鶴齡：75至77問楊繼繩：對餓死人問題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等三編
75問楊繼繩：對餓死人問題毛、劉兩人誰看得更重
《墓碑·第28章、大饑荒對中國政治的影響》劉少奇在講話中，毛澤東有不少插話。當劉少奇說到這幾年工作中發生的許多缺點和錯誤，餓了兩年飯，毛澤東插話：“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毛澤東只承認“有不少的人害過浮腫病”，不承認餓死人。更不承認大量餓死人。而劉少奇對餓死人看得很重。
楊繼繩的言下之意：毛澤東對餓死人看得很輕。
毛、劉兩人究竟誰看得重，不是你楊繼繩一句話可以作斷的，必須讓事實作證。下面就讓楊繼繩自己提供的信息說話!請看，《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一、信陽事件·8》：
一、劉少奇對“信陽事件”的批示
“我們(李堅率領的中央調查組，時間1960年4月)在河南除調查了信陽以外，還看了其它地方。我認為河南死人最多的地區一是信陽，第二是南陽，第三是許昌。我們心里有了底就回北京，就調查情況寫了一個書面報告。中監委還沒有上報中央，譚震林就不同意這個報告。他是書記處書記，是副總理，分管農業的。對這個報告意見不一致，就沒法上報。中央監委常務書記劉瀾濤又派公安部的于桑等去調查。于桑調查的數字是60萬。這時才以王從吾的名義寫了報告送給劉少奇。
劉少奇批示：‘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
劉的批示送到河南，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
二、毛主席對“信陽事件”的批示
“1960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組織部、中央監察委員會將《四名干部關于河南省信陽地區大量餓死人和干部嚴重違法亂紀等問題的調查材料》送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李富春處。10月24日，李富春將這一調查材料報送毛澤東。26日上午，毛澤東在李富春送的報告中批示：
‘請劉、周今日即看，下午談一下處理辦法。’”
“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三、涇渭分明的兩個批示
少奇接到的以王從吾名義寫的報告，如果采用的是于桑調查的60萬餓死人數字，那就意味著是一件比天還大的事了。可是，身為國家主席在一線主持工作的他，一不向毛主匯報，二不召集有關部門會議商討解決辦法。當然，只要個人能獨立擔當，解決好問題，這些都無所謂。但是，他是怎么擔當的呢?就是大筆一揮，作了一句不痛不癢的 “發動群眾，把形勢扭轉過來”的批示，說了一句大空話?？赵挼玫降幕貞?ldquo;河南省委就著手解決信陽的領導班子”?？赵捜〉玫男Ч?——如果李堅回憶的兩次調查數字當得真，那就是：4個月后，餓死人數字在4月份的60萬基礎上增添了40萬，變成了整整100萬!
《墓碑》：“1960年10月，我們第二次去信陽。我帶了三個人(有中組部的陶陌生等)，一共四個人。這次調查的數字是餓死人100萬。”
毛主席接到餓死人報告的急迫心情溢于言表：一句“請劉、周今日即看”，實際是“請劉、周今日上午即看”，因為，下午就要開會商量處理辦法。也就是說，救災的程序在毛主席看到報告后，就立即啟動了。劉不但必須立即看報告 ，而且看過以后，必須立即派人送周恩來。兩人看過報告，就必須思考救災辦法，準備下午發言。下午幾位領導一商量，具體的救災措施和行動也出來了：
“后來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和周恩來的安排，調撥大批糧食到信陽以解燃眉之急，同時指示從河南省直屬單位抽調了一批干部到信陽工作，幫助當地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和整社整風運動。”
將這兩個批示和它們取得的效果一比較，對餓死人問題，毛主席與劉少奇，誰看得更重還用多說什么嗎!
76問楊繼繩：餓死人問題真的是禁區嗎
《楊繼繩三駁孫經先》：大饑荒對于中國六十歲以上的人來說，是刻骨銘心的。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前，這是不可談論的禁區，家里餓死人也不敢說 是餓死的
《墓碑·前言》：在當時及以后的幾十年中，中國的一切書刊、報紙，一切官方文件，都極力回避和掩蓋這一大規模的人類悲劇。各級干部對餓死人的事也是三緘其口。對餓死人數的統計，各級干部弄虛作假，千方百計縮小死亡數字。為了永遠掩蓋這一事實，當局還下令銷毀各省報上來的人口減少數千萬的資料。
當局下令銷毀資料之說，已被孫經先證實是楊繼繩造的謠言(《57問：為何造謠“周總理銷毀大饑荒證據”》)。
看下面楊繼繩自己說的，餓死人問題也談不上是什么禁區，并不是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事。
《墓碑·第一章、禍起中原·四、至少餓死300萬》：“文化大革命中群眾說訶南餓死300萬，實際情況只會高于此數。”
《墓碑·前言》：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長張體學說的一句話使我震驚：湖北省在三年困難時期餓死了30萬人!
楊繼繩提供的這兩條信息足以說明，餓死人問題至少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已不是什么禁區了。當時的造反派揭批走資派，追究餓死人責任就是一項重要的內容。
省長張體學在公開談，造反派也在公開談，這算什么禁區!?所以，楊繼繩的改開前是禁區之說，又是在胡說八道。即使文革前是禁區，設禁的也只能是走資派!要不，文革中為何會破這個禁批走資派?
再說，從《墓碑》中提到的當時有關餓死人問題的地方上報材料、中央派出的調查組的調查報告以及中央領導的有關批示，沒見楊繼繩說過，有一個文件加了密。根據《墓碑》所說，當時的信陽、通渭、滎經等地方的問題，都是大張旗鼓進行的公開處理。對誰保了密!?誰說過要保密?
楊繼繩在《通渭問題》中寫道：“通渭縣大量餓死人的事，除了高層以外，對外嚴密封鎖信息，直到幾十年以后的今天，外面的人還不知道發生了這樣的事。……通過多方努力，我終于弄清了被掩蓋40多年的真相。”
這口氣，好像是他立了一件蓋世奇功似的。
可是，接著他又寫下：“ 1960年12月在西北局蘭州會議以后，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療隊。調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棉布110多萬尺，棉花6萬多斤，還有食糖、蜂蜜、紅棗等。”
通渭縣幾十萬親歷的老百姓和縣里的工作人員都不算，單是上級派來的工作組和醫療隊就有378人。他們都是外地人。難道他們都沒有帶眼睛和嘴巴?難道當局把他們的嘴巴和眼睛都封鎖了!
77問楊繼繩：為“禍”的人沒去 “大饑荒”怎么收的場
《墓碑·前言》：過去黨教導我們，由于自然災害，少數地方發生了饑荒;現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禍，幾千萬人饑餓而死。
“幾千萬人饑餓而死”，這里就不說了。
“完全是由于人禍”，也就是“十分人禍”了。
為了證明他的這個“十分”，他引證“權威”氣象資料和“權威”氣象學家的觀點，說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
話說得這樣絕對，“十分人禍”應該是牢不可破的“真理”了。不過，可能連他自己感到這個權威氣象資料和權威氣象專家還有點不權不威吧。所以，趕緊又來了一個補充，進一步指出，“歷史資料表明,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并不存在正比相關關系”。
這樣一來，他的這個“十分”就等于買了“雙保險”：沒有天災，自然是十分人禍。有了天災也不妨事，他照樣可以依據“糧食產量和天災之間并不存在正比相關關系” 的“定理”，認定是十分人禍!
楊繼繩這個論斷雖說非常“高明”。不過還是有那么一小點點無法兼顧到：人禍是人在作惡為禍，去禍的唯一辦法也是根本的途徑就是去“人”，“慶父不死，魯難不已”就是指的這個意思。不除掉慶父這個人禍，魯國的國難就沒有完結!
可是，擺在楊繼繩面前的卻是這樣一個鐵的事實，從1949年到1976年，中國的國家元首都是毛主席，這個他認定作惡為禍的人，與國家的命運一直不棄不離，執政整整二十七年之久。請問：為什么在這三年以前他不為禍，在這三年以后也不為禍而只在這三年內為禍?
一句話，這慘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場慘禍的三年人禍，為禍的人未去，這禍是怎么去掉的!?十分人禍的“禍”，連半分也沒去掉，這大饑荒怎么收的場!?
依理推之，大饑荒它能收場嗎!它只能愈饑愈荒而愈大饑愈大荒，而不斷升級為“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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