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遒：王蒙與反右、文革和改開

——從王蒙看毛澤東對一代知識分子希冀的落空

　　薛遒

　　人類的時空步履，總在奮進與輪回中，匆匆。

　　奮進與輪回。魯迅與王蒙。

　　新中國的反右斗爭，青年王蒙終究被共產黨打成右派;舊中國的辛亥革命，青年魯迅則險些成了革命黨的刀下鬼。

　　1911年，武昌首義，浙江光復。革命黨都督王金發興沖沖地易幟紹興，他第一板斧掄出，便擒拿了謀害女俠秋瑾的惡賊……;然而接著便是專制!

　　他不能不專制。新政權突兀于舊勢力包圍中，處處陷阱;革命黨置身殺機四伏里，岌岌可危。專制是王大都督的唯一選擇。

　　然而，魯迅不干了。民主共和如霧如煙，飄逝了青年魯迅的美好期盼。他不由得拍案而起，與“同學少年”共揮偏激之矛，怒指王金發。他們創辦《越鐸日報》，斥專制，揭腐敗，戰官場，斗當權。甚至孫中山為新政權辯護，也被斥為“為虎作倀”。

　　王大都督在舊勢力的迫壓下已經焦頭爛額，又被新青年的步步緊逼亂了方寸，腹背受敵，怒火中燒，一道殺機陡起……(見辛曉征：《魯迅》)

　　好在王金發畢竟是革命黨，對革命的激進青年魯迅，放了一馬。

　　王蒙不足與魯迅比肩。

　　然而，王蒙卻以新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時代作為的呼求，成為青年魯迅的輪回。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王蒙輪回的起點。

　　在這篇小說中，主人公林震真誠的一嗓子，喊出了從50年代王蒙到60年代紅衛兵新中國知識青年對中國共產黨的崇敬和信賴，也喊出了自身的天真和激情：“黨是人民的、階級的心臟，我們不允許心臟上有灰塵，就不允許黨的機關有缺點。”

　　林震為熱烈的工作場景陶醉：“人聲嘈雜，人影交錯，電話鈴聲斷斷續續，林震仿佛從中聽到了本區生活的脈搏的跳動”。

　　然而，熱烈表象下卻是共產黨官僚機構對革命的消解：“林震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和劉世吾談話似乎可以消食化氣，而他自己的那些肯定的判斷、明確的意見，卻變得模糊不清了。”

　　官僚主義者對工作的漠然，解構著共產黨的前程。林震困惑：“他們的缺點散布在咱們工作的成績里邊，就像灰塵散布在美好的空氣中，你嗅得出來，但抓不住。”

　　曾經，青年魯迅陷于辛亥后的失望;曾經，奔赴延安的知識分子陷于革命圣地原非凈土的悲哀;而王蒙筆下的青年人同樣陷于困惑：他們心中神圣的共產黨機構竟彌漫著官僚主義腐氣。

　　五四以來，激進的青年知識分子從來是沖擊舊勢力的先鋒。王蒙筆下的林震同樣如此。獻身革命的主動作為和憧憬崇高的青春朝氣，使林震在求索中充溢著神圣的使命感。他以積極的進取精神尋覓困惑的答案，而理想也在對現實的鞭擊中迸濺出異彩的火花。咸立強評說：“一個除了青春和激情外近乎一無所有的青年人，帶著諸多疑問和探索的勇氣，來到不容置疑的權力話語前，不斷以自我真實感知驗證出對方的僵化和謬誤，而試圖了解和把握強勢話語的過程，最終也就變成了揭發與批判。”(《話語的縫隙》)

　　王蒙在求索中深化批判性思維，尖銳地觸碰新中國的內在鏈條：“一個缺點，仿佛粘在從上到下的一系列的緣故上。”

　　王蒙向整個共產黨官僚體制發起沖擊。他沖上了風口浪尖。

　　那是1956年，中國共產黨乘風破浪的一年。

　　這一年，中國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三大改造完成，公有制確立，社會主義革命取得決定性勝利：資產階級不存在了，階級斗爭消失了，“全民國家”建成了，無產階級專政過時了。

　　早在1955年底，毛澤東便興致勃勃地稱頌民族資產階級：“現在它是一只半腳踏進社會主義，人家現在快要變工人階級了，人家已經是半社會主義者了。……它只有四分之一沒有進來了。”(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這“半社會主義者”不就是自家人嗎?毛澤東“不止一次提到，中國的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只剩下10%的職能了，就是那10%,也主要是用于對外的。”(見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中國開始重大歷史轉折。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是領導階級斗爭勝利了的黨，現在的任務就是要向自然界作斗爭，就是要搞建設。”

　　周恩來說：“我們革命階段過去了，或者說基本過去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提起一切的綱”。(以上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彭真說：“企業公私合營和農業合作化表明，我們已經打敗了資產階級。”(見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劉少奇在黨的八大作《政治報告》，宣布中國從“革命到建設”的轉變。

　　1956年八大，中國共產黨全黨共識：“團結全國各族人民進行一場新的戰爭——向自然界開戰，發展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的文化，使全體人民比較順利地走過目前的過渡時期，鞏固我們的新制度，建設我們的新國家。”(毛澤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

　　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發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他“堅決地認為可以說服全中國人民的各個階級來支持中國共產黨為國家確立的目標。”(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澤東真誠地主張“雙百”，真誠地相信社會主義在中國大地扎根，真誠地期待民主黨派為維護社會主義‘鳴放’，真誠地呼吁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為趕超世界先進科技文化水平而奮斗。

　　毛澤東自信贏得了民主黨派們的信任：號召“盡可能把他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為社會主義服務。”(《論十大關系》)

　　毛澤東自信他的真誠將征服民眾包括知識分子：“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勢必就會越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弗•泰韋斯禮贊毛澤東的真誠：“通過1956到1957的百花運動，大力推動了知識分子對黨的批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R•特里爾批評毛澤東的真誠：“毛在1956年太樂觀了，過高地估計中國已變成一個有機的大家庭。”(《毛澤東傳》)

　　毛澤東的腦海里躍動著理想藍圖：在這個“有機的大家庭”里，知識分子和風細雨地幫助共產黨整風，消除漸成氣候的官僚體制;共產黨各級干部認真接受批評，克服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

　　毛澤東直面現實：執政黨官僚主義成為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從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間，全國發生了數十起共約1萬多工人罷工、請愿事件，有幾十個城市發生1萬多大、中學校學生罷課、請愿事件，在農村也發生了鬧退社風潮。”(何沁：《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毛澤東說：“這些鬧事……主要是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劉少奇說：“人民群眾起來鬧事的主要原因是我們領導機關的官僚主義。”(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這是特權階層與廣大人民之間的矛盾——

　　“縣委以上的干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里。如果不搞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斗，那么，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這是不能容忍的貴族階層的橫行霸道——

　　“現在，有這樣一些人，好像得了天下，就高枕無憂，可以橫行霸道了。這樣的人，群眾反對他，打石頭，打鋤頭，我看是該當，我最歡迎。而且有些時候，只有打才能解決問題。共產黨是要得教訓的。”

　　這是工人、農民、學生天經地義的造反——

　　“如果脫離群眾，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農民就要打扁擔，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學生就要鬧事。凡是出了這類事，第一要說是好事，我就是這樣看的。”(以上均見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毛澤東挾“山大王”之野氣，踹翻執政黨黨魁的高腳凳，躍身民間，重新做成了農民起義領袖，“揭竿”處，殺聲急，卻是指向自己黨內的官僚主義。他要藉人民之力，發動思想革命，斬斷官僚體制開始蔓延的特權觸角。

　　“雙百”，作為文化大革命的原生形態，為著共產黨的自我救贖!為著人民政權的長治久安!

　　這時，王蒙應運而生。

　　《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以青年知識分子偏激的叫春之鳴，成為毛澤東嘯聚山林之傳檄的最先響應。

　　一石激起千重浪。王蒙成為爭論的中心。“看到作品引起這么大的動靜，看到人們爭說‘組織部’，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里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王蒙自傳》)

　　王蒙獲得廣泛支持，也遭到無情痛擊。解放軍總政治部馬寒冰著文《是香花還是毒草?》，對王蒙大加撻伐;被毛澤東保護的小人物李希凡跳過龍門成了大人物，便迫不及待地推波鼓浪，指責王蒙“把黨的一切組織、人員、工作，寫成一片黑暗。”(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應該說，馬寒冰、李希凡抓住了問題的實質：王蒙“敦促人們對整個制度作批判性的思考。”(默•戈德曼：《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文藝領域兩種觀念的對峙，反映了黨內兩條路線的斗爭。

　　R•特里爾寫道：“政治局中，不是每個人都能理解毛提出雙百方針的要旨。劉和其他一些人對于讓共產黨接受放肆的、公開的批評很不高興，只有毛一個人認為邀請黨外人士來批評共產黨是有好處的。”(《毛澤東傳》)

　　羅•麥克法夸爾寫道：從政治局到各省，反對者居多。“毛主席承受巨大壓力。在這場內部危機中，電報雪片般地(從黨內‘鳴放和辯論’的反對者那里)飛來，所有的電報都要求(對整風)加以限制。”(《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澤東陷于孤立。他承認：“我沒有群眾基礎。”(《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他自嘆：“很多高級干部、地委書記、專員以上的干部約1萬多人，其中是否有1千人是贊成‘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都很難說，其余十分之九還是不贊成。這些都是高級干部呢。”(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毛澤東的激進遭到共產黨內強大反對勢力的抵制。劉少奇、彭真擔心鳴放會使內部矛盾尖銳起來，使黨的領導陷于被動。“一旦承認執政黨的地位是官僚主義的根本根源，并且官僚主義導致人民與黨危險的疏遠，那么，就可以要求不僅改善黨的工作方法，而且要改變黨的地位。毛在1957年沒有走得那么遠。但是，劉的憂慮也許是對的，9年以后，毛的矛頭指向了執政黨的地位。”(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在“雙百”的背后，劉少奇敏銳地捕捉到“反黨”的陰影。

　　激進的王蒙，成了“反黨”的急先鋒。

　　王蒙被批判。

　　毛澤東譏之為“大軍圍剿”。他專門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為王蒙解圍。

　　毛澤東說：“我看到文藝批評方面圍剿王蒙，所以我要開這個宣傳工作會議。……仔細一查他也是個共產黨，共產黨罵共產黨，好嘛。有人說北京沒有官僚主義。北京怎么會沒有官僚主義。北京的城墻這么高，官僚主義不少。現在有人圍剿王蒙，還是部隊的幾個同志，好家伙，大軍圍剿啊。”

　　毛澤東說：“對于自己的工作就是肯定一切，現在共產黨里面還有這種人。總而言之，只能講好，不能講壞。只能贊揚，不能批評。最近就在北京發生了一個‘世界大戰’，有個人叫王蒙，大家想剿滅他……軍法從事。……現在我們替王蒙解圍，要把這個人救出來。此人雖有缺點，但他講正了一個問題，就是批評官僚主義。”

　　毛澤東說：“王蒙反官僚主義，我就支持。”“批評王蒙的文章我看了就不服。”“我跟王蒙又不是兒女親家，我為什么保他?你們要抓他，派一團人把他抓起來就是了。”

　　毛澤東說：“王蒙很有希望，新生力量，有文才的人難得。”(以上均見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毛澤東一意孤行。

　　他“借”為王蒙解圍之“題”，“發揮”雙百方針的主張;他為王蒙這個“過河卒子”鼓與呼，實際上號令車、馬、炮引領全軍，向敵陣掩殺過去。

　　毛澤東揮動帥旗，劍指中國共產黨內開始形成的官僚主義和貴族階層。

　　青年王蒙承載的太重太重。

　　王蒙承載著毛澤東的殷切期望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然而，王蒙也承載著劉少奇的深沉憂慮和中國歷史進程的現實重負。他承載得起嗎?

　　王蒙終于被定為“右派”。

　　因為，反右斗爭表明：在中國共產黨兩條路線斗爭中，激進的毛澤東敗下陣來，歷史證明了劉少奇。

　　毛澤東反對特權，劉少奇同樣反對特權。

　　毛澤東主張思想教育;主張放手發動群眾批評黨，監督黨，改造黨，用政治手段解決社會矛盾。

　　劉少奇主張維護共產黨的形象、體制和領導，有秩序、有組織地糾正自身的官僚作風;主張通過“按勞分配”，用經濟手段解決社會矛盾。

　　“雙百”方針鼓動起知識分子的鳴放，毛澤東真誠地感激黨外人士對官僚主義的批評。他為各級干部被揭發被批判的劣行深感痛心，他長嘆：“不整風黨就毀了。”(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雙百”的推行，“證明了毛澤東關于迅速地行動起來進行整黨和糾正黨的濫用權力的判斷是正確的。但是，許多批評者所持的尖銳態度也證實了劉少奇和彭真的擔心：允許開門整風是危險的。”(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劉少奇擔心：“大學和中學已在活動中……如果工人、中小學教員和其他群眾組織也開始動員起來，我們將無法堅守陣地。”(見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并非杞人憂天。“匈牙利的叛亂是個樣板，表明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能夠對黨發動強有力的攻擊。中國的一些知識分子感到他們正在模仿匈牙利的裴多菲俱樂部。”(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鳴放”轉化為對中國共產黨政治體制的攻擊，一發不可收。

　　朱正寫道：知識分子們“放出的言論不論其涉及范圍和尖銳程度，都大大超出了毛澤東的預計。”(《反右派斗爭始末》)

　　斯•施拉姆寫道：“毛的希望落空了，評論者并沒有滿足于批評個別的弊病，而是對整個制度的基本原則——共產黨對權力的獨占，提出了疑問。”(《毛澤東》)

　　弗•泰韋斯寫道：鳴放向極端發展，“通過集中攻擊黨的干部在其工作單位日常事務中的缺點，知識分子實際上提出了黨在社會主義建設新時期中是否有能力領導中國的問題。”(《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法理性，遭到質疑，乃至否定。

　　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們高看了自己，他們誤讀了自身在新中國的存在價值和中國共產黨給予他們的政治地位。

　　在八大《政治報告》中，劉少奇規定民主黨派的任務：由于轉變為勞動者的資本家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還有著濃厚的資產階級思想，因此，“各民主黨派還需要在一個很長的時間內繼續聯系他們，代表他們，并且幫助改造他們。”

　　八屆三次全會《關于整風運動的報告》規定：“黨對各民主黨派實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黨在學術文化范圍內主張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所有這些方針政策都以社會主義為前提。”

　　很明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本意：不是相拉相扯地走資本主義道路，而是相幫相扶地堅定社會主義方向。

　　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失望了。根深蒂固的資產階級世界觀決定了民主黨派們不肯“陪太子讀書”，而一定要引導中華民族走他們心目中的資本主義光明路。

　　這是問題的實質。

　　武漢程千帆當了右派后醒悟：共產黨整風，“要你提三大主義，你卻要提爭民主，……請我們幫他洗臉，我們卻全身洗到了，一直洗到腳……”(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豈止是“洗”?那是要共產黨脫胎換骨，改造成為資產階級政黨。

　　右派大舉進攻：“現在政治黑暗，道德敗壞，各機關都是官僚機構，比國民黨還壞”;“根本的辦法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請共產黨下臺”;“中共組織退出機關、學校”;“已經天下大亂了，毛主席他們混不下去了，該下臺了”。(見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北京外貿學院孫希光恨聲不已：“我幾乎恨一切人，真想殺他好幾千萬!……反右派運動很快就會過去，……到那時再組織反撲，東山再起。”(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毛澤東感慨良多：“右派最喜歡急風暴雨，最不喜歡和風細雨。我們不是提倡和風細雨嗎?”(《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

　　毛澤東被“逼上梁山”：在石家莊，“少數反革命分子乘機進行煽動，組織示威游行，說是要奪取石家莊廣播電臺，宣布來一個‘匈牙利’”;在北京，“有個學生公開提出：‘總有一天老子要殺幾千幾萬人就是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來，這一‘家’也出來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種怪議論，不要共產黨呀，共產黨領導不了他呀，社會主義不好呀，如此等等……是不是想復辟?”(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弗•泰韋斯評說毛澤東“雙百”敗績：“毛澤東假定知識分子本質上站在社會主義一邊……對向黨整風那樣敏感的事情，也能做出積極的貢獻，沒有考慮到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團……與黨干部的關系是互不信任。當毛澤東把知識分子推到整風的前列時，他實際上要求他們執行一項不可能做到的任務：大膽地批評他們常常害怕和厭惡的黨的當權派，可是在批評時又要本著‘和風細雨’的精神。”(《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

　　充滿創意的“雙百”方針夭折了，“整風”運動失敗了。

　　如何理解“雙百方針”?

　　——“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毛澤東：《“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

　　毛澤東定義“雙百”，嚴格而明確：“藝術”與“學術”。

　　這里有政治嗎?

　　沒有!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們堅決地指向資產階級政治。

　　如何理解“共產黨整風”?

　　——毛澤東說：“黨外人士自愿參加，不愿意就不參加。整風的辦法不用大民主，用小民主，小小民主，和風細雨，治病救人，反對一棍子打死人的辦法。”(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毛澤東定義“整風”，清晰而確定：“小小民主”與“和風細雨”。

　　這里有“共產黨下臺”嗎?

　　沒有!是民主黨派和知識分子引向急風暴雨，為著改變體制，變革社會主義。“中共中央發表的整風文件中講和風細雨，當時許多人不贊成，主要是右派不贊成，他們要來一個急風暴雨。”(毛澤東：《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

　　急風暴雨的挑釁和進攻，打亂了毛澤東的整風部署，腰斬了毛澤東嘔心瀝血地說服全黨接受黨外人士批評以清除官僚主義的努力。“毛不得不同意實行反擊，這一逆轉使毛十分惱火，把他的憤慨發泄到了那些使整風激烈程度逐步升級的報紙身上。”(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澤東痛下殺手：“文匯報在春季里執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方針，向無產階級舉行了猖狂的進攻，和共產黨的方針背道而馳。其方針是整垮共產黨，造成天下大亂，以便取而代之。”(《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應當批判》)

　　反右號角吹響。

　　毛澤東劃清界限：“我們主張社會主義的百花齊放。……不是說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都可以‘齊放’。”(見邸延生：《“文革”前夜的毛澤東》)

　　毛澤東與他的黨內同僚合兵一處，發布反右統帥令，迅速贏得全黨的熱烈支持，黨心民心大定，毛澤東也以決絕的態度將資產階級置于死地。

　　說什么“引蛇出洞”?

　　分明“蛇”已經“出洞”。無非是讓它們把“七寸”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毛澤東下發《中央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有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并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毛澤東沒有說“引蛇出洞”，他說“螞蟻出洞”：“蘇共‘二十大’臺風一刮，中國也有那么一些螞蟻出洞。……黨內黨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開口波茲南，閉口匈牙利。這一下就露出頭來了，螞蟻出洞了，烏龜王八都出來了。”(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還說過“釣魚”：“人們說，怕釣魚，或者說，誘敵深入，聚而殲之。現在大批的魚自己浮到水面上來了，并不要釣。”(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

　　樹欲靜而風不止。

　　中央整風指示非常明確：克服黨內官僚主義，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全國一體，齊心合力建設社會主義。可是，民主黨派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不甘被共產黨同化，自己跳了出來。“匈牙利事件有一個好處，就是把我們中國的這些螞蟻引出了洞。”(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沒有“引蛇出洞”，不等于毛澤東對“蛇”們沒有防范。

　　1955年，毛澤東發表《駁“輿論一律”》，公示“陽謀”，明確整風與反右的關系：“在內部，壓制自由，壓制人民對黨和政府的錯誤缺點的批評，壓制學術界的自由討論，是犯罪的行為。……在外部，放縱反革命亂說亂動是犯罪的行為，而專政是合法的行為。”

　　1956年，毛澤東鼓動“雙百”。他剖析官僚主義的危險和整風的必要，也撫慰心存疑懼的黨內同僚：整風不是一棒子把人打死，而是治病救人。他必須爭取全黨的支持，“必須使這些官員對在即將開始的整風運動中批評中國共產黨所產生的后果放心。”(羅•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毛澤東解釋，整風是對立統一。整頓共產黨官僚主義是主動進攻;警惕“知識精英”發動對社會主義制度的顛覆是被動防御。被動防御在一定條件下可以轉化為主動進攻。如果有人興風作浪，則堅決反擊：“你要搞資產階級大民主，我就提出整風，就是思想改造。把學生們統統發動起來批評你，每個學校設一個關卡，你要過關，通過才算了事。”(《在中共八屆二次全會上的講話》)

　　換句話說，你若干擾共產黨整風的大方向，后院點火，我就開展社會整風，堅決反擊。勿謂言之不預。

　　——毛澤東沒有“引蛇出洞”，不等于共產黨官僚機構沒有“引蛇出洞”。

　　王蒙就是被“引蛇出洞”，當了右派的。

　　“如果不是我自己見竿就爬，瘋狂檢討，東拉西扯，啥都認下來，根本絕對不可能把我打成右派。”(《王蒙自傳》)

　　誰伸出了“竿”?

　　那是借反右派之機，行打擊報復或邀官買寵的共產黨官僚。

　　王蒙為什么“見竿就爬”?

　　那是新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時代作為之呼求的畸形態：以對黨的忠誠和信任向黨交心與自我解剖。于是，意見和檢討成了“反黨”的鐵證。

　　黃秋耘在《風雨年華》里寫道：王蒙“得罪了東城區委的領導，罵他們是官僚主義者。雖然毛主席表過態，還是可以用別的罪名來給他定罪的。”(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毛澤東保護不了王蒙。

　　人民出版社負責人曾彥修被打成右派，是因為他的深刻檢討被指攻擊了黨：“我們進城八年來，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共產黨，具體到人民出版社黨支部，原來和廣大群眾矛盾如此之深!雖不說是‘民怨’沸騰，但已有些‘怨聲載道’了。”(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對共產黨的真摯與忠誠，保護不了曾彥修。

　　在《反右派斗爭始末》中，朱正記下一件事：毛澤東鼓勵民間辦報，與黨報唱“對臺戲”，批判官僚主義。湖南幾個青年人積極響應。然而，八字沒一撇，這幾個竟敢向領導挑戰的“搗蛋鬼”，便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舉著“尚方寶劍”，保護不了這幾個青年人。

　　同樣，周恩來明確吳祖光不是右派，可是仍被周揚劃為右派;周揚明確傅雷不是右派，可是柯慶施為了張揚自己的權威，斷然定傅雷為右派。

　　還有《文匯報》總編輯徐鑄成，雖得毛澤東呵護，依然躲不過右派的命運。(見胡平：《禪機：1957，苦難的祭壇》)

　　反右中，大量的黨員、團員、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就是這樣被“引蛇出洞”，被“長官意志”，“被右派”，成了那個“擴大化”的人群。

　　反右擴大化，演繹著中國共產黨封建底蘊不可阻遏的自我張揚——

　　“毛澤東尖銳指出：現在王國甚多，八百諸侯，誰也管不了誰。”(顧保孜、杜修賢：《紅鏡頭中的毛澤東》)一個個“土圍子”，一個個“領主”，借反右推波助瀾，向“雙百”方針反噬，向毛澤東變革官僚體制的“整風”進行反掃蕩。

　　資產階級右派們被打倒了。反右斗爭勝利了。

　　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官僚主義沒有被清除，反而強化了。

　　自恃老資格共產黨員的聶紺弩很是“大逆不道”：“這個黨你還想進去，我還想出來呢!當年，我要是知道共產黨是今天這個樣子，我絕不會參加的，它簡直比國民黨還糟糕。50年來，共產黨一直以改造世界為己任，其實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產黨自己。……時至今日，我還沒有看到共產黨內部出現能夠承擔改造自身的力量。”(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這是長鳴的警鐘。官僚特權成為共產黨的致命傷。

　　毛澤東頗有一些同感：“兩股風來吹，一是大多數好人，他們貼大字報，講共產黨有缺點，要改;另外是極少數右派，他們是攻擊我們的。兩方面進攻是一個方向。但是多數人的進攻是應當的，攻得對。”(《打退資產階級的進攻》)

　　劉少奇頗有一些同感：“我們有的同志已經變為老爺，把人民群眾當做仆人。”(《如何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鄧小平也頗有一些同感：“共產黨員一般缺乏民主的習慣……某些同志的‘以黨治國’的觀念，就是國民黨惡劣傳統反映到我們黨內的具體表現。”(《黨與抗日民主政權》)

　　反右擴大化，同樣演繹著中國知識分子封建底蘊不可阻遏的自我張揚——

　　中國共產黨不能免“農民革命黨”的根性。

　　劉少奇說：它“長期和主要在農村活動。我國工人階級過去長時期中只是部分地、秘密地和我們的黨發生聯系，工人階級中的大部分人真正公開地和黨發生聯系還不久，還是解放以后的事。”(《軍隊面臨的新任務》)

　　毛澤東說：中國共產黨的組織成分“大多數是農民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論軍隊生產自給，兼論整風和生產兩大運動的重要性》)

　　新民主主義政權建立，提升農民革命超越改朝換代的封建層面，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急迫任務。

　　如何提升?

　　被劃為“黨內右派”的云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鄭敦提出：“老干部沒有文化，應該采取贖買政策讓其退休。”

　　同樣被劃為“黨內右派”的外貿部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杰向黨中央遞交意見書，“主張把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培養起來的這些中下層黨員‘拿開’，用包下來的辦法，給他們終生生活保證金，再按情況要他們退休和下鄉，或擔任簡單的工作。”(以上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那么，誰擔重任?

　　——青年知識分子。

　　另一個被劃為“黨內右派”的中國青年報編委劉賓雁所見略同。他寫出《在橋梁工地上》，為著新中國青年知識分子時代作為的呼求，謳歌了一個具有無產階級民主精神的科技干部，最先張揚了毛澤東的矚望。

　　延安時的毛澤東，已經規定了“農民革命黨”的升華之路：根除專制，根除特權。他說：“這條新路，就是民主。”(見黃炎培：《延安歸來》轉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劉賓雁筆下的青年科技干部形象，不但具有大公無私的獻身精神和民主科學的工作作風，而且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尊敬和信賴工人，張揚工人階級的主導地位：“困難在那兒，一定得告訴工人，——只要提出來，就會有辦法解決。”(《在橋梁工地上》)

　　可以說，劉賓雁塑造出一個10年后文化大革命文藝“三突出”原則的雛形：那是以底層社會沖擊特權的階級正義，昭示工農兵方向的“無產階級民主”內涵;那更是對農民革命的超越，和對資產階級民主的拒絕。

　　然而，不管劉賓雁對升華“農民革命黨”有著怎樣的真誠，也不管劉賓雁筆下的典型人物有著怎樣的真實，他的以及鄭敦、嚴文杰們的寄托，終究是憑了原則的抽象，手造了一個理想的幻影。

　　青年知識分子整體，不過是穿西服或穿中山裝的農民。他們承擔不起升華“農民革命黨”的歷史任務。

　　王蒙曾借用一句“名言”：“你想找農民嗎?不一定非得去農村，你所在的大學、研究所、領導機關、外事俱樂部……哪里不是農民?哪個教授、哪個藝人、哪個長官、哪個老板不是農民?(見《王蒙自傳》)

　　中國是農民的國度。農民有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天然趨向，更有著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本能要求。農民是社會主義的同盟軍，更是資本主義的同路人。

　　穿西服或穿中山裝的農民——青年知識分子也如此。

　　王蒙也如此。

　　王蒙被“引蛇出洞”，便因為王蒙本身的“蛇”性;或者說，王蒙有著與右派們的思想共鳴。

　　王蒙后來認識了自己：少年得志，“心浮氣躁，心比天高……趾高氣揚，君臨人世，認定歷史的舵把就掌握在自己手里。”

　　王蒙承認：“我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注意中心。”

　　王蒙渴望出人頭地：“我還要實話實說，‘紅學’領域的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的一舉成名令我心潮澎湃。”(以上見《王蒙自傳》)

　　王蒙與章伯鈞、羅隆基，其實心相通。他的追名逐利，不過嫁接在為共產主義奮斗的信念中。

　　毛澤東指出王蒙的小資產階級性：“王蒙的小說有資產階級思想，……有片面性。”(見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不只王蒙。毛澤東說：“在1000多萬黨員里頭，大中小知識分子大概占100萬。這100萬知識分子……歸到小資產階級范疇比較合適。”(《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

　　中國社會是小資產階級社會。

　　劉少奇擔心：在批評共產黨官僚主義的同時，將是小資產階級無組織無紀律自由散漫的泛濫，而且必被資產階級利用。

　　歷史證實了劉少奇。

　　鳴放期間，小資產階級升華“農民革命黨”的沖動，以理想的堂皇和民主的抽象，從“左”的方面迎合了右派改造共產黨的政治進攻。青年知識分子大量地做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軍：王蒙、劉賓雁、劉紹棠、林希翎、譚天榮……

　　還有共產黨高級干部鄭敦、嚴文杰……

　　以及老資格的共產黨員馮雪峰、秦兆陽……

　　1957年，茅盾以過來人之深邃，透視青年劉紹棠：“劉紹棠一方面無知得很，一方面狂妄的很……一個青年犯了這種毛病，一定要毀滅自己。”(《我們要把劉紹棠當做一面鏡子》，轉引自葉永烈：《反右派始末》)

　　劉紹棠復出后反省：21歲時，已出了7本書，“狂傲得‘不知天高地厚’，嬌驕二氣十足，輕薄與浮躁兼有。”(《劉紹棠文集•小傳》)

　　不只是“輕薄與浮躁”。更主要的，小資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在世界觀上是相通的;被“擴大化”的右派與沒有“擴大化”的右派之間，并無鴻溝。

　　反右，反了55萬個知識分子。

　　然而，它實在不是針對知識分子個人，而是針對知識分子本能向往的資本主義道路。

　　章伯鈞、羅隆基呼喚資本主義民主。

　　王蒙、劉賓雁、馮雪峰、林希翎呼喚社會主義民主。

　　殊途同歸。民主，成為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化進步的強烈呼聲。

　　林希翎坦言：“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的……我管這個社會叫做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斗爭!”(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馮雪峰論定：“作家其實都知道應該怎么寫，不用人去教。沒有社會主義民主，他怎么也不可能寫得好。有了社會主義民主，都會寫出好東西來。”(見李輝：《胡風集團冤案始末》)

　　鐘點棐批評：“有許多經驗的電影藝術家不能充分發揮出創作上的潛力，而只能唯唯聽命于行政負責人員的指揮，尚未進入創作，已經畏首畏尾。”(《電影的鑼鼓》)

　　秦兆陽強調：“必須少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對文學創作進行干涉……不能眼光短淺地只顧眼前的政治宣傳的任務。”(《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

　　這一切，高屋建瓴，說得何等正確!

　　然而，“高處不勝寒”!理論的五彩紗掩蓋不了書生內體的虛弱與蒼白。

　　不應回避，20世紀的中國，任何民主的抽象都是不能實現的幻影。知識分子們可以在心的世界縱情構建他們的民主體制，可以嚴厲批判共產黨的官僚主義;而歸到現實，不管哪個黨派上臺，都不可能用他們的民主藍圖根本變革中國的官僚體制。

　　周恩來早就指出：“中國人民受過長期的壓迫，在他們理解誠實投票的重要性和意義之前，還需要幾代人的政治訓練。我們還沒有為一個徹底的民主制度做好準備。”(見迪•威爾遜：《周恩來》)

　　要之，民主的呼聲不管怎樣強烈，也大體是知識分子的呼聲。中國最厚重的群體——農民，并未發出這個呼聲。

　　于是，知識分子的進步訴求不能不淹沒在小農意志的汪洋大海中。

　　也于是，被最廣大農民這個厚重力量支撐的中國共產黨新生政權，便不能不具有專制的屬性。而無論是對毛澤東專制的抗拒，還是對依附于毛澤東專制的官僚體制的抗拒，都是對整個中華民族數億農民的抗拒。

　　豈不螳臂擋車?

　　對于有著太多封建專制形態的共產主義革命，林希翎不能理解，馮雪峰不能理解，秦兆陽不能理解，太多太多的人不能理解。

　　何足為奇?“書生對于宇宙間的一切現象，都不會有親切的了解。往往會把自己變成一大堆抽象名詞的化身。……對于實際生活，總像霧里看花似的，隔著一層膜。”(瞿秋白：《多余的話》)

　　毋庸置疑，專制，是對社會主義導向的反動;

　　然而，專制，難道不同時是對社會主義導向的支撐!

　　沒有人民專制，不能鏟除特權剝削專制;沒有新專制對舊專制的顛覆，不會有人民民主的張揚。如果沉迷于民主的抽象，模糊專制的階級屬性，對新生的人民政權橫加指責，豈不正是青年魯迅的輪回?

　　為著時代作為的呼求，青年魯迅曾以“左”的激進作了封建勢力的同盟軍;同樣為著時代作為的呼求，鳴放中的青年知識分子以“左”的激進作了資產階級的同盟軍。

　　不能否定青年知識分子的革命激情和進步訴求。鳴放，是資本主義進步理念對中國共產黨封建根性進行的無情剝蝕與猛烈批判。

　　然而，反右，則是毛澤東堅持工人政黨指向，以更進步的社會主義理念拒絕資本主義道路;但同時也維護了中國共產黨作為農民革命黨的全部劣根性。

　　一得一失!其間之隙，可以游刃乎?

　　毛澤東沒有想到，執政“七八年間，一方已經積累了多少失誤，而另一方已經積累了多少怨氣。……他突然看見了他的臣民和他的黨員之間矛盾的廣度和深度。他終于認識到：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試驗都是有害的。”(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他認識到：中國共產黨的農民小資產階級構成，難以避免被資產階級征服的命運;他認識到：中國散沙一樣的農民社會，沒有專制的強力難以成團;他甚至認識到：中國共產黨日漸成型的官僚體制，沒有代言人民的革命專制難以撼動。

　　襁褓中的嬰兒，沒有強力的保護，是要早夭的。

　　在幾千年傳統私有制、私有觀念的包圍中，在黨內外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到達馬克思指引的無產階級民主社會，不能不走過一段艱難的專制之路。

　　毛澤東專制!

　　然而，在毛澤東內心深處，又是多么渴望挺起一代共產主義新青年，“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向專制挑戰，與舊世界決裂!

　　在王蒙身上，毛澤東看到了自己;正像王蒙在毛澤東身上看到自己一樣。王蒙有著“類似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感覺。遼闊，自由，鮮明，剛強，自信，奮斗……像天降大任的期待，像革命的領導人的榜樣。”(《王蒙自傳》)

　　王蒙高呼《青春萬歲》，他真誠地謳歌新中國，謳歌新中國知識青年為著共產主義理想的奮斗激情：“我自然要努力變成巨人。……我設想經過我們這些青年工作干部的努力，中華大地到處是健康優美火熱聰明高尚……聽指揮能戰斗的青年男女。”(《王蒙自傳》)

　　毛澤東甚至在右派學生林希翎、譚天榮身上，也看到了自己。

　　林希翎抨擊：“解放后真正為共產主義入黨的有多少?”她鼓吹：應該有70%以上的群眾同意才可以入黨。(見姚杉爾：《中國百名大右派》)

　　譚天榮聲明：“對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無論死去還是活著，我都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我不懷疑毛主席永遠支持我們，不懷疑共產黨。”(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世界是青年人的。尤其是為著崇高理想而奮不顧身的青年人。

　　毛澤東保護王蒙，反對抓捕林希翎，是對充滿理想的激進青年的理解和認同。

　　然而，王蒙被打成右派，毛澤東沒有再施援手。他把老一代革命人的博大胸懷和殷切期待賦予新一代青年知識分子：“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能產生象《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見吳江雄：《毛澤東談古論今》)

　　那也是毛澤東的生命史。正是在工農革命中歷經磨難，出生入死，毛澤東才實現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脫胎換骨。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

　　劉紹棠援引孟子：“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然后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自我評說：“我那漫長的22年坎坷歲月，正是經歷了這個完整過程，因而才有我在新時期那噴泉一般的創作。”(《劉紹棠文集•小傳》)

　　一批右派復出后嶄露頭角，成就斐然。王蒙、劉紹棠、鄧友梅、劉賓雁……那是在苦難生活中千錘百煉的厚積薄發。

　　然而，“大任”真的“于斯”嗎?

　　至少，不是毛澤東期待的“大任”。

　　劉賓雁曾燃放何等強烈的革命信念之火!在《本報內部消息》中，他寫道：“不是說一個黨員不能有缺點，但是這些人身上短少的那個東西是共產黨人無論如何不能短少的。”

　　——為共產主義的激情。

　　然而，劉賓雁的共產主義激情終于異變為資本主義激情。

　　魯迅的確深刻：“‘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對于革命抱著浪漫諦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二心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

　　曾經給予劉賓雁無限沖動的，是社會主義民主的抽象，“那般有趣，那般完美”;當人民革命在現實進行中不能不揮動專制之錘時，他深深地痛苦于“污穢和血”，陷于失望。

　　復出的劉賓雁以《人妖之間》、《第二種忠誠》延續了他對專制的鞭撻，也延續了他知識分子的空想，終于為“民主”的抽象，一頭扎進資本主義懷抱。

　　只是，在資本陣營，他得到的“民主”，難道不是另一種形態的“專制”?

　　那是資本專制!

　　劉賓雁斬斷毛澤東的期待，決然西去。王蒙又如何呢?

　　王蒙去新疆，在與工農結合中得了樂趣，“我與大自然，我與農村農民一拍即合。”(《王蒙自傳》)

　　在“一拍即合”中，復出的王蒙竟有如此收獲——

　　“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夾起尾巴做人，向工農兵學習，老老實實地接受工人階級的領導與改造，做螺絲釘……這些要求可能都是有道理或者曾經有道理的;但僅僅這樣還是不那么夠的，他們至少還應該奮發有為，勇敢進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頂天立地。如果沒有后一方面的價值觀念而只片面地講前一部分要求，很可能培養出來的不是雷鋒，不是華羅庚、錢學森，更不是魯迅，而是一撥鼠頭鼠腦，探頭探腦、賊頭賊腦、一等詭詐、二等智商、三等學問、等外人格的……之流。”(《精神侏儒的幾個小鏡頭》)

　　原來工農兵不僅談不上“奮發有為，勇敢進取，是非分明，堂堂正正，頂天立地”，而且竟是“鼠頭鼠腦，探頭探腦、賊頭賊腦、一等詭詐、二等智商、三等學問、等外人格的……之流。”

　　自幼刻在小小心靈的痕跡：“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王蒙終生抹不掉!

　　不僅如此。

　　當年李希凡批王蒙，遭毛澤東訓斥：“李希凡現在在高級機關，當了政協委員，吃黨飯，聽黨的命令，當了婆婆。”(見崔建飛：《毛澤東五談王蒙〈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當了官便壓制小人物，李希凡如此，王蒙同樣如此：平反復出，官運亨通，“當了婆婆”，便傾瀉污水，潑向落難的“紅衛兵”。

　　王蒙怒斥紅衛兵：砸爛意識、潑污水意識、救世主意識、吹牛意識……“徹底批判，罵倒一切，上綱上線，根本扭轉，呼風喚雨，大帽子嚇人，隨時準備放出手榴彈、炸彈、原子彈，殺個片甲不留，……奮起一下千鈞棒，三砸兩罵，玉宇澄清……”他劍刺毛澤東“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刀劈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嘲笑毛澤東“非搞成一張白紙以畫‘最新最美的圖畫’”((《話說“紅衛兵遺風”》)

　　王蒙會淡忘嗎?當年毛澤東臂佩紅袖章，揮手天安門，已經向世界宣告：毛澤東是紅衛兵。

　　王蒙“一鍋燴”，連同曾經保護他的人。

　　其實，王蒙也是紅衛兵。

　　王蒙不過是60年代紅衛兵在50年代的特定形態。被他破口大罵的“紅衛兵意識”，不過以別樣形態存在于青年王蒙身上。

　　50年代的王蒙有著被毛澤東保護與鼓勵的革命激情;60年代的紅衛兵更有著被毛澤東保護與鼓勵的革命激情。

　　50年代的王蒙以共產黨推翻舊世界的蓬勃活力，表現著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浮躁和自以為是。60年代的紅衛兵以毛澤東徹底變革私有制乃至變革共產黨的顛覆性號召，表現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熱、浮躁和自以為是。

　　為改造農民政權而強烈沖動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歸根結底要被無產階級或資產階級改造。

　　曾經，王蒙承載著毛澤東的殷切期望和中國共產主義的光輝前景。他實在承載不起。他愧對毛澤東：對毛澤東一連串顛覆舊文化的革命，“我跟不上，從心眼里不喜歡這樣的運動。”(《王蒙自傳》)

　　曾經，青年王蒙是對青年魯迅的輪回;而老年王蒙則以對革命的消解，成為對老年魯迅的悖逆。

　　魯迅終生不失農村“野孩子”的根性，一任血管里沸騰著底層民眾的苦難和抗爭;王蒙終生自得于封建“士大夫”的根性，盡管在農村摸爬20年，卻終究附庸“上等人”的風雅、清高和道貌岸然。

　　復出的王蒙以《蝴蝶》、《布禮》回味對共產主義的忠誠，延續對官僚主義的批判，然而，他更“與時俱進”地鼓吹妥協，鼓吹“人的文學”，鼓吹“普世價值”的抽象，與劉賓雁殊途同歸，“費厄潑賴”地擁抱資本主義。

　　俱往矣!

　　歷史變革如斯，并不改“天降大任于斯”——青年知識分子!

　　這是為共產主義繼續革命的“大任”。50年代的王蒙、劉賓雁們承擔不起。60年代的紅衛兵們也承擔不起嗎?

　　70年代，80年代……21世紀的青年知識分子呢?

　　毛澤東曾指望反右運動：“一次最徹底的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大革命”，“替無產階級文學藝術開辟了一條廣泛發展的道路。”(見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

　　毛澤東開辟的分明是“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千古第一路。

　　王蒙沒有走上這條路，劉賓雁沒有走上這條路，千千萬萬的知識分子沒有走上這條路。

　　據說，夏衍晚年著《〈武訓傳〉事件始末》，文筆沉郁：“中國知識分子這樣真心地擁護和支持中國共產黨，而40多年來，……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風，以及‘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當其沖的恰恰是知識分子。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順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說是民族的悲劇吧。”(轉引自李潔非：《典型文壇•誤讀與被誤讀》)

　　一句“民族的悲劇”，濃縮了夏衍幾乎一生的牢騷，也濃縮了夏衍幾乎一生的行程：游離于工農兵文化顛覆舊文化的大潮之外的夏衍，窮畢生思索竟不能明白：他的革命到底是什么?

　　歷史，不能不清算極左的巨大危害，但一并抹煞產生極左的那個顛覆舊世界的革命之根，對于進步知識分子，才是真正的悲劇吧!

　　其實，真誠的知識分子與真誠的毛澤東是對立的同一體。

　　知識分子們的民主抽象盡管不能助力任何集團、黨派建立民主體制，但其對“紅色專制”的解構，強有力地清算著內在于“紅色專制”的封建底蘊，事實上推進著新專制——人民民主的建構。

　　毛澤東的專制無奈盡管不能免除官僚體制的金字塔，但其對“人民民主”的代言，強有力地顛覆特權剝削，鼓動底層民眾對自身主權的覺醒，事實上推進新民主——人民專制的建構。

　　人民專制是對極少數特權剝削的專制。沒有這個專制，就沒有工農兵的民主，也沒有知識分子的民主。毛澤東為知識分子們指明現實政治的進步之路。

　　1957年2月，毛澤東作《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明確社會主義時期矛盾的學說，尤其明確主要矛盾——人民大眾與官僚主義的矛盾。

　　大規模的階級斗爭結束了，毛澤東敏銳地抓住了新政權的實質：共產黨和人民的關系。共產黨不是改朝換代的黨，不是家天下的黨，不是專制黨、憲政黨，而只能是人民的公仆。

　　毛澤東確信只要共產黨堅守“人民公仆”的底線，知識分子就不會敵對，而必然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重要力量。他鼓勵鳴放，鼓勵批判共產黨官僚體制，主張改組大學黨委制，主張創辦和共產黨唱對臺戲的民間報紙。這一切，都與知識分子心相通，而與大量的共產黨官員悖逆。

　　然而，這個講話直到1957年6月才公開發表，其間精心修改14次。一些重要的觀點消失了，一些重要的觀點出現了。

　　這一“消失”與“出現”，標志著毛澤東思想路線的重大轉折。

　　“階級斗爭基本結束”的提法改變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沒有真正解決”被正式提出。“發表稿中盡管沒有提到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話，但發表的目的含有為反擊右派的進攻提供思想武器，則是無疑的。”(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在2月的講話中，毛澤東重點反官僚主義;在6月發表時，則刪去反官僚主義的尖銳詞句，預設了戰略轉折——反右。

　　重要的是，“講話原稿一直到5月24日以前的改稿，都是講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思想方面即意識形態方面還存在矛盾和斗爭，而從5月24日以后的改稿，階級斗爭的范圍就逐漸擴展了，分量也逐漸加重了。”(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階級斗爭重新成為思想革命的表現形態。

　　然而，毛澤東沒有改變他的核心理念：階級斗爭的指向，依然是思想革命。

　　思想革命，這個人類文明史恒久的命題，成為毛澤東不解的心結。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對毛澤東“雙百”和整風運動評價極高：“這種開始于延安而周期性地用于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的運動，其目的是想發展成人類行為史上最雄心勃勃的一次實驗。”——與所有觀念徹底決裂。

　　這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本意。

　　這是20世紀50年代，毛澤東對轉折時期的世界共產主義運動所做的初步求索和實踐。

　　右派領袖章伯鈞俯視政局：一年前的中共“八大”，“毛澤東思想”降下全旗，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悄然消失。“蘇共20大以后，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國共產黨所遵循的唯一理論和行動的教科書——蘇共黨史也要修改，現在沒有一個理論和實踐的標準了。”(見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

　　右派學生的風云人物進行著另類的思索。

　　北大民主墻不認同中共八大關于階級消滅的論斷，激情高呼“反對特權階級存在”!“反對新的變相的階級壓迫”!直接指向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周大覺、譚天榮提出“領導者階級”這一概念，模糊地捕捉到毛澤東后來關于“黨內資產階級”的思想輪廓。

　　龍英華甚至朦朧地觸碰到創立毛澤東主義的時代之弦：“現階段的馬克思主義就是兩個體系共處時期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時期的馬克思主義不同。五四運動是解決階級斗爭的任務，五•一九運動是階級斗爭消滅后產生的新思想運動。”(見朱正：《反右派斗爭始末》)

　　“毛澤東思想”升華為“毛澤東主義”，是1957年提出的課題。

　　(本文節選自《文革在中國歷史的定位》，博客思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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