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84問楊繼繩：為何“忘”了四川的“千萬畝萬斤田” 事件
《墓碑·第三章 天府饑魂》：
“我多次去過四川。每次到四川完成采訪任務之后，我總要順手牽羊，收集一點有關大饑荒的資料。2000年12月，考慮到即將退休，我利用最后一次出差機會又專程到成都，集中一個星期時間收集四川大饑荒的資料，還找新華社四川分社幾位經歷過大饑荒的老記者交談。用這些材料寫完四川這一章后，又從網上發現了東夫先生的著作《麥苗兒青菜花黃――川西大躍進紀實》。他是專寫溫江地區的，文字很漂亮，他說“書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經得起查證的”。我又對這一章再次改寫，本章中關于溫江地區和紅光公社的內容，除了注明出處以外，均取自他這本書。”
楊繼繩深信東夫的這本書勝過了對自己原稿的自信，但是，東夫書中提到的一個影響四川糧食減產的“千萬畝萬斤田”事件(其中溫江500萬畝耕地就攤上了400萬畝)，他卻沒有私毫興趣而在《李井泉狠開“頂風船”》這一節中用一句“要求各地堅持‘抓思想、抓典型、抓小運動，自始至終都抓緊’，把高產衛星推向高潮”掩飾過去了。
東夫的《“大躍進”時期四川省大饑饉的特殊成因》也提到了這個問題。書中說：
“李井泉在‘大躍進’期間的狂熱，與鄧不無關系。1958年底鄧小平與楊尚昆、李井泉一起到貴州省視察，視察期間李井泉打電話給在成都主持工作的省長李大章，要求在四川建設1千萬畝萬斤田，這與鄧小平在貴州宣傳‘少種、高產、多收 ’有關。”
“千萬畝萬斤田”是怎么回事，請看下文。
一、李、鄧商定千萬畝萬斤田
1998年10月，原四川省溫江地委書記宋文彬寫了《我對原溫江地區大躍進中的兩個問題的交代》(下稱《交代》)一文，對他經歷過的兩個重要歷史事件——“大躍進”中的糧食產量“放衛星”，及接下來的三年困難時期該地區餓死人的問題(下稱“兩個問題”)，做了“不夸大，不縮小”的陳述。
檢驗真理靠實踐，檢驗真偽靠時間。這個《交代》，可以說經歷了三十年的時間檢驗，因為，在“宋文彬文史資料”博客中發表的宋在文革前期1968年寫的《檢查兩個錯誤》(下稱《檢查》，見附一)，就是30年后他所作《交代》的初稿。
宋文彬對于“兩個問題”于1968年所做的《檢查》和1998年所作的《交代》，都介紹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四川1959年大面積地搞“萬斤田”，極大破壞了農業生產力，導致了比全國嚴重得多的減收。
30年前的《檢查》中如是說：
“李、鄧決定四川搞一千三百萬畝畝產萬斤的高額豐產田，給溫江分配四百萬畝。我先盲目迷信他們，省委第一書記、總書記研究決定，是經過考慮的，我接受了。后研究布置，要采取廣東辦法，2X2X5雙龍出海密植法，發現人力、畜力、肥料和生產季節都不允許。當時只認為(四)百萬畝不行，還沒認為萬斤不行。”
30年后的《交代》中則說：
“黨中央鄭州會議以后，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同志來西南視察工作，李井泉同志陪同鄧小平同志到貴州省視察工作，給省委打電話回來，要四川省一九五九年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一千萬畝，畝產五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畝產兩千斤的水稻多少萬畝(后兩個數字記不得了)，省委召開地、市、州委書記電話會議，省委書記、省長李大章同志進行了傳達，具體布置我們溫江地區種畝產一萬斤的水稻四百萬畝。”
二、千萬畝萬斤田的嚴重后果
據宋曉麗、姚其源所論：“1959年是建國后四川糧食減產最嚴重的一年，減幅近30%，幾乎是同期全國的一倍。如果以全國或溫江(注)的減幅為標準，四川全省相當于多減產65億斤。按照當時農民一年人均500斤原糧可以基本保證不出問題，四川相當于損失了1300萬人的‘保命糧’，而這個數字，超過了統計年鑒中三年困難時期全國人口凈減少數——1248萬人。” (附二)
換句話說，如果1959年四川的糧食減產幅度能與全國一樣，糧食總產量就可以增多65億斤，按照當時總人口約7000萬平分，每人可增加93斤口糧，此后的饑荒就有可能不會發生了。
再說，“按照楊繼繩的資料，征收的過頭糧只有7億斤，不及65億斤損失總量的1/9。”所以，如果有少減產的65億斤擋陣，這個7億斤“過頭糧”就很難作惡為害了。
可見，四川饑荒的禍根就是這個多減產65萬斤。
四川造成多減產的原因，就是這個千萬畝萬斤田作的怪!
注：溫江對400萬畝“萬斤田”進行了抵制，但還是不得不搞了一些“萬斤田”，加上“大煉鋼鐵”的勞動力過度轉移、自然災害等因素，該地區糧食還是大幅度減產了10%—20%，與1959年全國糧食平均減產15%的數字相近。
三、千萬畝萬斤田的惡劣性質
浮夸，是一種弄虛造假的不良行為。個別人在個別事情上的浮夸影響不大，可以一笑置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浮夸成風就是一種禍害了。這是一種人為的禍害。禍害最重的莫過于在糧食問題上浮夸。因為這是在拿生命開玩笑。1958年在我國出現的糧食畝產幾千斤、幾萬斤的高產衛星風可以說就是在拿幾億人的生命在開玩笑!不過，由于這種“放衛星”只是一些地方用少量耕地進行的“試驗”，所以，雖則造成了十分惡劣的影響，但對國家的糧食大局影響不大。當著騙局被揭穿的時候，其危害也就肅清了。
四川1959年的千萬畝萬斤田性質的惡劣之處體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在1958年的犯錯前提下的再犯。
二是在中央早已開始剎風的背景下的頂風作“案”
三是大面積推行，像只有耕地500萬畝的溫江就攤下了400萬畝，基本上可以算是萬斤畝普及化。這種“普及化”的客觀后果，是可以置四川人民于死地的!如果要從主觀上追究責任，那就等于是存心要置四川人民于死地!
四、千萬畝萬斤田為何被楊繼繩“忘”了
可是，四川的這個性質如此惡劣后果如此嚴重的“千萬畝萬斤田”，卻不知何故，被楊繼繩給“忘”了。其《墓碑·天府饑魂》中，除了一句“把高產萬斤推向高潮”外，沒有只言片語提及“千萬畝萬斤田”的事。
這是一個十分奇怪的事。不厭其煩津津樂道于1958年那幾例只有幾畝幾分或是一畝幾分地的為時不過幾個月就被喝止的高產衛星的楊繼繩，竟然把四川1959年搞的“一千萬畝萬斤田”給忘了!其原因在哪?
分析起來，無非是要回避一個人——“千萬畝萬斤田”涉及的當年的總書記鄧小平。權衡利弊，攻擊改開總設計師的政治風險比較大，以避開為好。
但這不是主要的原因。回避鄧小平的主要目的是：轉移并集中火力主攻一個人，擊垮這個人——人民領袖毛主席!
附一、宋文斌：檢查兩個錯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ad2c8a0100mbda.html
附二、從墓碑中的一樁歷史公案說開去
http://www.juliangmedia.com/Article/lishi/2010/12/16154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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