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1932 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是日本繼上一年借“九一八”事變吞并中國東北后又在上海挑起的局部侵略戰爭，當時侵華日軍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少將曾狂妄地揚言“四小時內占領上海”。面對強敵，駐守上海的中國第十九路軍在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的率領下奮起反擊，贏得國內民眾的贊譽。然而作為中國武裝力量一部分的國民黨中央海軍卻在整個戰役中未發一彈，甚至與仇敵簽署“互不進攻”協議，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又一頁可恥的“不抵抗”污點。
“淞滬血戰，我艦中立，首都北遷，我艦匿蹤”
1932 年1 月，日本軍艦云集吳淞口和黃浦江，駐滬日本海軍陸戰隊也屢屢尋釁滋事。1 月27 日，時任國民政府海軍部次長兼總務司長的李世甲因公出差到上海，沒想到次日凌晨2 時許，從虹口方向傳來密集的槍炮聲，原來是日軍向當地的第十九路軍開火了。此刻，擔任國民黨海軍第一艦隊(長江艦隊)司令的陳季良正呆在高昌廟基地里，他電話聯系李世甲商討對策，兩人認為時值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執行“不抵抗”的媚日政策高峰，“如果是全面抗日，國民政府應有軍令，如果是局部沖突，海軍則要慎重對待，不宜輕舉妄動”。當天上午，陳季良就接到日本第一遣外艦隊司令鹽澤幸一的親筆信，大意是日本海軍陸戰隊與上海中國駐軍的沖突純系地方性質， “希望雙方海軍維持友好，幸勿誤會”。也在同一天，時任國民政府海軍部長的陳紹寬收到駐南京的日本海軍武官影沼大佐的信，里面半軟半硬地勸告“日中海軍維持親善”。鹽澤幸一后來回憶，駐滬國民黨海軍派人捎來回信，稱“敝國長江艦隊固不敢炮擊貴國軍艦，今奉上峰之命，勢不得已，僅略將軍艦調動，出入港內外，萬無戰意，愿貴國優容之，勿以為罪也”。
2 月1 日下午，日本揚子江艦隊在南京下關江面進行示威性炮術演習，南京海軍部急令各艦不得還擊，同時上海第一艦隊也得到相同的命令。3 日，上海日艦炮擊吳淞等地，國民黨海軍照樣裝聾作啞。幾天后，一艘日本商船闖入國民黨海軍高昌廟基地水域，守衛江南造船所的海軍哨兵開槍，打死日本船長福田，日軍趁機提出懲辦兇手、道歉賠償在內的最后通牒，最后李世甲通過中間人李擇一，向駐滬日本海軍武官北崗大佐尋求妥協，最終答應了日方的要求。2 月中旬，第十九路軍提出要取用上海海軍倉庫里儲存的火炮、彈藥及鋼板用于抗敵，陳季良卻借口未接到政府抗敵的指示故意搪塞拒絕，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公憤。當時上?！缎侣剤蟆贰ⅰ稌r事新報》都曾刊載陳紹寬的講話：“敵若不攻我艦，我自不攻敵艦。”外界懷疑國民黨海軍可能與日本人達成默契，“不然敵軍何惡淞滬陸軍，攻之不遺余力，何愛于長江海軍，揮避不加一矢耶?”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史》上冊曾寫道：“淞滬抗戰期間，國民黨海軍曾暗中接濟日軍糧食蔬菜和雞鴨魚肉，國民政府海軍次長李世甲還與1932 年2 月抵滬參戰的日本第三艦隊司令野村吉三郎同坐汽車參觀己方戰壕，眾目睽睽，毫無忌憚。”正如時評所說：“淞滬血戰，我艦中立，首都北遷，我艦匿蹤，尤為萬目睽睽所共睹 中國海軍每每愛在長江湖口(屬江西省)進行會操，船上水兵依著喇叭聲調，腰駝背弓，從容不迫，各就兩舷炮位，一齊作射擊狀，此種演習法常為外國海軍所親見，至今傳為笑柄，國民黨海軍應改叫‘江軍’。 ”據國民黨海軍部的檔案記載，1932 年1 月至3 月，海軍部發布重要工作指示50 項，但無一與抗日有關，倒有十余項是“剿共”事宜，這也說明當時海軍的主要任務是“安內”，而非“攘外”。
“國人皆曰海軍可廢”
出于對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一系列“不抵抗”政策的義憤，“一·二八”淞滬抗戰甫一平息，中國政壇立即掀起對無能海軍的猛烈抨擊。北平《晨報》指出：“一國海軍之行動竟以敵國海軍司令之意志為準繩，此誠世界空前未有之怪聞。彼以海陸空三軍之合作攻我十九路軍，而我海軍竟無異宣言中立，持保對彼友誼，此種海軍留之何用!民國年負巨額之負擔，果為其能坐視外患，而置若罔聞乎?海軍縱自審其力不足以抗暴敵，然亦當激勵將士努力訓練，豈可遮拾敵軍之余唾，以‘此次行動并非交戰’、‘與我海軍無干’一類賣國口吻訓令其僚屬乎?”民主人士鄒韜奮創辦的上?！渡睢冯s志也刊登題為“國難期中的海軍當局”的文章，列舉了海軍在淞滬抗戰中的諸多“媚日丑行”，大呼“我們怨憤極了，希望借貴刊寶貴篇幅予以警告，希望國人隨處嚴密監視此類敗類之蔓延。希望海軍將士團結起來，打倒此無恥賣國之長官，并準備于中日再有戰事時作勇敢之犧牲 我們鑒于此次因缺乏強大之海軍，使日軍長驅直入，我們應合力來建設新的海軍。”一時間，國民黨海軍成為民眾眼中的“罪人”。
面對洶洶輿情，陳紹寬向行政院長汪精衛訴苦說：“目下國難方殷，江海防務彌形吃緊，外間頗有不察真相，以海軍無抵抗之能力或加責備，不知海軍實之強弱與國家經濟狀況實有連帶關系。就歷來政府所撥海軍之經費而論，維持現狀尚虞不給，更何足以言鞏固國防之設備。橫遭指摘，實屬痛心。”當時，國民政府每月撥給海軍的經費不過50 萬元，只占國民政府軍費總額的5%。“一·二八”事變爆發時，國民黨海軍艦艇總噸位僅4 萬噸左右，且多系炮艦小艇，遠不是日本海軍的對手。但客觀事實是國民黨海軍在淞滬抗戰中主動作壁上觀，無視日本源源不斷地將援兵從本土調到上海，任由其操縱海路運輸，毫無后顧之憂，這種“不作為”恰恰助長了日本擴大侵略的氣焰。
1932 年4 月，國民政府在陪都洛陽召開國難大會，商討岌岌可危的抗戰形勢。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后來成為漢奸的丁默邨領銜發出《徹底改造海軍并整飭海防以抗暴日》提案，強調“海軍各艦早成廢物”，“水兵視艦艇為鋼飯碗，甚至販土運鹽投機自肥”，“于國家民族久已不生關系，除鳴禮炮外，另無其他效用”。該案提出 “八大改造方案”，里面指責現任海軍高級將領畏縮把持貽害國家，應請一律罷免，以謝國人，現有海軍中下級人員須經嚴格考核，并受相當技術及道德訓練后方得重新錄用。這份提案還存在明顯的“地域歧視性”內容，要求改變自1927 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完全由福建人把持海軍(即“閩系海軍”)的局面，“以免重蹈貽害國家之覆轍”。這份提案猶如一塊巨石扔進池塘，引起諸多議論，大批中外記者紛紛前往南京海軍部探詢情況，對丁默邨所列舉的“海軍弊政”尋求證實。
丁默邨提案所產生的沖擊波還未消停，1932 年5 月4 日，國民政府監察委員高友唐、邵鴻基、周利生、王平政聯名向監察院提交《彈劾海軍案》，除列舉海軍與日本海軍訂立互不進攻協議、拒絕出借武器裝備給第十九路軍、李世甲陪同日軍司令野村吉三郎參觀己方戰壕等劣跡之外，還列舉了“海軍陸戰隊在福建各地種植煙土，所得收獲被海軍高層中飽私囊”的事情，要求“請將海軍部長陳紹寬、海軍部次長李世甲一并交付懲戒，并緊急處分，以肅軍紀而作士氣”。同時，高友唐還建議政府“毅然廢除無用海軍，將各艦改作商船行駛外洋，以運貨載客，所入之資仍可不失福建人之飯飽，即騰出前項餉糈改練潛艇，以固國防而御外侮，不致再蹈淞滬覆轍”。同年7 月，高友唐又向新聞界喊話，稱監察院長于右任認同自己的觀點，“因現在之海軍已成世襲罔替之福建人之天下，余主張將海軍根本取消，將艦售與商家作商船，因海軍年費百余萬等于無海軍，何若騰出此數，再加以售艦所得，可購潛水艇二百只。要知中國海軍不希望去打人，以二百只小艇防守海口，較勝于無用軍艦多多”。隨后各地報紙相繼轉載高友唐的言論，一時間造成“國人皆曰海軍可廢”的局面。
劍不如人，劍法更不如人
事情鬧到海軍存廢的地步，作為國民黨海軍一把手的陳紹寬再也坐不住，他不得不全力反擊。陳紹寬不僅在公開場合竭力為海軍辯白，還按照程序于7 月12 日經行政院轉呈中央執行委員會《究辦高友唐案》，實施“反彈劾”，里面指出“高友唐破壞軍譽，搖惑人心，淆亂院章，于犯功令，懇請轉呈究辦 伏查高友唐彈劾海軍消息，報端所載已非一次，本部不欲為無謂之爭辯，一再容忍。詎該委員變本加厲，益肆咆哮，竟到處發言，污蔑中央各機關，以炫其彈劾之能事，資為談助。其所云各節，均系蓄意挑撥，侵辱政府。茲專就污蔑海軍談話謹為糾正”。
由于國民政府最高決策者蔣介石本身就是“不抵抗”政策的始作俑者，他在海軍與“倒海派”之間采取默不作聲與放任自流的態度。不久，中央執行委員會的27 名委員正式提出《中國力挽救危亡案》，該案第六條明確提出“海軍以能供國防上的防御為目的，注力于潛水艇、魚雷艇之建造，不適于國防之軍艦應停止建造，或酌量改為商船”。國民黨海軍的發展被徹底打入冷宮，直到1949 年隨蔣介石逃離大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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