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是中國共產黨一個長期的歷史使命;如何培養合格的接班人，是擺在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面前的時代之問。毛澤東鑒于蘇聯的歷史教訓，立足于社會主義革命長期性和艱巨性的總體判斷，提出了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五條標準”，意在使革命傳統代代相傳，始終保持共產黨的革命本色。重溫“五條標準”，矢志“不忘初心”，對中國共產黨各級領導提升自我修養及培養合格接班人都是有益的。
7月26日、27日，中央為準備十九大而召開了黨政軍各方面領導干部的專題研討班，習近平同志在會上講話，是為準備十九大而統一全黨的認識。他強調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開好這次大會事關黨和國家事業繼往開來，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前途和命運，事關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會議。這是說明了這次會議的重要性。在如何謀劃推進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方面，首先必須判斷當前的世情、國情、黨情，也就是要分析形勢，對國際國內、黨內的形勢作出科學的判斷，為制訂各項任務提供科學的根據。其實這是我們一貫的傳統，那就是不斷地分析形勢，正確地判斷形勢發展的趨勢，才能順勢而實現黨的方針和各項任務。“兩個一百年”，即建黨一百周年的2021年，建國一百周年的2049年，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命。前一個是十九大將產生的中央領導必須在2021年前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目標，還有三年時間，我們要完成黨所承諾的義務。至于第二個一百年，還有三十多年時間，這三十多年我們還要召開五到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那么如何使黨的事業后繼有人，也是擺在我們黨面前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習近平同志在會議上特別強調了黨的各級領導干部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在分析形勢時，要充分估計到我們在未來可能遇到的挑戰和困難，從那兒尋找我們繼續前進的機遇。危是和機聯系在一起的，為可能出現的危險做最充分的準備，爭取最好的結果。當然會議也充分肯定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以來所取得的成績，特別是十八大以來，反貪腐、從嚴治黨所取得的成績。在國際事務上，特別是“一帶一路”的倡議，為世界局面展示了新的前景。我相信不久就要召開的十九大將是一個成功的大會，團結的大會。
培養革命接班人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使命
從十八大到十九大，在領導班子上，大體不會有什么大的調整，有兩三位同志年齡到期了，要有新的同志來頂替他們的工作。到了二十大，2023年的時候，領導班子會有多大的調整呢?人的生命是有限制的，任何一個人能夠工作的年齡也是有限制的，雖然這個問題在十九大還不迫切，但從長遠看，到二十大、二十一大如何培養接班人的事始終是一件大事，應該放在黨的議事日程上。怎樣使我們紅色江山代代相繼?
記得毛主席講過社會主義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一百年還不夠，要幾百年的時間。那么長的歷史階段，這世界形勢會有多大的變化啊。二十世紀的前五十年有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俄國革命勝利提供了機會，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提供了機會。后面的五十年是冷戰的時代，蘇聯在九十年代垮了，中國挺住了，中國成了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中流砥柱。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形勢會怎么發展，我們能否永葆社會主義的青春，嚴峻的考驗正等著我們，霸權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美國軍方的一部分人不斷叫囂著要對中國發動戰爭。為了保衛國家的安全，我們要有強大的國防力量。政治思想戰線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斗爭從來沒有平息過，西方對中國搞和平演變的圖謀從來沒有放棄過，在中國搞顏色革命的設想也從未放棄過。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共產黨如何保持革命的本色，始終是一個嚴峻的問題，不斷考驗著我們黨生生不息的戰斗力。所以如何培養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一個長期的歷史使命。毛澤東在1964年7月9日說過：“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斗爭的前途》)看看毛主席與鄧小平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是怎么說、怎么做的，這幾十年我們有過不少教訓，也有經驗，關鍵還是在認識上有沒有一個比較清醒的觀念。我想說一下毛主席在1964年7月間關于接班人問題的認識和思考，還是有益的，因為在我們黨的發展歷史上，這是一件大事，蘇聯便是垮在了這個問題上，領導班子的老年化，在交接班問題上，出了那么兩個，如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那樣的接班人，當然還有整個黨建上的問題，蘇聯的垮塌，內因起主要作用。
毛澤東關于培養革命接班人的“五條標準”
過去我耳際聽到這方面的議論，都是關于人事方面的消息，但我對這些都不關心，還是關心如何培養未來接班人，還有作為未來接班人，應具備什么條件。由于這是關系到黨的生命線的大問題，到了二十大、二十一大召開時，再來研究這個問題，也許就太遲了。
毛澤東有過不少關于接班人的條件和要求的論述，這段歷史在許多人頭腦中，早已置之腦后了，他們關心的是人事如何安排的問題，為什么?因為這關系到權力再分配的問題。有那么一些人，總希望在人事安排上分一杯羹，為自己的未來，在官和錢的問題上能前途無量。我關心的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問題，就是接班人標準問題。毛主席最早提出如何培養接班人的問題，那有當時的國際背景。據《毛澤東年譜》記載，具體時間是在1964年6月16日的晚上，在十三陵水庫管理處大樓，毛主席主持召開了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劉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來、鄧小平等都參加了這個會議，毛澤東在會議上說：“今天講兩個問題，一個是地方抓軍事，一個是培養接班人。”關于地方要抓軍事的話，我在這兒就不說了。關于第二個問題，即有關接班人的問題，我把《毛澤東年譜》的記載引述于下：
毛澤東說：第二，要準備后事，即接班人問題。蘇聯出了修正主義，我們也有可能出修正主義。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懂得多一些更好。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為中國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為世界人民大多數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包括從前反對過自己反對錯了的人，也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第四條，有事要和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毛澤東最后說：我想得不完全，你們開會研究一下，要部署一下。從中央局、省、地、縣到支部，都要搞幾層接班人。
毛澤東在這里講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不僅是中央領導集體如何培養接班人的問題，而且是講全黨各級領導都要自覺地培養好接班人的問題，目的是如何使黨的革命傳統如何能代代相傳，始終保持革命政黨的本色。如果從這個角度看，這個工作能否做好，是關系到黨的存亡問題，用現在的話講，就是如何使全黨在培養接班人的問題上“不忘初心”。“不忘初心”是什么?無非是不忘并保持黨的革命本色，所以提出“不忘初心”，那是因為我們現在是執政黨，不能因執政的利益改變革命本色。在這個問題上曾經有過許多錯誤的觀念，中國歷史上曾經有打天下坐天下的觀念，那是把中共的革命勝利變成改朝換代了，這是錯誤的。有的把西方所謂執政黨的觀念搬過來，要用所謂的普世價值來改造中國社會，這是和平演變的一個手段。
蘇聯的歷史教訓與培養革命接班人的極端重要性
毛澤東的這次談話，是在中央領導層講的，當時并沒有公之于大眾。正式見之于文字，那是在1964年7月14日在《人民日報》與《紅旗》雜志上發布的《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的最后部分講到接班人問題。
我記憶中《九評》的起草是鄧小平具體主持的，起草的地點在今天北京的釣魚臺，吳冷西那本《十年論戰》講了這個文章起草的過程。實際上這篇文章是中央集體討論的產物，是中共中央領導集體共同智慧的結晶?！睹珴蓶|年譜》在1964年7月5日，有中央討論這篇文章的具體記載：
從本日起幾次召開會議，逐段討論修改《無產階級專政和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毛澤東將標題改為《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有一句話“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毛澤東將“相當長”改為“很長”，并在這句話后加寫：“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九評》。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發表。
吳冷西的《十年論戰》之第十五章，詳細記錄了《九評》起草過程中，毛澤東與他們的幾次談話，及鄧小平主持起草時的經歷，今摘錄相關內容，讀一下毛主席在那時的一些談話，還是有益的。這些內容是對《毛澤東年譜》記載的補充，在觀念上，兩者的論述是一致的，吳冷西的記錄顯得更直白一些，今節錄其重要內容于下：
從本日起幾次召開會議，逐段討論修改《無產階級專政和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毛澤東將標題改為《關于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文章有一句話“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才能解決”，毛澤東將“相當長”改為“很長”，并在這句話后加寫：“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十二日，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九評》。這篇文章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三期發表。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原定會議議程為討論第三個五年計劃和農村工作，這次會議是加強戰備和反修防修雙管齊下。
毛主席在會議上指出，這兩大問題是從同赫魯曉夫多年斗爭中引起的，毛主席在常委會上指出，從赫魯曉夫反華的大趨勢看，我們要考慮萬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竟然把戰爭強加在我們頭上，因此我們必須下大力氣加強抵抗武裝入侵的準備。同時，赫魯曉夫從蘇共“20大”以來的行徑表明，社會主義國家會產生修正主義，甚至篡奪黨和國家的領導權，因此，我們必須在我們黨內、國內反修防修。
6月8日，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除了講地方要搞軍事以外，他在會上還提出赫魯曉夫是慣于搞政變的人，他說，赫魯曉夫上臺以來搞了五次政變，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見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貝利亞，接著又搞掉所謂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反黨集團”，接著又搞掉朱可夫，還有伏羅希洛夫、布爾加寧等一批人都被他打下去了。這個教訓值得重視。
毛澤東接著又問及《九評》寫好了沒有，小平同志回答說，秀才們苦得很，改了一次又一次，快成形了，還需要再作些修改。毛主席說：丑媳婦不要怕見公婆，梳妝打扮好了才出來，披頭散發也可以。只要大致可以，就拿出來請大家議論修改。小平同志說，再修改一次就可以拿到起草小組上討論，討論后再修改就可以送主席、少奇同志、總理審查。
7月5日起，毛主席召開幾次會議討論《九評》修改稿。（這件事《毛澤東年譜》上有記載，我在前面已經介紹了，吳冷西的回憶更具體一些。）也是逐段邊討論邊修改，而且他自己也動筆修改。毛主席在會上提出的修改意見，或者他自己動筆修改的意見，主要有以下幾點：
毛主席說，在講到蘇共領導集團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義時，還要補充說明蘇聯共產黨、蘇聯人民的偉大業績和功勛。毛主席強調，列寧締造的蘇聯共產黨和偉大的蘇聯人民，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中，表現了開天辟地的革命首創精神；在戰勝白匪軍和十幾個帝國主義國家的武裝干涉中，表現了艱苦卓絕的英雄氣概。在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斗爭中，取得了史無前例的光輝成就；在反對德國法西斯的衛國戰爭中，是贏得了拯救人類偉大勝利的主力軍。（永嘉按：在赫魯曉夫之后，蘇聯在修正主義道路上繼續滑行，到1991年，在戈爾巴喬夫執政下，終于崩潰了，蘇聯解體了，帝國主義并不到此罷休，不僅瓦解東歐國家社會主義體系，而且肢解獨聯體各國。葉利欽乞求西方希望參加北約，西方帝國主義仍然從地緣政治的視角，要瓦解俄羅斯。在霸權主義時代，蘇聯覆滅的歷史教訓，說明搞修正主義，除了自取滅亡之外，是沒有其他出路的，即使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價。作為一個民族，俄羅斯民族還是偉大的民族，今天中俄關系，是國家關系，與赫魯曉夫時代的中蘇關系是兩回事了。俄羅斯民族經歷那么多苦難，總會有蘇醒的一天。美國的霸權主義逼迫著俄羅斯，除了抗爭，沒有其他的路可走，俄羅斯人民仍在懷念列寧和斯大林的時代。對歷史的發展要看得長遠一些，歷史的發展是有反復和曲折的過程，經歷一些失敗，只要能吸取教訓，還是有益的，對歷史發展的大趨勢還是要有信心。所以我對俄羅斯還抱著希望，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會就此退出歷史舞臺的，作為一個共產主義者，不管我身處何種境地，我終身矢志不渝）
毛主席還強調闡述民主和專政的關系，要求我們在講全民國家問題時，要講清楚民主的階級性。毛主席親自作了修改，增加了一段：“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民主，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就沒有資產階級的民主，一個消滅另一個，只能如此，不能妥協。更多地、更徹底地消滅掉資產階級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民主就大為擴張，這種情況在資產階級看來，就叫做這個國家沒有民主。實際上這是興無產階級民主，滅資產階級民主，無產階級民主興起來了，資產階級民主就滅掉了。”（永嘉按：在毛澤東時代，我們還是強調民主的，不是西方那種拿投票箱中的多數與少數的關系來顯示民主。事實上許多問題的正確與否，都不可能依靠票數來決定。再說，在歷史上真理往往在少數人一邊，慢慢才得到多數人的支持。所以我們講的民主是民主集中制，發揚民主讓大家廣泛發表不同的意見，然后把意見集中在正確的方面，然后貫徹下去。軍隊是最講集中統一指揮的，服從命令聽指揮在軍隊中作為紀律來遵守，但毛澤東強調軍事民主制度，在紅軍時期設置士兵委員會，作戰時在戰前聽取戰士的意見，在戰場上能發揮士兵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而作戰指揮的權力仍然集中在各級軍事指揮員手上，其實這才是戰爭勝利的一個重要條件。在政治上，政協這個機構便是民主集中制的體現，當然運用過程中，還是有不少需要改正和提高的地方。我們的民主與西方的多黨制、議會制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
《九評》最后一段講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毛主席強調，在這一段里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無產階級專政也一樣，都要經過長期的、反復的、曲折的過程，中間有成功，也有失敗。他說，我們現在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教訓，既要看到那種遭受到資產階級武裝鎮壓和失敗的無產階級專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蘇維埃那時的樣子，又要看到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復辟。而這是我們更應該值得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們警惕的一種危險，這就是和平演變。毛主席說，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在蘇聯的和平演變，是向所有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們中國在內，向所有共產黨，包括我們中國共產黨在內，敲響了警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沒有指望了，但他們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變，杜勒斯就是這么公開說的，因此我們要準備后事，要培養革命接班人。
毛主席還說，分析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形成的原因時，著重講內因。列寧、斯大林領導時，外部情況比赫魯曉夫時代嚴峻得多，但都頂住了。赫魯曉夫受內外因素相互影響，發生了質變。外因（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通過內因（新資產階級分子的產生及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腐蝕）起作用，特殊地說這又同赫魯曉夫本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風有關，必然性通過偶然性表現出來。這些原因要在《九評》中逐一加以分析，使人有一個系統的清晰的概念。
此外，小平同志也要求我們對毛主席最近兩年關于反修防修問題的論述加以系統的整理，寫入《九評》中去。因此，我們在毛主席主持會議討論之后，又作了一番修改，其中主要的是把這幾年毛主席關于反修防修的論述，系統地歸納為十五條。（永嘉按：這件事，鄧小平是有功的，是他出的點子啊）
《九評》最后定稿是7月12日，是由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的，大家在會上逐段議論并修改。
在這次定稿過程中，毛主席對新增加的十五條中的第二條又做了修改，這一條基本上是他重新改寫的，他改寫后的全文是：“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單有在經濟戰線上在生產資料所有制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夠的，并且是不鞏固的，必須還有一個政治戰線上和一個思想戰線上的徹底的社會主義革命。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在時間問題上，與其準備短些，寧可準備長些；在工作問題上，與其看得容易些，寧可看得困難些。這樣想，這樣做，較為有益，而較少受害。如果對于這種形勢認識不足，或者根本不認識，那就要犯絕大的錯誤。”
以上這些話，都是毛主席1964年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說的，到現在53年過去了，經歷了這些年的變化，再來回味毛主席這些深刻的語言，實在發人深省。社會主義確實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杜勒斯寄希望于我們的第三代或第四代會出現如赫魯曉夫或者戈爾巴喬夫那樣的領導人，那么值得我們感到安慰的是，中國沒有出現這樣的領導人。八、九十年代蘇東劇變那場沖擊波，我們頂過去了，為什么?因為我們在六十年代進行了反修防修，從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算起，中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執政也有六十八年了，社會主義的中國并未崩塌，而且比過去更強大了，在世界上的地位比過去更高了，這一點我們可以告慰毛主席在天之靈。當然，這并不是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已經過去，或者說已經完全解決了，和平演變的危險仍然存在，對有一些問題，隨著時間和形勢的變化，也得做某些調整。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是有進有退的，不是一次性的改造就能結束。為什么?中國在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存在，不可能是完全孤立的存在，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世界資本的活動自由化和全球化，發展經濟還得利用市場經濟?，F代的市場經濟說到底是資本說了算的，它姓資不姓無，勞動力只是作為商品，勞動者是雇傭勞動，資本與勞動的本質關系沒有變，當年不辯論，只是為了順利地推行市場經濟，搞一個模糊意識。要發展經濟，我們只有利用這個工具參與世界市場，充分利用國內外的資源，那么從國內講經濟上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這一點我們腦子要清楚，黨的領導可不能成為資本的代理人啊。這些年那么嚴重的反貪腐斗爭，社會上和黨內如此嚴重的貪腐現象，我們怎能無動于衷呢?十八大以來，王岐山主持的中紀委自上而下開展的反貪腐斗爭，那么多貪官污吏，上到中央如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蘇榮這類人物，在全國范圍，從中央到地方那么嚴重的反貪腐斗爭，怎么能不承認這是關系黨的生死存亡的斗爭。在思想政治戰線上，這方面的斗爭就更嚴重。至于國內政治思想的混亂，我就不一一具體講了。所以毛主席說：“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斗爭，需要一個很長的時間才能解決，幾十年內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幾百年的時間才能成功。”建國以來六十八年的歷史，改革開放以來這三十多年的歷史，都生動地證明毛主席的判斷是正確的，不僅我這一代人，包括我們的子子孫孫，這個觀念必須代代相傳。從這一點上講，如何培養接班人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對每一代人都是嚴峻的考驗。
培養革命接班人不能偏離“五條標準”
具體什么條件，才能充當革命事業的接班人呢?《九評》是這樣說的：
“他們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的掛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招牌的修正主義者。”
“他們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魯曉夫那樣，在國內為一小撮資產階級特權階層的利益服務，在國際為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利益服務。”
“他們必須是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的無產階級政治家。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于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并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但是，要特別警惕像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
“他們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于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他們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而絕不能像赫魯曉夫那樣，文過飾非，把一切功勞歸于自己，把一切錯誤歸于別人。”
“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是在群眾斗爭中產生的，是在革命大風大浪的鍛煉中成長的。應當在長期的群眾斗爭中，考察和識別干部，挑選和培養接班人。”
我們目前在位的國家領導人，還不都是在文革的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的考驗中，長期基層工作及地方各級領導機構的歷練中誕生的。任何一個人的成長和他的血緣關系無關，是在他經歷的社會生活過程中鍛煉成長的，在游泳中學會游泳，要經受住各種鍛煉和考驗，不是作為接班人培養就能保證他可以順利接班的。人到了一定地位是會變化的，會忘乎所以，會自以為是，會有野心，乃至急不可耐地搞陰謀，所以他還可能從接班人的地位摔下來，弄一個粉身碎骨。林彪便是這方面的典型。關鍵是自己思想政治路線是否正確，對國內國際形勢的判斷是否正確，而這五條是完整的有機聯系在一起的。
記得毛主席與毛遠新談話時，也議論過這五條標準，《毛澤東年譜》也有這方面的記載。
1964年的7月、8月間，毛澤東在北戴河一號樓與毛遠新有過關于接班人五條標準的討論。毛澤東問侄兒：“接班人的五條（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必須是全心全意為中國和世界的絕大多數人服務；必須能夠團結絕大多數人一道工作；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執行者；必須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富于自我批評精神）看了沒有？懂不懂？”
“基本都懂。”毛遠新點了點頭。
“這五條是互相聯系不可分割的。”毛澤東強調說，“第一條是理論也是方向；第二條是目的，到底是為誰服務，這是主要的，這一條學好了什么都好辦；三、四、五條是方法問題。要團結多數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有自我批評，要謙虛謹慎。這不都是方法嗎？”
這樣毛澤東把培養接班人這五條之間的相互關系都講清楚了。在這里我想補充一點，作為接班人的未來中國國家領導人，除了上述五條之外，還應補充一個要求，那就是他必須懂得中國的歷史。建國以后，毛澤東同志花那么多的時間讀二十四史，讀《資治通鑒》，他晚年借助于歷史的經驗教訓來處理實際問題，也值得后人借鑒。要用中國的辦法處理中國的事，也要懂一點世界歷史，從毛澤東晚年接待國際客人的講話中，也可以知道他有豐富的世界知識。懂得一點世界形勢發展，對我們未來十年在世界錯綜復雜的矛盾中知道何以自處，何以應對各種挑戰，知道世界矛盾的焦點在哪里，中國處于什么樣的位置，知道如何保全自己，如何鞏固世界和平，也都是有益的。
關于接班人問題的思考，如果離開了毛澤東講的培養接班人那五條，那么接班人的安排便成為權力再分配的問題。那樣的話，為了爭奪接班人的地位，作為接班人與在位的執政者之間的關系成了如何分享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問題，那樣的話，勢必矛盾紛爭，沒有安寧的日子了。中國歷史上東宮制度的悲劇就是前車之鑒，兄弟之間、父子之間、后宮與前朝之不同派系，都離不開一個爭字，其爭奪的激烈程度，可以說是你死我活。所以從歷史的教訓講，亦可見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了。我是學歷史的，在這方面的教訓，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實，都看的多了，而且親身經歷過，真是切膚之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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