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德強：從雷鋒現象看信仰的確立與力行

  從雷鋒現象看信仰的確立與力行

韓德強

 2009年3月5日

很高興今天在雷鋒紀念日來談談這么一個話題。什么是雷鋒現象？雷鋒現象是不是僅指做好事？其實就我的理解，雷鋒這個人身上藏著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奧秘，讀懂了雷鋒，也就讀懂了新中國的六十年歷史；而讀不懂雷鋒，不僅會因此而對共和國的歷史一半讀不懂，甚至可能是全部都不可能讀得懂。所以我想從這個角度來切入來思考雷鋒現象。

從雷鋒身世看新中國60年的意義 |…

1．新中國最大的道義力量：“一切歸勞動者所有”

我首先想談這么一個感覺：剛才進來的時候，這里放的那首歌是“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是吧？整個雷鋒的一家，從他的祖母到他的父親、母親，都是普普通通的勞動者，都是長工、佃工，而且連佃工都做不成，人家還要奪他的地。雷鋒的父親是在他三歲的時候去世的，而他的母親是在他七歲時去世的，那時候他就成了一個孤兒。新中國至今已經走過了60年歷史，在今天回顧新中國的意義，很可能就是像雷鋒這樣的貧病交加，受盡了剝削、奴役、壓迫、侮辱的勞動人民翻身得了解放，所以雷鋒就有了一個發自心底的對于新社會的熱愛，而這份熱愛就會使得他在工作中的態度非常熱情、昂揚、積極。仔細想一想，無論是雷鋒，還是格瓦拉，都有一個共性：首先他們都是來自社會的底層，來自這樣一個勞動者的群體，然后又受盡剝削、壓迫和屈辱，他們希望要建設一個沒有剝削壓迫的社會，這是新中國最大的道義力量，在我看來，別的且都可以不說。為什么這樣說？實際上新中國不是沒有敵人，新中國無論是在國內、國外都有很多的敵人，但是她更有一大批強烈的擁護者，這些人是誰？實際上這些人就是普通的體力勞動的群眾，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話來講，就是無產階級，或者寬泛一點來講就是勞動階級。因為最能夠打動人的東西其實很簡單，就是《國際歌》中所唱的：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因為這個社會千百年來是勞動者得不到什么果實，而不勞動者反而是收獲頗豐。所以這個社會是一個“勞而不獲”和不勞而獲的社會，因此無論如何都是缺乏正義性的，所以新中國就承諾“一切歸勞動者所有”這么一個新社會，而且勞動人民從過去人家的皮鞭下、刺刀下、拳頭下解放了，獲得了一種翻身做主人的感覺，這就是新中國雖然遭到無數敵人的仇恨，遭到無數精英的不理解，但是依然能夠屹立不倒，而且依然能夠壯大、發展的原動力。所以我感覺到雷鋒是新中國工人農民這個階層當中最堅定的擁護者的一個典型代表。

2．革命的正義性：“創造性的破壞”

其次，我還感覺到：當今社會關于革命的爭議很大，因為革命是有破壞性的，但是如果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革命破壞的是什么？革命破壞的是寄生蟲階級的生活，它可能破壞了宮殿，破壞了道路橋梁，破壞了各種生產裝置，但是由于這一切不是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就是壓迫者直接享用的東西，所以摧毀這一切的時候也就具有了正義性。因此，這第一個目標：一切歸勞動者所有，哪能容得寄生蟲！是比太平盛世要高得多的目標。所謂太平盛世就是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相安無事，整個食物鏈就是羊吃草，狼吃羊，彼此相安無事，這個就叫做太平盛世。如果說狼已經吃不到羊了，羊也吃不到草了，這就已經到了動亂的時候。所以，所謂的太平盛世常常是一個剝削壓迫的食物鏈的社會，而新中國是要摧毀這個食物鏈。所以，如果說革命有破壞，那當然是有的；但是從另一個方面而言，它又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

所謂創造性的破壞，實際上是熊彼特的一個說法，他是西方的一個經濟學家，他不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但是他對馬克思非常尊重，他認為整個資本主義的發經濟展就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每一次經濟周期從復蘇繁榮 高漲，最后“啪”的一下破滅，然后就進入蕭條，接著再從蕭條復蘇 繁榮 高漲……每一次這樣的經濟周期都催生了大量的新技術企業，消滅了大量的落后的企業，所以在熊彼特看來，經濟危機和經濟周期是一個“創造性破壞”。他承認資本主義不是配置資源的最佳方式，他也承認資本主義是有毀滅和破壞的，而且資本主義的毀滅和破壞的周期可能是三四年、五六年或者七八年，比過去我們講中國封建社會的那個兩三百年的周期要短得多，所以他承認是有破壞的，但是又是創造性的破壞。同樣按照熊彼特的這個思路，你就會發現新中國1949年就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她創造了一個什么社會呢？她創造了一個生產資料和勞動者能夠結合的社會，因為此前都是擁有生產資料的人不勞動，而勞動的人又不擁有生產資料。關于這個問題，其實可以再多做一點解釋，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比如說像張維迎他們就在說：原來的社會主義社會吃大鍋飯就會養懶漢，勞動者沒有生產積極性，所以就缺乏創造性，所以就效率不高。我認為他說的積極性是管理者沒有了積極性，是寄生蟲沒有了積極性，其實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是勞動者特有積極性的社會。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張維迎總是有非常清晰的立場，他總是站在那個管理者、那個寄生蟲、那個壓迫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認為只要管理者、寄生蟲沒有了積極性，這個社會就沒有了積極性。而事實上49年以后的社會恰恰是一個勞動者的積極性得到充分釋放和發揮的社會，因此前三十年可能主要的問題就是生產效率太高了，后面我會具體解釋這個問題。我先把結論放在這里，回頭再解釋為什么。所以這樣一種結合，那確實是實現了馬克思所說的“生產力的最大解放”。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為什么舊社會會被摧毀，因為它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所以一旦舊的生產關系被摧毀之后，那個生產力就可以爆炸式地增長。這個不是我的觀點呵，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我本人可能不見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我想馬克思主義當中非常有價值的部分我也非常尊重。

3．人口的增長是新中國最重大的成就

新中國60年還有這樣一個成就：如果站在我們今天的角度來講，新中國的問題就不是有些人所說的大躍進餓死了多少人，不是這樣的；新中國的一個最根本的事實是使我們的人口從四個億增長到了十三個億，這是巨大的成就。所以我認為要把人口的增長看作新社會、新制度的最重大的成就。這個話為什么這么說呢？你如果站在人越多消耗資源越多的角度上講，那顯然人口越多，問題越大；但是你如果按照同樣的邏輯，從工業革命兩百多年的歷史以來，全世界的人口從十個億增長到了六十個億，那豈不就是更大的問題？為什么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口都增長了，而中國的人口增長了一點就成了罪過呢？我覺得人口的增長是新中國最根本的一個成就。改革開放靠什么？說到底還是靠前三十年所積累的人口紅利，就是說那個時候不但生的比較多，而且教育的普及程度比現在還要高，因為初中、小學很少有輟學的，這一批熟練的勞動力就使得后來的中國哪怕是搞打工工廠經濟，也能有最基本的勞動力資源，否則的話，如果僅是六七億人口，還有很多的都是老人，那還誰去干活呀？你想做世界打工廠都做不成。相反，隨著后來計劃生育政策的推行，到了現在我們就會發現年輕勞動力嚴重缺乏，就會出現這個問題，至少是前些年這個感覺越來越強烈，因為在沒有勞動力的情況下，一個孩子要養活那么多老人，實際上這個社會的生產就會減少，而吃飯的卻很多，這樣一定是有嚴重問題的，所以人口增長應該是一個最大的紅利。

這不光是從國家的角度講，從個人角度而言也是同樣的道理。有一些上了年紀的人有一個深切的體會，就是毛主席時代生多少個孩子都養活得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甚至是七個、八個……隨便生，都養活得了，可是現在你敢隨便生嗎？所以生活水平到底是要怎么去衡量？有人覺得是毛澤東時代生活水平高，因為孩子你可以養N個，這就是生活水平高；而現在你只能養得起一個孩子，那怎么能說你的生活水平高呢？它的邏輯就是這樣的。有一次我跑到一個煤礦，那里的一個工人就跟我講：我就覺得是毛主席時代生活水平高，理由很簡單，那個時代我作為一個煤礦工人，一個月發的工資可以買一千斤棒子面，而現在拿的工資就只能買三百斤棒子面，你說我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還是下降了？一千斤棒子面就能養不少的孩子，而三百斤恐怕就養不了幾個人，它的邏輯就是這樣，最后換算到實物上面來，你就會發現可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東西。因為今天的教育是一個收費型教育，所以你養育孩子的能力就越來越弱了，那個時代的教育是個免費教育，反正生出來幾個孩子都是可以免費上學的，這種情況下，你才敢生孩子，因為你感覺到生活后顧無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感覺。

其實年輕人跟年老的人體會是很不一樣的。年輕人可能會說：我們今天有了手機了，你們那個時候有嗎？我們今天有了筆記本電腦，有了MP3、MP4，你們那個時侯有嗎？都沒有，是吧？所以你們那個時候生活水平低。說這樣話的年輕人實際上是停留在玩上面呢，只要一成為生活的主人，就會發現：哎呦，現在生不起孩子、養不起孩子、買不起房子、看不起病，這些才都是至關重要的問題，這些是成人的感覺，所以成人的感覺就可能不見得是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作為孩子，因為衣服也多了，玩的也多了，他可能就會感覺生活很好，所以所謂“生活很好”的感覺，那是因為好多人都沒長大，知道嗎？

4．對人類真正的“新社會”提供了可貴的探索和啟示

此外，探索了一個真正的新社會，這也是新中國重大的歷史意義。什么叫做“探索了一個真正的新社會”呢？因為新中國建立以后其實面臨著很多問題，最大的問題在我看來就是干部隊伍不再是一個革命化的隊伍，而是一個更傾向于要特權，要能夠更好地安排自己子女的工作，要有更好的汽車、別墅……也就是干部隊伍逐漸變得想要盡量少盡義務但是又要多擁有權力，這實際上是新中國建立以后面臨的一個挑戰。也就是說，新中國承諾要消滅寄生蟲階級，一不小心就出來了一些小寄生蟲，后來這些寄生蟲還越養越大，那這樣我們的革命是不是白革了？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有若干次重大的探索，是希望去實現一個沒有寄生蟲的社會：第一次是1957年反右，第二次是“四清運動”，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這三次運動說到底都是想對體制內的寄生蟲傾向進行遏制，甚至是想消滅它，真的是想建立一個千年天國，我認為這種探索是一個極其真誠的探索！當然，這個會非常艱難，因為什么叫“前無古人”？就是從古至今的社會都是一個寄生蟲不勞而獲，而勞動者勞而不獲的社會，你真的要搞一個勞動者可以充分享受勞動果實，沒有寄生蟲在那里鉆營的社會，此前人們就沒有這么想象過；新中國不但想象了，而且還真的去探索了。當然，探索不見得是成功的，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逐漸回到一個寄生蟲越來越肥、越來越大的社會，所以這個探索在一定程度上是失敗了，但是那個探索本身是極其真誠的。所以，我認為新中國的六十年，這個是極其重要的東西。

新中國的這種探索啟示了全世界呵，讓全世界各地的人都知道：哦，原來太平盛世不是我們的目標，其實所謂太平盛世的條件下，那些寄生蟲會越養越肥。所以越是寄生蟲，它對太平盛世的感覺會越好，也就是說太平盛世是寄生蟲才會喜歡的一個東西，全世界的人民都因此而覺醒。巴黎的學生反抗是最強烈的，差一點就把戴高樂政府給掀翻了；世界其他各地，無論是美國也好，英國也好，都有大批毛主席的崇拜者，成為中國紅衛兵在美國、在英國的翻版。因此，這個探索確實是極為勇敢、也極為具有創新性的，因為同樣的探索在蘇聯、在波蘭、在羅馬尼亞、在匈牙利就沒有發生呵。他們明知道這個寄生蟲群體越來越大，但是就是不敢動這個群體。毛主席說“要我們自下而上地揭露這個社會的陰暗面”是什么意思呀？其實就是看一看這些寄生蟲是如何發育長大的，知道嗎？后來是“蟲化成蝶”，在天空中翩翩起舞了，是吧？今天的那些寄生蟲已經變成滿天的蝴蝶了，可是當初它們還不過是在成長階段。所以，這個的確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探索實踐，對于我們今后人類的探索是一份無價的資產和財富。

我這一講話就講得太大呵，一不小心就總說“人類”，因為我確實是感覺人類是出了大問題呵！前天剛剛看到一個報道，好像是一個叫做《新科學家》的雜志，就是一個德國的科學家團體，他們在這個雜志上發了這樣一個預測：到2100年時，地球上的人口將縮減到十個億，大部分地區都將不可居住。人類未來這十億人口都將住在哪里？將住在加拿大、西伯利亞、格陵蘭和南極洲。也就是說兩極地區會變得非常溫暖，而中間的近赤道的熱帶和溫帶地區要變成沙漠。其邏輯也很簡單，就是由于全球溫室氣體的不斷排放，會造成全球溫度到2100年時會比現在上升4度，而上升4度之后蒸發量就會大幅度上升，這樣的話水在地面就停留不住，只要一下來就蒸發，于是就會造成土地面積大量地沙化，海平面要上升兩米，這樣大部分沿海城市就要被淹沒掉，所以最后逼迫得大家只能去向兩極求生存。

進一步說，假如說這個科學家群體預測的是正確的話，那該怎么做才能避免？這些科學家大概是有這么一個說法：如果可以把現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70﹪，那就可以避免這場悲劇的發生。問題是我們簽訂了那么多個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的協議，但是每年的排放量依然是以3﹪的速度在遞增。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人類基本是在自尋死路！我們一直都覺得人類是在進步、進步……東西越來越豐富，技術越來越進步，進步到頭來有可能是滅絕呀！按照我們今天的思路下去，如何解決窮人的問題？那就要靠科學技術。當富人越來越富的時候，反正窮人也餓不死，剝削壓迫是越來越深重，但是窮人的確是餓不死。這個靠什么？就要靠科學技術。科學技術又靠什么？實際上是靠自然資源。今天的社會如果跟雷鋒所生活的時代相比，剝削壓迫其實是加深了，但是窮人生存的處境卻是改善了，這兩點是同時成立的。同時成立靠什么？靠的就是用科學技術去掠奪大自然。可是這就意味著整個人類社會消耗的資源會越來越多，而且是一個正反饋的消耗：消耗資源越多，剝削壓迫就越大；而剝削壓迫越大，就迫使你消耗更多的資源，這樣人類就會走上滅亡之路。于是，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就要探索如何才能減少資源消耗，最終問題減少資源消耗就是要減少剝削壓迫，甚至是要消滅剝削壓迫，這樣就可以減少對資源的消耗。那么怎么才能消滅剝削壓迫呢？想來想去沒有別的路呀，而新中國就為全世界探索了一條真正消滅剝削壓迫的道路，當然這條道路不見得是成功的，但是這里頭蘊含著未來理想社會的思想資源，蘊含著未來理想社會的社會資源，就是真正改造社會、消滅剝削壓迫的思想資源和社會資源；那里面也蘊藏著我們追尋一個真正的美好社會的理想。所以，在探索真正的新社會這個意義上，即使是失敗了，意義也是極其重大的，等于是為人類擺脫越來越掠奪自然的道路留出了另外一條岔路出來，否則的話就沒有其它的路可走呵！

5．成功實現了社會主義工業化進程的正反饋增長

第五點，假如說我們不考慮自然資源的問題，不考慮工業化這樣一種發展方式是一種對自然資源正反饋的消耗，是意味著人類社會可能會毀滅，這些因素我們都不考慮；我們就單考慮中國能不能以社會主義的方式搞工業化，因為資本主義在搞工業化呀。在這個思路上，中國在工業化的道路上可以說取得了正反饋成長的業績。我一定要用正反饋這個詞匯呵，因為這個詞匯我現在體會得越來越深。比如說剛才講的大氣層的問題，二氧化碳的排放問題，這里頭就蘊含著一個正反饋邏輯，怎么講呢？我再講一個比剛才那個更悲觀的邏輯：由于人類工業活動日益發達，造成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然后使得全球氣候變暖，結果就導致已經到了或者已經過了一個臨界點，就是說這個上升的溫度已經使得北極和西伯利亞地區的凍土帶融解、濕潤化，而濕潤化以后就使得凍土帶里頭的微生物活躍起來，微生物活躍起來以后就分解那里面的二氧化碳。那么凍土帶里面蘊含了多少二氧化碳呢？五千億噸。現在整個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又是多少呢？七千億噸。也就是說，如果把凍土帶里面的二氧化碳全部釋放出來，哪怕我們今天實現了零排放，都已經來不及了。就是由于你把凍土帶中的二氧化碳釋放出來了，造成溫度的上升，而溫度的上升，就會使凍土帶釋放出更多的二氧化碳，很不幸，這樣的一個過程已經啟動了。

自然界有無數事物是以正反饋的方式來發展的，它的特點就是前期發展緩慢，后期以越來越快的爆炸式的速度增長。我們的技術革命也是這樣的，舊石器時代可能用了三萬年、五萬年，后來到了新石器時代，大概一萬年就夠了，再后來進入銅器時代、鐵器時代，大概就是幾百年就過來了，而到了工業革命之后，那個技術創新發展的速度是不是爆炸式的增長？我甚至懷疑我們人類現在一天所消耗的資源，等于人類前三千年消耗資源的總和，我甚至懷疑我們現在一年消耗的資源等于1900年以前全人類消耗的全部資源，這就叫做正反饋的發展和成長。我們個人的成長也是一樣的，出生很久，用了一年的時間才學會一個詞匯，就是“媽媽”，后面過了一個月就出現了第二個詞匯叫做“爸爸”，以后學會的詞匯就越來越多，到了現在，只用十分鐘的時間就可以接受無數詞匯，可以調動你生活當中無數的觀察和想象，這同樣是個爆炸式增長。

工業、技術、經濟、人口的增長其實都服從正反饋發展的規律，但要害就在于破壞也可以服從正反饋的規律。什么叫做“破壞也可以服從正反饋的規律”？以1840年為分水嶺，西方經過工業革命后，那個比較強大的工業力量進入中國，于是，凡是跟西方工業力量結合的那股力量在中國社會就不斷地增長，這個過程也就是西方對中國的殖民化統治越來越加強，最后就是西方的央行打敗了我們的錢莊，西方的紡織工廠打敗了我們的手工業。也就是說，西方對中國經濟的統治也是以正反饋的方式加強的，然后與此同時，中國就出現了一個“逆工業化”：本來我們還是有大量的手工業的，這樣手工業就被摧毀了，緊接著農村也被摧毀了，所以破壞也是以正反饋的方式破壞得越來越深重。而新中國在成立以后，就實現了一個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的正反饋成長：建國之初，就是1949-1952年左右，中國的制造業、重工業、輕工業的增長速度實際上會比較緩慢，邏輯上你也快不了。因為那個時候比較窮呵，每年的產出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消費，一部分是積累，因為窮，消費的比例就會比較大，積累的部分就會比較小。就像我們過日子一樣：五口之家一個月的收入是一千塊錢，這五口之家要用其中的九百塊錢去消費，用一百塊錢去積累，因為低于九百塊錢之后，這五口人就吃不飽呵；可是如果這五口之家一個月的收入是一萬塊錢的話，哪怕他一個月用收入的一半去消費，那可能就吃得不得了的好呵，而且同時他還可以用五千塊錢去積累。你看，越富積累率就可以越高，越窮積累率就會越低。所以當我們一窮二白的時候，積累率高不了，而積累率高不了，你的發展速度就快不了，因此五十年代的經濟發展速度要是快了，那就一定是意味著要勒緊褲腰帶，而如果不勒緊褲腰帶，那就得放慢發展速度。

我后來看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就有這個問題：農輕重到底要怎么發展？在農輕重這個比例上，我們就不能向蘇聯學習，不能向老大哥學習：他們把重工業配得太重，對農業和輕工業配得太輕，因為他積累率比較高，消費率比較低。所以毛主席就說：你真想要重工業嗎？那你就先發展輕工業和農業吧，這是《論十大關系》里面的說法呵。包括你真的想發展軍工嗎？那么你先發展民用工業吧。毛主席的《論十大關系》基本上都是這么說的。也就是說你得承認我們得先把東西用于消費，然后才是積累；如果第一步積累率太高，那就有可能會吃不飽飯。但是實際上我們的積累率是太高了，積累率高了也就有可能吃不飽飯。所以我為什么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主要問題就是發展速度太快了呢？就是因為發展太快，所以生活水平反而就提高得很慢，因為我們搞了大量的重工和軍工。《論十大關系》是描繪了一個理想的圖景，但是當你面對朝鮮戰爭，面對中印邊境戰爭，面對蘇聯在中國北部邊境屯兵百萬的情況下，你就不得不把大量的資金用于搞軍工和重工業建設，于是也就使得我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快。

我認為新中國前三十年的經濟實現了一種正反饋的增長，而且把正反饋的起點搞得比較高，這個是新中國特別了不起的一個成就。有些人說我們今天什么都有，發展速度非常快，其實今天也該快了：你已經有了一萬塊錢，可以有五千塊錢用于積累，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再要慢的話其實是對不起前面的積累的。諸位，其實我們想一想是非常有意思的，別說是倒退一百年，就是我們的父輩、我們的祖輩，他們的生活也是極其艱苦的，他們的勞動量是極其巨大的，可是他們仍然可能吃不飽、穿不暖；而我們今天坐在這里，可以聊天，可以玩游戲，也就是真正從事生產的人已經越來越少，而且生產勞動的強度其實也在降低，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東西還是被不斷地生產出來，靠什么？靠的就是人類社會這樣一種正反饋的發展，也就是說，即使沒有改革開放，中國經濟一樣進入爆炸式增長的通道。這個經濟發展的速度我倒是擔心太快了，因為太快就意味著消耗資源太多。也就是說，當中國的水泥廠越來越多，鋼筋廠越來越多，汽車廠越來越多的時候，汽車技術人員、水泥技術人員、鋼鐵技術人員就會越來越多，可復制的能力就會越強。1958年我們說要生產1800萬噸鋼鐵的時候，真的是使盡了吃奶的力氣去生產這1800萬噸鋼鐵，甚至后來都搞出了有人用水去煮鋼鐵的笑話。可是今天是什么情形呢？今天哪怕是一個私營企業家，一開始投資那個鋼鐵廠的規模就是兩千萬噸、三千萬噸。這一切靠的是什么？如果沒有前面的技術積累，無論是勘探、測繪，還是鋼鐵廠的建設、施工，包括鋼鐵廠的運營人才的積累，你怎么可能去弄那個三千萬噸的鋼鐵廠呢？門都沒有！

也就是說，按照正反饋的這個思路，我們是要感謝前人的，是前人為我們打下了正反饋的根基，我們后人才能去乘涼。而我們一去乘涼，就會有人說：你瞧，這個前人多笨，怎么都不知道開汽車，還要騎自行車；怎么都不知道騎自行車，就知道走路呢？這樣就出現了很多的誤解。實際上我們不光是享受了1949年以來的新中國的正反饋的成長，老實講我們還享受了從舊石器時代開始的那一輪正反饋，知道嗎？我們甚至要感謝我們的原始人。我這個話說得有點太遠呵，但是有沒有，需不需要？人類的技術是不是可以一步登天？我們能跳躍過新石器時代嗎？能跳躍過鐵器時代嗎？跳不過去！所以那個時代無數人吃的無數苦，都是我們的祖宗吃的苦，我們要感謝他們。當然，更要感謝1949年以后的中國共產黨寧可冒老百姓抱怨新中國成立后可能還吃得不夠飽的風險，冒農民抱怨征糧的比例比較高的風險，她也一定要勒緊褲腰帶去奠定這個建設的基礎，因為這是一個正反饋的起始階段。所以我認為這個成就是非常不得了的！我們后來人為什么經常會忽略這個機制呢？因為他把社會的發展、經濟的發展看成是一個直線的發展，以為每一年的發展都是均等的，實際上是不均等的。前面三十年的發展可能不如后面一年的發展來得快。靠什么？就是靠正反饋機制。新中國六十年的意義，我認為離開了正反饋這個詞匯是不好理解的。

6．團結起來是中國革命所解決的最根本的問題

最后，還要理解一個東西，就是在新中國的六十年當中，實際上是有無數人受了委屈的，還真的是有不少人受了委屈，當然在比例上還是少數。我后來跟這些受過委屈的人交流的時候就發現，他們對那個委屈的承受度比我們高多了。于是我就想：如果是我受這個委屈，我受得了嗎？我確實思考過這個問題。你看：我明明特積極、特勇敢，明明是干了好事，可是他非得說我是“動機不純”，或者什么“小資產階級風頭主義”呵。于是我就會不理解：我沒這么想，你怎么能這么說我呢？而且不但是說我，還把我打成右派了，那我就更難受。其實，邏輯就在于：中國革命解決了一個最根本的問題就是中國人民要不要團結起來的問題。如果不團結起來，我們倒不用受委屈呵，但是我們會受帝國主義的奴役、掠奪、壓迫，我們是東亞病夫；可是團結起來的過程是意味著有可能要受委屈的，是意味著有可能要“受同志的委屈”。如果按照我們今天的說法：這是我的人權，那是我的人權，那這個委屈你肯定是受不了的，于是你也就無法理解那個革命和建設的過程。其實我接觸過很多受過委屈的人，當他們仔細回顧這六十年的時候，大部分人不是抱怨的態度，而是覺得可以理解，覺得這個就是歷史，就是我們必須要付出的代價。其實他們也不見得有多高的覺悟。比如說雷鋒，他在部隊里面有沒有受委屈呀？恐怕也是有委屈的。但是只要想一想自己的父親、母親是怎么樣被地主逼死的，那么自己在新社會里所受的那一點委屈就可以“一風吹”呵！這是一個根本問題。因為我們今天是在一個經過六十年正反饋成長以后的社會，物質條件比較充裕，個人自由度比較大，再去理解那個委屈就會顯得難以接受。但是當我們整個民族共同去面對西方列強的時候，你如果能夠體會到那個東西，實際上個人的委屈真的就算不得什么了。

理解了雷鋒，就理解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 |…

1．價值觀“滄海桑田”的變化

第二點，我是想說，理解了雷鋒，就理解了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成就。這個話怎么理解呢？因為我們很多人都是改革開放年代成長起來的，都接受了這樣一個理論：人們為自己的利益工作是特有動力的，而為國家、為集體、為虛無縹緲的全民所有制工作是沒有動力的；“國有企業人人所有就是人人皆無”，沒有人對它負責任。這個邏輯對不對？如果是一個“經濟人”的邏輯，這個說法是完全成立的，因為我們今天絕大部分的年輕人，一生下來就是一個自私自利的社會，在這樣的一個社會里面，人家就告訴他公有制一定是沒有效率的。他一想：“對呀，如果我生活在公有制社會里面，我也一樣會偷懶耍滑呀，我也一樣會能少干就少干，能多占就多占呀。”這樣的話他就會覺得改革開放說得真好，公有制一定是沒有效率的，但前提就是用自私自利的眼光去理解那個前三十年，去理解那個公有制。

假如說他不是用一個自私自利的眼光而是用雷鋒的眼光，那就是：“給資本家干活怎么會有效率？我一定要跟他斗！”那一斗爭還能有效率嗎？而我們現在當家作主了，在全民所有的工廠里面工作，這是我全心全意擁護熱愛的，那工作效率一定是非常高的。你看，價值觀不同，所理解的效率就極其不一樣。我認為改革開放最有力量的地方就在于先把人的價值觀念給搞成私有觀念，然后告訴你私有制能夠促進社會發展進步。你一想：對呀，我也是這么想的。可是，你要知道，價值觀這個東西，它真的是有滄海桑田的變化。我經常講這個概念呵，前三十年的價值觀是一個公有的、無私的導向的價值觀，而后三十年是一個私有的、自利導向的價值觀，這兩種價值觀和社會風氣之間有滄海桑田的變化。

怎么叫滄海桑田的變化？因為我一談這個觀點的時候，就會有人振振有詞、理直氣壯地問我：人有那么無私嗎？人都是自私的呀，雖然他可能也有一些愛心，雖然也可能給老人讓個座，但是骨子里都是自私的。于是我就想起了滄海桑田的故事說得還真是有意思。滄海是什么？你看到的滄海之水是湛藍湛藍的，對不對？桑田里面有水嗎？也有水，但是因為跟泥土接近，所以就會比較渾濁，是水稻田里的水，那肯定比較渾濁，干凈不了。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里面有沒有無私的現象？有呵。但是你稍微追蹤一下，那個自私的東西也就出來了，這個就叫做桑田之水，知道嗎？也就是說，作為桑田之水去想象滄海之水的那種湛藍，其實根本就沒有那個想象能力！但是雷鋒他就代表了滄海之水的湛藍，而且是最湛藍的那一滴水。而且不是他一個人，是整個價值觀的“滄海之水”，后來就變成自私自利的“桑田之水”了。但是我們是完全有可能去想象一種比較高尚的價值觀念和思想體系的。

2．雷鋒工作動力的源泉：階級的歷史和記憶

諸位進來時聽到的那首“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的歌曲，這也是我特意要求他們播放的。雷鋒為什么對“人民像春天的溫暖，對待工作像夏天一樣火熱，對待個人主義像秋風掃落葉一樣，對待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時不時地在唱“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憶苦思甜；而且這種憶苦思甜不簡單是物質上的，還包括精神上的，這種東西給他工作一個很大的力量。我不知道諸位是什么感受，我們平時工作也是有動力的，但是那個動力是什么？我們的父母可能會告訴我們：張家是怎么發達起來的，李家是怎么發達起來的，王家又是如何欺負我們的，你要好好學習，以后有出息超過他們……這個叫什么？就叫做憶苦思甜呀。而你這一憶苦思甜，在學校里的成績就搞上去了。只不過雷鋒憶的是階級苦，而父母經常給孩子灌輸的則是“家庭苦”的觀念，這個東西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動力，而且這個動力跟“經濟人”就有很重大的差異。所謂“經濟人”就是只顧眼前的成本收益比，他沒有一個歷史感，經濟人是沒有歷史的，有奶便是娘，哪怕這個當下能夠給他奶的人與他有殺父之仇也無所謂，這是“經濟人”的特點。所謂“經濟人”就是沒有歷史、沒有記憶的人；可是雷鋒是有歷史、有記憶的，他有階級的歷史、階級的記憶。所以，以我的體會，可以總結出一個概念來，雷鋒是個什么人？是個“階級人”，恰好和“經濟人”相對應。

我認為“階級人”這個概念作為一個社會理論概念的抽象，至少對我們新中國歷史是成立的。我們常說“階級兄弟”，對吧？常說“親不親，階級分”，就是不是以鄉親分，不是以血緣分，而是以階級分。今天的社會“親不親”是以什么分？我看還是以階級分。“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是不是“親不親，階級分”？八竿子打不著的一個人，聽說他升官了，發財了，立刻就擁上去攀親了，這個就叫做“親不親，階級分”呵？反過來，如果我是一個窮人咋辦呢？窮人就只好“窮幫窮”了。所以這個階級意識還真的是一個非常強的意識，有時候甚至會滲透到人的靈魂里面去。有一個朋友講：他的哥哥是個下崗工人，僅僅46歲，剛剛去世了，去世之前已經下崗多年。而他的兩個弟弟跟自己不是一個階級的，是屬于城市里面的小資產階級，于是哥哥覺得自己下崗之后就成了另一個階級，為了不給兩個弟弟惹麻煩，干脆就跟他們斷絕了往來，就怕弟弟們嫌棄自己。與其被人家嫌棄，不如自己嫌棄自己，而當他看窮人時可能就會覺得同病相憐，這個就叫做階級意識。階級意識還真的一點都不深奧，就是我們的日常意識。

所以，雷鋒作為一個階級人，時刻有著清醒的階級意識，時刻想著怎么樣打倒地主階級、資產階級這樣的剝削階級，想著怎么樣實現無產階級的徹底翻身解放。在這種意識非常強的情況下，他的工作動力和經濟人就很不一樣。比如說夏天去領軍裝，本來每人是發兩套軍裝的，可是他只領一套，因為他認為這就夠了；可是你如果按照經濟人的邏輯，這個行為就會顯得不可思議，那應該是盡可能地多要一套才對呀，怎么該領的還不要呢？如果聽到哪個人民公社遇到困難了，他馬上就會把自己的錢給人家送過去。這個憑的是什么？就是憑著階級覺悟把自己的錢給了人家。所以雷鋒的行為動機完全是一個階級人的行為動機，因此也就是我們今天的經濟人所無法理解的。不過要害就是：在雷鋒那個時代，其實是有大量的階級人存在的，他們是在為整個階級的利益工作，而不是在為個人利益工作。這個就是翻身得解放的感覺，這個就是主人翁的感覺。如果理解了這個，你就會明白我為什么會說“新中國前三十年的主要問題就是發展速度、增長速度太快了”。因為像雷鋒這樣的，他總是省吃儉用呵，總是不停地去干活呵，總是今天給人家洗被單，明天給人家縫補衣服，那他自己就沒有休息時間了，看見沒？如果按照物質標準來衡量，雷鋒的生活質量其實是很差的，早上一起床就去洗車，晚上又幫戰友洗衣服，整個干了一天活，應該是很辛苦的，但是他就是高興呵，因為他是很自覺地在為階級利益工作。在這種情況下，大批翻身得解放的工人、農民兄弟們，其實他們在工作強度方面是非常高的，但是在物質享受方面的要求又特別低，這樣就使得物質生活水平不會提高得太快，因為提高得太快了就意味著你不艱苦樸素；而要艱苦樸素就不可能生活水平提高得很快，所以這兩個方面是要聯系起來去看的。

雷鋒是階級人，那么介于階級人和經濟人之間的是什么人？就是“社會人”。社會人是什么人？就是沒有階級意識，但是自私自利的意識也沒有那么強，他們遇到了好人的影響就跟著做好事，遇到了壞人的影響就跟著做壞事，社會風氣好轉的時候他們也能幫助別人，而社會風氣墮落之際，他們的自私自利和鉆營的勁頭同樣不小。雷鋒這樣一個階級人就領導了一批社會人。什么叫“領導了一批社會人”？很簡單：雷鋒出門“好事做了一火車”，那些看到雷鋒熱心地在火車上為乘客提供幫助的人也會受到感染和鼓舞，回到自己的合作社后工作勁頭可能就會很高。而那一火車的人其實就是“社會人”，因為雷鋒不停地去端茶、倒水、掃地……他們可能就會覺得這個社會風氣是變了，那自己是不是也應該變得好一點呢？你看，這就是在好的社會風氣下人們也會跟著逐漸變好，這種飄移狀態的人就叫做社會人。再比如雷鋒所在的那個班，班里面有沒有懶惰的？當然有。他們可能就會說：雷鋒你傻呀，干嘛要那么積極呀？咱活著不就是為了吃口飯嗎，有了飯吃就OK了，是吧？其實說雷鋒傻的人是不是經濟人呢？可能都不是嚴格的經濟人。后來那些人生病的時候，雷鋒去幫助、去看護，于是那些說他傻的人就有可能逐漸地也變成“傻子”。所以，所謂的傻子，其實是在經濟人的眼里看來才是傻子，而在階級人看來則是覺悟特別高、思想境界特別高。所以，兩種不同的人，他們內在的世界可能就不容易溝通。你說我傻，我還說你傻呢，不過就是不同的傻法。我看經濟人就非常傻，每天只知道算計，算來算去連一個親人、朋友都沒有，你說他傻不傻？他可能說：我消費了，我吃喝玩樂了，感覺很爽。其實在我看來，如果就知道吃喝玩樂，那你還不如去做一頭豬呢，在這里“豬生哲學”就出來了。改革開放以來沒有人生哲學，只有豬生哲學，全是講吃喝玩樂，它的邏輯就是這樣。

在雷鋒之下有社會人和經濟人，那么在他之上還有什么人？還有一種人，如果用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就是“世界歷史人”。也就是說，雷鋒的階級覺悟是誰給他的？雷鋒并不天生地就是階級人呵，起初他可能會這么想：我為什么窮呢？可能是我命不好呵，也可能是我運氣不好呵，總之就是我祖上沒留下來十畝地，而人家的祖上留下了十畝地，似乎土地還是“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那我也沒辦法，是吧？那是誰告訴雷鋒：“根本不是你的命不好，根本不是你的運氣不好，也不是因為你的祖上沒有傳下來財產，而是因為這個社會制度是一個不勞而獲的制度，如果我們把這個不勞而獲的社會制度給改變過來，那就翻身解放了。”雷鋒一聽：對呀！于是，他就成了一個階級人了。所以，階級人之上還有一個世界歷史的人。

諸位想一想，就我們的日常行為而言，是根據什么來行動的？是不是經常在比較：我的一個同學去開公司了，我的又一個同學去采礦了，我的另一個同學升官發財了……如果你只是跟周圍人比，那么你就是社會人，周圍的人是好人，那么你就變成好人；周圍的人是壞人，你也就變成了壞人。而“階級人”則是以整個階級的利益為轉移，他就不是跟周圍人比較。什么是“世界歷史人”呢？他是要把整個世界歷史裝在心里面，來選擇他的行動和方向，完全撇開了周圍人的選擇，知道嗎？甚至階級人的選擇他都撇開了，那個就叫做世界歷史人。其實人的參照系是不一樣的，多數人的參照系就是父母告訴自己怎么辦，鄰居在干什么自己也要去干什么，這些人的視野都是極其狹窄的。就像有些人的讀書，他讀來讀去就是為了跟隔壁的鄰居賭口氣，或者是為了跟同學攀比，在這個意義上讀書，即使讀得再多也不能讓你提升，而只能使你做一個社會人，就是所謂“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只要你心中念念不忘這副對聯，那么所有的圣賢書就都是白讀了！因為圣賢書是告訴你要有天下觀，要有世界觀，可是你卻念念不忘當局長、當縣長、當市長……這樣即使書讀得再多也還是一個社會人。而今天的情形可能更糟，也就是說今天書讀得越多可能就越接近于經濟人，因為不上大學還好，還有最樸素的互幫互助的思想，上了大學被大學里的那套東西一洗，原來自私自利的東西就變得鋒芒畢露。

這樣整個世界就可以分為四種人：世界歷史人、階級人、社會人和經濟人，其實經濟人是最接近豬的一種人，社會人還要好一點，因為他見到好的東西還能向好的方向變化，經濟人則不然，即使社會再好，他也是要搭便車，而不會去給別人創造什么條件。所以整個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大的問題，我覺得不是經濟主權落到了誰的手里的問題，不是中國社會重新兩極分化的問題，不是又新生了一個資產階級的問題，要害就在于整個社會的價值觀被經濟人所塑造、所引導。就是在這種視野之下，這雙眼睛是一雙魔眼，魔眼看人那就“人皆是魔”呀。所以透過魔眼去看，就看不到前三十年的成就，而只能看到后三十年的成就；而且透過魔眼去看，他也絕對看不到中國是不是有一個新的資產階級產生了，是不是又變成一個不勞而獲的社會了，是不是又產生了新的寄生蟲階級了，是不是又變成一個帶有殖民地性質的經濟結構了。他只要自己發財了，日子變好了，管它后面洪水滔天呢，都不管！這個就叫做經濟人眼光。所以，我認為有雷鋒這樣一個典型，有向秀麗、焦裕祿、黃繼光、董存瑞這樣一些典型，我們才有可能理解中國革命為什么能夠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為什么能夠取得勝利，為什么后來的建設能夠取得那么多成就。就是因為有一批不要命的人，有一批理想主義者，有一批階級人，有一批社會歷史人，他們都不是根據自己的名利去行動。

理解了雷鋒為什么被稱為傻子，就理解了前三十年存在的問題 |…

1．前三十年并不是完美無缺的

第三點我想說的是，理解了雷鋒為什么會被稱為傻子，就會理解其實前三十年也是有問題的，也不是完全光輝燦爛、完美無缺、好之又好的。從雷鋒日記當中就可以看到：有懶漢、有經濟人、有不理解雷鋒的人、有跟不上的人。這些人的確是存在，但問題的要害在于這些人多不多。按照經濟人的眼光看，每個人都是這樣的人；但是在我看來，這些人是不多的，特別是工人農民當中就更少這樣的人，真的懶漢是不多的。因為工人農民有一個天然的價值觀就是勤勞致富、天道酬勤，這是一個天然的價值觀，你不勞動就不得食。客觀上講就是“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從小生活就是勤勞過來的，于是就養成一種東西叫做“勞碌命”。我不知道諸位有沒有觀察過身邊有“勞碌命”特征的人，所謂勞碌命，就是可以閑著和休息的時候，他不知道閑著和休息，這種人就叫做“勞碌命”。其實工人農民當中有無數人就是這種勞碌命，有獎金的時候他干，沒獎金的時候他一樣干，因為在工人農民當中，勞動的能力比較強是受人尊重的，是非常光榮的，而懶漢則是特別讓人看不起的。

我小時候時常去我母親的工廠，里面就有一個懶漢叫做“肉豬”，知道嗎？可是就是被大家稱作“肉豬”的人，我看著他也是成天給食堂擔水、劈柴呀，這不是很勤快的一個人嗎，怎么還會被稱作肉豬呢？就很不理解。后來再一想，那就只能是大家比他更勤快，只能這么理解呀。我母親的那個工廠其實是那種手工作坊，就是編那種竹制的熱暖瓶的殼，見我這樣的小孩子去了，大家也很高興，一邊逗著我玩，一邊手動得飛快，編著手里的活兒，啪啪啪……一會編出來一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東西呀，又聊天又開心，手頭的活又飛快地做出來了，說這樣的人懶惰，我是不理解的，誰說這樣的人懶惰，我覺得那一定是他自己懶惰。因此，我覺得實際上是夸張了前三十年存在的問題。

假如說前三十年確實有問題，我覺得主要就不是工人和農民中間的問題，如果有懶人，有想占便宜的人，有不勞而獲的人，主要是在干部群體里面，因為干部群體有“打江山坐江山”的思想，他覺得你天然就該跟我匯報，就該給我進貢，那種舊社會寄生蟲階級的生活作風和習氣一不小心就帶到了干部隊伍當中。所以，我認為如果說前三十年有問題的話，那根本就不是大鍋飯這個制度有問題，而是說我們的干部隊伍本來是應該為人民服務的，他迷迷糊糊地就變成為人民幣服務了，這個才是大問題。

我觀察到的第四個問題就是：新中國前三十年沒有對西方的崇拜，但是有對制度的崇拜。什么叫做對制度的崇拜？就是認為有了一個好的制度就可以解決問題，比如說合作社運動，就是對制度層面的因素考慮得比較多，所以制定的合作社章程就非常細致：工分應該怎么算，評分應該怎么評，記工應該怎么記，什么“工作方法六十條”……章程制定得非常細致，也就是認為有了這套標準化的制度之后就可以在全國搞合作社了，這樣一來就忽視了帶頭人的作用。其實一個合作社有了好的制度、好的章程而沒有好的帶頭人，是非常容易瓦解的，也出不了什么成績；反之，你如果有了一個好的帶頭人，哪怕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制度，逐漸也會形成自己的制度，而且還是量身定做的制度。所以，對制度的迷信，就使得工作中出現了一些急躁和粗糙的毛病，同時也會有一些官僚主義的作風和習氣，其實對于制度的崇拜是醞釀官僚主義的一個溫床。我不是說不要制度，而是說要好的價值觀、好的風氣引領下的制度。所以建國以后，包括教育制度、工廠制度，都存在一個進城之后不知道該怎么辦，然后就干脆照搬的問題：一邊是搬國民黨的制度，一邊是搬蘇聯的工廠制度，再就是自己創造出一套合作社的制度。這些都是對制度的崇拜。

雷鋒的螺絲釘精神還要不要發揚？ |…

1．螺絲釘精神就是一種實干精神

改革開放以后，對雷鋒的評論主要就是“雷鋒就沒有人性，因為他說自己要做一顆永不生銹的革命的螺絲釘，這個多殘酷，中國革命最后就是把大家都當成螺絲釘了”。所以，當他們要求解放人性，要求“人道主義”的時候，就要去否定雷鋒精神。我后來就越來越體會到，其實現在的這個社會是變了一種方式來提倡螺絲釘精神，比如說《細節決定成敗》，前一段時間當老板的就特別愿意把這本書推薦給他們的員工看，因為細節決定成敗，所以每一個細節都要很用心。后來，我仔細一想，這不就是讓工人認認真真地當好他那個工廠里面的螺絲釘嗎，是不是這樣？那么給社會主義當螺絲釘不行，給資本主義當螺絲釘就行嗎？反過來說，社會主義需要螺絲釘，資本主義就不需要螺絲釘嗎？其實螺絲釘精神就是一種實干精神，而我們今天整個時代最缺乏的就是實干精神。因為今天是“勞而不獲”和不勞而獲呵，于是就沒有人想實干呀，都想不勞而獲，都想投機。我還專門講過一個課叫做“投機之道”，因為這個時代你講實干就沒有人聽，知道嗎？那就只好去給他講投機，但是“投著投著”就去講實干了，這是個辯證法。今天所有的孩子為什么都想上大學？因為上大學在父母看來是一個可以不勞而獲的通道，而不上大學就只能去實干，只能老老實實干活。所以，你就會發現，哪怕是那些在工廠里干活的人，受這個風氣的影響，他也不見得老實，也不想認認真真地給老板干活，所以老板不得不弄出來什么《給加西亞送信》、《細節決定成敗》，是吧？其實不就是雷鋒說過的那個螺絲釘精神嗎？只不過給誰當螺絲釘的問題。

2﹒制度型螺絲釘和文化型螺絲釘

我還進一步體會到有兩種類型的螺絲釘：制度型螺絲釘和文化型螺絲釘。比如說我們街頭經常會看到報刊亭和小雜貨店，你仔細去體會一下，那個報亭里的主人和雜貨店的主人，他為了要賣更多的東西賺錢呵，就把所有的空間都堆滿了報紙、雜志、貨物，對不對？自己的位置是非常狹窄的，就只有一張凳子，一轉身就碰到各種貨物，甚至連轉身都極費勁。那么他們在干什么？按照定義來說，他們是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的，看見沒？他在給自己當老板，是吧？但是實際上他在干什么？是在當螺絲釘，而且是特別自覺地在當螺絲釘，因為他也沒有辦法，他被這個逼，被那個逼，最后就只能去弄一個雜貨攤，去當這個螺絲釘。

這個情形還算是好的呢，你若是到了工廠的生產線上，可能是連轉身的余地都沒有，作生產線上的螺絲釘的時候空間就更狹小。那么你不這么干行不行？不這么干你就沒飯吃。所以，在有制度逼迫的情況下，在細致的、社會化分工的情況下，分工越來越細密，制度越來越嚴密，這個螺絲釘轉身的余地就會越來越小，這個就叫做制度型螺絲釘，契約用工嘛，就是這個道理。契約用工，看上去是自由的，實際上的角色就是螺絲釘。

再說文化型的螺絲釘。其實雷鋒就是一顆文化型螺絲釘，為什么說是文化型螺絲釘呢？對于他來說，有什么嚴密的制度嗎？沒有。汽車隊剛剛建立的時候，汽車隊對司機的管理是很松懈的，靠的就是司機的自覺，提倡擦車、保養、開車時不開莽撞車，這樣才能讓車保養得比較好，對吧？雷鋒在汽車隊剛成立，制度還比較粗糙的情況下，完全是靠自覺的。至于說他在休息的時候，就跑到附近的工地去幫人家推小車，去街上幫人家抱小孩、背行李，這種螺絲釘完全是自覺主動的，根本沒有人逼迫他，是沒有壓力的，完全是出于自覺。其實這種螺絲釘的感覺就不是螺絲釘，或者說他既是顆螺絲釘，又是個主人；而我們今天雜貨攤上的螺絲釘或者生產線上的螺絲釘，同時又是個奴隸。雷鋒他是顆螺絲釘，但是同時他也是主人。要是進一步去思考的話，我愿意稱雷鋒是一顆“具有世界歷史視野的螺絲釘”，這顆螺絲釘做得可大氣呢！因為這個世界要生產、要生活，客觀上有分工，那就一定是有螺絲釘的；但是他又是有整個世界歷史的視野，有整個階級翻身得解放的視野，所以他就會自覺、積極地工作。我們需要的就是雷鋒這樣的螺絲釘精神。

3．雷鋒精神在全面所有制企業中是如何運行的

緊接著我想探討一個問題。前面我初步說了，雷鋒精神和公有制的結合，就可以搞好國有企業，具體是怎么結合的呢？這里我想說的是雷鋒精神在全面所有制的企業里面是怎么去運行的？應該是《鞍鋼憲法》。但是我在這里講的《鞍鋼憲法》是想擴展一點的，以前也講過鞍鋼憲法，后來仔細看，覺得講得不完整，因為以前光講“兩參一改三結合”，而“兩參一改三結合”只是其中一條，還有黨的領導、政治掛帥、群眾路線、大搞技術革新與技術革命，一共是五條。什么叫黨的領導？站在雷鋒的汽車隊的連長、營長或者團長的角度來講，他們的感受就會比較深。我后來看到一個鞍鋼憲法的重要參與者——一個姓宋的工程師（他對鞍鋼的貢獻比較大）的兒子后來寫了一份東西。他說：我父親他們搞的鞍鋼憲法，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就是大搞技術革命與技術革新，后來的政治家又給加上了“黨的領導、政治掛帥、群眾路線”，那是為了服務于政治的需要，其實是弄錯了。

但是我認為當年的這位姓宋的工程師的兒子還真的是不理解鞍鋼，不理解鞍鋼當時是一種什么樣的狀態。比如說你設想自己是當初鞍鋼某一個分廠的廠長或黨委書記，什么是黨的領導？是不是你黨委書記的領導？錯！黨的領導就是整個新中國的歷史要進入人的頭腦中的領導。假如說我是雷鋒汽車連的連長，那么是我在領導雷鋒嗎？我能把雷鋒的能量調動發揮到這種程度嗎？調動不了的。雷鋒這種積極性是來自全社會的教育，來自黨的教育，來自翻身得解放的事實，不是哪一個黨委書記能夠領導的，任何一個黨委書記都無法培養出雷鋒這樣的人才、雷鋒這樣的精神。可是雷鋒不是一個呀？也就是說，越是站在高的領導崗位上，比如說你是一個團長，你就會發現自己所在的團中那么多人積極性那么高，莫名其妙呵！而那莫名其妙的感覺就是黨的領導。就是你不理解人家為什么積極性那么高，不理解為什么你說了那么幾句話之后人家很激動。其實是社會給你做的鋪墊，那叫黨的領導。

那么那個姓宋的工程師的兒子為什么不能理解“黨的領導”？因為后來把這套東西都給抹煞掉了，同時也可能他父親自己站的角度也沒有那么高。什么叫做黨的領導？就是他父親工作特別積極，而那個使他工作積極的原因就是黨的領導。他父親工作很積極，這一點讓他很自豪，覺得父親當年做了很大貢獻。可是父親當年為什么那么積極呀？如果是給資本家干活還會那么積極嗎？他就不問這個問題。可是就是這個人家不問的問題就是奧秘所在。黨的領導還意味著什么？如果我作為一個團長或者黨委書記，想干點壞事行不行？不行，因為我下面的同志都是按照黨的領導，要建設社會主義，所以如果我想裝滿自己的腰包，那群眾的眼睛可是雪亮的。而群眾的眼睛是哪里來的？是黨給他的。這個就叫做“黨的領導”。所以說在原來的全面所有制企業里面，你要想干壞事，不容易呵，要像今天這樣腐敗，多困難呵！因為今天已經失去了黨的領導了。今天是說大家都可以自私自利，那也就是把黨的領導從根本上撤銷掉了。

第二個叫政治掛帥。什么叫政治掛帥呢？我后來仔細地體會了一下，我們現在的企業叫做什么“掛帥”？叫“利潤掛帥”，對不對？就是總有一個掛帥的吧，也就是一切工作的總綱是什么。現在一切工作的總綱是利潤，比如說中石油、中石化，它才不管油價高老百姓是否受得了呢，“愛受不受，反正是自由買賣，我這兒的汽油就是六塊錢一升，你愛要不要！”這個就叫做利潤掛帥。那么什么叫做政治掛帥呢？就是要考慮：這個汽油的價格是不是太高了，大家買不起，所以哪怕是虧損，那也要兩塊錢一升照賣。那中石油虧損了怎么辦？沒關系，財政部可以給你貼，因為還有其它的東西可以賣得貴一點呢。總之吧，所謂的政治掛帥，是指企業要服從全國經濟建設的大局，甚至是要服從國家出口的需要，服從國家戰爭的需要……在服從這個大局的情況下，你再去有自己的利潤積累，這個是可以的。所以，政治是“掛帥”的；那么利潤是干什么的？利潤是“掛將”的。也就是說，不是不講利潤，誰說不講利潤呢？只是說利潤不能做主帥，政治才能做主帥。其實指標還多著呢，比如說節能、減耗呀，那個可能叫“掛校”吧，就是說“帥”下面還多著呢，以為“政治掛帥”就是只有政治啦？那是我們的簡單理解。所謂政治掛帥其實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因為它可以解釋我們國有企業哪些部分、什么時候效率高，其實都是服從政治掛帥的。

有一次我去武漢，聽到一些朋友講了這樣一件事情。他們說據武漢紡織廠一個當年的女工講：她們那個棉紡織廠開工五分鐘就可以生產出這個廠一個月的工資來，我估計有點夸張啊！如果開工五分鐘就能生產出一個月工資的話，那后面的時間就全是在生產利潤了，這利潤就實在太高了。我覺得這種說法可能是夸張了，但是，原來的棉紡工業利潤很高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毛主席當年為什么說“我們要優先發展輕工業，優先發展農業”？其實就是要用輕工業、農業的發展去積累、去支持那個重工業，就是因為看到沿海地區的輕工業都屬于利潤特高的企業，只不過這個利潤不能留在你這個企業里頭，要被財政部收走，收走之后就去建設比如上海的棉紡廠，去建設重慶、西安、昆明的棉紡廠，或者去去建設攀枝花的鋼鐵廠，這就是政治掛帥。它的好處是什么呢？是不是因為攀枝花鋼鐵廠虧損（攀枝花鋼鐵廠前期可能是虧損，甚至可能是連年不斷的虧損），所以它就不發工資或者低工資啊？是不是因為棉紡織廠利潤很高所以那里的工人工資就很高呢？不是的。當時全國工人階級不論干什么活，通通是一樣的八級工資制，這樣的情況下就不容易使人產生投機心理。不管你在什么工廠，只要是同一種技術級別，只要是同一種工齡，拿的都是一樣的工資，這樣就有利于大家老老實實干好工作，因此效率也就很高，要不然的話他就會老想跳槽。比如說我是攀鋼的，因為我們現在還處于虧損階段，我就要跳到那個棉紡織廠去，最后攀鋼的工人都到棉紡織廠去了，那誰來建設鋼鐵工業呢？是這個邏輯吧！就像我們今天，不是因為我的工作不累、不多、不重，而是因為我在運輸行業，這個行業本身利潤很薄，因此工人的收益就很低；反過來，比如說我在中石油、中石化，我可能啥事都不干，但是那個薪水還會高得不得了。于是就會導致全社會形成這樣一種風氣：不想好好干活，都想跳槽。從這個意義上講，計劃經濟時代就是杜絕了跳槽的傾向、投機的傾向，知道吧？

政治掛帥要說到這個地方就涉及到價格體系。西方主流經濟學就認為計劃經濟無法制定價格，價格是靠市場來形成的。按照計劃定價，憑什么一塊手表就要一百塊錢啊？憑什么一斤糖就要三塊錢啊？其實，這個時候制定出來的那個價格就是政治掛帥。怎么講？比如一斤糖要賣三塊錢，實際上那個糖的成本可能就三毛錢，為什么這么貴？就是要對高收入的人收消費稅，知道嗎？中國人過去的工資差距相對于我們今天是小多了，可是在工資差距小多了的社會條件下，比如說我一個教授在五六十年代拿兩百塊錢、三百塊錢的工資，那其實是非常高的薪水。可是他要花起錢來就會覺得那么多錢也不見得禁花，因為手表100塊錢一塊，其實那個手表的成本沒準就十塊錢。國家就是要用那個輕工業的積累去支持重工業，因此就要給那些奢侈品、消費品定高價，讓你工資高的人在消費環節再去補償窮的那部分。它形成這么一套機制，這個也就可以叫做定價上的政治掛帥。

在經過我這樣解釋之后，你是可以理解定價上的政治掛帥的；但是如果你沒有這個概念，那還真的就不好理解。比如說我們航空部，按國家計委的規定，航空部產品怎么定價啊？就是成本加成，比如說你這架飛機成本一共是一百萬，那最終怎么定價啊？就定成一百零五萬，也就是成本加百分之五的利潤。如果按照成本加成定價，你會發現這個航空部效率不高啊！的確就是不高。可是如果航空部這么算，它效率可能就比較高。怎么算呢？1952年到1990年，中國財政部往航空部里投入的資金一共是128億人民幣，1990年之前的錢都比較值錢啊，一定得搞清楚這個基本事實，那128億也不是一筆小錢啊！航空部所生產的飛機、發動機、機載設備、導航設備和各種各樣的零部件，所有這些東西在同等性能條件下到國際市場上去采購，需要花多少錢？這么一算就算出航空部的效率來了。這些飛機、發動機、機載設備、電子設備如果是到國際市場上去采購，所需要的錢就是128億乘以20。這么一算你就會發現，航空部的主要缺陷不是效率太低，而是太高了。

航空部的效率為什么這么高呢？道理其實非常簡單啊：航空工業是一個高技術工業，這高技術工業特點的要害就在于高技術人員的工資收入特別高。為什么美國那個飛機價格高啊？其實說到底，它的技術人員都是高薪的呀，所以飛機價格就很高；可是我們航空部的工程師們在1950年到1990年這段時間，拿的是多少錢？他們跟鋼鐵廠、棉紡織廠工人拿的工資是一樣的。他們以極其不可思議的低工資干著西方國家那些高工資的工程師們還沒有做到的活，這效率能不高嗎？簡直是開國際玩笑！我為什么要強調“同期比”啊？ 1970年時，對于波音707那些工程師、工藝師而言，他們是有現成的圖紙、現成的工藝裝備、現成的研發隊伍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再往前改進，那個工作量是比較小的；而1970年我們那些“運十”的工程師們就得沒日沒夜地干，并且還得拿著低工資。所以，我認為航空部的主要缺點就是效率太高，效率太高就意味著工資收入不高，因此生活水平也就不高呀。這個類似的現象在各行各業都可以觀察到。你不是說國家計委不按市場定價嗎？是沒按市場標準定價！可是你為什么用市場標準去衡量它的效率呢？既然國家計委不是按市場定價，那就不能按照市場的標準去衡量它的效率！80年代批評航空工業沒效率，航天工業沒效率，其實就是按照國家計委的成本加成定價在批他們的效率。

政治掛帥不簡單是上面這些問題，不簡單是定價問題，還意味著其它一系列的方面，包括意味著員工是第一位的，職工、工人是主人，主人的需要、主人的福利是第一位的，而不簡單是要利潤的問題，也不簡單是要服從全國大局的問題，還要優先尊重職工的參與權，這個也叫做政治掛帥。所以，定價上的政治掛帥和全國一盤棋的政治掛帥以及對于職工的尊重，發揮職工主人公積極性，這些意義上的政治掛帥合起來可能是政治掛帥比較豐富的內容。

第三項就是群眾運動。所謂群眾運動，在整個后三十年的歷史當中都是被妖魔化的。他們說“群眾懂個啥呀？一切都應該專家說了算，領導說了算，群眾老老實實干活不就完了嗎！干嘛要發動群眾啊？”我認為群眾運動其實是政治掛帥的延伸。比如鞍鋼、寶鋼、首鋼，比如上海國棉一廠，既然工廠是屬于全體職工所有的，是全體工人階級所有的，憑什么你們幾個人說了算？沒有群眾運動行不行？沒有群眾運動、一切都聽領導的情況下，領導之間會相互包庇，他們內部滋長的那種腐敗傾向就會被忽視掉；而有了職工、有了群眾監督之后，他們的眼睛是雪亮的。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干部不懈怠、不腐敗？主要靠什么？應該說主要還就得靠群眾運動。我印象可能有些不準呵，毛澤東時代啥事不能干呢？除了拉關系、走后門等，至少是有兩條不能干，就是 “房間不能走錯，口袋不能摸錯。”一個是搞女人，一個是貪錢，這兩件事是不能干的；而現在是隨便干，知道吧？那時候為什么不能干呢？就因為群眾的眼睛老盯著他。我們今天的反腐敗為什么不容易反下去？你不把群眾的能量調動起來，那個腐敗肯定是抑制不住的。所以這是群眾運動的要害。

群眾運動有沒有缺陷？有啊。群眾運動容易傷人呵，有些復雜情況群眾也可能考慮不到呵，一不小心連好人帶壞人一起批判，是吧？有沒有這個可能？有啊。所以不是說只有群眾運動，要害在于前面還有黨的領導，還有政治掛帥呢，群眾運動只是其中的一條，它有一個恰當的位置。不然群眾運動放大到無限，此外就沒有別的，所有的東西都破掉，只有群眾運動，那可能就會出問題，所以還得跟黨的領導結合呀！那咋結合呀？群眾自有無數辦法去結合的。像雷鋒這樣的群眾怎么跟黨的領導結合？其實誰要做雷鋒的領導實際上是會挺累的，明白嗎？雷鋒很認真干活的時候，領導就有點不好意思，是吧？但是如果雷鋒的領導也是好領導，那他就會覺得非常高興。它是這樣一種群眾運動跟黨的領導相結合，而且可以結合的很好。諸位，一旦把精神的因素加進去，整個就會“化腐朽為神奇”！

然后就是“兩參一改三結合”，這方面的意義崔之元他們講的比較多、比較好，我這里也不多講了。如果僅是有后面這兩條，其實日本人可以學，美國人也可以學，德國人同樣可以學；而前面三條卻是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搞，只有全民所有制國家那個企業可以搞。

總之，我認為這樣去理解雷鋒的螺絲釘精神會比較豐富一些。

如果雷鋒活到文化大革命他會怎么樣 |…

我要提一個刁鉆古怪的問題就是：假設雷鋒活到文化大革命他會怎么表現？我的猜測是這三條：

雷鋒在第一階段應該當保皇派。為什么啊？因為雷鋒無限感謝黨，無限熱愛黨，知道吧？上級領導都是黨的化身，然后毛主席告訴他說我們這個黨內出現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我們要自下而上揭露陰暗面。可是雷鋒的特點是根本不看領導有什么陰暗面，他就埋頭干自己的活，埋頭干自己認為應該做的好事。一旦獲得領導的表揚啊、晉升什么撫順市的人大代表啊，他就覺得特別激動、特別高興。他不知道上面的人大常委會主任可能就有問題，他從來沒這么想過。所以我有相當大的把握認為：當文化革命起來的時候，因為雷鋒是積極分子、是榜樣、是模范，所以就會覺得黨是天然正確的，是完美無缺的。那么在他看來，資產階級可能在哪里呀？一定是在社會上。他不知道資產階級很可能就在黨內，甚至他的頂頭上司沒準就是。所以第一階段他很有可能是保皇派。我遇到不少這種保皇派啊。

后來，因為雷鋒當了保皇派，就可能會有人去關心呵，會告訴他 “雷鋒你站錯隊了，知道嗎？”毛主席的侄子毛遠新就犯過這個錯誤：第一階段毛遠新在黑龍江就是保皇派，后來一回來匯報，人家說他站錯隊了，這樣他才又成了造反派。昆明也有一個老同志，他的經歷就是這樣：本來是首長的衛生員，首長因為打江山功勞很大，是他要保衛、服務的對象。后來運動起來了，有一群造反派沖擊機關，沖擊首長，那他是天然要保衛首長的，知道吧？后來中間有一個轉折，大概就是周總理遞下話來說：“你站錯隊了！”他一看，“哦！今天這個當權派就是當年我要服務的首長！”于是，馬上就想起來這個首長過去也有問題，只不過當初把他的那些問題忽略了、原諒了，或者說覺得那些問題也是正常的，只要他干革命就行。后來發現那些特權傾向、那些享受傾向就是問題。所以，我估計雷鋒第二階段會當造反派。

當了造反派之后，第三階段會干什么呢？我估計選革委會的時候，他會做類似革委會副主任這樣的角色，比如撫順市革委會副主任，他大概會去干這個角色。那么就是說革委會里頭會進去大量這種先保皇、后造反的人，因為這種人是兩面都可以接受的：造反派覺得他確實是我們的榜樣，而保皇派也覺得這是我們一手培養起來的。這樣的人大量地進那個革委會，包括我們看到的陳永貴這樣的人，大概就是容易進革委會。一般來講，那些真正的一開始就造反而且后來造反到底的人，即使進了一段革委會也會被打下去，會被什么“一打三反”、“五一六”、“清理階級隊伍”給干掉。但是像雷鋒這樣的勞動模范可能會在革委會里頭呆到1976年。76年之后干什么？76年之后，像雷鋒這種人，你要把他妖魔化成“殘渣余孽”也不容呀啊！你要把雷鋒說成“打砸搶”，這個同樣也不容易！所以那就得讓他靠邊站。他大概會是這么一個經歷，可能會比較接近紀登奎、吳德、陳錫聯等人的經歷，就是跟這個群體一起靠邊站。這個說得有點搞笑，只是猜測啊！

如果雷鋒活到今天他會怎么樣 |…

如果雷鋒活到今天會怎么辦？我想他大概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是繼續做好事。北京軍區有一個活雷鋒叫孫茂芳，今天就在不停地繼續做好事。因為一直做好事，后來大概就當了師政委還是什么的。總之吧，就是做了愛心大使。其實師政委可以干的事很多，比如可以帶出一個好的師，可以選拔一批好的師干部。但他可能缺乏干這些活兒的能力，所以哪怕身為師政委，卻會天天去掃大街。雷鋒就可能會是這樣呵，就是繼續做好事。我認識的一位邯鄲的老同志，就比較接近這種狀況：在今天這個時代，他也說不清楚到底哪個對，反正甭管你哪個對，甭管吹哪陣風，我就老老實實干好事。這就是一種可能的出路。

第二種可能的出路：雷鋒會反對私有化。當初雷鋒是被人拍了一巴掌才當上造反派的；到了今天，這雷鋒沒準是非常自覺地當了造反派，當然今天沒有“造反派”這個詞啊，但是他的思想角色可能就是因為反對私有化而類似于造反派的角色，沒準可能就跟馬斌老人、李爾重老人很接近，就會跟他們一起來反對私有化。雷鋒可能有這兩條出路。哪條出路可能性大？這我還真不清楚啊！因為兩種可能性都有。

第一種可能性就在于：因為他對黨無限熱愛，所以無論黨干什么他都覺得是正確的；哪怕這個黨變了之后，他還認為是正確的的。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而第二種可能性就在于：因為雷鋒老是唱那個“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唱著唱著可能就會思考“今天這個資產階級是不是在黨內呀？到底有沒有資產階級呀？”雷鋒要是一琢磨這些問題的話，那就可能會反對私有化。我估計雷鋒一旦開始反對私有化，那個“學雷鋒運動”還能不能持續下去就是個問題。大概是這樣啊。

從雷鋒現象看信仰的確立 |…

   再講一個問題：從雷鋒現象看信仰的確立。

我首先體會到雷鋒的信仰不是一個超階級的信仰，而是一個階級的信仰。超階級的信仰是跨時代的；而階級的信仰隨著階級的斗爭、階級力量對比的變化，就容易被妖魔化。雷鋒確實不是一個超階級的信仰。那反過頭來講，階級的信仰就會非常強烈，尤其是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或者說在一個無產階級揚眉吐氣的時代，那種階級的信仰就會變得極其的強烈，這個是一個基本特征。那么這兩者之間有什么區別？階級的信仰也不是不講利益的，階級的信仰是講階級的利益，以階級的利益作為階級信仰的物質基礎。而超階級的信仰，它缺乏一個具體的階級利益做支撐，比如對于上帝的信仰就是一個超階級的信仰。在上帝看來：世界上的人都是迷途的羔羊。什么叫迷途的羔羊？殺人犯，就是迷途的羔羊；貪官污吏，同樣也是迷途的羔羊。這個叫超階級的信仰。以階級的信仰來看，這貪官污吏怎么能算是迷途的羔羊呢？他整個是殺我的豺狼，絕不是什么“迷途的羔羊”！這就是兩種信仰之間的差異。

但是它們也有共同性：只要是個信仰，甭管它是階級的信仰還是超階級的信仰，就都有一般信仰的特征。因為有信仰，生活就充滿了光輝，充滿了意義，充滿了幸福感，而這是我們今天日常生活中最稀缺的一種東西，就是意義感和幸福感。我們今天錢掙得不少，天天琢磨著怎么才能比別人賺更多的錢。當整天只知道錢、錢、錢，“錢來錢去”之后，所有的人際關系就瓦解成錢和錢的關系，于是就會猜疑、妒忌，得到了錢的想保衛錢，沒得到錢的想得到錢，這樣就是天天無窮無盡的算計，算得又痛苦、又焦慮、又煩悶。其實，對于這些人而言，無論錢多錢少都一樣，就是沒有意義感，也沒有幸福感。可雷鋒除了意義感和幸福感之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永恒感，這個是特別不得了的東西。永恒感是接近超階級信仰的特點，離階級信仰比較遠，離超階級信仰比較近。這種永恒感是雷鋒用日記表達出來的，我們都熟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為人民服務的事業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的事業當中去，這樣人生就獲得了永恒。”這段話我們都不知道是不是他自己體會到的，因為作為二十二歲的一個年輕人（他死的時候才二十二歲），體會到永恒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那是一種極高的境界。

諸位聽說過狼牙山五壯士的故事嗎？狼牙山五壯士當中后來活下來的一個大概叫葛振林。他生活在一種什么狀態當中？他覺得“我的戰友們都為革命獻身、犧牲了，我能夠活下來就已經很不錯了！所以，我不能再講享受，不能問人民要這個、要那個，人家都犧牲啦！我只能好好為人民服務！”很多的老革命都是這樣的想法。我們學校的那個老校長武光就是這種例子，我感受到武光和雷鋒之間存在著極其強烈的內在的相通性。武光是1912年出生的，1928年的時候就當上了國民黨河北某個縣的黨部的宣傳部部長，一個月拿的薪水大概是48塊錢大洋。48塊錢大洋養活全家沒問題呀！生活得不錯呀！因為那時候一個車夫一個月的工錢大概也就是兩塊錢、五塊那樣。而他作為十六歲的一個年輕人，就可以拿到48塊錢的大洋，應該說叫前程無量吧？可是問題是：1928年是四一二大屠殺以后的日子，武老又是比較傾向于共產黨的思想，因此這個越來越右的國民黨體系里的工作就使他很不爽。后來又遇到國民黨和當地的那些士紳的聯合攻擊之后，他就走了，跑到北平來找地下黨。可是到哪里去找地下黨呢？一時間根本就找不到。那干什么呢？只能在北京拉洋車。后來歷盡磨難終于跟地下黨接上關系了，于是就白天拉洋車，晚上刻鋼板，出宣傳畫冊，貼傳單，工作非常辛苦。后來又曾經被國民黨抓到監獄里去，放出來之后跑到了延安，正好遇到“三光”政策時期，大批敵后的干部從敵占區回到延安去集訓，其實是保護干部。但反過頭來講，敵占區的干部就非常缺少，因為大量干部沖回到延安來了。這時武光說“我還是要到敵占區去”。于是他就跑到北京西北方向海陀山這一帶領導游擊工作。但問題的要害就是說，當他走到河北境內的時候得了一場瘧疾還是什么，總之是人就起不來了。在山洞里頭整整一冬天就靠老鄉送那些殘羹冷炙，我還不知道什么東西啊，總之就是活過來了。后來慢慢地這個瘧疾不治自好啊，他幾乎就是爬到了海陀山那里去。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那革命成功以后功勞不是“大大的”？吃的苦豈不是“多多的”？那要享福的話其實完全有資格啊？不是，他不享福，而是真正地繼續為人民服務。所以北航的那些老教師至今對武光院長非常有好感。武老到北航來的話，仍然是人氣很旺的。靠什么？其實武老領導北航也不是說他懂什么航空，懂什么發動機。航空發電機他都不懂。但是他懂什么呢？就是懂得要竭盡全力地為教師解決生活上的困難。他天天在校園里頭轉，有什么問題他馬上給你解決掉。所以大家覺得這個叫“黨的領導”，“黨的領導”并不是具體技術上的事；而是因為會有這么一個路線，這么一個方向，這么一個動力之后，大家齊心接力干就是黨的領導。武光身上就有那種強烈的永恒感。我的體會是這樣啊！我也已經有一些年沒去見武老了，今年一定要再去見他。前些年見的時候，90多歲高齡他還在打羽毛球啊！這情形跟一些人到了八九十歲等死的狀況非常不一樣。那才真的叫有信仰的人啊！也是有永恒感的人！他要把個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的事業當中去。所以他從來不知道老之將至啊！老也是干革命，小也是干革命，那就沒有什么區別嗎！他的邏輯是這樣的。這個當然可能是我的歪曲，可能是。我只是這么一個感受啊。在他身上感受到這種強烈的永恒感。

信仰的一般特征就是“以苦為樂”，因此“苦”就不再是苦，而是變成樂了。冬天里一個晚上給人家洗六床床單，你說苦不苦？而且那個是在撫順哪！撫順的水是冰冷冰冷的水，跟北京的水根本沒法比。用那個冰水去洗衣服、洗床單，苦不苦啊？一定苦。但他沒覺得苦。人有一種特別特異的東西：你讓那個豬站到冰水里頭去，冷不冷？它一定冷。但是同樣是站在冰水里，人因為有理想，就可以以苦為樂。其實中國革命之所以勝利，中國建設之所以能夠有偉大的成就，就是因為有這么一批以苦為樂的人。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不僅是零成本和西方的國家企業去競爭，甚至是無成本或者是負成本。本來人家受了苦你總要補償吧？可是他以苦為樂，你還補償啥？補償在他看來就是對他的腐蝕！（掌聲）

那是不是意味著“越窮就越是社會主義呀”？不是的。其實干的工作多了，慢慢地別人的生活都好起來了，那你自己的生活想不好起來也難，知道吧？所以那是一個“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事情。他都是把困難留給自己，把快樂、幸福留給別人。人人都這么干的時候，邏輯上講一定會出現一個“水漲船高”的局面，再加上正反饋發展的機制在那里起作用：不僅是開汽車會開得特別好啊！修汽車是不是也修得特別好啊？造汽車會不會造的特別好啊？汽車技術會不會積累？雷鋒精神可不僅是掃大街啊！那意味著對本職工作的螺絲釘精神！有了這個螺絲釘精神，用十年、二十年的工作去積累，一定會出極大的成就。

我觀察到雷鋒還有一個特點：他能夠批判不符合他思想、不符合他信仰的那些歪理邪說。比如有人說“活著有什么意義呀？不就是混口飯吃嗎？”他在日記里頭就開始批判了，說：“不對！人是要吃飯的，但是活著不是為了吃飯，吃飯是為了活著。那活著為了什么？活著是為了實現共產主義理想！”瞧見沒有？什么叫理想主義者？不是說他不犯錯誤，更不是他察覺不到錯誤，而是說他對錯誤特別敏感，有一個自我反省的能力，同時也有一個反省別人的能力。其實你也可以想見當時的冷嘲熱諷也是不少的，雖然不會像今天這么強烈，但是有沒有呢？我估計還是有的。那個東西很深，很深。我們這個社會從總體上來講，你得搞清楚一個基本特點：有雷鋒的同時有沒有李鋒啊？有沒有王鋒啊？有很多“鋒”，知道吧？這很多“鋒”意味著什么？最擁護新中國的是當年最苦大仇深的，最不擁護的是當年的地主、資本家和一些特權人士。介于兩者之間的，既可以擁護又可以不擁護，所以當雷鋒的信仰非常強烈、非常深刻的時候，那些原本不是那么苦大仇深的人就不容易理解。在這種情況下，雷鋒能夠具有反思自己和反思他人的這種批判能力，是極為重要的。今天這個社會就存在這樣一種情形：本來一個人是想做好事、做好人的，后來一聽說“做好人就是犯傻”，于是就想：“那還是算了，我這人還沒傻呢，是吧？我該干什么就干什么，還是老老實實賺錢去吧！”這樣就過去了。我們經常講“蓬生麻中不扶自立”，對不對？我們講入鄉隨俗。可是有了批判精神之后，入鄉就不隨俗啦！沒有批判精神，入鄉你就隨俗。（掌聲）是這個邏輯吧？所以雷鋒的這種批判精神還真是極其難得的。至于說后來文化大革命中他會怎么樣？我還真搞不清楚。我認為作為一個二十二歲的年輕人，就當時而言絕對是很優秀的！

從雷鋒現象看信仰的力行 |…

1﹒踐行信仰要從小事做起

   下面說一說如何堅持信仰。其實在今天的社會，有些年輕人也不是不想有信仰，也想有，甚至已經確立了，但是一到生活當中就沒有了，因為生活當中有無數的小習慣。有了信仰之后，按說是該從小事做起的，比如說我信仰和崇拜毛主席，可是當我帶著毛主席像出去時，就可能有人說“呦，這年頭了，你還帶什么毛主席像？”那我可能立刻就覺得“是呀”，還有點不好意思，于是就會把它摘下來。也就是說哪怕是這樣的小事，你也是很容易動搖的。因為現在所謂“剝削階級的思想體系”，已經形成了方方面面的生活習慣、生活細節，只要你稍微跟它有一點兒區別，人家馬上就覺得你這個人氣味不對，不是他們一伙的。如果你想被人家認同該怎么辦？那就得學會跟人家一起喝酒劃拳，什么“哥倆好啊，七個巧啊！”你得跟他們來這個。這樣人家就會覺得你是一伙的。如果你不會這些東西，說“這些有啥意思呀？還不如看書去。”那人家就會覺得“算了，你不是我們一伙的。”于是，你也就被別人孤立了。當你到處被孤立的時候，就會感到很不爽，因此也就堅持不下去。所以信仰這件事要從小事做起，要敢于堅持；敢于堅持就是要敢于被孤立，叫“光榮孤立”，知道吧！怎么叫光榮孤立呢？其實我想大家已經體會到了，如果說人家都是“豬生哲學”，而我是“人生哲學”，我被那豬孤立是不勝光榮之至啊！對不對？

2﹒培養吃苦耐勞的品質

堅持信仰除了從小事做起之外，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確實面臨一個雷鋒那個時代不存在的問題：雷鋒所處的時代，總體來說生活環境是比較艱苦的，汽車很少，自行車很少，這樣你就得走路，就得體力勞動，所以那個時候就為自我改造提供了一個體力勞動形成的環境。今天是什么情形？出門就是自行車或汽車，對吧？甚至自行車都是窮人的工具，五十塊錢一輛的自行車隨便扔，是吧？當然好像也不至于這么說啊！但總之就是說，今天搞一個湘滇黔旅行團就不得了，其實不就是騎著自行車走嗎？當初是特權者或者說是少數人才可以騎自行車的。今天物質生活環境變得寬裕了，因此也就缺乏了鍛煉條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人看來，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人生活的艱苦環境是不可想象的，可是我們今天生活條件的優越也是五、六十年代的人不好想象的。

今天的社會，物質技術水平確實有了提高，生活的方便程度也在不斷提高，當然這些靠的是正反饋的積累才完成的。可是這么一來，人也就變得越來越懶了，知道吧？越來越吃不起苦，越來越經受不起誘惑，這個才是大問題。六十年代，毛主席感受到這個問題之后就提倡“上山下鄉”；可是今天再想“上山下鄉”就不具備條件了，因為過去是毛主席號召大家“上山下鄉”，同時有插隊落戶一整套安排，今天如果再去“上山下鄉”，人家就會覺得你是不是神經有毛病了？就是這個邏輯啊。而且現在都已經私有制了啊，你去鄉下是誰吃虧、誰占便宜呀？就是存在這個問題。當初是給生產隊干活，年輕人來了就是一壯勞力，肯定會給生產隊干活，是吧？今天就說不清楚啦！所以這個時候下鄉鍛煉也不可行了。

所以，我就建議是不是可以每天步行啊？是不是可以騎自行車旅行啊？這個對年輕人的鍛煉還是挺好的。我還特別推薦步行去旅行，因為步行你可能就要走小路，就可能要走石板路、要走泥路，這樣就可能深入到中國的毛細血管里頭去了。如果自行車旅行還是在公路上，還是在干線上，這樣就無法了解毛細血管，就無法了解中國社會千千萬萬農民的狀況，因此也就根本不知道北京的財富是從哪里來的。農村為什么窮？是因為城市富啊！兩者之間是互相矛盾的。城市越富，農村就可能越窮；城市越繁榮，農村就越衰落啦！不知道諸位是什么感受，我的深切感受就是這樣。隨著城市越來越繁華，打工價格逐漸地有所提高，于是在農村種田的人就越來越少，大量的農民流入城市。但是，你會發現由于大量農民流入城市，服務業就變得特別發達，各種服務業的價格就開始降低，看見沒？服務業價格降低，城里人的感覺就是“保姆也請得起了，飯館也上得起了。”如果農村是繁榮的，就沒有人愿意從農村出來呀，因此城市里勞動力就是緊張的；勞動力緊張的情況下，你就請不起保姆，也上不起飯店。所以是窮人越窮，富人就越富。它這個邏輯一定是這樣的！窮人的感受越不好，富人的感受就一定很良好。這叫馬太效應啊！這還真不是馬克思說的，而是耶穌說的！所以我覺得要認識中國這個社會，要認識城市就得去認識農村；要認識平原就得去認識山區。因此，徒步旅行可能是一個很好的辦法。但是，徒步旅行的優點是能夠深入到毛細血管，欠缺就是走不遠，知道吧？走兩萬五千里得一年呢，是吧？所以，你也可以在面上走走，用自行車走走，那也比你在汽車上、在火車上要強多啦！

3﹒始終保持思想上的敏銳，不給自己找退路

還有就是要保持思想上的敏銳，不要老給自己找退路。我們今天缺少一個好的社會氣氛，總是覺得自己既可以這樣又可以那樣，雖然也希望有千千萬萬個雷鋒存在，但自己還是準備搭便車。這個就是給自己找退路，反正這個世界“天塌下來有大個子的人頂著”，是吧？“總會有傻瓜出現的，而我當聰明人就ok了！”生活當中走信仰之路的確比較困難，因為一不小心就給自己找了退路，對吧？所以，我確實覺得還是得有榜樣。雷鋒當然是我們比較好的一個榜樣，可是雷鋒的榜樣是誰？雷鋒的榜樣是董存瑞啊、黃繼光啊、向秀麗呀，但我感覺雷鋒最大的榜樣恐怕是毛主席。只不過毛主席這個目標太高，他不好說出來。他總不能說：“我的榜樣是毛主席，我要做毛主席。”這么說不行，是吧？但是作為前進動力總可以吧？

4﹒良好的社會氛圍

雷鋒當時之所以能形成這種堅定的信仰，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整個社會都是一個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你讀的書是這樣的，看的電影是這樣的，聽的戲、廣播都是這樣的，整個社會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信仰的氛圍。今天到處是自私自利、斤斤計較的氛圍，所以你要有信仰就變得挺不容易的。我說的不僅是指你要堅持共產主義信仰，在這個自私自利的社會中會步履維艱；其實你哪怕是要堅持和傳播基督教信仰或者別的什么宗教信仰，也同樣會感受到巨大的阻力。這個也就是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思想盛行的結果，它對所有的信仰都有摧毀作用，無論是對于階級的信仰還是對于超階級的信仰，它都具有強大的摧毀作用！

離開雷鋒的日子還能不能有信仰 |…

所以，最后就出來這么一個問題：離開雷鋒的日子，我們還能不能有信仰？我認為是可以有的。但是這個問題的要害要稍微復雜一點兒。

雷鋒那個時代中的邪惡也可能是簡單的邪惡，善良也可能是一個簡單的善良。今天這個社會，你要善良就一定要復雜的善良，如果是簡單的善良，你就會特別容易搖擺，特別容易被拖下水。所以對應的這個說法就是說，如果王朔今天在場的話就會說：“我們這個社會通通都是小人，凡是說君子的都是偽君子”，“啊，我是流氓我怕誰！這個社會人人都是流氓啊”！王朔一定是這個概念。不過他現在可能有點變化啊，有點開始懷念毛主席時代了，說毛主席時代我們“造反有理”，特別生龍活虎，現在一個個小年輕的蔫了吧唧的，是吧！這王朔現在也不滿了。可是王朔當年畢竟是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聲。“是啊！毛主席在讓我們做君子，可是我們覺得自身是有流氓性的，最后我們一不小心就變成了偽君子。”是不是有一部分人在毛主席時代是偽君子啊？他做了好事心里頭不爽啊，總想要索取一點成果和報酬，是吧？大概《炎黃春秋》的吳思就接近這種狀況。開始時他也接受毛主席的教導，要做君子，要做理想主義者，后來一到現實生活中就發現受不了那份苦，后來慢慢地就縮回來了。

于是，王朔就把這個世界定義為兩種人：一是小人，二是偽君子。我認為還要增添兩種人：一是真君子，二是偽小人。真君子就是表里如一、光明磊落，想什么、說什么就做什么，這個叫真君子。真君子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里頭也是有一部分人的，就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缺點就是被那群小人給孤立了，真孤立。不單是把你孤立起來，而且還讓你發揮不了作用。人家就說你“又出來一個傻瓜蛋！”。他們認為君子都是傻瓜，是吧？所以王宏彬在南街村就有一個標語，用的是陶行知的話：“傻瓜種瓜，種得傻瓜。唯有傻瓜，救得中華。”陶行知在當年舊社會的中國，想的是怎么改變中國的教育，進而拯救中國啊！可是人家就覺得“你這個是犯傻。為什么不去賺名賺利呢？”所以他被人罵急了就說：“唉！我他媽就是傻瓜！只有傻瓜才能救得中華！你們那幫聰明人就是把中華給害了！”實際上是非常氣憤的一句話。王宏彬也是被人罵急了，是吧？王宏彬定的那個南街村的工資，工人已經到六七百了，干部還是二百五，“二百五”就是罵人的話，就是說“你們是一群傻瓜”。王宏彬的意思是“對！我們就是一群傻瓜！就是我們傻瓜才能干事，你們聰明人就不能干事，就只能是把這個社會給毀了。”他也是一種非常悲壯的表達。這就叫真君子。

王宏彬他們在南街村是真君子，但是問題在于當他們出去搞推銷的時候，比如說推銷方便面啊，推銷啤酒啊，就會發現真君子這套東西有時候很難打開市場，所以他們就搞了一套東西叫“外圓內方”。所謂“外圓內方”就是說現在不是流行送禮嗎！我也送！人家給我們送禮嗎？我也收！送的禮用公家的錢去送，收的禮退回給公家，這就叫“外圓內方”。他們在外面是一個小人做派，送禮呀，受賄呀，但是他們在內心是個君子。這個就叫偽小人，也就是說他那個小人是裝的，而那個君子才是真的。大家一定要反復去體會啊：逼得君子要裝小人的社會一定是個壞社會！但是逼得小人要裝君子的社會一定是個好社會。所以我愿意接受一個偽君子比較多的時代，因為那是一個小人不得不夾起尾巴做人的時代。而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率真哪！我們放開做小人哪！這樣的社會實際上是最糟糕的一個社會。我感覺應該做這么一個分類。

那么我們的社會該怎樣變化？我的感覺就是真君子逐漸越來越多，偽小人、小人的成分可以剝掉，當小人的外衣多剝掉幾層之后，就可以逐漸接近真君子，是吧！這樣這個社會就好起來了。大家聽上去可能會疑惑：今天是一個如此私有化、如此貪污腐敗的社會，真君子怎么還會多起來呢？只能是大家越來越自私啊！只能是越來越追名逐利啊！只能是隨波逐流啊！為什么在這樣一個社會里面，人們還愿意做真君子？我認為：其實做真君子才是在做人哪，而做小人或者做偽君子就是在做豬啊！做真君子才會有尊嚴感，有自豪感，有永恒感，有意義感，有幸福感；做真小人只會有快樂感，今天搶了誰一把，快樂；明天洗個澡，快樂，是吧？其實那都是動物世界的特點。所以我感覺為什么要做真君子？其實真君子是有優越性的，是有優越感的，真有優越感！在真君子眼里，可能滿大街都是豬和狗。我這話說的不好聽啊！如果按照耶穌的說法就是滿大街都是“迷途的羔羊”！這個邏輯其實是一樣的！

所以在我的體會當中，今天的社會人變得越來越少了，人的成分、人的氣息變得越來越少了，可是正因為這樣就會物極必反，我們有些人就會覺醒，就會覺得弄來弄去還是做人比較好，是吧？如果你做豬的話，最后無非是說“局級豬、處級豬，科級豬”，是吧？“千萬富豬，億萬富豬”，弄來弄去全是豬，看見沒？一旦千萬富豬、億萬富豬知道有人說他們是豬的話就會很不爽，一不小心他們也開始做人了，寧愿不要錢也要過人的生活。因為這個風氣就是“我是千萬富豬，有無數個百萬富豬在羨慕和巴結我”，于是他就會覺得在豬的等級體系里頭比較有地位。可是跟人一比，他根本就沒地位。（掌聲）比如他們所謂的高尚公寓，其實就是寬敞的豬舍！今天我們都是在用豬的邏輯思考問題：“我什么時候也能有寬敞的豬舍啊？”你越是這樣去想，就越會覺得心里頭不忿，于是就只能按它的邏輯去拍他的馬屁，因為資源都掌握在“擁有寬敞豬舍的那頭豬”手里呵。可是，如果你不要它這一套，不接受它這套文化和規則，你立刻就有尊嚴、有自豪、有幸福了。接受他那套規則，你就慢慢爬吧！

所以，離開雷鋒的日子能不能有信仰？我認為是可以有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們有人性，人性是和動物性相區別的，這個東西使我們不愿意過豬的生活！

 將學習雷鋒運動推向新階段——崇高運動 |…

   最后提出來一個概念就是“崇高運動”。我們今天將學習雷鋒的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這個新階段既要做好事，比如攙扶幫助行動不便的老人等，同時還要學會應對復雜環境，體驗一種做人的尊嚴和自豪。我們要向往崇高，追求崇高，體會崇高，實踐崇高，享受崇高！我的意思是要享受崇高，這種享受豬一定是感受不到的，人可以感受得到！

   感謝諸位的掌聲啊！我今天的講座就到此結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