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談高崗：本想讓他還當個省委副書記

　　高崗(1905-1954)陜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人，貧苦農民家庭出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紅軍時期任紅二十六軍政治委員，中共陜甘寧邊區委書記。是陜甘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人之一。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陜甘寧晉綏聯防軍代理政委。解放戰爭時期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東北根據地的代表人物。

　　全國解放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計劃委員會主席并兼東北行政委員會主席。

　　1953年被控陰謀篡奪黨和國家權力，于1954年2月在七屆四中全會上受到揭露和批判，周恩來在七次中央座談會后給高崗定下“陰謀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結論。1954年8月17日，高崗在寫完《我的反省》后，服過量安眠藥自殺身亡，終年49歲。

　　曾經有“五馬進京，一馬當先”之說。這個一馬就是高崗。

　　與高崗前后調入北京的原五大區書記鄧小平(政務院副總理)、饒漱石(中央組織部部長)、鄧子恢(農工部長)、習仲勛(中央宣傳部部長)進京后，高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被任命為與政務院不相上下的中央計劃委員會主席，管了八個工業部，相當于國家經濟內閣。

　　高崗的十大罪狀。

　　根據周恩來主持的七次“高崗問題座談會”，一邊把高崗與蘇聯的貝利亞事件并列，一邊總結有十大罪狀。

　　一、在黨內散布所謂“槍桿子上出黨”、“黨是軍隊創造的”，作為分裂黨和奪取領導權力的工具。

　　二、進行宗派活動，反對中央領導同志。主要指反對劉少奇。

　　三、造謠挑撥，制造黨內不和。主要指劉少奇的親信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私擬中央高層任職名單。

　　四、實行派別性的干部政策，破壞黨內團結。指拉攏林彪、陳云等東北系干部。

　　五、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看作個人資本和獨立王國。指其在東北搞獨立王國。

　　六、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指其散布許多流言蜚語，攻擊別人，吹噓自己。

　　七、剽竊別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高崗在討論馬林科夫報告時完全用別人的發言文稿。

　　八、在中蘇關系上，撥弄是非，不利中蘇團結。指其與蘇聯關系親密。

　　九、進行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指其想取代劉少奇當黨的副主席。

　　十、私生活腐化的，完全違背共產主義者的道德標準。

　　周恩來的報告最后說：“高崗是拒絕反省的。他仇恨黨，仇恨同志們幫助他揭發錯誤，拒絕向黨揭發他自己最丑惡最本質的東西……雖然自殺由于同志們的阻止未遂，但這種在實際上是叛變黨的行為已昭然若揭，無可抵賴。”

　　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并向毛澤東匯報。

　　1954年8月17日，高崗在幾次提出面見毛澤東和給毛澤東寫信被劉少奇攔下的情況下，寫下檢查《我的反省》，服大量安眠藥自殺身亡，葬于北京萬安公墓。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通過決議，開除其黨籍，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

　　高崗不至于自殺。

　　高崗不致死，也不應當選擇死。他有許多得天獨厚的條件，只要活著總有翻盤的一天。

　　一.高崗是西北根據地的代表和旗幟，這個身份夠他吃一輩子的老本，再大的錯誤也能過關。西北紅軍對中央紅軍有功是事實，可以說沒有西北紅軍的接納，中央紅軍連個落腳點都沒有，更談不上后來壯大西北紅軍和發展陜甘邊蘇區。在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主要創立者劉志丹和謝子長去世后，只有高崗才能代表和舉起這面大旗。即使周恩來總結的問題都是事實，高崗也用不著以結束生命的方式對抗。就像紅四方面軍的徐向前和李先念一樣，西北紅軍需要這面旗幟。從毛澤東的性格，以后一定還會啟用。

　　二.高崗在歷史上的功績勿庸置疑。不論是解放戰爭在東北的經營和抗美援朝時的后勤保障，高崗的能力和水平都很高。他主政的國家計委委員包括了陳云、董必武、彭德懷、鄧小平、林彪、饒漱石、彭真、薄一波、鄧子恢、李富春、習仲勛、李先念等重量級人物。而且就當時而言，支持他的包括六大區中的四個(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只有西南的鄧小平和華北的薄一波與他唱反調)，完全可以慢慢坐大，不用如此著急的搶班奪權。如果高崗正常發展的話，即使不當國家主席，至少也會擔任黨的副主席兼中央書記處總書記，根本沒有后來鄧小平的事。

　　三.對劉少奇的嫉妒可以采取其它手段搞，不需要如此明顯的動作。事實上中央一直存在著紅區黨與白區黨的宗派之爭，劉少奇派白區黨在解放后進入國家行政管理部門是為了經濟建設和行政管理，這是任何一個打下天下皇帝多用文官的正常情況。高崗不服劉少奇被重用雖然符合情理，卻干擾了毛澤東建國后轉入經濟建設的方針。采取更妥善的策略慢慢與劉少奇爭權，一定會得到大部分打天下功臣良將們的支持。根本不用采取明顯的要權和打壓方式。

　　四.高崗看錯了人是最大的失誤。他原以為鄧小平是紅區黨的，陳云曾經是自己在南滿的副手，不懂得形勢及環境變化下人的變化。被這兩個人告了狀，也落下了把柄。

　　五。錯誤或者說低估了毛澤東。毛澤東作為政治家和國家領袖，任何情況下都站在國家的大局，政治的高度看問題。像高崗這種以私利為目的的鬧騰，不僅影響大局，而且不利于團結。他不會為了一個高崗而使政權不穩定，他之所以拉偏架并不是看中劉少奇，而是對高崗這種冒失作風的否定。他一面嚴肅處理了安子文私擬名單的事，一面要高崗停職檢查。這種息事寧人的作法既向高官們敲了警鐘，又留有余地。有證據表明，高崗問題出現后，毛澤東已經考慮讓他中保留中央委員，到陜西任省委副書記兼延安地委書記。如果毛澤東不信任高崗，斷不可放任高崗到發跡的地方任職。

　　六。高崗選擇自殺是最“孬種”的行為。了解高崗的人都說他既有粗中有細的性格與平易近人的工作作風，又具有西北人的耿直和東北人的豪爽。敢說敢干、雷厲風行。說話粗俗、辦事魯莽。說明高崗是位直爽的漢子，心胸不至于太狹謚。他的自殺確實是自絕于黨，也自絕于自己和家庭。

　　七.高崗問題的處理全是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組織的。包括1954年1月19日給毛澤東寫信被劉少奇扣下沒有上報毛澤東、1月25日和2月5日劉少奇同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對高崗進行批評幫助、1954年2月6日至10日，在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杭州未參加)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屆第四次中央全會的報告》第三部分提出“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斗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中央書記處決定高崗問題座談會由周恩來主持召開，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召開(座談會共開了七次，43人發言。其中5月16高崗開槍自殺后又批了三天。在座談會的最后一天，周恩來做了總結發言，列舉了高崗分裂黨及奪取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的“十大罪行”，為高崗的錯誤定了性。3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了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總結發言。3月3日，中共中央將周恩來的《發言提綱》向地委書記和解放軍軍黨委以上作口頭傳達。)等等，這些事件的處理都是毛澤東不在北京時發生的。而這些時任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陳云、彭真都是高崗的對立面人物。

　　高崗與高層領導人的關系。

　　高崗與彭真的矛盾。194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對東北局領導班子進行調整：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以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羅、高、陳5人組成東北局常委(高崗兼秘書長)。當時林彪在前線指揮打仗，羅榮桓去蘇聯治病，陳云在南滿，彭真不到一年后到中央參加會議再沒有回來，五大書記只有高崗留在東北主政。1948年11月，林彪和羅榮桓率領東北野戰軍入關后，高崗擔任了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成為東北局的主要負責人。他與彭真的矛盾主要在工作方針上，后來中央支持了高崗。

　　高崗與周恩來的矛盾。后來許多人認為是因為高崗的“經濟內閣”分了周恩來行政院的權。關于周恩來在高崗問題座談會的發言提綱有許多不同的說法，有的說毛澤東審閱并親筆修改，有的說是經過陳伯達和胡喬木潤了一下筆。但當時毛澤東在杭州卻是事實，而且一直沒有回來。對高崗的處理基本都是劉少奇和周恩來掌握。對于周恩來在這件事情上扮演什么角色眾說紛紜。有一種觀點認為當時的國家計委奪了政務院的權，高崗迫不及待的想壓倒周恩來，讓周感到了威脅。這個說法應該不成立，因為高崗調京沒有多久，還沒有興成氣候。而且政務院被削權是1953年4月28日共中央《關于加強對中央人民政府財政經濟部門工作領導的決定》中劃分的，沒過多久高崗就倒下了。他主要是對劉少奇不滿，從來沒有流露出對周恩來的不敬。

　　高崗與劉少奇的矛盾。從目前公開的資料看有幾個方面。一是1947年中央土地工作會議，高崗派出的代表趙德尊向劉少奇匯報，劉少奇不分青紅皂白，批評說“要注意團結，不要落井下石”，此事讓高崗不滿。二是1949年以劉少奇為團長，高崗、王稼祥為成員的訪蘇代表團，因為劉少奇是秘密訪蘇，所以冠以“東北東北商務代表團”，蘇聯提供了三億美元貸款并與中國在簽訂了二十多個貿易協定，媒體報道時主要圍繞高崗。后來卻成了“高崗挾洋自重，討好蘇聯。斯大林特別欣賞高崗，把他特殊化;說高崗向斯大林建議宣布東北為蘇聯的第十七個加盟共和國，把國土拱手讓給外人;還有人說高崗在蘇聯公開頂撞劉少奇，劉少奇向毛主席作了匯報，毛主席才將高崗提前召回國……”等等。事實上高崗是在簽訂協議后任務已完成，政治談判由劉少奇繼續進行。國內媒體也以《東北人民政府商業代表團赴蘇談判達成通商協定》來報道，并沒有提及劉少奇。以高崗的名義發布消息完全是因為中蘇兩國外交政策的需要，也是中蘇兩黨協商一致的結果。三是高崗對劉少奇與安子文勾結私擬“內閣”名單不滿，認為“有薄(一波)無林(彪)”，對劉少奇這位沒有戰功的白區領導人升任黨的二把手不服氣。

　　高崗與鄧小平、陳云的矛盾更明顯,正是這兩個人向毛澤東告狀才使高崗的問題敗露。而且高崗下臺后，陳云成了經濟掌舵人，鄧小平成了黨務負責人，是高崗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高崗與林彪。東北局當時的局面是林彪在前線指揮作戰，高崗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局面。這種形式就像彭德懷在朝鮮打仗，高崗在后方保障一樣，兩個人的關系肯定很好。劉亞樓1965年因患肝癌病逝，從他的遺物中發現了林彪1954年2月初寫給劉亞樓的一封信“劉亞樓同志，我對高崗的意見，請你轉達。我不同意他的意見，并請他考慮。毛主席對我非常重視，非常信任，他的意見不妥。我不會考慮。”這封信說明林彪和高崗當初并沒有勾結在一起反劉少奇。而后來把林彪說成是高崗后臺完全是牽強附會，就像劉少奇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誣陷彭德懷一樣。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公開說“廬山會議之所以要展開反對彭德懷同志的反黨集團的斗爭，是由于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他參加了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更主要的不是高崗利用彭德懷，而是彭德懷利用高崗，他們兩個人都有國際背景，他們的反黨活動，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懷對此非常氣憤，立即打電話給楊尚昆說：“請轉報主席和劉少奇，鄭重聲明沒有此事。”見《楊尚昆回憶錄》

　　高崗搞五湖四海。雖然高崗倒臺后，曾經與高崗共事的一部分人受到牽聯，但高崗并沒有搞獨立王國。東北局后來的領導班子是以高崗、李富春、張聞天、林楓、張秀山、李卓然等組成中共中央東北局，高崗任書記。高崗十分尊重老革命家張聞天，認為他有學問有能力，在提議張聞天擔任東北局組織部長時，被劉少奇否決。他和張秀山是多年的戰友，經常因為工作吵架。凱豐(何克全)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時任沈陽市委書記，高崗非常尊重他。林楓曾任劉少奇秘書，時任東北政府副主席，在彭真的問題上與劉少奇站在一起。在高崗上調中央時，高崗仍然薦舉林楓主持東北局工作。此事在張秀山(東北局秘書長兼組織部長)和張明遠(四野軍械部長)的回憶錄中都有表述。

　　高崗巴結毛澤東。此說法緣與一壇虎骨酒。據說高崗打了一只老虎，用虎骨泡酒專程送給毛澤東滋補。毛澤東叫人將酒埋在了地下，幾十年后在清理毛澤東遺物中被發現。酒被分成十幾瓶，分送給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胡耀邦把其中的一瓶后來送給了棋圣聶衛平。(聶衛平《圍棋人生》，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

　　在中國，只要毛澤東還活著，其它人都可以不作考慮，只有毛澤東的態度不能忽略。關于高崗，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那篇著名講話中“我到陜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于陜北的情況的了解，對于和陜北人民的聯系，和高崗同志比較起來就差得多。”

　　高崗自殺時，毛澤東在杭州休假，得報后即打來電話：“讓高崗先休息三個月，好好反省，盡量挽救。”(李力群回憶文章)

　　高崗偷服安眠藥身亡。當天上午，在秦皇島的毛澤東得報，當即打電話給在高崗家的周恩來，反復詢問，知其已無法挽回時，隨即指示“善殮厚葬，用上等棺木”，“對高崗子女，由組織上撫養”。周恩來當場向眾人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李力群回憶文章)

　　據衛士葉子龍回憶，高崗自殺后的一個多月里，毛澤東心情沉重。毛澤東對葉子龍說：“黨內斗爭死了人，總是不好的。本想讓他還當個省委副書記，去陜北，保留黨籍，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工作，他也會愿意的，可是，遲了一步，沒來得及講。如此結局，我覺得遺憾，這事怪我啊!” (《回憶高饒事件》，楊尚昆，《黨的文獻》2001年1、2期。)

　　高崗夫人李力群在政治上獲得解放后，曾找葉子龍了解當年毛澤東的態度，葉對她說：“主席接到高崗死訊后，一直不相信，反復打電話給總理和羅瑞卿，讓派人搶救，心情非常不好。后來總理來北戴河向主席匯報情況時，主席生氣地對總理說：多大的事情啊，讓你們搞得這么復雜!我讓你們告訴高崗，要保留他的中央委員，讓他回陜北工作，當地委書記也可以，他會愿意去的，你們為什么不去對他說!”(李力群回憶文章)。從這一點看，毛澤東對劉少奇和周恩來在家主持對高崗問題的處理是有意見的。

　　事隔五年，1959年8月16日，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上講話提到高崗時說：“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與習仲勛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陜北，我們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廬山會議實錄》，第310頁，李銳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964年6月16日在十三陵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講了使與會者震驚的話：“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些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高崗在北京》，第256頁，趙家梁張曉霽著，香港大風出版社，2009年11月第三版。)

　　從毛澤東在高崗問題上的講話可以看出，毛澤東當時對高崗的定性仍然是資產階級思想層面的，沒有定位于反黨或叛黨。是想給他一些教訓，收斂脾氣。從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角度考慮。

　　由陳曉農編纂的《陳伯達最后口述回憶》談了陳伯達晚年對高崗、饒漱石事件的看法，陳伯達稱：“高饒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黨中央內部的斗爭，這件事處理得并不好。因為高崗只是反對劉少奇同志個人，并不反對毛主席。這件事應該作為黨內矛盾來處理，不應該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不應當把反對某一個領導同志當成反黨。實際上這件事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從此以后動不動就把黨內問題當作敵我問題來處理。”陳伯達的話道出了高崗問題只是針對劉少奇，沒有其它問題。

　　高崗的自殺是“孬種”行為。

　　搞政治就得臉皮厚一點，要能忍辱負重。要像有些官僚那樣，深刻檢討，死不悔改。在官場就要會玩弄權術，陽奉陰違總會吧。

　　高崗之所以自殺，并非是因為他錯誤的嚴重性。有對頭們緊逼的因素，主要還是性格。在委屈的情況下，不能面對這種從高處跌落的現實。事實上高崗雖然提出了“輪流做莊”的意見，卻沒有任何拉幫結派結黨營私的行為。他在多次反復檢討下，不能親見毛澤東申訴，連給毛澤東的信都寄不到，作為國家副主席的委屈遠比后來的劉少奇更冤枉。

　　倒下一個高崗和饒漱石，坐大了劉少奇和鄧小平。毛澤東后來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如果高崗不自殺，憑他與彭德懷、林彪這些人的關系和毛澤東從不一棍子打死人的作風，東山再起的機會很大。

　　如果高崗不自殺，鐃漱石的問題在性質上也不會變成反黨集團，許多有牽聯的干部就不會像后來那樣倒霉。

　　如果高崗不自殺，中國的政壇體系將會是另一種形態。

　　歷史從來不相信如果，只有發生的才真實。

　　不能面對人生的低潮，以結束生命的方式來反抗不是英雄，只能算是“孬種”行為。

　　高崗何時能平反。

　　因高崗問題受牽聯的“五虎上將”文革后都重新出山：張秀山（高崗的陜北老鄉，東北局第二書記，下放為農場副場長）擔任了國家農委副主任，張明遠（東北軍區后勤政委、東北局副書記，下放到科學院辦公廳副主任）擔任國家機械委副主任，趙德尊（東北局秘書長，下放到制藥廠）擔任黑龍江省委書記，馬洪（東北局副秘書長、國家計委秘書長，下放到建筑公司副經理）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郭峰（東北局組織部長，中組部副部長。下放到五金廠副廠長）擔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唯獨對高崗沒有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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