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戴維·麥克萊倫（David McLellan）
本文節選自戴維·麥克萊倫所著《卡爾·馬克思傳》（王珍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部分：巴黎”
當馬克思在巴黎熱情地撰寫手稿的時候，燕妮在特利爾又一次沉浸在了狹小的生活中。她很高興與母親又在一起了，在法國時她曾多次為母親哭泣;但威斯特華倫一家陷入貧困以及膽小的弟弟埃德加爾的依賴令燕妮很沮喪。嬰兒現在請了一個乳母，很快便脫離了危險。這個孩子是燕妮在給馬克思的信中喜歡長段描寫的主要話題。當燕妮的老朋友和熟人來看她和小孩的時候，她感到自己好像在接待羨慕者。她盡力回避掉了一些關于馬克思在巴黎從事工作的問題。事實上，她在給丈夫的信中充滿了疑慮：
親愛的，我對我們的未來(無論短期的還是長遠的)都感到極大的焦慮，我想我要為自己目前崇高的精神和興致受到懲罰。如果你能夠的話，請在這方面撫慰我的痛苦。人們對穩定的收入談論得太多了。對此問題的回答，我只能是羞愧難當，并答之以往后我也會有華美的服飾。
燕妮滿懷焦慮，踏上了去婆母家艱難的旅途，她吃驚地發現婆母的態度自從她結婚以來發生了相當的變化。馬克思的母親和他的三個姐妹仍住在家里，她們熱情歡迎她的到來。燕妮的心情只是由于榮克給她寄來1000塔勒所帶來的新的富足而稍有改變。她給馬克思的第一封信以一種馬克思式愉悅的提醒(可惜很少被留意)結束：
請不要再用這種令人心酸和不愉快的風格寫信了!!!要么就如實準確地寫，要么就輕松和幽默地寫。親愛的，請讓筆在紙張上滑動，如果有時要脫落和停頓，也要把一句話寫完，然而，你的思緒簡直就像老衛士的投彈兵，急速而又勇猛……如果他們的制服輕松地掛著而不是如此緊緊地系著，那又有什么關系呢?在法國士兵看來，這種輕松、輕巧的制服看起來是多么漂亮呀。試想一下我們拘謹的普魯士人——它能讓你戰栗嗎?所以，讓那些特例走開，把那些語詞安排到它們該去的位置。這些武士們的競賽不應該太按規則進行。你的部隊不正在走向戰場嗎?祝他們的統帥、我的黑男人好運。再見，寶貝、親愛的，我的唯一。
然而，后來的一封信(從特利爾寫來的，當時那里因為有近百萬使徒朝圣的人流而突然熱鬧起來)，更為憂心忡忡：她渴望返回巴黎，免得馬克思受這個城市的誘惑步入歧路;同時她又害怕——事實證明她是對的——在她返回不久又懷上第二個孩子。她寫道：“錢袋現在是滿的，也說明了再一次倒空是多么容易，而填滿是多么困難。”燕妮、乳母和已經長了四顆牙齒的孩子1844年9月回到巴黎，目睹了馬克思一生中剛剛開始的最重要的友誼，這就是與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友誼。
恩格斯比馬克思小兩歲，出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巴門(即現在的伍伯塔爾)富有工業者一個大家庭的長子，巴門在離魯爾不遠的杜塞爾多夫的東面，有幾英里的距離。他的曾祖父建了一個經營花邊的工廠，工廠的繁榮使得這個家庭拿到了象征自己地位的盾形徽章。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與彼得·歐門合作進行了多方面的投資，建立了更大的紡紗廠，基地在巴門和曼徹斯特。恩格斯的母親來自教師家庭，他們任職于荷蘭語學校。商業和教會是恩格斯一家的兩個支柱，老恩格斯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把這兩個支柱植入心靈。年輕的恩格斯在小學是優秀的學生，尤其是在語言方面;但是他沒畢業就離開了學校，為獲得實踐經驗進入了父親的工廠。然而，他利用了一切空閑時間寫了大量的(甚至超過馬克思的)詩歌，到他為獲得更多的商業經驗1838年被派往巴門時，他已經有出版的幾個匿名小冊子來增加自己的聲譽了。雖然他住宿在一個牧師家庭，但是巴門城市的氛圍已大大不同于他普魯士家庭充滿基督教《圣經》式的、清教徒式的色彩的頑固形式了。
在巴門的三年，恩格斯努力擺脫他所接受的正統基督教的教育，尤其是命定論。施特勞斯的《耶穌傳》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經由施萊爾馬赫，他很快便轉向了青年黑格爾派。顯而易見，柏林是適合他保持文學興趣的地方，他愿意服兵役，在首都郊區的兵營中做了一名炮手。在馬克思離開幾個月后，他到了那里。他很快為“自由人”團體所吸引，寫了一本引人注目的小冊子反對謝林，并為《萊茵報》撰稿。在軍隊的歲月結束后，他的父親把他送到曼徹斯特分廠去工作。在去往途中，他經過萊茵地區，與赫斯進行了長時間的會晤，因為這次會面，他作為“一流的革命者”嶄露頭角。他還拜訪了《萊茵報》的編輯;但是馬克思“冷淡地”會見了他，把他看作“自由人”團體的成員，而當時恩格斯剛剛斷絕了同自由人的一切關系。
在曼徹斯特，恩格斯為歐文的《新道德世界》寫了文章，結識了幾位人民憲章運動的領導者，特別是結識了喬治·朱利安·哈尼。他還從曼徹斯特繼續為《萊茵報》撰稿，并為《德法年鑒》寄送了兩篇文章：一篇是對卡萊爾《過去和現在》的批判;一篇是題為《國民經濟學批判大綱》的文章，這篇文章對資本主義即將到來的末日所做的極為明確的預言使得馬克思改變了對他的看法，并開始與他通信。從對曼徹斯特狀況的考察來看，恩格斯已經開始為他的名著《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很可能是已出版的東西中對早期資本主義所做的最為辛辣的批判)收集材料了。
恩格斯1844年8月底回德國途經巴黎。8月28日在具有法國攝政時期風格的一間咖啡屋中，他與馬克思進行了歷史性的會面。這是當時巴黎最為著名的咖啡屋之一，伏爾泰、本杰明·富蘭克林、狄德羅、格林、路易斯·拿破侖、圣伯沃和馬塞特(Musset)曾經是它的顧客。長時間的親密交談使他們在接下來的10天中一直待在瓦諾街。恩格斯寫道：“我們在一切理論領域的完全一致是很明顯的，我們共同的工作從此開始了”。在生命的最后時日里，回顧這次合作，恩格斯是這樣簡要地概括了自己的觀點：
……我和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這以前和這個期間，我在一定程度上獨立地參加了這一理論的創立，特別是對這一理論的闡發。但是，絕大部分基本指導思想(特別是在經濟和歷史領域內)，尤其是對這些指導思想的最后的明確的表述，都是屬于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幾個專門的領域外，馬克思沒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馬克思所做到的，我卻做不到。馬克思比我們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遠些，觀察得多些和快些。馬克思是天才，我們至多是能手。沒有馬克思，我們的理論遠不會是現在這個樣子。所以，這個理論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這段話很可能準確地描述了他們后來的關系，雖然很明顯恩格斯對馬克思的財政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但就理論來說，人們爭論說(帶有很大的合理性)在恩格斯使他的朋友馬克思幸存的13年中，恩格斯竭力(在他所有過于清楚的敘述中)吸取了馬克思很多微妙的思想。雖然如此，1844年夏末，恩格斯帶著關于資本主義的實踐經驗，給予馬克思的要多于從馬克思那里所接受到的。
從此開始的友誼一直持續到了馬克思生命的結束。馬克思恩格斯都來自安逸的中產階級家庭，有著相似的出身，都有對詩歌的年輕的熱情，都從青年黑格爾派的自由主義轉向了激進政治立場，因此有足夠的共同經歷以形成長久的友誼。但這種友誼的不同方面要多于它的相似之處：馬克思的長處在于他抽象的能力。他完全吸取了黑格爾的方法，他的辯證方法以一種機智的綜合把諸多元素混合在一起。當馬克思在研究黑格爾的時候，恩格斯正在獲取實踐經驗，正在以專職商人的身份親身考察;恩格斯永遠敏于綜合，寫作快捷、清晰，有時還使用甚至馬克思也不熟悉的教義。他們的生活作風也很不相同。恩格斯的穿著一定是毫無瑕疵，他的研究永遠是有條不紊，他有著商業般的精細，花錢有條理。馬克思疏于衣著，研究很沒有條理，毫不關心如何管理錢財。而且，馬克思毫無疑問是個有家庭的人，不管他有時可能對這一點是多么后悔;恩格斯是一位卓越的追求女性的人，雖然他長時間地擁有愛，但一直拒絕婚姻。
馬克思恩格斯在一起的頭10天中，他們就決定用小冊子對布魯諾·鮑威爾做最后的清算，公開發表他們新近共同的觀點。榮克尤其敦促馬克思快點反對鮑威爾，馬克思也已經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宣布了他的打算，即論述鮑威爾在新創辦的雜志《文學總匯報》上宣傳的“批判的批判”。恩格斯寫了大約15頁，算是這個小冊子中的他這一半;并與赫斯一起出發到對共產主義興趣快速增長的萊茵地區做宣傳。馬克思直到11月底才寫他這部分的草稿，他(典型地)很快發現“小冊子”變成了幾乎300頁的書。1845年2月出版，起了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名字(指鮑威爾兄弟)——《神圣家族》(副標題是“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
現代讀者很可能同意恩格斯在得知這本書涉及的范圍時的觀點，即“我們兩人對《文學報》所持有的嚴正的鄙視態度，同我們竟然對它寫了二十二個印張這一點很不協調”。這本書極為松散，是《文學總匯報》上沒有結構、松散的批判文章。馬克思的大多批判是做無謂的細微的分析，并故意把他們對手的文章觀點歪曲到荒謬的程度。這種手法在當時尤其流行，更為重要的是，它的確可以使秘密性團體理解某種非常荒誕的觀點。確實，興趣是不會長久的。這尤其表現在鮑威爾的追隨者對歐仁·蘇龐大的哥特式的小說《巴黎的秘密》的兩段長長的評論中。這些評論竭力用黑格爾的方式表明蘇的小說包含著對現代社會“秘密”的解答。馬克思詳細批判了這種發揮性的解釋，也批判了把小說作者的口吻道德化的做法。書中真正有意義的三個部分是馬克思對鮑威爾抨擊蒲魯東的回應，內容涉及人民群眾在歷史上的作用和唯物主義。
馬克思贊揚了蒲魯東，認為他是第一個對私有財產的存在提出質疑并揭示私有財產對社會產生非人化影響的思想家。接著馬克思總結了自己關于私有財產和無產者之間關系的觀點：
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同是人的自我異化。但有產階級在這種自我異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滿足的和被鞏固的，它把這種異化看做自身強大的證明，并在這種異化中獲得人的生存的外觀。而無產階級在這種異化中則感到自己是被毀滅的，并在其中看到自己的無力和非人的生存的現實……
…………
……無產階級執行著雇傭勞動因替別人生產財富、替自己生產貧困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同樣地，它也執行著私有制因產生無產階級而給自己做出的判決。無產階級在獲得勝利之后，無論怎樣都不會成為社會的絕對方面，因為它只有消滅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對立面才能獲得勝利。隨著無產階級的勝利，無產階級本身以及制約著它的對立面——私有制都趨于消滅。
社會主義者把這種歷史作用歸于無產者，似乎把無產者看作神，在對這種觀點批判的回答中，馬克思繼續寫道：
問題不在于目前某個無產者或者甚至整個無產階級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問題在于究竟什么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歷史上有些什么作為。它的目的和它的歷史任務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狀況以及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的整個結構最明顯地無可辯駁地預示出來了。
鮑威爾希望切斷哲學與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認為社會中實際起作用的力量是歷史，這種歷史是獨立的個人，一個形而上學的主體。馬克思的觀點正相反：“‘歷史’并不是把人當做達到自己目的的工具來利用的某種特殊的人格。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或者又說：“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對鮑威爾來說，知識分子精英的思想由于與廣大民眾的接觸受到威脅，他認為法國革命思想已為群眾的熱情所污染。但是對馬克思而言，這些思想不能充分認識群眾，所以資產階級能夠把法國革命變成自己的利益。鮑威爾敘述了大量的體現在法國革命中的“人權”，而馬克思則繼續探討了《論猶太人問題》中的主題，斷言真正被解放出來的只是那無情的自私自利。
關于法國唯物主義的重大意義，馬克思也不同意鮑威爾的觀點，后者認為法國的唯物主義運動是斯賓諾莎形而上學一元論的直接延續。馬克思要強調的是法國唯物主義者例如愛爾維修與霍爾巴赫的反形而上學的人道主義方面。他追溯了18世紀社會哲學家的唯物主義學說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影響：
既然人是從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中的經驗中汲取自己的一切知識、感覺等等，那就必須這樣安排周圍的世界，使人在其中能認識和領會真正合乎人性的東西，使他能認識到自己是人。既然正確理解的利益是整個道德的基礎，那就必須使個別人的私人利益符合于全人類的利益，既然從唯物主義意義上來說人是不自由的，就是說，既然人不是由于有逃避某種事物的消極力量，而是由于有表現本身的真正個性的積極力量才得到自由，那就不應當懲罰個別人的犯罪行為，而應當消滅犯罪行為的反社會的根源，并使每個人都有必要的社會活動場所來顯露他的重要的生命力……既然人天生就是社會的生物，那他就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發展自己的真正的天性，而對于他的天性的力量的判斷，也不應當以單個個人的力量為準繩，而應當以整個社會的力量為準繩。
《神圣家族》出版之時幾乎沒有人閱讀它，當然，它也不是馬克思的主要著作。但是將成為“歷史唯物主義概念”的幾個主題首次出現在那里，因此馬克思在12年后再次讀這本書的時候，能夠評論道：“我愉快而驚異地發現，對于這本書我們是問心無愧的，雖然對費爾巴哈的迷信現在給人造成一種非常滑稽的印象”。
馬克思不得不在《神圣家族》出版之前離開巴黎。普魯士政府比以往更經常地對《前進報》進行責難，甚至據說路易·菲利浦已經作了指示：“我們必須對德國哲學家的巴黎進行清肅!”1845年1月25日，內務大臣基佐查禁了《前進報》，頒發了驅逐其領導人(包括馬克思、海涅和盧格)的命令。馬克思被獲許停留的時間比24小時長一點，他2月2日帶著一位年輕激進的記者亨利希·畢爾格爾斯(他離開了《前進報》團體)前往列日(Liegehe)和布魯塞爾。整個行程兩人用唱歌的方法鼓起精神。燕妮賣掉了家具和一些亞麻衣物，和海爾維格一家人一塊停了兩夜，幾天后隨著馬克思去了布魯塞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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