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本文系俄羅斯伊茲博爾斯克俱樂部文集《戰爭明天爆發!俄羅斯的武裝力量和軍事改革》中收錄的一篇軍事問題報告，原文標題為Оборо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России:вчера, сеrодня и завтра。本報告回顧了蘇聯國防工業發展建設過程中的歷史經驗和教訓，分析了俄羅斯國防工業現狀、存在的問題及其解決前景，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議。文章編譯如下：
30-40年代軍事現代化的教訓
蘇聯國防工業綜合體的國家管理體系自1920和1930年代之交開始建設。當時這項工作是在時間極為緊迫和軍事政治形勢非常復雜的情況下進行的。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第一次全聯盟社會主義工業工作者會議上眾所周知的講話可被視為對其的表述，他說：“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后50-100年。我們需要在10年內消除這一差距。我們要么做到這一點，要么被打敗。”
換言之，必須大致在兩個五年計劃內從零開始建立這樣一支武裝力量：它不僅要能夠成功地抵御先進國家的敵對包圍，還要能夠在軍事上戰勝他們。為此需要：
•首先，為軍隊裝備必須由本國企業研制的現代化新裝備;
•其次，建立本國軍事工業的科研和生產基礎;
•第三，建設一支能夠生產致勝武器并在未來戰爭中占據優勢的生產技術和軍事干部隊伍。
還需要解決許多其他大大小小的問題，如不解決這些問題，上述三個目標中的任何一個都不可能實現，全部實現更無從談起。
在今天看來，要在很短時間內高質量地解決這一系列問題看上去任務艱巨。但軍事工業建設的主要任務最終完成了，所提出的目標也實現了。
蘇軍摧毀了希特勒第三帝國及其盟國，建立了現代化的國防工業，在國內建成了能夠培養高素質的民事和軍事干部的先進科學和教育體系。
這一快速的歷史性突破是如何完成的?
顯然，這一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回答的——這需要長時間的詳盡討論，逐步揭示斯大林的軍事建設計劃和戰前蘇聯社會現代化建設的細節。但是，如果要確定這一長長鏈條中的主要環節，那么一切將歸結于人的因素，亦即需要完成這一歷史飛躍的大量人員的挑選、訓練、配置機制。任何事業的成功取決于人，同時國家領導層的任務是，選擇并在每個管理層級上配置有相應經驗、教育程度并善于領導的人員。在理想上應該是這樣。而蘇聯領導層在實踐中也以應有的效能順利地完成了這一復雜任務，盡管為此所采用的一整套方法極為專業。
看上去，正是正確的干部工作在蘇聯成功的戰前國防和經濟建設中發揮了特殊作用，而建成的統一的中央管理體系——從政府到部隊、科研機構、工業企業和院校——只起次要作用。
在這一體系的頂端是由其親密戰友圍繞的人民愛戴的領袖，用現在的話說，其每位戰友在其行政權限內都獲得了無限的權力。“斯大林”的神話之一是，戰后，1946年秋季，他從索契給新任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書記N•S•帕托利切夫打電話說：“記一下中央委員會秘書處決議。第一條：‘指派帕托利切夫•N•S負責1946年的糧食收購’。記下來了嗎?第二條寫您順利進行糧食收購所需的全部東西。”
對于“斯大林風格”的所有領導人來說，成功的標準都是一樣的，這就是速度和質量，確保以最高效率完成所受領的工作任務。當然，盡管評估中有過錯誤，而且個別領導人和國防建設項目的普通參與者的命運發生過急劇轉折。今天流行的觀點認為，整個這項工作似乎是在黨的絕對專政的環境下進行的，不僅排除了下面的主動性，也沒有被自己責任范圍內的專業知識和文化程度所拖累。
但遠非如此。例如，“原子項目”的許多參與者證實，庫爾恰托夫正是因為總是能與政治領導人找到共同語言而成為項目的科研領導人。也就是說，如無職業技能與相應職務的結合，不可能取得任何成果。在干部選拔中，預先發現、考驗、考慮和觀察關注范圍中的每名候選者的工作成績的黨的中央機關確實起關鍵作用。按照眾所周知的說法——“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選擇正確與否首先取決于實際成績。同鄉、幫派和親緣關系因素都不起作用。貪腐因素，特別是在任命高級行政職務時，實際上不存在。因為在所指派的任務完不成的情況下，任何職務都會成被“槍斃”。
后來這一幫被選拔出來的人員被稱作“名單”，而且不僅是黨和國家的名單，還有軍事、經濟、科研、生產、教學等名單。與今天的情況不同，沒有必要的專業技能和職業素養而經過嚴格的行政篩選被選拔擔任領導職務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名單頂端的數量非常有限，同時受多種獨立于它的外部機構的監督(各級黨的機構、安全機關、人民監督)，在其內部形成了自己非常嚴格的存在和來往規則。選拔和生存的標準非常嚴格。
與此同時，還存在更低但更廣泛的管理層級：既有形式上的(人民委員部、國家委員會、國有企業)，還有非形式上。社會各階層的許多代表都有直接渠道找到斯大林：學者，工程技術知識分子，教育工作者。蘇聯對科學界，首先是對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專業學者的態度比較特殊。無疑，斯大林明白，這些領域的科研成果是國防建設領先的關鍵。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其科學事務助理，化學家S•V•卡夫塔諾夫的重要作用。戰前他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機關工作，戰爭期間進入國家國防委員會，作為國家國防委員會科學事務全權代表，戰后被任命為高等教育部長。
國家正是把原子項目的啟動歸功于卡夫塔諾夫。按照自己的業務工作方式，他對科學代表們致斯大林的請求做出了結論，其中有未來的院士，當時剛入行的核物理學家G•N•弗列羅夫的著名的信件。卡夫塔諾夫是許多其他組織方面的決定的倡議人。這些決定有時耗資巨大，并因此要求堅信所提出的建議是必要的，在其論證和推進過程中需要高度的公民勇氣和頑強精神。其工作在蘇聯科學和教育系統結構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跡。
世界經驗表明，先進的國防研發總是得到軍民兩方面的應用，而這意味著，今天應該在俄羅斯聯邦總統身邊設置在國家范圍內負責整個科研的狀況和組織的領導人。與其他發達國家一樣，在美國有這樣的官員或者相應的高級管理環節。其中，奧巴馬有美國總統官方科學顧問——生態學領域權威的世界級科學家G•霍爾德林。斯大林的此類顧問是S•V•卡夫塔諾夫。在蘇聯，上級機關科研管理中心的功能由政府之上的精干(25-30名負責人員)的蘇共中央科研處承擔。今天，俄羅斯總統辦公廳中則沒有擔負“科研事務顧問”功能的官員。
戰后的教訓
戰后，蘇聯軍事工業最高國家管理體系逐步轉型。1940年代后期，在部長會議(即政府)以下成立了幾個專業委員會。第1專業委員會(原子項目)由L•P•貝利亞領導。負責噴氣技術裝備和雷達事務的兩個專業委員會由G•M•馬林科夫領導。所有委員會的第一副主席都由科學家或著名專家擔任：I•V•庫爾恰托夫，A•I•烏斯季諾夫等。在這里遵循被多次證明正確的原則：為了解決具體的軍事工業問題，組成了管理小組，小組由親自負責事業最終結果的人員和具有無限職權的最高國家領導人的代表以及權威的科學界代表組成。
在整個戰后年代，發展蘇聯國防工業最重要的杠桿仍然是該領域內目標明確的干部工作，在政府、工業界和軍事科學界不斷尋找和配置人員。該領域內的連續選擇和監督系統得到了加強：從高校大學生到部長。例如，出現了象“斯大林人民委員”這樣的集體概念，它成為集大量的職業知識、工作能力和嚴格要求與一人的同義詞。所有這些首先屬于最高領導干部——蘇聯部長會議軍事工業委員會領導人以及蘇聯國防領域各部部長。戰后年代的口號是高度職業化和監督每個工作崗位。只要這一原則起作用，這種體制就會運行。隨著新時代、新經濟和干部選拔新方法的到來，這種體制漸漸衰落。今天我國已經接近干部工作完全退化的門檻。“高效的經理”優于創造者和職業家與其說是例外，不如說是規范。
一個值得注意的情況是，蘇聯國防工業最高管理機構數量眾多。例如，上述隸屬于蘇聯部長會議的每個專業委員會機關都由數十名負有責任的工作人員組成。接班的軍事工業委員會(隸屬于蘇聯部長會議，負責管理該領域的全部科研和工業部門)工作人員約為100名。負責軍事科研的蘇聯科學院應用問題分部以及負責跟蹤裝備批量生產的蘇聯特別國家計劃處(第10處)的編制如此有限。
這些組織環節是科學院軍事科研和量產軍事工業管理鏈條中的重要環節。1990年代，隨著這些機構被撤銷，統一的國防工業一體化垂直管理體系消失了，該體系失去了最重要的支撐，不僅喪失了可控性，還喪失了前瞻事業的戰略角度。
蘇聯是一個中央計劃經濟國家。但在軍事工業管理領域一貫采用市場經濟所固有的方法。用指令方法“從上面”推廣競爭環境。通常，由多個國有科研生產聯合體(公司)在激烈競爭的條件下研發裝備系統。引人注目的是，1970-1980年代，正是國防工業領域競爭原則的削弱，導致軍事技術系統質量逐漸下降，而性能接近的裝備數量眾多導致維護復雜。官僚主義管理程序更加復雜。所有這些還表現為軍事開支大幅度增加而效率下降。
存在著一種常見的觀點，認為“蘇聯是被軍備競賽拖垮的”。這種觀點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宣傳公式。1983-1986年，包括航天和航空制造業在內的蘇聯軍事經濟占其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尚未達到30%。只是隨著戈爾巴喬夫、雷日科夫和其他“改革家”上臺，才犯了重大錯誤，使蘇聯經濟陷入日益惡化的境地。摧毀蘇聯經濟的不是“子虛烏有的美國‘戰略防御倡議’(‘星球大戰’計劃)”，而是三部改變了整個基礎行業運行環境的法律。這三部法律是《國有企業法》(1987年6月)、《合作組織法》(1988年5月)和《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經濟獨立法》(1989年11月)。此外還要加上包括成立“勞動集體蘇維埃”和企業領導人選舉制的管理改革。所有這一切，首先是允許企業把非現金帳轉為現金以及出售“多余的物資”，破壞了各部門和企業的業務，形成了營私舞弊和不負責任的環境。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國防工業企業仍然繼續運行，盡管是在非常受限的狀態下。
目前的國防工業和武裝力量發展周期
今天在美國和俄羅斯國防工業管理體系中形成了反常的形勢。美國：有競爭，穩定而完全確定的所有權，一以貫之的專項計劃、管理和監督原則，嚴格的撥款和競爭性挑選標準，有力地杜絕情報泄露，與使命類似、功能、責任范圍和運行標準不清、在不停改革的情況下運行的俄羅斯軍事工業國家管理體系相比，與蘇聯原來的軍事工業體系更為相似。
但蘇聯時期打下基礎的國產武器系統的高質量與相對較低的成本目前仍是俄羅斯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優勢。盡管消極方面和問題在繼續積累。
首先，1990年代我國整個工業發生了嚴重的非工業化過程。裝備制造，首先是國防制造——機器制造、車床制造、航空制造、船舶制造、儀表制造——的基礎蒙受的損失尤為巨大。結果導致武器裝備質量下降。認為損失無法彌補的流行觀點似乎很有道理。
1990年代的私有化導致許多國防企業要么關閉，要么實際上脫離了國家的控制。“改革”的結果是責任分散，預算資金被大規模侵占。以政府高級官員的名義進行的削弱我國科研的作用和威望的頑固嘗試也非常值得警惕。在這里可以看到有意識地破壞無可爭辯的規則——“沒有現代化科研不可能研制出現代化武器”——的跡象。
最后，缺乏目標選擇和在此問題上的清晰的相應方針給軍事建設的戰略設計、俄羅斯軍隊未來面貌的確定造成明顯的損失。在目前情況下，有清晰的軍事建設戰略至關重要，這一戰略可成為面向未來的論據充分的方向標。因此，就目前國防工業問題的解決和對國防工業領域未來預期成果宣傳的實踐，想舉一個非常令人不快的明顯的例子。
不久前，俄羅斯互聯網上出現了一部時長僅四分鐘的電影，名字叫作《俄羅斯軍隊——我們回來了!》。表面上看它是一部普通的宣傳片。互聯網和電視充斥著這樣的情節，看了就忘。
但這次并非如此。這部頗有氣勢的短片明顯出自高級領導人的授意，披露了俄羅斯政府在武裝力量未來建設方面目前最重要、最昂貴的計劃。影片在某種程度上揭開了一直籠罩在包括我國在內的任何重要國際玩家的軍事技術建設計劃上的神秘面紗之一角。
今天時代正在改變，戰略計劃公眾皆可討論。出現了可供評估有各種行為主體及其聯盟參加的潛在武裝沖突結局前景的許多信息。相關預測的邏輯完全可以理解，這邏輯建立在沒有爭議的論點的基礎上：交戰某一方擁有具備何種先進程度和質量以及國際科技水準的武器——未來軍事沖突的結局對其來說就是什么樣的。
如果從這一角度審視上述視頻材料，從俄羅斯政府描繪的裝備現代化計劃與現代化技術類型相符的觀點出發，那么它給人留下的印象十分令人不快。主要是，很顯然沒有打算在裝備領域推廣象樣的創新。一切都是無節制地自吹自擂的貌似全新的裝備——而實際上是略經修整的舊裝備，有的甚至是蘇聯時期研制的。
我們再次強調，蘇聯確實是一個偉大的軍事強國，在國防領域留下了巨大的科技工業儲備。但20年前開發的技術是否應該成為目前的2020年前俄羅斯軍隊換裝規劃的基礎?
從那時起至今，政治挑戰和威脅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當時先進的工程技術方案今天正在過時，甚至已經是落后的上幾代技術類型。
未來的武器要么在某處使用，要么對誰構成現實威脅，換句話說——擔負遏制潛在侵略者的功能。在這一層面上似乎甚至沒有什么問題。計劃裝備的“新”武器系統沒有現實的遏制潛力。在最好的情況下，它們可向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出口。
一個著名的論斷經常被提起，即將軍們(現在是政府)總是在準備過去的戰爭。遺憾的是，該視頻明顯在證明這一論點是正確的。
最近二十年，世界見證了一系列血腥的軍事沖突。同時，兩場武裝沖突：南斯拉夫戰爭(1999年)和利比亞戰爭(2011年)可以被視為新型戰爭。這兩場戰爭的所有階段都很相似：無論是“冷”階段，還是“熱”階段——武裝沖突，后者的表現形式是對被攻擊國的軍事和經濟潛力的敏感組成部分進行精確摧毀。每個階段都運用了該階段固有的特殊偵察、監視和作戰使用方法、對敵作戰手段、專業化武器系統。
而俄羅斯目前的規劃中實際上沒有類似的先進新型武器系統和指揮系統，或者是有意未提及。例如，規劃中對未來偵察技術手段只字未提，包括各種無人機——現代化戰爭沒有它已經不可思議。也完全沒有涉及精確制導武器(航空、炮兵、導彈、射束武器等)和一體化航空航天打擊集團。沒有提及軍用機器人技術裝備，而西方和東方都已在寬廣的戰線上展開了研發。引人注目的是，正是這些武器系統被視為未來遠程不接觸戰的基礎，而專家們認為，它們能引發真正的軍事革命。在南斯拉夫和利比亞可以看到這些新手段的最初亮相。
如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進行的工業化使蘇聯不僅建立了先進的軍事工業，還建立了一系列在當時來說十分先進的民用行業。用現在的話來說，這是向軍民兩用領域的突破。所有這些在政府自命為史無前例的2020年前軍隊換裝規劃中都是沒有的。
當然，不排除這一宣傳材料是為反宣傳而制作和展示的，真實的規劃內容則完全不同。這完全符合美國高級研究計劃局的精神，它經常廣泛宣傳自己的軍事技術項目，但同時對一些全新的和突破性的重點研究嚴格保密。如果這種推測不正確，那么該規劃在政府近年來一系列衰敗的創舉(例如，斯科爾科沃創新中心，調整時區，駕駛員血液零酒精含量等類似的“創新”)中應占有“應有的”位置
國防工業的問題及解決前景
今天的俄羅斯與上世紀30年代一樣，迫切需要科技工業市場，否則我們將被壓垮。可能有必要再次討論政府的2020年前軍隊換裝規劃，召集專家，對一切進行周密考慮，斟酌并討論?甚至關注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與我國國防工業(包括科學技術部門)之間關系動態的民間專家從外面也很容易找出我國武裝力量和國防工業在其目前協作過程中遇到的主要問題。這些問題根兒在“艱難的90年代”初，在蘇聯解體之前。到底發生了什么?
首先是位于其他加盟共和國境內的一系列至關重要的國防企業脫離了俄羅斯國防工業綜合體，包括烏克蘭的強大的國防和科學技術企業綜合體。顯然，新的獨立國家，甚至象烏克蘭、哈薩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這樣的大的國家，根本不需要其繼承自蘇聯的高度專業化的國防工業企業。盡管，對企業的這種分割不是必須根據“零方案”與國界聯系在一起——況且，這符合各方的利益。
當時的俄羅斯領導人完全可以象在塞瓦斯托波爾黑海艦隊基地和拜科努爾航天發射場問題上所做的那樣，例如，張羅租賃所需生產設施的問題。但沒有這樣做。不僅如此，俄羅斯在90年代實際上沒有安排能在獨聯體框架內一度統一的聯合國防工業綜合體的企業之間保持必要技術聯系所需規模的國家國防訂貨。
其次，在俄羅斯聯邦迅速出現國防工業分崩離析的現象，并愈演愈烈。國防工業失去了蘇聯時期清晰的行業組織。說白了，1992年企業被拋入洶涌的“市場關系”大海，遠非所有企業都能成功地從中“浮上來”。從而，國防工業內部所有的生產和科研鏈條被破壞。甚至主要靠出口而“浮上來”的那些企業有時都會陷入無力生產“基本”產品的境地，更不用說改進和完善了。按印度要求改裝“戈爾什科夫”號載機巡洋艦的“馬拉松”工程再次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市場關系”被理解為在客觀上形成靈活供需關系，國家沒有需求就會導致一系列軍事企業關門或依靠外部投資轉產，但這些什么也沒有做。
第三，私有化帶來了更大的沖擊，它將國防工業綜合體分割成純私有企業、私有/國有混合企業和國有企業。各種所有權人和不受任何人領導的各種負責人的存在制造了新的利益沖突、價格斗爭進而貪腐操作的空間。
美國聯邦合同體制形成于80年代，以吸收各種所有制形式(國家對新軍事技術裝備的全部研發和生產過程進行監督)企業參與執行訂貨的原則為基礎。
我國在裝備生產領域放棄了國家的領導作用，出現了各種所有制形式，這導致了有組織的崩潰，因為國家建設和戰略發展的所有基本標準和原則都被一筆勾銷。
任何國防企業都絕對不是權利和資本主體自由市場協作的產物，而是作為社會和國家對軍事安全保障的客觀需求而出現的機構，用于完成源于這些需求的一定范圍的任務。這些企業在國家管理和社會監督之外，顯著改變著自己戰略計劃特點，這同時又影響著其作為社會機構的重要性。在鞏固國防力領域保留舊的或出現新的、規模更大的任務的情況下，直到建立新企業或重建老企業之前，將再次出現基本問題，這些問題曾在數十年前以巨大的資金和物質代價成功地解決過。請問，為什么當時需要在私有化進程中將這些企業轉讓給私人或私營機構所有，從而不僅導致國防工業綜合體的組織受到破壞，還讓國家蒙受直接經濟和物質損失?
我國國防工業近二十年來的實際倒退規模一點也沒有被考慮到。在“高效所有者”管理期間，許多企業的設備一次也沒有更新，甚至在設備獨一無二和極為需要的情況下。但是把獨一無二的設備當作廢品處理、轉賣不再生產國防產品的“閑置”不動產設施的情況非常多并且在變得越來越多。
例如，“新的所有者”將薩拉托夫航空廠的全部設備都當金屬廢料處理了，包括4架未建成的圖-154飛機及裝配架，并從市和州領導人那里獲準在騰出來的地方建設住宅。早些時候薩拉托夫一家大型國防科研所的地塊還被轉讓給了修道院。同時，該州并無發達的工業和耀眼的科技成就，也未顯示出對高水平干部的需求增加。正在出現許多問題。例如，所有者為什么收購類似的企業：他準備獲得利潤以補充離岸帳戶還是打算鞏固祖國的國防?并且，為什么要把這一切轉讓給他?而主要的是，是誰轉讓給他的?
有些大型企業的產品目前仍然需要，但其職工數量縮減為原來的幾分之一，而信息-計算技術裝備仍停留在1990年代的水平。這些企業被迫在2013年緊急購買新的計算機，以安裝1S程序，因為不這樣就不能按照政府官員的指示爭取國防訂貨。CAD/CAM、IT和其他現代化信息技術新花樣顯然還沒有進入這些官員的職業視野。
而不久前，俄羅斯政府宣布，在建設大莫斯科的同時，未來五年將其他國防企業分階段私有化是政府的重點計劃之一。一百年前，弗拉季米爾•普里什科維奇曾以同樣的理由問到：“這是什么?是愚蠢還是背叛?”
第四個動搖和實際葬送軍事工業綜合體的主要因素是取消價格調控和混亂的稅收政策，這導致原料(確切地說是能源)部門占有優越地位，國內價格飆升，出口占優勢。機器制造綜合體和機器制造行業遇到了根本無法將自己的產品賣給其他企業或通過國家預算賣給國家的問題。我國工業和農業能耗很高。但從2006年起，俄羅斯的汽車燃油比美國昂貴。堪察加和遠東的一些組織開始研究從美國輸入燃油的問題，因為比在國內購買便宜。2011-2012年，美國開始分階段降低電費。為了提高能源系統的效能，三十年來美國人以蘇聯統一的能源系統為榜樣，越來越緊密地將其各組成部分結合在一起。
第五，用于國防工業、軍事建設和軍事發展的預算項目實際上是零。相應地，保持工程師和技術人員隊伍也是不可能的。這些隊伍開始解體——實際上沒有任何恢復前景。例如，希姆基著名的格盧什科院士動力機械制造科研生產聯合企業為在兩年內成功地將平均工資提高到23000盧布而自豪(顯然得益于美國的彈道導彈發動機訂貨)。而早在十年前天然石油總公司門診部的工資就比這高得多。而今天莫斯科的保潔人員的工資完全可與世界上最好的液體火箭發動機的生產者相提并論。我國的工資差距也許可與中非相提并論。從而年輕人面臨選擇：成為貧困的不許離境人員，鞏固國家的國防力，還是移民以獲得標準的美元(歐元、英鎊還是人民幣元——這并不重要)工資。
第六，科學：無論是基礎科學，還是部門科學，都因90年代的改革而蒙受巨大損失。如果說基礎科學在俄羅斯科學院框架內還得以保留，那么沒有具有出口潛力的大型企業牽引的大部分技術中心已經消亡。相對于其他企業而言，高技術企業本來支出就更多，包括附加開支。不能把它們與開放領域的企業相比，因為對于國防企業而言，甚至效能的概念也與普通概念大不相同，它更要復雜得多，實際上沒有固定形式。.
所有這些加在一起產生了目前非常值得探討的俄羅斯武裝力量與國防工業綜合體之間的相互關系景觀。當然，2000年代初世界碳氫化合物價格飆升造成國家預算開支急劇增加導致了新的情況。況且，普京2001年就任俄羅斯總統開始鞏固“權利垂直體系”并重新研究了俄羅斯國家安全構想，推遲了解體進程并推動國防工業領域和軍隊工作更加正常化。所有這些都對形勢起到了改善和穩定的作用。
無疑，可以把獲得批準的2020年前軍隊換裝開支——23萬億盧布——視為這種穩定的財政體現，而任命D•羅戈津為掌握國防工業的副總理是組織體現。
但如果說恢復經過檢驗的舊的生產程序還完全可行的話，那么鑒于國內現有的組織-技術基礎，未來的21世紀軍事技術計劃正在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在這里，最大的困難是前面提到的——國家沒有軍事發展戰略，科研-技術集體解體。
評價各軍事領域(包括導彈核力量、海軍、空軍和陸軍，)向政府提出的計劃建議不是本文的任務。但如前所述，撥款20萬億盧布的2020年前俄軍換裝計劃可能是我國科研和國防工業綜合體最后一次獲得大規模投資的機會。
因此，或許應該象當年蘇聯那樣，首先預先確定未來戰爭和軍事威脅的性質;然后修正軍事學說，明確武裝力量編制，制訂新的軍事建設計劃;購買(包括進口)數千家工業企業和大量成套設備;建立新的科研基礎和設計局，加強現有科研基礎和設計局;在其之下建立科研、工程技術干部和工人教育與職業訓練體系;最后決定需要為此投資多少資金和如何取得成果?
否則，整個換裝規劃將冒變成丘拜斯型“私有化者”和軍隊腐敗人員的新搖錢樹。所有這些都要求在安全領域采取嚴格的反腐敗立場，并為破壞武裝力量建設及其現代化計劃的人建立特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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