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仁尼琴（資料圖）
1996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一次國際藝術展上，一位前蘇聯“當代藝術家”庫里克伙同他人，故意毀壞了一件中國藝術家的作品。同一年，庫里克在柏林大街上赤身裸體，脖子上拴著一條狗鏈子，表演行為藝術“我愛歐洲，歐洲不愛我”。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原來是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和歐洲支持下，蘇聯“政治波普”以所謂荒誕、反諷的“流行藝術”紅極一時，在毀滅蘇聯的過程中起到極大的藝術宣傳作用。美國評論家克羅澤爾承認：“(戈爾巴喬夫時代)非官方藝術成為全面拆解蘇聯文化的一個要點。” 但是，當1991年蘇聯轟然崩潰后，西方很快停止捧炒蘇聯“當代藝術”，轉而開始對中國“當代藝術”進行扶助和宣傳。
這些蘇聯“當代藝術家”的境遇只是當時蘇聯“知識精英”境遇的一個縮影。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一部分激進知識分子或是呼吁“撕開蘇聯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蘇聯蘇共的歷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張激進的政治、經濟體制改革，在蘇聯急劇變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些所謂的蘇聯“知識精英”并沒有因為他們反對過的制度被推翻而獲益。當看見強大的蘇聯一夜之間分崩離析，當面對生活一下陷入困頓的普通俄羅斯民眾，當自身被拋到邊緣時，不少當時的蘇聯“知識精英”陷入了極度痛苦之中。
一
一部分知識分子主張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對蘇聯進行激烈的政治、經濟改革，但是，他們實際上“對建設性的改革活動并沒有多少準備，沒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價值觀運用于改革實踐”。
美國學者大衛·科茲通過對這一時期的蘇聯知識分子的分析得出結論，當時“蘇聯經濟學家所主張的不過是19世紀最簡單、最天真的自由主義思想而已”，“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之后，這種理論在西方理論經濟學家當中實際上已沒什么影響。”在1991年由俄英經濟學家共同主持的一項調查研究中，當問及“市場是調節經濟生活的最佳機制嗎”時，95%的俄國經濟學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國經濟學家只有66%。100%的俄國經濟學家都認為“私有制是市場的必要條件”，而25%的英國經濟學家表示不同意。
正是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從蘇聯到俄羅斯進行了激進的民主改革，采用了“500天計劃”、“休克療法”，造成了災難性的后果。后來，俄羅斯學者反思道：“在改革中，知識分子中出現了一批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他們只是按教科書中的內容生活。由這些人來指導社會應該怎樣做，不應該怎樣做，社會將陷入混亂。……他們總是生活在虛無飄渺之中。他們自視為社會精英，總想由他們來決定俄國的命運。但是他們缺乏社會根底，常常在現實中碰得頭破血流。”
拉克申是上世紀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擁護戈爾巴喬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以及公開性和民主化的方針，希望能實現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蘇聯解體后，他覺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沒有到來，情況比自己預計的要嚴重得多，這使他的情緒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發表文章認為，有人“正在給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感到最為珍貴的東西——俄羅斯的歷史、人民、知識分子、文化——做臨終祈禱”，“不斷聽到掘墓的聲音”，要把這些東西埋葬掉。最后他因思想苦悶，1993年7月郁郁而終。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說、被稱為“文學炸彈”的《阿爾巴特街的兒女們》的作者。這部被禁了20多年的小說，1987年才在戈爾巴喬夫的支持下發表出來。但是后來形勢的發展使他深感失望，他對搞垮蘇聯的行為表示“很難理解和不能饒恕”，不接受“野蠻的、營私舞弊的資本主義”。
二
一些知識分子對蘇聯的制度產生懷疑，感到生活不自由，成為“內心的反對派”，他們急于改變現狀，寄希望于在新的制度下獲得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生活。
但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指出的：“最富諷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羅斯開始的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快速轉變的過程中，最大的損失者要算知識分子，他們一夜之間掉入了自由市場的冰窟窿，因為他們原先的國家支撐體系轉眼間已分崩離析。”劇變之后，絕大多數知識分子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數十萬人才流失海外。相比之下，人文知識分子的日子更加艱難，由于意識形態的變化和西方政治科學的涌入，原來這些知識分子所賴以為生的學術領域已完全失去了市場，在社會上成為無人問津的淘汰品。
作家康德拉季耶夫經常發表文章和談話，批判過去的制度，支持“改革”。蘇聯解體后，康德拉季耶夫發現“改革”沒有帶來他希望的結果，他對休克療法導致物價飛漲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降低特別不滿，尤其不能容忍對參加過衛國戰爭的老戰士和領養老金者的打擊和剝奪，認為“一切都做得不合適，一切都不是那么回事。”思想上的苦悶，加上晚年物質生活失去了保障和身體有病，最后他在家里開槍自殺。
女詩人德魯寧娜，“改革”年代積極參加政治活動。1991年“八·一九事件”發生時，她不顧年邁，前往白宮對葉利欽表示支持。她曾認為在白宮旁待的三天是“幸福的三天”。但是這種興奮和激動的情緒迅速消失了，她很快覺得一切不是應有的樣子，周圍的生活難以忍受。她目睹國內出現的混亂狀態，開始為俄羅斯的前途和命運而擔憂。1991年11月21日，在“八·一九事件”后僅僅過了三個月，她就服安眠藥自殺。她在絕命詩里寫道，她擔心沒有人能在“懸巖邊上拉住羅斯”使之不掉下深淵，她之所以“選擇死亡”，是因為“不能、也不愿意看到俄羅斯翻車顛覆”。
三
還有一些知識分子，蘇聯時代曾經長期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是堅定的持不同政見者和自由派，后來痛苦地發現自己鼓與呼的自由真的到來的時候，卻給他所熱愛的國家帶來了一場噩夢，思想也發生了深刻改變。
索爾仁尼琴，曾被稱為“蘇維埃政權的頭號敵人”。他連篇累牘地撰文攻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被稱為“顯示了一個知識分子的道德和良知”，是右派自由主義分子的旗幟和標桿。西方給予他很高的榮譽，1970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索爾仁尼琴后來長期居住于美國。1994年，他回到闊別20年的俄羅斯故土，看到物是人非的祖國現狀，他指出20世紀90年代是俄羅斯歷史上的三個“亂世”之一。正因如此，他對曾經強大的祖國充滿著無盡的惋惜：“是我害了俄羅斯祖國。”他在臨去世前一年說了這樣的話：可能我是錯的。
季諾維也夫，從青年時代起就反對、仇恨斯大林，曾密謀暗殺斯大林;對蘇維埃制度不滿，寫了不少書批判蘇聯社會制度。1978年8月他開始了政治流亡生活。蘇維埃制度傾覆和蘇聯解體后，季諾維也夫深感痛心和后悔，轉而為這個制度辯護并熱情頌揚它。他曾在意大利米蘭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公開宣稱：“我寫了三十本分析什么是共產主義的書，三十本反對共產主義的書，但是假如當時我知道這一切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決不會去寫這些書。”他反對所謂的“全球社會”、“全球治理”的思想，認為這“本身是西方的思想，而不是全世界的思想”，“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一種在意識形態上經過偽裝的方針，旨在征服全球和建立對其他所有人的統治”。
馬克西莫夫曾以堅決反共著稱，他在國外創辦的《大陸》雜志被認為是俄羅斯僑民出版物中反共色彩最鮮明的刊物，他成立“抵抗國際”反共組織，多次自稱“堅定的反共分子”。馬克西莫夫思想上出現急劇的轉變是在蘇聯解體之后，這時他完全同意季諾維耶夫的話，說他假如過去知道自己寫的書會產生這樣的結果，也不會去寫這些書。馬克西莫夫在生前發表的最后一次談話中再次表示懺悔，他說：“我反對的是思想(指共產主義思想)。我曾以為這是妨礙俄羅斯發展、妨礙她成為偉大強國的惟一重負。這是我巨大的悲劇性錯誤。我到了老年深為此感到悔恨。”
在國家、個人的雙重悲劇下，一些蘇聯“知識精英”進行了深刻反思，思想發生了根本變化。他們的認識不是抽象思辨和推理的結果，而是通過自己痛苦的經歷和經過內心的激烈斗爭得出的，其命運也更加令人唏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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