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有些年份無論在法國史還是世界史上都不那么容易被遺忘。1789是其中之一：在這一年爆發的法國大革命為隨后兩百多年中關于人類歷史的爭論提供了幾乎所有養料;1968也是：這一年，社會運動遍布全球，而法國再次成為反抗運動的核心。
這一年，美國黑人的非暴力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被害，黑人群體出離憤怒進而暴亂;這一年，蘇聯的坦克開進布拉格，推翻了為向人民呼聲做出讓步的政權;這一年，德國學運領袖遭到槍擊，三十多個城市數百萬學生上街與警方激烈對峙;這一年，墨西哥當局為了奧運會順利開幕，在特拉特洛爾科殘酷殺害了數百名示威者;這一年，愛爾蘭的民權運動在德里和貝爾法斯特遭到鎮壓，為運動走向武裝化埋下火種;這一年，意大利的學運和工運在這一年緊密融合，大罷工的成功讓工人與當局的對抗中贏得了權益……
而這一年全球社會“地震”的震中，在法國，在巴黎。
從繁榮到異化——資本主義陣營里的星星之火
從二戰結束到五月風暴之前的二十多年不僅是法國乃至整個西方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的時期，也是人民的物質生活發生巨大改變，家電、汽車漸漸全面深入家庭的時期。(按照時下流行的托馬斯·匹克迪的觀點：這段時期是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歷史性例外。)而法國在這一期間的經濟增長，在西方各國中也算得上突出。即使在68年之前的幾年失業現象剛剛開始出現，但如果用我們今天所熟悉的經濟危機導致民眾抗議的分析套路看，大規模社會運動在68年的法國爆發仍然是一場絕對的意外。然而如果我們深入關注法國自身從50年代以來的政治格局和社會狀況，便可以發現些許早已埋下的反抗的種子。
對六十年代末的法國年輕人來說，他們第一次在政治反抗上的啟蒙，毫無疑問應該與阿爾及利亞戰爭相關。
隱退政壇數年的戴高樂在1958年重新出山掌握政權，正是利用了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一批將軍在阿爾及爾的政變引發的危局。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最激烈的幾年中，一邊是阿爾及利亞土地上恐怖事件頻發，另一邊，巴黎的空氣里也充滿著一觸即發的火藥味。1961年10月17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NL)挑戰政府的宵禁令，在巴黎發動大規模游行，遭到了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掌管的巴黎警方的殘酷鎮壓。那一夜死于鎮壓的人數至今仍是個謎，有目擊者稱看見塞納河上漂浮著大量阿爾及利亞人的尸體。1962年2月8日發生了“沙隆慘案”：抗議極右翼“秘密軍隊組織”(OAS - Organisation de l’armée secrète)與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示威遭到巴黎警方鎮壓，在警察異常兇悍的追打下，九名示威者死于沙隆地鐵站口(Station Charonne)……對警察揮舞著大棒(法語中的“警棍”一詞matraque就來自于阿拉伯語)對所有路人無差別追打的場景的記憶，是許多經歷了阿爾及利亞戰爭年代的巴黎人在68年投入街壘對戰的直接動力。沙隆慘案成為了警察暴力的代名詞，在五月風暴期間被各種標語、涂鴉或張貼畫反復提及。作風兇殘的莫里斯·帕蓬在1967年離開了巴黎警察廳廳長的崗位，被任命為南方飛機公司(Sud-Aviation)總裁。而五月風暴中的全國大規模罷工，正是從南方飛機公司的工廠里開始的……
圖 1 為紀念沙隆慘案，該地鐵站前的廣場如今被命名為“1962年2月8日廣場 ”
戴高樂政府的威權傾向不僅體現在警察的暴力上，也體現在對媒體的控制上：法國廣播電視總局(ORTF)壟斷著全國的廣播電視領域，一直是政府的傳聲筒。生活在這種不自由的空氣下的知識界和年輕人對戴高樂的反感，被《世界報》(Le Monde)1968年3月15日一篇社論標題很好地概括為：“法國感到厭煩。”(« La France s’ennuie. »)
雖然總體經濟狀況上，法國其實略優于其他西歐國家如英國、德國及北歐國家，但法國工人階級的狀況卻在這些國家的兄弟之下。1966年，法國是歐洲共同市場里工人收入倒數第二低、工作時間卻最長的國家。而對法國大學生來說，他們的條件也好不到哪去。60年代里，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求，大學生數量從1960年的20萬發展到1968年的55萬，但相應的校舍及師資配置卻沒有跟上這一發展速度。許多院校人滿為患，五分之三的大學生無法畢業。而在一個威權傾向的政府下，介于政治權力和無權者之間的中間機構十分缺乏。無論工人還是學生的境遇，都難以得到直接的反應。工資和勞工政策由當局直接制定，而很少經過對主要工會的咨詢;大學校長幾乎沒有權限，大學直接由政府部門行政管理;議員在立法方面的權限被政府依靠政令實施統治的方法架空;廣播電視需要接受公開的政治審查……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人們的不滿難免日積月累，尋求爆發。而為了應對這一情況，唯一的辦法便是警察鎮壓了——在60年代的其他歐洲國家里，警察的角色遠沒有在法國這樣突出。
在這樣一種工業逐漸發達、但自由和創造力不斷被抑制的環境里，各種意識形態的批判作品在法國知識界的流行就不難理解了。馬爾庫塞的《單向度的人》、德波的《景觀社會》等都是這些作品中的代表，許多參與學運的學生對這些理論耳熟能詳。
在68年5月之前的幾年，學生運動和工人罷工已經在法國零星地展開。但無論規模還是影響，都無法與美國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FSM - Free Speech Movement)或是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 -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的種種抗議相提。然而歷史的節奏永遠那么捉摸不定，多少年的積累或許會在一個瞬間爆發出來，而這，要等到68年的“五月風暴”。
(作者系新生代特約通訊員，長期旅法)
二、從學運到工運——空前絕后的自發社會運動
真正意義上的五月風暴，是從巴黎西郊的楠泰爾大學(Université de Nanterre)開始的。5月2日，楠泰爾大學的學生在“3月22日運動”(LeMouvement du 22-Mars)的組織下展開了一場反對越戰的抗議，一些課程被迫停止，校方決定將學校關閉。同一天，學運領袖達尼埃爾·科恩-本迪(Daniel Cohn-Bendit)被司法審查。這些事件促成了學運的蔓延。從3日起，抗議活動便一浪高過一浪。
5月3日，索邦大學(La Sorbonne)的前庭被400名抗議者占領，校長在未經協商的情況下直接要求警察介入，后者與學生發生了對抗，500多名學生被訊問，27人被捕。當天晚上，拉丁區開始出現街壘。4日和5日，陸續有學生被判刑，5日，警察開始在拉丁區巡邏。6日，學生團體組織的游行被禁止，但仍有兩萬名示威者進行了游行，下午至晚間，學生與警方激烈對抗，警察揮舞警棍，使用催淚瓦斯彈，四百余人被逮捕，六百余人受傷。7日，學生在凱旋門下的無名烈士墓前高唱《國際歌》，再次與警方對抗。8日，法共、勞工總聯盟(CGT)、法國工人民主聯盟(CFDT)表示支持學生，拉丁區示威繼續。9日，學生在索邦大學靜坐，面對教育部長宣布關閉校園的決定，法國全國學生聯合會(UNEF)和全國高校教師工會(SNE-Sup)號召學生和教師上街游行抗議…
5月10日夜至11日晨是事情發生轉折的時刻。10日白天，五萬人在巴黎街頭游行，其中有五千中學生加入，國營電視臺報道示威的節目被禁播。晚上，警方在圣日耳曼大道和圣米歇爾廣場封路，試圖包圍學生以便進攻。學生于是開始建造街壘，圍起“自由區”——指示牌、柵欄、汽車、工地上的建材、水泥袋、腳手架等等，都被學生用來筑街壘。11日凌晨2點，共和國保安隊接到命令開始進攻，一場巷戰開始。警察向一個個街壘投擲催淚彈，用警棍襲擊視野中所有出現的人——學生、工人乃至純粹的過客。學生則拾起手邊所有的所有東西——石塊、未爆炸的催淚彈等等——擲向警方。對峙持續了4個小時，直到凌晨6點，警方拿下全部街壘，驅散了全部學生。數百人受傷，五百多人被逮捕，近兩百輛汽車被燒毀。
圖 2 拉丁區的街壘
11日，總理喬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從阿富汗訪問歸來，決定作出讓步，答應學生的要求，重新開放索邦。但這似乎為時已晚。面對警方的暴力鎮壓，幾大工會的領導決定為了支持學生，在13日發起罷工。而輿論也在10日夜晚的街壘戰之后倒向學生一邊。現實中，解決這些草草筑起的障礙物對警方來說并非難事，但從象征層面上說，街壘成了“五月風暴”的符號：它把戴高樂主義者變成了凡爾賽分子，而學生們則成了公社社員!
5月13日的游行是二戰結束后巴黎最大規模的游行，工會方面估計有上百萬人參加了當天的參與，警方則只承認有20萬。工會代表和學運領袖并肩出現在游行中，游行隊伍的標語包括“學生、教師、工人團結起來!”“十年，夠了!”“永別，戴高樂!”等等。
當街壘巷戰轉為和平示威時，當局認為這場運動已近尾聲，沒有安排警力阻止游行，當晚學生占領索邦、升起紅旗也沒有收到阻攔。而法共和工會方面也是如此認為。他們從頭開始就不支持學生的騷亂，法共總書記喬治·馬歇(Georges Marchais)曾指責由“德國無政府主義分子科恩-本迪”領導的“極左小團體”促成的騷亂，認為這些“偽革命者”實際上有利于維護戴高樂政權。最初，法共這樣的態度并沒有太大問題——起初并未有太多人同情學生，了解他們的訴求和遭遇。但在目睹了幾次學生與共和國保安隊(CRS，警察中專門對付示威的力量)之間的對壘之后，工人們開始同情學生。后來，法共的態度有所轉變，譴責針對學生的暴力，但仍然將他們的反抗與工人階級的斗爭區分開來。而工會方面，無論是勞工總聯盟還是法國工人民主聯盟，他們的想法都是要組織罷工以證明自身對運動的領導權。
圖 3 5月13日游行
5月13日游行平靜地結束了。然而政府、法共和工會們所預期的整個運動的退潮卻并未到來。相反，一場學生運動將迅速擴展為一場遍布全國的政治社會運動。
5月14日，南方飛機公司(Sud-Aviation，也就是前巴黎警察廳廳長做總裁的公司)在布格奈(Bouguenais)的工廠里的工人發動罷工。這一事件并未引起法共和工會們特別的重視，2000名工人占領工廠的事件在《人道報》(L’Humanité，法共的黨報)上只得到了內版里七行字的報道。但隨后幾天中，雷諾-克里昂(Renault-Cléon)、洛克希德-波維(Lockheed-Beauvais)、雷諾-弗蘭(Renault-Flins)等工廠先后罷工。很快，全國的雷諾工廠、全國的航天企業等幾乎全部癱瘓。罷工運動繼續延伸到了巴黎和諾曼底地區的冶金行業、西部的造船廠。隨后，鐵路工人開始加入，銀行、保險、印刷等行業也開始罷工。到5月22日，停工的人數達到了千萬!
這場史無前例的罷工令政府措手不及，也讓傳統意義上被認為是勞方代表的工會無所適從。法國癱瘓了。鐵路、公車停運，銀行關門，郵遞員罷工，汽油開始緊缺。就連文化行業也加入了罷工行列：博物館、電影院紛紛關門……到5月25日時，電視臺也不再正常運轉——記者和編輯們為了抗議當局對罷工消息的封鎖而拒絕播報新聞。隨著這場總罷工的深入，中產階級各行業的人們也開始站出來，揭露、反抗加在自己身上的權力壓迫與陳規陋習。在政府機關工作的技術人員、統計人員公布了一份宣言，抗議資本主義制度利用他們的專業技能達到牟利目的;往常被視為保守派陣地的醫學院學生們加入抗議學生，向醫院中老舊的等級制度宣戰;而藝術學院的學生和一些畫家則占領了巴黎美院，在那里制作了幾千幅后來遍布巴黎大街小巷的張貼畫;戛納電影節在學生的抗議和戈達爾、波蘭斯基等一批導演的抵制下中斷，導演們討論著如何將電影從對牟利和壟斷地位的追求中解救出來……
如此空前規模的抗議意味著當局的支持者幾乎已經所剩無幾。只有經歷過40、50年代對左翼人員的清洗的共和國保安隊和憲兵隊仍堅定地效忠于政權。警察工會也開始對當局表示不滿：他們先是被用來鎮壓學生騷亂，然后又得知當局要與學生對話，“為什么不早說(要對話)?”他們問道。
三、從談判到鎮壓——戴高樂威權的爪牙
19日，戴高樂對幾名政府成員說：“改革可以，搗亂不行。”(« La réforme, oui; la chienlit, non. »戴高樂用的“搗亂”一詞chienlit的字面意思是“在床上大便”。)等到24日他明白情況的嚴重程度時，決定發表講話，試圖扭轉局面。他宣布要進行關于公民參與的公投，如果公投失敗，他本人就下臺。然而這次講話不僅沒能打擊讓抗議方的士氣，反倒讓戴高樂本人進一步成為各種諷刺作品的主角。5月24日夜晚，巴黎再一次陷入學生、市民與共和國保安隊之間的巷戰。僅剩的還忠于當局的共和國保安隊對付抗議學生還算足夠，可面對數量龐大的罷工群體，當局則絕不敢冒險強力鎮壓。在13日到24日的近兩周里，戴高樂政府幾乎完全無所作為。
圖 4 一幅宣傳畫：“搗亂者，是他!”——背景中帶著軍帽的正是戴高樂
政府形同虛設，只有工會力量對局面還有一定控制力。而工會本身面對這突如其來的無組織的罷工也措手不及，正想方設法將運動的領導權重新奪回。蓬皮杜政府于是在25日召集主要工會領導和資方代表，在勞動部進行協商，并于26日達成了“格勒奈爾協議”(Accords de Grenelle，得名于勞動部所在街道的名稱)。協議的主要條款包括：最低工資上漲35%、平均工資提高10%、加強工會權力等等。(日后成為總理、總統的雅克•希拉克當時是負責社會事務的國務秘書，主導了這次會談)
格勒奈爾協議承諾的勞方待遇提高的確是前所未有的，甚至可以與1936年人民陣線政府時期的馬提尼翁協議(Accords de Matignon)相提。工會希望能通過這一協議動員工人復工，這樣就可以宣布這場運動的勝利結束，工會的地位得以證明。然而工人們得知協議達成后并無欣喜。他們從學生的抗爭中獲得了勇氣：警察沒能把學生怎么樣，更不敢對工人動武，學生能勇敢地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聲音，他們也需要自行組織抗爭，而不再一直被工會代表。格勒奈爾協議之后，罷工仍在繼續，工會的宣傳一時完全失去了著力點。局面十分膠著。
政治層面，戴高樂的統治似乎岌岌可危，各方開始考慮取而代之，法共之外的左翼的代表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后來成為法國總統)提出組建臨時政府，由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第四共和期間威望最高的總理)任總理，而法共也在29日在巴黎空蕩的街頭組織了一場游行，要求組建新的“人民政府”。似乎沒有人還相信戴高樂可以繼續維持權力。
在危機發展到最高潮的5月29日，戴高樂突然失蹤，整個巴黎流言四起，有人傳言他要辭職甚至流亡。有權力欲卻沒有掌控局面的控制力的總理蓬皮杜有些驚慌失措。后來人們才得知，戴高樂乘機來到了巴登巴登，秘密會見了法軍駐西德部隊司令雅克•馬敘將軍(Jacques Massu)。這位馬敘將軍不是別人，正是那個在阿爾及利亞戰爭中直接縱容酷刑的馬敘，也是那個58年在阿爾及爾發動政變、推動第四共和終結、促成戴高樂重新掌權的那個馬敘。靠軍事政變上臺的戴高樂如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于是自然地回到了他最熟悉的軍隊中來尋找維持統治的力量。他成功了：本應獨立于政治的國防軍隊的將領馬敘表示效忠于戴高樂，必要時可以像警察一樣介入時局。
得到了軍隊的效忠，戴高樂回到巴黎，在30日下午四點半發表了廣播演說——因為電視臺已經罷工。他拒絕反對黨派的所有要求，他將不辭職、不換總理，而是要解散議會。他聲稱這場運動的幕后黑手是一個“極權組織的政黨”——即法共，稱“法國面臨著專政的威脅”，表示“如果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我將不得不[…]采取其他做法。”他沒有說“其他做法”究竟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明白那意味著軍隊的介入。
此時的戴高樂已經無法再扮演“民族團結”的化身了，面對上千萬工人的罷工——他們中的許多人不只對戴高樂而是對法共及工會組織喪失了信心——他能依靠的只有資產階級的團結了。在他講話之后，這些來自資產階級不同分支的幾十萬人聚集在香榭麗舍大道游行，表示支持他們的將軍。
31日，戴高樂任命雷蒙•馬賽蘭(RaymondMarcellin)為內政部長。這位社運的“清潔專家”在47年到48年間就憑借鎮壓罷工而為人所知。他上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收集了兩千多份示威者的宣傳告示，親自閱讀，6月6日，他建立了一份按照所屬組織分類的活躍分子名單，12日，內政部宣布解散12個極左翼組織，隨后，一批極右翼“秘密軍團組織”的犯罪分子被赦免釋放……(馬賽蘭后來在1973年還卷入了“水管工人事件”——他手下的國內情報部門派人以水管工的名義在時政諷刺報紙《鴨鳴報》(Le Canard enchaîné)的報社安裝竊聽裝置時被報社記者發現……馬賽蘭受此影響而被調任農業部長，接任內政部長的是——雅克•希拉克……當然這是后話)
鎮壓學生的同時，戴高樂明白必須繼續利用法共和工會來對付工人。雖然共產主義和戴高樂主義在當時政治光譜中分處左右兩端，但他們都明白如果沒有對方的存在，自己的影響力也將隨之消失。法共和工會明白，如果不大力宣傳格勒奈爾協議給工人帶來的好處，工人如果繼續罷工，他們以后便失去了工人運動的領導地位。因而，他們開動宣傳機器，鼓動工人復工。而戴高樂當局也清楚：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直接管理工人了，于是，要把工人交給工會來管理!
5月31日，加油站重新開業，媒體報道稱軍隊的坦克正在巴黎附近集結，警察和軍隊控制了廣播電視大樓。6月初，示威游行仍時有發生。在工會的要求和警力的迫脅下，各行業的工廠逐漸開始復工。工會為了促進復工，在企業中組織各種參與人數少甚至作弊的投票，而基層工人中有許多并不愿接受格勒奈爾協議。在反抗最積極的地方，工會便讓位于共和國保安隊。雷諾-弗蘭工廠(Renault-Flins)和標致-索肖工廠(Peugeot-Sochaux)成為了沖突最激烈的地方。在弗蘭，法共的代表為了號召工人復工，譴責“外來的挑唆者”而不是警方的鎮壓，而工人則以噓聲回應他，要求讓前來支援工人的學生發言，6月10日，在共和國保安隊的窮追猛打下，一名17歲的抗議者溺水身亡。在索肖，工人拒絕工會的復工呼吁，繼續占領工廠，在6月11日與共和國保安隊的激烈沖突中，有兩名工人死亡，一人中彈身亡，另一人在催淚彈的作用下從欄桿上墜落身亡。
6月14日、16日，警方分別從學生手中奪回奧德翁劇院(Théâtrede l'Odéon，之前是學生運動的精神中心，各種組織在這里商討辯論)和索邦大學。國家廣播臺的一批記者、制作人被解職，政府的宣傳機器重新開動，戴高樂被塑造為混亂局面下唯一的救星。6月30日，議會選舉結束，戴高樂主義者獲得絕對多數。轟轟烈烈的五月風暴告一段落。
四、從扭曲到審判——官方史學對六八記憶的操控
這場波及上千萬法國人的政治社會運動留下的遺產，似乎本應比今天我們所熟知的 “性解放” “禁止禁止”(« Il est interdit d’interdire. »)這些空洞的詞語要多一些。然而記憶從來就是被意識形態塑造的，對這樣一場重大事件的記憶更是絕不會被放過。
大眾傳媒從七八十年代開始便展開了這樣的工作：他們將六八描述為一個“代際問題”。在這樣一種描述中，戰后的年輕人在這一時期突然開始對長頭發、毒品、格瓦拉的頭像、性解放著迷，不再愿意服從長輩、老師、政府。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說：“我們面對一個既是社會的也是生物學的現象。”學生的反抗被漸漸描述為是嬉皮士們玩世不恭的個人主義反抗，直接指向的是“個體自由”乃至享樂的生活。而六八學運的參與者乃至領袖們在幻滅之后也開始了他們的轉向：他們開始放棄年輕時改造體制的夢想，選擇了進入體制獲得地位;他們開始反思六八的“盲目”，六八的“過激”。這場學生工人共同參與的規模空前的運動在社會政治層面上漸漸被抽空，在人們的記憶中逐漸蛻化為一場“文化事件”：它成了社會風俗走向開放的標志性事件，可能也僅僅在這個意義上還算得上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了。在阿隆那里，六八根本就是一個“非事件”(« Non-événement »)。
五月風暴不是在思想界被那些抱著告別革命的宏大理想的“新哲學家”們清算——呂克•費里和阿蘭•雷諾的《68思想》一書的副標題是：“論當代反人道主義”(Luc Ferry et Alain Renaut,La Pensée 68, essai sur l'anti-humanisme)——便是在大眾傳媒中被那些反思學運的領袖達尼埃爾•科恩-本迪(如今是歐洲議會的綠黨主席)或是貝爾納•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薩科齊“開放”政府的外交部長)們代表。這種論調在1988年達到了極致——庫什內在五月風暴的二十年后主持了一次名為“審判五月”(Le procès de mai)的電視節目：學者終究無法對一個事件做出判決，于是就只有交給“法官”了——五月風暴這時終于正式被認定為一次“犯罪”，接受了“審判”。這名“罪犯”的“罪行”包括：無序、極端女權、暴力……在節目中，“美麗的五月”需要為后來70年代的左翼恐怖負責，仿佛任何革命性的事件都無可避免地導向恐怖。(這正是傅勒在1978年的《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François Furet, Penser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中的論調，而當時離大革命兩百周年也只有一年了)
一代人對更公正與更無束縛的秩序的渴望，工人對傳統工會組織失望轉而投入自發運動的動力，便被年輕人的激進、“性自由”這樣不知所云的詞語概括。一場學生與工人團結一心，具有鮮明反資本主義性質的全面抗爭，被這些“領袖”和“新哲學家”們闡釋為對“個體自由”與“人權”的訴求，而往往樂意隱藏在這些光鮮詞語背后的新自由主義政治秩序，恰恰是當年的學生工人所擔憂與反抗的對象。
圖 5 科恩-本迪在1968年和2009年
《68思想》一書的封底有這樣一句話：“這本書曾是一場大論戰的核心，它見證了知識分子的代際更替。”其實這句話倒點是出了真實情況：新一代的知識分子出現了，舊的在被批判一番以后，可以退出歷史舞臺了——而被新一批知識分子清算的福柯德里達們的思想，又正是在68年的失敗之后才興起的。(這幾位被視為代表了“68思想”的人本身在五月風暴時幾乎都置身事外，福柯當時甚至根本不在法國)
這的確是一個“代際問題”——倒不是運動本身屬于特定的某一代人，而是對它的闡釋權被一代代的官方史學家思想家們翻來覆去，無所不用其極。警察大棒下的暴力、街壘的血雨腥風、一千萬工人的罷工，成為了阿隆眼中的一出巨型“心理劇”，演的就是戴高樂主義的消亡與復活。五月風暴中的知識分子試圖回到現實，而它失敗后，人們不再懷疑：知識分子的唯一任務就是冷靜地坐著思考，“結構不上街”(« 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 »)。
結語
68年5月發生的在全法國的街頭運動是一場法國歷史上空前的群眾運動，68年5月發生在全法國的罷工是法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大規模的罷工。這場“全體起義”背后，是貫穿法國整個五、六十年代乃至更久遠的世紀里那種對平等的深切渴望和對宣稱代表人民的種種機構的根本懷疑。
當各種官方史學不是在淡化乃至抹去六八，就是在動用各種資源將它的創造性在人們記憶里扭曲為必然性，將它的革命性在人們的記憶里扭曲為延續性，甚至對它進行選擇性的污蔑時，我們有必要隨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不滅的創造力，為新秩序到來的奮斗不會終結。正如那句六八的標語所說：“行動不應是一種反應，而是一種創造。”(« L’action ne doit pas être une réaction, mais une création. »)
六八不死。
圖 6 “68年5月——一場長期斗爭的開端”
(本文作者系新生代特約作者，長期旅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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