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華細菌戰研究述論

       內容提要：鑒于細菌武器的“特殊可能性”和自身的“戰爭缺陷”，日本將國際社會所摒棄的、反人道的“細菌戰”運用到侵華戰爭中，并將其作為實現侵略擴張欲望的可恃手段。日本侵華細菌戰具有戰略性和政治性、隱蔽性和多樣性、特殊的破壞性這三大特點。日本侵華細菌戰不僅給當時中國的政治、經濟、心理、軍事造成了相當大的危害，而且還影響到了美國的軍事戰略思想。日本政府應該恰當處理日本侵華細菌戰的遺留問題，為構建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作出實質性工作。

    因細菌戰的隱蔽性以及日本和個別西方大國的刻意隱瞞，日本侵華時期對中國發動的大規模細菌戰并未得到中國學界及時、必要的關注。隨著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日益深入，中國學界對細菌戰問題的發掘和研究開始出現，并不斷發展。目前，中國學者關于日本侵華細菌戰研究，主要側重于細菌戰相關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受害者調查，以揭露日本侵華細菌戰的滔天罪行，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其中，中國學者的某些細菌戰研究成果已經細致到日軍在中國某一地區細菌戰的具體罪行，以及細菌戰的戰爭責任和戰后遺留問題等。國外學者也對侵華日軍細菌戰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但是，這些研究成果主要是旨在揭露日本侵華戰爭罪行，批駁日本右翼分子歪曲歷史事實的謬論，以促進戰后遺留問題的解決和維護穩定、健康的中日友好關系。總體上說，學界既有研究成果缺乏對日軍細菌戰的深入分析和系統總結，故而，筆者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就日本侵華細菌戰的背景、特點、影響等方面的研究作一系統評述。

    一  日本侵華細菌戰的背景

    人為制造流行性傳染病，以克敵制勝的思想和實踐在人類戰爭史上雖古已有之，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為國際社會所禁止。公元前1320－1318年的安納托利亞戰爭中，阿扎瓦人和赫提人曾在交戰中彼此將感染疾病的動物用作武器。1364年韃靼人圍攻黑海附近熱那亞地區的卡法要塞時曾把鼠疫引入城內，迫使意大利守軍乘船逃亡。1793年英國駐北美的殖民軍司令派人將天花病人用過的毛毯和手帕送給當地的印第安領袖，致使天花在印第安人中流行，從而使其輕松占領了印第安人的大片土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對協約國也使用過細菌戰。但鑒于生化武器對人類造成的重大傷害和反人道性，世界各國意識到在戰爭中應該禁止使用生化武器。一戰結束后，世界范圍內的和平與裁軍的呼聲日益高漲，國際關系中的理想主義傾向抬頭，在這樣的背景下，禁止生物化學武器作為重要的問題被提上議事日程。1925年，日內瓦裁軍會議最終通過《禁止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日本政府雖派員出席了裁軍大會，但拒絕正式簽署該議定書。這就為其后來悄悄發展細菌武器預留了“借口”。那么，日本為什么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而研制細菌武器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日本希望擁有一種相當威力的秘密武器，以實現其未來的侵略擴張目的，而細菌武器的“特殊的可能性”符合了日本的這種欲望和需求。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諜報部門就搜集到了有關細菌武器的情報，并對其產生異常濃厚的興趣。1918年日軍軍醫少佐長谷部照信與憲兵隊、特務機關進行過聯系，并獲知俄國人亞歷山大正在搞細菌戰研究的情報。同年底，長谷部將細菌戰作為重要問題向參謀本部作了匯報。這引起了日本陸軍省的高度重視，并決定研制細菌武器。同時，裁軍大會對細菌武器的摒棄，更使日本軍方對它的威力逆向地崇拜起來。日本細菌武器研制的重要人物石井四郎就說：“細菌戰無疑具有特殊的可能性，否則聯合國也不會禁止。”
    其次，日本對細菌武器的“保留態度”和“特殊興趣”與日本自身的“戰爭缺陷”以及細菌武器的“獨特性”密切相關。“日本沒有充分的五金礦藏及他種制造武器所必需的原料，所以日本務必尋求新式武器，而細菌武器便是其中之一種”。石井四郎毫不避諱地說：“缺乏資源的日本想要取勝，只能依靠細菌戰”，“細菌武器的第一個特點是威力大，鋼鐵制造的炮彈只能殺傷其周圍一定數量的人，細菌戰劑具有傳染性，可以從人再傳染給人，從農村傳播到城市，其殺傷力不僅遠比炮彈為廣，死亡率也非常高。第二個特點是使用少量經費即可制成，這對鋼鐵較少的日本來說尤為適合。”“鼠疫、霍亂或者傷寒病病菌都比炸彈來得便宜”，具有相當的可操作性。
    再次，日本細菌武器的研制與石井四郎的瘋狂鼓吹、天皇和軍部對細菌武器的支持密不可分。1930年，石井四郎在考察了歐美亞三大洲20多個國家后，言不其實地宣傳“各強大國家都在準備進行細菌戰工作，日本若不進行此種準備，那它在將來戰爭時就必然會遇到嚴重的困難”。石井四郎的鼓吹，受到了本身就具有極強侵略擴張性的日本軍部的支持。以致于身為生物學家的昭和天皇，也支持石井四郎研制細菌武器。這樣，日本的細菌戰最終由設想發展到了研制階段。
    另外，日本侵略擴張野心的膨脹，也促使其決定大力研制細菌武器。日本政黨內閣執行的是“協調外交”，認為通過華盛頓協調體制可以實現國家利益，但隨著日本侵略狂熱分子的“胃口”不斷擴大，“協調外交”無法實現其不斷提出的擴張要求而最終失敗。同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挑起“九一八事變”占領中國東北后，在中國東北的東、西、北邊境地區駐扎大量軍隊，形成了日蘇兩國的直接對峙。日本關東軍中贊成“北進論”者認為，對蘇作戰不可避免。然而，蘇聯在軍事上占有相當優勢。為抵消這種軍事力量的不平衡，日本想到了在未來戰爭中發揮巨大威力的秘密武器——細菌武器。于是，日本最終將細菌戰由研制發展到開發實驗的階段。
    1934年8月，為“獲得大量非日籍活人作為細菌試驗的材料”，日本軍部將石井四郎的細菌研究中心從日本轉到中國東北的哈爾濱，拉開了日本在中國研制、開發、試驗和使用細菌武器的序幕。1936年8月，根據昭和天皇的敕令，石井四郎的細菌研究所改為“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隊”，成為正式的細菌部隊。同年日本又在長春設立了以軍馬防疫為名的“關東軍軍馬防疫廠”，對外稱“滿洲第一OO部隊”。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加強了細菌部隊的建設。為保密起見，1941年關東軍防疫部隊對外稱“滿洲第七三一部隊”，該部隊下設4個支部并管轄“三一九部隊”。隨著侵華戰爭的擴大，日本又在華北、華中、華南的派遣軍中設立細菌部隊。如，設在北平的華北（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隊、設在南京的榮字第一六四四部隊，設在廣州的波字第八六O四部隊。這幾支從北到南設置的細菌部隊以及配屬在各師團的細菌戰班，共同構成了日本實施細菌戰的龐大體系。其實，全面侵華戰爭爆發不久的1938年，日軍就在中國戰場上逐步實施細菌戰。1938至1940年，日本實施細菌戰的主要戰場在華北。1940年以后，日軍除在華北戰場繼續使用細菌武器外，在華中的浙江、江西、湖南以及華南等省份也大規模使用細菌武器。

    二 日本侵華細菌戰的特點

    第一，從總體上看，日本侵華細菌戰具有戰略性和政治性。
    細菌武器自身的特殊性決定了日本侵華細菌戰具有戰略性這一特點。石井四郎在宣傳細菌戰時說：“從戰略作戰的觀點來看，細菌武器乃是一種很有利的進攻武器。”當時日本是以蘇聯為主要假想敵，其戰略設想是如果同蘇聯發生戰事，那就要使用細菌武器。“七三一部隊”設在中國東北的原因之一就是“以供將來實行進犯蘇聯之用”。1939年諾門罕戰役中，日軍對蘇聯實施了細菌攻擊就是明證。另外，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形勢的變化，日軍參謀本部甚至還準備實行代號為“夜櫻花”的計劃，即用潛艇運送細菌特攻隊，將鼠疫菌等撒向美國加利福尼亞南部圣地亞哥地區，這個計劃是當年參加特攻隊的幾名“七三一部隊”士兵向《朝日新聞》透露的。
    在關鍵時刻，日本都企圖通過細菌戰攻取戰略性目標。1940年，當德國把戰火燒遍整個歐洲時，日本看到英法在東南亞的統治非常衰弱，故決定減少在中國戰場的兵力，把戰略重點轉向南方，以獲取東南亞豐富的戰略資源。1940年7月27日，日本大本營召開會議，確定了《伴隨世界形勢發展的時局處理綱要》，其第一條為：“處理中國事變須集中政戰兩略綜合力量，尤須采取一切手段杜絕第三國的援蔣行為等，俾使重慶政權迅速屈服。”為此，日本私下與中國政府談判，進行所謂的“桐工作”；同時，在軍事上發動了“宜昌作戰”、“101號作戰”、和對后方的大轟炸等，以配合政治談判。其中，日軍把細菌戰作為向中國政府施壓的一個戰略性手段。1940年9月18日，浙江省的寧波、金華、溫州、臺州、玉山、衢州等6個城市遭到了日軍的細菌攻擊，這次攻擊直到11月25日才結束。日軍在這些地方實施細菌戰的戰略目的非常明顯，就是要阻止中國從寧波港口獲得國外戰爭物資援助，切斷中國浙贛鐵路運輸動脈，迫使中國屈服。但中國抗戰軍民以巨大的代價抵擋住了日軍慘無人道的細菌戰。1941年6月，德國向蘇聯發起突然進攻，日本軍部決定趁蘇德戰爭之機加緊對蘇備戰，參謀總長向七三一部隊下達了“指示信”，令其加緊研究鼠疫細菌，并特別指示大量培養跳蚤，作為撒播鼠疫菌的媒介物，稱“鼠疫跳蚤有巨大的戰略意義”。
    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戰爭后，決定進一步發展生物化學武器，以“剿滅敵對民族”。在中國戰場，日本把浙贛地區各機場和西南國際交通線正式劃為細菌戰的重點攻擊目標。1943年4月，日本總參謀部召開秘密的“保號碰頭會”，決定：“關東軍，華北、華中、華南各軍及南方軍防疫供水部和軍醫學校同時準備開始大量增加生產老鼠和帶有鼠疫的跳蚤”，以備細菌戰之用。1944年，美軍推進至塞班島和菲律賓，日本的最終失敗只是時間問題了。這時，日本軍部又把細菌武器作為最后的賭注。據參謀本部大冢文郎醫事科長的軍務日記透露：當時曾有一個先發制人“不必介意國際性問題”的大量使用細菌武器攻擊緬甸、印度、中國、新幾內亞、澳大利亞及其他島嶼的方案。石井四郎在部隊高級軍官會議上說：“為要達到有利于日本的戰局轉變，我們必須使用最后的手段，包括細菌武器在內。”關于細菌戰的戰略性問題，真田穰一在其1944年11月14日的日記中記有：“關于使用‘保號’一事，要和軍務局長談一談，是否現在起就開始謀略性使用”，而“當時任七三一部隊長的北野政次少將曾建議采用大規模的‘戰略性’使用，以其所研制的五十型蛆蟲彈（陶彈），于距地面500米由飛機投下，頗具殺傷力”。
    除戰略性之外，日本侵華細菌戰還具有強烈的政治性。石井四郎就說：“（細菌戰能）給敵人以巨大的精神打擊，是細菌戰的第三個特點。對敵國內部加以廣泛深入的攻擊，對破壞作戰意志，有政治上的極大效果。”日本實施細菌戰的險惡用心之一就是從根本上摧毀中國人民的抗戰意識，進而達到迅速滅亡中國的目的。如日軍在寧波實施的細菌戰就使得恐慌彌漫了整個寧波，人心惶惶，紛紛逃離，寧波很快成為了一座死城、空城。
    第二，從具體實施上來看，細菌戰具有隱蔽性和多樣性。
    細菌戰的隱蔽性主要表現在日本對研制細菌武器事實的隱蔽上，無論是細菌戰的研究部隊，還是細菌戰的實戰部隊包括配備在各師團的細菌部隊，它們或是打著諸如“防疫給水部”的幌子活躍在中國的各個戰場上，或是打著醫學的名義秘密研制細菌武器――“（細菌武器）在任何一個實驗室里都可以大量制造，甚至在研究醫用細菌的招牌下也可以進行。而且很多為工業發酵過程所建立的工廠，也能用來大量生產致病菌及其病毒”。另外，隱蔽性還表現在細菌戰有不易被對方發現的特點，它所引發的疾病和自然界發生的疾病也往往難以區分。日軍施放的細菌武器無聲、無色、無形、無臭，常依附在其他日常所見的載體上，所以被攻擊的中國軍民多沒有必要的警惕。據時任湖南衛生處主任技正鄧一韙回憶：1941年11月4日早上6時許，日寇飛機一架“沒有投擲炸彈，而是在市內雞鵝巷、關廟街、法院街、高山巷以及東門外五鋪街、水府廟一帶投下大量的谷、麥、豆子、高梁和爛棉絮塊、破布條、稻草屑等物”，“敵機投下谷、麥等物的五六天中，在常德市的大街上常有死老鼠出現；有的病鼠在大街上爬行緩慢，以致被行人踐踏而死，街談巷議，以為怪事，但沒有將死鼠送檢，也沒有引起注意”。甚至還有人因不知是細菌武器而將之不以為然地放進嘴里品試，結果導致死亡。受害者何祺綏曾回憶過當年寧波遭到鼠疫細菌攻擊情景，其中有：“麥子和著黃色粉狀的東西紛紛揚揚地落下，有的人很驚慌，而何祺綏24歲的叔叔卻走出來撿起了麥子，放在嘴里咬了一下，向旁邊的店員說：‘沒什么呀，是麥子。’叔叔何福林是店里賬戶會計，初中文化程度，剛結婚，年輕力壯。當天夜里他就頭昏腦脹，不能料理賬務了。店員用藤躺椅把他抬去看病，醫生只認為是一般頭痛腦熱的，開了點兒藥回來，但是‘病’越來越重，11月1日就暴死而去。”細菌戰具有隱蔽性特點的結果就是日軍實施的細菌戰往往不為人知而被“掩蓋”起來。
    細菌戰的多樣性主要體現在4個方面：細菌種類的多樣性、實施手段的多樣性、實施人員的多樣性、作戰方式的多樣性。第一，從使用的菌種來看，日軍采用以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菌種為主，其他菌種為補充的細菌武器。第二，從實施的手段來看，從原來的地面撒播、活體注射，逐步形成以地面撒播、空中撒布、謀略投放等各種方法相結合的實施細菌武器的方法。地面撒播是指派遣人員潛入戰區后方投放細菌，污染水井、建筑物、蓄水池、地面等來進行破壞工作。此中，日軍還采用污染食品的方式。在《伯力審判》中的關東軍軍醫處長棍稼隆二的受審記錄中有：“……談到傳染食品問題時，石井（四郎）向我敘述說，在這方面用霍亂菌、赤痢菌、傷寒菌和副傷寒菌進行過實驗。當時是把菜蔬、水果、魚類和肉類染上細菌。結果表明，對細菌戰最適宜的是菜蔬，例如白菜；塊根類由于表面平滑，較少適用。把細菌注射到水果一類的食品內去，要比細菌染在水果外皮的效力大些。據石井（四郎）說，散布傳染病最適當的媒介物是菜蔬，其次是水果，再其次是魚類，最后是肉類……”空中撒布就是利用飛機把被細菌感染的昆蟲、雜物、食品、棉絮等投放到攻擊目標，或者是從飛機上投擲特種細菌炸彈；謀略投放是利用漢奸等在糧食、食品中投放細菌，然后通過各種渠道把被污染的食物流放出去，以此達到細菌戰攻擊的戰略目的。第三，實施人員的多樣性是指發動細菌攻擊的不僅僅是作戰的日軍細菌部隊，還包括漢奸等人員在內的細菌投放。1942年6月20日，云南昌寧縣縣長曾國才就向云南民政廳廳長反映日本間諜及便衣實施“投毒慣技”。第四，作戰方式的多樣性是指不僅僅直接向攻擊目標投放細菌，還包括把攻擊目標驅趕到一起進行恐怖投放。石井四郎就說：“把敵人趕到適合于細菌攻擊的地方再進行一般攻擊也會是一個方法。一個美國人曾給我捎信說只有這件事，千萬不要做！足見對此的恐怖。”
    第三，從實施的效果上看，細菌戰具有巨大的破壞性。
    日軍侵華細菌戰具有巨大的破壞性。以寧波為例。1940年9月18日至10月，日軍對寧波進行了多次細菌戰攻擊。寧波從10月29號開始出現鼠疫到12月疫情得到控制，共流行了35天，除2人幸免于難外，死亡109人，死亡率達到98.2％。以浙贛地區為例，日軍從1940年至1944年在浙贛地區實施的細菌戰，造成寧波、浙贛沿線、浙南、贛東等鼠疫流行區，疫疾不斷，綿延傳播，流行時間長達10余年，波及地區多達38個縣（市）。據官方不完全統計，浙贛百姓因鼠疫直接死亡人數達7679人，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在這一地區最終消滅了鼠疫疫源地。再以常德市為例。據“常德市細菌戰受害者調查委員會”自1996至2002年的調查統計，1941年11月日本實施的細菌戰，造成常德地區8個縣、25個鄉遭受鼠疫的侵害，受害人數達7643人。這一數字已在2002年月27日東京地方法院的庭審中被認可。謝忠厚經過考證認為，史實顯示“日軍細菌戰部隊在中國大陸對20個以上省市實施了細菌攻擊，疫情爆發蔓延298個縣（旗），造成患者約237萬人，其中死亡約65萬人”。他還提出實際傷亡人數一定大大超過這個數字。
    對于細菌戰巨大的破壞性這一點，石井四郎說：“細菌戰的第一個特點，是效力極大。因為炮擊和轟炸，僅限在落彈、炸裂的周圍一定范圍內，有對人馬殺傷和對物體的破壞力。細菌戰則不僅限于直接攻擊的一點，可以從一點的效力圈無限擴大。再說炮擊和轟炸的殺傷率并不大，即使負傷，還可恢復再參加戰斗。細菌則是可以滲透人馬的肉體組織，所以它的死亡率很高。即使不死，健康恢復也極慢，很難立即參加戰斗。而且，并不限于人馬之類的動物，也可以使水稻、麥子等農作物枯死，還可以使水和其他食物不能供人使用。”石井四郎道出了細菌戰破壞范圍的“有限選擇性”和破壞效果的“無限擴大性”。同時，細菌戰還有不同于其他戰斗方式的特殊性。一般來說兩方作戰，雙方都有被對手致死的危險，獨有細菌戰是不會受到敵方的致命打擊，除非是被自己投放的細菌感染致病致死；另外，細菌戰的特殊破壞性還表現在細菌戰有只傷害人、畜等生物，而不破壞建筑物和財物這樣的特點。石井四郎就此說：“鼠疫、霍亂或者傷寒病病菌都比炸彈來得便宜。炸彈扔下來，一切物資都將受到損壞，而細菌戰術只是使人害病死掉了，工廠、房屋、設備等都可以原封不動地保存下來。”

    三 細菌戰的影響

    對于日軍發動的細菌攻擊，有一部分中國官民當時是知道的，而且還進行了一些防范和應對。1941年2月7日針對日軍在綏遠實施的細菌戰，當時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的密電中就有：“報敵近在包頭收買老鼠，每只出價一元，預定收買十萬只。聞系用作繁殖毒菌或鼠疫菌，預備用飛機向我陣地散放，以收兵不血刃之效。”1942年6月13日，衛生署還曾對日軍在綏西發動的細菌戰進行過比較成功的應對：“查此次鼠疫侵綏，確系敵施細菌攻勢毒殺我兵民。我綏防疫設施雖無充分準備，但經確實封鎖、隔離、燒埋緊急之措置，已收實效。綜計兩月間發現疫區二十二處，百姓死亡二百八十七人，軍隊中除馬占山部略有死亡外，套內駐軍無一罹染。近來疫氛漸殺，已趨潰滅之途。考其防治過程，誠由處置快速，以最緊密之封鎖、防堵，擊破疫菌特強發揮力，杜絕蔓延；且不惜民間損失，徹底執行隔離、燒埋之工作，期速撲滅。質言之，此次綏西大規模之防疫，誠開抗戰期內之創舉，委亦抗細菌戰之最艱巨之一環，其能早日收效者，未始非軍民戮力同心、針對疫菌拼命以赴不為功，而經驗教訓之所得，適足引證以警惕。”
    侵華日軍的細菌戰在威脅、危害中國軍隊的同時，感染致死、致殘了很多無辜的中國平民。同時，也給中國帶去了很多安全、軍事、政治、經濟上的損害，還給中國國民造成了思想上、心理上的壓力。其中經濟損害比較直觀，如僅寧波一處，為了防止疫情蔓延，當地政府被迫焚毀115戶居民的房屋137間，面積達5000平方米。但應該看到，在任何時期，安全是處于首位的，“在重要關頭，國家最終所關心的不是權力，而是安全”。為打擊日本的政治、軍事、心理攻略企圖，國民政府在人力、物力、財力極為不足的情況下盡力控制疫病的傳播，積極防疫治疫，尋求國民和國家安全的修補和重建。從上述綏西衛生署的電文中，我們也可以感覺到為應對細菌戰，中國防疫治疫實在不易。類似綏西那樣應對細菌戰成功的案例很少，更多的情況是細菌戰之后就是疫病大流行。而對于已流行的疫病，當時中國幾乎很難控制，這就進一步加劇了處于抗戰之中的中國的困難情勢。治疫的困難一方面來自于民眾。以常德為例。常德自敵機散布鼠疫后，衛生人員不避艱苦、不顧危險地努力進行防治工作，以期消滅敵人施用細菌戰術之企圖。當地民眾反而視衛生人員如寇敵，甚至有毆打防疫人員之情形。并且謠言四起，有謂常德鼠疫系所偽造以騙取防治經費，有謂檢驗尸體實因外籍醫師伯力士（衛生署奧地利籍防疫專家）欲挖眼睛及睪丸以制造汽油，亦有謂得病身死之人系因曾被強迫接受所謂預防注射，“凡此種種無稽謠傳，其影響于防治工作之推進甚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沒有相應的醫療條件，沒有相應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支撐。以日軍對義烏的細菌戰攻擊為例。對于戰爭時期的國民政府來說，義烏縣城組織防疫力量已捉襟見肘，而對于廣大鄉村的疫病，基本上是無暇顧及，任村民自生自滅。從現有的、整理出來的文史資料看，如義烏縣鼠疫暴虐之時，防疫自救相當艱難。人們在死亡、恐懼之間掙扎自救，往往是疫病似有緩解，人們正想緩一口氣，死亡又再一次反撲過來。在防疫治疫上，在鼠疫爆發的幾天之后，義烏縣政府就召集各政府各機關主管及城區中小學校長，成立縣防疫委員會，拿出的第一筆錢是“抗日應變經費”，暫作防治費用，并電請專員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時發動群眾開展滅鼠滅蚤活動。在前幾次鼠疫流行的時候義烏縣還做了其他措施，如防疫委員會電請浙贛鐵路局客車在義烏站暫不停靠；關閉義烏稠城的農歷三、六、九日集市；禁止疫區碼頭裝載貨物搭載乘客，禁止集會拜佛；中央及省衛生部門和金華四區專署要求義烏每5天匯報一次疫情。縣政府命令各鄉鎮保甲將出現的疫死和病患立即報告，并強制實行“連坐制”等等，但收效甚微。
    日軍的細菌戰還影響了戰爭后期中國的抗戰反攻心理。以云南騰沖縣為例：“自淪陷以來，衛生院即不存在，救濟院改組為救濟委員會從事救濟工作，惟以人力、物力、財力均屬有限，未能發揮宏效。茲反攻在即，克復有望。據情報所得，敵人準備大量疾病細菌，擬從事化學性戰斗，即使縣境能因反攻而克復，則繼克復而來者為加于人民一種疾病和災害之痛苦生活，似屬可能，而此種可能性實亦甚大。于克復之初，屬縣因人力、財力、物力缺乏之關系，對于醫藥衛生事業無能為役，同時因地方可以運用之經濟能力有限，而物價高漲，災黎遍野，對于救濟事業亦屬難能有為。”
    另一方面，發動細菌戰的日軍也不是完全的大贏家，它也曾自食苦果，受到細菌感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諾門罕”戰役。此役中日軍自身患傷寒、霍亂、赤痢病的達1300多人。在日軍對中國的細菌戰中，這樣的事情也時常發生。如，在日軍發動對魯西北的細菌戰中，日軍也有不少人感染上霍亂，僅第四十四大隊就感染210人，并出現死亡。于是，岡村寧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十八秋魯西作戰”和第十二軍秋季大“掃蕩”。1942年9月中旬，日軍散布細菌又禍及自身，杭州日本陸軍醫院塞滿了沾染細菌的官兵，每日死亡3至5名日兵。6月中旬至8月末，在浙贛作戰中，日軍第一六四四部隊曾用飛機裝載霍亂、赤痢、鼠疫等各類細菌散布在浙江金華、蘭溪一帶的中國駐地及其后方，使無數中國軍民染惡疾而死。由于中國軍隊撤退很快，日軍進入散布地區，并在當地住宿，飲用附近的水，這使很多日軍官兵受到感染。醫院室外也鋪上了席子，收容了幾千患者。
    此時在侵略戰爭中急紅了眼的日本，將細菌戰對自身的傷害和對人道的泯滅完全淹沒在了追求“克敵制勝”的迷夢之中。日本在侵略戰爭中往往把細菌武器作為扭轉戰局的戰略武器，自我虛幻地“夸大”細菌武器的威力。日本后來對勝利的信心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在中國戰場屢經實施的細菌戰。二戰后期，日本又計劃以細菌武器攻擊美國本土。如果日本以3萬個氣球細菌炸彈飄往美國大陸的“野櫻花”計劃實現，后果將不堪設想。曾任日軍第五十九師團師團長的藤田茂中將后來承認：“1945年5月下旬，我到43軍司令官處去報告‘秀玲一號作戰’的情況時，軍司令官西川中將向我表示將來對美國作戰要實施細菌戰的意圖。我根據司令官的意圖，產生了使用防疫給水班進行霍亂細菌戰的構想，于6月上旬命村上參謀去和防疫給水班班長協商，做好細菌戰的準備。”但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迅速變化，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投降，這一瘋狂的計劃未及實施就胎死腹中。
    應當看到，在對中國傳統安全造成破壞的同時，日軍侵華時期發動的細菌戰還危及和破壞了中國的非傳統安全，特別是環境安全，從某種角度看，這種影響較傳統的軍事安全的威脅更為深重和長遠。因細菌戰而引發的疾病流行即使當時得到了治療與控制，病原體也會殘留于自然界及生物界當中，使得疾病再次流行的可能性長期存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細菌戰既破壞了各個地區的社會安定，也造成了長期的環境污染。同時，細菌戰對戰后初期的中國心理安全的危害也不可忽視。《江西民國日報》就曾對玉山細菌戰心理后遺癥有很沉痛的記述：“玉山是浙贛交通要沖……據調查，戰前這里的人口有25萬……自這地方光復以后，一直流行著幾種可怕的傳染病癥……使這兒的人民無時不陷在恐怖和窒息中。”而且，細菌戰所導致的直接人身傷害至今還在折磨著中國民眾。在浙江金華一帶仍有1942年日軍浙贛作戰中受到炭疽菌感染的幸存者，他們終生致殘，并且至今無法治愈，一直受著病菌的折磨。20世紀90年代在對浙江、湖南兩省曾經遭受日軍細菌武器侵襲地區的鼠血清檢查報告中，鼠疫菌抗體陽性的案例仍時有發生。
    日軍侵華細菌戰還引起了美國戰略思想的變化，美國后來就將細菌戰研究列為除研制原子彈之外的第二號戰略研究。1942年3月31日，中國衛生署署長金寶善將日軍在中國撒播細菌的情況整理成報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國外交部根據這份報告正式向英國政府申明：只有通過盟國打敗日本才能制止這種殘酷的細菌屠殺。4月11日，重慶英國大使館的官員將日本細菌戰問題的備忘錄正式交給了英國外交大臣。然而，英國國防部并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美國也不相信。但在確信細菌戰攻擊為真后，美國的反應是立即行動起來，開發研制自己的細菌武器。1942年夏，美國聯邦防衛機關設“戰爭研究部”，出臺了大規模研究細菌武器的計劃。1943年美國計劃在迪特里克堡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兩處實施大規模細菌戰研究計劃。這是美國戰時除原子彈研制之外的另一項重大研究計劃，一直到戰爭結束多年，原子彈和細菌戰這兩個計劃美國對外都是嚴格保密的。正是出于對細菌戰的重大關切，美國在戰后基于本國安全和利益考慮，以不追究日軍細菌戰犯罪為條件，換取日軍細菌研究人員的合作，研制細菌武器。在美國發布的限制級備忘錄中就提道：“日軍細菌戰部隊的技術情報幾乎全部都沒有落入蘇聯手中，如果公審戰犯，這種技術秘密就會全部公布給蘇聯，所以，從美國的防衛和安全來看，應避免進行公審”，“由于日軍細菌戰情報的重要性，美國政府決定不揭發日本細菌戰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員為戰犯。”

    四 余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交戰國中，日本是惟一在戰場上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戰爭期間，日軍瘋狂地加緊研究和使用滅絕人性的細菌武器。這一切都是在極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對于日本而言，它深知細菌戰的國際違法性，因此在戰敗前夕即大規模破壞全部設施尤其是細菌研究和生產設備，并遣散部隊及研究人員，以達到毀滅一切證據的目的。細菌部隊成員絕大多數終其一生對此保持沉默，閉口不談這段歷史－－細菌部隊成為日軍中“消失”的部隊。加上日本國家有意識地隱匿、美國的刻意隱瞞，以致在戰后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世人對日軍細菌戰的秘密知之甚少。     但畢竟是“紙包不住火”，日本發動細菌戰的罪惡最終還是昭然于世。1949年伯力審判后公布的《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使得世界震驚，而1952年朝鮮戰爭中美國使用細菌武器引起了世界人民的義憤，日軍細菌戰的秘密也被進一步揭露出來。時至今日，日軍侵華時期發動的細菌戰既是一個歷史問題，也是一個現實問題，特別是如何處理因細菌戰而引起的戰后責任和遺留問題已經成為今天中日關系中一個不可回避的重要問題。追述歷史的同時，我們還應該對這種反人道的、違背國際公約的細菌戰進行反思，思考“中日關系如何才能走出歷史困境”。應當看到，處理好細菌戰遺留下來的“后遺癥”也是處理好日本在侵華戰爭時期所有戰后遺留問題的內容之一，是構建中日和諧發展的兩國關系的必然要求。
    第一，關于侵華細菌戰本身。日本極端的、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戰爭思想和行為值得我們注意。1928年生效的《禁用在戰爭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性或其他氣體和細菌作戰方法的議定書》中明確規定禁止使用細菌武器，作為國際習慣法已獲得當時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承認。那么，置國際公約和習慣法于不顧而實施細菌戰的日本軍人到底是怎樣想的呢？一名于1945年5月在德國被捕的日軍醫學院人員的觀點比較有代表性，他說：“一個國家為了榮譽而戰，這樣由國際聯盟提出的正義的觀點是否被贊成還不確定。當遇到一個獲勝敵人的情形下，這樣一個道德性的協定可能只是一封失效的信件。”顯然，當時日軍認為如果他們想從此獲得利益，“道義”將屈于欲望之下。其實，“道義”在當時日本的國際關系視野中毫無意義。不少國際關系研究者就注意到：在國際沖突中，“由于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有所不同，因而道義在國際政治中是較難發揮作用的”。那么，是不是國際社會就是一個放之任之、赤裸裸地弱肉強食的世界呢？這也不是，“國際政治中基本上總是存在國際間相互溝通的情勢”，“存在著一定的秩序”，也正因為如此，所以在二戰中才會有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才會出現共同對抗法西斯勢力的局面。其實，日本之所以敢于發動細菌戰，是因為當時國聯治下的“國際秩序”作用有限，沒有充分發揮出其本身應起的“秩序國際”之功能。因此，為保證地區和國際間的和平，國際組織的功能和國際公約的有效性與被執行性值得今天的我們重視和加強。尤其是加強國際社會和國際公約對具有反人道、反人類的“化武”、“核武”的抵制與摒棄，切實保證“國際秩序”的正常運作。歷史經驗表明，戰爭固然能解決許多問題，但同時也會制造出很多、很嚴重的新問題。為此，國際社會應共同努力，打造更加強大的國際組織。一旦哪里局勢緊張，國際組織就能想出辦法，并有能力除掉沖突爆發之毒瘤。     第二，關于細菌戰與今天中日關系和東亞區域國際關系的思考。日本官方對于細菌戰問題一直消極應對。1982年4月6日，在參議院內閣委員會上，面對日本議員標申利夫對“七三一部隊”戰犯免于起訴問題的追究，日本政府回答：“你指出的事實，是否有相關的記錄，在這一點上我們不知。”1997年12月17日的國會上，日本議員栗原君子又就美國陸軍記錄管理局長約翰•H•哈切在談話中所講的“七三一部隊”交給美國的資料已經“裝箱返回給日本”一事提出質問，時任防衛廳防衛局長的佐藤回答：“您提到的‘七三一部隊’，正式名稱是關東軍防疫給水部，資料中沒有該部隊的活動情況以及同細菌戰有關聯的資料。”后來，在確鑿的證據面前、在有良知的日本人的支持下、在中國民間的堅決起訴下，東京地方法院于2002年、東京高等法院于2005年分別對日軍細菌戰受害國家賠償訴訟作出了判決。雖然兩次判決都否定了日本國家對戰爭受害者的賠償責任，但兩次判決書中都肯定了細菌戰的歷史事實以及日本國家的戰爭犯罪責任，可以說是有了一定的進展。但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突然宣布駁回申訴。至此，細菌戰訴訟案在法律程序上以中方敗訴之結果告終。其實，日本政府消極應對、敷衍逃避的背后，主要是牽涉到日本一直不愿直面的中日之間的歷史問題。日本政府也害怕在細菌戰的責任和賠償問題上開了“口子”，導致更多侵華時期的戰爭責任和賠償問題的出現。對于戰后遺留問題，日本并不想真正地以一種更加公開透明、更加誠實坦率、更加微妙細致的方式去處理并解決。其實，日本對過去歷史所持的不正確態度，是日本在東亞區域國際關系中處于“東亞孤兒”地位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日本未能妥善處理細菌戰遺留問題也曾引起中日民間關系的尷尬。1996年，曾拍攝過多部揭露侵華日軍戰爭罪行紀錄片的日本電視臺記者近藤昭二在中國湖南常德調查細菌戰受害情況時，在雞鵝巷曾和退休工人陳瑞生不期而遇。“陳師傅聽說他是日本人，怒從心起，指著近藤的鼻子一頓痛罵，歷數日本侵略者在常德犯下的滔天罪行，這讓近藤既難過又難堪”。
    關于中日之間的困境及其出路，國際戰略與安全學者、國際關系學者們進行了不懈思考，給出了不少“方子”。學者們或是基于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通過建立東亞多邊安全機制可以解決中日之間的安全困境；或是以現實主義的眼光看待東亞地緣政治格局，認為必須依靠美國提供的霸權穩定和聯盟體系才能維持東亞穩定；或是從建構主義理論出發，呼吁雙方解放思想，擯棄舊觀念，實現互利合作，以期安全困境的消弭。其實，這些國際關系理論所涉及的安全問題都離不開中日兩國之間切實的信任與理解。而這種信任和理解的實現擺脫不了、或者說是離不開中日之間實實在在的并具有特殊份量的歷史，以及被過去這段歷史所影響的現實。事實上，日本政府的確應該在細菌戰和其他的中日歷史問題上擺出誠意，為了中日兩國真正的友好和發展做出實質性的工作，而不要“一廂情愿”地把中國政府的真誠呼吁解讀為“打歷史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