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這座歷經千年風雨滄桑的歷史古城，到20世紀30年代，在中國飽經內憂外患的關鍵時刻，走到了歷史前臺，成為舉國矚目的中心。之所以受到人們關注，不是因為這座城本身發生了什么神奇變化，而是因為中國共產黨的到來，使這里形成了一種新的社會風尚——延安作風。這種新的精神追求使延安成為一座高聳的精神燈塔，指引人們奮勇前進、爭取光明。
什么是延安作風?毛澤東曾有過生動的解釋。1939年秋的一天，毛澤東應邀去延安馬列學院作報告。馬列學院特意安排教育處長鄧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傳干事馬洪和校務處長韓世福四人，前往楊家嶺迎接，中途在延河的一座橋上迎面遇到了毛澤東。毛澤東得知他們的來意后，搖搖手說：“這樣做有點不好，一個人做報告要四個人接，要不得!要不得!”說話之間，毛澤東又用眼睛盯著他們四個人，哈哈大笑說：“四個人，轎子呢?你們不是抬轎子來接我呀?下回跟你們領導說，再加四個人，來個八抬大轎，又體面，又威風。要是還有人，再來幾個鳴鑼開道的，派幾個搖旗吶喊的，你們說好不好?”毛澤東的風趣幽默，把大家都逗樂了。但毛澤東接著說：“那才不像話嘛，對不對?皇帝出朝，要乘龍車鳳輦;官僚出閣，要坐八抬大轎，前簇后擁，浩浩蕩蕩，擺威風。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我們既要革命，既要和舊的制度決裂，就萬萬不能沾染官僚習氣。從楊家嶺到馬列學院，十里八里路，二萬五千里長征都走過來了，這幾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們要養成一種新的風氣，延安作風。”(參見譚邏松、張其俊編著《毛澤東的幽默故事》，同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33—34頁。)
為什么要養成這種新的“延安作風”呢?毛澤東的答案很明確：“我們是共產黨人，是講革命的。”中國共產黨自成立之日起，就將人民的利益擺在高于一切的位置，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自己的根本宗旨。為了讓人民群眾過上幸福生活，無數共產黨人拋頭顱、灑熱血，義無反顧地踏上革命征程。延安時期，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的危險，為了保家衛國，中國共產黨毅然擔起抗日救國的重任，舉起團結全民族抗戰的大旗。“打鐵還需自身硬”，要團結全國各民族、各階層人士共御外辱，首先就要從自身做起，形成良好作風，豎立一個標桿，以實際行動作出表率。同時，20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斗爭趨于白熱化;根據地內部也出現財政經濟困難、物資匱乏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要激發人們的斗志，給人們以希望，也要求中國共產黨展現出不同于以往黨派、軍隊的作風。另外，相比于以前，對中國共產黨來說，在延安時期總算是穩定了不少，不僅有了比較穩固的根據地，還實現了局部執政。在這種情況下，一些意志薄弱者，忘卻了艱苦奮斗精神、拋棄了謙虛謹慎態度，有些驕傲自滿了，甚至要享受生活了。這種現象雖是少數，也必須給予嚴厲警示，在繼承優良傳統的基礎上，鑄造一種新的社會風尚。這種風尚，就是要艱苦奮斗、勤儉節約，就是要平等民主、與人民群眾同甘共苦，就是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
社會風氣不是孤立的，而是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狀況的綜合反映。要培育一種新的社會風尚，必須從多個方面入手，協同合作，才能取得成效。為了造就延安作風，毛澤東花費了大量精力，特別是在陜甘寧邊區的建設上，采取了諸多措施。比如，經濟上，開展大生產運動，強調自力更生，積極發展生產;政治上，按照“三三制”原則，建立民主政府，讓人民群眾廣泛參與;文化上，倡導“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新民主主義文化，等等。相對于解決這些現實問題，人的思想的轉變，更為不易。
為了解決人的思想認識問題，培育良好的社會風氣，毛澤東首先從黨風建設入手。1942年，針對黨內存在的一些不良風氣，他在《整頓黨的作風》中指出：“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們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占全黨統治地位的東西，但是它們還在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有加以研究分析說明之必要。”1943年，他在《組織起來》中進一步指出：“我們不應該自滿，我們還要繼續作自我批評，還要繼續求進步。我們的生產也要繼續求進步。我們臉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洗臉，地上有灰塵，就要天天掃地。”他還說：“我們決不能一見成績就自滿自足起來。我們應該抑制自滿，時時批評自己的缺點，好像我們為了清潔，為了去掉灰塵，天天要洗臉，天天要掃地一樣。”1942年開始的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為主要任務的整風運動，目的也是進一步端正黨的思想路線，加強黨的作風建設。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在延安作風建設中，各級領導干部以身作則、率先垂范，至關重要。毛澤東特別重視領導干部的作風問題，對黨在局部執政后可能產生的官僚主義危險，他頭腦十分清醒。1943年11月29日，他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指出：“極端惡濁的官僚主義灰塵和軍閥主義灰塵天天都向我們的臉上大批地撲來。”對于這些四處飄散的官僚主義灰塵，“我們必須堅決地克服這種作風，才能和群眾親密地結合起來”。他要求那些“沾染了官僚主義灰塵”的人，要“用一盆熱水好好洗干凈”。1945年4月20日，在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上，他在談到密切聯系群眾時，說：“黨校去年有人說我是官僚主義，這也使我下決心到黨校去多接近一些人。”后來，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針對黨的領導干部特別指出：“要把自己領導工作的缺點向人家公開，讓大家來參觀，看我這個旅有沒有馬屎、驢屎、有害的微生物，如果有，就來打掃一下，洗干凈，掃除官僚主義。”
反對官僚主義，就是要在勝利面前保持清醒的頭腦，就要做到毛澤東后來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所要求的：“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
正是在毛澤東的倡導和推動下，延安作風逐漸形成。按照毛澤東的說法，在延安“一沒有貪官污吏，二沒有土豪劣紳，三沒有賭博，四沒有娼妓，五沒有小老婆，六沒有叫化子，七沒有結黨營私之徒，八沒有萎靡不振之氣，九沒有人吃磨擦飯，十沒有人發國難財”(《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18頁。)。
對于這種新的社會風尚，許多前往延安參觀考察的人士都深有感悟。1940年3月，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后到重慶和延安參觀訪問。在重慶，陳嘉庚看到的是奢侈腐敗，是達官貴人的花天酒地、揮金如土。而到了延安，他看到的卻是清苦的生活。即便是毛澤東的窯洞內也只有一張舊式鄉村民用木桌，晚餐時就把圓桌放在小方凳上，鋪上幾張紙;餐桌上最貴的菜是一碗雞湯，還是村民聽說毛澤東有貴客來了，主動把正下蛋的母雞殺了送來的。回去后，陳嘉庚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本人往延安前多年，屢見報載中國共產黨兇惡殘忍，甚于盜賊猛獸，及至重慶，所聞更覺厲害，謂中共無惡不作，橫行剝削，無人道無紀律，男女混雜，同于禽獸，且有人勸我勿往，以免危險。及到延安，所見所聞，則完全與所傳相反，由是多留數天，多歷陜北城市農村，多與社會領袖及公務員接觸，凡所見聞，與延安無殊，即民生安定，工作勤奮，風化誠樸，教育振興，男女有序，無苛捐雜稅，無失業乞丐，其他興利除弊，難于盡述，實為別有天地，大出我意料之外。”(轉引自葉子龍口述、溫衛東整理《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4頁。)同樣，1944年由中外記者組成的西北參觀團在陜甘寧邊區采訪時，也有這樣的感受。參觀團成員之一，美聯社、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重慶記者斯坦因，后來在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上發表文章說：“在封鎖線后面我發現了這樣一個熱烈的新社會，簡直使 我目瞪口呆，五年以來，在重慶對共產黨除惡意的誹謗而外毫無所聞的我，對著在延安所發現的事物，吃驚地擦拭著自己的眼睛。”(鄭生壽：《國際友人在延安》，陜西旅游出版社1992年版，第254頁。)在那個年代，數以千計的國內外記者、友好人士參觀訪問延安和陜甘寧邊區，在實地考察中，他們深切地感受到了延安這種新的作風，也從中看到了共產黨人的優秀品格，看到了勝利的曙光，看到了中國未來的希望。
也正是因為這種新的延安作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在西安通往延安的崎嶇道路上，形成了這樣一道獨特的風景：無數的愛國青年和知識分子，打扮成各種模樣，風餐露宿，歷盡艱難險阻，卻矢志不渝地奔赴他們理想之地——延安。延安，就此成為中國革命的圣地。
〔作者樊憲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64期，摘自2013年第3期《黨的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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