嗎?)?當然，林彪之所以不理毛澤東的多次反對，堅持要設國家主席，自然也有他冠冕堂皇的理由，但其實大家都看得出來，林彪是想當這個國家主席。所以，林彪落到出逃的地步，絕不認錯的性格只是原因之一，更根本的原因，正如我們上面所說的，還在于過于強烈的權力欲！
也許，林彪在危及自己命運的最后關頭都拒不認錯，仍然保持對抗姿態，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原因，那就是，在九屆二中全會一結束，他就已經準備用強力來達到自己當國家主席乃至黨主席的目的了：林立果的“聯合艦隊”和“五七一工程”，以及最后時刻的謀劃武裝政變，就是無法否定的赤裸裸的事實!
四
一些人可能會奇怪：林彪一方面極力贊美毛澤東，“頂峰論”、“ 四個偉大”、“天才”、“一句超一萬句”，甚至語錄不離手，公開場合的所言所行似乎對毛澤東崇拜之至，另一方面卻根本無視毛澤東的意見，對毛澤東的隱晦批評拒不檢討，這兩者是如何統一起來的呢?
這就叫陽奉陰違。用劉伯承的話說，就叫“當面一套，背后一套”，也就是俗語所說的“陰”。
陰，往往意味著在背后謀劃見不得人的事情，所以時常與“陰謀”聯系在一起;陰，往往意味著無情和傷害，所以也經常與“陰狠”聯系在一起;陰，往往意味著難以提防，所以也常常與“陰險”聯系在一起。人們總是害怕性格比較陰的人，一旦意識到這個人“陰”，就會自然地避而遠之。林彪跟那些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幾十年的戰友和同事幾乎沒有哪個是關系比較好的，我們一般會認為這是因為林彪性格孤僻，但何嘗沒有別人也不愿意跟林彪來往的因素呢?
人常說第一印象往往是最可靠的，下面就是一些國民黨將領對林彪的第一印象：
1937年西安事變后，國民黨曾派了一個代表團視察延安，其中一位高級將領50年后以“退思”的署名寫了篇回憶文章《1937年視察延安共軍印象：一段永難忘懷的親身經歷》，文中寫到對林彪的印象時說：“林彪舉止斯文，有儒將風;但對人談話，兩眼斜視看地，發現一疑問即追根究底，顯示其天性陰狠。”
而當年視察延安的國民黨領頭人物涂思宗將軍則這樣回憶對林彪的印象：“林彪談話……常俯視地面，而目露藍光，如頭鷹眼，其貌頗異。”
1942年，周恩來、林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當時國民黨主管軍事情報的大特務唐縱在和周恩來、林彪吃過飯后，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據(說)林在蘇系學習機械化，觀其面部，一臉陰氣，深沉陰險而干練，言談審慎。”
那么，長期跟林彪打交道的共產黨的將軍們又是怎么看林彪的呢?
朱德：(林彪)善于窺測政治方向，又善于偽裝。
劉伯承：“林彪這個人當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同他幾十年，他沒說過什么真話。”
聶榮臻：“他(林彪)平時又是一個不愛多講話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換一些意見，有時感到困難。往好處想，這個人似乎很深沉，往壞處想他，又覺得他很陰沉又有些鷹鷙。”
鄧小平：“林彪這個人不能說沒本事，就是偽君子，利用毛主席抬高自己。”
戰爭年達，林彪性格上的問題被他卓越的軍事才能遮掩住了，戰爭需要他的軍事才能，人們也就忽視了他的性格缺陷。早在紅四軍七大前，林彪在給毛澤東的信中對朱德的無情攻擊就已經顯示了其陰狠的一面，但因為其對毛澤東的支持，感情因素便使毛澤東忽視了其為人上的問題。廬山會議及其后的軍委擴大會議，林彪對彭德懷和朱德的污蔑、貶低和人身攻擊，使其陰狠的性格再一次得到了表露，同樣，這一次又是因為其站在毛澤東一邊而使毛澤東忽視了對其為人的清醒認識，特別是其完全不顧事實貶低朱德阿諛毛澤東所顯示出的不良人品，沒有被毛澤東清醒認識(至少在毛澤東的行為中沒有表現出對林彪這種做法的排斥和厭惡)。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其他人的講話更多地是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進行自我批評，而林彪的講話卻獨樹一幟，極力肯定和維護毛澤東，把大躍進中的失誤歸咎于毛澤東思想沒有得到認真執行。林彪的講話贏得了毛澤東情不自禁的贊美。固然，林彪的這個講話說出了別人沒有說出的一個重要問題，即大躍進中出現的嚴重問題確實與沒有認真執行毛澤東的有關指示緊密相關(毛澤東幾次開會制止浮夸風，但并沒有被認真執行)，但是，這同時也掩蓋了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時頭腦發熱、目標過高的問題，而且這個講話使得在以后的黨內生活中，很少有人再敢于質疑毛澤東，向毛澤東提不同意見。這一次，因為林彪的講話中有較多的合理的成分，再加上迎合了毛澤東的心理，因而又讓毛澤東忽視了林彪這個講話中所可能隱藏的的不良目的和人品問題。至于林彪在文革發動后第三天所做的五一八講話，其中對于毛澤東的盡情捧抬終于讓毛澤東有些不安了。與前幾次相似，毛澤東又一次因為林彪是站在自己這一邊而在感情上接受了林彪，而且正如在給江青的信中所說的，在理智上則為林彪找了個“為了打鬼，借助鐘馗”的理由。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劉鄧已經倒臺，1968年9月已經宣布文革取得全面勝利之后，林彪繼續變本加厲地捧抬毛澤東，毛澤東猜想的林彪大肆捧抬自己的理由終于無法站得住腳了，這樣，毛澤東自然就對林彪起了疑心。而且，在九大前準備黨章的修改時，林彪通過葉群就告訴負責修改黨章的張春橋，要求將自己的接班人地位在黨章中明確地規定下來。這樣，林彪一方面表面上極力捧抬毛澤東，一方面背地里伸手要權的行為就形成了一個自然的邏輯鏈條，毛澤東對林彪就不能不有戒心了。九大預備會上，在推選大會主席團主席的時候，毛澤東突然提議坐在身邊的林彪當大會主席團主席。這個極其異常的舉動其實已經透露出了毛澤東對林彪的戒心已經深入心底了。另外，中共九大，毛澤東一反由他主持重要會議的做法，提出由林彪做口頭的政治報告，并且先不確定這個報告是否對外發表。顯然，這是想了解林彪真實的政治態度和政治主張。雖然最終并沒有按毛澤東的提議來，但陳伯達遵循林彪意思起草的報告卻仍然讓毛澤東看清了：林彪跟自己在路線問題上還是有嚴重分歧的!由此，也就徹底堵死了林彪的權力上升之路。但是，九大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的欲望卻越來越強烈，先是通過多種方式詢問或者要求毛澤東設國家主席，一次次地遭到拒絕后，在九屆二中全會上，林彪干脆搞突然襲擊，通過在大會上制造輿論試圖逼迫毛澤東設國家主席，與此同時又舊招重試，給毛澤東戴高帽，搞“天才論”。但是，這一次，毛澤東已經徹底看清了林彪們“稱天才”的本意，猛批陳伯達，開始了對林彪們的反擊。然而，林彪并不甘心失敗，繼續強硬以對，最終終于走到了出逃的地步！
五
無疑，林彪的性格中肯定也有著一般人缺少的優點，譬如好學、善于思考、自制等等，正是這些優點成就了作為一代名將的林彪;但是，他身上的另一些特點卻讓人避而遠之，而這些讓人避而遠之的特點，又最終導致了他折戟沉沙的命運。
林彪出逃折戟沉沙的消息傳回國內后，那些與林彪相處了大半生的老革命們是怎么一種反應呢?
周恩來秘書紀東在回憶錄中記述了自己將駐蒙古大使報告林彪機毀人亡的信封遞給周恩來后，周恩來的第一反應：“突然，他像是自言自語又像是對著我，興奮地說：‘好!好!你看，摔死了!摔死了!’”
如果說周恩來的興奮中包含著不用再擔心國家機密因林彪出逃成功而外泄的如釋重負，那么，下面這些將軍們的第一反應就應當純粹是對林彪感情的真實流露了。顧保孜在《“二月逆流”后，葉劍英如何重獲毛澤東欣賞?》一文中這樣記述道：
“毫無思想準備的元帥們突然聽到林彪叛黨叛國“自我爆炸”摔死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整個會場頓時陷入死一般沉寂之中，猛然有人反應過來：“聽見沒有?林禿子摔死了!林禿子——死了!”大家驚醒了，忘記了這是在開會，高興得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有位老將軍竟然激動得暈倒了。”
一向極端冷靜的鄧小平，當時在江西聽到林彪墜機而亡的消息后，對身邊的人說了這么一句話：“林彪不死，天理難容。”
我們讀黨史，從紅四軍七大，到陳光事件，到批劉伯承，再到廬山會議及其后的批彭德懷、批朱德，再到六千人大會以及五一八講話將矛頭對準劉少奇，只要了解了林彪在這些事件中的表現，只要我們還有基本的是非心和正義感，我們就很難對林彪產生好感。政治斗爭是難免的，但用說假話、陽奉陰違、人身攻擊、栽贓陷害等等手段，而且絕不是偶爾為之，那么只能說明這個人人品有問題。當然，假如沒有林彪，黨內斗爭還會存在，但是，有林彪參與的黨內斗爭總是會變得更為激烈甚至殘酷。我們不知道，假如林彪不參與這些黨內斗爭，情況會怎樣，但是我們都看得到，林彪參與甚至做主將的黨內斗爭究竟是怎么樣。所以，我們也就不難明白，在林彪機毀人亡之后，聽到消息的那些林彪的同事和戰友們的反應了!
有人說，林彪是被人利用的。林彪又不是沒有思維能力的工具，他就那么容易被利用嗎?況且林彪還以善于思考而著稱呢!
有人說，林彪后期做的那些讓人不齒的事情是出于自保。但是，即使有自保的因素，自保也不是作惡的理由。而且，其他不像林彪那樣自保的老革命們為什么結局反倒都比林彪好呢？
有人說，林彪在九大及其后主張以發展經濟為主，反對繼續強調“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說明林彪在與毛澤東的路線斗爭中代表正確的一方。首先，這種看法是把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機想象得太低級了。其次，林彪不贊成繼續革命，也擊破了一些人認為的林彪最懂毛澤東的說法，似乎在林彪看來，文革就是搞倒劉鄧，劉鄧倒了，文革就該結束了。另外，毛澤東在九大仍然強調“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應當還包含有對林彪等人的警惕。想一想：林彪讓剛參軍的兒女火箭直升空軍重要崗位，發動下面的人在全國為兒女物色對象，共產黨內有這樣的人當權，難道應該停止“繼續革命”?想象一下，假如林彪這樣的人掌握了國家政權，國家能夠變得更好或者能夠避免毛澤東所擔心的政權變色嗎?
更有些人為了給林彪洗白，編造了《林彪日記》，捏造了林彪死后周恩來大哭、蔣介石大哭等等動人的故事，希望塑造一個值得同情甚至值得肯定的林彪，從而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某種政治目的。但是，人們可能一時為謠言所迷惑，但真相終究會為人所知。
還有更多的人出于各種目的總是千方百計地美化林彪，把林彪的軍事能力吹得神乎其神。其實，縱觀整個中國革命戰爭史，無論從戰略和戰術上說，林彪一直都是朱毛的學生。在中國革命的每個重要轉折關頭，在戰略上，我們總能看到朱毛的正確，也總能看到林彪的誤判，從紅軍初期到抗戰之初再到解放戰爭之初再到抗美援朝之初，無不如此!紅軍時期，從紅四軍第28團到紅四軍再到紅一軍團，林彪率領的部隊似乎總是更加善戰，其實，這也與他都是接朱德的班，是朱德為他打下了根基不無關系。解放戰爭，林彪能立下大功，也不能說沒有機運的因素，如果讓彭德懷、劉伯承、徐向前中的任一個人去東北主戰，誰敢說就一定不如林彪?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林彪的軍事能力還是很強的，這與他深入的思考能力緊密相關。
另外，我也并不認為林彪就是一個所謂壞人。人總是有多面性的。我甚至認為，林彪在相當長的時間里也是一個忠實的共產黨員。大半輩子接受共產主義的思想熏染、為共產主義而舍身奮斗，共產主義思想早已浸入了他的骨子里。但是，并不是人格完美的人才會接受共產主義，人們接受某種思想或者信仰什么，總是有許多的機緣巧合；而且，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也并不意味著就一定能變得人格完美，思想畢竟是后天的，而人的行為更多地是受先天的本性所左右，特別是在革命成功之后，獲得了政權的革命功臣就難免會放松對自己的約束，本性中的不良因素自然就會獲得更多的釋放。我們可以看到，林彪身上的問題主要出在革命早期和生涯末期，這說明信仰和紀律對于他性格中不好的東西是有明顯約束作用的，一旦這種約束減弱，性格中不好的東西就立即顯現出來了。所以，我認為，林彪的結局與他的性格有著更密切的關系，也就是說，在他先天的性格中早已埋下了導致他最終結局的種子。
林彪的結局是我們都不想看到的。我們能生活在現在這樣一個強大、穩定的國家里，應當感謝那些為這個國家的建立做出了各自貢獻的人們，林彪無疑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不應該被忘記的一位。但是，林彪的結局又是自取的，是自得其所。本文分析導致林彪最終結局的性格因素和人品因素，也是換一個視角廓清歷史是非，讓后人得到警示，引以為鑒。萬事都是有因果的，讓我們還是多種善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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