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張居正的出身及其入仕時的制度背景
（一）張居正的出身情況
《明史》有張居正的傳，關于張居正的出身，其云：
“張居正，字叔大，江陵人。少穎敏絕倫，十五為諸生，巡撫顧璘奇其文，曰：‘國器也。’未幾，居正舉于鄉，璘解犀帶以贈，且曰：‘君異日當腰玉，犀不足溷子。’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居正成進士，改庶吉士，日討求國家典故，徐階輩皆器重之。授編修，請急歸，亡何還職。”
江陵是府名，治所便在今湖北江陵縣，就在長江邊上。張居正的小名叫白圭，他的祖父叫張鎮，父親叫張文明。他的祖父張鎮是荊州遼王府的護衛，故張居正家庭出身寒傖，不是門閥衣冠家庭出身。然而張居正自小便很聰明，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十二歲時在荊州府考生員，取了第一名，成為一名秀才。到了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張居正十六歲時，他應鄉試，中了舉人，那時遼王朱憲節與張居正同年，看到張居正中舉，便請他祖父張鎮去遼王府飲酒，結果醉死。次年張居正入京參加會試，沒有考上。到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參加會試，再參加殿試，這次他考了二甲進士，選為庶吉士。
明代在府、州、縣皆設學校，府設教授，州設學正，縣設教諭，各級學校都有限額，少年要經考試才能進官學，官學的學員，有伙食供應，考取后進入學校便成為學員，后來稱秀才，每三年一大比，生員可以參加鄉試，試題在四書及易、春秋、書、禮記、詩五經范圍內，文章是八股文，仿古人語氣講經義。鄉試是省一級考試，中式者是舉人。舉人可以參加鄉試第二年舉行的會試，在京師考試，中式的參加殿試。取中者分三甲，一甲三名，即狀元、榜眼、探花，賜進士及第。二甲若干人，一般是五十人左右，賜進士及第出身。三甲若干人，賜同進士出身。鄉試第一名叫解元，會試第一名叫會元。
學而優則仕，考取進士可以為官了，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二、三甲進士考選庶吉士，都屬于翰林院。翰林院放到現代來講，相當于一個研究、編纂、教學的機構，設學士一人，侍讀學士、侍講學士各一人，侍讀、侍講各二人，這是可以陪君王經筵、日講的老師。此外有五經博士、史官修撰、編修、檢討、庶吉士等，沒有定員的限制。翰林院這個機構在朱元璋吳元年便已設置了，學士是為帝王掌文書制誥、史冊、文翰之事，侍讀、侍講是君王的陪讀陪講，史官掌起居注和實錄的編纂。庶吉士這個名稱在洪武時就有了，那時始設于六科，練習辦事能力，至明成祖永樂時，始定為翰林院庶吉士，是挑選文學優等和書法好的進士擔任，三年考核一次，能留在翰林院的二甲授編修，三甲授檢討，皆屬史官。沒有留在翰林院的，則授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屬于言官的性質。到地方則出任州縣官，留在翰林院的往往有機會成為內閣的成員。張居正便是由科舉考試取得進士出身，以后留在翰林院成為庶吉士，然后由徐階、高拱提攜進入內閣成為首輔的。
（二）明朝內閣制度的特點
朱元璋為大明帝國建章立制的時候，為了自己子子孫孫能牢牢掌控王權，總結歷代王朝覆滅的教訓，不外乎幾個方面。一是相權的專政，如曹操對漢獻帝。一是宦官專權，如漢唐都是敗于宦官專政。對這二條朱元璋都想作一些限制，但歷史的發展并不按照他的設想前進。他廢丞相，實際上只廢了一個名義，后來以內閣的形式成為變相的相權。至于宦官的專政，朱元璋洪武時期雖有節制，但成祖以后情況便發生了變化，宦官之禍烈于漢唐。還有一條是后宮的管理，如何限制外戚專權，他有鑒于王莽的篡政及東漢外戚專權的問題制訂制度，只有這一條得到后世子孫的遵守，有明一代沒有出現母后與外戚專權的問題。朱元璋當年的建章立制，用現在的話講便是頂層設計，這三條設計，有效的只有一條，所以頂層設計這個玩意兒，要懂得實事求是，一切得從實際出發，研究它的可行性，起決定作用的還是其實際操作。我講朱元璋為大明帝國建章立制，是講張居正所面臨的制度背景。要理解張居正何以能在萬歷前十年執政，應該先了解他那個時代的制度背景。
明代的相權，以內閣首輔的形式出現，它是歷史自然發展而逐漸形成的。它起源于皇權與相權的矛盾，明初的相權沿襲元朝制度設中書省，中書省處于國家權力結構核心的地位，屬于決策的位置，這恰恰構成對皇權的威脅。明初除了李善長以外，在中書省的幾個人都沒有好結果，早年在中書省任職的楊憲、汪廣洋、胡惟庸三個人結局都不好。洪武十三年(公元1340年)胡惟庸案以后，朱元璋廢除了中書省，故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有這樣一條規定：
“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所用者多有小人，專權亂政。今我朝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諸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頏，不敢相壓，事皆朝廷總之，所以穩當。以后子孫做皇帝時，并不許立丞相，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
國家的權力結構，實際上是表現為它的組織結構及其運行方式，從組織結構的功能上，它包括決策、行政、監察、司法各個方面。廢除丞相，實際上是把決策權集中在君主一個人的手上，由其直接面對行政、監察、司法各個相關的職能部門，并且在各個部門之間建立互相制衡的關系。這是橫向的結構，還有縱向的，那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各級行政機構，這個組織機構的狀態，一方面離不開歷史的因襲關系，另一方面也有在實際運行過程中的演化和變革。這個行政架構，表面上似乎是由領導人按照一定的邏輯觀念在作頂層設計，應當說這有一定的影響，但現實的發展，往往實踐活動有其自身的邏輯結構。前者似乎是應然，或者表現為設計者的主觀愿望，或者是他核心的價值取向。后者是實然，是現實生活自身邏輯的必然，故應然與實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故中國歷史上講制度發展的歷史，傳統的表述用“沿革”二字，沿者，有因襲的一面。革者，它又有因時因地不斷變革的一面。現在習慣上講改革，其實不如“沿革”二字更為精確，因為任何制度設計，都不可能從天而降，也不可能照抄照搬舶來的洋貨。中國的歷史有其自身發展的規律，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變革是恒常的主題。變革的結果往往不以變革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也不是人們理想狀態的應然，而是在各種客觀因素共同作用下產生實際后果的實然，這個實然很多時候與改革的目標大相徑庭，甚至走向改革目標的反面。
朱元璋要廢除丞相制度，立下祖訓，他能廢止的只能是丞相這個名稱，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他的皇子皇孫不可能都如他那樣精明能干，也不會象他那樣殫精竭慮地處理政務，還得要有人幫助他們處理日常政務。明代的內閣，本質上是變相的丞相制度，改變的只是名稱。萬歷即帝位的時候只有十歲，他不可能行使君王決策的權力。萬歷前十年，實際行使決策權的是內閣首輔張居正，皇明祖訓只能掛在墻上。這十年實際決策行政的過程，有它自身的邏輯必然，故頂層設計只能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過程中，逐步使之完善、協調并系統化，不可能根據某種理想的觀念另搞一套強加于社會生活。馬克思主義如果作為普遍真理的話，它只是具備方法論上的意義，不能照抄照搬書本上現成的結論，不能用邏輯概念的推演去求得現實生活的結果，只能從實踐中去摸索尋找它的必然性。內閣制度便是在實踐中一步一步形成制度化的東西，不是先有設計然后形成制度，而是通過不斷在實踐中探索才逐漸形成制度，這與工程設計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一種制度一旦成型以后，它的作用和影響也僅限于一定范圍內有效，并且往往因人而異，制度要靠人去執行才能發揮它的效用。在帝王制度下，君王的權力是至高無上的，但在實際生活中，如何運用這個權力，在國家的治理上起什么作用，那往往又是因人而異的。即使在現代憲政制度下，總統和總理的權力也要受到法制和議院的限制，他們在實際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同樣也因人因時而異。同理，法治與人治的關系和國家制度的作用，也都是相對的，不能以絕對化的眼光去看待。以法治國，這個治是通過人去實施的，人的治理能力還是有差異的，作為執政者，現在講要有公仆意識，過去講是要有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然后還得有能力依法去處理各類復雜問題，這就是治理。它是依制度把決策付諸實施的過程，實施的效果還得有機構去審核。如果以一項工程作比喻，它包括設計、施工、監理和驗收這些程序。如果從國家治理的層面看，作為政治家，設計者與實干家相比，對事態的結局，實干家的影響更大。全面深化改革，主要不是制度層面的另起爐灶，而是如何提高各級政府管理部門治理政務的能力和實際效果，以及對其效果的審計和監管。
明朝國家權力結構，是內外相制、并行的雙軌制權力體系，互相制衡的皇權體系是在實踐中逐漸自然形成的，這與朱元璋最早的制度設計不完全是一回事。內外相制，內是指宮庭后宮宦官的系統，外是指外朝以文官為主的官僚系統。從外講，文官系統內部又有各個部門互相制衡以維持皇權的作用，并行的有六部尚書即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分掌日常的政務。都察院的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御史作為言官來執掌監察系統。掌管軍隊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即五軍都督府。在地方行政上也是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揮使、提刑按察使司，使行政、軍政、司法三者并立。這是文官系統，君王要指揮這個文官系統運轉就要花費很多精力，以后的君王不可能都如朱元璋那樣精明能干而且勤于政事，這就需要有一個文書班子，通過公文書來操作這套完整的文官系統。翰林院本來是君王的秘書班子，由翰林院分離出來的內閣，開始成為君主的機要秘書。最初設置大學士的有華蓋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都是朱元璋處理公務的場所，大學士的品秩只有正五品，品秩不高便不能任意弄權了。內閣逐漸在歷史演化的過程中成為君王處理外廷文官系統的中樞機關，六部的長官與封疆大吏都要視其顏色行事。
內閣的起始是明成祖時，從翰林院挑選侍講、侍讀、編修、檢討等官員到君主身邊，在文淵閣參預機務，因為辦公地點是在文淵閣，故稱內閣。最早是解縉、胡廣直文淵閣，他們都是朱元璋洪武時期就在翰林院的文人。到了仁宗洪熙時，有楊士奇直文淵閣，加至太師太保的頭銜。內閣的基本職能是協助君主處理公文書，公文書有自上而下的，那就是替皇帝起草詔令，自下而上的就是給諸司的奏啟作批答。實際上根據皇帝的口諭，代擬旨意。《明史·宰輔年表》對內閣的票擬概括為“綸言批答，裁決機宜，悉由票擬”，故所謂票擬，是代替皇帝起草詔旨，批答諸司上送的奏疏和啟文。這中間便有如何裁決的問題，內閣要提出參考的意見供君王裁決時參考。英宗即帝位時只有十一歲，還是一個小孩子，怎么可能行使君王的權力呢?那時便有楊士奇、楊榮、楊溥即三楊為閣老起草票擬，由內廷批紅以后下達。事實上在宣宗時，便有閣臣參加廷議以后，將處置的意見用小條子書寫，貼于章奏之上，備皇帝御覽批紅下達諸司。那時是代行書辦，而明英宗因幼沖即位，故直接由閣老票擬后，通過內廷批紅下達了，這樣內閣就成了外廷文官系統的樞機。內閣地位，在明人眼光中也是有變化的。在前期，也就是嘉靖以前，是“無相名而有相之實”，嘉靖以后的內閣，人們都視內閣的首輔為真宰相，但與漢、唐的宰相不同，它既不能統率六部，而且還受制于內廷的太監，故明人稱其為“有相之名而無相之實”。嚴格講，只有張居正執政的萬歷前十年，他才是真宰相。為什么如此?因為內廷有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對他全力支持，在內閣他是一人獨大，所以他才是明代唯一的真宰相。那時萬歷只有十幾歲，還不能完全自己直接執掌權柄，這是張居正特殊的地方。為什么張居正能得到內廷的全力支持，那還得介紹明代宦官的系統及其與外廷文官之間在決策形成過程中的相互關系。
（三）明朝宦官與內廷制度
《明史·宦官傳》的序言講到朱元璋曾經鑄鐵牌于宮門曰：“內臣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而且下令諸司不得與宦官有文移往來。為了杜絕宦官預政，朱元璋曾規定內臣不許讀書。《明史·職官·宦官》記載朱元璋曾對侍臣說：“朕觀《周禮》，奄寺不及百人，后世至踰數千，因用階亂。此曹止可供灑掃、給使令，非別有委任，毋令過多。”又言：“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惡者常千百，若用為耳目，即耳目蔽，用為心腹，即心腹病。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則檢束，有功則驕恣。”由于朱元璋的這種態度，當時有內侍偶爾言及政事，“立斥之，終其身不召。”這些規定和設想，實際上做不到，朱元璋自己有時也不得不使用身邊的太監，但畢竟很有限。《皇明祖訓》中設置有“繩頑司”，其職掌是“治內官、內使之犯罪者”，這個機構設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但洪武十七年以后就消失了。
明代宦官系統的設置，也有一個歷史過程。朱元璋在集慶建立政權時，吳元年便設置了內史監。洪武十七年時對內官系統作過一次調整，到洪武二十八年(公元1395年)重定內官監的系統，設置十一監。宦官地位的提高是在明成祖永樂年間，靖難之役建文帝下面的宦官系統為朱棣提供了不少情報，所以他開始重視宦官系統的建置。宦官系統有十二監、四司、八局，即所謂二十四衙門。總管內廷事務的是司禮監，而司禮監在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便已設置，后來才成為明代宦官的第一署。因為司禮、掌印、秉筆及隨堂太監掌握內外章奏和“批紅”的權力，內閣的票擬要經過內廷的“批紅”才能正式成為圣旨以號令整個國家機構，故外廷的“票擬”和內廷的“批紅”二者的工作關系成為內外雙軌相互制衡的關系。這樣的宦官系統，實際上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官僚系統，如司禮監的權力便非常大了，在皇位交替之際，司禮監與閣臣同受顧命。對于軍事重鎮，有時也會派宦官出鎮地方，出鎮宦官的派遣和調動也歸司禮監。一些大案、要案，需要三法司即刑部、大理寺、都察院會審時，往往也會派司禮監與三法司在堂上一起會審，而且每五年要舉行大審一次。司禮監還有權派宦官提督京營，與兵部同理軍務。京城的兵權，有一部分掌握在宦官手上。此外宦官還提督東廠，那是負責偵緝的事。在司禮監下，權力及影響最大的是秉筆太監，他是代替皇帝“批紅”的。掌印太監的地位也很高，還有就是提督東廠的太監。所以宦官的觸角代表帝王，伸向文官系統的方方面面。這樣宦官系統人數眾多，清人講明代的宦官和宮女有十萬多人，這可是一個龐大的消費群體了。既然宦官系統的觸角伸及文官系統的方方面面，那么宦官沒有相當的文化素養就難以勝任了，因此從小進入宮庭的小內使便有一個讀書學習的問題。洪武年間，內官只能識字、會書算。永樂時，讓吏選教官入內教書。宣德時設內書堂，選小內侍令大學士陳山教習之。那時在內書房讀書的都是十歲上下的太監，有二三百人，后來增加到四五百人，都是由翰林官執教。宦官系統的二十四衙門缺會寫字的小太監，就由內書房調撥，然后不斷補充新的小內侍。明人記載中曾在內書堂任職的官員有69人，其中后來入閣為大學士的有19人。通過翰林院的教官，也就在一定意義上，溝通了內廷與外廷之間的聯系。內官既然接近權力結構的頂端，那么宦官系統內部，勢必派系林立，內斗不已，這與文官系統外廷及內閣內部的派系斗爭往往互相呼應。
（四）明朝的后宮與東宮制度
明代宮殿的建筑，前殿后宮，前面是乾清宮，后面是坤寧宮，乾清是朝會辦公的場所，坤寧是后宮，屬于生活的場所。后宮六院是帝王與其妻妾生活的場所，帝王是一夫多妻制，他的后院妻妾成群。后宮旁還有東宮，是太子居住的地方。朱元璋鑒于前朝女主專權、外戚專政，他嚴格限制后妃干政。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他便讓翰林學士朱升修女誡，他說：“治天下者，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于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俾預政事。”“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不為禍。”《明史·后妃傳》記載他采取的措施，“命工部制紅牌，鐫戒諭后妃之詞，懸于宮中。牌用鐵，字飾以金，復著令典，自后妃以下至嬪御女史，巨細衣食之費，金銀幣帛、器用百物之供，皆自尚宮取旨，牒內使監覆奏，移部臣取給。”還規定內宮不能以“私書出外，違者論死”，“宮嬪以下有疾，醫者不得入宮，以證取藥。”為了防止后宮干政，朱元璋完全切斷了后宮與外部的直接聯系。為了防止外戚干政，朱元璋還規定天子、親王的后、妃、宮嬪都選良家女為之，大臣勛戚進者勿受。故明代的后妃都采之京師附近的民間，有明一代也因此沒有母后臨朝，沒有外戚擅權。萬歷的生母李太后，漷縣人，萬歷成人之前她在乾清宮照管萬歷的生活，萬歷成婚以后，她就返回慈寧宮。萬歷六年以前，神宗尚未成人，她的職責便是管好兒子的生活習慣，不直接預政。
與有明一代政制直接相關的便是東宮制度，也就是接班人的培養和教育問題。皇太子亦稱皇儲，這里有二個問題，一是如何選擇和確定皇太子的問題，二是確立以后安置在哪里，如何培養他未來執政的能力?中國立儲的傳統，主要是為了防止諸子爭奪，那就是《春秋》公羊傳說的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故朱元璋在洪武元年便立其長子朱標為太子，朱標早死，因長孫早死，立次孫朱允炆為皇太孫。明代在東宮設詹事府，設置詹事、左春坊、大學士、左庶子、左諭德等，一般情況下，詹事府的僚屬都與翰林院的職務互相兼任，故王位交接時，東宮的班子往往就是未來內閣的班子，有如西方的影子內閣。如穆宗在嘉靖時為裕王，雖未正式冊立為太子，實際上他是王位的接班人，當時如高拱、張居正都曾在裕邸隨侍穆宗的左右。
以上是張居正執政以前，明代的內閣、宦官、后宮、東宮的制度背景，張居正是在這個制度背景下逐步進入明王朝權力結構中樞的。除了制度背景以外，我們還得了解張居正進入內閣中樞的歷史背景，由此觀察從嘉靖、隆慶進入萬歷這個時期，當時明王朝存在的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弄清楚張居正是如何在處理這些內部矛盾和社會問題的過程中勝出的。
有明一代的歷史，在朱元璋和朱棣之后，那個東宮制度，并沒有為明王朝培養出什么好皇帝來，朱元璋寄托希望的他的子子孫孫，反而多是昏庸之輩，他想方設法要限制的相權，后來自然演化成為內閣制度，反而是內閣制度在維護明王朝穩定上起了重要作用，張居正是內閣諸相中最杰出的代表。當然內閣中也有很不好的，如嚴嵩執政的那些年。其他內閣諸臣中，起積極作用的居多。朱元璋治吏很嚴酷，明代的文官中出了一批好官和清官，還是嚴以治官好，對官員寬松則貪官庸官就多了。這些事情也說明歷史自有其發展的客觀規律，它不以人們主觀的意志為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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