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批評浩然無關“文人相輕”》一文(載2014年2月27日《文學報》),我覺得石飛先生既不了解和熟悉建國初期的農村與農民,也不能正確認識和準確把握農業合作化那段歷史。石飛認為建國初期農民對搞互助組、合作社都是“極度抵制”“極其不滿”的,互助組、合作化是完全違背農民利益的,還武斷地說,在農民愿意不愿意“放棄土地”、想不想參加合作社的問題上,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全部是有悖真實的謊言鬼話”。我這里不說《艷陽天》,因為《艷陽天》寫的是高級社階段,根本就不存在農民愿意不愿意入社的問題。石飛拿《艷陽天》說事,暴露出他對這部作品的無知。浩然是熟悉農村和農民的,他是合作化運動的親歷者、參與者和推動者。上世紀70年代出版的《金光大道》第一部和第二部,寫的是1950年到1952年前后中國農村普遍發生過的故事。石飛先生那時幾歲?在合作化運動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對當時的情況,真的比浩然更了解、更有發言權?他說他讀過《金光大道》,但看了他的文章,我對此表示懷疑。也許他粗枝大葉地讀過幾頁,但顯然是沒有讀懂。因為他對《金光大道》的指責,是完全建立在對此書的無知和誤讀的基層上的。一位大學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曾經不無慚愧地告訴我,他當年為了完成一篇旨在否定浩然的論文,以便早日獲得碩士學位,對浩然的《金光大道》等作品,的確存在著“故意誤讀”的情況。從網上檢索“石飛”的資料,得知其生于1946年。這種有違學術良心的情況,為什么竟也存在于一個老年作家身上?
1994年,浩然在《有關〈金光大道〉的幾句話》一文中寫道:“《金光大道》寫的是本世紀五十年代初期中國農村普遍發生過的事情。那時,共產黨剛剛取得政權,為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生產,把中國建設成符合其綱領和主張的社會,在農村實行了土地改革之后,隨即著手發動分散勞動經營的農民搞生產互助組,進而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再推廣變生產資料私有制為集體所有制的‘合作化’。當時黨的總路線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督鸸獯蟮馈穼懙木褪?lsquo;三大改造’之一的農業改造。具體描繪冀東一個名叫芳草地的普通村莊里,眾多不同層次、不同身世、不同命運、不同理想和追求的農民們,在這個‘改造’的運動中,傳統觀念、價值取向、生活習性、感情心態等等方面,或自愿,或被迫,或熱切,或痛苦的演變過程。” 《金光大道》并不是如石飛所說的寫了農民一開始就都積極擁護互助合作,都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自覺性與覺悟,而是刻畫了各色各樣的不同階層、不同性格、不同追求的農民形象。對互助合作,有積極參加的,有熱烈擁護的,有徘徊觀望的,有消極應付的,也有搗亂破壞的。同樣是農民,思想有先進與落后之別,品質有高尚與低俗之別,目光有高遠與短淺之別,心靈有純潔與齷齪之別。剛剛翻身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在舊的思想和習慣勢力的影響下,加之各自的家庭情況不同,并不是每個人都能馬上意識到互助合作的優越性,組織起來的重要性,以及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偉大意義。所以,才有了偉人“重要的問題是教育農民”的精辟之論。中國農民幾千年來走的都是個體單干的小農經濟老路,土地的私有的,但為什么把土地視為命根子的許多貧苦農民卻恰恰沒有自己的土地,而只能給地主當長工,或租種地主的土地而遭受殘酷的壓榨與剝削?這不正是私有制的弊端或曰罪惡嗎?為什么他們只有在共產黨領導的土改中才能得到土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千年夢想?不走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不解決土地私有和隨意買賣的問題,即使在土改后,農村中的貧富兩極分化也是迅速的,有的農民因家庭的變故和天災人禍,不得不忍痛賣掉剛剛分得的田地與房屋,再次淪為新富農階層的雇傭勞動者。許多翻身戶雖然分得了土地,但因缺少耕牛等生產資料,或家中孤兒寡母、老弱病殘,缺少精壯勞力,連種子都不能及時播撒,只能眼巴巴地將土地撂荒,看著少數財大氣粗的人“發家致富”?;ブ献?,“窮幫窮來種上咱們的地”,正是為了讓中國農民凝聚起來,組織起來,發揮集體的合力,而免于窮困與破產,正是為了讓翻身農民保住土改中分得的勝利果實。1980年鄧小平同志在接見外賓時指出:“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改革開放后,某些人總是企圖以“包產到戶”來否定當年的互助合作,殊不知,如果沒有當年的合作化運動,土地仍然是私有制,80年代開始并延續至今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又從何談起?
了解《金光大道》創作過程的同志都知道,《金光大道》并非作家面壁虛構、閉門造車的產物,無論寫作前和寫作中,浩然都深入群眾中做了深入廣泛的調查研究。他曾帶著《金光大道》的部分手稿到田間地頭讀給農民朋友,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在正式出版前,還先期印行了幾百冊“征求意見本”,發送給農民、干部、知識分子、學生、文學愛好者、出版社編輯等各階層人員(其中不少是合作化運動的親歷者),數次召開座談會,廣泛聽取意見與建議。試問,古今中外,有哪個弄虛作假、炮制謊言的寫作者,敢把自己尚未出版的書稿如此暴曬在陽光之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浩然對收集到的意見與建議認真思考,擇善而行。雖然意見和建議各色各樣,有些意見也未必合理和正確。但大都對這部作品給予充分肯定與熱情贊揚,沒有人認為這部書總體上不真實,更沒有人認為它是“撒謊”。這就奇怪了,一部大家都認為真實或比較真實的作品,幾十年過去了,因了某些人理想的坍塌、信念的迷失和政治上的叛賣、變節,它就變成了“撒謊”和“鬼話”?
浩然、柳青等文學巨匠以如椽巨筆熱情歌頌農業合作化運動,盡到了一個共產黨人和時代作家的神圣責任。他們是勤勉的,也是真誠的。他們沒有撒謊,撒謊的恰恰是當今那些別有用心、肆意詆毀他們的人??梢哉f,那個時期出版的描寫農村生活的小說,在寫到互助組、合作化時,幾乎沒有一部不是持肯定和歌頌態度的。包括趙樹理、劉紹棠,也寫的是這類作品(劉紹棠的一部寫合作化運動的長篇小說《金色的運河》,因他被劃為右派而未能出版)。歌頌過合作化運動的大小作家和業余作者不計其數。浩然成為被某些人攻擊的焦點,原因有三:一是他沒有在歷次政治運動中被“迫害致死”,遭人嫉恨;二是他寫得最多,最出色,最真誠,最有影響;三是他沒有見風使舵、趨炎附勢、隨著政治風向的變幻而不斷“改頭換面”,乃至玩弄“道歉”、“懺悔”的騙人把戲。在遭受種種打壓和暗算、處境最為險惡的情況下,他依然大義凜然地宣布:“我的信仰不變!”這種信念和氣節,一直到他被病魔擊倒在床而沒有絲毫動搖。
關于農業合作化運動這段歷史,關于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意義,《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以及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都有相關記述,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黨的歷屆領導集體的核心也都有精辟的論述。湖北社科專家馬社香同志的專著《農業合作化運動始末(百名親歷者口述實錄)》也如實記錄了這段歷史。毛澤東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能夠發展中國”,江澤民說:“社會主義制度的確立、鞏固和發展,體現了中國現代社會運動的客觀規律,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最深刻的變革。如果不進行以社會主義為前途的人民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不可能把黑暗的中國變成光明的中國。如果新中國建立以后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就不可能維護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不可能逐步實現人民共同富裕的愿望。如果今后不堅持社會主義,而是像有人主張的那樣退回去走資本主義道路,用勞動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養肥一個資產階級,在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只能使大多數人重新陷入極其貧困的狀態。這種資本主義,只能是原始的、買辦式的資本主義,只能意味著中國各族人民再度淪為外國資本和本國剝削階級的雙重奴隸。”胡錦濤、習近平說:“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建立,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如果說肯定了農業合作化的歷史功績和偉大意義就是“謊言”和“鬼話”,那么,那么多黨史工作者、親歷者都在說謊嗎?黨的歷屆領導集體、領導核心都說的是“鬼話”,只有石飛先生才能夠代表農民,說的才是“人話”?
面對網友的質疑與批評,石飛辯解說:“包括合作(化)在內的所謂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值得不值得反思?是否蘊含沉痛的教訓?——對此,‘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和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已經給出了答案。”(見3月2日石飛在樊發稼博客的跟帖)他這句自詡為“睡地摸天”的“廢話”,恰恰暴露了他根本不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的科學內涵。所謂“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論”,其中一層意思就是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我們必須堅持而不能背離社會主義。這是對我國社會性質的界定。沒有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就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我國已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最主要的是我們已經建立起來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關系即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同時也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在意識形態中的指導地位。毫無疑問,沒有包括農業合作化運動在內的“三大改造”的成功,中國的社會性質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哪來的“社會主義”?更談不上什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了。從總體上全盤否定合作化,否定“三大改造”,是不折不扣的“背離社會主義”的荒謬論調。至于說到“反思”,則沒有什么不需要反思,因為任何一場運動,即使總體上偉大輝煌,在細枝末節上也不可能沒有失誤和缺陷。“改革開放30多年的實踐”又怎么了?難道就沒有失誤,沒有問題,沒有教訓,沒有需要反思的地方嗎?
某些人處心積慮否定和詆毀浩然的實質,就在這里:不是浩然“撒謊”,而是他們喪失了信仰和節操,背離了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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