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時期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　　

第一章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時期　　

第一節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和戰爭結束初期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人民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和戰爭結束初期中國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列強間爆發了世界大戰，這是重分世界和爭奪勢力范圍的戰爭。帝國主義各國分成為兩個對立的集團：以德、奧為首組成“同盟國”，支援德、奧兩國的有保加利亞和土耳其；以英、法、俄為首成立“協約國”，后來加入“協約國”的有意大利、日本和美國等。在大戰期間，英、法、俄、德、意等帝國主義，都忙著生產軍火，暫時放松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市場上西洋貨大大減少了，尤其是德國貨幾乎到了斷絕的地步。于是中國的民族工業獲得了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在大戰時期和戰后幾年中間，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起來，主要是輕工業。紡織工業在一九一五年有二十二個廠，到一九二三年增加到六十四個廠，紡錠數則從一九一五年的五十四萬余錠發展到一九二二年的一百五十九萬余錠。面粉工業，一九零零年只有兩個廠，到一九一六年便增加到六十七個廠，到一九二五年調查則有一百零七個廠，在歐戰爆發后，中國由面粉輸入國一躍而為輸出國。絲廠的數目據上海一地的調查，自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二七年共開設絲廠六十三家，可見這一時期中國的絲業也頗有發展。其他像火柴業水泥業等等也都有些發展。伴隨著這些新興輕工業的發展，是機器進口的增加。一九一七年輸入中國機器價值六百余萬美金，以后逐年增加，到一九二一年增到價值四千四百余萬美金。雖然這個輸入數目中也有為著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工業的，但總的說，不可否認的是標志了中國民族工業的進一步發展。此外銀行事業在歐戰之后也開始發達，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中國的銀行只有六、七家，到一九二三年，就有一百多家了。雖然其中有許多是官僚買辦資本家開的，但民族資本的銀行業，確也有相當發展。重工業方面，煤炭生產也略有發展。　　

   不過，與此同時，日、美兩國對華貿易，卻也乘機發展起來。從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八年，美國對華貿易指數上升一倍左右，而日本則上升到一倍半以上，這說明著日、美乘機搶奪了其他帝國主義在華的市場。輸入中國的日貨主要是棉紡織品，直接影響著當時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　　

  就整個說，中國的民族工業，在這一時期，雖然遭遇到日、美帝國主義乘機擴大侵略的壓力，雖然還受著軍閥混戰的損害，但終因西歐各帝國主義無暇東顧，就使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有了若干新的發展。當然，這些發展還是有限的，而且重工業的發展十分微弱，只是限于輕工業方面有若干發展，所以中國資本主義仍然擺脫不了對帝國主義的依賴，仍然不能不受到帝國主義的束縛；在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態沒有基本改變以前，中國的工業是不能更大地發展起來的。　　

[中國人民的新覺醒——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中國就更加明顯與增強了新的階級關系和新的階級要求。　　

   首先是中國無產階級隊伍壯大起來了。雖無十分精確的統計，一般估計那時產業工人大約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多。上海、天津、青島、武漢等產業中心，每地集中工人都在十萬至數十萬以上，這些地方是無產階級的大本營。中國產業工人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它身受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封建勢力的三種壓迫，要求民族解放民主革命最徹底。　　

  同時，民族資產階級的力量也有了某一程度的發展。他們為了自己的企業的利益，為了統一的國內市場，也希望排除外國資本的操縱，消除軍閥的混亂；因而也在某種程度內要求民族獨立和民主改革。但是他們沒有堅定的立場，他們與工人階級的矛盾以及他們的力量的軟弱，使他們動搖于革命和反動之間。　　

  中國覺醒的人民必須要向革命求出路，因此必須要向最進步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求出路。　　

  在這種條件下，出現了一批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和同情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代表中國人民的新覺醒，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主角。同時，有一些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出來參加新文化運動。　　

  早在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代表中國人民的新自覺的新文化、新啟蒙運動，就以當時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陳獨秀所主編的《新青年》雜志為大本營逐漸發展起來，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正面要求，可以說有三個：一個是提倡民主，即“德模克拉西”，要求打倒“孔家店”，反對封建政治和封建禮法、倫理；一個是提倡科學，即“賽因斯”，反對迷信、盲從、獨斷的封建哲學、宗教；再一個是為了傳播民主科學的新思想，為了人民的啟蒙，而提倡新文學、白話文，反對封建文學、古文，以及所謂“國粹”。當時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急進民主主義和開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革命文學家魯迅，和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胡適、錢玄同等。中國最早的共產主義者李大釗，在一九一八年十月，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兩文，分析了當時世界革命的形勢，發出了“民主主義戰爭”和“庶民勝利”的號召，表現了中國共產主義者對于人民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早期的思想。而作為當時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的胡適，卻是“一九一七年（民六）七月，我回國時……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胡適文存》二集《我的歧路》），表現了中國軟弱的資產階級對于革命政治運動的動搖和消極。在文學革命的問題上，當時最勇猛的戰士，也是開始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陳獨秀等。胡適曾經敘述此事說：“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月，方才正式在雜志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陳獨秀。陳獨秀接著《文學改良芻議》之后，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很顯然的，當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正是由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作為領導骨干而發動起來的。　　

在新的物質力量的基礎上，出現了中國人民新的覺醒——新文化運動。這種新的文化活動，又促進了中國人民新的愛國意識。這種群眾的愛國意識，到了相當的時候，就變成了驚天動地的愛國的政治行動——這就是“五四”運動，正如毛澤東所說：“……新文化，則是在觀念形態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經濟的東西，是替新政治新經濟服務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八八頁）　　

第二節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世界革命運動對中國覺醒的影響，中國革命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俄歷十月），俄國爆發了震動世界的偉大社會主義革命，無產階級領導一切勞動人民摧毀了地主資本家的統治，建立蘇維埃（cobet’意譯為會議）政權。蘇維埃政府立即向中國發表宣言，聲明“凡以前俄羅斯帝國政府時代所取得特權，都交還給中國，不受何種報酬”；并主張援助中國獨立解放運動。　　

  列寧、斯大林黨的國際主義政策，給予中國人民的影響異常巨大。天津、北京的一部分工人和學生，自動組織起來，宣傳十月革命的勝利。有些講社會主義思想的書籍，也逐漸被介紹到中國來，俄國革命的勝利，啟示了中國解放的道路。正像毛澤東所說：“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生的。”（《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頁）　　

[世界革命運動的推動]  俄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全世界掀起了革命的高潮。在一九一八、一九一九年間，德國、奧地利、芬蘭、匈牙利和日本不斷爆發革命。在殖民地方面，則由土耳其的民族資產階級革命、印度、埃及的民族獨立運動和朝鮮人民的反日起義等。　　

世界革命運動的高漲，如毛澤東所指出，使得當時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發生了中國民族解放的新希望，推動了“五四運動”的來臨。　　

[中國革命成了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在上述世界革命運動的新形勢下，中國革命已經成為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毛澤東在其《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有兩種世界革命，第一種是屬于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范疇的世界革命。這種世界革命的時期早已過去了，還在一九一四年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爆發之時，尤其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之時，就告終結了。從此以后，開始了第二種世界革命，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世界革命，這種革命，以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為主力軍，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被壓迫民族為同盟軍。不管被壓迫民族中間參加革命的階級、黨派或個人，是何種的階級、黨派或個人，又不管他們意識著這一點與否，他們主觀上了解了這一點與否，只要他們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的革命，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們就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同盟軍。”（《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六四頁）　　

這就是說，從十月革命以后，中國革命已開始和全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運動聯合起來了，這種聯合，正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所必需的。正如斯大林所指出：“”要達到殖民地和附屬國的牢固勝利，沒有這些國家底解放運動與西方先進國家底無產階級運動之真正結合，是不可能的。（《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一九頁，《一九二五年五月東方大學對于東方殖民地和附屬國的任務》）　　

[中國革命由舊民主主義革命改變為新民主主義革命]  由于十月革命以后中國革命成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由于中國無產階級力量的壯大，已開始登上中國的政治舞臺，這樣就是中國的革命開始由舊式的為資產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改變成了新式的為無產階級所領導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改變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　　

中國革命的歷史進程，根據毛澤東的分析，應分為兩個步驟：第一步是民主主義革命，第二步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個第一步的準備階段，還是自從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以來，就開始了的。而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則是在比較更完全的意義上開始了這個革命。但是，如上面所述，從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它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義（即舊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式的民主主義革命，而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了。　　

什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呢？像毛澤東經常所昭告我們的，就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大眾的，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以及一九二七年以后形成的以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的革命，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在當前歷史階段的總路線和總政策。　　

這個嶄新的革命，就是以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為其開始的。　　

第三節  “五四”愛國運動的發生和經過　　

  [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的失敗]  一九一八年，帝國主義世界大戰結束，德國帝國主義失敗了。一九一九年一月，戰勝國方面的英、美、法、意、日等帝國主義，在法國的巴黎召開和平會議，來處理一切善后問題，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的強盜分贓會議。　　

  在大戰中中國參加了英、美等國方面，這時也算是“戰勝國”之一，也派了代表去參加和會。中國代表在人民的督促之下，向和會提出要求取消列強在華特權的希望條件七條，又提出了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不平等條約的陳述書，并請求歸還在大戰時被日本奪去的德國在山東占有的各種權利。　　

  操縱和會的主要是美、英、法三大帝國主義國家，他們中間利害并不一致。美國在中國過去搶到東西最少，所以主張日本吐出對山東利益的獨占，好讓他重新侵入，就對中國表示愿意支持中國對山東權利的收回。英、法過去在中國搶到很多特權，雖然也愿意日本吐出山東，但如果中國人民因此提高反對帝國主義的信心，可能動搖他們既得特權時，他們就轉過來支持日本了。至于中國要取消一般的帝國主義在華特權，無論美、英、法哪一個帝國主義，都是同樣堅決反對的。四月間，和會討論山東問題，美國得不到英、法的支持，也就背棄了自己對中國的諾言，向日本妥協。參戰的中國在和會上什么也沒有得到，七項希望條件根本不予討論，取消日本所加諸中國的二十一條的請求，也說不在和會討論范圍之內；倒是大戰時日本所趁火打劫奪去的德國在山東所有的各種特權，卻由“和平”條約一五六、一五七、一五八等三條明文規定，都讓給日本了。　　

[“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  和會中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以后，引起廣大人民的憤怒，就掀起了反帝國主義的高潮——“五四運動”。李大釗（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就是這一偉大政治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　　

首先起來反對巴黎和約簽字的，是中國留法學生。接著，　五月四日　，北京學生五千余人，在天安門集合，舉行游行示威，高呼“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拒絕和約簽字”、“廢止二十一條”、“誓死爭回青島”、“抵制日貨”等口號，示威群眾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訂“二十一條”時的外交次長，那時候任交通總長）、陸宗輿（訂“二十一條”時任駐日公使，那時候任幣制局總裁）、章宗祥（是經手向日本借款的，那時候任駐日公使）三人。隊伍游行到趙家樓，包圍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軍閥政府派出軍警來彈壓，捕去了大批學生。第二天，全北京的學生實行總罷課，表示反抗。　五月六日　，“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也成立了，發通電、撒傳單、組織講演團。天津、保定、上海、南京、武漢、兩廣、福建、山西、陜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東三省的學生都紛紛起來響應。　　

  [中國工人階級的參加戰斗和運動的結果]  在　六月三日　以前，參加斗爭的只限于青年知識分子。三日，由于北京賣國政府逮捕講演學生千余人，激起全國憤怒，于是自　六月三日　以后，逐漸轉入新的階段。上海及其他商埠商人實行罷市，接著上海機器、印刷、紡織、火車、電車工人先后罷工，上海一地，舉行政治罷工的工人有六、七萬人。同時，京奉鐵路（北寧鐵路）的唐山工人三千余人和京漢鐵路的長辛店工人也都積極參加了。尤其是滬寧鐵路工人的罷工影響最大。這表示“五四運動”已經發展成為全國范圍內工商學聯合的革命運動了。　　

  全國反帝群眾運動的高漲，逼使反動統治階級不得不讓步去，　六月七日　北京政府釋放被拘學生，九日下令罷免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個賣國賊的職務，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的中國政府代表在中國人民的輿論壓力下拒絕在和約上簽字。這個消息傳遍了全世界，給世界各國一個大震動。　　

第四節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發展　　

  [愛國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合流]  隨著“五四”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的發展，作為它的最初表現形式和起了推進作用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當時以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為文化革命的兩大旗幟，……”（《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頁）的運動，也在全國各地澎湃發展起來。愛國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合流而又互相推進。刊物除《新青年》外，北京有《新潮》、《每周評論》、《新生活》，上海有《星期評論》，湖南有《湘江評論》，成都有《星期日》等，報紙鼓吹新文化的副刊，有北京《晨報》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及《時事新報》的《學燈》等。其他小冊子、叢書……也出了很多。文學團體也紛紛創立起來，到后來著名的有沈雁冰（茅盾）、鄭振鐸等的文學研究會，郭沫若、成仿吾等的創造社。當時最有價值的，是陳獨秀、李大釗的具有初步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政治學術論文，是魯迅的小說如《狂人日記》、《孔乙己》等；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則影響及于華南各地，馬克思列寧主義漸漸地較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國來了。　　

[文化統一戰線的分化]   “五四運動”，在其開始，是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這個運動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統一戰線的革命運動。到　六月三日　以后，當著“五四運動”突破了知識分子的圈子，擴大成為有廣大的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參加的全國范圍的革命運動的時候，在文化思想上關于中國的前途應該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開始突出起來。在這個問題上，這些知識分子開始更明顯地不行了他們各自不同的階級立場，文化統一戰線也就開始分化。　　

代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胡適，在七月間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文章，反對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表現他們對真理是懼怕并采取敵對的態度的。他們在哲學上提倡美國杜威的實驗主義亦即歐美資產階級的主觀唯心主義，阻止人們去了解客觀規律、客觀真理。他們在政治上鼓吹妥協的改良主義，主張由資產階級意想中的“好人”、“人才”來組織所謂“”好人政府、“第一流人才內閣”，企圖在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統治下，進行資產階級的一點一滴的“改良”，反對革命。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當時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是五四運動的右翼，到了第二個時期（按：指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七年。——引者），他們中間的大部分就和敵人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了”。（《新民主主義論》，《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三頁）　　

   一部分以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諸人為中堅代表，還有后期的魯迅等，由急進的革命民主主義和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發展到主張用馬克思列寧主義來指導中國革命的思想的宣傳，使新文化運動向更新的階段推進，李大釗在一九一九年八月間所發表的駁斥胡適的謬論的《再論問題與主義》一文，就是這部分人在當時的思想與所走的道路的代表作。在這篇文章中，指出了從社會制度上根本改造中國的道路。　　

  這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五四運動’的發展路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并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反對黨八股》）　　

第五節  毛澤東的初期革命活動，從辦《湘江評論》到工人運動——“五四”時期最正確的方向　　

[毛澤東的青年時代]   毛澤東——中國人民偉大的導師和領袖，在一八九三年（陰歷癸已，清光緒十九年），生于湖南省湘潭縣韶山鄉。家務農，很小就開始勞動。十七歲，去長沙入中學。十八歲，值辛亥革命，因決心親自參加革命，即入伍當兵（新軍）。　　

辛亥革命流產、南北“統一”，毛澤東當兵半年后即退伍。后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　　

一九一七年，他發起組織新民學會，——這是一個以研究學術和改造社會為目標的青年團體，后來起著秘密的初期黨組織的作用，許多會員后來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中堅分子與優秀干部。　　

[從辦《湘江評論》到做工人運動]  “五四”運動起來，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湖南的學生和進步知識分子，主編《湘江評論》，宣傳反帝、反封建、反軍閥，提倡民主和新文化，提出“民眾大聯合”的口號。這個刊物影響及于南中國各省。　　

為了組織反軍閥的實際斗爭，他曾經到北京、上海去，他第二次到北京時，讀了許多關于介紹蘇俄的書報，讀了《共產黨宣言》等書，建立了對于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信仰，于是毫不猶豫，大踏步地走上了共產主義的大道。　　

一九二零年他回長沙，作第一師范附屬小學主事，任第一師范某班國文教員，同時組織了文化書社、青年圖書館，辦船山學社、自修大學、湘江中學，組織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并實際地開始從事工人運動，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工人運動——這是創立共產黨的階級基礎，是黨進行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應首先準備的自己力量的基礎，是后來的轟轟烈烈的中國大革命運動的第一個階段的中心工作。從新文化運動到工人運動，毛澤東都是站在運動的最前面！　　

從辦《湘江評論》——新文化運動，走向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相結合，這是“五四”時期最正確的方向。這個方向的代表，就是毛澤東。　　

第六節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五四運動”時期的結束語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一個政治運動，又是一個文化運動。在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當時世界革命潮流的影響下，中國工人階級以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罷工參加了全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斗爭，當時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則自覺地參加了這一個運動的領導，使得這次運動成為和以往許多次的民主運動大不相同的一次，開辟了中國民主運動的新的一章，這就是和舊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不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　　

“五四運動”的歷史意義，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做了正確的科學總結。他指出：“五四運動的杰出的歷史意義，在于它帶著為辛亥革命還不曾有的姿態，這就是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帝國主義和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封建主義。”（《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六九二頁）“五四運動”所進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徹底地反對封建文化的運動，自有中國歷史以來，還沒有過這樣偉大而徹底的文化革命。“五四運動”促成了中國工人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結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又準備了“五卅”運動和北伐戰爭。這些都在中國歷史上建立了偉大的功勞。“五四運動”的弱點是：在其開始（六三以前），只限于知識分子，沒有工人農民參加；其文化運動當時也還沒有可能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五四運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版五四六頁）　　

  真正實際地去和工農民眾相結合，點燃起大革命的火把，這便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五四”以后所走的道路。　　

  “五四”文化運動是誰領導的呢？　　

“五四運動”發起了中國的文化革命，嚴重地打擊了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封建舊文化，創始了新民主主義的新文化。這個任務不是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的，而是在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領導之下進行的。當時“五四運動”的中國工人階級革命事業的先驅者，如李大釗等人，確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確的，確信中國人民的解放一定會得到勝利，確信中國人民有力量足以解放自己。他們手無寸鐵，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奮斗，表現堅定的勝利信心和崇高無比的氣節。李大釗在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英勇地犧牲在當時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奉系軍閥張作霖的絞架下，他在文化思想上、革命事業上對中國人民的輝煌貢獻，將同人民事業的前進而永垂不朽！而當年文化運動的參加者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胡適等，到后來墮落為美帝國主義和獨裁者蔣介石的臣妾，他們在當時也并不是文化革命的真正領導者，這是很清楚的。　　

第二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七年）　　

第二章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第一節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及其特點　　

[中國無產階級的形成]  隨著外國帝國主義經濟、本國資本主義經濟在中國的發展，在帝國主義者和本國資本家的工廠和企業中，團聚了近代產業無產階級，其人數，上面說過約有二百五十萬至三百萬之多。這個數目，在整個人口中雖還是少的，但是他們居住很集中，是個有力量的階級。此外，城市小工業和手工業的雇傭勞動者和商店店員約有一千二百萬；還有廣大的雇農，是農村中的無產階級，加上其他城鄉無產者，尚有一個廣大的數目。　　

在“五四運動”以前，中國無產階級由于階級力量還沒有充足發展，中國革命運動曾由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領導（他們的知識分子），如孫中山領導的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革命（辛亥革命），無產階級不過作著追隨的角色參加著。但從“五四”以后，由于中國工人階級力量的進一步壯大，世界革命運動的影響，參加“五四運動”的鍛煉。他們的政治覺悟程度日益提高了，逐漸形成為一支強大的獨立的政治力量，出現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而且它是中國最進步的和受痛苦最深的階級，所以從此以后，中國革命的政治領導者，已不是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而是無產階級了。　　

[中國無產階級的特點]  中國革命一定要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這首先是由于這個階級是與最先進的經濟形式相聯系的，是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它具備了別的任何階級所不能有的階級特性，劉少奇說：　　

“由于無產階級是集中在大產業中生產，分工很細，一切動作都受機器的限制與彼此約制，他們是沒有生產手段的出賣勞力的工錢勞動者，依靠工資過活，他們與一切勞動者沒有基本的利害沖突，因此，就養成他們偉大的團結性、互助性、組織性、紀律性、進步性，對于財產的公有要求，及對于一切剝削者的反抗性、戰斗性、堅韌性等等。這就是無產階級的特性。”（《人的階級性》，《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一九五二年人民出版社版，九三頁）　　

中國無產階級除了具有上述一般無產階級的基本優點之外，還有哪些特殊的優點呢？　　

第一，中國無產階級身受三重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帝國主義者把工人當做牛馬，隨便鞭撻、開除，并利用學徒、養成工等半封建的剝削方法，增加它的額外利潤。　　

中國資本家因為無力與洋貨競爭，更拿增加工人工作時間，減少工人工資，來維持它的利潤。所以，中國工人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工資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工作時間常在十二小時左右，甚或有二十小時以上的。工人的生命和生活根本沒有保障。自己的工會很少，工人社會地位很低，政治上更沒有自由，完全是屬于一種所謂“下等人”。因此，他們在革命斗爭中，也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很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臺，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里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　　

第三，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由于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占多數），便利于他們同農民結成親密的革命聯盟。　　

自然，中國無產階級還有其不可避免的弱點，例如人數較少（和農民比較），年齡較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比較），文化水準較低（和資產階級比較）；內部還存在著一些農民意識、行會觀念、流氓習氣等弱點。但由于上述的特點（優點），他們終究成為中國革命的最基本的動力，中國革命如果沒有無產階級的領導就不能勝利。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黨的正確組織原則和政治路線的奠定　　

[中國共產黨的產生]  上面說過，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和中國工人階級的參加“五四”的戰斗，顯示出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中國的革命知識分子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等，通過《新青年》、《每周評論》、《湘江評論》、《浙江評論》等刊物，自覺地宣傳共產主義思想，介紹俄國革命的勝利……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的思想上的準備。　　

有一部分共產主義知識分子，走到工人中間，和工人運動結合起來。毛澤東在湖南深入工人群眾，為工人作事，向他們宣傳。每一工廠、每一行業里面，毛澤東都去發現積極分子、干部，經過他們，經過行動、斗爭，漸漸地把所有的產業工人和手工業者都組織起來，開始奠定黨的基礎。同一時期，上海的共產主義知識分子也幫助工人組織了許多團體。在北方，則有劉少奇、鄧中夏等幫助工人設立勞動補習學校，幫助工人十人團的工作。這是中國共產黨產生在階級基礎上的準備工作。　　

一九二零年的春天，共產國際派威經斯基（中文名字叫吳廷康）到中國來，幫助中國建立黨的組織。他先后找到了李大釗和陳獨秀。在共產國際的積極幫助下，從五月間開始，先后由陳獨秀等在上海，李大釗等在北京，毛澤東、何叔衡等在湖南，董必武、陳潭秋在湖北，王盡美等在濟南，建立了馬克思主義者的小組。后來陳獨秀到廣東，又在廣東建立了小組。社會主義青年團也在同時建立起來。在國外，日本留學生中也有小組。周恩來、王若飛、蔡和森、李立三、李富春、羅邁、向警予等又在法國巴黎成立中國少年共產團。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即成立大會（在會議將要結束時，因巡捕搜查，又移浙江嘉興南湖繼續開會）。到會代表十二人，代表黨員五十七人。到會代表有：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劉仁靜等，共產國際也派了代表來參加這次會議。　　

大會在討論黨章時，反對了合法主義觀點和極“左”傾的觀點。合法主義以李漢俊為代表，認為今天中國共產黨只需要從理論上進行宣傳工作，而不應該發展黨的組織，不應該進行工人運動……。極“左”派以劉仁靜為代表，主張以無產階級專政為直接斗爭的目標，反對參加資產階級民主運動，不作任何合法的運動，認為知識分子都是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一般應拒絕其入黨……。（后來劉仁靜成為托洛茨基匪幫的走卒，李漢俊被黨開除。）　　

在反對“左”右傾機會主義觀點的斗爭中，毛澤東等提出了正確的主張。因為還在中國共產黨醞釀成立的時期，毛澤東已經奠下了湖南黨的基礎，已經在湖南作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宣傳，也作了工人運動，他和其他與群眾有聯系的代表，都主張按照蘇聯共產黨的榜樣建黨，認為黨的基本任務是為工人階級專政而斗爭，現階段中國革命則是資產階級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社會主義革命，黨的當前中心任務是發展工人運動。他們的正確意見在大會上取得了勝利，這樣，就奠定了中國共產黨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組織原則和政治路線的基礎，造成了以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中國工人運動開展的先決條件。　　

一次大會產生了中國共產黨領導機關——中央工作部。并決定以黨外合作的形式，援助孫中山的革命活動。　　

第三節  共產黨在工人中的活動，香港海員罷工，毛澤東所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的發展　　

[黨在工人中的活動]  中國共產黨開始成立時，工人黨員還很少，大部分是學生、知識分子和大學教授。這并不奇怪，因為那時要了解馬克思主義，如果沒有一定的文化程度是不行的。中共成立后，便注意和工人運動相結合，為中國工人階級解放事業而斗爭。所以一次大會后，就馬上成立了一個公開的做職工運動的總機關，叫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指導全國工人運動。書記部有全國總部（開始在上海，后在北京）主任為鄧中夏，各地有它的分部，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澤東，武漢分部主任是林育南，濟南分部主任是王盡美，在上海、廣東也設有分部，總部出版總機關報《勞動周刊》，其他分部亦有機關報，用以教育中國工人。　　

當時，在京漢鐵路的長辛店、鄭州、漢口的江岸，粵漢鐵路的徐家棚，上海，江西萍鄉煤礦的安源，廣州、杭州等地普遍地開設工人學校（勞動補習學校）、工人子弟學校，共產黨員多半當教員，逐漸和工人有深刻接近后，就進一步辦工人俱樂部，或用“職工同人會”、“工人十人團”、“精業研究所”等名義，把工人們組織了起來。　　

[香港海員大罷工]  隨著工人組織的建立，工人的革命斗爭也活躍起來。特別是香港海員的大罷工，揭開了中國工人階級反帝斗爭的新頁。　　

因為海員是跑外國的，常和外國工人接近。所以他們首先懂得組織工會，在海員工人蘇兆征的領導下，他們在香港成立了“中華海員工人聯合總會”，由于海員工人受帝國主義的直接壓迫，生活非常痛苦，又因跑外國，受到當時洶涌的世界革命潮流的激動，所以他們發生階級覺悟較早。　　

一九二三年一月，由于工會向資方提出加資要求資方不答應，全體海員開始罷工，前后加入罷工的海員有二萬多人；接著香港全市的苦力和運輸工人數萬人，也舉行同情罷工。北方的鐵路工人，聽到海員罷工的消息，便募捐援助，鐵路工人們在京漢鐵路火車頭上豎起“援助香港海員”的大旗，從北京一直飄揚到漢口，從漢口回轉來又飄揚到北京。這些給了海員很大的鼓勵。罷工后，許多輪船停泊在香港開不出去，使英帝國主義的商業遭受很大損失。英帝國主義實行鎮壓，逮捕工人，香港工人便毅然離港到省（廣州）。英帝國主義為了禁止海員離港，在沙田阻止工人到廣州去，開槍射擊，死二人，傷數百人。但工人們在工會領導下誓死不屈服，堅決離港，罷工堅持了八個星期，英帝國主義無可奈何，答應增加工資，恢復原工會，釋放被捕工人，撫恤死難工人，并恭恭敬敬地送還原被香港英政府拆去的“中華海員工人聯合總會”牌子。當工會牌子在十余萬人的熱烈仰望中徐徐掛上去時，歡聲雷動，爆竹連天，聲震全港，罷工完全勝利。　　

[勞動大會和勞動立法運動]  香港海員罷工的勝利，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大浪潮。接著有上海海員、紗廠、煙草及郵務工人的罷工；漢陽有鋼鐵廠工人的罷工；安源有一萬五千礦工的罷工。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到會代表一百六十二人，代表工人約二十萬。大會熱烈討論了工人參加民主革命，成立全國總工會等問題，并指定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為全國工人團體的通訊處，第一次勞動大會推動了全國工人運動的開展。　　

工人們在上述罷工斗爭中，由于受到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壓迫，使他們感到政治自由的重要。因此在八月里又展開了工人的勞動立法運動。勞動組合書記部起草了勞動法律草案，在全國各報紙雜志上發表，要求保障工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如要求政府承認工人集會、結社和罷工的作用、允許工人團體代表工人締結契約、廢除束縛工人的治安警察法等。當時的軍閥政府，自然不會通過這種勞動立法，但工人們的覺悟已經提高了，他們知道沒有政治自由，爭得的經濟利益就沒有保障，因而爭取政治自由的要求更加迫切了。　　

十月間，又有唐山開灤煤礦五礦四萬多工人反對英國資本家虐待的大罷工，這個罷工雖然在英帝國主義武力壓迫下失敗了，但中國工人階級反壓迫、爭自由的運動，卻從此更加激昂了。　　

[毛澤東所領導的湖南工人運動的發展]  毛澤東自到上海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就回到長沙，正式成立湖南黨的組織，任湘區（湖南全省兼江西萍鄉安源地區）黨委書記（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繼續領導開展工人運動。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就已組織了幾萬工人。一九二二年下半年，開始了罷工斗爭，最大的是江西萍鄉安源煤礦和湖南常寧水口山鉛礦的罷工；同時，手工業工人和苦力工人幾乎全部都罷過工，而且是聯合全市小作坊、小店鋪的同盟罷工。毛澤東親自站在這些罷工斗爭的最前哨，像長沙泥木工人的罷工，他親自代表工人帶領其他工人代表同去和省公署交涉。罷工大半勝利。這是湖南罷工潮最澎湃的時期。一九二二年夏，僅長沙城就有十多個工會。在這一基礎上，又成立了“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這是共產黨領導下的湖南全省有組織的工人的總工會，毛澤東任總干事。為了爭取工團聯合會的合法，毛澤東曾領了工人代表去與湖南省長作斗爭。一九二三年五月湖南全省有了粵漢鐵路總工會等二三十個工會。五一節舉行了一次全省總罷工。這時湖南的工人運動已達到了空前壯大的地步。后來，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時期，湖南工人運動一直是從毛澤東奠定的這個基礎上向上發展的。到一九二七年五月的“馬日事變”以前，僅長沙城內就有一百三十多個工會。湖南全省有組織的各業工人約達四十萬人。　　

第四節  “二七運動”的經過和意義　　

  [“二七運動”的經過]  中國工人階級自覺地斗爭不斷向前推進，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爆發了京漢鐵路工人爭取組織總工會的自由、反帝反軍閥的“二七運動”。　　

　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　，京漢鐵路各分工會代表，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英、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軍閥吳佩孚密令鄭州駐軍師長靳云鄂派軍警阻止，包圍工人代表，工人代表非常憤恨，沖入會場，正式開會，宣布了總工會的成立。會后，軍警又把會場搗毀，并把守代表住的旅館，不許自由活動。各地來的代表，更加憤慨，秘密召開全體代表會議，決定總工會移湖北江岸辦公，京漢全路從四日正午起總同盟罷工，并號召工人們說：“我們為爭自由而戰，為爭人權而戰，決無后退！”從　二月四日正午起　，京漢全路的大罷工就正式開始了。　　

大罷工的第三日（六日），武漢各工團代表和江岸工人萬余人，集會舉行大規模的游行示威，厲二小時許，巡捕崗警都不敢阻攔。　　

到　二月七日　那天，吳佩孚手下的湖北督軍蕭耀南和武漢的外國資本家秘密計議的結果，布置了一個大屠殺的羅網。他們以“調解”為辭，誘工會派代表在工會會所相會談判。當工人代表赴會途中，軍警即包圍工會會所，當時有工友數百人，在工會門前等候消息，被軍警當場殺死三十二人，傷二百多人。接著又搜查工人家宅，隨便奸淫搶掠，有一道街一夜竟被搶掠三次，細小物品也被搶去。　　

當時，江岸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和工人數十人，被軍閥捉住，綁在車站的電線桿上，軍閥以刀砍林祥謙，再三強迫他下復工的命令，他都嚴詞拒絕了。他被砍得鮮血濺地，仍然英勇地大呼：“罷工是為了全路工人爭生存，沒有總工會命令，我的頭可斷，工是不上的！”他就被砍死了。林祥謙是共產黨員，他表現了共產黨員至死不屈、慷慨就義的高尚氣節。　　

同日，在長辛店，也進行了同樣的殘殺。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共產黨員）亦在武漢被捕，于　二月十五日　英勇就義。總計前后死工人約四十人，傷三百人，入獄的四十多人，開除一千多人，工會也被搗毀或封閉了，這就是工人運動史上的“二七慘案”。　　

[“二七”的意義]  一九二二年一月的香港海員大罷工，開始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這個高潮以一九二三年的“二七運動”為其頂點。經過繼續到一十三個月之久，大小罷工在一百次以上，參加人數在三十萬以上。“二七”大屠殺，使這個高潮，暫時遭受了挫折。但“二七”的鮮血，并不是白流的。“二七”烈士施洋、林祥謙等共產黨員的光榮業績是永垂不朽的。“二七”是中國工人第一次有組織地從經濟斗爭轉到政治斗爭的偉大運動，是工人階級自覺的反帝反封建軍閥斗爭的先聲。共產國際當時特為此發表宣言，說中國工人已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臺。在強暴的敵人面前，工人們堅決、勇敢、毫不屈服，顯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政治覺悟和組織性，顯示了工人階級是中國人民中的先進階級、最革命的階級，也告訴全國人民：工人階級是全體人民爭取解放的領導者。同時，血的事實又告訴工人：不打倒帝國主義和軍閥，工人就不能翻身，不團結其他革命階級共同奮斗并建立革命的武裝力量，革命也是不能取得勝利的。以“二七”為頂點的當時中國工人運動，形成為后來中國反帝反封建統一戰線的力量基礎。　　

第三章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　　

第一節  帝國主義操縱下的軍閥混戰　　

[美日侵略中國斗爭的華盛頓會議]  美帝國主義在第一次帝國主義世界大戰中，賣軍火、貸款，大發戰爭財，逐漸成為統治世界經濟政治的霸主，對于太平洋上的霸權，加強了爭奪的野心。日本帝國主義也利用歐戰機會，在中國獲得許多大的權益。美、日兩帝國主義，競相掠奪中國，互相矛盾，成為帝國主義互爭中的要角。英帝國主義向來在中國保有最大的勢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比起美、日兩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發展來，英國在華勢力的擴張顯得停滯，但也仍是掠奪中國的一個要角。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美國國務卿蘭辛和日本派到美國去的石井發表相同照會，并由美國通知中國政府，承認日本在華特權，工商業機會均等；一九一九年，美國在巴黎和會上又承認日本強占山東，企圖以此換取日本承認美國在遠東的優勢地位。但由于日本的狡猾和陰謀獨占中國的活動仍是有加無已，使美國并沒有達到排斥日本優勢的愿望。斗爭還是繼續發展下去。到了一九二一年，美帝國主義發起在華盛頓召開太平洋會議。這個會議就是當時各帝國主義、尤其是美、日兩帝國主義，為解決戰后太平洋上的霸權問題，特別是爭奪中國問題的爭執而召開的。由于大戰中和大戰后，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在遠東勢力的膨脹，不但威脅了美國，也威脅了英國在中國和遠東的利益，使美、英可以結成伙伴，在這個會議中共同對付日本，為了取得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和遠東中的新協調，解決美、英、日等列強爭霸中的矛盾，這個會議拆散了英、日同盟，規定了英、美、日在太平洋上軍艦的噸數為五、五、三之比。對于爭奪中國問題，則在一九二二年二月根據美國所謂“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侵略原則簽訂了美、比、英、中、法、意、日、荷、葡的“九國公約”，在名義上“尊重中國主權完整”，而實際上則是美國作領袖來和英、日等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中國，合法地殖民地化中國，也就是“將中國置在他們共同侵略的‘門戶開放’政策之下”（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　　

自華盛頓會議以后，帝國主義間的沖突，有了新的協調，表面上似乎暫趨緩和，實則彼此的斗爭只是更換了些方式，主要是采取了間接的方式，各在中國扶植和利用一部分軍閥為其爪牙爭奪地盤，以實現其掠奪的企圖。　　

北洋軍閥頭子袁世凱在世的時候，他被各帝國主義用作在華的工具。袁世凱死后，各帝國主義各自尋找其得力的工具。原來在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系統下分裂成皖系和直系兩派。這兩派的斗爭的背后就是由日本帝國主義和英、美帝國主義所操縱。華盛頓會議后，各個帝國主義在華爭奪權利的斗爭，就反映為代表各派大地主大買辦的各派軍閥的頻繁不絕的內戰。　　

[直皖戰爭]  上面說過，自一九一六年袁世凱死后，北洋軍閥就分裂為直、皖二系，直系以馮國璋為首（馮死后，曹錕、吳佩孚繼之），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皖系以段祺瑞為首，投靠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膝下。此外還有在東北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和日本有勾結。　　

繼承袁世凱操縱北京政府的是段祺瑞。他大量地出賣中國主權，向日本換取借款。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起，直系軍閥吳佩孚（師長）等，以曹錕（直隸督軍）為首領，利用了當時人民反日反段的情緒和助力，并聯合了奉系，于一九二零年七月間，在河北的楊村、涿州和皖系發生戰爭，一舉打敗了皖系。日本在華勢力暫時受了打擊。從這個時候起直系便代替了皖系，在北京中央反動政府取得了權力。曹錕、吳佩孚又繼承了袁世凱和段祺瑞的故技，企圖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實現反動的武力統一。　　

[直奉戰爭]  直系軍閥自打敗皖系后，占有華北和長江流域地盤，使英、美帝國主義在華勢力大為擴張。日本帝國主義自扶植皖系失敗后，便努力扶植奉系。奉系自在直皖戰爭中入關后，勢力達到北寧鐵路（京山鐵路）沿線和內蒙各地，直、奉兩系矛盾日益尖銳化起來。這時候，孫中山在廣東依靠舊國會的一些議員組織了“非常國會”，選舉他當非常大總統（一九二一年四月七日），進行和東北張作霖聯合的政策，以反對曹、吳。一九二二年四、五月間，直、奉兩軍戰于長辛店、馬廠等處，結果奉系失敗，退出關外。　　

[廣州軍政府的分裂和陳炯明的叛變]  北方軍閥混戰的時候，南方一部分軍閥和北方軍閥互有勾結，南方政局也發生變化。一九二零年，北方皖系當權時，桂系軍閥陸榮廷等就在皖系的策動下，主張南北議和。孫中山被迫辭軍政府總裁職，離開廣州。后來，孫中山利用粵軍陳炯明擊敗桂系，又由上海回到廣州，被舉為非常大總統（一九二一年），準備北伐。直奉戰爭中直系勝利后，曹錕、吳佩孚想壟斷全國權力，和英帝國主義合謀，收買陳炯明，教唆他叛變，炮擊總統府（一九二二年），孫中山被迫逃往上海。這時他發表宣言，提出“工兵計劃”，主張化兵為工，要曹、吳以軍隊半數改為工兵。曹、吳表面上贊成他的主張，實際上是想拉他投入反動集團，以消滅革命力量。當時中國共產黨人在自己的機關刊物《向導》周報上寫了許多文章，揭破曹、吳陰謀，鼓勵孫中山不要受騙，要堅持革命立場，給了孫中山以很大的幫助。后來，陳炯明為滇桂聯軍所敗。一九二三年春間，孫中山再到廣州，被舉為大元帥。　　

[曹錕賄選]   直系兩次勝利后，統一了黃河長江流域的大部分土地，便進一步誘發了曹吳壟斷全國權力的欲望。于是吳佩孚先逼總統徐世昌下野，利用黎元洪作為過渡的總統。曹錕、吳佩孚到處殘暴的壓迫人民，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慘殺京漢鐵路大罷工的工人，就是許多罪行中一件最大的罪行。一九二三年六月間，直系軍閥驅逐了黎元洪。　十月五日　，五百九十個國會議員們每人得了五千元的銀元支票，曹錕“獲選”了大總統。“豬仔國會”、“豬仔議員”——這種稱呼，就此變成了全國所咒罵的通俗的稱呼。　　

[軍閥混戰下農民生活的痛苦、人民革命要求的增長]   在這樣帝國主義新侵略和軍閥混戰下，農民的生活十分痛苦，各種苛捐雜稅層出不窮，兵差、拉夫、人為的天災、地租和高利貸的加重，使農民運動以各種形式勃興起來。南方已開始了農民協會的組織（如廣東東江），北方農民原始的自衛斗爭（如紅槍會）也更進一步的發展了。　　

   工人的被剝削是加緊了，同時，工人階級的覺悟和團結力也加強了。　　

   城市中、小資產階級因工商業的發展受到挫折，對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反對軍閥內戰，也有了新的覺悟。　　

   各革命階級的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更加增長了。　　

第二節  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和對國民黨合作的促進　　

  [中共二次大會和反帝反封建政綱的提出]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國共產黨召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于上海，到會代表有鄧中夏、蔡和森、向警予等十二人，代表黨員一百二十三人，討論的中心問題為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和黨的策略路線。　　

   大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大會宣言》。在這個宣言中，總結了近代人民斗爭的經驗，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宣言中說：“真正的統一民族主義國家和國內和平，非打倒軍閥和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是永遠建設不成功。”又規定了民族民主統一戰線和民眾運動的政策，提出：“只有無產階級的革命勢力和民主主義的革命勢力合同動作，才能使真正民主主義革命格外迅速成功。”　　

  在這個宣言中，分析了在國際帝國主義宰割下的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性質，號召工人農民積極參加民主革命，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一、消除內亂，打倒軍閥，建設國內和平；二、推翻國際帝國主義的壓迫，達到中華民族完全獨立；三、統一中國本部（東三省在內）為真正民主共和國；四、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成為民主自治邦；五、用自由聯邦制，統一中國本部、蒙古、西藏、回疆，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六、工人和農民，無論男女，在各級議會、市議會有無限制的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絕對自由；七、制定關于工人和農民以及婦女的法律：（一）改良工人待遇：甲、廢除包工制；乙、八小時工作制；丙、工廠設立工人醫院及其他衛生設備；丁、工廠保險；戊、保護女工和童工；己、保護失業工人等；（二）廢除丁漕等重稅，規定全國——城市及鄉村——土地稅則；（三）廢除厘金及一切額外稅則，規定累進率所得稅；（四）規定限制田租的法律；（五）廢除一切束縛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權利；（六）改良教育制度，實行普及教育。” 但是，宣言中沒有指出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沒有提出工人農民的政權要求和農民的土地要求，這是宣言的缺點。這個缺點，后來被陳獨秀機會主義者所發展，而使黨的領導機關在一九二七年發生了路線的錯誤。這次大會并通過了參加共產國際的決議。　　

  六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曾發表《第一次對時局的主張》，具體地提出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統一戰線的辦法：“中國共產黨的方法是要邀請國民黨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會主義各團體，開一個聯席會議，……共同建立一個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向封建式的軍閥繼續戰爭。這種聯合戰爭，是解放我們中國人受列強和軍閥兩重壓迫的戰爭，是中國目前必要的不可免的戰爭。”這些，就使全國人民獲得了明確的政治方向和奮斗的新步驟，以發動廣大的新形式的群眾運動。這極大的鼓舞了孫中山的革命熱忱。這種政綱和政策為孫中山所代表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政派所同意。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革命先烈，為了民族生存，拋頭顱、灑熱血，這是很可敬仰的。但他們都沒有明確地認識到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是損害中國人民的兩大敵人。例如作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政治代表的革命民主派孫中山，總幻想帝國主義來幫助中國革命；辛亥革命更因和封建軍閥袁世凱妥協，把革命斷送了，但從中國共產黨產生，提出上述明確的民主革命政綱后，中國革命的面目就煥然一新。孫中山經過了失敗、挫折以及妥協的錯誤的長期過程，到這時，由于他和共產黨人的來往接近，得到了共產黨人的啟示和幫助，才開始找到革命新道路，推動他后來決定聯蘇、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因而改組了國民黨，建立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孫中山并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從舊民主主義走向新民主主義。革命統一戰線的形成，就大大促進了中國的革命。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是科學共產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政黨，這個黨的宇宙觀和理論基礎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個黨的最后目的是建立共產主義社會——沒有階級、沒有剝削、沒有壓迫的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人類最理想的社會。但是中國無產階級和中國共產黨在政治舞臺上出現的時候，中國民族民主革命還沒有完成，因此它必須負起責任來完成資產階級所不能完成的任務。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大會時，根據了科學的共產主義的理論，就規定了上述關于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基本的政治綱領，作為自己斗爭的最低綱領——這綱領到后來在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期間所著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和一九四七年所著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四九年所著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得到了最科學最完善的發展。中國共產黨的最高綱領，則為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革命的綱領。　　

   二次大會以后，黨在工人中的工作更加開展起來了。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已有幾十個職工會，會員人數約在十五萬以上。在青年群眾中的工作也加強起來了。一九二二年五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前身）在廣州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時全國團員已有四千人。二次大會后中國共產黨開始定期出版中央機關報——《向導》周報。　　

[中共三次大會和毛澤東堅持正確的統一戰線政策]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國共產黨舉行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于廣州，到會代表三十人，代表黨員四百三十二人。　　

這次大會的代表中有毛澤東、瞿秋白、張太雷、蔡和森、陳獨秀、張國燾等人，大會的討論中心是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問題。　　

大會在討論中，發生了很大的爭執。　　

一個極端是右傾的代表者陳獨秀，他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只能站在消極的幫助地位，而不能站在領導地位，因此，他認為共產黨的一切工作應該集中到國民黨。這種觀點實際上是要使共產黨和國民黨合并起來，取消共產黨。這種錯誤觀點曾部分地參雜到大會宣言中去。另一個極端是“左”傾的代表者張國燾，他反對和國民黨合作，認為國民黨是不能進行民主革命的，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革命，他認為和國民黨合作就會“混亂無產階級思想”。當時，毛澤東和瞿秋白等在一起，堅決地和陳獨秀的右傾尾巴主義作斗爭，又和張國燾的“左”傾關門主義的觀點作斗爭，使大會正式通過了調解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正確的決議。　　

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瞿秋白等被選為黨的中央委員。　　

三次大會以后，毛澤東被調到黨中央工作。　　

從這時候起，中國人民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軍閥的統一戰線開始建立起來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種統一戰線具體表現為中國共產黨和在孫中山領導下的國民黨的合作。　　

第三節  在共產黨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的歷史的發展]   中國國民黨的前身在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是同盟會。同盟會是一九一一年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主要組織者，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會黨”——中國“下等”社會（包括工人和農民）的原始組織，以及反滿的士大夫，這幾部分人的松散的革命聯盟。而以孫中山所代表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為主體。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滿清專制朝廷，但是由于領導這個革命的資產階級是軟弱的，它未能真正動員群眾。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而在版圖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致使落入北洋軍閥袁世凱之手，革命終歸失敗。一九一一年革命后，同盟會改為國民黨。當時大部分上層黨人開始妥協腐化，黨內加入了許多反動派——封建政客集團、買辦勢力，國民黨已在實際上完全喪失了革命的性質。　　

一九一三年，反袁的所謂“二次革命”也在短期內被袁世凱打敗了，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事實上，在這以前國民黨已分裂為一些政客集團的小組織，自己經瓦解了。　　

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到日本東京組織中華革命黨，企圖恢復一九一一年革命以前的革命黨的面目，但參加的人數很少，力量薄弱，在人民中影響很小。　　

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孫中山在上海，學生們派代表找孫中山，要他支援“五四運動”，孫中山因為自己沒有力量，表示沒有辦法。“五四”后，他受了“五四”人民運動的影響，又受了俄國革命、世界革命的影響，遂將中華革命黨改為中國國民黨，其所以稱為中國國民黨，是在表示區別于一九一一年革命后的“國民黨”。當時一些最先進的革命者曾積極幫助孫中山，林伯渠就在當時作中國國民黨的總務部工作（這是管組織工作的部門），醞釀著向革命更生。但中國國民黨力量還是很微弱，除海外（南洋、美國）有些黨部能夠在經濟上支援孫中山以外，在國內各地并無基礎。孫中山為此十分焦急，但一直沒有什么辦法。　　

[共產黨幫助孫中山建黨]  恰好，一九二零年七、八月共產國際開第二次大會，規定“共產國際應當與今日政治上和經濟上被壓迫各國參加推翻帝國主義事業的革命勢力取得密切的聯絡”（《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決議案》）。列寧在大會上代表“民族與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作了報告，熱烈地主張援助各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革命運動。　　

一九二一年三月，上述委員會的秘書馬林來到北京，經李大釗的介紹，八、九月間到廣西會見了孫中山，談中國情況、談十月革命。馬林向孫中山提出兩點意見：（一）要進行中國革命，就要有好的政黨，這政黨要聯合各個階級，尤其是工農大眾；（二）要有革命武裝的核心（過去孫中山等只是聯絡軍閥軍隊），要辦軍官學校。孫中山聽了十分高興和贊成。要辦好的政黨一點尤其和孫中山一九一四年、一九一九年以來的意見吻合。自俄國十月革命后，孫中山也知道了革命非有自己的武裝不可。　　

但是如何建立起一個像樣的政黨呢？當時國民黨在內地既無基礎，也沒有人去作組織工作。于是共產黨著手幫助國民黨在國內各地先后建立起秘密的國民黨黨部來，北方由李大釗負責，湖北由董必武負責，四川由吳玉章負責，湖南由毛澤東、夏曦等負責。湖南的國民黨名義上覃振為支部長，但他不能回湖南，所以事實上是毛澤東、林伯渠、夏曦等在作事。　　

  一九二二年八月，蘇聯派越飛來華，和孫中山再談改組國民黨及建軍等事，并說可得共產國際及蘇聯的幫助。于是有一九二三年一月的“孫文、越飛宣言”。　　

   一九二三年三月，孫中山在廣州成立大元帥府。蘇聯又派鮑羅廷和一些軍事顧問來到廣州。于是孫中山在廣州組織中國國民黨臨時中央委員會（有當時共產黨員譚平山等參加作中委），聘鮑羅廷為顧問，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發表改組宣言，黨綱草案，確定“聯蘇、聯共、扶助農工” 的三大政策。　　

[國民黨改組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是每一省由孫中山指定三人，每一省又另推三人。　　

  這次大會正式通過了承認共產黨員、社會主義青年團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并且通過新政綱、新黨章和改組國民黨的各種具體辦法。大會發表了有歷史意義的有名宣言——《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宣言中除分析了中國現狀外，并把舊三民主義重新解釋為革命的三民主義。從此在孫中山領導下革命的國民黨便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其斗爭的目標，以聯蘇、聯共、扶助農工為其政策。這是作為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派的革命代表的孫中山，接受了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的結果。中國共產黨人毛澤東、李大釗、林伯渠、瞿秋白等都參加了這個大會，在會上起了重要作用，并被選為這個改組后的國民黨中央的執行委員或候補執行委員。這次大會在實際上成為革命高漲的起點。　　

  會后不久，一月二十七日，孫中山派蔣介石等七人為籌備委員，籌辦黃埔軍校，聘請蘇聯顧問，模仿蘇聯的軍事制度。共產黨派周恩來去作政治部主任，派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聶榮臻等去作教官，蘇聯又幫助許多武器。　　

  由于孫中山的確立聯蘇、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使當時改組后的國民黨一度變更過去的性質，形成為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的一種組織形式。原來國民黨這個組織，上面說過是包含有很多反動派在里面的。在改組時，這類反動派——買辦勢力、封建勢力，有的公開反對或公開脫黨了，但是有的封建買辦勢力——大資產階級分子，卻還埋伏在國民黨里面，以便尋找時機，重整旗鼓。在上海國際買辦市場上鬼混并替那些買辦市場的黑幕中主人充當走卒的蔣介石，便成為這種大資產階級在“革命”的假面具下實行兩面派陰謀的主要代表人物。　　

[三民主義的新發展]  三民主義是近代中國歷史矛盾所發展的三大問題（民族問題、民主問題、土地問題）中抽引出來的。中國人民是迫切要求解決這三大問題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也受到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壓迫、限制和損害，因而有一定的革命性，反映到作為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的孫中山的思想中，他就明白地提出了關于民族。民權、民生這三個問題的原則和綱領。　　

但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同時又是一個軟弱的動搖的階級，所以除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其政綱，是孫中山重新解釋的新三民主義以外，其余的三民主義學說不但是舊民主主義的政綱，而且是極不徹底的。帶有改良的溫和的色彩。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孫中山的民族主義只是反滿，并沒有提出反帝國主義的主張，因而在滿清退位后，他覺得民族主義已經完成，“二民主義”便夠了（如《中華革命黨政綱》）。那時，他的民權主義也很不徹底、不明確；民生主義方面只有抽象的“平均地權”。同時，他又缺乏實行這些主義的方法，不敢真正依靠人民。　　

受了無產階級、共產黨的幫助，孫中山思想上有了極大的進步，像上述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宣言中，對于民族主義，指出：“民族主義有兩方面的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一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對于民權主義，則說：“民權主義，于間接民權之外復行直接民權，……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國民黨的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數人所得而私也。……詳言之，則凡真正反對帝國主義的個人及團體，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權利，而凡賣國罔民以效忠于帝國主義及軍閥者，無論其為團體或個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和權利。”至于民生主義，則提出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辦法，承認“耕者有其田”，并謀改善工人農民的生活。包含著革命內容的這個宣言和政綱，是當時共產黨人幫助起草和修改的，雖然其中還有缺點（如政綱上的建國三時期之說等），但大體上是成了當時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這個宣言和政綱，和中國共產黨的最低綱領雖然在廣度和深度上不完全相同，然而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原則上卻是相同的（即反帝、爭取民族獨立解放——民族主義，主張實現各革命階級聯合的民主政治——民權主義，反對封建的土地剝削制度和限制資產階級的專利——民生主義）。一九二四到二七年革命的勝利發展，就是中共和孫中山及其真實的革命信徒合作所創造的成績。一方面，三民主義思想得到了新的發展（舊三民主義變成新三民主義）；另方面，就是新的革命方法——聯蘇、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的產生（三民主義變成三大政策的三民主義）。孫中山曾說：“今日革命非學俄國不可。”在他臨終時還說：“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　　

孫中山的叛徒蔣介石輩，在當時，假裝擁護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在革命由其叛變而失敗后，就公開地拋棄了新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而拿孫中山舊三民主義的一些落后的部分，來作為其反革命的理論根據。　　

第四節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后中國革命的形勢的發展　　

[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以后，革命力量驟增，各地群眾革命運動突飛猛進。帝國主義、軍閥、買辦、豪紳都非常恐懼，叫囂“孫中山赤化”。首先就由國民黨內部代表買辦豪紳階級的張繼、謝持、鄒魯等國民黨右派，公開出來反對革命統一戰線，說什么“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其所宣傳打倒英、美、日、法等帝國主義者，其作用系在破壞國民黨在國際之好感。一方面則注意打破國民黨與國內各實力派（按：指當時各派軍閥）之合作……其計劃系在消滅國民黨”（見張繼等“護黨”宣言）。這種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一天天尖銳起來，其中最劇烈的一幕，便是鎮壓商團反革命事件。　　

廣東商團，是一種買辦資產階級豪紳地主的反動武裝組織。以英商匯豐銀行買辦陳廉伯及陳恭受為首（他們都是國民黨右派）。他們依靠香港英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右派軍閥范石生等的軍事援助，企圖推翻孫中山的廣東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月十日　，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在廣州領導廣大群眾示威游行，遭受商團的屠殺，死者二十余人，傷者不計其數。屠殺后，商團全體出發，張貼迫孫中山下野的布告，武力威迫商人罷市，并主張邀請帝國主義走狗軍閥陳炯明回省主持政局。孫中山這時藉革命派和群眾的幫助，以革命武力平定商團，將商團擊潰。　　

[馮玉祥舉行“北京政變”]  在北方，自從曹錕賄選得了“大總統”，爬到反動權力的最高點后，歷史注定他要從寶座上跌下來。全國人民涌起了反曹、吳的運動，中國工人階級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成了這個人民運動的先鋒。各反對派軍閥利用人民反曹反吳的情緒與曹、吳對抗；而曹、吳則利用了“統一”的口號，要削平他們。一九二四年九月四日，爆發了蘇浙戰爭。和奉系有關的浙江督軍盧永祥，為爭奪上海和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發生戰爭，至十月十三日盧永祥失敗。　　

蘇浙戰爭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前奏曲，　九月十八日　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兩軍近戰于山海關附近。　　

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的前夜，于　九月十日　發表《第三次對時局主張》，向人民分析了一年來各系軍閥在帝國主義支配下的變幻離合，提出：“目前能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既得的權利與勢力，只有這樣才能免除定期的慘殺與戰爭，只有這樣才能得到永久的和平”。　　

這時，共產黨和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后革命運動的發展，影響到統治階級內部的分化，直系馮玉祥的西北軍開始轉向革命。一九二四年十月，正當直奉戰爭緊張關頭，馮玉祥從前線倒戈回北京舉行政變，通電主和，將所部改稱為國民軍，和奉軍合擊直軍。直軍遂全線崩潰。橫行一時、自認為反動武力天下無敵的直系軍閥，土崩瓦解，曹錕被逮捕，吳佩孚則狼狽地逃到武漢。在北京出現了奉皖兩系同意下的段祺瑞的臨時執政政府。這時，因為國民軍是軍閥隊伍中開始傾向革命的軍隊，所以在國民軍統治下，北方革命運動有了開展。但是奉系軍閥勢力卻也乘機入關，直隸（河北）、山東、安徽、江蘇等省，一直到上海均為其占有。　　

[中共第四次大會和促成國民會議運動] “國民會議”的口號是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三年六月黎元洪被曹、吳趕出北京后，于七月間發表的《第二次對時局主張》中提出來的。到一九二四年十月馮玉祥倒戈直系潰敗后，中國共產黨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發表的《第四次對時局主張》中，仍舊主張“只有國民會議才可望解決中國政治問題，并希望國民黨努力使國民會議預備會急速在北京召集”。當時全國人民熱烈要求召開國民會議，制定憲法，建立民主共和政體。孫中山乃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北上，企圖在北京召集國民會議，當時他發表的《北上宣言》，主張廢除帝國主義強加給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中國的統一和建設問題，一般是同意了中國共產黨的主張的。孫中山北上過滬時，因為受到上海廣大群眾的革命影響，同時又多受了一次帝國主義切實的教訓（上海帝國主義反對孫中山登岸），因而更加確定了反帝國主義的決心。當時，上海、浙江、廣東、湖南、湖北等處都先后成立了國民會議促成會，各地的民眾團體都紛紛通電宣言擁護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　　

中國共產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舉行了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十人，代表著黨員九百八十人。大會上著重地討論了工人階級如何參加民族革命運動，以及為了參加這一運動，黨在組織上及群眾工作上如何進行準備的問題。大會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黨的組織，加強統一戰線工作，加強職工運動和農民運動，發展工會和農民協會的組織。大會還專門討論了對召集國民會議運動的具體方針，以加強對這個運動的領導。這次大會為行將到來的群眾革命高潮作了組織上的準備。　　

[孫中山的逝世和遺囑]  北京反動的段祺瑞政府為著堵住群眾的要求，一面邀請孫中山北上，同時卻又提出召集“善后會議”來和共產黨、國民黨所主張的國民會議相對抗。孫中山到北京后，見段祺瑞的邀請毫無誠意，十分憤怒。段祺瑞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召集他所御用的善后會議。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也于　三月一日　在北京召集，和善后會議相對抗。孫中山因勞累過甚，舊病復發，三月十二日逝世于北京。他的死，引起了全國的哀悼。他臨死致書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這樣寫道：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聯合中央執行委員會親愛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病，我的心念，此時轉向于你們，轉向于我黨及我國之將來。　　

   你們是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之首領。此自由的共和國大聯合，是不朽的列寧遺與被壓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遺產。帝國主義下的難民，將籍此以保衛其自由，從以古代奴役戰爭偏私為基礎之國際制度中謀解放。　　

  我遺下的是國民黨，我希望國民黨在完成其由帝國主義制度解放中國及其他被侵略國之歷史的工作中，與我們合力共作。命運使我必須放下我未竟之業，移交于彼謹守國民黨主義與教訓而組織我真正同志之人。　　

  故我已囑咐國民黨進行民族革命運動之工作，俾中國可免帝國主義加諸中國的半殖民地狀況之羈縛。為達到此目的起見，我已命國民黨長此繼續與你們提攜。我深信你們政府，亦必繼續前此予我國之援助。　　

  親愛的同志，當此與你們訣別之際，我愿表示我熱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將破曉，斯時蘇聯以良友及盟國而歡迎強盛獨立之中國。兩國在爭世界被壓迫民族自由之大戰中，攜手并進以取得勝利。　　

謹以兄弟之誼祝你們平安。　　

                                                    孫逸仙（簽字）”　　

這封信，是孫中山對中蘇兩大民族友好合作的熱烈希望。共產黨和孫中山的忠實信徒，都是珍視中蘇的友誼和合作的。他在留下的遺囑中也指出，要求得中國的自由平等，“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斗”。這位偉大的一代民族革命領袖的遺言，正是一切愛國的中國人民所尊重的。　　

第四章  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革命　　

第一節  “五卅運動”掀起了中國革命高潮　　

[“五卅運動”的時代背景]  一九二三年至二四年，在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因為得到社會民主黨反動領袖的幫助，殘酷地把無產階級革命運動鎮壓了下去，而開始了資本主義相對穩定的時期。到一九二五年，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貿易已接近于或達到戰前的程度。有幾個資本主義國家，例如美國和日本的一部分生產（如美國的制造業、采礦業），則是跳躍式前進，和其貿易均超過戰前的程度。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平衡，埋伏著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必然要引起對于殖民地的重新爭奪。而且，相對穩定的出現，原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的資產階級瘋狂地向國內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群眾加緊“合理化”的榨取，向各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進一步掠奪而來的；這就無法消除他們與國內工人階級和一切勞動群眾的矛盾，以及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所以相對的穩定中，預伏著更嚴重的恐慌的必然到來，包含著新的戰爭危險，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世界革命運動的日益高漲。　　

與此相對照的，是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真正穩定和鞏固。在一九二五年，蘇聯已在新經濟政策軌道上達到了恢復國民經濟的有決定意義的成功，并向為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工業化而斗爭的新時期過渡。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這時正因為各個帝國主義者在大戰結束后重新回來加緊的侵略，而發展著經濟的危機。這種危機，特別是表現在工業發展的停滯狀態上，而在一九二五年初更為嚴重。帝國主義者——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中國所建立的企業中，為獲得更高額度的額外利潤，對于中國勞動者肆行更兇殘的剝削，像上海的日商內外棉紗廠，工人工作時間很長，日夜輪班工作，每班工作十二小時，夜工不加工資；工資很少，普通每天兩百錢。日本資本家更利用“儲蓄金”及各種方法來克扣工人的工資。在中國資本家的工廠中，由于在外資的高壓下，中國資本家為求維持其利潤的獲得，也從延長工人工作時間及減低工資上著想，弄得工人生活也更惡化。農民因軍閥混戰和租稅加重而破產流離，如河南盧氏縣的農民曾經為了反對軍閥拉夫、派款，而被逼舉行了三次的圍城暴動，其他許多地方農民為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豪紳地主重重壓榨的斗爭，也紛紛發生。城市小資產階級也因當時的經濟恐慌而大批地失業破產；民族資產階級因民族工業的發展受到挫折，和帝國主義的矛盾也進一步的加劇。總之，當時因帝國主義的加緊侵略而引起的中國經濟的危機，正是中國民族危機的標識，中國革命階級的革命要求也因而日益強烈了。這一切，正顯示著中國全國性的革命高潮的必然到來。　　

就在當時（一九二五年），世界革命的導師斯大林，即已預見到中國的革命將以不可計量的力量發展起來。他說：　　

“中國革命運動底力量是不可計量的。這些力量還沒有恰當地表現出來。他們將來還會表現出來。東方和西方的統治者看不到這些力量，不以應有的程度估計到這些力量，他們將會因此而吃苦頭。”（《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三三頁，《聯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會上中央委員會底政治報告》）　　

斯大林的這個科學預見，是根據了對于中國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中國社會內部各種力量對比的科學分析，同時也是根據了對于世界政治經濟諸條件和世界各種力量對比的科學分析而得出來的。從一九二五年高漲起來的中國蓬蓬勃勃的革命高潮，正準確地證實了他的預見。　　

[“五卅運動”的序幕——工人反帝斗爭的展開]  以日、英、美為首的革帝國主義強盜，雖然互有矛盾，但為了鎮壓中國人民的反抗，這時是聯合一致、橫行無忌地向中國人民挑戰，于是，最受壓迫和最革命的工人階級就首先展開了反抗帝國主義的斗爭。　　

“二七”的第一周年（一九二四年），全國鐵路總工會成立。一九二五年“五一”勞動節日，又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代表有組織的工人五十四萬余，決定加入赤色職工國際。這次大會中產生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推選林偉民為執行委員會正委員長，劉少奇為副委員長，鄧中夏為秘書長兼宣傳部長。大會在其決議中指出工人階級應當聯合農民，參加反帝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而且著重指出中國工人階級應該成為國民革命運動的核心力量和領導者。　　

一九二五年二月，上海小沙渡日商內外棉紗廠，由于日本資本家長期兇惡的苛待工人，由于開除一批男工，而以奴隸式的“養成工”去替代，引起了大罷工。接著，上海曹家渡、楊樹浦各紗廠工人也響應罷工，參加罷工工人共計七萬人。這次罷工在英勇的共產黨員和工人領袖鄧中夏和劉華的領導下，得到了相當的勝利。　　

接著，青島日本紗廠大康、內外棉、隆興、鈴木等廠工人一萬八千人，也在四月里相繼大罷工，反對日本資本家阻止工人組織工會。這次罷工，由于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上海各日本紗廠工人和全國鐵路工人的援助而取得完全勝利。　　

[慘殺的開始——福州慘殺和青島慘殺]  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福州學生為著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對華教育侵略，舉行請愿運動，遭受屠殺。福州男女學生數千人，在這一天舉行請愿，露宿省公署的時候，軍閥政府的陸戰隊、警察隊及其他軍隊開槍轟擊；槍柄亂打，槍刀亂刺，重傷數十人。這便是作為“五卅慘案”的先聲的“福州慘殺”。　　

接著　五月二十八日　，日本帝國主義又演出了“青島慘殺”。青島工人自從罷工勝利后，日本廠方無理地不履行條件，且以種種方法向工人挑釁，并“命令”中國官廳：“工人不安于工作，必須解散工會”。于是奉系軍閥官廳便向工人代表說：“工會應該取消，因為日本人望著害怕。”工人堅決反對，日寇便唆使其走狗——奉系軍閥，調集武裝，于夜三時突然包圍工廠，進行屠殺，工人被殺死者八人，重傷者十余人，被捕者七十余人。　　

[五卅慘殺]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商紗廠資本家開槍殺死堅持抵制帝國主義壓迫的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并殺傷十余個工人。這一屠殺引起了各方面強烈的反抗，特別是學生。二十一日，上海文治大學學生舉行募捐救濟死傷工人，結果遭受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并定三十日在會審公堂開審。同時帝國主義又提出威脅中國民族工商業的所謂“四提案”——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注冊和取締童工法案。為著這兩件事，上海各校學生決定在五月三十日舉行以及宣傳。　　

　五月三十日　，各校學生二千多人，分頭到公共租界、各馬路散發傳單，講演顧正紅被殺、學生被捕和反對工部局的四提案。英捕到處捕捉講演學生，只南京路老閘捕房一處，拘禁學生即達數百名。三時許，群眾將近萬人聚集于捕房門口，要求釋放被捕學生，高呼“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正在相持之際，英帝國主義竟下令開槍，向徒手的群眾射殺。頓時血肉橫飛，計當場擊斃十人，重傷十五人，捕去五十三人，這便是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上海人民反帝斗爭的三罷運動]  上海南京路大屠殺后，群眾更加憤激，到處舉行集會演講。中國共產黨特組織“行動委員會”來領導這個運動。在共產黨人劉少奇、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劉華等領導下，三十一日，上海二十余萬有組織的工人成立了上海總工會（李立三為委員長、劉華為副委員長）。中央并決定將這次運動擴大到各階級去，結成各階級的聯合戰線。　六月一日　，上海偉大的“三罷”實現了——二十余萬工人總同盟罷工，五萬余學生罷課，絕大部分商人罷市（主要是中、小商人首先罷市），甚至公共租界的華捕也罷崗表示反抗。　　

這時，英、日、美等帝國主義已開來大批軍艦，海軍陸戰隊布滿上海，一切呈現戰爭狀態。帝國主義軍隊遇見工人、學生裝束的就打，群眾死傷，日有所聞。上海大學（中國共產黨在當時培養干部的學校）被封閉，瞿秋白等被下令通緝。　　

　六月七日　，上海的反帝運動的最高領導機關——工商學聯合會成立了。加入這一組織的有：上海總工會、上海學生聯合會、全國學生聯合會、上海各馬路商界聯合會（代表大資產階級的總商會未參加）。工商學聯合會的成立，表現了在反帝國主義斗爭中各革命階級團結一致的精神。　　

　六月十一日　，上海工學商各界二十多萬人舉行群眾大會，反帝情緒極其高昂，并提出了十七條交涉條件，主要內容：（一）立即撤退在華各種武裝，取消戒嚴令；（二）送回被捕學生，恢復被占、被封各校的原狀；（三）懲兇、賠償、道歉；（四）華人在租界有言論、集會、出版的絕對自由；（五）優待工人，承認工人有組織工會及罷工的自由；（六）將增訂印刷附律、增加碼頭捐、交易所注冊案撤銷；（七）制止越界筑路；（八）收回會審公堂，取消領事裁判權；（九）巡捕頭應分配華人充任；（十）永遠撤退駐華的英、日海陸軍。　　

這十七條的提出，表現了中國人民革命外交的精神。　　

[反動派破壞革命運動]  在群眾偉大的反帝浪潮下，帝國主義者感覺“五卅”時代已不是“義和團”時代了，群眾的新型的革命運動，已不是一場血腥的屠殺可以簡單地鎮壓下去了。于是他們轉變計策，除了對工人和革命學生繼續采取屠殺鎮壓政策外，還采取了更陰毒的辦法：他們和買辦資產階級虞洽卿（上海總商會會長）等同謀，設法分裂反帝統一戰線，首先壓迫上海民族資產階級，使之脫離反帝運動，然后再以全力來鎮壓工人階級和革命學生，各個擊破。　　

于是，對上海民族資產階級便一面以“司法調查”“關稅會議”等利誘；一面則以停止借款、通匯、運輸和電力供給上海工商界相威脅，同時，又通過戴季陶、梁啟超、胡適等“高等華人”提出“縮小范圍”“友誼協商”等口號。在這種以打一拉的兩面政策下，上海民族資產階級開始動搖，買辦資產階級的總商會虞洽卿等遂乘機采取了可鄙的行動：修改十七條件，決定　六月二十六日起　單獨停止罷市，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濟費，壓迫工人復工。奉系軍閥則出面封閉工商學聯合會、上海總工會，下令通緝委員長李立三、副委員長劉華（十一月間被孫傳芳逮捕，于　十二月十七日　英勇就義）。　　

到　九月七日　（辛丑條約簽字紀念日），上海二十萬群眾在紀念“九七”國恥游行中，又遭受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們的屠殺。至此，上海群眾運動暫時受到了挫折。　　

[全國各地的反帝運動和省港大罷工]  “五卅”慘案發生后，全國各地都激起了洶涌的反帝怒濤。北京五萬余學生的示威游行及二十余萬群眾所舉行的國民大會，都和軍警發生沖突。武漢各界罷工、罷課、罷市也橫遭屠殺。此外長沙、九江、青島、天津、南京、廈門、福州、濟南、開封、杭州各地反帝運動幾無不與軍警沖突，演成流血的慘案。廣東、河南等地農民也參加了斗爭，全國群眾都在憤怒中摩拳擦掌。　　

在各地反帝運動中影響最大的，是香港和廣州的反帝運動。　六月十九日　，香港十余萬工人開始罷工，并提出要求，計分兩部：（一）擁護上海工商學聯合會之十七條件；（二）對香港政府要求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選舉、勞動立法、減低房租、居住自由等六項。英國香港政府便立即戒嚴，并向支持工人正義行動的廣東革命政府實行封鎖。廣州、香港的群眾更加激怒。　六月二十三日　，廣州七萬余工人、學生、市民、軍人舉行援助“上海慘案”的盛大游行示威，路過沙面租界對岸之沙基時，英兵開槍掃射，英、法、葡炮艦開炮射擊，當場擊斃群眾五十二人，傷一百七十余人，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沙基慘案”。沙基大屠殺發生后，廣州、香港的群眾反帝情緒更加沸騰，廣東革命政府宣布和英國經濟絕交，封鎖海口。　六月二十九日　，香港的中國工人，在中國工人階級著名領袖、中國共產黨優秀黨員蘇兆征、鄧中夏、陳延年、羅登賢等的領導下，爆發二十五萬人的大罷工，并有十三萬工人陸續撤回廣州，使香港一時變為死港、臭港，搖撼了英帝國主義在華南年代久遠的統治基礎。他們返省后，和廣州工人通力合作，這就是震動一時的“省港大罷工”。　　

罷工工人，在“省港罷工委員會”的領導下，正式成立了工人糾察隊（二千余人），厲行抵制英貨、日貨運動，并積極組織各地工農群眾，鞏固了廣東的革命根據地，使后來北伐出師無后顧之憂。　　

  省港大罷工，在廣東革命政府及廣東幾百萬有組織的農民支持之下，堅持一年零四個月之久，這不僅在中國革命史上是光榮的一頁，即在世界罷工史上也是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　　

  “五卅運動”中，上海、武漢、特別是省港的工人舉行大罷工，一方面領導了農民、知識分子、城市小資產階級等的反帝反軍閥斗爭，另一方面也奠定了一九二五年到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礎。　　

[“五卅”后的國內形勢——浙奉戰爭，三一八慘案，國民軍退卻] “五卅運動”被暫時鎮壓下去后，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的矛盾又加劇起來，表現為浙奉戰爭的爆發。一九二五年十月，英、美帝國主義工具孫傳芳（浙江督軍）利用群眾反奉的情緒，組織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向上海、南京（奉系地盤）等地進擊，發動反奉戰爭。吳佩孚亦在湖北乘機再起，自稱十四省討逆聯軍總司令，攻擊直、魯兩省的奉系軍隊，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奉系軍閥很快地就在上海基金譜線上遭受到失敗。　　

在奉系軍閥潰退中，張作霖派張學良、郭松齡入關助戰。革命運動發展的形勢，影響了一部分軍閥傾向于革命。郭松齡在　十一月二十三日　于灤州倒戈，率軍出關，勢如破竹，占領錦州，進逼沈陽。日本帝國主義便親自出馬，以日軍喬裝奉軍，直接進攻郭松齡，在日軍和奉軍夾攻下，郭松齡于十二月失敗被殺。　　

“五卅”運動之后，馮玉祥率領的國民軍，受了群眾革命影響，也進一步地傾向革命。中國共產黨領袖之一李大釗在北方采取聯合國民軍，反對直、奉軍閥的策略。在中國共產黨和群眾幫助下，國民軍取得了京、津、河北、內蒙、河南等地。雖然國民軍還只是軍閥中傾向革命的軍隊，但在國民軍統治的地區里，革命運動卻得到了發展的機會。京、津、京綏線和張家口的工人運動，都在這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蓬勃發展，河南各縣的農民運動也大有發展。　　

英、美、日等帝國主義，看到國民軍勢力擴大，北方群眾運動發展，就又重新聯合向革命進攻。一九二六年三月，日艦兩艘駛入大沽口，炮擊國民軍，國民軍亦開炮還擊。十三日，日本帝國主義向中國提出抗議。十六日，以英、美、日為首的八國公使向中國提出嚴重通牒，因而引起北京人民的憤怒。　三月十八日　，北京各界人民數千人在天安門舉行反帝示威，游行隊伍至國務院時，段祺瑞下令開槍，打死群眾四、五十人，重傷二百余人。這就是“三一八”歷史慘劇。李大釗是這次反日運動親身領導者，他雖頭部重傷，仍鎮靜地指揮群眾退卻。　　

英、美、日等帝國主義指使奉、直軍閥重新聯合向國民軍進攻的戰爭，也于一九二六年三月開始，國民軍于四月間被迫退守南口，后又退入張家口、內蒙及西北一帶。從此，北方革命運動暫時趨于消沉狀態。日本帝國主義走狗奉系軍閥張作霖重又盤踞河北、察哈爾、山東等省，英、美帝國主義走狗直系軍閥吳佩孚則盤踞河南、湖北并派兵進入湖南，孫傳芳則盤踞江蘇、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五省。　　

第二節   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蔣介石對革命的陰謀篡奪　　

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　　

[第一次東征和討伐楊劉]  在孫中山北上前后，軍閥陳炯明仍舊盤踞在廣東的惠州、潮州、汕頭一帶，得到英帝國主義和段祺瑞政府的軍事援助，威脅廣州。由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創建起來的兩團黃埔學生軍于一九二五年二月舉行第一次東征，在以共產黨人彭湃為首的廣東東江農民的援助之下，攻克潮、汕得到了大勝利。　　

“五卅”后，一九二五年六月初，駐廣東的滇軍總司令楊希閔和桂軍總司令劉震寰互相勾結，企圖推翻廣東革命政府（該兩軍在廣州勒索籌款、販煙開賭、無惡不作）。由于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的堅決主張，東征的黃埔學生軍和粵軍回師廣州，討伐楊、劉，交戰一天半，　六月十二日　，滇桂軍全部瓦解，革命政府遂轉危為安。　　

  這兩次戰爭的勝利，使廣東革命政府的地位大為鞏固。這些事實初步證明了：和工農群眾的力量相結合的革命軍隊是能夠打敗軍閥的力量的，雖然這些軍閥的背后還有帝國主義作后臺。平定楊、劉軍閥后，　七月一日　，在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在這以前叫做大元帥府），并以黃埔學生軍為骨干，將各個參加革命的軍隊的名目一律改為國民革命軍。這時正是“五卅”的反帝愛國運動在全國高漲的時候。省港大罷工的工人和東江革命的農民是支持廣東革命根據地的偉大支柱。　　

[第二次東征——平定陳炯明]  十月間，廣東的革命軍隊，又在省港的革命工人和東江的革命農民的協力支援之下，舉行了第二次東征。十月十四日，東征軍攻破了陳炯明的老巢——惠州，十一月將陳部完全擊潰，收復東江，其他北江、南、中路反革命勢力也全部肅清。到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底，廣東全省除瓊崖外，已完全為革命軍所統一了。　　

在這幾次革命的戰役中，共產黨員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都起了英勇無敵的先鋒作用。　　

[第三次勞動大會和廣東農運的發展]  在“五卅運動”和省港大罷工后全國工人運動發展的基礎上，一九二六年五月一日，全國第三次勞動大會在廣州開幕。到會代表共五百余人，代表有組織工人一百二十四萬一千余人，大會總結了工人運動的經驗，選舉蘇兆征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在“五卅運動”后全國農民運動發展的基礎上，廣東農民運動在共產黨員彭湃等人的領導下，也有飛快的發展，并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在廣州舉行了廣東全省第三次農民協會代表大會。據當時的統計，有六十二萬農民已經加入了農民協會，　　

二、蔣介石對革命的陰謀篡奪，反革命和革命的斗爭　　

[蔣介石的起家]  蔣介石是躲藏在當時的革命陣營中的陰謀分子。他在一九一一年革命時，曾投靠上海政治流氓集團的頭子陳其美的門下。后來又投靠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包探頭子黃金榮門下拜黃做“老頭子”，并在交易所里鬼混，充當經紀人。孫中山聯蘇后，他覺得投孫中山的機對他有利，就投奔孫中山，并到蘇聯去旅行，回國后，他高唱左傾的調子，使孫中山覺得他很革命，又因為他在日本學過“軍事”，孫中山和廖仲愷就叫他去當黃埔軍校的校長。這個流氓竊取了這個重要的職位，就為一切帝國主義者和一切反革命派所重視，從此，他就以大資產階級——特別是江浙大資產階級的代表的資格，隱藏在革命陣營內部，裝著革命的面孔，喊著革命的口號，來篡奪革命，以便最后出賣革命。　　

　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國民黨左派革命領袖廖仲愷被刺殺案發生。國民黨右派反革命分子胡漢民因犯重大嫌疑而被迫離開廣東，和胡漢民相勾結的粵軍許崇智部被迫繳械（那是當時廣東最大的實力派），蔣介石就一躍而為廣東最大的實力派（他因為當黃埔軍校校長，學生軍歸他率領），乘機擔任軍事總監，統轄各軍，篡奪了革命的軍事領導權。　　

[右派的反革命活動——西山會議、戴季陶主義、孫文主義學會]  胡漢民原是國民黨右派領袖，胡漢民被迫出走后，林森、鄒魯、謝持、居正、張繼等右派十余人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北京西山開會，以“護黨”名義，反共反革命，在上海另立國民黨中央，形成所謂“西山會議派”。右派分子戴季陶則在七月間已發表了幾個反革命的小冊子，如《中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把孫文主義曲解為儒家的“中庸之道”，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對舊三民主義向新三民主義的發展。國民黨右派的王柏齡、賀衷寒及繆斌等人又在廣州成立“孫文主義學會”。蔣介石一方面對“西山會議派”——不是自己親信和同系的右派人物，采取某種疏遠或打擊的態度，以表示他“革命”；另一方面對“孫文主義學會”則又采取扶植、縱容、拉攏的態度，以培植自己的私人勢力。　　

蔣介石深深知道：他所以能爬上國民黨軍事領袖的地位，主要是竊取了共產黨人的努力的成績，因為沒有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熊雄、蕭楚女、聶榮臻等共產黨人的政治工作、教育工作，六個月到一年的黃埔軍校就不能夠培養出什么人才來。沒有蘇聯的接濟，就組織不成軍隊。另外還有國民黨左派廖仲愷和鄧演達等的支持和幫助，否則也組織不成一個學校。為了增豐他的羽毛，蔣介石便積極在黃埔軍校中培植他的私人勢力，以反對這些革命力量。他除了和那些在軍閥隊伍中找不到門路進身的軍事流氓像何應欽之類互相勾結外，就通過這個反共的封建買辦軍事法西斯團體——“孫文主義學會”來準備反革命的力量。　　

[革命和反革命的斗爭——國民黨舉行第二次代表大會]  當國民黨右派等各色反革命分子在帝國主義策動下向革命積極進攻時，國民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在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如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等是真正的左派，認識到要革命必須聯蘇、聯共、擁護工農利益。汪精衛、宋子文、陳公博等是投機的假左派，蔣介石當時也是假左派）的革命勢力的主持下，通過了革命的決議，接受孫中山先生的遺囑和三大政策，以紀律制裁“西山會議派”（有的開除，有的警告）。這次大會選舉中央執行委員三十六人，其中共產黨員有李大釗、林伯渠、吳玉章、惲代英等七人，候補執行委員二十四人，其中有共產黨員毛澤東、鄧穎超等七人。毛澤東當選為宣傳部代理部長（部長汪精衛不到任），吳玉章是大會的秘書長，林伯渠為農民部長，譚平山為組織部長。　　

毛澤東自從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兼作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回湖南作農民運動，短時間內成立許多農民協會，和當時湖南的軍閥統治者進行堅決的斗爭，并為后來北伐軍的順利通過湖南打下了群眾基礎。他在出席上述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又當選為候補中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主編當時國民黨的機關報《政治周報》，從思想上、政治上打擊戴季陶等反動的、歪曲的“孫文主義”，成為革命黨人及廣大人民的喉舌。當時毛澤東又組織了“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一個和黃埔軍校同樣重要的培養革命干部的學校，任該所所長，并親自教課。　　

[三月二十號中山艦事件]  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左派在表面上是占了優勢，但是隱藏在革命陣營內部的大資產階級代表蔣介石及其黨羽，卻是正在醞釀著陰謀，想把左派的勢力壓倒下去。　　

在以共產黨人為骨干的國民革命軍統一廣東之后，蔣介石看到廣東統一后，北伐即將舉行，如果不對共產黨人在國民革命軍中和國民黨中的領導地位加以打擊，他就不能控制這個革命，就不能把這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一定時機變質為擁帝、擁封建的反革命。　　

于是，蔣介石和他的一批軍事法西斯羽翼——“孫文主義學會”分子，首先就共同策劃了一個反動陰謀事變——“中山艦事件”，在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　至二十日演出了。　　

　三月十八日　，蔣介石和他的盟弟歐陽恪（當時任海軍學校教育長、孫文主義學會分子）等密謀，用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傳達一個命令給海軍局代理局長兼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稱接奉蔣校長電話，要海軍局調派所轄中山艦到黃埔候用。中山艦開到了黃埔，陰謀分子立刻散布謠言，說共產黨陰謀暴動要推翻政府，并在形式上密報蔣介石。蔣介石便故意表示“驚異”，說并無調艦命令。二十日晨三時，蔣介石就籍口“共產黨陰謀暴動”，調動武裝宣布戒嚴，斷絕廣州內外交通，調動軍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及東山蘇聯顧問辦事處和住所，逮捕了李之龍及各軍中共產黨員五十余人，又捕黃埔軍校及國民革命軍第一軍中以周恩來（第一軍的政治部主任）為首的全體共產黨員，強迫共產黨人退出第一軍。（第一軍的創建和戰績，原是和共產黨人的努力不可分開的）　　

自　三月二十日　的陰謀事件后，國民黨右派的反共活動更活躍了。接著，　五月十五日　，蔣介石又在國民黨的一次中央會議中提出限制共產黨人的所謂“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而讓一些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右派分子取得重要地位，蔣介石也在這次會議后開始把國民黨中央的權力集中到自己手里。　　

這時蔣介石及其黨羽還不敢公開反共，還想利用工農力量來竊取革命的果實。“整理黨務案”后，蔣介石繼續玩弄兩面派的手法，一面仍舊在口頭上表示聯共，一面則時刻準備著更大規模地行使　三月二十日　的陰謀。　　

[毛澤東的預見] 蔣介石的這些陰謀活動是利用了當時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上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弱點。毛澤東在三月二十日的事件后曾主張對蔣介石的反叛行為必須加以反擊，但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者拒絕這樣做，總是片面強調　　

“聯合”，不敢斗爭。這種妥協讓步的政策助長了蔣介石的野心。　　

還在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澤東發表論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這篇論文提出這樣的問題：“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三頁）這論文是為了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一種傾向就是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另一種傾向是以張國燾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毛澤東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的方法，具體分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得到了正確的結論，提出了正確的路線。　　

毛澤東在論文中指出：“工業無產階級是我們革命的領導力量。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頁）他又指出，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最大多數是農民（包括貧農和中農）。毛澤東這時已經懂得中國工人階級的最廣大和最忠實的同盟軍是農民。這是上述的右傾和“左”傾的機會主義者所不懂得的。張國燾只知道工人運動，忘記了農民。陳獨秀則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也同樣忘記了農民，因此在國民黨面前只感到自己力量不足，雖在右派進行反動陰謀時也不敢予以反擊。　　

毛澤東文章中又指明：“……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他們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革命派”。（同前書三頁）又指明：中產階級“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同前書四頁）。他在這時已看出，當時的中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是在革命中動搖的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右翼。后來一九二七年所發生的事變，證實了他的科學的預見。毛澤東的文章中又說：“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訪他們，不要讓他們攪亂了我們的陣線。”（《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九頁）右傾機會主義者恰恰不懂得這一點，他們甚至對于已經表現敵對行為的不可靠的同盟者也毫不提防，結果就使自己陷入了軟弱無能的地位。　　

第三節   北伐戰爭　　

[北伐出師和蔣介石竊取北伐軍的總司令職權]  廣東統一后，中國革命的發展便走向以革命戰爭的形式來進行推翻全國的反動統治。斯大林在北伐時便指出中國革命的特點和優點之一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中國共產黨人和革命的工農群眾是堅決主張北伐的，蘇聯顧問又幫助中國主持北伐的戰略計劃。　　

在“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掃除封建勢力！”的北伐進軍前，蔣介石為了準備最后背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事業，便布置了一個軍事獨裁的規模：利用了他在　三月二十日　事件以后所竊取的黨權、政權，特任他自己為北伐軍總司令。并且，根據蔣介石自己的規定，凡國民政府下的陸、海、空軍，都歸他統轄；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航空局以及兵工廠等機關，都直屬于總司令部；而且，凡是國民政府下各省的民政財政，都受總司令調度，各省各軍的首長，都歸總司令任免。也就是：由總司令“統一軍令政令”，總司令部即國民政府，國民政府即總司令部。這樣，蔣介石在“總司令”的名義下，完成了一套完整的軍事獨裁。　　

但是，革命的影響在各軍之間，不僅仍然是很大的，而且還在發展著。這種影響的程度，正決定了各軍戰斗力的強弱。如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是威名遠揚的有戰斗力的“鐵軍”，這個“鐵軍”稱號的主要來源，便是在第四軍里有一個獨立團是戰功最大最多的名將——著名共產黨員葉挺率領下的，干部和戰士都是英勇的共產黨員、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和革命青年（像林彪、粟裕、周士第等），每一戰役中犧牲缺額，均由中共負責補充。此外，像第二軍、第六軍，在廣東時本來并不出名，但在后來北伐中都有很好的戰績。就是因為在第二軍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李富春為首的大批共產黨員，在第六軍中有以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為首的大批共產黨員。轉向革命的第八軍，在后來北伐進行中，特別表現了戰斗力，也是這個原因。第一軍在兩次東征的時候，是以周恩來為首的共產黨員作主干的軍隊，那時戰無不勝，威名赫赫；但自從　三月二十日　事件后，共產黨員被蔣介石迫退，該軍成了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由他的黨徒副軍長王柏齡帶領北上，就到處打敗仗，而在南昌和孫傳芳作戰時更敗得狼狽不堪。　　

北伐——這是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進行的戰爭，是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統一戰線的戰爭；對于戰爭的勝利，共產黨是起了決定的作用的。　　

[北伐軍的勝利進軍] 一九二六年七月，革命軍開始北伐。北伐先遣部隊葉挺等部，在五月底即從廣東出發攻入湖南，穩定了湖南戰局，鞏固了北伐軍的前進陣地。　七月九日　，北伐軍大批出發，省港罷工工人組織運輸隊三千余人，又組織宣傳隊、衛生隊，隨軍出征。（湘粵之交，如五嶺山脈，崇山峻嶺，道路異常險阻，又兼溽暑炎蒸，罷工工人重擔渡嶺，不怕困苦，給北伐軍以巨大幫助。）　　

　七月十二日　，中共中央發表《第五次對于時局的主張》，號召各階級革命民眾鞏固革命的聯合戰線，推翻國內軍閥與打倒帝國主義。　　

北伐軍一入湖南，不但毛澤東早已組織好的工人積極起來參戰，而且毛澤東組織好的幾十個農民協會也組織農民自衛軍，積極參戰。萍株鐵路工人協助革命軍攻占醴陵。革命軍更到處得到農民的幫助，因此很快地破敵于永豐、衡山、湘鄉等處，乘勝追擊，而于　七月十二日　占領長沙。旋由農民擔任向導，繞道而至敵人之背，夾攻敵人，　八月二十一日　占領岳州，湖南軍閥趙恒惕等部狼狽北竄。　　

  在解決了湖南戰事以后，北伐軍進入湖北省境。這時北伐軍在群眾力量配合之下，聲勢十分浩大，但以吳佩孚為首的軍閥勢力在這一帶仍節節設防，頑強抵抗。八月底發生了汀泗橋和賀勝橋兩次有名的戰役。汀泗橋和賀勝橋都是在湖北境內沿粵漢鐵路線的形勢險要的據點。革命軍先在汀泗橋戰役中以英勇攻擊使憑險扼守的敵軍全線瓦解。于是吳佩孚親自退守賀勝橋。但革命軍的前鋒部隊仍以少數的力量而擊潰了數萬敵人。這兩次戰役更使人看出，革命軍隊，因為站在正義的方面，站在人民的方面，就具有無窮的力量，軍閥部隊雖有帝國主義暗中支持，終究是抵擋不住的。　　

經過汀泗橋、賀勝橋兩次激烈戰役，吳佩孚的主力已被打敗，革命軍乘勝直撲華中軍事重鎮——武昌。　　

九、十月間，革命軍各部環攻武昌，終于在　十月十日　攻克武昌城，首先攻入城內的就是葉挺所率的獨立團。葉部入城，紀律嚴明。兩湖人民給了獨立團一個光榮的稱號：“鐵軍”。　　

在江西方面，革命軍已于　九月二十日　進占南昌，旋因孫傳芳部的反攻又退出。蔣介石的親信嫡系“精兵”——第一軍的教導師，這時由王柏齡（師長）、繆斌（黨代表）率領，作為總預備隊，到江西遇上了孫傳芳的第四師，一交手就全軍覆沒，王柏齡和繆斌僅只身逃脫。這就是蔣介石在北伐戰爭中的“戰功”。后經各軍不斷地劇烈戰斗。卒將孫部擊潰。至　十一月四日　革命軍攻克九江，　十一月八日　再入南昌。　　

福建方面，蔣家黨何應欽部于　十月六日　在永定上杭一帶與敵接觸。到十一月底，利用當時孫傳芳主力還在江西，加上軍閥周蔭人部內部分化、福建省防司令等投降，幾乎沒有打什么仗就直入福建，并在那里擴充自己派系的兵力。　　

  在北方，九月十五日，馮玉祥由蘇聯返國，在蘇聯顧問和中共黨員（鄧小平、蕭明等）的幫助下，十七日在綏遠五原宣誓（稱為“五原誓師”）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率師入陜，宣布全軍加入國民黨。年底，國民軍奠定陜西全省。　　

  在北伐中，工農參戰的無數可歌可泣的故事，連篇累牘地登載在當時廣州《民國日報》上，如：“農民大舉幫助……冒彈沖鋒，勇敢登山，敵兵大亂”；“農民因猛攻太甚，陣亡者不計其數”；“北鄉、西鄉、涪口、梓江一帶農民亦紛紛殺敵”；“此次敵軍被民眾殺死者不下數百人”……工人方面，粵漢鐵路、萍株鐵路、漢冶萍煤礦工人，都破壞交通，配合作戰，漢陽兵工廠工人則于　八月一日　舉行總罷工響應北伐軍進攻，北伐軍攻入后，馬上為北伐軍造槍炮……　　

  北伐的勝利，是無數工、農、革命戰士的鮮血換來的。蔣介石并無戰功可言，但蔣介石卻把北伐的功勞寫在自己的“功勞簿”上。拿別人用鮮血換來的勝利，作為他向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取得地位的討價還價的資本。　　

[遷都之爭和遷都武漢]  全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高潮和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北伐無能，使得蔣介石原來控制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布置，發生了很大變化。一九二六年九月間，在共產黨員吳玉章等主持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和各省黨部代表在廣州開聯席會議，議決提高黨內民主、反對獨裁、發展工農運動、實行二五減阻等等反帝反封建的綱領，這些都不合蔣介石的意想。十一月間，北伐軍攻克南昌之后，蔣介石就在那里設下總司令部，接著遷都地點的問題就爭論起來了，國民黨中央決定遷都武漢，那時兩湖和武漢的群眾運動有很大發展，北伐的先鋒隊——葉挺的隊伍也在武漢擔任衛戍工作，遷都武漢是對革命有利的。但是，這對大資產階級的代表蔣介石卻不利。蔣介石爭著要遷到南昌，以便受他的控制，結果，蔣介石爭論失敗，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一日便在武漢執行職權。　　

那時，以宋慶齡、鄧演達、何香凝為中心的國民黨左派，堅決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加上在國民黨擔任中央委員的共產黨員，所以革命勢力在國民黨中央還是占優勢。　　

第四節  群眾的革命高漲和大資產階級代表蔣介石的大背叛　　

[帝國主義、反動派的“政治南伐”和蔣介石的叛變準備]  自從蔣介石進駐南昌之后，他便派了戴季陶到日本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一九二六年冬），為出賣中國革命找尋主子。同時，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派也舉行所謂“政治南伐”，他們從北方——當時反動勢力的大本營，派出不少政客官僚到南方鉆進革命隊伍中進行政治陰謀。黃郛、張群（這是親日派并精通中國封建統治權術而和北洋軍閥有密切關系的政學系政客）和王正廷（這是和各國帝國主義都有相當關系的賣國外交老手）等類人，都兼負有江浙財閥的使命，相繼出入于蔣介石的幕府，進行謀叛中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業。荷蘭銀行的買辦兼上海英租界的華董虞洽卿（是蔣介石曾經寄食的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長，有恩于蔣）銜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和中國金融買辦階級的使命到南昌去談判，答應蔣到上海南京后給蔣介石六千萬元款子，以“反共滅共為條件”。帝國主義者除了舉行“政治南伐”，還施用屠殺威脅政策。一九二六年九月五日，英輪在四川萬縣撞沉木船被川軍楊森部扣留，英帝國主義即開巨炮轟擊萬縣街市，死人民官兵五六千人，是為“萬縣慘案”。接著就是武漢九江的屠殺，和群眾的偉大反抗斗爭。　　

[在劉少奇領導下，武漢工人收回租界]  武漢工人階級在共產黨領袖劉少奇指導之下，在北伐軍占領武漢后不上兩月，工會會員已擴大到三十萬人，工會組織也擴大到二百多個。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武漢群眾舉行盛大的慶祝勝利大會，遭英帝國主義水兵屠殺，被刺刀刺死刺傷群眾三十余人。工人群眾遂舉行英勇示威，驅逐英帝國主義在租界的巡捕，占領英租界。當晚，武漢群眾在共產黨領導下召集緊急會議，決議解除英租界巡捕及“義勇隊”的武裝，租界由中國軍隊接管；武漢國民政府執行群眾決議，收回英租界。　　

六日，九江英兵又槍殺工人，群眾亦占領租界。武漢及九江英人不得不退入軍艦。群眾的偉大行動逼使帝國主義不能不讓步，這是在幾十年來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中從未有過的事情。　　

帝國主義和中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對這種情況是痛心疾首的，帝國主義者因此更加積極進行分化國民黨內部的工作。英帝國主義增兵上海，同時上海英帝國主義的報紙《字林西報》開始大大獎勵國民黨內的“溫和派”，并采用恐嚇的筆調。蔣介石既派了戴季陶到日本，這時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派人到中國進行活動。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之間的關系逐步合拍。蔣介石因為已經取得了帝國主義者的寵幸，謀叛的膽量就一天天的大起來了。　　

[蔣介石開始向革命開刀和英美炮轟南京]  三月十一日，蔣介石開始向革命開刀——唆使他的走狗慘殺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共產黨員）。十六日，蔣介石的走狗段錫朋受蔣介石命令解散擁護孫中山三大政策的南昌國民黨市黨部。十九日，以武力解散擁護三大政策的九江國民黨市黨部和總工會，工會多人受傷。反革命分子公然在南昌、九江的街上作反革命的喊叫。三月下旬，蔣介石指使的暴徒匪類，在安慶、福州開始恐怖的屠殺。三月三十一日，蔣介石派到重慶的楊引之會同王陵基在重慶群眾大會上實行大屠殺，這就是有名的“三、三一”慘案。　　

　三月二十四日　，有共產黨人（以林伯渠、李富春為主要代表）參加領導和作戰的第六軍和第二軍，擊潰了麇集南京的十幾萬直魯聯軍，收復南京。在反動軍隊逃竄時，南京城內發生搶劫。當天夜間，英、美、日、法、意等國領事，籍口僑民及領事館受暴民侵害，下令停泊下關江面的各國軍艦開炮向南京城內轟擊，毀房屋財產甚多，中國軍民死傷兩千余人。　　

[上海工人三次起義]  在上海方面，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三次起義。　　

   第一次起義——自北伐軍克復武漢、進攻江西，與孫傳芳軍隊正式開戰后，上海的局勢即呈動搖狀態，群眾反對孫傳芳擁護革命的情緒，日益高漲。到一九二六年的十月十六日，孫傳芳在江西軍事失利，軍閥內部分化，夏超（浙江省長）在浙江宣布獨立。上海共產黨領導機關遂決定舉行起義。　　

  但當時參加起義的武裝工人隊伍只有一百多，其他沒有武裝的工人隊伍雖然較多些，數量也不太大，主觀力量的準備工作做得很差。為了和國民黨聯合，卻忘了自己的獨立性，把起義的領導，交給了資產階級的代表鈕永建，以致沒有統一的起義計劃。到十月二十四日早晨五時起義發動時，夏超已在浙江被孫傳芳擊敗，孫傳芳已調兵到上海，結果僅僅只有少數人與警察發生沖突，起義終于被孫傳芳撲滅，工人領袖陶靜軒、奚佐堯等十余人被殺，第一次起義失敗了。　　

  第二次起義——一九二七年的二月十七日，北伐軍占領杭州；二月十八日，一部分北伐軍占領嘉興。中國共產黨為配合北伐軍的進展，遂準備舉行上海第二次起義。　　

  首先上海總工會于十八日晚發出總同盟罷工命令。十九日，全上海總同盟罷工開始。罷工的第三天（二十一日），統計在上海總工會號召下參加罷工的工人有三十六萬人以上。罷工實現后，上海頓時變為革命空氣彌漫的區域。工廠和作坊的汽笛回聲，喚不進一個工人入廠。　　

  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六時武裝起義開始，罷工工人開始襲擊軍警，解除軍警武裝，同時，一部分海軍同情起義，炮擊高昌廟兵工廠，閘北、南市有些地方發生工人與軍警的巷戰。　　

  孫傳芳用野蠻殘酷的手段來對付起義工人和革命群眾，甚至浦東小販口呼“賣大餅”，孫軍聽為“打敗兵”也以刺刀亂刺。起義因準備不充分，北伐軍又臨時因“等待后援”，停止進攻上海，使起義不能收“里應外合”之效；黨在反動軍隊中和中間階層中工作也做得還不夠，故而仍陷于失敗。　　

  二次起義失敗后，孫傳芳用最殘酷的手段屠殺工人，用大刀砍殺工人領袖，并懸首電桿，拋尸道旁，以殺戮來威嚇工人。　　

   第三次起義——上海無產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雖然在以前兩次起義中已受了殘酷的壓迫，和白色恐怖的威脅，但仍然以極大的革命勇氣、革命毅力，有系統地準備新的起義。黨接受了前二次起義的經驗，在職工會中，在城市貧民及小資產階級群眾中，都做了很大的政治工作。黨在事先組織了各階級民眾代表會議，這是人民政權的先聲，有很大的政治意義。黨在鐵路工人中也做了很大的工作，還在起義前十天，鐵路工人已開始罷工，這使張宗昌運兵幫助孫傳芳，發生非常的困難。黨同樣的也做了很大的工作去組織工人糾察隊，武裝了五千人，他們是上海無產階級的武力。最后黨又堅決地決定了這一天起義中的領導權，應當完全屬于自己。　　

  三月二十一日，杭州方面的北伐軍已到達離上海不過幾十里路的龍華。該日正午十二時，上海總工會發布第二次總同盟罷工命令。在上海總工會號召領導下面，參加總罷工的工人竟達八十萬人，上海工人絕大多數都參加了這次罷工。　　

  接著，在英勇的共產黨員羅亦農、周恩來、趙世炎等的直接率領下。武裝起義開始了，工人開始奪取軍警武裝，并占領各個區域，向駐北火車站的直魯聯軍進攻。經過兩天一晚（從二十一日午至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劇烈的巷戰，第三次起義最終勝利了！直魯聯軍的首領畢庶澄逃入租界。　　

  當起義開始時，上海總工會派代表至龍華，請求在那里的北伐軍將領白崇禧（這是兩星期后開刀屠殺起義工人的劊子手）派軍隊前來幫助工人的起義。然而，當時白崇禧已接得蔣介石的命令按兵不動，不肯答應。總工會代表再三力請，終于不肯。蔣介石的計劃是先讓上海工人去獨力和北洋軍閥流血苦戰，然后蔣介石的足就踏在那因作戰受傷、并且沒有馬上準備提防蔣介石反叛的上海工人的背上，這樣，蔣介石既可坐享克復上海的果實，又可便于進行流血的反革命政變。　　

  二十二日下午六時，在上海工人奪取了整個上海數小時之后，準備屠殺起義工人的劊子手白崇禧，帶領著自己的軍隊，耀武揚威地開進上海來了！　　

  上海工人和共產黨員的三次起義，在中國革命史上寫下了光榮不朽的一頁。在上海南京相繼光復聲中，各界歡騰，民氣蓬勃。各地工農群眾迅速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有氣壯山河之勢，老牌的大英帝國甚至已考慮退出上海及長江各口岸。江南父老無不認為這一次中國可以翻身了。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蔣介石從南昌到安慶，從安慶到達上海后，他的軍隊已進駐南京、上海，覺得中國東南部地盤都成了他的，進行反革命的大叛變的時機已經成熟。于是，他便與方面取得了上海的大資產階級和一切集中在上海的大地主的擁護和支持；一方面，又和帝國主義作政治交易（經過黃郛、戴季陶、王正廷等人和日本帝國主義往來，經過虞洽卿、宋子文等人和英美帝國主義往來，經過吳稚暉、李石曾、鈕永健等人和法帝國主義往來）。再一方面，他又取得他的流氓的老師父和老朋友的支持——他的交易所老板虞洽卿之類給他出錢，他的青紅幫老師父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之類給他出打手。　　

帝國主義、封建勢力、買辦階級、流氓和這個歷史上最大的劊子手布置好了屠殺革命人民的圈套之后，反革命大陰謀便逐步實行了。　　

一面，他利用共產黨人的誠實可欺，繼續使用其“麻痹”的手腕，給上海總工會親贈“共同奮斗”的匾額，表示對上海革命工人的“敬意”。　　

  一面，又利用陳獨秀機會主義對于反革命的一再讓步，而步步進逼。第一步便下令禁止上海市民會議開會，要市民會議立刻解散。本來，上海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召開了上海市民大會，選舉了上海市民政府——這是人民自己的政權。陳獨秀機會主義者，不是更深入發動群眾，去加強這個政府，而是怕市民政府中沒有資產階級的代表便不能進行工作，忙著去拉攏資產階級的代表來參加，而資產階級的代表卻因為上海當時的實際權力操在上海武裝勞動者的手里，不愿意參加市民政府。所以，在機會主義者領導下，市民政府只是形式上成立了，還沒有進行切實的工作，就被蔣介石破壞了。第二步，就是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變出演了！四月十一日，蔣介石即下令調集上海駐軍，準備大規模屠殺；同時，又拿五萬元供給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青紅幫頭子所組織的“中華共進會”，召集一批流氓排成隊伍，穿藍衣，袖纏“工”字符號，于四月十二日晨一時后，開始襲擊工人糾察隊，慘變即從此開始！當工人糾察隊起而自衛抵抗時，蔣介石、白崇禧即籍口“工人內訌”，利用革命方面沒有防備，把原來和北洋軍閥血戰的工人糾察隊繳械了，這時候，工人們對于這個昨天的同盟者還仍然是太老實了，沒有想到“克己從人人不諒，一皺眉頭起殺機”，十三日，全上海工人紛紛奔集閘北開群眾大會，并整隊往司令部請愿。司令部早已接到屠殺密令，且事前早有布置，請愿群眾正前進至寶山路時，大隊軍隊即迎面開槍，后因群眾愈集愈多，更用機關槍向徒手群眾掃射！工人們的尸首一個一個地倒滿街路上，堆積如山，適大雨如注，滿街道竟成血河！死傷數目無從統計，據目擊者說，事后尸首用搬場汽車搬出葬埋，所裝竟有七八車之多！　　

  從蔣介石提起屠刀這一天開始，在上海和在一切蔣家黨徒力量所到的地方，都繼續不斷的充滿了公開和秘密的殺人的恐怖。上海變成了蔣介石嘍啰的“虎狼成群”的世界（“虎”指楊虎，“群”指陳群；這兩人當時和劊子手白崇禧共同擔任上海軍政大權，以殺人多少向蔣介石請賞，人們叫做“虎群”），東南各省到處流著革命人民的血。廣東則有“四、一五”的慘殺。無數民族的精華，就在這樣殘酷的恐怖下犧牲了。革命英雄陳延年、趙世炎、汪壽華、蕭楚女、熊雄、羅亦農就在此時期先后犧牲了。　　

第五節  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發表，對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斗爭，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國共產黨的策略基礎——《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在一九二六年五月間國民黨反動派實行了所謂“整理黨務案”后，毛澤東離開廣州到了上海，擔任共產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的書記。　　

北伐戰爭起后，群眾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在南方各省特別發展。共產黨中央派毛澤東去湖南考察農民運動。　　

從一九二七年的　一月四日起　至　二月五日　止，共計三十二天，毛澤東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的農民運動情況，寫了一篇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向導》和漢口《民國日報》中央副刊上發表了一部分（因當時擔任中共宣傳部長的機會主義者彭述之不許繼續登完）。后由瞿秋白在武漢將全部報告印成一書，并為作序發表。　　

這個報告是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異常重要、異常光輝的文獻，是毛澤東布爾什維主義的革命理論的輝煌的著作。它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布爾什維克和陳獨秀孟什維克在思想上的公開的分裂。　　

毛澤東首先對農民革命給了滿腔熱情的歌頌：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完全沒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七頁）　　

毛澤東一方面反對并揭破了地主階級反革命分子誣蔑農民革命為“糟得很”的叫囂，一方面也反對了陳獨秀孟什維主義限制農民斗爭、否認農民斗爭功績的讕言。陳獨秀限制農民斗爭說：“當地主與貧農有沖突時，應設法使舊農會（按：革命以前土豪劣紳們所操縱的合法機關）居調停地位”，陳獨秀又說，當時的農民運動“行動過左”（見他所寫的《第三次中央擴大執委會決議案》），布爾什維主義和孟什維主義的分別在這里是再明顯不過了。　　

其次，對左右中國革命全局的農民問題，毛澤東說：“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階級，是幾千年專制政治的基礎，帝國主義、軍閥、貪官污吏的墻角。”而農民起來革命，“打翻這個封建勢力，乃是國民革命的真正目標。”　　

陳獨秀拿反“帝國主義”作為反對農村革命的籍口，害怕資產階級退出革命戰線，因而害怕農民革命。結果卻是加速了資產階級叛變革命，使帝國主義獲得“勝利”。歷史證明，依照毛澤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是引導革命走向勝利的路線，而依照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則是引導革命走向失敗的路線。　　

再次，對于革命民眾的民主專政和農民武裝，毛澤東是熱烈擁護這樣的專政和武裝的，他敘述道：“地主權力既倒，農會便成了唯一的權力機關，真正辦到了人們所謂‘一切權力歸農會’。……農會在鄉村簡直獨裁一切，真是‘說得出，做得到’。外界的人只能說農會好，不能說農會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則完全被剝奪了發言權，沒有人敢說半個不字。”（《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二版一五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這種武裝力量確實普及于七十五縣二千余萬農民之中，……”（同前書三零及三一頁）　　

  毛澤東完全贊美民眾的這一切創造，因為這正是他們為自由而斗爭的最高表現。　　

  而陳獨秀卻反對農民干涉行政，反對農民進攻的自衛，反對“因權力關系與各方面（按：即與豪紳權力）的沖突”，就是等于保護不合理的地主舊權力，反對創造合理的農民新權力。陳獨秀在反革命面前，真是膽小如鼠啊。　　

  列寧說：“誰要幫助動搖猶豫的人，首先自己便應當不動搖不猶豫。”毛澤東關于湖南農民運動的整個報告，都充滿了這種精神。陳獨秀機會主義拒絕毛澤東農民革命和武裝人民的堅決政策，就在實際上幫助了反革命。　　

 總之，毛澤東這篇總結了湖南農民群眾斗爭經驗的文獻，同時也是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全國群眾斗爭經驗的文獻。它是在這次的革命時期中共產黨員布爾什維克戰略和策略的概括，奠定了中國共產黨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基礎。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論中國革命底前途》一文中，也指給我們：農民是中國反帝戰線的基本力量，是無產階級的最主要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軍。他指出：認為發動農民起來就會破壞反帝的統一戰線的思想是錯誤的。他說：　　

“中國農民卷入革命愈快愈徹底，中國反帝國主義的統一戰線就愈有力和愈強大。”（《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一四六頁）　　

  在一九二七年五月與中山大學學生的談話中，他又指出：　　

“如果武漢政府（按：指當時革命的武漢政府）要勝利，如果它又建立真正的力量來反對旨在林、反對蔣介石、反對帝國主義者，——它就應當以一切可能的方法支持奪取地主土地的農民土地革命。　　

如果以為在中國只用軍事力量就可以打倒封建制度和帝國主義，那便是癡人說夢。沒有土地革命，沒有千百萬工農群眾積極支持武漢軍隊，要打倒這些反動力量是不可能的。”（《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二〇二——二〇三頁）　　

  這位世界革命的導師，和中國布爾什維主義的真正代表者毛澤東的見解是完全一致的。他們在當時革命的緊要關頭，指出了革命進攻的最中心環節和唯一正確的道路——發動和支持農民革命。只有這樣，才能鞏固革命的勝利，才有力量去抵抗和制止同盟者的反叛。可惜當時黨的領導者陳獨秀等的投降主義路線，和這種布爾什維克路線恰恰背道而馳，終于招致了革命的歷史失敗。　　

[共產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四、一二”慘變后的緊急關頭面前，中國共產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在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到會代表八十人，代表黨員五萬七千九百六十七人，開會時間繼續了半月之久。大會的任務是在于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指出中國革命今后發展的前途和確定共產黨在最近時期內的任務。大會對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在革命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錯誤，予以批評，駁斥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的理論。　　

中共第五次代表大會所討論的第二個問題，就是共產國際執委第七次擴大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提綱，大會完全和一致接受了這一提綱。大會討論的第三個問題，是土地問題，毛澤東在會上提出“迅速加強土地斗爭”的意見，但在陳獨秀把持下，會上竟不加以討論，使大會對于這個重要的問題，并未給以明確的徹底的解決。　　

  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已發展為階級投降主義。但他是中共發起人之一，而且在這次大會上又表示贊成大會關于斥責他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決議，于是大會又繼續選舉他擔任最負責的工作。五次大會前及在大會上，毛澤東、瞿秋白、任弼時等雖曾在理論上進行過反對陳獨秀合烹熟制等右傾機會主義政策的斗爭，但一般地說，這種斗爭未能充分地進行。五次大會毛澤東出席了幾次，又因病缺席了。在后來事變的發展過程中，由于陳獨秀獨攬共產黨的實際領導，不但沒有在實際上糾正了過去機會主義的錯誤，而且還把機會主義發揮到投降主義的登峰造極。共產黨內正確的批評和正確的意見被抑制。在五次大會上，毛澤東竟被陳獨秀分子剝奪了表決權，在陳獨秀、彭述之等提名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中，也沒有毛澤東的名字，經湖南代表團及其他代表力爭，才勉強把他放在候補委員里面。陳獨秀的投降主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內的統治，使這一次革命遭受到極可痛心的挫敗。　　

   但是中國共產黨中一部分正確的領導干部，并沒有按照陳獨秀的孟什維克綱領辦事，而仍是按照布爾什維主義辦事。毛澤東在考察了湖南農民運動后，于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到了武漢，當選為全國農民協會的主席，并繼續辦“全國農民運動講習所”。以他為領導的全國農民運動，和由劉少奇、蘇兆征領導的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工人運動仍在蓬勃地發展著。　　

  為著鞏固革命，工人反抗了資本家的歇業停工，而且為著鎮壓反革命活動，組織了工人糾察隊，工人已部分地武裝起來，工會的組織更形擴大，把大工業和手工業的工人都組織起來了，而總工會則在工人群眾中樹立了無上的威信。　　

   農民斗爭也更大地發展起來了，農村中反對土豪劣紳、抗租抗糧的斗爭如火如荼地發展了起來，特別是以毛澤東為旗幟的湖南農民，有的地方已經沒收了豪紳地主的土地，農民自己動手分配了土地，有些地方則“插標”預備分配土地，農民已普遍地組織了自衛軍。農民協會發展得很迅速。只在湖北一個省份，一九二七年三月農民協會會員為八十萬人，而在五月十五日已增加到二百萬人。湖南有組織的農民有數百萬，差不多到處都有農民協會，而農民協會在許多地方成為鄉村的實際政權。　　

  只可惜由于共產黨的領導機關的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統治，后來“自動”地解散了工人糾察隊，阻止了農軍攻打長沙，工農運動被一再抑制，最后終于遭受反革命的血洗。　　

第六節   從蔣介石集團的叛變到汪精衛集團的叛變，革命的慘痛失敗　　

[寧漢對立]  還在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前，以武漢為中心的革命勢力，曾不斷地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傾向，一九二七年二月九日，在共產黨推動下，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開會，發表宣言提出：實行民主，反對獨裁，提高黨權，扶助工農運動等。以徐謙、吳玉章、鄧演達、孫科、顧孟余五人組織行動委員會。　　

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合作暫時在武漢還保持著。　三月七日　，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漢口開會，決議提高國民黨內民主，廢去主席制以防止個人獨裁軍事專政之傾向，改設秘書三人，由吳玉章、陳公博、譚平山擔任；免去蔣介石的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組織部長職；并決定國民政府各部部長，以譚平山任農民部長，蘇兆征任工人部長。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四月十七日，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發表命令斥責“四、一二”大屠殺，開除蔣介石的國民黨黨籍并免去其本兼各職，通電討蔣。接著于四月二十五日武漢舉行群眾大會，到會群眾三十余萬人，反對蔣介石的所謂“清黨”的“四、一二”叛變。　　

   在那時發生兩方面的北伐：一方面是蔣介石為了擴張他反革命的地盤而與北洋軍閥爭奪的“北伐”，一方面是武漢政府的革命的北伐。　　

   五月上旬，蔣介石的軍隊渡江北上，進占淮陰、蚌埠、海州、徐州等地。武漢政府的軍隊由唐生智率領亦于同一時候向河南進攻，配合國民軍擊潰奉系，占領鄭州、開封等地。著名共產黨軍人蔣先云即于河南戰役中殉難。　　

  [夏斗寅叛變和“馬日事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蔣介石集團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實行封鎖武漢、調皖北各軍威脅武漢，并勾結武漢內部反動分子向革命進攻。有的資本家故意關廠怠工，有的奸商罷業，停止貿易，造成許多工人失業、個人生活艱難困苦、直逼疊加、日常需用品漸行減少的現象。一些隱藏在武漢政府內部的假革命假左派像汪精衛、孫科、譚延闿等，便動搖起來，開始高唱工農運動“過火”，作為準備叛變革命的籍口。　　

   在這種情況下，首先是夏斗寅的叛變。夏斗寅（獨立十四師師長）部本是當時武漢政府用以防止四川軍閥部隊侵入武漢的部隊。但在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卻乘武漢革命軍入豫之際，接受反革命派指示，率部叛變，聯合十五軍劉佐龍部和四川軍楊森部（二十軍）向武漢國民政府進攻，經過武漢國民政府和共產黨動員一切力量，調葉挺部英勇迎擊，至六月初旬終將夏斗寅部擊退，武漢政府轉危為安。　　

繼夏斗寅叛變而來的，便是“馬日事變”（　五月二十一日　的反革命事變，因為二十一日的拍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所以　五月二十一日　的事變，稱為馬日事變）。在蔣介石汪精衛等唆使下，湖南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何健、許克祥等，在事變前一日，已將益陽縣工會、農民協會占據，解除農民自衛軍和工人糾察隊的武裝。二十一日，許克祥在長沙圍攻省工會、省農民協會及一切革命組織，捕殺共產黨員及革命的工農群眾在百人以上，所用的手段極其野蠻和殘酷。這個反革命事變就是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反革命派和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反革命派公開合流的信號　　

“馬日事變”后，湖南共產黨員建議征調農軍，進攻長沙的反革命。于是，十萬農軍包圍了長沙城，最后的幾分鐘，正當進攻長沙的前夜，共產黨的湖南省委和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者怕“引起整個政局之糾紛”而取消了進攻長沙的計劃，停止進攻的命令送到了圍城的各地農軍，大多數農軍因此而退卻，只有兩大隊偶然沒有接到命令，居然沖城攻打反革命派，經過堅決的奮斗，才因眾寡不敵而退卻。十萬農軍這一退卻的結果，就使反革命大奏凱歌。　　

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者，在這種反革命和革命斗爭的緊急關頭，一再表現軟弱無能的退讓，為了“避免挑撥離間的沖突起見”（陳獨秀語），陳獨秀又決定叫漢口工人糾察隊自動地解除武裝，連勞動童子團的短棍也解除下來，造成革命史上極可恥的一頁。　　

   “馬日事變”后，本來已經動搖的汪精衛、孫科、譚延闿等假革命分子更想公開走向反革命，而陳獨秀投降主義者的手忙腳亂，可恥地制止對于反革命的抵抗，容忍革命分子受反革命的野蠻殺戮，更幫助了投革命之機的假革命分子大膽地走向公開反叛。　　

[從鄭州會議到徐州會議]   武漢的假革命分子走向公開叛變，假借了所謂發現第三國際（即共產國際）“破壞”國民黨的決議案的理由。原來，五月間，共產國際有一個指示給中國共產黨，這個指示由當時共產國際新來的代表羅易交給汪精衛看了。這個指示的內容是以下四點：（一）“沒有土地革命，勝利是不可能的。……不應該脫離農民運動，而應該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促進它”；（二）“必須多多從下面吸收新的工農領袖到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里去，他們勇敢的呼聲會使元老們堅決起來，或者把他們拋擲出去”；（三）“要動員兩萬共產黨員，加上湖南湖北五萬革命工農，編成幾個新的軍團，利用軍官學校的學生做指揮人員，并且刻不容緩地組織自己的可靠的軍隊”；（四）“要組織以非共產黨員的著名國民黨人為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罰與蔣介石保持聯系或唆使士兵殘害人民、殘害工農的軍官”（見《列寧、斯大林論中國》三一四頁）。當時共產國際這樣的主張，是完全為著革命的利益，為著革命的需要，為著國民黨的鞏固和發展，這是堂堂正正的希望和主張，并非所謂“陰謀”。可是已經決心叛變革命的汪精衛集團卻以此為口實，來遂行其反革命的企圖，于是　六月五日　武漢政治會議議決解除鮑羅廷的顧問合同。武漢政府的走向反革命道路已經是非常明顯的了。　　

  在北方，為反革命所動搖的西北軍領袖，自負著寧漢的“調解”職務。　六月十日　，馮玉祥發起召集鄭州會議，武漢方面的汪精衛、孫科、唐生智、張發奎、譚延闿等均到會。會議結果是：第一，唐生智部全部由河南回歸武漢，鎮壓工農革命運動；第二，河南的軍事完全由西北軍擔任。可是當時陳獨秀投降主義者對于這個反動會議尚在夢中，還舉行過盛大的歡迎會去歡迎反革命的陰謀者。　　

  鄭州會議后，六月十九日，南京蔣介石和馮玉祥又舉行徐州會議。會后，馮玉祥致電武漢國民政府，促使他們公開走上反革命的道路。　　

  [汪精衛集團的叛變，革命的失敗]  六月二十九日，何建（三十五軍軍長）發出反共訓令，明令所部與共產黨分離。拘捕和慘殺共產黨員。七月十五日，汪精衛集團舉行分共會議，正式決定與共產黨分裂。中國共產黨也發出宣言，撤回參加國民政府的共產黨員并痛斥反革命的罪惡。七月十五日分共會議后，武漢反動分子公開封閉工農組織，壓迫群眾運動，大規模逮捕和慘殺共產黨員和革命分子，汪精衛等甚至提出口號“寧可枉殺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網”。武漢當時的慘殺，并不亞于上海“四、一二”的慘殺。革命的武漢已經成為反革命的根據地了。不久寧漢合作，蔣汪形成反革命的合流。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中國革命受到部分的失敗，“七、一五” 反革命政變后，中國革命遭受到嚴重的失敗。自此，不但隱藏在革命陣營中的大資產階級代表假革命分子公開叛變了，就是曾經參加革命統一戰線的民族資產階級以及一些上層小資產階級的代表也附和了大資產階級。剩下的只有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農民和其他小資產階級群眾（包括革命知識分子）的革命力量，繼續為完成中國革命事業而奮斗。　　

第七節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和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結束語　　

  在從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三年的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期，特別是在從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人民曾經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的推動和組織之下，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革命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和偉大的勝利。中國共產黨人，在革命中，和無數革命青年在一起，埋頭苦干地擔負了最實際的革命工作，發展了全國的工人運動、青年運動和農民運動，推動并幫助了國民黨的改組和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共產黨人和共產主義青年團員形成為東征和北伐的政治上的骨干，領導了全國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斗爭。這些奇功偉績，在中國革命史上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永垂不朽！　　

  但是，由于當時的同盟者國民黨內的反動集團在一九二七年叛變了這個革命，由于當時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內反動集團的聯合力量過于強大，特別是由于在這次革命的最后一個時期內（約有半年時間），中國共產黨黨內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思想，發展為投降主義路線，并在共產黨的領導機關中占了統治地位，以至于當反動派叛變革命，向人民突然襲擊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和人民不能組織有效的抵抗，致使這次革命終于失敗了。　　

  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第一，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問題上，自愿地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而把領導權送給了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只講片面的聯合，不講適當的斗爭，以致把無產階級引導去適合資產階級一群一黨的私利。歷史證明，革命統一戰線如果不由無產階級來領導，革命是一定要失敗的。　　

  第二，對于中國革命的主要內容的農民土地問題，陳獨秀投降主義不但沒有批準和支持農民的土地要求，而且限制和反對了農民的斗爭。陳獨秀投降主義者自愿地放棄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也就不能了解無產階級最廣大和最可靠的同盟軍是農民，只有發動了農民，無產階級領導權才能鞏固，才不致落空，革命也才能勝利。　　

  第三，在武裝問題上，中國革命的主要斗爭形式是武裝斗爭，沒有革命的軍隊就沒有一切。陳獨秀投降主義者在北伐戰爭前既放任蔣介石在第一軍中逐出共產黨，在北伐戰爭中更遷就了蔣介石，最多只想保留共產黨員在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舊的軍官原封不動，或是讓蔣介石指派的人去作軍官，而不是經過群眾的革命的考驗由下而上地選拔新的軍官，也不讓共產黨員去擔任軍官職位。同時，陳獨秀投降主義又害怕以人民志愿兵制度去根本改造舊軍閥雇傭制度的軍隊，雖是在革命高潮的時候，仍拒絕大刀闊斧地組織人民的武力。這樣，就使得蔣介石黨徒得以在一的時候經過深層的反動軍官和利用雇傭軍隊，屠殺和驅逐革命的政治工作人員，把革命軍隊變為反革命軍隊，用以絞殺人民的革命。　　

  第四，在政權問題上，這是革命的根本問題，也是無產階級先鋒隊對于農民群眾、其他小資產階級群眾及中等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問題。陳獨秀投降主義者拒絕毛澤東的從根本上打碎過去反革命階級的全部統治機器，而代之以一個真正的革命人民的民主專政的無產階級方針，以致即使在革命力量到達的地方，舊的官僚的軍閥的制度也沒有被徹底破壞，這也是在這次革命的弱點中所集中表現出來的根本弱點之一。　　

  第五，在共產黨的建設問題上，當時共產黨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是沒有鞏固、沒有能夠使黨員、黨的干部在思想上、政治上堅定起來。新黨員非常之多，但是沒有給予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教育。工作經驗也不少，但是不能夠很好地總結起來。共產黨內混入了大批的投機分子，但是沒有清洗出去。黨處于敵人和同盟者的陰謀詭計的包圍中，但是沒有警覺性。黨內涌出了很多的活動分子，但是沒有來得及造成黨的中堅骨干。黨的手里有了一批革命武裝，但是不能掌握住。　　

  這次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中國共產黨的路線是正確的，只是到了最后緊要關頭中，即在一九二七年的上半年，陳獨秀階級投降主義的路線才在黨內占了統治地位。陳獨秀階級投降主義在共產黨內的統治，是由于共產黨在那時還是幼年的黨，還沒有經驗，缺乏深刻的革命認識，還不善于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而使裝著無產階級面孔的小資產階級革命家，篡據了共產黨的領導機關。陳獨秀的機會主義的思想實質，便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思想在黨內的反映。歷史還沒有來得及使以毛澤東為代表的自覺的中國布爾什維主義在中國共產黨內形成機制的領導，而要引導偉大的革命運動使之走向勝利，是必須要有這樣的集中領導的。　　

  這次革命誠然在最后是失敗了，但是它在中國革命史上卻有著永遠不可磨滅的重大的歷史意義。正像列寧在論述俄國革命時所說：“沒有一九〇五年的總演習，便沒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勝利。”中國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革命也正是一次總演習，經過這次總演習，使中國人民深深地認識到：中國人民是可以勝利的，中國是可以搞好的；同時，更重要的是使他們由此深深地認識了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長城、民族的柱石，因而，即使在后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處在最困難的時候，中國人民也是要看一看中國共產黨人的顏色、聽一聽共產黨人的主張；而每當我們民族國家處在最危難的時候，全國人民總要求共產黨人出來。這次總演習，對中國人民正是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我們也可以說：沒有一九二四年到二七年的總演習，便沒有一九四九年革命在全國范圍內的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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