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列寧和斯大林都認為民族問題的中心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強調應該發揮正確的民族政策對東方各民族的示范作用，并積極通過共產國際援助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援助”的內容不僅包括各支部的革命總任務和總政策，也包括具體的民族理論與政策。蘇俄和共產國際認為，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理論、“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理論和聯邦制國家理論能夠指導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由于共產國際和作為支部的中國共產黨之間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且共產國際也意圖主動施加影響，因此中國共產黨接受列寧的民族理論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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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既堅持民族自決權理論，又主張“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并將聯邦制國家作為蘇聯各“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的形式，乃至世界各國勞動人民緊密聯合和團結的形式。這表明，在列寧看來，其民族自決權理論、“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理論和聯邦制國家理論(即便是一種過渡性步驟)對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都具有適用性。考察列寧、斯大林的相關著述就可以發現，中國共產黨接受列寧的民族理論乃是蘇俄為推動世界革命勝利而主動施加影響的結果。那么，蘇俄為什么以及是通過什么途徑來向中國共產黨施加影響，而使其接受列寧的民族理論的呢?本文試圖對之作出回答。
一、沒有東方各民族的援助，世界革命就不能取得勝利
1919年1月，在《在全俄東部各民族共產黨組織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列寧指出，“十分明顯，世界各國行將爆發的社會主義革命”，決不會只是一國無產階級戰勝本國資產階級的事情，土耳其、波斯和中國等東方各民族紛紛覺醒，采取實際行動，致力于參與決定全人類命運的問題。世界革命正在“日益接近”，蘇維埃共和國要把覺醒的東部各族人民團結在自己周圍，共同去反對國際帝國主義。這是因為，俄國人所開創的事業雖然將由英國、法國和德國等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來鞏固，但是沒有各被壓迫民族首先是東方各民族勞動群眾的援助，是不能取得勝利的。蘇維埃共和國目前的任務是同其他國家的無產者聯合起來共同斗爭，把自己真正的共產主義學說翻譯成各民族的文字，以激發東方各民族勞動群眾從事獨立活動和把自己組織起來的革命積極性。
針對有人仍然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視為一種無足輕重且非常平和的民族運動的觀點，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著重指出了殖民地革命運動的意義。他說，自20世紀初始，殖民地的民族運動已經作為獨立的、積極的革命因素出現了，它們最初是為爭取民族的解放，但將來一定會轉而反對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其革命作用可能比我們預期的要大。1922年5月，列寧在《(真理報)創刊十周年紀念》中又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大多數居民已經覺醒、行動起來，特別是中國和印度正在“咆哮著”，它們的1905年革命正日益迫近，而且是不可遏止地愈來愈快地“迫近著”，也正在“卷入或已經卷入革命斗爭、卷入革命運動、卷入國際革命”。
基于對東方各民族之于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作用以及東方各民族解放運動的認識，列寧認為，必須要采取正確的民族政策，樹立蘇俄在東方的威信。他說：“如果我們在東方人民登上歷史舞臺的前夜，在他們開始覺醒的時候，由于對我們本國的異族人采取即使是微小的粗暴態度和不公正態度而損害了自己在東方的威信，那就是不可寬恕的機會主義”，完全違背了支持同帝國主義作斗爭的聯合和團結原則。要知道，“世界史上的明天，將是這樣一個日子，那時已經被喚醒的、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各民族就要完全蘇醒過來，他們爭取自己解放的長期的艱苦的決戰就要開始了”。
應該承認，將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置于世界革命的洪流中，事實上也是列寧對取得俄國革命徹底勝利進行思考的產物。眾所周知，俄共(布)在十月革命后，成功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但俄國革命的發展進程卻與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極為不同。他們設想，俄國的農村公社有可能成為俄國社會主義的生長點，如果西歐革命爆發，并給俄國提供物質援助，俄國革命方有徹底勝利的希望。然而，預想中的西歐革命并沒有發生，而十月革命卻取得了成功，并在世界范圍內造成了一股無產階級革命的浪潮。在列寧看來，世界革命儼然有一觸即發之勢。遺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幾個資本主義國家爆發的無產階級革命(1918芬蘭一月革命、1918年-1919年的德國革命、1919年的匈牙利革命等)很快遭受挫折，歐洲革命進入低潮，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東方各民族為推翻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卻此起彼伏。“西方不亮東方亮”，“社會主義孤島”中的列寧遂“由原來的從西方直接進攻轉為從東方迂回進攻”，認識到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蘊藏著一股巨大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力量，這將有助于俄國革命的徹底勝利和世界革命的開展及最終勝利。
現在來看，列寧當時對世界革命形勢的估計雖較為樂觀，而不盡符合實際，但其對東方各民族巨大革命潛能的洞察也極為犀利、敏銳，且非常準確。
二、民族問題的中心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和列寧一樣，斯大林也非常強調正確的民族政策對東方各民族的示范作用。他認為，東方各民族都在把蘇俄看作“試驗場”，因而俄共(布)的民族問題提綱主要是“面向東方，注意的是東方那些打瞌睡的重要的后備力量”。如果俄國用聯邦制“正確地模范地解決民族問題”，便可“給東方的那些重要的革命后備力量作出榜樣”，“增強他們對我們聯邦的信心和向往”。屆時，“整個東方就會看到，我們的聯邦是它的解放的旗幟，是它的先進部隊，它應當跟隨這支部隊前進，--這將是世界帝國主義崩潰的開端”。如果俄共(布)在民族問題上犯有錯誤，那就會破壞被壓迫民族對俄國無產階級的信任，失掉其在東方心目中的吸引力，就很難戰勝世界帝國主義。
為什么要“面向東方”?這是因為，民族問題的中心不是在西方，而是在東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針對烏克蘭人民委員會主席克•格•拉柯夫斯基既要面向西方又要面向東方的觀點，斯大林認為，在同一個時間內要面向兩方是不可能的。那么，東方的后備力量的作用是什么?1925年7月，斯大林在與日本《日日新聞》記者布施先生的談話中說，殖民地國家是帝國主義的基本后方，東方基本后方的革命化不僅會使帝國主義失去后方，而且必然會在促使西方革命危機尖銳化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這是因為，遭受既從后方又從前線攻擊的帝國主義是必定要被摧毀的。 由于被壓迫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含有革命能力，這種革命能力可以用于“推翻共同的敵人，用于推翻帝國主義”，因此，無產階級的“統治”民族應當積極地援助各被壓迫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當然，無產階級并不是無條件地援助任何一種民族運動，只是援助那些旨在削弱帝國主義、推翻資本主義的民族運動，“民族權利問題并不是一個獨立自在的問題，而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
斯大林指出，俄國馬克思主義者過去和現在都把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密切聯系起來看。關于民族問題的提法以十月革命為界，在俄國有兩個階段。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階段”，“民族問題被看成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即無產階級和農民專政問題的一部分”;在“十月革命階段”，民族問題已經從國內問題變成世界問題，擴大和轉變為殖民地問題，“民族問題已經被看成是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的一部分，無產階級專政問題的一部分”。
在1929年3月的《民族問題和列寧主義》一文中，斯大林又補充了民族問題在兩個階段的不同解決辦法。他說，在“十月革命以前的階段”，推翻沙皇制度，消滅封建殘余，實現國家完全民主化，就是在資本主義范圍內可能做到的解決民族問題的最好辦法;在“十月革命階段”，“推翻資產階級政權和建立無產階級專政，把帝國主義軍隊從殖民地和附屬國境內驅逐出去并保證殖民地和附屬國有分離和成立自己的民族國家的權利，消除民族仇視和民族主義并鞏固各族人民間的國際聯系，組織統一的社會主義國民經濟和在這個基礎上樹立各族人民間兄弟般的合作，就是在這個時期的條件下解決民族殖民地問題的最好辦法”。
那么為什么要以十月革命為界限提出有關民族問題的兩種提法及兩種解決辦法呢?這是因為，十月革命本身具有極其重要的世界意義，它擴大了民族問題的范圍，“使民族問題從歐洲反對民族壓迫的局部問題變為各被壓迫民族、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從帝國主義下解放出來的總問題”;而且，它給這一解放開辟了廣泛的可能性和現實的道路，促進了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把它們匯集到反帝國主義的巨流中去;更重要的是，它“在社會主義的西方和被奴役的東方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建成了一條新的從西方無產者經過俄國革命到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線”。
認為東方各民族是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重要的后備力量，無疑是斯大林對列寧關于東方各民族之于世界革命作用的認識的深化;將民族問題的中心放在東方，而不是西方，也符合列寧對世界東西方各國民族問題現狀的判斷：1789年-1871年，西歐大陸各國資產階級革命先后取得勝利，并建立了獨立的民族國家，而東方各民族卻處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狀況，還沒有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而將民族問題和無產階級革命總問題密切聯系起來看，以十月革命為界，提出兩個階段民族問題的提法及不同的解決辦法，這也表明，斯大林已經將東方各民族的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升到戰略高度而予以重視了。
三、蘇俄是援助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基地和中心
要援助各被壓迫民族和附屬國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就必須有一個強大的公開的基地和中心，而在斯大林看來，聯共(布)領導下的蘇聯就是這樣一個基地和中心。1927年11月，斯大林為紀念十月革命十周年在《真理報》第255號刊文《十月革命的國際性質》指出，十月革命不僅震撼了帝國主義，也為世界革命建立了“從來不曾有過”的強大的公開的基地和中心，即第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現在世界范圍內的革命運動都把這個基地作為靠山，并團結在這個中心周圍，“組織世界各國無產者和被壓迫民族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統一戰線了”。
斯大林雖然是在1927年才明確指出，蘇聯是各殖民地、附屬國民族解放運動的基地和中心，但此種基地和中心的建設很早就開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第二國際破產，十月革命勝利后，為團結各國的革命左派，就迫切需要“建立一個戰斗總部即共產國際的中心，以保持經常的聯系和對運動實行有計劃的領導，使各國的運動的利益服從世界革命的共同利益”。1919年3月3日，列寧發起成立共產國際。來自歐洲、美洲和亞洲21國家的35個政黨與組織的代表共52人出席了共產國際成立大會。其中，中國旅俄華工聯合會的兩位負責人劉紹周和張永奎，以“中國社會主義工人黨”代表的名義，出席了成立大會。共產國際總部設在莫斯科，各國共產黨都作為其支部而存在。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首個決議案提出，“黨中央委員會應每月向第三國際報告工作”;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中國共產黨加入第三國際決議案》，“議決正式加入第三國際，完全承認第三國際所決議的加入條件二十一條，中國共產黨為國際共產黨之中國支部”。
毋庸置疑，該決議案影響重大。通過加入共產國際，中國共產黨得以“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家庭中的一員，它所領導的革命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得到了世界無產階級的廣泛支持”。然而，把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并非沒有異議。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即荷蘭人多夫賓•斯尼弗力)來到中國，聯絡和溝通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相關事宜。馬林在與陳獨秀談話時提出，各國共產黨都應以共產國際支部的名義開展活動，且必須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中國共產黨也不例外;必要時，共產國際給予經費援助。陳獨秀聽后拍案而起，表示不能同意，認為“中共剛剛誕生，沒有必要戴共產國際這個大帽子”，中國革命的具體情況不同于歐洲和蘇俄，共產國際難于了解;而且，中國共產黨要保留獨立自主的權力，量力而行地開展工作，而“絕不能讓人牽著鼻子走”。因此，中俄兩黨應是兄弟關系，而非上下級關系;中國共產黨不需要共產國際的經濟援助。最后，陳獨秀高聲申明：“我的態度是，我們可以不干，但就是不能戴共產國際這頂大帽子!”
此次談話雙方不歡而散，之后由于馬林積極營救因私藏《新青年》雜志而遭逮捕的陳獨秀出獄，陳獨秀方始對馬林產生好感，并與其達成妥協。馬林高姿態地說：“中國黨的一切工作完全由中共中央負責領導，作為共產國際代表的我，只與中共最高負責人保持經常接觸，商談一般政策而已。”陳獨秀則誠懇地表示：“中共擁護共產國際，對其代表在政策上的建議自應尊重。”然而，由于意見時常不盡一致，此后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的爭執也不斷發生。一大結束后不久，陳獨秀就與李漢俊、張國燾、周佛海等人發生了激烈爭論。據張國燾的回憶，陳獨秀當時仍認為，共產國際不應干涉黨的內政，其決議案或命令“只能供參考之資”。無需多言，當時的史料和目前學界的研究已經表明，獨立自主一直都是陳獨秀內心深處處理中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關系問題的原則，但由于各種歷史因素的影響，獨立自主原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未能得到貫徹。
關于共產國際的政策和任務，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草擬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列寧指出：“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主要應該是使各民族和各國的無產者和勞動群眾為共同進行革命斗爭、打倒地主和資產階級而彼此接近起來。”由于“聯邦制是各民族勞動者走向完全統一的過渡形式”，“已經在實踐上顯示出它是適當的”，因此，共產國際在國家外部關系方面的任務就是，“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驗證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產生的”聯邦制國家形式，“力求達到愈來愈緊密的聯邦制同盟”，“實行使一切民族解放運動和一切殖民地解放運動同蘇維埃俄國結成最密切的聯盟的政策”。而在國家內部關系方面，共產國際的任務不能只限于空洞地、形式地、純粹宣言式地實際上卻不負責任地承認民族平等，而要經常解釋，只有把全體勞動者聯合起來的蘇維埃制度，才能實際上給各民族以平等，各國共產黨也必須直接幫助附屬的或沒有平等權利的民族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
為有效援助東方各民族的民族解放運動，蘇俄于1921年在莫斯科成立了東方大學(全稱為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由共產國際委派代表直接參加該校最高領導機構，負責招收來自蘇聯東部地區和東方各殖民地、附屬國的學生。該校學制初為7個月，后改為3年，設置有黨的工作和政治教育、工會運動、經濟、行政法律等系，分為蘇聯東方部和外國部，工作方針則相應有二：一個是為蘇聯東部地區培養民族干部，另一個就是為東方各殖民地和附屬國培養革命工作干部。外國部設有中文、朝文、日文、土耳其文、法文、英文和俄文7個班，中國共產黨人瞿秋白曾在中文班主修社會學課程。由于東方各殖民地、附屬國的情況極不相同，該校所肩負的任務也有所不同。1925年5月18日.斯大林在東方民族大學學生大會上發表演講。在分析了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特點后，斯大林認為，“天地間不再有統一的和無所不包的殖民地東方了”，之前那種把殖民地東方看成是一個統一的和同一式樣的整體的看法已經不符合實際情況，現在至少可以區分為三類殖民地和附屬國。第一類國家沒有或者幾乎不存在無產階級，工業完全不發達，如摩洛哥。第二類國家工業不發達，有人數較少的無產階級，如中國和埃及。第三類國家資本主義比較發達，有人數較多的無產階級。
顯然，每類國家的情況不同，其當前任務也不同。在第一類國家，民族資產階級還不具備分裂為革命派和妥協派的基礎，因此，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就是，采取一切辦法去建立反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在第二類國家，民族資產階級雖已分裂為革命派和妥協派，但妥協派還不會和帝國主義聯合起來，因此，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是，采取工農政黨的形式，由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轉為實施工人和小資產階級革命聯盟的政策，“揭穿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同帝國主義作堅決斗爭”。在第三類國家，民族資產階級不但已經分裂成革命派和妥協派，而且妥協派基本上已經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因此，共產主義者的當前任務就是，把工人階級中的優秀分子爭取到共產主義方面來，并且建立獨立的共產黨;建立工人、農民和革命知識分子的民族革命聯盟，以反對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的聯盟;保證無產階級在這個聯盟中的領導權;為使城鄉小資產階級擺脫妥協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影響而斗爭;保證解放運動同各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運動的結合。
從共產國際在民族和殖民地問題上的全部政策和任務，東方大學的工作方針和對殖民地、附屬國所肩負的使命的設定可以看出，共產國際對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共產黨支部的“援助”，不僅包括各支部的革命總任務和總政策以及落實革命總任務和總政策的最關鍵因素，即革命者干部的培養，也包括各支部的具體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聯合政策。在革命總任務、總政策和革命者干部的培養方面，共產國際對各支部，特別是對中國支部的影響已為歷史所證明。而在各支部的民族政策方面，共產國際也顯然認為，列寧的民族自決權理論、“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理論和聯邦制國家理論是能夠指導殖民地、半殖民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各支部所在國要獲得民族解放，實現民族平等，就應堅持民族自決權理論;各支部要把所在國全體勞動者聯合起來，實現民族聯合，就應堅持“自由民族的自由聯盟”理論;相應的，在實現自由聯合的形式上，也應堅持聯邦制國家理論，這是因為，在蘇維埃制度和蘇維埃運動基礎上所產生的聯邦制國家形式“已經在實踐上顯示出它是適當的”，共產國際要在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一步地發展、研究以及驗證”此種聯邦制國家形式。有鑒于此，蘇俄對中國革命的總任務、總政策以及民族政策主動施加影響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從根本上講，在當時的環境下，建立一個旨在援助東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反對世界帝國主義的世界革命的基地和中心確有必要。沒有這樣一個中心，中國革命的進程無疑會滯后多年，共產國際的成立及其以后的活動無疑也對中國革命助力很大。
四、電報不能領導中國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為防止共產國際的指導活動出現消極影響，斯大林也曾批駁過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做法。斯大林指出，要正確地領導革命，要正確地檢查共產國際的中國路線的得失，就必須顧及列寧主義的三個策略原則：第一，共產國際在給各國工人運動作出“指導性的指示”時，一定要估計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獨有的東西;第二，每個國家的共產黨一定要利用最小的可能以保證有盡可能多的同盟者，“即使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不可靠的也好”;第三，在政治上教育群眾，僅靠宣傳和鼓勵是不夠的，還要有群眾自身的政治經驗。在此，筆者認為，在處理共產國際與各國支部關系的層面上看，后面兩個原則是從屬于第一個原則的，這是因為，不管是同盟者的成分結構和同盟方式的確定，還是宣傳、鼓勵政策的內容和群眾自身政治經驗的獲取方式的確定，都需要估計到每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獨有的東西。
根據列寧主義的三個策略原則，斯大林認為，共產國際內某種“領導者”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做法是錯誤的。根據共產國際的某些公認的一般原理，而不用顧及中國經濟、政治、文化、習俗和傳統方面的民族特點，就可以領導中國革命，似乎“他們衣袋里總藏著兩三個現成的、對一切國家都‘適用的’、在任何條件下都‘必需的’公式”一樣。他們不懂得，現在當各國共產黨已經成長為一個群眾性的政黨之時，共產國際“領導”的主要任務就是，發現和掌握每個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民族特點，“并善于把這些特點和共產國際的一般原理結合起來，使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目的易于實現并得以實現”。
斯大林以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例指出，黨內的反對派中有些人(指托洛茨基等在共產國際中擔任有職務的人)就是這樣一類“領導者”。反對派以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在反對資產階級的情況下進行的事實出發，得出結論說：“打倒和資產階級的任何共同行動，共產黨人立即退出國民黨萬歲”。而斯大林則指出，這些人應看到的“現時”的中國和1905年的俄國不同，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帝國主義的壓迫是針對全民族的，當中也包括資產階級的某些階層，而他們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是會支持中國革命的，因此，“中國革命不單純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且是反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革命”，在寧漢合流之前的特定條件下和時期內，不能不承認，與國民黨合作是完全正確的。
1927年8月1日，斯大林在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會員會聯席全會作有關國際形勢和保衛蘇聯的演說中就中國革命問題指出，所謂用電報領導中國革命的觀點的錯誤性在于，反對派沒有把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加以嚴格區別，而混為一談了。在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進程中，作為其他民族的壓迫者的資產階級始終是反動的，俄國全民族性質的革命聯盟從來都不具備必要性和現實條件。而在殖民地和附屬國如中國的革命進程中，民族資產階級中的革命派在一定條件下和一定時期內是能夠支持本國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因此建立中國全民族性質的革命聯盟(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現實可能性。
筆者認為，在理論層面，斯大林對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做法的批駁是很到位的。首先，正如斯大林所分析的，中國革命與俄國1905年革命的情況確實極為不同，1905年時的俄國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中國則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因此，中國革命的任務首先是建立反帝國主義的全民族性質的革命聯盟，以反對帝國主義的欺凌。其次，斯大林也正確地指出了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的觀點在理論上的錯誤之處，即把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同殖民地和附屬國的革命混為一談，這種錯誤自然也違背了列寧對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的理論區分，以及斯大林對十月革命前后兩種民族問題的提法。最后，斯大林還正確地指出了這種錯誤的理論根源在于沒有估計到各個國家的民族特殊的、獨有的東西，亦即各國經濟、政治、文化、習俗和傳統方面的民族特點，以及各個國家的工人運動的民族特點。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斯大林雖然正確地批駁了所謂用電報就能領導中國革命的做法，提出應該估計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但在正確地“領導”中國革命方面，斯大林也犯了與其所謂黨內“反對派”同樣的理論錯誤。事實上，聯共(布)實際主導下的共產國際選派代表來中國直接指導革命、通過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指導中國革命、通過歷次國際會議和發布國際決議指導中國革命、通過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和蘇聯駐華使團起作用或培養革命理論“領袖”(如王明)來充當中國革命的領導人的做法，也是沒有顧忌到中國革命的民族特點的做法。
事實上，陳獨秀最初反對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是有一定道理的。這是因為，按照共產國際章程的規定，一旦加入共產國際，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就不僅有權要求各支部開除違反其紀律的團體或個人，而且還有權將違反共產國際決定的支部開除出去。這就導致中國共產黨不得不無條件服從共產國際。對于大革命的失敗，毛澤東后來就曾批評說：“共產國際在1927年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不是什么‘意見’，而是干脆發的命令，中國共產黨顯然甚至無權不接受。”最為重要的是，謀求對各支部的干預權也是共產國際的意圖所在。斯大林曾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直白提出：“共產國際是無產階級的戰斗組織”，“它不能不干預各國黨的事務”，“否認它的干預權利，那就是為共產主義的敵人效勞”。1927年5月，斯大林又“直言不諱”地宣稱：“我們有足夠的權威使中國人接受我們的決定。”而蔡和森也曾透露：“中央移武昌時，駝背毛子所攜致國際電稿內有‘不遵守國際訓令者剝奪其在中央之指導權……’之語。”
這充分表明，共產國際“對于中國革命的影響，已經突破原來的示范、建議關系，上升到組織上的領導和被領導關系”，中國共產黨的成長與發展自始就注定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段時間內“受到共產國際的制約和束縛”。當然，考慮到實際主導著共產國際的蘇俄當時的國內民族政策在國際上已呈現出新氣象，中國共產黨已認清帝國主義國家民族政策的殖民主義本質，且自身理論準備不足，所以共產國際領導中國支部和中國共產黨接受列寧的民族理論與政策也是必然的。共產國際對中國革命的指導雖然失誤頻頻，但其對中國革命的歷史貢獻也不容抹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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