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族工人的覺醒
大蕭條年代最幸運的留存者便是美亞綢廠，該廠是1920年由買辦資本建立的一個小廠，當時資本僅萬元，織機12臺，工人三四十人。次年，廠主的女婿蔡聲白被任命為該廠的總經理后，生產迅速發展。當時蔡聲白剛從美國留學歸來不久，他將從美國學到的管理知識應用于生產中，并進口新式織機，招聘受過教育的工人操作。蔡的兩個助手都是浙東人，他們常常前往嵊縣和東陽縣招聘聰慧的年輕男女進廠做絲織學徒。當然他們得先過嚴格的測試關。
多虧其青年工人有朝氣，懂技術，至1927年，美亞已經發展成為全中國最大的絲織企業，擁有408臺織機，1300多雇員，其中一半多的人都經過四到五年的學徒期。為了鼓勵青年人提高產量，廠方提倡生產競賽，增加薪水，同時還提供一系列福利待遇：宿舍、餐廳、診所、圖書室、夜校、俱樂部、競技隊，等等。在這些有遠見的舉動的刺激下，在十年時間里，美亞便發展成為擁有10個分廠、1000多張織機的企業集團——其織機數量占到上海織機總數的將近1/4。當時該市絕大多數絲織作坊都不超過10張機子。
比起其他絲織企業來，美亞的原料來源和產品銷路都有多種渠道，使之在大蕭條的沖擊下能處于更為有利的位置。當許多倒霉的競爭者身處絕境時，美亞的利潤卻繼續滾滾而來。至1934年，美亞的1000張織機占到整個上海仍在運作中的織機的一半。
但是，對美亞來說，成功中也孕育著危機。技術數量、生產能力強的年輕雇員知道廠里財力雄厚，便開始要求增加額外補貼。1927年初，部分美亞工人在一位來自浙東的馬克思主義者何大同的鼓動下開始罷工，要求增加工資，加強工作保障，承認工會。雖然總經理蔡聲白開始時對這些要求不予理睬，但當何大同握著手槍闖進經理室后，蔡改變了態度。廠方同意增加40%的工資，補發罷工期間的工資，今后沒有正當理由不得隨意解雇工人，向工會發放津貼。1927年3月21日，美亞工會成立。然而，此后不久，四一二政變發生，何大同處于國民黨當局的監視之下。在一次秘密會議期間，警察突然來臨，何大同逃到街上，不慎踩在一塊西瓜皮上摔倒，被警察抓住，不久便被槍決，時年24歲。
隨著何大同之死和相伴而來的工會被解散，美亞不但打算在新招收的工人中加強紀律，還拒絕兌現先前的諾言。1930年，一名工人以難以勝任其崗位而被解雇，其余工人則被要求簽定雇傭合同——早先的權利被大打折扣。對此，美亞8個分廠的工人(1229名男工和女工)罷工兩周，以示抗議。結果，勞資雙方都只取得了部分勝利：從理論上來說，1927年廠方同意的條件應該得到尊重，但工人們仍然必須簽訂雇傭合同。織工們對此結果并不滿意，兩個月后，即1930年夏，他們再次發動罷工。此次罷工持續了35天，在上海市社會局——他們更傾向于工人一方——的調停下，雙方達成協議：實現1927年協議，給工人發放補貼，給予新近招收的臨時工以永久性崗位。
1933年的工人騷動是后來一系列美亞工人制造的麻煩的開端。數年后，絲織品價格大滑坡(1933-34年間跌落了約50%)，誘發了另一場更具戲劇性的沖突。因為街上到處都游蕩著失業的織工，貪圖利潤的美亞經理們認為這是一個削減勞動成本的天賜良機。1933年，廠方削減工人工資10%。次年，廠方宣布再次降低工資，降幅平均達15%。可是這一次工人們不依了。1934年春，美亞所屬10個廠的工人——45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全體罷工。
罷工者指出，美亞各廠在1933年創造了最高銷售記錄，他們要求恢復1933年前的工資水平。在50多天狂熱且充滿暴力的日子里，罷工者不斷地向廠方、黨政官員和警察施加壓力，并擴大輿論影響。同時，他們又與外來的盟友取得聯系，其中最著名者即共青團。這些聯系使他們付出了高昂的代價——至罷工結束時，有143名工人因被指控與赤色分子有聯系而解雇。盡管政府心存懷疑，但此次罷工并不能簡單地歸于外來的共產黨煽動的結果。其嚴密的組織，強有力的要求，均來自美亞各廠的工匠;美亞織工之政治自成風格，他們為自己贏得了“貴族工人”的名譽。然而，1934年罷工的失敗，標志著這一特殊形式的抗議的終結。在后來的年月里，由于織工們失去了許多特權，外來黨派開始在其政治活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當上海整個紡織業在1936-37年間復蘇時，數十家小絲織廠重新開工生產。經官方批準成立的工會穩步地吸收最近重新上崗的雇員。1937年的罷工浪潮——涉及到全市200多家絲織廠——乃是新成立的工會大肆活動的明證。幸虧有政府(以及幫會)的關系，工會發動的罷工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工人的獨立性也隨之衰減。至1937年夏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時，織工們看起來失去了許多貴族工人的明顯特征：自信、自控和自治。廠方的多方盤剝和政治干預的增加，使這些曾經幸運的工人陷于不怎么好過的境地。
然而，在抗日戰爭及隨之而來的內戰時期，工人行動主義無論是在頻率還是在政治影響上都有所增加。由于有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歷，以及從農村返回的共產黨革命者不斷的鼓動，絲織工人——尤其是那些規模大、效益好的企業里的絲織工人——政治性日強，在上海復活的激進工人運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社會構成與大眾文化
這些織工是些什么人?他們是如何成為如此有影響的政治勢力的?上海絲織工人的數字各時期有著戲劇性的差異：在大蕭條時期，被雇傭的織工不足1萬人，但隨著1936-37年間的恢復，其人數已達4萬多人。這一數量大、變化快的工人力量包含兩種不同類型的織工。其中工作最穩定、最具威脅的織工主要來自浙江東部的嵊縣和東陽縣。這些工人都是受過教育的年輕男女，他們都從美亞以及其他大型機器絲織廠開始其絲織生涯。對他們來說，來到上海乃是升遷的機遇。從現存美亞綢廠2500多份工作申請表的情況來看，絕大多數新工人均來自農民家庭。而且，這些年輕的織工——他們進廠時多為二十來歲——并非出身于普通農民家庭，因為他們幾乎都曾受過初等教育。
第二種人來自杭州、湖州和蘇州等傳統手工業地區，他們大多來自世代相傳的小型絲織作坊，年紀較大，受教育較少，由于農村手工業的衰落，他們被迫離開家鄉，來到城市。對他們來說，來到上海，就等于步入無產化過程，失去了許多原先作為傳統手工業生產者的自由、自主特征。這些織工通常工作于工資較低且不穩定的小廠，與其工作于大型機器絲織廠的工人兄弟形成了鮮明對照。
兩種類型的織工之差別還從其文化程度上體現出來。1938年對上海織工情況的調查表明，來自浙江東部的織工的文化程度之高令人稱奇：高小程度的男工有30%，初小程度的有40%，稍識字的有25%。至于來自浙江東部的女工，有一定文化的占35%。很重要的一個原因，這些織工較高的文化水平是與美亞早期的招工政策分不開的。相反，來自杭州、湖州和蘇州的織工——他們構成了小型絲織廠的絕大多數，其文化程度低下;男工中有百分之七八十是不識字的，女工文化程度更低。
上海絲織業中，約有一半是女工。在小廠中，女工一般都在準備部干活，而男工大多在機織部工作，從事技術性的機器操作。這種以性別劃分工種的情況一直存在于浙江農村，絲織工作本身常常由男性擔任，他們負責織機的操作、保養和修理。婦女則認為在復雜的織機上爬上爬下是不體面的。在美亞綢廠，蔡聲白引進了新式管理方法，打破了傳統的工種劃分。當發現女性織工的工作能力并不比男工差時，美亞雇用了大批女性織工(一般資料稱為“綢工”——譯者注)，而工資只及男工的80-90%。廠方的目的顯然是為了降低成本，造就一支更為馴服的工人力量，因為一般看法是，女工比起男工來，沒那么多的要求。美亞的織工——無論是男工還是女工——都不必擔負機器修理的責任，修理之事都由杭州技術學校畢業出來的技工擔任。
來自不同的地區，教育水平高低不等，工作環境各有天地，造成了上海絲織工人中這兩類集團各具特色的大眾文化。來自浙江東部的大多是青年，接受現代都市文明較為容易。在手頭有錢的日子，衣食住行都帶些小資產階級色彩，有的西裝革履，出門就坐車，看電影，吃西餐。正如一位商務印書館的職員回憶他在與一家大型絲織廠的雇員相遇的情況時所說：“有一次人家要求我前往協助調停附近的物華綢廠為期已兩周的罷工。我是第一次進該廠，我穿著舊衣服，發現織工們拒絕在白天見我。次日，我換上一套新衣服，披著一件新外套，來到廠里，談判得以順利進行。”這些趕時髦的年輕人沒有什么信仰，人家相信關公兄弟會那一套傳統的秘密結社或歃血結拜，他們則相信友誼互助會。男女婚姻很少由家長做主和回到鄉下辦喜事;相反，男女工多為自由戀愛，不經過什么麻煩儀式，直接實行同居的很多。這一點，他們是從上海的學生中學來的。
當然，其浙東習俗并非一概棄而不用。許多織工天生就有一副唱紹興戲(即越劇)的好嗓子，他們還常常在當地茶館里客串演出。在美亞綢廠，織工們組織起一個越劇團，該劇團成為1927年罷工的組織核心。據說，因為有較豐富的舞臺經歷和對越劇的執著愛好，許多年輕織工都能在廣大群眾中演說;1934年美亞綢廠的罷工自然便是他們充分發揮鼓動能力的明證。因此，以地緣劃分人群在這些“摩登的”貴族工人中仍然十分盛行。共產黨早期在美亞的網絡實際上便是以地緣劃分的。
來自杭州、湖州和蘇州的織工，他們被迫離家，大多沒什么文化，舊習慣、舊傳統根深蒂固。他們的服裝，多著藍布褂褲，扎起褲腳。他們往往集體住宿，一間小房子，擠了許多人，很是骯臟。不少的人信佛，信命運，也有人相信耶穌和天主，因此常常遷就現實，比較缺乏遠大眼光——這是1938年一份共產黨調查報告得出的結論。他們對婚喪的禮節比較看重，終是尚習舊俗而已，屆時，少不了大吃大喝，此一情節有助于加強同鄉感情。這些織工中還保持著濃重的血緣關系，有些人甚至是全家一同進廠做工。這些沒什么文化的人來到上海，不是像上述浙江人那樣以學生為榜樣，而是效法幫會中人行事。結拜兄弟，結拜姊妹，加入幫會，使這些形同無根浮萍的工人找到了某種社會認同感。正如一位女工回憶的那樣：
我們大成絲織廠準備部的十位女工結拜成姊妹。大姐二姐都來自杭州，老五老六也是。在某個休息天，我們相聚在公園亭子里，當中有一人會寫字，把我們大家的名字寫在一張紅紙上。她還將我們的誓詞寫在紅紙上：“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這紙誓詞由大姐保管。結拜之后，我們到一家娛樂中心痛痛快快地玩了一場。
這類結拜團體雖然是非正式組織，但在廠內擁有相當勢力。上面那位回憶者還提到，有一次，她躲過了監工一次重罰，原因就在于另外九位姐妹向監工發出威脅，如果不收回成命，她們將停工不做。
背景和文化的差異也反映在政治活動上。簡單說來，來自浙江、受過教育、已經城市化了的工人(他們是1930年和1934年罷工的主力軍)往往希望罷工有良好的組織，明確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權力和要求。相反，來自傳統絲織業地區的織工(他們在1936-37年罷工中擔當主角)更傾向于進行比較簡單的罷工，其要求很少超越他們失去的利益范圍。然而，盡管存在差異(常常是模糊不清的)，但上海絲織工人之間的鴻溝并非不可逾越。與上海許多產業部門的情形不同，來自不同地區的絲織工人很少發生械斗，除非工會組織者故意挑動其事。織工們對自己的工作都有一種榮譽感，容易團結起來，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而斗爭。1934年，當美亞綢廠受過教育的織工站在動員的最前方時，小廠工人很快伸出了支援的手臂。
1934年美亞綢廠罷工
1934年美亞綢廠的罷工可能是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最具影響的勞資糾紛。由于罷工者都具有較高的文化水平，他們的要求贏得了廣泛的聽眾。同時由于共產黨干部和國民黨當局的介入，此次罷工深受這一時期政治斗爭的影響。
導致此次美亞綢廠著名罷工事件發生的導火線是廠方宣布削減工資——因為當時的生產受到了世界市場的影響。1928-1931年，印度和東南亞的購買力占到美亞綢廠總銷售量的一半以上。可是，在后來的幾年中，日本競爭者在兩地的銷量占了上風;至1934年，美亞的出口額只占其總銷量的28%。盡管1933年對美亞來說是個豐產年(當年銷量達到創記錄的600多萬元)，但總經理蔡聲白擔心，銷量主要轉向國內市場，前景令人擔憂。因此，他決定通過降低生產成本來預防生產滑坡。從綢廠保存的數據來看，美亞的工資支出占了生產成本的相當比例，占其銷售額的18%。所以，蔡聲白希望通過大幅度降低工資來防止利潤滑坡。
3月2日，當工人們結束新年假期回廠上班時，廠方宣布了降低工資的決定。工人的情緒立刻憤怒起來。次日早上，第六分廠——擁有美亞的試驗所和技術水平最高的工匠——的織工們在上工鐘聲響過后，“都莊嚴肅靜地站在廠門口，拒絕上工。”
抗議本身對六廠織工們來說不是什么未曾經歷過的事。幾個月前，該廠10名技術最嫻熟的工匠——從事特殊織物的五臺織機工人——便發動怠工，要求增加工資。他們很快就得到廠里其他工人的支持：先前廠里由極少數人組成的讀書會，發展為人數較多的友誼會(四五十人)，集中力量予以援助。經過將近一個月的斗爭，終于獲得勝利。這樣就激發了工人斗爭的情緒和對自身集體力量的自信，不久，全美亞工人友誼會運動開展起來，十個分廠都有了友誼會。
友誼會的背后，有一批政治化了的工人在操縱。例如在美亞四廠，在國民黨統治初期，有10到15人參加了中共地下黨。在六廠，有10名織工加入了共青團。其中有幾人在1934年新年假期決定留在廠里，準備應付估計會出現的新一輪削減工資。
所以，當六廠罷工者派出代表前往各廠聯絡、尋求支援時，一張組織良好的網絡早已鋪就。※幾天里，其余工人，除了學徒工(約500來號人)外，都參加了罷工。罷工后各廠都選出罷工委員，組織罷工委員會，在罷工委員會之下，分成若干小組，并產生組長委員會。十個分廠的罷委會各選派代表2或3人，組成總罷委會，設在六廠，由該廠一名共青團員主持其事。總罷委組織如下：總務、組織、宣傳、交際、糾察，共計五部。總務下分文書、會計兩科;組織分登記、調查、編制三項;宣傳由另一名來自六廠的共青團員負責，下設宣傳、募捐二隊，另設編輯部，負責出版罷工日報;交際負責談判及外界保持聯系;糾察則負責維持秩序，保護談判代表，收集情報，保護工廠機器，供應伙食，等等。
※這里，我不贊同愛德華·哈蒙德(Edward Hammond)的觀點。他認為：“罷工的組織工作相當緩慢，原因有幾方面，最重要的是缺乏事前準備工作。”見Edward Hammond, Organized Labor in Shanghai, 1927-1937(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p.222. 該問題研究的主要資料——朱邦興等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the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老工人訪談錄，政府及工廠檔案——提供了一個更全面且完全不同的工人組織畫面。所有這些資料都沒有被哈蒙德利用。然而，哈蒙德指出，在1934年罷工中，工會幾乎沒有發揮什么作用，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盡管美亞六廠的幾名共產黨員在罷工前試圖建立一個赤色工會，但加入者寥寥無幾，未能形成氣候。參見“張祺訪談錄”，1982年3月10日，存上海第四絲織廠檔案室。
這些組織的迅速建立，乃是工人中原先存在的非正式網絡的反映。例如，在美亞六廠，負責保衛工作的糾察隊中，有個12人互助會，早在罷工前五年就有了。地緣關系也在組織工人中發揮出作用。張祺是來自浙江浦江縣的六廠工人，她很快在七廠發動起同鄉女工參加罷工。也許正因為有這些長期而廣泛的聯系，罷工者都能聽從罷工領導者的命令。正如一位參加者所回憶的：“罷工期間，工人很有紀律性。每天我們都來到工廠接受指令。每當進廠時，我們都要向孫中山的畫像三鞠躬。然后，我們就聽從安排，有些人負責站崗，另一些人則被派出去募捐。”
憑借其行之有效的組織機構，罷工者開始發出怨憤之聲。罷工開始后一周，他們發表了一份表達其立場的宣言，深深刻印著他們的道德信念：“只要我們能夠生存，只要廠里能夠維持我們的生存，我們很愿意忍受苦難和壓迫……我們所要的只是生存……現今再次削減工資，我們已無法維持生存。為什么我們必須繼續一天天熬下去?如此重壓之下，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拿起最后的武器：罷工!”
與其他行業的工人相比，絲織工人的境遇并不像美亞宣言中描繪的那么凄楚。1934年，絲織工人是上海工人中收入最高的群體之一，僅次于造船工人、印刷工人和機械工人。比如，與非技術性的絲廠工人相比，他們每小時的工資是后者的三倍。而且，即使是在絲織工人中，美亞工人也是特別幸運的。他們的工資比本市一般小型絲織廠的工人要多一倍。蔡聲白削減工資的舉動是想把美亞的工資與本行業其他企業的工資拉平，以便增強其產品的競爭力。
美亞織工的工資不是絕對的下降，而是突然之間的相對下降，后者導致了工人的抗議。正如表9所示，1934年，上海絲織業的工資達到了五年來的最低點。與1932年的最高工資和1933年的次高工資相比，1934年工資的下降幅度十分明顯。
表9上海絲織業工人工資情況，1930—1934年
(每小時工資，單位 ：元)
工種 1930年 1931年 1932年 1933年 1934年
絲織 0.096元 0.091元 0.112元 0.104元 0.087元
繅絲 0.044元 0.041元 0.034元 0.038元 0.029元
資料來源：Wage Rates in Shanghai(Shanghai,1935)，p.54.
美亞的織工希望通過喚起廠方的同情來停止削減工資，他們說，關鍵在于，工資是個是否維持一個工人家庭體面生活的“道德經濟”問題，而不是一個工資支出是否在生產成本中所占比例太高的“分配問題”。罷工者從以往的經歷中知道，作為調解勞資糾紛的社會局往往軟弱無能，他們從一開始就決定直接與廠方談判。因此，總罷委會以公函通知蔡聲白，約定3月11日下午2時在法租界馬浪路總廠當面談判。
屆時，工人代表40余人準時到達談判地點，并為預防起見，特派200余名糾察隊員前往保護。然而，總經理拒不見面，且要求工人派代表赴英租界山東路美亞綢廠發行所談判。工人代表因赴該處有失保障之虞，一致要求經理赴廠談判。不多時，法捕房開來大批巡捕包探，試圖驅散人群——當時已聚集達3000人，為了將代表與成千的支持者隔開，廠方在廠門施放電流，阻止代表出門，企圖加以監禁并送捕房。一場戰斗隨之在捕房及其調來的裝備鐵甲車機關槍的安南兵和手握石頭的工人之間展開。在兩個小時的對抗中，一名婦女死亡，工人重傷者十余人，輕傷者百余人。廠方見事態擴大，不得已將代表全數放出。此時，工人即整隊退至西門體育場，召開臨時群眾大會，憤怒的代表們相繼發表演說，強烈譴責廠方的背信棄義，并決定改變策略，向市政府社會局請愿。
慘案發生后，工人情緒更加高漲。因為直接交涉之路已斷，于是決定走由政府機關調解的路子，并正式向社會局發動請愿。3月13日，1000多名工人向市政府進發，提出以下要求：支付受傷者的治療費用，撫恤死難者家屬，補發罷工期間的工資，恢復以前的工資水平;懲辦法租界肇始主犯，賠償損失，在報紙上公開道歉，保證以后不再發生此類事件。社會局只是答應予以適當考慮。
為了盡可能地傳播罷工信息，充分發揮他們的文化水平，美亞總罷委會向上海市民發出公開信。此信很快在各大報紙上刊登，信中強烈譴責美亞總經理蔡聲白勾結軍警，襲擊工人，導致一人死亡、數十人重傷的嚴重后果，并說他已沒有資格與美亞工人共存共榮：
美亞絲綢公司乃上海絲織業巨頭，生意興旺，每年獲利甚豐。去年總銷量達600多萬元之數，超過先前任何一年。但總經理蔡聲白對勞資合作之意義懵然不知；他關心的只是如何增加公司利潤。他用盡各種手段盤剝工人。近日他又設計進一步削減工人已經低得可憐的工資，使工人無以為生，不得不舉行罷工。令人驚訝的是，蔡聲白不僅不妥善處理，反而動用武力加以鎮壓……這一借洋人之手謀殺我同胞的行徑與五卅悲劇有什么兩樣。工人們決心堅持斗爭。不消滅暴力、不打倒資本家走狗蔡聲白、不廢除不合理的工資待遇、不為死傷的工人同胞報仇，我們決不罷休。所有活著的人們、所有有正義感的人們，都會為這場屠殺感到憤怒。我們希望你們發揮良知，和我們一致呼吁懲罰罪犯。再有，我們希望你們為處于困境中的工人提供精神上和物質上的援助。
隨著這封公開信的發表，罷工者將自己與廠方之間劃出一道深深的鴻溝。中國的貴族工人將不再采取私下談判以求得雇主施恩的方法。現在戰斗已經公開，無論是政府還是普通公民都被吸引加入。正是在這一階段，外來的共產黨組織者被這個曾經孤芳自賞的工人群體的階級覺悟所吸引，更加積極地插手絲織工人的罷工。
美亞各廠附近的茶館是工人們聚談罷工進程的地方，自然而然地成為共產黨開展動員工作的舞臺。年輕的共產黨活動分子以找朋友或找親戚為借口，先從富有同情心的茶館顧客入手，然后與罷工者逐步取得聯系。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來自共產黨幾個方面——中共滬西區委、共青團江蘇省委，甚至包括遠在江西的中共中央——的聲音都在催促工人們采取更加激進的手段。共青團刊物曾發表一系列文章，強調共青團江蘇省委有必要掌握美亞的斗爭。可是，雖然共產黨人全身心投入，他們執牛耳的企圖卻未能實現。一份4月初被英國巡捕搜獲的共產黨內部報告承認：
“盡管美亞罷工者的態度是好的，但我們的活動仍然停留在斗爭的外圍。”報告還嘆稱缺乏“堅強的組織”，指責工人罷工委員會不懂得區分它自己與共青團之間的責任。這種“混亂”顯然是罷委會自主行事、不受外界干擾的結果。
共產黨人雖然未能有效地取得罷工的領導權，但他們的努力卻一直在產生多方面的重要影響。由于害怕共產黨插手，美亞廠方一直在堅持自己的立場，政府也傾向于不支持工人。3月15日，廠方發布最后通牒：在兩天內工人必須復工，違者以自動解雇處理，另雇新工人取而代之。次日，罷工代表被召到社會局與黨政官員會談。當局態度堅決地要求工人立即復工，其他事情由黨政方面協調解決。
3月17日，廠方規定的最后期限到了，但很顯然，政府規勸罷工者復工以瓦解其戰斗性的圖謀落空了。因此，當局決定采取更強硬的措施。大批便衣警察被派到美亞各廠，試圖綁架有嫌疑的罷工領導人。在六廠，當一位姓施的領導人被包探抓住時，一位女糾察隊員奮不顧身，一口咬住包探的手，施某得以趁機逃脫。但在五廠，因糾察隊員一時疏忽，一個名叫劉金水的罷工委員被騙綁進當地公安局。
第二天，400多工人及支持者圍住西門公安局，要求釋放劉金水。公安局頭頭答稱，自己無權處理此事，因為捕劉是奉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命行事的。包圍的人群不滿意于這一解釋，拒不解散。相反，抗議者整夜靜坐，公安局大門前和周圍街道都擠滿了人，交通完全堵塞。其間，法界及南市一帶的數百名綢廠工友紛紛組織慰勞團，攜帶大批食品前往援助，并幫助包圍。西門一帶的商店也紛紛捐送食物，并舉行會議，準備以罷市來援助。震旦、大同等大學也派代表來慰問聲援。次日早上，遠離市區的工人也成批地趕來支援。上午10點，上海市公安局局長眼見工人情緒不斷高漲，各界紛紛支援，不得不發布命令，釋放被捕工人。
聽到這一消息，工人群眾歡呼起來，鞭炮聲不絕于耳。在勝利的刺激下，罷工者很快向上海當局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除了恢復1933年前的工資水平外，工人們還要求全額補發罷工期間的工資，沒有正當理由不得隨意開除工人，取消罰扣工資，男女同工同酬。
要求的最后一條反映了絲織女工在此次抗議中所發揮的作用。美亞原本想通過多招收女工來養成一支馴服的隊伍，結果打錯了算盤。3月11日事件中女工的受傷，女糾察隊員的英勇，一名女工的被關押，所有這一切，無不表明了女工高昂的戰斗精神。
劉金水的被釋放大大鼓舞了織工們的情緒，但對他們來說，不幸的是，當局并未繼續讓步。公安局加強監視并開始逮捕工人中的積極分子。3月27日，一個國民黨代表從南京帶來的一份秘密報告說，共黨分子已經滲入到此次運動，他要求采取更嚴厲的措施。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有十幾名罷工者因為散發罷工刊物和進行募捐被抓(其中有好幾個被處以拘留)。
然而，警方的行徑再次壯大了罷工者的支持隊伍。為了抗議警方濫抓濫捕，500名美亞學徒于4月5日開始罷工。廠方對此感到十分驚訝，因為在習慣上，學徒因其地位的原因，往往是安分守己的。他們在三到五年的學徒期里，要向廠里交30到50元的保險金，如果在學徒期滿之前離開，這筆錢就要被沒收。雖說學徒是美亞廠里最窮的，因為他們在學徒期里基本沒什么收入，所以他們看起來不可能加入反對削減工資的抗議浪潮，但是，當這群工人加入斗爭時，罷工者也開始修改其原先提出的要求，增加了要求廠方廢除學徒交保證金的規矩，工頭不得欺壓學徒，向每個訓練期滿后的學徒(無論男女)提供一臺織機。
隨著全體工人加入罷工，美亞罷工的影響迅速擴大，上海其他各機工廠的怠工、罷工、總罷工和請愿示威，很快洶涌澎湃起來。上海橡膠廠的工人派代表到美亞，要求罷委會給以組織上的幫助，藥業、陽傘業也聯合罷工與請愿，此外尚有煙廠絲廠等斗爭。即使是在內地，在傳統的絲織業中心湖州和杭州，織工們也步其都市兄弟的后塵發起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美亞罷工不僅受到了其他易于罷工的工人的歡迎，甚至也受到了某些雇主的歡迎。其他絲織企業自然都從美亞罷工中獲利，這種現象使美亞工人募得了不少捐款，充實了力量。※
※朱邦興等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P156-157。類似情況從1927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對英美煙公司罷工的支持中也可看出(參見第七章)。
眼見市場漸被競爭者占領，廠內則連學徒工都不干活了，廠方決定施以報復。第一步就是試圖停止膳食，先從局部開始實行，其步驟是將工人平時吃的菜蔬一律取消葷菜，只供給很壞的幾碗素菜。此舉立刻引起了工人的反抗，向各廠廠長要求恢復原樣。在九廠，有200名女工還舉行了絕食斗爭。四廠的織工——在該廠中共地下黨支部書記的領導下——將廠長住處包圍起來。試圖翻越路障解救廠長的警察，在遭遇到工人從屋頂兜頭澆下來的糞便以后，倉皇撤退。該廠長在被包圍兩晝夜后，被迫簽字保證改善膳食，并拿出100元作為臨時菜蔬補充費，才得以恢復自由。
由于勞資雙方的關系日趨緊張，社會局決定更積極地介入調停。青幫頭子杜月笙被請來當說客，但他要求工人放棄斗爭的努力未能奏效。杜在美亞工人中沒什么徒弟，所以說話也不管用。4月8日，蔣介石電令迅速解決此次工潮，迫于壓力，社會局組成一個正式的調停委員會，計劃在4月10日作最后的調解。
在約定的4月10日上午10時之前，數百名工人聚集到市政府社會局外面。他們兩人一排行進，手舉孫中山畫像，并派人散發寫有“勞工神圣”等內容的傳單。在社會局外面聚集起來后，織工們唱起了罷工主題歌：“多么悲傷，多么悲傷，多么可怕的悲傷;美亞工人的薪水減了許多……”然后是齊聲高呼：“我們要工作!我們要吃飯!”可是，令工人大感驚愕的是，調解又泡湯了——美亞廠方根本就沒有露面。廠方聲稱，將長期停工關廠，故無調解之必要。因為事情懸而不決，調解也就無從談起。廠方為了證明其決定不是空穴來風，關閉了所有工人食堂的大門，使得罷工者陷于無飯可吃的境地。
同時，罷工者仍按照原定計劃前往社會局，要求迅速解決勞資糾紛，反對廠方停止膳宿。至午后五六點鐘，全美亞工人4000余人均已先后趕到，將社會局、教育局、衛生局統統包圍起來，不論局長職員以至茶役，一律不許出入。當時局中職員正值辦公完畢回家之時，均受阻不能返家。一場冷雨襲來，數千工人干脆靜坐以待。當晚一名女工甚至帶了嬰兒，堅持坐在陰冷的空地上。
此時，美亞罷工者已占領上海市政府的心臟部位，大批警察和保安隊被調來，準備鎮壓。次日早上，數百警察和保安隊以及六輛救火車到達現場，將工人團團圍住。場面陷于混亂時，上海市市長吳鐵城來上班，當他想擠出一條路進入他的辦公室時，工人們將他圍住，要他將問題解決。受這一場面的刺激，警方決定向工人發起攻擊。一時間，棍棒亂舞，水龍頭對準工人噴射。最終，許多人受傷，抗議者被驅散。
4月11日事件成為美亞罷工的轉折點。※雖然警察襲擊導致人們對罷工的極大支持(4月11日事件發生后不久，滬南滬西的100多家小絲織廠即發動同情罷工)，但是當局卻再也不同情工人方面了。在經歷了罷工帶來的沖擊后，上海的官員們開始傾向于站在美亞廠方一邊了。
※近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學者在評價美亞罷工時認為，4月11日的抗議是當時極“左”工運政策產生的災難性后果之一。據此，美亞罷工委員會被說成是執行了王明“盲動冒險”的路線，如果采取談判策略，效果就會好多了。美亞罷工最終失敗的原因，是執行了當時黨的錯誤政策。見沈以行：《工運史鳴辨錄》，上海，1987年，P140-142。盡管大家都知道4月11日事件是當時形勢逐漸升級的結果，但事情的發生是否與執行共產黨“左”傾工運政策有關還不清楚。
美亞總經理實行的新策略也推動了資方與政府的合作。在罷工過程中，蔡聲白將全世界成功地鎮壓絲織業罷工的新聞報道剪了一大堆。蔡聲白也許從這些材料中得到了啟示，他決定采取更堅決的措施來結束罷工。他以同鄉關系為名，積極拉攏社會局頭頭及其三個下屬，當然大筆金錢是少不了的。同時請他們幫忙迅速結束罷工。
政府的嚴厲態度也在不斷出動大批警力以削弱罷工勢力中得到了體現：在上海宣布臨時戒嚴，禁止一切集會結社，把警察派到美亞各廠，逮捕活動分子。在四廠，有11名罷工領導人遭到逮捕并被送往淞滬警備司令部拘押，其中包括共產黨支部書記。4月13日，南京的國民黨中央黨部——蔡聲白在那里也有關系——致電上海市黨部，下令竭盡全力立即制止罷工。中央黨部害怕有“不良分子”(即共產黨的同義語)插手其間。次日，在美亞各廠的逮捕數字便上升到了40人。
在政府嚴厲措施的鼓動下，美亞廠方聞風而動。工廠宿舍被關閉，工人們被迫投靠親友，或者流浪街頭，許多工人甚至不得不寄宿在郊外的五卅公墓。由于無家可歸，群龍無首，絲織工人的戰斗精神日漸消失。
由于失去了許多關鍵人物，總罷工委員會發現已經很難維持對工人的領導。美亞的學徒，在廠方答應向他們提供自己的織機的引誘下，最先開始復工。此時，織工們向罷工委員會提出取消罷工，如果不答應，就先自行復工。為了挽救危局，總罷委會決定召集群眾大會以便沖破或減少白色恐怖的威脅，決定在4月21日再次向市黨部發起請愿。屆時，有1000多疲憊的工人來到現場，要求當局釋放被捕工友，立即恢復膳宿。所提要求很有限度(根本就沒提工作問題)，表明此次運動已經日薄西山。國民黨當局相信自己此時已占上風，答稱：先復工后調解，被捕者待工人復工后釋放，膳宿由市黨部下令廠方即日供給。由于疲憊不堪，元氣大傷，織工們次日即回廠復工，結束了他們為期51天的罷工。
罷工工人回到廠里，發現情況發生了變化。資本家宣稱工廠已經改組，復工工人必須重新登記。登記之事很快變得明朗，就是對罷工工人加以留難和檢查。結果，有罷工積極分子143人被開除。
4月27日，應蔡聲白的直接請求，南京方面下令上海當局嚴厲處置美亞罷工中的“反動分子”。三天后，40名先前被捕的工人被龍華警備司令部判處徒刑30天或45天不等，并移送漕河涇監獄執行。四廠的共產黨書記，因同案中人的出賣，被判處5年有期徒刑。這一法律裁決，正式宣告了美亞罷工的結束。
從此次持久的、最終失敗的工人政治中，有什么教訓可以吸取呢?對美亞罷工者來說，他們痛苦地認識到，自身的力量是有限的。他們的罷工是一場典型的“貴族式”罷工：其組織基于小型的、先已存在的友誼網絡，所提要求十分溫和，且以道德語言來引起公眾注意;外來的援助受到歡迎，但領導權仍掌握在職工自己的手中。而且很顯然，這種針對雇主的抗議形式是無法奏效的——蔡聲白原本曾經有過的對手下技術工人的尊重及道德義務，在面臨追求利潤的時候黯然失色。
有位積極參加1934年罷工的女工，認為那次罷工是她人生的轉折點，最終導致她加入了共產黨，她回憶道：“我參加美亞罷工時還很年輕，也很天真，但是經過這場罷工，我懂得了階級斗爭的殘酷性，認識到工人必須斗爭，必須罷工。這就是那場罷工帶給我的深刻教訓。”
工人可能還希冀廠方能恢復勞資雙方先前的良好關系，但現實很快帶給他們的是幻滅。蔡聲白——他曾聲稱：“此次紛爭不僅是給我們個人或我們一個廠留下了傷疤，也給整個民族工業留下了傷疤”——很快就采取了報復措施。在這場罷工結束后的幾個月里，美亞工人工資被削減30%，關閉了所有的工人宿舍，工廠食堂飯菜提價。
使工人們雪上加霜的是，廠方開始實行租機制，也就是將織機包租給工人。美亞可以坐收年租，這樣既可保證財源，又可卸去直接管理工人的麻煩。雖說廠方仍要負責原材料和產品銷售問題，但工人的雇用、訓練和工資等問題則完全由租機者負責。如此，管理費用下降了大約15%。蔡聲白在與包租者保持良好關系的同時，又將自己與普通工人隔開了一定距離。對工人來說，租機制進一步加劇了同鄉地緣關系的分立，因為包工頭顯然偏愛與同鄉人打交道。
罷工之后，曾經引以自豪的美亞“貴族工人”失去了許多原本將他們區別于本市境遇不佳的紡織工人的特權。同時，上海其他的大型絲織廠，迫于行業蕭條的壓力，也與美亞一樣，開始壓縮管理規模，實行租機制。這一步無疑是產業組織方式的倒退，縮小了原本薪水較高、勞動條件較好的大廠織工與待遇較差的小廠織工的差別。
上海絲織工人的政治潛力一向不被人注意，美亞工人1934年的罷工令人耳目一新。早期的工運組織者，無論是共產黨還是國民黨，都忽視了這一技術程度高、工資收入高的工人群體。因此，美亞工人的罷工，引起了各黨派的極大興趣。如同所見，共產黨人試圖掌握罷工的領導權——盡管未能大獲成功，他們的嘗試引起了其他黨派的連鎖反應。國民黨方面曾派人(以大公報社記者名義)深入罷工者之中，試圖勸說工人修改請愿內容，轉移斗爭目標。官方工會也對罷工發生興趣，盡管當時只有美亞二廠有它的組織。到包圍市政府的“四一一事件”之后，該官方工會就漸漸活躍起來，它利用在二廠的工會關系，開始分化二廠及五廠脫離總罷工委員會。
在美亞大罷工的塵埃漸漸落定，即罷工之后二三年，一種新型的絲織工人政治開始顯露出來——官方工會在其中唱起了主角。織工們與官方建立了密切關系，但同時也失去了他們的獨立性和完整性。
1936—1937年的全市罷工
在美亞罷工之后的一段時期里，上海絲織工人陷于沉寂。由于其“貴族工人”兄弟罷工的失敗，以及經濟壓迫的沉重，該市織工已經無意于再發動另一場罷工。當然，罷工并未絕跡，只是規模很小，目標有限。1935年，織工的罷工每次平均為55人，與前一年平均為近1000人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由于該行業正處于嚴重蕭條時期，1935年的罷工，無論是反對削減工資，還是反對開除工人，普遍都未取得成功。
然而，到1936年下半年，隨著絲織業漸漸恢復元氣，罷工的頻率和成功率都有所增長。該行業形勢的轉變可歸因于日本大量走私進口人造絲。走私人造絲既便宜，數量又大，只要有一小筆資本，就可以建立一個小型絲織廠。到當年年底，上海約有480家絲織廠開工，絕大多數都只是擁有幾臺織機的小工場。當年，絲織工人總共發動了29次罷工，比此前任何一年都多。這些罷工時間不長(平均為8天)，目標溫和，但收效卻很大。這些罷工多系新近建立的小廠的織工所為，其規模聲勢難望兩年前美亞罷工之項背。此時的罷工，沒有提到1934年大罷工時提出的男女平等、改善學徒待遇等問題。1936年的罷工也沒有女工的廣泛加入，絕大多數都是純男性參加的、只提出有限的工資要求的罷工。這類罷工中明顯的保守主義和性別歧視，反映了這些小型絲織企業的社會結構和工作情況。(這一時期罷工的一個特例便是美亞二廠工人舉行的又一次罷工，此次罷工發生在1936年夏，為期兩個星期，有150名女工和100名男工參加，工人們要求削減包工頭的權力，廢除工資等級，改善勞動條件。)絲織工人罷工的全面復蘇引起了上海當局尤其是國民黨市黨部和社會局的注意。這兩個部門的高層官員，正陷于派系之間的爭權奪利，便把日漸活躍的絲織工人視為滿足其私心私欲的潛在的社會基礎。因此，兩個對立的派系競相建立官方工會，力圖將絲織工人納入自己的麾下。
12月，第一個新型織工工會成立，大約有600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包括國民黨代表、社會局代表和親國民黨的上海市總工會代表。這個名為四區工會的新組織很快就聲稱擁有3000會員，覆蓋120個分廠。四區工會有社會局的背景，因為有個該局調解處的職員任某插足其間，當時有滬東織工領袖何某、鄒某系任某同鄉。至1936年11月間，這幾人已將滬東各廠積極分子百余人結成調帖兄弟，進行籌備四區絲織產業工會工作。四區工會組織嚴密(與美亞的罷工委員會有異曲同工之妙)，下設總務、宣傳、調解、監察、組織和交際等六股。區工會之下有13個分工會，分別控制著100多個廠干事會。各廠干事會下設小組，總數約600來個，每組為5人，設組長一人，糾察一人。
雖然其組織嚴密，四區工會之行事并非一帆風順。據警方報告，至少有兩個分工會積極圖謀篡奪區工會的領導權。華德路分工會(擁有40個分廠的約800名工人)與四區煙業工人工會關系密切，后者是上海總工會之下由青幫控制的一個工會，它很想與其社會局對手爭奪對絲織工人的控制權。另一個分工會(擁有大約350名職工，多半為美豐廠的工人)則對其上級工會的專制行為不滿，轉與美豐資方關系密切。
上海的其他各區工會也紛紛建立起來，其政治情況之復雜，并不比四區工會遜色。1937年1月，三區織工工會在滬西成立。始作俑者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農工部的王豪，他曾在1936年下半年派去解決一場五廠聯合罷工。王豪不僅是青幫領袖陸京士和朱學范的徒弟，還是國民黨準軍事組織藍衣社的成員。由于滬西不少織工都曾經在藍衣社受過訓練，所以王豪很容易在這批工人中發展關系。在上海水電部的支持下，他以令抗議者滿意的結果解決了五廠罷工。因此，他以該五廠為基礎成立了三區工會，成立大會很是熱鬧，朱學范也親自趕來參加。
人們也許沒想到幫會中人能在江南工匠中取得成功，但是可想而知，小廠中缺乏文化的織工，在其陌生的城市環境中生活不穩定，與缺少技術的工人有很多相同之處。對他們來說，幫會發起的工會為其不穩定的生活提供了一定保障。
王豪組織工人的行動與其后臺老板陸京士和朱學范在工人中發展勢力、為即將到來的國大代表選舉的計劃是一致的。當時，尤其是陸京士，正卷入與社會局局長(潘公展)、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負責人(吳先開)及上海市代理市長(俞鴻鈞)的激烈的派系斗爭中。這些人都想插足上海工人運動，借以擴大自己的勢力。
工人們為了改善處境，歡迎建立工會。正如一位織工所回憶的：
我們工人當時不知道工會是國民黨為國大選舉拉選票計劃的組成部分。我們所知道的只是組織起來會給我們以力量。王某此人，我認識，他是藍衣社的人。但他有一副“左派”面孔——吃的是面條，騎著自行車，住的普通房子——確實受到了工人的信任。
或者，就像另一位織工所說：“當王豪來的時候，因為有人代表工人說話，我們都很高興。”
當局各派系對絲織工人的青睞，甚至也引起了不那么順從的工人的反應。2月，南市久華廠潘某等發起成立一區絲織產業工會，南市有美亞的六個廠，經再三動員，一向超然物外的美亞各廠先后加入。1934年斗爭時起發動機作用的美亞六廠，在各廠中最后一個加入。
因為在全市大部分絲織廠建立工會之事比較順利，王豪遂打算建立一個統一的“上海絲織工人待遇改良委員會”。隨即，要求增加工資的呼聲迅速在絲織工人中流傳開來。3月27日，在王豪等人的組織下，全上海絲織工人大會在曹家渡白利南路臨近圣約翰大學的空地上召開，到會2000余人。大會提出增加工資、縮短工時、改善待遇等要求，正式通過組織待遇改良委員會。織工認為，絲織業正從蕭條中復蘇，可以為工人增加工資。在經過多次爭論后，資方同意為每日收入低于五角者增加15% 工資，超過五角者則不予考慮。由于這部分最低收入者在絲織工人中只占很小的比例，工人們拒絕了資方的意見，決定發動一場全市范圍的罷工。
當全市各絲織廠接到警方保護的命令時(面子上是為了保護工會免遭仍在干活的工人的恐嚇)，形勢頓時緊張起來。3月29日，錦新廠150名罷工者因警方阻攔他們找資方對話而沖砸工廠，并與警察發生沖突。同日，大約500來名工會會員開到元林(音)絲織廠要求該廠工人組織工會。有3名工人與掙扎于該廠的英國巡捕發生激烈沖突，其中一人用石頭砸一名警士的頭，并沖上前想抓住他。但正像一份英文報紙所說：“警士羅威爾(Lovell)曾經代表警察參加1935年的運動會，他不費什么力氣就跑掉了。”幾天后，3名積極分子被抓去審問，頭上還纏著繃帶。
警方阻礙工會之舉更堅定了工會領導人的決心。3月30日半夜，220家工廠(總數為354家)的11944名工人(總數為23000人)發起聯合罷工※——為當年規模最大的工人運動——領導者便是王豪的待遇改良委員會。如表10所見，罷工遍及全市各區。
※工廠數和工人數見朱邦興等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P135。
表10 上海絲織工人罷工的地區分布，1937年3月
地 區 罷工次數 工廠卷入數
公共租界
東 區 4000 169
西 區 576 7
其 它 838 6
法租界 1560 20
南 市 3000 10
閘 北 2000 8
總 計 11974 220
資料來源：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Mar.31,1937.
在王豪“沖廠”策略——經過藍衣社訓練的工人糾察隊員沖入那些工人不愿罷工的工廠砸毀機器——的煽動下，此次罷工急速蔓延。近年有些回憶錄揭示，當時中共地下黨反對在絲織行業開展總罷工，主張因地制宜，以比較“開明的”手段與資本家打交道。盡管共產黨在四區工會有些勢力，但整個絲織業的罷工領導權卻掌握在王豪手里。
王豪的策略不僅遭到中共地下黨的批評，同時也遭到他在社會局里的對手的指責。社會局對該市關鍵的產業部門之一發生如此大規模的罷工感到恐慌，同時為了削弱王豪及其后臺老板的權力基礎，遂發布緊急訓令，以裁決辦法來解決絲織業工潮。訓令內容包括：工人全面增加工資一成，等經、等緯給津貼，租機制改承攬制(廠方須負雇傭關系之責任)，女工生產有四星期休假工資照給。這些條件比較寬大，足以消弭工人繼續罷工的熱情;至4月初，絕大多數織工已回廠上班。
社會局在促使工人方面結束罷工取得了效果，但資本家并不那么好說話，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拒絕執行給工人增加10%的工資等決定。罷工期間，美亞總經理蔡聲白——當時正主持絲織業同業公會——牽頭成立了應付工潮委員會。各廠均服從其節制，每臺織機每月繳納兩元為應委會經費，應委會則設法對抗社會局提出的裁決訓令。
4月中旬，蔡聲白把當時沖突情況反映到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斷言上海地方官員建立工會的企圖乃是造成該市工人大罷工的主要原因。
延至5月初，當時正在上海醫病的蔣介石見絲織業勞資糾紛遷延不決，各大報紙對罷工情況仍在大肆渲染，遂申斥黨政機關負責人員，飭令迅予解決。作為回應，5月14日傍晚，公共租界的大批探捕對四區工會采取突然襲擊，借口是工會妨礙錦新廠工人張某的自由(張實系資本家走狗)，將工會印信文件及入會工人之名冊全部劫去，有20多名工人被抓去拘押在捕房。※
※朱邦興等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P17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7744;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2: 2-1054。那位曾向警方告密的張某抱怨道，自己被工會關了4個小時，被迫跪在地上，身上掛了一塊牌子，上面寫著“錦新廠的走狗”。錦新廠的干事會還將其丑態拍了照片。
幾天后，四區工會代表(包括工會理事，一位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職員)前往上海市政府社會局請愿，要求立即派員交涉送回工會印信、文件、名冊，釋放被拘押的工會理事及工人。工會領導人希望社會局能立即答復，以防止東區憤怒的織工繼續發動罷工。
此時社會局方面也感到手足無措，是傾向于他們曾傾力幫助建立起來的工會呢，還是迫于中央黨部的指令行事?資方的毫不妥協打亂了社會局利用上海工人的工會化來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務的圖謀。南京方面，與公共租界一樣，害怕絲織、紡織和煙草等業工人的高度工會化將共同控制該市的經濟，國民黨的合作主義夢想將變為一場共產主義噩夢。就像當地一份報紙所說：“令當局深深煩惱的形勢并不是孤立的，很有可能發展為一場工會聯合的潮流，并且在將來的勞工關系中發揮決定性作用。”在南京官員的腦子里，共產主義的幽靈攫取高度組織化的工人運動的控制權已經為期不遠。正如一份親國民黨的報紙在該市絲織工人罷工高潮時發出的驚嘆那樣：“也許，人們只是看到莫斯科妖魔經常被害怕工人的資本家放出來耍威風，但上層官員的手里確有證據表明，當前工人運動的發動與來自克里姆林宮的經濟的和意識形態的支持是有牽連的……現在已經不是一個應不應該增加工資的問題，而是一個領導權掌握在誰手里的問題。”
實際上，克里姆林宮對此次絲織業春季罷工的影響微乎其微。最積極的共產主義組織——被其上海地下黨的主要對手稱為“托派”——以錦新廠為基地。該廠工人在“托派”煽動下拒絕接受社會局的調解方案，繼續開展長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30%。無疑，此種激進舉動導致了5月14日警方襲擊四區工會事件的發生，因為錦新廠的罷工者一直在用工會房屋煮大鍋飯。而且，其工會的負責人是從前錦新廠一個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工人。但從總體上來說，在絲織工人的罷工中，共產黨的影響不是主要因素。
然而，即使沒有許多共產黨人的參與，這次斗爭仍然極具政治性，即上海當局各派系都在力爭占上風。當政府代表企圖掌握工人領導權時，絲織工人中先前被掩蓋的矛盾露出了水面。5月24日，美亞十廠500多加入工會的工人突然爆發幫口之爭(溧陽幫與雜幫之間)。一幫同籍工人想復工，另一幫同籍工人則堅持要罷工，以取得更好的工作條件。從當晚11時至次早6時，兩幫人在廠門口大打出手，以至血流遍地。
社會局方面認識到他們已經失去對局勢的控制，遂認定絲織工人之工會必須加以除去。6月3日，社會局下令關閉一區、三區和四區工會。新的工會，只要不在工人中煽動鬧事，便被允許存在。※6月22日，王豪在其被取締的三區工會辦事處被捕。他在被關了一個月后釋放，受到了滬西織工旗幟和鞭炮的迎接。
※Shanghai Times, June 3, 1937;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檔案，#722: 4-520。社會局的最后一招便是在工會請愿時將皮球直接踢到中央黨部。有位織工曾回憶道：“大家都想到南京去請愿。雖然大家都看穿了上海當局的面目，知道它根本不會替工人說話，但我們對蔣介石都還存有幻想。”見“竺伯清(音)訪談錄”，1961年8月22日，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人運動檔案。王豪也因為卷入請愿而遭到逮捕。見“何振聲訪談錄”，1961年5月25-26日，同前。
在日本人發動侵略前的一個月里，國民黨官員快馬加鞭成立新的絲織工人工會。同鄉關系被各路工會組織者利用起來。由于形形色色的工會領袖爭權奪勢，挑撥離間，至1937年夏，在絲織工人中已形成四分五裂、不相統一的局面。到當年8月日本人侵入并控制了上海的絲織業時，他們發現，曾經值得驕傲的“貴族工人”已陷于一片混亂。
共產黨的復活
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織工罷工與其他時期、其他地方、處于相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下的工匠罷工有某些共同特征。就像伯納德·莫斯(Bernard Moss)在解釋19世紀中期巴黎工人的斗爭時所說：“工業化步伐對工人來說已經夠快了，商業競爭已使熟練工匠的安全、完整和相對價值受到威脅，足以引起他們的抵制和反抗，但完全的機械化還不能排除其技術，也無法消除其抵制的能量。”即便如此，工人運動不僅僅是工業結構或市場條件的產物。更大的政治背景也是導致工人反抗的關鍵因素。正如愛德華·肖特(Edward Shorter)和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所說：“我們期望隨著有組織的工人罷工的增加能導致國家政治的變化。而且，我們希望罷工的政治性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擴大，即工人運動國家化。”
上海織工也不例外。在南京國民政府末期，外來的組織者將絲織工人的罷工越來越經常地、越來越緊密地與地方性和全國性政治斗爭結合起來。在不長的時間里，幫派工會將織工斗爭的自身特征——行業自尊、自治和道德主義——削去了不少。但從長遠來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政治化經歷為上海絲織工人今后開展更重大的斗爭打下了基礎。
在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后的一年里，在僅存的美亞兩個廠里，共產黨重新建立了支部。在美亞四廠，有十名工人加入了共產黨。在九廠，建立了一個三人支部。在1938年負責恢復上海工人運動的四個共產黨干部中，有兩人曾是絲織工人。※
※“何振聲訪談錄”，1982年7月，上海第四絲織廠檔案室。皮革工人劉長勝任中共上海職工工委書記，劉寧一任副書記，織工張祺任組織部長，織工何振聲任總務部長。
可以肯定，戰爭期間，激進分子不是沒有遇到過對手。藍衣社成員王豪——1936—1937年罷工的煽動者——投入了日偽懷抱。一些當初慫恿織工罷工的托派分子也不例外。然而，很顯然，共產黨占了上風。1937年8月13日，即日本人對上海發動攻擊的當天，年輕織工在共產黨號召下建立起救國會。該組織成為共產黨吸收新成員——尤其是從那些年紀輕、受過良好教育的織工中——的重要工具。
珍珠港事件之后，即便是外國租界中的抗日活動也已無法立足，共產黨采取了更隱蔽、最終也更有成效的動員方法。變化了的主要策略之一便是采取“傳統的”工人聯合的方法，最典型的就是結拜姊妹和結拜兄弟。這些人們所熟知的結合形式依照性別、車間和同鄉關系劃分，工人們很能適應。這些組織駕輕就熟，經常舉行宴會，借以鞏固團體紐帶。在宴會熱鬧輕松的氣氛中，共產黨組織者便借機行事——閱讀魯迅的短篇小說，選讀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以此來提高眾人的政治覺悟。在抗戰后期，這些以互助為基礎的兄弟姐妹結拜團體成為許多怠工和靜坐罷工的組織核心。
日本投降后，絲織工人在內戰時期困擾國民黨政權的社會動亂中繼續扮演了主要角色。開始，絲織工人罷工的組織動力主要來自戰后不久重建的工會。※在四個區的工會中，有三個由國民黨黨員重新開辦，但其中有兩個工會的執委會是在中共地下黨的實際掌握之中。而且，三區工會——包括大成的三個大廠以及美亞的兩個廠——直接掌握在共產黨人陶云山的手中。陶原是美亞工人，因為參加共產黨活動而被開除，他在工友中長期開展歃血結拜活動，后來以此為基礎建立了工會。他在國民黨政府里做事的一個親戚幫他活動，使其行動合法化。至1946年初，三區工會號稱已在115家工廠中擁有3000多名成員。雖然也面臨來自國民黨和殘余的托派分子的競爭，但陶云山的工會仍然在戰后多次以絲織工人為主力發動的罷工斗爭中扮演著主角。※※
※工會與當局交涉的內容從女工懷孕到生活補貼，無所不有。見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1-7-50, #6-9-1625, #6-9-1633.
※※“陸端華(音)訪談錄”，1970年5月9日，存上海第四絲織廠檔案室;“吳永年(音)履歷”，同前;Shanghai Municipal Archives, #19-17;《上海第九絲織廠》，P69;《三區絲織業工會調查》，臺北，調查局檔案，#556. 18/803. 三區工會曾抱怨說，國民黨干部和托派分子常常在中共領導的工會取得一定談判結果時，在工人中制造分裂。
1946年3月，上海約300家絲織廠的1.2萬多名工人發起了一場長達將近三個月的罷工。由于朱學范的介入，工人們最終贏得了增加工資的勝利，大大降低了美亞總經理蔡聲白的影響。抗戰時期，蔡聲白把美亞僅剩的兩個廠交給意大利人和德國人管理，從而避免了日本人的直接接管。盡管這一決定在經濟上有利，但在政治上卻背上了間接與敵寇合作的罵名。通過威脅要公布蔡聲白的通敵丑行，三區工會得以戰勝這個曾經霸道的資本家。
織工之行動主義在1946年推選潘月英為國大代表一事上進一步顯露出來。潘是一位美亞廠的熟練織工，也是一名中共地下黨員，在當年初為了慶祝國際婦女節，曾組織上海5萬名女工大游行。潘月英(以及其他熟練女織工，尤其是美亞廠的工人)之行動主義不禁讓人想到1934年的罷工，女工在當時也是唱主角的。1936—1937年間，幫派盛行，女工們一度沉寂，到了內戰時期，這些女戰士又在斗爭中發出了吶喊。
1947年，織工們又站在了上海罷工的前線。國民黨工運領袖陸京士曾建議建立團體，促進上海絲織業勞資雙方的合作，但遭到了工人們的堅決拒絕。不僅如此，1947年5月8日，四個區工會動員了1萬多名織工從外灘向市政府進發，要求解凍生活指數，以便與通貨膨脹的速度保持一致(為了控制當時脫韁野馬似的通貨膨脹速度，絕望之中，國民黨當局凍結了生活指數，也就是工資不再隨著物價的上漲而增加)。游行的織工散發了將近3000張傳單，上面寫著：“物價走起來像飛機，指數走起來像螞蟻。”到市政府后，他們遞交了一封言辭激烈的請愿書，開頭就寫著：“我們要活命!我們要呼吸!我們要繼續為民族的利益而工作!”此次織工團結行動的公開展示，激發了其他行業工人發起同樣目的的抗議，當局不得不改變其政策。
取得解凍生活指數斗爭的成功，與一出揭露通貨膨脹罪惡的戲劇的上演是分不開的。該劇由女織工們分別扮演工資、物價和鐐銬等角色，生動潑辣，向人民作了廣泛的宣傳動員。該劇作者王文華是名織工，也是地下黨員，據他自己回憶，他是在讀了斯諾的《西行漫記》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
至1947年末，在上海織工中，已經活躍著數百名像王文華這樣的共產黨員。然而，當年11月，革命者遭受到一次重大挫折。當特務襲擊富通印刷所時，現場被捕的共產黨人中有三區絲織業工會負責人陶云山，他當時去印刷所趕印共產黨方面編輯的期刊《織工簡報》。對織工運動極為不幸的是，陶向特務供述了一切，暴露了許多同志。工會被國民黨接管(在軍統的保護下)，直到變節者陶云山被確信已經改過自新，才讓他重新擔任主任一職。由于三區工會變色，共產黨組織者失去了在絲織業的一個重要基地。
漏網的共產黨人不久就受到國民黨另一次進攻的威脅。1948年3月，共產黨工運干部王中一被捕，并在其住處搜出了一份中共地下黨名單。絲織業曾是王中一最早負責的一塊，被搜去的名單上寫著絲織行業剩余的中共地下黨員的姓名和住址。有32人立即遭到逮捕，7人自首，另有43人逃離上海，去參加了新四軍。盡管當局大肆逮捕殺戮，絲織業的激進主義并未被斬盡殺絕。到1949年共產黨取得勝利時，中共地下黨工委書記張祺成為僅存的一個前美亞工人(曾是美亞六廠的熟練工匠)——曾領導過1934年的罷工。
織工們在激進工人運動中所起到的關鍵作用取決于他們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經歷。在那段艱苦時期，織工們失去了許多“貴族式”特權，但增強了與其他行業工人的團結。正如米歇爾·漢納根(Michael Hanagan)在談到其他地方的此種情況時所說：“無產階級本身的增長并不意味著會導致大罷工……相反，無產階級的增長，同時伴隨著大批生活受到威脅的工匠的出現——他們扮演了工人反抗的催化劑——才導致大規模工人罷工的出現。”
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發展有助于上海絲織工人成為“大批生活受到威脅的工匠”，他們在中國工人運動中發揮著“催化劑”的作用。就像最近對英國“貴族工人”的研究所揭示的，工廠工匠與其他工人的區別不僅在于其較高的薪水，而且在于其強調互助和傾向工會化的團結精神。貴族工人往往采取集體行動來維持其特權地位。雖然這類活動只是代表部分工人，只是一種基本的保守主義，但在一定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維護既有特權的行動才能向激進主義轉化。對上海絲織工人來說，國民政府時期正好帶來了這種經濟的和政治的條件。
開始是在1933年，接下來更富戲劇性的是在1934年，絲織業中享有特權的階層領導的斗爭，主要集中在比較繁榮的美亞綢廠。這些早期罷工與世界其他地方典型的工匠罷工有很多共同特征。法國里昂織工在1831年和1834年的大規模反抗與一個世紀后的上海絲織工人發動的罷工很是相像。按照羅伯特·貝祖查(Robert Bezucha)的記敘，里昂絲織工人的教育程度較高(約70%的男工都識字)，收入較好，擁有比較鮮明的大眾文化背景。以互助團體為基礎的里昂絲織罷工“不是混亂的佐證，而是其集體組織努力的結果。他們根本不是游蕩的、‘危險的階層’，只是在其命運遭到威脅時才奮起反抗”。
20世紀30年代初，上海絲織工人所面臨的威脅主要是絲織品銷售在國際市場嚴重滑坡帶來的。但全球經濟的不景氣并非唯一因素。上海絲織業本身的變化是另一個關鍵因素。當高度機械化的美亞綢廠在曾經充滿劇烈競爭的領域占據上風后，為了保證利潤(當然是害怕世界性蕭條的繼續會使情況更加惡化)，資方開始降低工人福利水平。熟練工人遂開始考慮采取自衛行動。
美亞工人罷工的完全失敗導致了上海絲織業系統的進一步變化。最顯著的是，租機制降低了工匠的自治性，縮小了美亞“貴族工人”和該市其他絲織廠織工的差別。由于這些因素，雄心勃勃的當局在1936—1937年間發起了工會化運動。結果與當局的愿望適得其反，工人斗爭更加政治化——盡管失去了早期反抗中“道德經濟”的意味，但有助于為抗戰及戰后與共產主義革命聯合開辟道路。在那些導致國民黨政權被推翻的歲月里，絲織工人發出了激揚的呼聲——常常是站在革命事業的角度上。
結 語
以國內資本為主導的上海絲織業，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富有啟迪意義的行業案例——其罷工起因不完全是出于對洋人的憤怒，關鍵變數在于該行業自身的發展。
通過歸納幾種不同的絲織工人——非技術性的繅絲工人，小工場里“傳統”的織工，大工廠里都市化的織工——本章致力于闡明紡織業總一個單一部門的勞動狀況和反抗形式。繅絲工人，由于家庭責任的原因而與鄉村有著密切的聯系，在廠里受到拿摩溫的嚴格控制，所以他們在政治舞臺上發揮的作用相對較小。為了逃避車間里枯燥的工作而舉行的連鎖罷工，當然是在可能的情況下才發生的，但是，他們舉行持久的政治性罷工卻不多見。對織工來說，他們的生產技術使自己擁有比較穩固的都市職業以及發起范圍和影響都比較大的抗議的能力，所以更有可能在他們中間開展政治行動。但即便是在織工中，仍然存在著重大的差異。年紀大的工人，因為在鄉村從事過較長的絲織業，他們最近背井離鄉來到城市，是因為農村經濟形勢的凋敝，并受到城市勞動組成方式的吸引——其中幫會所起的作用往往十分顯著。相反，在美亞和其他大型工廠里，年紀較輕、受過較好教育的工人傾向于更為激進的政治方式。終于，這些織工成為支持上海共產主義工人運動的重要力量。
如果說國內資本控制的企業如絲織業中的工人之間的差異涇渭分明的話，上海絲織業的其他部門——如棉紡廠——是否也是如此呢?或者，更多外國資本的卷入是否會使紗廠工人更加團結呢?棉紡廠雖然在紡紗工人和紡織工人中沒有極為明顯的技術上的差異，但仍然包含著行業內部的重大差異。紡織業的工人絕大多數都是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女工，另有一小部分男性技術性工匠，他們薪水最高，工作最有保障。我們不難發現，這一享有特權的工人群體往往站在紡織業共產主義活動的最前沿。例如，1925—1927年間，在浦東日華紗廠，由共產黨領導的影響極大的紡織工會，其領導人就是一位木工。同時期，規模很大的恒豐紗廠的中共黨員主要都是從下層職員和機車間的銅匠中吸收進來的。大康紗廠的中共支部成立于1938年，支部書記從前曾在該廠做過技工。
1948年2月2日，發生著名的申新九廠罷工——人們常常將此次罷工視為革命斗爭中非技術性女工行動主義的典范——共產黨組織的領導權掌握在一名從事機器工作的男工手里，罷工指揮部就設在廠內機器間。共產黨把申新九廠視為革命活動的一個可靠據點，正是因為該廠擁有比其他絕大多數紡紗廠高出許多的男工比例。罷工過程中，由于身為中共黨員的男工攻擊女工首領，男女工人之間發生沖突，大大削弱了罷工的力量。男工們指責這位女工首領享受資方和國民黨提供的優厚待遇，他們把她關進一間黑屋子里，卡住她的喉嚨，給人看起來就像在發生一起強奸事件。盡管這位女工被其他女工救了出來，但她的喉嚨嚴重受傷，好多天都難以發出聲音來。
男女性別是紡織工人分裂的一個重要原因。女工多為非技術性勞動者，男工則大多占據著較為優越的技術性工種。由于紡織業男工比其女工同伴有著較多特權(無論是在工作條件上，還是在地緣上和受教育水平上)，他們比毗鄰車間的女工更容易與共產黨的學生-干部打成一片(他們絕大多數都與男工們來自同一地區)。
共產黨干部無法在繅絲廠開展工作，無疑與這些廠里技工的缺乏有關(在上海，技工基本上都是來自江南的男性)。繅絲女工與鄉村關系割舍不斷，更使她們無法附著于某個黨派的事業。幫會分子穆志英所做的組織工作——開始是以來自蘇北的裝配工人作后盾，后來則干脆依附于繅絲廠老板，依賴于與工廠女工頭的合作。即便如此，她們的每次行動都是短命的。共產黨在繅絲女工中開展的工作也不那么順手。
然而，單從性別上并不能說明問題，美亞綢廠織工及其他機器廠的情況給我們的是另一種印象。在那些廠里，受過教育的年輕江南婦女已經與農村一刀兩斷，她們也像其男性同伴一樣積極從事黨派活動。可是許多小型絲織廠的情形就不一樣了，那里的婦女仍然從事著技術含量較少的工作。在那些廠里，被迫離開農村的織工成為1936—1937年間幫會-國民黨所建立工會的主要成分。他們的罷工，與美亞罷工不一樣，婦女參加者不多，也很少提男女平等的要求。
因此，紡織工人中不同群體的政治傾向，產生了一種有規則的(盡管從來不是自動的)導致工人階級生活分裂化的聯系。并非性別、地緣或職業等事項本身導致了特定的政治分野，而是這些事項與特殊的社會關系結合(如姊妹結拜、兄弟結拜、互助會、行會、幫會等)，這些關系又與共產黨、國民黨和獨立的運動交相發生作用，才使特定的政治分野顯露出來。正因為如此，階級內部的分裂并沒有使上海工人陷于無所作為，相反，他們能很好地組織起來，發起富有特色的斗爭——雖然其內部仍常常充滿沖突。
作者：裴宜理[美]。來源：《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P252—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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