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個兒欠下的饑荒別讓大家扛——亂讀隨鈔之九十九馬望野

　　自個兒欠下的饑荒別讓大家扛

　　——亂讀隨鈔之九十九

　　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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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并無完人，絕大多數的、百分九十九以上的人是功大于過者，或者只有微小的過錯。因為人的主觀認識總是落后于客觀世界。永遠有認識不到的角度與認識不到的深度。需要不斷地去尋找和了解它的底蘊。所以錯誤總是難免的，不存在沒有過錯的人。有錯不要緊，只要反思，檢討，改正，也就可以獲得公眾的諒解，求得一己的釋然了。可惜，有些人卻不這樣想。總想著把自己的責任推給別人，似乎這樣就可以交代，逃避，甚至千方百計諉過邀功，因而錯上加錯。抄在下面的兩個例子，不知道能否有助于大家的思考?

　　【一】 劉濤的經歷

　　在蒯大富口述(米鶴都整理)的《清華批斗王光美始末》(刊《讀書文摘》2013年7月號)中，講到了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劉少奇追悼會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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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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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總理對批劉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么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后，我認為時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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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才剛剛見過面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干得對，干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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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我就廣播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她們講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后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于是老予，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

　　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后.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么做，點了名以后.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劉濤.你必額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么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后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志要做橙查。

　　后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后，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復制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內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后來舉行劉步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以后很長時間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斗爭高于階級斗爭、階級感情高于家庭親惰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里.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后.我上去發言，我說劉禱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馬氏子曰：

　　蒯大富終于說了實話。劉濤，包括賀鵬飛，之所以違心要和家庭劃清界限，的確是出于很不得已。用蒯大富的話來說，那是“就象夾在磨盤里.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但是，那畢竟傷及親人情感。王光美難于接受之舉，也是人之常情，將心比心，人們完全可以理解。后來聽說，她還是和劉濤重歸于好，原諒了她。好歹是一家人嘛，有什么過不去的火焰山?劉濤當然有過錯，雖然事出有因，但是個人的責任還是推卸不了的。我也相信，她也不會不反思，檢討，改正的吧?盡管她沒有敲鑼打鼓去宣揚，可是人們心領神會默認了。當然，這件事情如果要徹底追查的話，還是可以找到直接的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的!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嘛，那是人所共知的!這里就無須再細說了。該當何罪的還是要當其罪的!

　　【二】張紅兵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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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紅衛兵懺悔：文革期間母親因被我舉報遭槍決(組圖)

　　見之于搜狐

　　2013年08月07日09:25

　　新京報記者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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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紅兵準備還要申訴。這幾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歷史◎

　　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歷，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歷史的殘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縣，59歲的張紅兵談起自己的官司，他說還會在適當的時機申訴。

　　這名昔日的紅衛兵引起公眾關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與此同時，他也向公眾撕開了自己“歷史的傷疤”。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后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志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后，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并被槍決。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8月5日，安徽固鎮縣文廣局(文物局隸屬該局)說，他們曾書面回復過張紅兵，經過實地調查和研究后認為，方忠謀墓并不符合國家對于文物認定的相關法規要求。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后，為什么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系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斗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斗會結束后，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么親密。

　　新京報：但后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斗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并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后，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于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弒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斗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么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后來發生了什么?

　　張紅兵：后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后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后，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后，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么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后悔?

　　張紅兵：當時心里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覺得家里出現了一場階級斗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么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系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里說過我：“你母親在家里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么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后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于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后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里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后來的生活有怎么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并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郁癥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里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么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嘗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里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里，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歷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后，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么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志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里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后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親表面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后，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歷后，周圍人什么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兇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道)

　　——馬氏子曰：

　　此文所述，乍看仿佛與發生在劉濤身上的情節相似之至。不過，細想卻是小同而大異。同者，“割席”(馬注：清·龔自珍似有詩云;“割席畏聞文字獄”)之舉傷了自家親屬;異者，“弒母”(馬注：弒，據《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書>臣殺死君主或子女殺死父母：弒君/弒父。)言行過分有悖于人之常情。所以有些人聽了很不以為然，甚至加以怒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件事的發生，盡管難免有當年必然的社會原因，但是卻找不著此外的直接的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相反，在事情發生之際，并非沒有人加以勸阻，可是有關當事者卻無論如何也聽不進去。更叫人們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昔日那樣高調地從事，而今又那樣高調地從事?這主要的完全的是要反思自己檢討自己改正自己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句古話似乎值得引起注意。“成亦蕭何，敗亦蕭何。”難道自個就沒有責任?你就不是蕭何!假定說來，你即許是在強調自個的責任，那期求的社會效果是什么?“功夫在詩外”的意思也難不叫人去思考的。

　　本尊已經年過八十。這輩子在下也算是閱人無數，其中有一種人為我所最不齒的就是，左的時候他比誰都左，右的時候他比誰都右;左也風光，右也風光，左右都風光，永遠風光。左右逢源，左右通吃。唯我獨革，唯我獨尊!大概，這個世界之復雜，這個世界之無序，其因由就是緣于多了這種“動物”。天啊!到哪一天人們才能少見一些這種寶貝疙瘩?看不到這種矯情作秀?我們的世道被他們搞亂了，社會的風氣被他們敗壞了，善良的人心被他們污染了啊!

　　雖然，我們不能反對他人改變觀點轉化立場，但是，那改變和轉化必須亮出改變和轉化的原因和理由，讓大家明白其因由。哪怕那因由并不正當并不能服人呢!光明磊落為人嘛，直率坦白為人嘛!不過，這并不是凡人都能做到的。有的人的觀點和立場的改變和轉化卻完全是立足于自家的發達和上進，發軔于一己之私。那可是不能明說，不能擺到桌面上來的。可以打出來的旗子和招牌，就只能是冠冕堂皇的東西了。人嘴兩張皮，咋說都有理。您就看那遮不住馬腳的麒麟皮吧，要多光鮮就有多光鮮，要多正確有多么正確。于是，忽左忽右，忽紅忽白，大行其道，大出其彩。真的叫人不知其可了。

　　可是，對于這種寶貝的作秀，并不是都受到了鄙視和反感的。其人之所為，還得到了些許人物的推崇。有人說，“張紅兵們的道歉、懺悔自然難能可貴，卻不應只是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每一個曾親身經歷‘文革’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當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挾而盲從盲動呢，還是有意無意甚或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作惡?同時，那些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實地了解‘文革’的歷史，需要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問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是不是也會像張紅兵那樣，在虛幻、極端情緒支配下‘大義滅親’?”其理由是，如此這般，可以批判文革，否定文革。那么，如彼主張者為何也不想想，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時不分今昔，論不分你我，大規模地大范圍地來進行反思，檢討，改正，都要考慮自己可能會有什么過錯?這和文革中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有什么區別?而說白了吧，“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難道不正好是對文革很顯著的一大特色的準確概括么!何況，中央對文革不是早就有了決定了么?看來，這些反文革者其反得更反，真是要反到比文革還文革了!這在目前華夏大地號召追求和實現中國夢的當兒，豈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別出心裁的咄咄怪事兒嗎?

　　那么，為什么要這么大張旗鼓地唱起此等高調呢?有人說的很玄乎：“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理由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換句話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都是文革給鬧騰的，連封建也脫不了干系!于是，這么些年，長達十幾、幾十年來發生的諸多問題，如“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等等，其責任呢，并不在于現在，而在于過去，大家去找文革流毒和封建影響算賬吧，而首先，“對‘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于是一場不能名為“群眾運動”的“運動群眾”眼看要開始了。。。。。。。

　　眼前的現實是不是這樣呢?沒準!但愿我的猜想和懷疑是極端錯誤的，是絕不能成立的。那么，阿彌陀佛，我們就可以睡一個安穩覺了，可以去做中國夢了!你再如何批判我，那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在下閉口無言，閉門思過就是了!

　　(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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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紅兵們的懺悔不應只是個體救贖

　　《北京青年報·今日社評》2013/08/08

　　本報評論員：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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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

　　59歲的安徽律師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請將他母親的墓地確定為文物。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一番言論，被張紅兵和他的父親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被槍決。如今，張紅兵向社會公開這段歷史，公開向母親懺悔，希望通過自己這個反面教材，讓更多的人牢記歷史的悲劇。

　　舉報自己母親的時候，張紅兵是一名16歲的紅衛兵，自認“根紅苗正”的他，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10年后法院作出再審判決，為張紅兵的母親徹底平反，但張紅兵永遠不能饒恕自己的“弒母”罪行，他用幾十年的內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徹懺悔，也無法完成靈魂的救贖。近年來，各地陸續有“文革”時的紅衛兵公開站出來，向當年受到自己批斗、毆打、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干部、鄰里道歉。較之當年常見的紅衛兵批斗、毆打他人，張紅兵以舉報將自己的母親送上斷頭臺，無疑更加殘忍而慘烈;較之少數當年的紅衛兵今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張紅兵向冤死的母親懺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劇色彩。

　　因為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丈夫舉報自己的妻子，兒子舉報自己的母親，而且明知會將妻子、母親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槍斃自己的母親，這種完全悖逆人倫、喪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但在“文革”那個非人的年代，這類案例卻絕非罕見。今天人們反思“文革”，有一種較普遍的看法認為，在極度瘋狂、混亂的“文革”年代，普通個體的力量是渺小的，絕大多數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挾其中，包括紅衛兵在內，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時也是備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個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錯，主要應歸咎于社會的罪錯，或者說是那場運動的罪錯，施害者如果事后沒有為自己的罪錯懺悔，沒有向受到自己傷害的人道歉，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這種語境，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張紅兵們主動向當年的受害者道歉、懺悔，其精神自覺和道德勇氣具有某種宗教的意味——在向來缺乏宗教傳統和宗教情緒的中國，這種宗教意味尤為可貴。

　　張紅兵們的道歉、懺悔自然難能可貴，卻不應只是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每一個曾親身經歷“文革”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當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挾而盲從盲動呢，還是有意無意甚或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作惡?同時，那些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實地了解“文革”的歷史，需要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問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是不是也會像張紅兵那樣，在虛幻、極端情緒支配下“大義滅親”?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張紅兵下決心向社會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恥辱史，是因為他看到網上有人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希望通過他在“文革”中的慘痛經歷，幫助更多人認清“文革”的真相和實質。不可否認，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警惕遠非充分到位，張紅兵那樣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黨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

　　【一】 劉濤的經歷

　　在蒯大富口述(米鶴都整理)的《清華批斗王光美始末》(刊《讀書文摘》2013年7月號)中，講到了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劉少奇追悼會的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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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文革的馬前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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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來講.中央文革這些人的講話我們特別愛聽。他們的講話煽動性比較強.比較直白，不像總理講話政策性比較強。在這之前.9月26號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召見我們三司頭頭講話的時候說.清華和一些學校.好多大字報把矛頭指向劉少奇同志。少奇同志還是國家主席嘛.我這個總理還是他任命的嘛。那我們就很清楚地意識到.就是不要把矛頭指向劉少奇。

　　總理對批劉少奇的事一直持保留態度.他不主張批劉.至少在開始的時候他一點也不主張批劉。我當時是這樣理解的：總理不主張批劉，是因為中央不到時機，還不能公開。但是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肯定是遲早的事。到了1966年底.中央的報刊也開始暗示.說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兩個人，老是這么個提法。實際大家都清楚是指誰了。清華井岡山批劉少奇.在全市刷大標語.公開點劉的名.是12月份開始的。這主要是受到張春橋的影響.張春橋和我談話以后，我認為時機到了。

　　。。。。。。

　　大約有一個星期的時間，打倒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就鋪天蓋地遍布全城了。江青特高興，我們才剛剛見過面沒幾天，12月30號她又親自到清華來，表揚我們說：你們干得對，干得好!毛主席向你們問好!

　　。。。。。。

　　江青那次來.還要見劉濤和賀鵬飛，我就廣播通知劉濤和賀鵬飛到清華靜齋。靜齋是留學生樓，他們一會兒就來了。他們見了江青.就叫江阿姨、江阿姨。他們開始談話的時候，江青讓我出來了。她跟劉濤她們講了什么.我不太清楚。不過過后她對我說了一句話：“老于是老予，兒子是兒子、老子不革命.兒子還會革命的.不要為難他們。”江青囑咐關照的這句話.留給我特別深的印象.所以我在整個掌權的過程中一直沒有整過他們，沒整過賀

　　鵬飛.也沒整過劉濤.而且對他們還比較關照。

　　在我們點劉少奇名以后.劉濤在全校做了次檢查。在此以前我們也沒敢那么做，點了名以后.覺得黨中央、毛主席這個態度已經很明確了。我們就找劉濤談話.在那種情況下做工作，我們處在一種居高臨下的狀態.實際就是訛著劉濤.你必額要揭發劉少奇。當時劉濤到我宿舍來.就老哭。她說：我爸爸不是反革命，我爸爸不反毛主席。我說：這個你說不管用啊，中央“兩報一刊”的文章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中央那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毛主席、黨中央都說得這么清楚了.你說這個能是假的嗎?按照“十六條”的解釋.走資派是敵我矛盾啊!你爸爸肯定是反革命，而且是最大的!你是共產黨員，你說你是跟毛主席走.還是跟你爸爸走?她說：我肯定跟毛主席走。我說：那給你個機會，就是要你表個態。在全校大會發個言。后來劉濤就答應了。我就對外宣布，劉濤同志要做橙查。

　　后來劉濤在大會上發言表態.還很長。會后，我就把她的發言整成稿子.登在報紙上。最有煽動性的還是劉濤的錄音.就是把劉濤的錄音復制好多盤拿到王府井等地去放。當時，聽錄音的人把王府井大街都堵了。自己的女兒親自揭發內情.這個對劉少奇傷害非常大，殺傷力很大。所以，后來舉行劉步奇的追悼會，王光美堅持不讓劉濤參加，以后很長時間都沒有寬恕她。不過事實上.劉濤當時也是無奈啊。我們給她做工作，提到這樣的高度：你打算跟你爸爸一起走呢.還是站在毛主席這邊?在那種路線斗爭高于階級斗爭、階級感情高于家庭親惰的政治壓力下.劉濤就像被夾在磨盤里.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賀鵬飛也一樣啊，劉濤做了檢查、賀鵬飛也做了檢查。他們檢查后.我上去發言，我說劉禱表現是相當好的.我們歡迎劉濤與劉少奇劃清界限，站到毛主席這邊來。

　　——馬氏子曰：

　　蒯大富終于說了實話。劉濤，包括賀鵬飛，之所以違心要和家庭劃清界限，的確是出于很不得已。用蒯大富的話來說，那是“就象夾在磨盤里.在兩扇磨盤的壓迫下.除了投降沒有辦法。”但是，那畢竟傷及親人情感。王光美難于接受之舉，也是人之常情，將心比心，人們完全可以理解。后來聽說，她還是和劉濤重歸于好，原諒了她。好歹是一家人嘛，有什么過不去的火焰山?劉濤當然有過錯，雖然事出有因，但是個人的責任還是推卸不了的。我也相信，她也不會不反思，檢討，改正的吧?盡管她沒有敲鑼打鼓去宣揚，可是人們心領神會默認了。當然，這件事情如果要徹底追查的話，還是可以找到直接的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的!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嘛，那是人所共知的!這里就無須再細說了。該當何罪的還是要當其罪的!

　　【二】張紅兵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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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紅衛兵懺悔：文革期間母親因被我舉報遭槍決(組圖)

　　見之于搜狐

　　2013年08月07日09:25

　　新京報記者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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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紅兵準備還要申訴。這幾年他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希望母親的墓地能被認定為文物。他同時向社會公開了一段“血淋淋”的歷史◎

　　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在家發表了一番言論，讓“根正苗紅”的張紅兵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母親被槍決。

　　張紅兵說許多年來一直內心痛苦。從2011年9月起他向安徽固鎮縣相關部門申請，希望認定母親的墓地為文物。不過沒成功。他說公開那段經歷，是希望人們討論、批評，也記住那段歷史的殘酷。

　　8月2日，安徽蚌埠五河縣，59歲的張紅兵談起自己的官司，他說還會在適當的時機申訴。

　　這名昔日的紅衛兵引起公眾關注，是他打了一系列官司。與此同時，他也向公眾撕開了自己“歷史的傷疤”。

　　43年前，16歲的張紅兵寫了封檢舉信，與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了軍代表的門縫。他檢舉的是自己的母親方忠謀。

　　根據當年的歷史材料、后來的法院文件以及當地縣志記載，1970年2月，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了支持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言論，她被自己的丈夫張月升和長子張紅兵舉報。

　　張紅兵的舅舅，今年66歲的方梅開8月5日回憶，父子倆與自己的姐姐起爭執的那個晚上，他和張紅兵的弟弟也在場。他說當時聽到父子倆要去檢舉，很著急，還曾跑出去找人希望勸說。

　　方梅開說，以為姐姐也就是判刑“蹲大牢”。但兩個月后，方忠謀被認定為“現行反革命”，并被槍決。

　　十年后，1980年7月23日，安徽宿縣地區中院作出了再審判決，認定原判決完全錯誤，“實屬冤殺，應予昭雪”。

　　母親的案子平反了，不過張紅兵“永遠不會饒恕自己”。他也在以自己的方式“贖罪”。

　　2011年9月，他向安徽固鎮縣有關部門提出，希望將母親方忠謀的墓地(遇難地)認定為文物。未成功。他又將有關部門告上法庭。今年3月底，他迎來二審終審判決，敗訴。

　　8月5日，安徽固鎮縣文廣局(文物局隸屬該局)說，他們曾書面回復過張紅兵，經過實地調查和研究后認為，方忠謀墓并不符合國家對于文物認定的相關法規要求。

　　在張紅兵打官司的過程中，去年8月，固鎮縣文廣局曾對方忠謀墓地(遇難地)是否為不可移動文物舉行聽證會。在聽證會上，張紅兵以特殊的方式向母親公開懺悔。

　　他說自己應該成為反面教材，希望歷史的悲劇不被遺忘。

　　▲怕父親包庇，自己去檢舉

　　新京報：事情過去幾十年后，為什么會有公開那段經歷的想法?

　　張紅兵：大約是2009年，我看到網上有人寫鼓吹“文革”的文章。當時意識到，這是歷史潮流的倒退。我個人希望通過我的反思，讓現在的人們了解當時的真實狀況。

　　新京報：當年你父親和你會一起檢舉你的母親，和家庭環境有關系嗎?

　　張紅兵：我家其實和萬千的普通家庭一樣，是充滿溫情的。我記得父親挨批斗時(編者注：其父張月升曾在固鎮縣任衛生科科長，“文革”之初便被“打倒”)，母親站到父親身邊，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替父親遮擋拳頭，保護父親。批斗會結束后，母親手挽著父親走在公共場合。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那么親密。

　　新京報：但后來因為她說的話，你父親和你就去舉報?

　　張紅兵：放在現在看，會覺得不可思議，但那是個不一樣的年代。我的父親被劃為“革命造反派”后，挨批斗，有人對他拳打腳踢。而我，為了表示自己與走資派父親劃清界限，貼了批斗他的大字報。

　　當時，父親和母親并沒有責怪我。貼大字報后，父親反而把我當作大人來看待了。當時的輿論導向和社會思潮就是那樣的。

　　新京報：對于母親的事，你一直說自己犯下“弒母”大罪。

　　張紅兵：事情發生在1970年2月13日，我們家人在一起辯論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母親說，領導人不該搞個人崇拜，“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

　　我當時非常震驚，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變了，不是一個母親了，而是階級敵人。我立即投入對母親的批判斗爭。

　　這時候父親就表態說，從現在起我們堅決和你劃清界限，你把你剛才放的毒全部都給我寫出來。母親寫完一張紙，我父親就拿著出了家門，說要去檢舉。

　　新京報：父親已經去了，為什么你又去?

　　張紅兵：我擔心父親可能考慮其他因素，比如和母親的感情，比如整個家庭要照顧。為表現自己的革命立場，我寫了封檢舉信，和我的紅衛兵胸章一起，塞進軍代表宿舍的門縫。

　　新京報：后來發生了什么?

　　張紅兵：后來我回家，看見軍代表和排長進來，對著我母親就踹了一腳，她一下跪地上。然后大家像捆粽子一樣，把她捆了起來。我現在都記得，母親被捆時，肩關節發出喀喀作響的聲音。

　　▲“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舉報母親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后果?

　　張紅兵：想到了。父親舉報回來后，就問母親：槍斃你不虧吧?你就要埋葬在固鎮了。在我親筆寫的檢舉揭發材料的最后，我寫著：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我知道我和父親這么做，意味著母親會死亡。

　　新京報：目睹母親被抓走，有沒有過后悔?

　　張紅兵：當時心里很亂。不過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覺得家里出現了一場階級斗爭，我和父親站穩了立場，我們的政治表現經得起考驗。

　　那時候大家都被裹挾在一種氛圍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徹底地、無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新京報：你檢舉了自己的母親，當時周圍人怎么看?

　　張紅兵：當時，在與父母關系較好的同事中，有個別叔叔曾私下里說過我：“你母親在家里說的話，又沒有在外面說，你和你父親不應該這么做”。周圍人異樣的眼光是免不了的。但大家都不對這件事公開發表看法。

　　后來，固鎮縣教育革命展覽中，還有一塊展板是《大義滅親的中學生張紅兵和反革命母親堅決斗爭的英勇事跡》。

　　新京報：急于和母親劃清界限，會有自保的原因嗎?

　　張紅兵：從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純粹高遠，而實質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種政治表現。政治表現可能給自己帶來不一樣的境遇。

　　不過后來我和弟弟依然沒有升高中的機會，不能當兵，不能進工廠，都下放到了農村。

　　▲“夢里母親從不和我說話”

　　新京報：母親這件事情，你覺得對你后來的生活有怎么樣的影響?

　　張紅兵：有些影響最初就發生了，可我并沒意識到是這件事情的緣故。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后，我曾陷入極度的恐懼和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之中。

　　很長一段時間內，我越來越表現出嚴重的抑郁癥狀。比如我與父親、弟弟通過語言交流思想已經困難。我在心里揣摩著要說的每句話，考慮說出來是否正確。我想把自己完全封閉起來，不與他人接觸，避免可能發生的恐懼。

　　新京報：什么樣的恐懼?

　　張紅兵：我聯想到在土改、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槍決的外祖父，聯想到母親受其父案件影響。我害怕自己在與人交往時，也會像母親那樣控制不住說出自己的政治觀點……而我何嘗不也是因母親的遭遇受到影響。更可怕的是，這種傷痛還可能因為我，傳遞到女兒甚至孫輩。

　　新京報：會夢到你母親嗎?

　　張紅兵：有很多次，在夢里我見過她，還像臨刑前那樣年輕。我跪在地上，緊緊拉著她的手，但又害怕她突然消失。我說：媽媽，不孝兒我給您下跪道歉了!但是她不回答我。在許多夢境里，她從來不和我說話，我相信，這是她對我的一種懲罰。

　　新京報：流過眼淚?

　　張紅兵：許多年來，都有情不自禁流淚哽咽、失聲痛哭甚至號啕大哭。我已記不清有多少回了。有時是在白天，有時是在夜晚。

　　更多的是我在小姨母、舅父的推動下，懷著沉重的負罪感，為母親寫平反的申訴材料而一人獨處的時候。

　　▲“我應該成為反面教材”

　　新京報：別人談到那段歷史，你會不會敏感?

　　張紅兵：2001年，我曾經的一位同事，也是律師，在法庭上，我們代理雙方，激烈辯論。休庭后，他在樓梯口攔住我，高聲跟人說我檢舉母親的事情，說固鎮縣志里都提了，大家都去看。

　　我非常憤怒。和他吵了起來，問他為什么揭發我的隱私。

　　新京報：也就是，你以前并不愿別人知道?

　　張紅兵：從自我保護的角度，我是不愿意的。背后指指戳戳的人太多了，不過這也是正常的現象。

　　新京報：你反思自己，是從什么時候開始的?

　　張紅兵：其實母親去世后，我就陷入痛苦。這幾十年我從來沒停止過反思。不過第一次形式上的反思應該是1979年。我看到官媒上公開報道張志新的事情。當時我和父親就意識到，我們做錯了。

　　經過這幾十年的社會底層生活，我也經歷了磨難。整理家庭的各種遺物、檔案，寫材料。我在心里罵：張紅兵啊張紅兵，連畜生都不如。

　　我想逃，卻無處可逃。

　　新京報：后來你和父親會談論母親的事情嗎?

　　張紅兵：我們一直在小心翼翼地回避，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提起。在母親去世后的很多年里，父親表面很平靜。直到他離休后，有一次我們回老家，他和我第一次談起這件事。他說當時我們家出了這個事，他應該負主要責任，因為他是成年人。

　　新京報：你公開這段經歷后，周圍人什么反應?

　　張紅兵：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都不理解，問我你這樣做有什么用呢。也有人給我發郵件，說我該死了。好多網友罵我，說你還有臉活到現在，還不到母親墓前尋死。

　　新京報：你為了讓母親的墓地(遇難地)被認定為文物，打了幾年的官司，是以這樣的一種方式，拒絕遺忘?

　　張紅兵：巴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曾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設想。他說，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他說最好建立一座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來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當時)究竟發生了什么事情。

　　我希望為將來必定要建立的“文革”博物館，提供一份資料。

　　家母方忠謀冤案的歷史資料，符合巴老所說條件。也應該把我對母親的行為，作為展覽內容之一。我是兇手之一，讓人們看不起我、痛罵我吧。每個人都應該看到它。我應該成為他們的一個反面教材。

　　(新京報記者 朱柳笛 安徽蚌埠報道)

　　——馬氏子曰：

　　此文所述，乍看仿佛與發生在劉濤身上的情節相似之至。不過，細想卻是小同而大異。同者，“割席”(馬注：清·龔自珍似有詩云;“割席畏聞文字獄”)之舉傷了自家親屬;異者，“弒母”(馬注：弒，據《現代漢語詞典[第六版]》，<書>臣殺死君主或子女殺死父母：弒君/弒父。)言行過分有悖于人之常情。所以有些人聽了很不以為然，甚至加以怒斥。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這件事的發生，盡管難免有當年必然的社會原因，但是卻找不著此外的直接的應該負主要責任的當事人。相反，在事情發生之際，并非沒有人加以勸阻，可是有關當事者卻無論如何也聽不進去。更叫人們難以理解的是，為什么昔日那樣高調地從事，而今又那樣高調地從事?這主要的完全的是要反思自己檢討自己改正自己么?“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這句古話似乎值得引起注意。“成亦蕭何，敗亦蕭何。”難道自個就沒有責任?你就不是蕭何!假定說來，你即許是在強調自個的責任，那期求的社會效果是什么?“功夫在詩外”的意思也難不叫人去思考的。

　　本尊已經年過八十。這輩子在下也算是閱人無數，其中有一種人為我所最不齒的就是，左的時候他比誰都左，右的時候他比誰都右;左也風光，右也風光，左右都風光，永遠風光。左右逢源，左右通吃。唯我獨革，唯我獨尊!大概，這個世界之復雜，這個世界之無序，其因由就是緣于多了這種“動物”。天啊!到哪一天人們才能少見一些這種寶貝疙瘩?看不到這種矯情作秀?我們的世道被他們搞亂了，社會的風氣被他們敗壞了，善良的人心被他們污染了啊!

　　雖然，我們不能反對他人改變觀點轉化立場，但是，那改變和轉化必須亮出改變和轉化的原因和理由，讓大家明白其因由。哪怕那因由并不正當并不能服人呢!光明磊落為人嘛，直率坦白為人嘛!不過，這并不是凡人都能做到的。有的人的觀點和立場的改變和轉化卻完全是立足于自家的發達和上進，發軔于一己之私。那可是不能明說，不能擺到桌面上來的。可以打出來的旗子和招牌，就只能是冠冕堂皇的東西了。人嘴兩張皮，咋說都有理。您就看那遮不住馬腳的麒麟皮吧，要多光鮮就有多光鮮，要多正確有多么正確。于是，忽左忽右，忽紅忽白，大行其道，大出其彩。真的叫人不知其可了。

　　可是，對于這種寶貝的作秀，并不是都受到了鄙視和反感的。其人之所為，還得到了些許人物的推崇。有人說，“張紅兵們的道歉、懺悔自然難能可貴，卻不應只是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每一個曾親身經歷‘文革’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當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挾而盲從盲動呢，還是有意無意甚或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作惡?同時，那些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實地了解‘文革’的歷史，需要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問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是不是也會像張紅兵那樣，在虛幻、極端情緒支配下‘大義滅親’?”其理由是，如此這般，可以批判文革，否定文革。那么，如彼主張者為何也不想想，地無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時不分今昔，論不分你我，大規模地大范圍地來進行反思，檢討，改正，都要考慮自己可能會有什么過錯?這和文革中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有什么區別?而說白了吧，“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難道不正好是對文革很顯著的一大特色的準確概括么!何況，中央對文革不是早就有了決定了么?看來，這些反文革者其反得更反，真是要反到比文革還文革了!這在目前華夏大地號召追求和實現中國夢的當兒，豈不是一件出乎意料的、別出心裁的咄咄怪事兒嗎?

　　那么，為什么要這么大張旗鼓地唱起此等高調呢?有人說的很玄乎：“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理由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換句話說，“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都是文革給鬧騰的，連封建也脫不了干系!于是，這么些年，長達十幾、幾十年來發生的諸多問題，如“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等等，其責任呢，并不在于現在，而在于過去，大家去找文革流毒和封建影響算賬吧，而首先，“對‘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于是一場不能名為“群眾運動”的“運動群眾”眼看要開始了。。。。。。。

　　眼前的現實是不是這樣呢?沒準!但愿我的猜想和懷疑是極端錯誤的，是絕不能成立的。那么，阿彌陀佛，我們就可以睡一個安穩覺了，可以去做中國夢了!你再如何批判我，那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了，在下閉口無言，閉門思過就是了!

　　(2013/08/23)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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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紅兵們的懺悔不應只是個體救贖

　　《北京青年報·今日社評》2013/08/08

　　本報評論員：潘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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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

　　59歲的安徽律師張紅兵這幾年一直在做一件事情，申請將他母親的墓地確定為文物。1970年，張紅兵的母親方忠謀在家中發表一番言論，被張紅兵和他的父親舉報為“反革命”，兩個月后被槍決。如今，張紅兵向社會公開這段歷史，公開向母親懺悔，希望通過自己這個反面教材，讓更多的人牢記歷史的悲劇。

　　舉報自己母親的時候，張紅兵是一名16歲的紅衛兵，自認“根紅苗正”的他，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10年后法院作出再審判決，為張紅兵的母親徹底平反，但張紅兵永遠不能饒恕自己的“弒母”罪行，他用幾十年的內心煎熬，用一生的痛徹懺悔，也無法完成靈魂的救贖。近年來，各地陸續有“文革”時的紅衛兵公開站出來，向當年受到自己批斗、毆打、抄家和騷擾的眾多師生、干部、鄰里道歉。較之當年常見的紅衛兵批斗、毆打他人，張紅兵以舉報將自己的母親送上斷頭臺，無疑更加殘忍而慘烈;較之少數當年的紅衛兵今天公開向受害者道歉，張紅兵向冤死的母親懺悔，也更具撕碎人心的悲劇色彩。

　　因為政治問題上的不同意見，丈夫舉報自己的妻子，兒子舉報自己的母親，而且明知會將妻子、母親置于死地也在所不惜，甚至在舉報信上強烈要求槍斃自己的母親，這種完全悖逆人倫、喪失人性之事，放在今天是絕對不可思議的，但在“文革”那個非人的年代，這類案例卻絕非罕見。今天人們反思“文革”，有一種較普遍的看法認為，在極度瘋狂、混亂的“文革”年代，普通個體的力量是渺小的，絕大多數人都身不由己被裹挾其中，包括紅衛兵在內，很多人既是侵害、侮辱他人的施害者，同時也是備受侵害、侮辱的受害者，個人在“文革”中犯下的罪錯，主要應歸咎于社會的罪錯，或者說是那場運動的罪錯，施害者如果事后沒有為自己的罪錯懺悔，沒有向受到自己傷害的人道歉，某種意義上是可以理解的。置身這種語境，在沒有任何外界壓力的情況下，張紅兵們主動向當年的受害者道歉、懺悔，其精神自覺和道德勇氣具有某種宗教的意味——在向來缺乏宗教傳統和宗教情緒的中國，這種宗教意味尤為可貴。

　　張紅兵們的道歉、懺悔自然難能可貴，卻不應只是他們個體的自我救贖。每一個曾親身經歷“文革”的人，都應當對自己當年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進行深刻的反思，都不可避免要面對同一個問題：我在“文革”中只是被主宰、被裹挾而盲從盲動呢，還是有意無意甚或積極主動地參與了作惡?同時，那些沒有經歷“文革”的人，也需要全面、真實地了解“文革”的歷史，需要設身處地把自己放在“文革”的情境中，拷問自己能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和理性的判斷，是不是也會像張紅兵那樣，在虛幻、極端情緒支配下“大義滅親”?

　　“文革”將無數的個體推入災難的深淵，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集體大悲劇，對“文革”的反思，迫切需要從個體的救贖上升為群體的反省。張紅兵下決心向社會展示自己那段血淋淋的恥辱史，是因為他看到網上有人寫美化“文革”、鼓吹“文革”的文章，痛感這是一種十分危險的傾向，希望通過他在“文革”中的慘痛經歷，幫助更多人認清“文革”的真相和實質。不可否認，我們對“文革”的反思和警惕遠非充分到位，張紅兵那樣的擔心是有道理的。

　　去年全國人大記者招待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粉碎‘四人幫’以后，我們黨作出了關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實行了改革開放。但是‘文革’錯誤的遺毒和封建的影響并沒有完全清除……現在改革到了攻堅階段，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成功，經濟體制改革不可能進行到底，已經取得的改革和建設成果還有可能得而復失，社會上新產生的問題也不能從根本上得到解決，‘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歷史悲劇還有可能重新發生。”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唯有深入剖析“文革”的根源與教訓，大力推進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等各項改革，才能確保“文革”那樣的歷史悲劇不再重演，張紅兵“弒母”那樣的人間慘禍不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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