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大批知識分子齊心協力譯著和出版了大量馬列經典著作和大眾化讀物，樹立了理論聯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史學、文藝學和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翻譯理論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由此，形成了完整的包括馬克思主義各領域的宣傳陣地，為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奠定了良好基礎。在這一時期，知識分子不僅對毛澤東思想的提出和確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而且由于較好地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武裝了更多青年學生和民眾參加革命，極大地促進了中國革命的發展。
一、砥礪主體素質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首要前提
1. 堅定信仰，保證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正確方向。延安時期，追求進步和光明的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共產黨懷著無比堅定的信仰，歷盡艱辛，更要冒著生命危險，從全國各地包括淪陷區和國統區，有的甚至從海外奔赴延安。當時的延安由于日寇和國民黨的封鎖，生活環境和工作斗爭環境都異常艱苦，知識分子的馬克思主義素質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普遍得到砥礪。
2. 潛心鉆研，提升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科學水平。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大都形成了一個共識：要解決在當時最大限度地發動群眾以整合革命力量的問題，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為指導。因此，他們從各個方面對馬克思主義展開大眾化研究，或依托學術機構研究馬克思主義，或依托學校和干部教育學院開展經常性的學習和研究，或利用報刊宣傳馬克思主義。當時，延安各種研究會的成立以及研究工作的開展，有效地整合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力量，使馬克思主義研究系統化和組織化，不僅有力地促進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的深入開展，而且培養了一大批馬克思主義研究的理論骨干，在全黨掀起了研究和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高潮，大大提升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科學水平。
3. 普及文化，提高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實際效果。延安時期，為了深入動員廣大人民群眾參加并堅持抗戰，同時又能培養更多的革命干部，知識分子在黨中央領導下積極開展以識字教育、社會教育和正規學校教育為主的國民教育。在對廣大民眾講解馬克思主義時，知識分子始終注意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用淺顯明白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比喻和貼近群眾實際的事例進行講解，如艾思奇的《大眾哲學》、《民族解放與哲學》，胡繩的《哲學漫談》、《辯證法唯物論入門》，柳湜的《街頭講話》等，都是當時的優秀著作。
二、知識分子群體與領袖群體形成合力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重要條件
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以后，成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主力軍。他們的迅速成長與黨的領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視以及對知識分子的信任和重用有著密切的關系，領袖群體與知識分子群體形成合力，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進程。
1. 政治上的尊重和關懷加速知識分子向馬克思主義者轉化。延安時期是我們黨對待知識分子問題上比較成功的時期，也是領導知識分子隊伍比較成熟的時期。首先，對知識分子給予政治上的充分尊重和信任；其次，在工作安排上根據學識專長和能力平等任用，大膽提拔；再次，在邊區經濟非常困難的情況下，盡可能地提供較為良好的生活條件。
2. 知識分子與黨的領袖們共同研討合力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大批知識分子來到延安以后，黨的領袖們開始與他們親密接觸，通過書信往來和面對面的觀點溝通來共同研討，相得益彰，加速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這突出表現在毛澤東同許多知識分子在哲學、史學、文藝、教育等領域有密切的學術交流。1937年9月，毛澤東寫了約三千字的《艾著〈哲學與生活〉摘錄》，并致信艾思奇共同研討。對李達的《社會學大綱》前后看了十遍，還做了很多批注。另外，黨的領袖們與史學、文藝和教育界知識分子的交流也日益頻繁，或積極參加各種研究會的活動和學術討論，或參加干部學校、社會學校的講課，或閱讀知識分子的文章、專著并進行觀點溝通等。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就是“新哲學會”的成員，張聞天還曾任“中國問題研究會”的指導員，張聞天和陳云是“黨建研究會”的領導人，李維漢兼任“中央研究院教育研究室”主任等。
三、建立最廣泛的文化界統一戰線是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橋梁
延安時期，我們黨已經認識到，團結在黨周圍的非黨干部和知識分子以及各階層、各地區知識分子，是黨廣泛聯系群眾和馬克思主義理論大眾化的橋梁，是在更大范圍內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途徑。如果黨外人士對馬克思主義理論能夠認可并積極傳播，會使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廣大人民群眾中更有說服力，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工作就更容易開展，黨的政策就更能深入人心。當時的情況是，由于歷史的原因和抗戰中形成的戰區分割的態勢，知識分子流聚成以下幾個主要中心：以延安為中心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以重慶為中心的國民黨統治區即所謂大西南地區、東北地區和上海等地淪陷區、港粵地區。這幾個中心的進步知識分子遙相呼應，想方設法將延安出版的報刊的樣書或清樣發到重慶、桂林、香港、曲江和上海等國統區和淪陷區翻印出版，使得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民主主義、愛國主義立場，以及延安軍民的生產生活情況和精神風貌，在解放區、國統區、淪陷區，甚至在海外華僑和外國的民眾中間，都有了廣泛的宣傳。有效的宣傳打破了國民黨對陜甘寧邊區、共產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嚴密的新聞封鎖，使得國內外都逐漸看清楚了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陜甘寧邊區的真相，為延安和中國共產黨爭得了國內廣大人民群眾的同情和支持，也贏得了海外華僑對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認同和援助。同時，也使英美盟國政府對國民黨極度失望，并且開始關注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因而，偏僻的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成為全世界矚目的地方。這些成績的取得，可以說無不與廣泛的文化界統一戰線的建立密切相關。
四、借助基層組織是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有效載體
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借助基層黨組織、社會組織、群眾組織和文藝團體等廣泛開展文化普及和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普及活動，通過經常性的理論研究學習活動、文化識字活動和群眾性娛樂活動，實現了群眾自己教育自己。這些基層組織把解決群眾的日常問題作為指導基層組織工作的核心，因而能夠擴大黨在群眾中的積極影響，凝聚民心，為實現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打下了良好群眾基礎。正如當時負責群眾運動的鄧發所說:群眾運動對于我們有重大的意義，我們的一切政策通過群眾運動來執行，為了進行長期戰爭，達到各方面的進步，我們必須依靠老百姓，我們若是不想失敗，我們就不能依靠官僚方法或專制，我們必須動員、喚醒、教育、領導老百姓自己來想辦法，這就是我們發動群眾運動的目的。親歷延安考察的美國記者斯坦因對此也有客觀的評價:共產黨領導的群眾運動的教育努力，的確是完全實際的，而且是民主的，在政治方面它不是壓制的，它強調斗爭的因素，在一個落后的社會中只有利用斗爭才能夠動員人民，提高他們在戰爭中的用處，達成真正的社會改革。當時，各種群眾組織層出不窮，活動頻繁多樣。把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巧妙地與藝術、文學、秧歌、地方戲、黑板報等各種民間的通俗的文藝形式，特別是地方性的歌謠、戲劇、說書等形式聯系起來，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起了很大作用。1936年11月成立的中國文藝協會倡導文藝走戰斗化、大眾化之路。1937年11月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倡導文化界的任務是：第一要適應抗戰；第二要大眾化、中國化。1938年9月成立的陜甘寧邊區文藝界抗戰聯合會，先后出版《大眾文藝》、《中國文藝》等刊物，號召文藝工作者努力使文藝的影響突破過去狹窄的知識分子圈子，深入到廣大的抗戰大眾中去，提倡文藝大眾化。
延安時期知識分子在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方面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就，積累了寶貴的歷史經驗。這些經驗對于當代知識分子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大眾化也是值得借鑒的。與延安時期相比，盡管時代改變了，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沒有改變，所以我們應該牢牢把握這一精髓，做到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把堅持馬克思主義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首先，當代知識分子應該像延安知識分子一樣，堅定馬克思主義信仰。正如胡錦濤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所說：“在當代中國，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其次，新時期文化界統一戰線是推動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一支重要力量。黨外知識分子是統一戰線重要的聯合對象，“黨外知識分子工作是統一戰線的一項基礎性工作。”（《江澤民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8頁）為知識分子的成長和杰出人才的涌現提供良好的文化生態環境，對于凝聚人心、統一思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第三，當代知識分子要向“三貼近”轉型。當代知識分子要在研究和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時做到深入淺出，簡明而不簡單、具體而不抽象、通俗而不粗俗、生動而不庸俗、雅俗而不低俗、易俗而不媚俗。還要做到趣味化，即注意運用藝術的手腕、生活的情調和健康的幽默去調和枯燥艱澀的知識和艱深的理論，使廣大人民群眾在喜聞樂見中與真理握手。值得強調的是，借助基層組織是知識分子實現“三貼近”推進馬克思主義大眾化的便捷之途。第四，對于當代知識分子來說，學術研究固然要有深度，但關鍵在于要正確認識學術研究和服務實踐的關系，二者如何能夠相得益彰地結合起來，真正樹立馬克思主義理論為實踐服務、為人民大眾服務的價值取向，這就是既要當好“書呆子”又要當好“鼓動家”，向復合型知識分子轉型。正如毛澤東所要求的：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
（本文是教育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專項課題（11JD710074））
（作者單位：郭德欽，陜西師范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郭艷英，西安石油大學社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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