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不在險——中國古代軍事地理大勢（下）

第四章  中原的軍事地理形勢　　

第一節  合天下之全勢　　

自古興衰更替，天下之全勢必取決于中原。進取天下，中原為必爭之地；安定天下，中原為控御中樞。天下統—，形勢集中于中原；天下分裂，形勢分散于四方。從治到亂，形勢由中原分散四方；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匯集中原。治亂興衰固然不全由地理因素決定，但在地理上體現出的軌跡卻是這樣的。　　

中原可以合天下之全勢。中原處四方之中，為四方聯系的樞紐，由中原趨周圍地域，由周圍地域趨中原，都很便捷。中原有事，必影響四方；四方有事，必波及中原。　　

在任何全局性的角逐中，中原都是必爭之地。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問鼎的競技場。只有中原四通八達的地理條件，才能獲得控御八方的形勢。必中原安定，四方才可能安定；若中原紛亂，則四方形勢必致散裂。不經營好中原，則無以問鼎天下；不經營好中原，則無以謀天下之長治久安。　　

但天下紛亂之初，因為中原四面皆可受敵，四方分崩的離心力足以撕裂中原形勢，而使中原成為一個動蕩的交匯之地。動蕩的洪流足以沖毀任何據守中原的努力。此時，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易，而據中原四戰之地者難。　　

天下紛亂之時，中原每成群雄逐鹿的局面。然而，逐鹿雖在中原，但真正能參入逐鹿的群雄，多不起于中原，而起于四角。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因天時，據地利，得人和，從容經營，積累力量，往往能成就一方霸業。不過，這只是在完成積累階段，若要統一天下，則必須于積累階段完成之后進取中原決于對中原的經營。　　

在從治到亂、從合到分的階段，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而在從亂趨治、從分趨合的階段，只有走出四角爭中原者才有機會爭天下，若仍固守一隅，則終難擺脫偏霸局面。　　

秦、西漢和唐都是以關中為基礎進取天下。秦自商鞅變法之后，經數世的積累，到昭襄王時，已具備統一天下的實力，但秦屢攻齊、楚，而獲利不大。范睢入秦，建遠交近攻之策，范睢認為：“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注：《史記》卷七十九《范睢傳》】秦用范睢之謀，大大加快了東進的步伐。杜牧作《罪言》，以秦得韓為“折天下脊”【注：《新唐書》卷一百六十六《杜牧傳》】。西漢統一天下，大抵循秦之故轍：其根基在關中，擴展在兩翼，而決戰在中原。唐起于河東，先入據關巾，撫定關隴之后，即出關攻王世充，爭河南。李世民攻洛陽之戰，一舉殲滅王世充和竇建德兩支勢力，北方初定。　　

東漢劉秀則開創了由河北進取天下的先例：劉秀先據河北、河內作為根基，次取河南，據洛陽，立以為都。然后，遣將四略，東平張步、董憲，南定秦豐、田戎，西滅隗囂、公孫述，北掃彭寵、盧芳，統一天下。　　

西晉和隋都是以北方平定南方而統一天下，他們所憑的基業卻都因襲了前代的成資。西晉滅吳而統一天下，其基業因襲了曹魏時期積累下來的成資。曹操據中原，東征西討，南征北戰，統一北方，為西晉日后統一天下打下基礎。隋滅陳而統一天下，所因襲的成資卻可由北周一直追溯到西魏。西魏宇文泰在東魏高歡兩攻關中不利之后，即反守為攻，出關爭河南，雙方多次激戰于洛陽一帶，后又趁侯景叛東魏之機，奪占河南大部土地；至北周時，雙方又多次激戰于洛陽一帶。　　

明朝朱元璋開創了由東南進取天下的先例。朱元璋據有金陵，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平定江南，然后北伐元朝，先攻山東，由山東包卷河南，直抵潼關，控制中原之后，再才北上攻大都，驅逐蒙古勢力，統一天下。　　

進取天下之日，中原為必爭之地。天下既定，控御四方，安定四方也取決于對中原的經營。我們可從歷代都城的建置來看它們對于中原的重視。　　

西漢立都關中，卻以三河（河南、河內、河東）與弘農俱屬司隸校尉部。司馬遷說：“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漢文帝時，又按賈誼的策劃，增強地處中原的梁和淮陽兩大封國，以備東方同姓諸侯王。按賈誼之議，“梁足以捍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注：《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　　

東漢定都洛陽，以長安為西京，洛陽為東京，南陽為南都。三京成鼎足之勢。曹魏也定都洛陽，但立五都之制，以譙（今亳縣）為先人本國、許昌為漢之所居、長安為西京遺跡、鄴為王業本基，均建為陪都，與洛陽一道，號為五都。實則譙、許昌、長安和鄴城分峙洛陽四面，足以控御四方。曹魏還根據三國鼎立的形勢，營合肥、襄陽、祁山為重鎮，對抗吳、蜀。魏明帝曾說：“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必破之三城之下。”【注：《資治通鑒》卷七十二《魏紀四》】　　

隋、唐都立都關中，但都以洛陽為東都。隋煬帝時，還環繞中原腹地挖長塹以備御東方，長塹“自龍門東接長平、汲郡，抵臨清關（今新鄉東北），渡河，至俊儀（今開封）、襄城，達于上洛，以置關防。”【注：《隋書》卷三《煬帝紀》】唐代陪都之制變易頗多，大抵前期以長安、洛陽為東西二京，后期又曾以長安為上都，洛陽為東都，鳳翔為西都，江陵為南都，太原為北都。　　

五代、北宋立都中原，也都設陪都之制。后梁以開封為東都，洛陽為西都；后唐以洛陽為洛京，長安為西都，太原為北京；后晉以開封為東京，洛陽為西京；后漢和后周也都設兩京之制，同于后晉；北宋建都前期同于后周，以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宋真宗時又建宋州（今商丘）為南京，宋仁宗時又建大名府為北京，號為四京。　　

明初以應天府為南京，開封府為北京，鳳陽府為中都。遷都北京后，以北京為京師，南京為陪都，中都仍不變。　　

大抵立都關中時，必資河南以控御東方；立都河南則本身就是一種“中天下而立”的氣勢。洛陽和開封都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古都。秦觀曾經說過，“長安四塞之國，利于守；開封四通五達之郊，利于戰；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而不得洛陽，則雍、梁無以為重，故自古號為天下之咽喉。夫據洛陽之險固，資大梁之沃饒，表里河山，提封萬井，河北三郡，足以指揮燕趙；南陽、汝寧，足以控扼秦楚；歸德足以鞭弭齊魯，遮蔽東南，中天下而立，以經營四方，此其選矣。”【注：《讀史方輿紀要》卷四十六《河南一》】　　

經營中原以維系四方，控御四方，這只是一個帝國體系的經營中樞，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在由中樞向四境的層層輻射中，對于那些潛在著不安定因素的地域仍當作重點的防備。如秦、西漢立都關中，匈奴已成北方最大隱患，秦、西漢遂致力于肅清隴西、河西，重戍河套、漁陽、上谷；立都河南，對于關隴、幽燕這些形勝之地則必嚴加控制。如曹魏定都洛陽，立五都之制，還根據三國鼎立的形勢，置合肥、襄陽和祁山為重鎮。　　

如果是分裂的潛在因素并未完全消彌，真正的統一并未完全實現，四境之患依然存在，那么，中原四面受敵的隱患便也一直存在。此時，問題便已超出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如五代、北宋均立足于中原，但這幾代政權并未完全統一天下，政權頻繁更迭，很不穩定，因而先受制于山西，后受制于河北。　　

還是在唐末，割據山西的李克用便一直是朱溫在北方的最大勁敵，朱溫直到建立后梁政權也未能平定山西。后梁立足河南，一直為山西所擾，并最終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的后唐政權所覆滅。后唐末，石敬塘又據山西起兵，并引契丹兵入援，后唐遂重蹈了后梁的覆轍，也亡于起自山西的勢力。自后晉失幽云十六州之后，河北國防險要喪失，河北形勢實已殘破，立足中原的政權便一直受到自河北而來的塞外游牧民族的侵逼。后晉與契丹交惡，契丹鐵騎南下，后晉很快滅亡。北宋時，河北受遼侵擾，關隴受西夏侵擾，西南還有大理政權，四境之患并未根本消弭，北宋的積貧積弱與之有很大關系。像上述的這幾種情況，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只能是稍挽其頹勢，而不能作根本的解決。　　

第二節  中原山川形勢　　

中原處四方之中，就中原本身的地理形勢而言，大體上可分為四個相對獨立的區域：西 北三川河谷、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這四個區域分別憑借不同的地理條件，面對四個不同的方向，顯示不同的戰略意義。　　

　　　　　　　　　　　　　　　　　　　　　　　　　　　　　　　　　　　　　　　　

中原山河形勢圖（圖 4－2－1） 　　

一、三川河谷　　

三川河谷低地在河南西北部，處中條山、崤山、熊耳山、伏牛山和嵩山之間，由黃河、伊河和洛河三條主要的河流沖積形成。洛陽城即位于其中。三川河谷三面阻山，只有北面稍嫌敞開，不過，黃河橫亙，作了一定的彌補，也差不多算是山河四塞。　　

三川河谷所憑借的地利既有上述諸山脈的環繞形成險阻，又有河流上下周流，作為與外部聯系的途徑。洛陽周圍的關隘大都是依這些險阻而立。潼關拒其西，扼崤函之險；虎牢阻其東，扼嵩山北麓與黃河之間的通道；伊闕（今洛陽龍門）阻其南，扼嵩山與熊耳山之間伊河河谷通道；孟津阻其北，扼黃河渡口；另有廣成關（今臨汝西）控制由汝河方向來的通道，轘轅關（今鞏義西南）控制由潁河方向來的通道。這些關隘營建于不同時期，歷代廢置不一，時有變遷，但它們控扼之處卻足三川河谷周圍的險阻。利用三川河谷的山川險阻，在洛陽周圍眾建關隘、置兵戍守，以東漢末年的八關校尉為最典型。八關為：函谷、廣成、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小平津、平津。周人經營洛邑，即是看重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勢。周武王對周公說：“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顧詹有河，粵詹伊洛。”【注：《史記》卷四《周本紀》】成王時，周公復營洛邑，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注：《史記》卷四《周本紀》】　　

　 　

　　　　　　

東漢末洛陽外圍設防八關概要圖（圖4—2—2） 　　

戰國時，張儀相秦，一直有向河南三川河谷方向擴展的觀念。他曾建議秦惠王伐韓，說：“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注：《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秦武王即位后，他又建議秦武王伐韓：“······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注：《史記》卷七十《張儀列傳》】這一觀念對秦武王的影響很大。張儀死后，秦武王對甘茂說：“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注：《史記》卷五《秦本紀》】于是有了秦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甘茂攻韓宜陽之戰，秦占領宜陽，打通了通往中原的三川通道。秦昭襄王十四年（公元前293年）的伊闕之戰則更擴大了秦在中原的勢力。　　

三川河谷處長安與開封之間，洛陽位于其中，為東、西之間往來的重要通道，在東、西關系中地位尤其重要。立都關中，往往籍三川河谷為控制東方的前沿；立都河南，則往往藉三川河谷以銜接東、西。故秦觀言“洛陽守不如雍，戰不如梁，而不得洛陽，則雍、梁無以為重。”　　

利用三川河谷的地理形勢以殲強敵的典型戰例是劉秀擊降赤眉軍之戰。時東漢已定都洛陽，并已先后遣鄧禹、馮異入爭關中；赤眉軍先已入據關中，有眾二十余萬，鄧、馮二人歷經苦戰，亦不能定；但赤眉無糧，劉秀料其必將東出，遂在三川地區作好將其殲滅的部署，并戒鄧禹等勿與赤眉爭鋒。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劉秀遣破奸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截擊赤眉東出之路。劉秀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 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注：《資治通鑒》卷四十《漢紀三十二》】關中的馮異領悟劉秀這一部署的要點，他對鄧禹說：“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邀）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注：《后漢書》卷十七《馮異傳》】馮異在崤山底下挫敗赤眉軍，驅其東走。赤眉軍東走宜陽，忽見漢軍嚴陣以待，驚震不知所措，遂降。 　　

二、南陽盆地　　

南陽盆地處于秦嶺西麓、伏牛山、方城山、桐柏山、大洪山和鄂西北山地之間，由漢水支流丹江、淅川、唐河、白河等河流沖積形成。　　

南陽盆地象是關中、漢中、中原與湖北四者之間的一個旋轉門，四面都可進入，四面都可出擊。以盆地腹地為中心，向西沿漢水干流上溯，可以進入漢中地區；西北入武關可進入關中；由襄陽下漢水則可進入兩湖地區；由淅川河谷上溯可入伊洛河谷；其東面山地罅漏甚多，可以透入中原腹地。　　

對于南陽的這種地理形勢，李綱曾有很好的論述。他說：“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陜，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財貨；北拒三都，可以遣救援。”【注：《宋史紀事本末》卷六十《李綱輔政》】李綱所論是著眼于南宋抗金作戰的形勢所需，但對南陽盆地的地理形勢及其與周圍地區的位置關系透析甚深。　　

隨著歷史的變遷，有些地域的地位會有所變化，但南陽地區的地位一直都很重要。春秋戰國時期，南陽盆地的方城山、漢水本是楚國賴以對抗北方諸侯的國防險要。戰國時期，秦據武關，攻取南陽盆地之后，這里遂成了秦脅楚、攻楚的一個前進基地。秦末，劉邦下南陽、入武關，率先入關。楚漢戰爭時，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漢軍形勢吃緊，劉邦也曾由武關出宛、葉，吸引楚軍南下，減輕成皋一帶的壓力。七國之亂時，也有人提議由江漢趨武關，入攻關中。王莽時，劉伯升、劉秀兄弟起于南陽，昆陽一戰，擊破王莽主力。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曹操提議袁術率南陽之軍，屯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曹操平定北方后，略取荊州，即由南陽下襄陽。三足鼎立局面初成后，關羽則曾試圖攻襄陽以趨宛、洛。東晉時，桓溫北伐，先自襄陽入武關，進抵灞上，震動關中；后又自襄陽北進，在伊水北岸擊敗羌人姚襄，收復洛陽。劉裕北伐后秦，自荊襄北上之軍入南陽后兵分兩路：一路趨伊洛從南面進攻洛陽，一路入武關牽制關中秦軍，配合潼關正面的進攻。劉宋元嘉北伐，也曾循劉裕舊轍，遣軍由襄陽經南陽北上，入三川河谷，攻弘農、潼關。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后不久，便一再親自統兵攻取南陽、進趨襄陽。東西魏對峙時，東魏高歡發軍三路攻關中，遣高敖曹率軍山南陽入攻武關。唐初，朱粲割據南陽，唐擊破的朱粲，并由此南下平定了割據荊州的蕭銑。宋金對峙時，岳飛自襄陽北出，收復潁昌、鄭州、洛陽等地。金海陵帝南侵時，吳拱先是固守襄陽，后又由襄陽北出，向河南發動反攻，連復新蔡、蔡州、鄧州等地，以牽制從淮河方向南侵的金兵。蒙古攻金，拖雷率軍從南宋借道，由漢中出南陽以趨汴京。蒙古攻南宋，中路軍往往自南陽而下荊襄，后更不惜以五年的時間攻襄陽，以動搖南宋國防根本。　　

前面章節中也已說過，從全局的角度看，南陽盆地具有東西伸展、南北交匯的特點。無是在南北之爭還是在東西之爭中，南陽都處在其對抗的前沿。　　

南北對峙之際，南方對抗北方的軍事防御線通常從東南的長江入海口向西延伸到甘肅的東南部，南陽盆地南部的襄陽便處于這條漫長防御線的銜接樞紐的地位。襄陽和南陽這兩座重鎮代表了南北雙方在這片地域內利害關系的對峙和膠著。北魏與南朝在南陽與襄陽之間的角逐比較典型地反映了南陽盆地在南北關系中的地位。南北對峙時，南北雙方往往各據襄陽和南陽而分享南陽盆地。在東西之爭中，南陽盆地又是關中與東部地區之間的交爭之地。潼關地勢險要，猶如關中的正門，武關之險不及潼關，且距長安路途偏遠，猶如關中的側門，山三川河谷入攻潼關較難，而由南陽盆地入攻武關較易，故東部勢力入攻關中，多不忽視由南陽入武關這條途徑。由關中東出，出潼關即進入三川河谷，出武關即進入南陽盆地，三川河谷空間較小，易于陷入膠著的對峙，而南陽盆地空間較大，可以縱橫四出，而鮮有陷入僵局者。因此，無論是入攻關中，還是自關中東出，南陽盆地都是一片富有吸引力的地域。　　

第三節  對中原局勢的判斷與經營的得失　　

高明的戰略家，其戰略眼光無外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為審時，一為度勢。審時而知歷史的發展階段，度勢而知天下大勢。　　

治亂交替之際，中原總是一個獨特的舞臺，一批批英雄在這里崛起，一批批英雄在這里敗亡。其成敗興衰均與其在中原經營措置的得失相關，而經營中原的得失又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密切相關。　　

中原的局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原的地理形勢造成的。中原四戰之地，四面均能受敵，所以紛亂之初，中原注定是一個四方交爭之地，也是混亂、動蕩和種種不穩定因素的匯聚之地。從治到亂，形勢由中原分散四方，此時，據中原四戰之地者常難，而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常易；從亂到治，形勢由四方匯集中原，此時，則須走出四角，擺脫偏霸局面，進取中原，以爭天下。　　

這是逐鹿中原的一條規律。對于歷代在中原逐鹿的那些或成或敗的英雄，我們都可在這條規律下檢討其成敗得失之由。　　

下面，我將從不同歷史時期在中原逐鹿中或成或敗的英雄們中間選取一些比較典型的例子，分析他們在中原經營的成敗得失與他們對中原局勢的判斷，以使我們對中原地理形勢及其戰略地位能有一個更深入的認識。　　

在經歷了秦末農民戰爭和楚漢戰爭之后，西漢再度統一天下，漢高祖劉邦欲定都洛陽，手下群臣多山東人，主張立都洛陽，說：“洛陽，東有成皋，西有崤澠，倍（背）河，向伊、洛，其固亦足恃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這時，齊人婁敬謁見劉邦，說，陛下欲都洛陽而與周室比隆，但是，陛下取天下與周室不同，周積善累德十有余世，國人爭隨之，諸侯自歸之，遂以滅商，“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營洛邑，以為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故周之盛時，天下和洽，諸侯四夷莫不賓服，效其貢職。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惟其德薄也，形勢弱也。”而漢取天下，是靠武力征戰，天下傷痍至今未復，不能與周室相比，因此，不如入都關中。“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張良認為“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支持婁敬立都關中的建議。劉邦遂未都洛陽而入都關中。此時天下實已粗定，婁敬、張良等人對中原洛陽的看法尚且如此，若天下紛亂，則中原更不足恃。　　

西漢的統一后來果然受到前期異姓諸侯王、中期同姓諸侯王的挑戰，西漢政權均能轉危為安。從西漢幾次平叛的情況來看，西漢都關中，的確收到了“其以下兵于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的效果。　　

東漢末，四方群雄割據，曹操據中原。曹操立足中原，東有呂布、陶謙，西有馬超、韓遂，北有袁紹、公孫瓚，南有張繡、袁術、劉表、孫權。實賴曹操縱橫捭闔之才，東征西討，南征北戰，歷盡艱險，苦心經營，才掃平群雄，統一北方。曹操據中原以經略四方，著實不易，與他同時代的諸葛亮就曾經說過：“曹操智計，殊絕于人，其用兵也，仿佛孫、吳；然困于南陽，險于烏巢，危于祁連，逼于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后偽定一時耳。”【注：《三國志》卷三十五《諸葛亮傳》引注】自西晉的統一瓦解后，歷史經歷了幾百年的動蕩，其間，英雄迭起，逐鹿中原，每一方的力量消長、政權更迭或彼此征伐攻戰，都會波及中原地區。這期間，北方地區也完成過幾次短暫的統一，但每一次的統一瓦解之后，局勢都會變得更加復雜，中原地區的局勢也變得更加混亂，更加動蕩。　　

滅亡西晉的是匈奴劉漢。晉永嘉五年（311年）六月，劉漢攻克洛陽。劉漢大將王彌率先進入洛陽，他對后到的始安王劉曜說：“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注：《晉書》卷一百《王彌傳》】劉曜認為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遂不用王彌之策，焚洛陽宮室而去。劉曜不贊成王彌徙都洛陽的建議，固然有他與王彌矛盾的因素，但也的確出于他對中原形勢的判斷，后來他代劉漢而建前趙，即徙都關中。王彌不知此，罵劉曜：“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注：《晉書》卷一百《王彌傳》】他本人屯兵項關（今河南項城附近），盤桓中原，欲以“徐觀天下之勢”【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七《晉紀九》】不多久便被石勒兼并。　　

石勒所建立的后趙政權完成了十六國時期北方的第一次統一。后趙的統一不久就瓦解了，北方地區又發生動蕩。后趙強盛時曾將隴西的氐、羌十余萬戶遷至河北，其中，氐人苻洪率其族人據枋頭（今河南浚縣西南），羌人姚弋仲率其族人據灄頭（今河北棗強東）。石虎死后，河北大亂，苻、姚等人均有自立之志。晉永和六年（350年）苻洪擊敗了前來進犯的姚襄，乃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他對博士胡文說：“孤率眾十萬，居形勝 之地，冉閔、慕容俊，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于漢祖。”【注：《晉書》卷一百一十二《苻洪傳》】苻洪軍師將軍、原后趙降將麻秋對苻洪說：“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后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洪深然之。麻秋欲兼并其眾，趁飲宴之機鴆殺苻洪。苻洪中毒將死，對其子苻健說：“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八《晉紀二十》】　　

苻洪死前對于中原局勢的判斷對于以后前秦的發展很有意義。當時，在后趙紛亂的殘局上，冉閔和石祗正殊死拼殺；在北方，鮮卑人所建立的前燕已透入河北北部，正積極謀求南進；南方的東晉也正謀北伐，收復中原；西部關隴地區也有脫離后趙后圖謀割據一方的勢力。所以苻洪得出“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苻健“我死，汝急入關”，搶先占據相對薄弱的關中。苻健遵父所囑，西行入關，擊敗割據長安的杜洪，據有關中，建立前秦。前秦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北方。　　

同樣被遷于河北的羌人則錯失時機和地利。姚弋仲死前囑其子姚襄歸附東晉，姚襄附晉后卻為東晉主政的殷浩所忌。姚襄襲敗殷浩，屯兵淮南，后進占許昌，欲以經略中原。姚襄率軍圍攻洛陽，攻城數月，未能破城；其長史王亮諫襄曰：“不可損威勞眾，守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姚襄卻說：“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后開建大業。”【注：《晉書》卷一百一十六《姚襄載記》】未采王亮之議，繼續圍攻洛陽。不久，桓溫北伐；與姚襄戰于伊水北，姚襄大敗，洛陽被東晉收復。此時，前燕已在河北站穩足跟，前秦已在關中站穩足跟，南方的東晉正值梟雄桓溫主政，屢屢北伐。姚襄既已無法立足于中原，環顧四周，這才決定趁秦主苻健新死之機西爭關中。姚襄入關中后，在三原兵敗被殺，其弟姚萇率余眾降于前秦。　　

氐人和羌人一成一敗，均與其對中原地區的局勢判斷有關，苻洪及早地得出了“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的判斷，叮囑苻健搶先入據關中；而姚襄卻在中原盤桓數年，以至坐失時機，一無所成。　　

從后趙統一瓦解到前秦統一前夕的十余年時間內，洛陽城數易其主。后趙瓦解后，洛陽先是被周成所據；晉永和十二年（356年），洛陽被東晉桓溫收復；晉興寧三年（365年），洛陽又被前燕慕容恪攻占；晉太和五年（370 年），洛陽又被前秦王猛攻占。從這段時間內洛陽歸屬的頻繁更易，我們也可窺見中原局勢之一斑。　　

前秦完成了十六同時期北方的第二次統一，但統一時間也不長。淝水之戰后，前秦瓦解，北方又分裂，姚萇據關中建后秦，慕容垂據河北建后燕。　　

慕容垂正式脫離前秦，是在他受苻丕之命進援洛陽之時。時丁零人翟斌正聚眾欲攻洛陽的苻暉，慕容垂受命自鄴城前往救援。路上，他殺掉了監視他的苻飛龍，正式自立。翟斌見慕容垂來攻，即率眾降垂，并勸垂稱帝。慕容垂考慮到苻暉仍據守洛陽，且“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注：《晉書》卷一百二十三《慕容垂載記》】乃欲取鄴城而據之，于是引兵而東。他在滎陽稱燕王，建立后燕，然后渡河長驅向鄴。經過幾年征戰，后燕終于在河北站穩足跟，恢復了前燕舊疆。　　

慕容垂能夠復國，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對中原局勢的判斷。前秦雖然瓦解，但殘余勢力猶存，關中還有鮮卑人、羌人也背秦自立，鮮卑拓跋部也正謀復國，東晉則乘勢北上，謀求收復中原；力量相對薄弱的只有河北。所以他認為“洛陽四面受敵，雖攻取之，不足以自固”的判斷和進兵河北的決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從前秦統一瓦解到北魏統一前夕的幾十年時間內，洛陽城又是數易其主。前秦瓦解后，苻暉棄洛陽西歸，東晉乘勝北上，收復洛陽（384年）；其間，西燕、后秦曾爭洛陽而未果；后秦在姚興時向東擴展，奪占洛陽（399年）；劉裕北伐，又收復洛陽（416年）；劉裕死后，北魏趁喪南侵，奪洛陽及河南之地（423年）；劉宋元嘉七年北伐中，曾攻占洛陽及河南之地（430年）；不久又被北魏奪回。　　

隋統一時間不長，即因農民起義而崩潰，中原又成群雄逐鹿之勢。楊玄感起兵于黎陽，問計于李密，李密示上、中、下三策，以上策長驅入薊，中策西行入關，至于“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祎告之，理當固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注：《隋書》卷七十《李密傳》】將攻洛陽列為下策。楊玄感卻說：“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注：《隋書》卷七十《李密傳》】玄感未用李密之計，而盡銳攻東都洛陽，但久攻不克，而隋救兵益至，玄感見攻洛陽之策不能奏效，這才尋思入關，卻為追兵所及，遂敗。　　

李密后又依翟讓起兵，擊敗張須陀，取興洛倉，在中原又興起燎原之勢。隋將王世充、宇文化及先后自江都來攻，與李密戰于洛陽一帶。王世充后來在洛陽自立，稱鄭王，與李密相持。李密在中原奮戰多年，但遲遲未能打開局面。部下柴孝和建議李密先取關中作為基礎，再東向以爭天下，李密說：“君之所圖，仆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縱兵猶眾，我之所部，并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于群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注：《隋書》卷七十《李密傳》】李密后期兵勢屢敗，遂率余眾入關降唐。楊玄感、李密二人均興于中原，也敗于中原。二人之興與敗皆與所據之地為中原有關。隋都關中，但隋煬帝親率大兵遠征高麗，中原空虛，故楊玄感起事于中原，易于造成影響，招附士眾；但他所利用的只是一時的特定形勢，天下雖然怨隋，但隋力量依然強大。因此，在造成一定的聲勢之后，獲取一個穩固的根據地是當務之急。楊玄感有勇無謀，視李密下計為上策，盡銳攻隋經營已久的東都洛陽，經久不拔，使隋遠在遼東的大軍得以回撤，形勢遂由有利轉為不利；形勢不利之后，再求入關中已不可得。李密在楊玄感起事時，能看清形勢，但到他自己起事時，也沒有擺脫同樣的處境。雖然他所憑藉的力量與楊玄感有所不同，有所顧慮；但這是可以用別的辦法解決的。他與王世充相持于中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也消耗了隋的力量，使李淵得以入關，從容經營關隴，建立穩固的根據地，再東出以爭中原。　　

第四節  攻取洛陽的成功戰例　　

中原地理形勢決定著中原的攻守形勢。中原的不利之處在于其四戰之地，最易受到來自周圍地域的侵擾和挑戰。不利既來自外圍，經營中原時，亦當從其外圍著手。我們可以洛陽城的攻取為角度，來看中原地區攻守的要點。　　

歷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陽的成功戰例。其中，以匈奴劉漢攻西晉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比較典型，其成功之處也頗有相通的地方。　　

西晉末年，劉淵在離石起兵反晉，建立劉漢政權，然后遣將四略。晉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劉淵遣劉聰、劉曜、王彌等率精騎五萬攻洛陽，呼延翼率步卒繼之。漢軍強攻月余，未能破城。劉淵遂改變戰略，召劉聰還平陽，而以王彌侵掠兗、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圖再舉；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掃蕩洛陽外圍，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　　

次年，劉聰繼立漢主之位，十月，劉聰再遣劉粲、劉曜及王彌、石勒等將率眾四萬攻洛陽。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戰略，命劉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石勒出成皋關攻陳留太守于倉垣，后更攻陷宛、襄陽，橫行江漢間；王彌侵掠襄城諸縣。中原經此擾掠，洛陽饑困日甚。　　

時西晉軍隊的主力為東海王司馬越所部。司馬越見洛陽困弊，欲自保實力，乃率部出許昌而轉項城。司馬越后以憂疾而卒，所部為石勒所殲。　　

晉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劉聰再遣大將軍呼延晏率軍攻洛陽，并令劉曜、王彌、石勒俱引兵會之，圍攻洛陽。六月，漢軍攻破洛陽，俘晉懷帝。　　

　　　　　　

劉漢攻西晉洛陽之戰示意圖（圖4—4—1）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比較成功。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后，均能改變戰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司馬越所率西晉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后洛陽實已成孤城一座，既無力戍守，外援又絕，猶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　　

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勢力：唐據關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鄭政權據中原，竇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權據河北。　　

唐武德三年（620年），唐準備進取中原，攻洛陽。王世充聞之，也開始準備洛陽的防守，遣宗室諸王分鎮洛陽外圍各重要據點。他遣魏王王弘烈鎮襄陽；荊王王行本鎮虎牢；宋王王泰鎮懷州；另以太子與其它諸王共守洛陽諸城，并選諸州鎮驍勇者皆集洛陽，置四鎮將軍，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將戰兵總三萬人以備唐。　　

這年七月，李淵詔令李世民督諸軍擊王世充。李世民率軍至新安，即部署對洛陽的圍困。他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回洛城；自率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洛陽。鄭軍出戰，均被擊還，洛陽與外部的聯系遂被切斷。　　

這年九月，鄭尉州刺史時德睿率所部杞、夏、陳、隨、許、穎、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唐；次年正月，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二月，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洛陽形勢更趨不利。唐軍加緊了對洛陽的圍困。　　

圍困洛陽的行動耗時較長，唐軍將士俱感疲弊，有思歸之意，劉弘基等請求還師，唐廷亦有班師之議。李世民說：“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惟洛陽城孤，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八《唐紀四》】決計圍攻洛陽。　　

王世充被困洛陽，遂請援于竇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竇建德率大軍西進援王世充。唐諸將皆請避其鋒銳。郭孝恪建議“宜據武（虎）牢之險以拒之，伺機而動，破之必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唐紀五》】薛收也建議“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 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皋，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注：《資治通鑒》卷一百八十九《唐紀五》】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將與齊王李元吉繼續圍攻洛陽，自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趨武牢，以拒竇建德。這年四月，竇建德戰敗被擒，世充無計可施，遂降。　　

　　　　　　

唐擊王世充、竇建德洛陽之戰示意圖（圖4—4—2）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前后兩階段的布勢，都可謂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前期圍困洛陽城的同時，分兵扼洛陽外圍諸險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系。王世充求戰不得，外援無望，所據州郡遂紛紛降唐，洛陽頓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軍入洛陽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戰敗被擒，洛陽更是勢孤。李世民攻洛陽之戰，用兵布勢，蔚然可觀，為歷代攻洛陽之戰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標雖在洛陽，但其著手卻自洛陽的外圍起。　　

洛陽號為四方之中，其形勢之重卻在其外圍。從對洛陽與其外圍關系的認識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陽的時機與地理要點。所謂洛陽的外圍，可從幾個層次上講。第一個層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圍諸險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龍門等；第二個層次即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陽盆地、東南淮河上游、東北河內地區再加上洛陽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陜城、潼關一帶，這些地域的一些戰略要點是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系通道；若將視野再放大些，則其外圍可延及關中、河北、東南及荊襄等大的戰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陽便處在這幾層外圍的包圍之中。　　

所謂從外圍著手，有一種自外向內層層遞進的意味。對于最外圈的經營，實已涉及對于中原大的局勢的判斷，由此產生的主要問題即為經略中原、攻取洛剛的時機。前面第三節中已作專門論述，大體以紛亂之際，先據中原外圍四角山川險固之地，積累力量，待時勢有利，再相機進取中原。　　

時機成熟，進取中原之時，要控制中原局勢，其要點卻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勢的控制。河南四境為中原與其外圍四方的聯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與其它地域的聯系，即已大體控制中原局勢。　　

中原局勢大體控制，則洛陽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從萬全計，對于洛陽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圍險要，仍當于以控制，以防困獸猶斗；此時，洛陽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匈奴劉漢攻洛陽之戰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都是先從洛陽的外圍著手。劉漢在兩攻洛陽不利之后，改變戰略，掃蕩洛陽外圍，打擊洛陽外圍的援兵，也破壞西晉的戰爭潛力，孤立洛陽，也困弊洛陽，西晉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殲，最后洛陽變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陽之戰，前期圍困洛陽時，分兵扼洛陽外圍三川河谷諸險要，切斷洛陽與外部的聯系，王世充所據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為失去與中樞的聯系，紛紛降唐，洛陽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針對竇建德來援，則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險，建德敗則洛陽勢孤，望斷援絕，不戰自降。這兩場戰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勢的要點，故雖以洛陽歷代營建之都，而不必費力強攻，頓兵堅城之下。　　

第五節  中原地區東西之爭與南北之爭　　

東西之爭和南北之爭是中國歷史上的兩個突出的現象。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中原都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這是中國地理的基本形勢所決定的。　　

東西相爭，必有一條縱貫南北的軸線作為雙方爭奪的前沿地帶；南北對峙，則必有一條縱貫東西的軸線作為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大致是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地帶；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是淮河至漢水上游一線。以洛陽為中心的中原腹地是東西之爭的中間軸線與南北之爭的中間軸線的交匯地帶。同此，無論是東西之爭還是南北之爭，中原都是雙方爭奪的一個交匯之處。　　

一、東西之爭 　　

從地理上看，東、西之爭主要是在中國地勢的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之間進行的，其爭奪的關鍵是兩級階梯之間的邊緣地帶。在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上有一些重要隘口，為東西方交通要道，也是東西方爭奪的急所。沿太行山一線，有飛狐口、井陘關、天井關，在嵩山南北又有成皋、太谷、轘轅、廣成、魯陽等關，在洛陽附近還有黃河重要渡口孟津，扼東西方往來通道。　　

東、西關系問題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突出。春秋末期禮樂崩壞，兼并戰爭興起。秦自隴西徙居關中，經過歷次改革，發展成一個以耕戰為本的強國。秦自商鞅變法之后，東進意圖日益明顯，當時秦國以關中、漢中、巴蜀為基礎，東逼六國。合縱連橫遂成為當時政治舞臺上的主要內容。但所謂合縱，主要是東方諸侯因感西方強秦的威脅而試圖進行一場縱貫南北的大聯合，西拒強秦；連橫則是作為合縱的對應物產生的。秦經過幾代的努力，其東進已取得重大進展。到昭襄王時，秦已侵占南陽、三川及山西西南部，正處于積極東進的良好態勢之中，東方六國的國都都處于第二級階梯以東，已無山河之險作為屏障。　　

秦昭襄王二十六年、楚頃襄王十八年（公元前 281年），楚國有賢人與楚王談當時天下形勢，談到秦與東方各國之間的戰略態勢，說：“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搏楚之鄢、郢，鷹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翮，方三千里。”【注：《史記》卷四十《楚世家》】這可說是對于當時東、西對抗形勢的一種很好的概括。秦滅六國，基本上是循著這種態勢所表現出的勢能進一步發展，后世的東、西對抗也基本上不出這種態勢。　　

秦亡后，楚漢相爭，楚據彭城，漢據關中，雙方在滎陽、成皋之間展開激烈的拉鋸戰。漢王劉邦三年（公元前 204 年），劉邦困于滎陽、成皋間，欲棄成皋以東，退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建議劉邦說：“愿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注：《史記》卷九十七《酈食其傳》】　　

酈食其的建議旨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他說到的幾處關隘所扼守的一線，基本上就是前面說到的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澄清東西對峙的態勢對于以后劉邦的戰略決策很有幫助。如果說酈食其的建議在當時主要是維持一種守勢的話，那么，韓信略定山西后東下太行、劉邦自武關南出宛葉以分楚軍之勢、促英布背楚歸漢等重大舉措都可謂以酈食其所描畫的東、西對峙態勢為基礎的，是這種態勢的延伸。　　

西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為其統治天下的重心，“力制天下”、“東制諸侯”的思路在其統治政策中有著相當的烙印。賈誼上書，念念不忘“山東之憂”，苦心積慮防備東方“大諸侯之有異心者”【注：《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漢武帝時，還在武關、蒲津關設關官以譏行旅。漢成帝陽朔二年（公元前23年），關東地區發生大水，下詔“流民欲入函谷、天井、壺口、五阮關者，勿苛留。”【注：《漢書》卷十《成帝紀》】這則史料表明， 這些關卡大部分時候是限制東、西部人口流動的。西漢時，已是“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注：《史記》卷一百二十九《貨殖列傳》】對于東、西部之間的人口流動都有一定的盤查和限制，在秦代就更不有說了。故秦漢的統一中包含著相當的脆弱性，東西方之間的隔閡并未完全消彌過。一有機會，這種隔閡便顯現出來。西漢前期的異姓諸侯王叛亂、中期的同姓諸侯王叛亂便是這種隔閡的顯現。　　

漢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九江王英布反，漢廷大驚。故楚令尹薛公對劉邦分析說：“使布出于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于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于下計，陛下安枕而臥矣。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于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臥，漢無事矣。”【注：《史記》卷九十一《鯨布列傳》】　　

英布起兵于淮南，薛公所說的上、中二策，實際上是以兼并東部平原地帶而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的態勢。英布乃驍勇之將，自韓信、彭越被誅后，漢軍中已無堪與匹敵的將領。統兵打仗、沖鋒陷陣，無人能敵，而長算遠略則非其所長。因此，對于英布來說，或許薛公所言中策更合適些。采取中策，略取吳、楚，然后“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口，”以決勝負于中原，是將再現原楚漢戰爭的局面。此時，東部形勢比原項羽時有利，而劉邦所處形勢則較從前不利。因此，單純從戰爭的角度來說，英布采取中策，或許有一線的取勝希望。英布終因取下策而敗。　　

英布并未采取薛公所言上、中二策，但薛公的分析卻是對西漢時期東、西方形勢的一種很具代表性的判斷。后來“七國之亂”時，吳王麾下桓將軍建議吳王說：“吳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愿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漢軍車騎至，馳入梁楚之郊，事敗矣。”【注：《史記》卷一百零六《吳王濞列傳》】　　

桓將軍所言除了出于步兵與車騎二者利弊的戰術性考慮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卓著的戰略眼光。他所說的“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可謂薛公所言中策的翻版，其大旨仍在促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態勢的形成。形成這種態勢的關鍵卻在于搶占成皋一帶的山川之險，據有洛陽一帶的糧倉和武庫。吳王未從桓將軍之議，而盡銳攻梁之睢陽（今河南商丘），終為周亞夫所敗。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進行過一場未遂的謀反。史載劉安日夜與屬下研究天下形勢，“按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他問計于伍被，敘述其起兵的打算，并說到吳王的失誤。他說：“且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余人。今我令緩先邀成皋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上黨與河內、趙國界者通谷數行。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據三川之險，招天下之兵，公以為如何？”【注：《漢書》卷四十五《伍被列傳》】　　

看來劉安是看到了吳王劉濞的失策的關鍵。“漢將一日過成皋者四十余人”，是言漢廷平叛大軍順利通過成皋之口東出，迅速展開，足見成皋在當時地位之重要。所以他計劃先“邀成皋之口”，然后“塞轘轅、伊闕之道”、“守武關”、“據三川之險”，控扼東、西方之間往來通道，以與西漢形成東、西對峙之勢。劉安以謀泄而敗，其計劃未及施行。　　

東漢末，關東州郡起兵討董卓。董卓一面徙漢獻帝于長安，一面遣兵戍守洛陽。時關東諸將屯河內、酸棗、南陽等地。曹操建議諸將說：“諸君聽吾計：使勃海（袁紹）引河內之眾臨孟津；酸棗諸將守成皋，據敖倉，塞轘轅、太谷，全制其險；使袁將軍（袁術）率南陽之軍，軍丹、析，入武關，以震三輔。皆高壘深壁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討逆，可立定也。”【注：《資治通鑒》卷五十九《漢紀五十一》】　　

當時董卓所率乃涼州精兵，而討董卓諸將皆關東人，從人事組成上來看，這種對抗已帶有東西矛盾的色彩。董卓據洛陽，虜掠財物俱運關中，隱然已有西歸之意。董卓西遷，司空荀爽便說過：“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漢之勢也。”【注：《資治通鑒》卷五十九《漢紀五十一》】雙方都認識到了當時東西對峙的態勢，曹操之議更是深知東、西對峙的形勢和爭奪的關鍵。但諸將不聽，終至食盡兵散，漢末局勢遂不可收拾。　　

十六國時，前后趙在北方對峙。前趙據關中，后趙據河北，雙方在山西、河南對抗。后趙大將石虎攻前趙河東重鎮蒲坂，從而引發前、后趙在洛陽的大決戰。前趙主劉曜盡率國中精銳馳援蒲坂，擊敗石虎，然后揮兵南下，圍攻后趙洛陽。后趙主石勒親自率兵自襄國（今河北邢臺）馳援洛陽。進軍途中，石勒偵知劉曜仍在圍困洛陽，大喜道：“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注：《資治通鑒》卷九十四《晉紀十六》】劉曜若能扼守成皋關，或阻洛水而守，拒敵于險要之外，石勒縱有千軍萬馬也無可奈何，洛陽自可不戰而下；成皋、洛水棄而不守，縱敵入險，實為劉曜的重大失策，這種失策鑄就了劉曜的失敗。　　

后來前秦、前燕在北方對峙時，前秦王猛攻前燕洛陽之戰的形勢與前、后趙洛陽之戰有些類似。但王猛攻洛陽，先派軍扼成皋之險，以斷前燕援軍入援之路，洛陽遂成甕中之鱉，不戰而下。　　

東西方對峙，大體上以太行山諸關隘、黃河孟津渡口、嵩山一帶諸關隘為對抗的前沿地帶，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于東西對抗的中軸線上，能控成皋即是控制了東西之間通行的捷徑，劉安所言“人言‘絕成皋之道，天下不通’”當是那個時代流行的看法。從中國地理大勢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據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而東方據成皋一線，至多只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二、南北之爭　　

南北之爭也是中國歷史舞臺上的又一個突出的現象。東漢末年政治秩序的崩潰導致了統一帝國的瓦解。先是天下三分，中經西晉短暫的統—，又因“八王之亂”和“永嘉之亂”而演成南北對峙之局。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對峙，并持續了近三百年。十二世紀起，隨著女真和蒙古的先后南下，金、蒙古（元）與由宋之間再度形成南北對峙之局。　　

南北對峙之際，雙方的角逐本是在一個更廣闊的舞臺上展開，若單考察在中原這片地域內的爭奪，則不能不先考察這片地域的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隨著雙方力量的強弱變化，雙方對抗的前沿地帶在淮河與黃河之間有所擺動。在淮河以南，西部有大別山、桐柏山屏護長江上游，東部江淮之間，水道縱橫，屏護長江下游；在黃河以北，西部是太行山環繞著的山西高原，東部是河北平原。　　

在前面章節已經說到，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北方之人，長于騎兵野戰，性習溫涼，不耐暑熱，利在秋冬時節；而南方之人，長于水戰與守城戰，利在春夏雨季。中原地區的地形和氣候特點使得南北雙方各享一半的利弊。南方之人多趁雨季而北進，但若是越過了黃河而向北繼續深入，便會面臨很大的不利；北方之人多趁秋冬時節而南進，但若是越過了淮河而向南繼續深入，也會面臨很大的困難。因此，在南北對峙比較穩定的時期，無論哪方主動用兵，其結果都只不過是在淮河與黃河之間來回拉鋸。在漫長的南北對峙史上，南北交兵非常頻繁。其中，以劉宋元嘉北伐和南宋端平年間收復三京之戰最能反映出南北雙方在中原的攻守形勢。（詳見東南部分）實際上，以攻而言，南北雙方還可說是平分秋色。南方攻河南，可以趁雨季利用泗水、汴水等淮河支流作為交通線，迅速北上。到彥之、王玄謨、陳慶之等人在最初的攻勢作戰中都是迅速地打到了黃河南岸；北方攻河南，則可利用冬季河冰堅合或河水潦縮的時機，發鐵騎迅速南下。　　

但說到防守，則南方比北方被動。北方之人由于自己的特性，不宜于久處南方，北方的統治者也多能認清自己在南方作戰的時間上的利弊，而能于不利的季節主動北撤，等到有利于發揮自己騎兵優勢的時節，再大舉南下；再說，北方鐵騎本來就宜于遠程奔襲，能給北方勢力造成困難的只是時間季節，而不是空間距離。所以，北方極少在河南作硬性的防守，守河南從未成為北方的負擔。對于南方則不然，守城戰雖是南方之所長，但南方守河南勢必沿千里黃河全線置守，兵力難免單薄，與南方策源地之間的交通線也是迂回而漫長。因此，對于南方來說，攻河南不難，而守河南難。對于北方來說，只要撇開守河南的包袱，便能只享其利而不受其弊。　　

從地理形勢上來看，中原地區南北兩邊的地理形勢也是北方比南方有利。自河南圖黃河以北，比較困難。黃河以北，戰略樞紐在山西。山西地勢高峻，仰攻不易。倒是黃河以北足以制黃河以南。北魏開始立都平城（今大同），據山西之險，俯瞰三面，威制北方，所以面對劉宋在河南的軍事行動崔浩能有“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的自信。北魏遷都洛陽之后，形勢發生逆轉，反為山西所制。爾朱榮和高歡先后據山西控制北魏朝政。至于五代時期，后唐代后梁、后晉代后唐、后漢代后晉，都足以山西制河南。即使是像金這樣本身是起自北方的少數民族政權，在遷都河南之后，也是被蒙古這樣后起的北方游牧民族所制。自河南圖南方則比較容易。取山東足以制泗水上游，攻南陽足以制漢水上游，爭汝南足以制淮河上流。魏晉南北朝時期南北對峙的終結即是循著這條邏輯。在南朝劉宋時期，北魏即已奪占山東；南齊時期，則一再爭南方南陽、義陽（今信陽）等淮漢上游之地；到梁末，南方東失淮南之地，西失襄漢上游，南方遂再無問鼎中原的機會，而只能恃長江作被動的防守。　　

不過，南方在中原地區也并非完全沒有機會。在中原地區，南北形勢雖是南不如北，但東西形勢卻是西足以制東。河南地形的特點是東部為平原，西部為山地。東部平原地帶利于北方騎兵而不利于南方步兵，但在西部山地地帶卻是有利于南方步兵而不利于北方騎兵。西部山地地區又可分為南北兩部，都具有樞紐性地位，北部三川河谷在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南部南陽盆地則在南方具有樞紐性地位。　　

這樣，由南陽盆地北出遂成為南方進圖中原的一個機會。位于南陽盆地南端的襄陽本是南方恃以屏護江漢上游的一大重鎮。自襄陽北上，循淅川等漢水支流上行，越伏牛山，即可進入伊洛河谷，而后，或東取洛陽，或西攻關中，都可揚長避短而有所作為。東晉南朝時期的幾次比較成功的北伐都是利用這一地理形勢。桓溫北伐，由襄陽北上，出伊川，敗姚襄，執周成，收復洛陽；劉裕北伐后秦，攻洛陽之戰，也曾派兵從襄陽經南陽盆地北上，攻洛陽的南翼；劉宋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東路軍潰敗，西路軍卻取得很大進展，柳元景、薛安都等將連克弘農、陜城、潼關，并取得關中豪杰和百姓的響應與支持。　　

在南北之爭中，南方爭河南若只是想以黃河作為南北之間的分界線，則終難改其劣勢地位。南方可以取河南作為進一步經營天下的憑資。明初朱元璋北伐可以作為南方經營河南的一個成功的例子。（詳見東南部分）畢竟中原四戰之地，不利于防守，卻利于作為進取的憑資。　　

第五章  統一與分裂　　

第一節  統一與分裂：政治與地理 　　

治則合，亂則分。歷史治亂更替，天下大勢也隨之分合變遷。歷史治亂分合的演變有其自身的邏輯，地理環境只是其中的一個因素。統—首先必須以社會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為基礎，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經營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會政治方面出現離心力，然后地理上的離心力才顯現出來。　　

若單從地理因素來看，中國的地理環境的特點是整體的統一性和局部的獨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統一的因素，也存在著離心的因素。【注：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第一卷導論，第二章《歷史發展的地理條件》】　　

中國現有版圖所包括的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國歷史展開的舞臺。由于地形地勢的緣故，這片地域的東、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險峻的山脈，北面是大漠。地理環境相對封閉，相對獨立，自成一統。秦和西漢相繼建立起了大一統的帝國，并為確保帝國的安全而進行了積極的拓邊，帝國的疆域基本上達于這片地域的天然極限。統一的觀念隨著統一帝國的建立而逐漸深入人心，并成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相當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紛亂之際，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懷著重新統一天下的抱負。　　

在兩千多年的歷史演變中，統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維系，這種跟中國地理環境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廣泛深入人心的統一的觀念乃是一個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國的版圖如此遼闊，境內的山河分布縱橫交錯，又形成了一個個相對獨立 的小區域，各地域之間地理環境、生產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會風俗等諸方面的差異很大，要實現真正的統一，必須對上述各方面進行一種深度的整合，否則，上述諸方面的差異在一定的條件下便可能表現為潛在的離心力，在特定的情況下就有可能被誘發出來。　　

在中國版圖內的各區域之間，既存在促進彼此聯系的有利條件，也有將彼此相對隔絕的天然屏障。如長江和黃河這樣的大江大河，在東、西部之間就是一種聯系的重要紐帶，在南、北方之間卻是一種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嶺、大別山等大的山脈，在古代的交通條件下，的確就是一種天然的限隔；但這些山脈的斷層地帶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卻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發揮出促進聯系的積極作用，還是發揮出離心的消極作用，則視當時社會、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權經營措置上的得當與否而定。　　

當一個王朝強盛的時候，它的統治者往往能夠以一種王者包容天下的寬廣胸懷，推行比較積極的政治、經濟、軍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較積極的效果，從而將中國地理中有利于統一的積極因素發揮出來，將潛在的離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發揮實際的消極作用，統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維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積弊太深。它往往會在潛移默化中積累下許多的矛盾和問題。在積弊中醞釀著廣泛的矛盾，在積弊中滋長著各方面的離心力。隨著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離心力的滋長，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出來。這種離心力增長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壞統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與亂的更迭、統一與分裂的交替過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會、政治等其它更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發揮出來的。　　

第二節  統一與分裂：問題的轉換　　

治亂更替，統一和分裂也隨著交替變遷。王朝衰弱，社會矛盾和社會問題通常普遍而且廣泛；當其積弊難返之時，矛盾和問題往往就集中在某幾個主要的尖銳的問題上。這時候，稍有契機，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勢。這種契機在歷史上通常表現為周期性出現的嚴重的自然災害、窮兵黷武不能自拔的對外戰爭、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現這種局面，統治秩序便隨之迅速崩潰，統一的局面也迅速解體，而出現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舊的統治秩序和統一局面解體之后，歷史常常藉分裂和動蕩而醞釀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中國歷史上經歷了三次比較長時期的分裂。三次長時期的分裂是春秋戰國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五代十國及宋夏遼金先后并存的時期。在這三次長時期的分裂之后，分別完成了三次大一統的局面。這三次大一統分別為秦漢、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統期間，又都經歷過短暫的震蕩。從秦到西漢、從西漢到東漢、從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換代的過程都經歷過短暫的震蕩。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統一都比以前的統—更深刻、更廣泛，社會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舊的統治秩序解體通常是社會矛盾激化的產物。社會矛盾激化，社會離心力滋長，統一的中央集權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獨立性突出出來，地理上的離心力也開始顯現山來，從而使天下呈現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重建新的統一局面，就必須先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消弭各種政治上的離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結束分裂，重建統一。只要社會上廣泛的矛盾和問題依然存在，政治上的離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離心力就會繼續存在，統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難。　　

歷史上，那些率先起來反對舊的王朝統治秩序的人往往不能夠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重新統一天下。　　

秦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秦的是陳勝、吳廣起義。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天下遂有風起云涌的響應，四方豪杰起而亡秦。秦亡之后，更廣泛范圍內的爭奪才剛剛開始。王莽統治暴虐，天下怨之久矣，率先起來反王莽的是綠林、赤眉起義，四方豪杰繼之而起。王莽滅亡，更廣泛范圍內的爭奪又才剛剛開始。東漢末年，黃巾起義向漢王朝的腐朽統治發起挑戰，黃巾起義未能覆滅東漢王朝。黃巾剛平，諸侯割據、軍閥混戰的局面才剛剛開始。西晉以“八王之亂”而衰，率先起來反晉的是匈奴劉淵，劉淵所建立的劉漢政權消滅了西晉。西晉滅亡，五胡十六國的序幕才剛剛拉開。隋末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隋的是王薄等農民起義和楊玄感起兵，各地豪杰也紛紛起而反隋。隋朝滅亡，群雄逐鹿的局面才剛剛開始。唐后期社會矛盾積累深重，黃巢起義向唐的統治發起挑戰，這次起義未能滅掉唐朝，還加劇了“安史之亂”后形成的藩鎮割據——唐不亡于起義，而亡于尾大不掉的藩鎮。元統治暴虐，率先起來反元的是韓山童、劉福通領導的紅巾大起義。紅巾大起義確曾沉重地打擊了元朝的腐朽統治，但滅掉元朝并統一天下的卻是從起義軍中蛻變出來的朱元璋。明末，李自成等農民起義軍起來反抗明的腐朽統治，明朝亡于李自成起義——但統一天下的不是李自成，而是自關外進來的滿清。　　

治亂交替之際之所以呈現出上述現象，是因為舊的統治秩序的解體通常是矛盾激化的產物，而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則必須以整合各種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為前提。整合各種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卻通常要經歷一個復雜的過程。　　

從舊的統治秩序、舊的統一局面解體，到新的統治秩序、新的統一局面建立這一段時間內，天下的紛亂和爭斗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矛盾趨向于激化，后一階段矛盾趨向于消弭。這兩個不同的歷史階段，問題的重心是絕然不同的。　　

舊王朝最終滅亡之前，它往往是各種矛盾匯聚的焦點，這時，它還可以作為一個臨時的維系各種離心力的工具，也就是說，此時的離心力主要是針對舊的王朝統治秩序而呈現的，這時候，斗爭雖然尖銳，但形式和范圍倒還簡單，矛頭所指也比較集中。首先起事者為了推翻舊王朝的統治秩序，必須憑借、利用普遍存在的矛盾，甚至采取一定的策略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來擴大其影響，獲得廣泛的支持。　　

一旦舊的王朝最終滅亡，矛盾失去一個可以匯集的焦點，依舊存在的矛盾遂離散為比較廣泛范圍內的矛盾，離心力也顯現為一種普遍的離心力。這樣，在舊的王朝滅亡之后，形勢的變化提出了新的問題。問題的核心已變為：在舊的統治秩序完全破壞之后，再憑什么資源來重新整合天下，整合各種社會矛盾，消弭各種離心力，以便重建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這才是第二階段問題的癥結。　　

廣泛的矛盾是首先起事反對舊秩序者們的憑資，卻不是重建新秩序和新統一局面的憑資。在第一階段的斗爭中，為了達到推翻舊的統治秩序的目的，可以也應該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但是到了第二階段，這種做法就不能適應新的形勢了，因為這與第二階段重新整合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在第二階段，需要的是消弭矛盾進而整合各種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　　

天下紛亂之際，形勢錯綜復雜。在紛亂的旋渦中，有多少人能夠認清形勢的變化、適應新的形勢、調整自己的政策、改變運動的方向？有時，即使個人有這種清醒的認識，但要糾正實際上是由歷史所醞釀出的力量在推動著的整個運動的方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西晉末年，匈奴人劉淵起兵反晉時，民族矛盾非常尖銳。劉淵本欲效法漢高祖，滅司馬氏政權后一統天下，所以他很注意處理胡漢關系。他建立政權都是打著漢家的旗號。劉淵遣大將劉景率軍攻洛陽，劉景驅殺漢族百姓三萬余人沉于黃河，劉淵聞訊大怒，曰：“景何面目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注：《資治通鑒》卷八十七《晉紀九》】顯示出他的確有一種包容天下的胸懷，很想化解胡、漢矛盾，而不是激化胡漢矛盾。然而，數百年積累下的矛盾，又豈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在他的末年，他也不得不妥協于現實，設立單于臺，實行胡漢分治。讓歷史積淀下的矛盾在歷史中去化解。　　

歷史的運動錯綜復雜，它要求運動的參與者要有多方面的素質。最關鍵的是要有一種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濟世情懷，以天下的黎民百姓、蒼生疾苦為念，在舊的秩序被破壞之后，以重新澄清天下、安定天下、重建統一為己任，而不是為一己之私念，稱王稱霸，貪欲恣肆，嗜于殺戮。　　

可通常的情況卻是，舊的社會秩序一經解體，社會中潛藏的各種能量都被釋放出來，參加運動的人素質參差不齊。有多少人能夠抱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濟世情懷呢？如憑借綠林起義而崛起的更始諸將，在他們建立政權之后，天下尚未平定、百姓瘡痍未復，便耽于個人享樂，貪欲恣肆，全不以蒼生疾苦為念。如果連這點基本的情懷都沒有，那就更談不上會有兼濟天下、統一天下的雄才大略了。　　

推翻舊的統治秩序，需要憑借一定的政治資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推動矛盾的普遍激化；重建新的統治秩序，同樣需要憑借一定的政治資源，采取一定的政治策略，緩和、消弭矛盾，消除各種離心力，重新整合天下。做到這兩者都需要雄才大略。　　

不同的歷史時期，具體的社會問題不同，可以憑借的政治資源可能不同。我們以秦漢之際的分合變化為例，來看從舊的統一局面的解體到新的統一局面重建這段時間內社會問題重心的變化。　　

當歷史經歷了春秋戰國數百年的紛爭之后，統一確為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但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這種趨勢也可能走一些曲折。　　

秦建立起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家。但這個統一的帝國卻是跟它的暴虐統治、橫征暴斂、嚴刑峻法等聯系在一起的。盡管秦始皇采取了許多鞏固統一的措施，但天下之人欲反秦、裂秦者仍不在少數。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隕石墜于東方，有人就在那隕石上刻字：“始皇死而地分。”【注：《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秦始皇三十六年》】足見反秦、亡秦、裂秦的暗火已在地下燃燒。這些人中既有像張良、項梁那樣的前六國貴族殘余勢力，也有像陳勝、吳廣那樣對秦暴虐統治不滿的下層民眾。　　

陳勝、吳廣在大澤鄉揭竿而起，天下能有風起云涌的響應，即是當時廣泛矛盾的顯現。陳勝、吳廣遂利用了這種潛在的力量，迅速擴大其影響。　　

陳勝占據了陳之后，打算自己稱王。張耳、陳馀曾勸其不要急于稱王，而應利用六國后裔渴望報仇、復國的愿望，派人復立六國之后，以便增強反秦陣營的力量。張耳、陳馀對陳勝說：“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愿將軍勿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后，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則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懈也。”【注：《資治通鑒》卷七《秦紀二·二世元年》】陳勝不聽，依舊率先稱王。但他并未能夠阻止別人自立為王的趨勢。他遣武臣略地河北，武臣羽翼已豐后，便脫離陳勝自稱趙王；武臣再遣韓廣略地，韓廣羽翼豐滿后，又脫離武臣自立為燕王。　　

陳勝敗亡后，在江東起兵的項梁脫穎而出。范增懷著同樣的認識建議項梁說：“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后也。”【注：《資治通鑒》卷八《秦紀三·二世二年》】項梁遂為楚國擁立懷王，又采張良之議扶立韓王，后又立魏豹為魏王。這樣，項梁所擁立的楚國成了反秦的中堅，在陳勝敗亡之后，掀起了反秦斗爭的又一個高潮。　　

對秦的仇恨乃是東方諸侯反秦的一大動力，張耳、陳馀、范增等人建議的策略都是旨在推動當時矛盾的普遍激化，擴大反秦陣營，從而達到迅速滅亡秦朝的目的。　　

秦亡之后，東方人與秦人之間的矛盾、東方人對秦人的仇怨卻并未馬上消失。這種仇怨影響了秦亡之后的天下形勢。項羽在新安坑殺秦降卒二十萬在很大程度上即是這種仇怨的產物。那些在秦強盛時受盡秦人欺凌的東方人現在終于可以反過來報復秦人了。項羽入關后，誅秦王子嬰、火燒阿房宮，拍手稱快的絕非項羽一人。　　

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王朝連同它暴虐的統治一起被埋葬了。反秦之時，天下之人亡秦、裂秦的呼聲構成反秦的主要動力，主導人心者實際上是一種分裂的趨勢。可是，當秦亡之后，要重新統一天下，又憑什么來整合天下？這是秦亡之后產生的新的問題的癥結。　　

秦亡之后的天下局面以項羽主持下的分封諸侯而收場。項羽憑在反秦戰爭中的功績而被尊為諸侯霸主。項羽行分封制在后來受到不少指責，被認為是開歷史的倒車；他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也受到后世的不少批評。　　

實際上，項羽行分封制在當時恐怕是不得不行之的一條辦法。他分封的原則，有維護自己霸主地位的意圖，如徙劉邦王漢中、將戰國時的東西二強齊國和秦國都分割為三部分等等；另外，還力圖以在反秦戰爭中的功勞大小為原則。盡管如此，他在當時就遭到韓信、田榮、陳馀等人的不滿。韓信說項羽“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高帝元年》】田榮、陳馀等人更是以未獲封王而首先舉兵反項羽。這些人反項羽的直接原因是自己未獲分封。　　

至于項羽不都關中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項羽所率領的軍隊是反秦戰爭中的主力。戰爭往往會使仇恨加劇，使矛盾更加尖銳。項羽在新安坑殺秦卒更是加劇而不是消弭了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所以，即令項羽立都關中，關中也不會是他的天府之國，而只會是他的肘腋之患。以這層認識為背景，我們才好理解劉邦入關后與秦人約法三章的積極意義。劉邦入關后，　　

即與關中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高帝元年》】這三條約法的意義不僅僅在于恢復戰亂之后的社會秩序，保境安民，更重要的是防止東方人與秦人之間的矛盾進一步加劇。因為，以當時形勢，最有可能出現的恰好是那些懷著復仇心理入關后的東方人趁機燒殺擄掠，報復秦人。劉邦此舉深得秦人之心，為他以后還定三秦打下了基礎。　　

在暴秦已經滅亡之后，當項羽還在加劇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時，劉邦卻已在注意化解秦人與東方人之間的矛盾了。　　

劉邦在后來統一天下的過程中，還有幾處大手筆，都可謂切中當時問題的癥結。首先是他還定三秦的時機。劉邦被徙封漢中時，蕭何建議他接受這一現實，然后，“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高帝元年》】以當時形勢，劉邦勢單力薄，兵逃將亡，一般人都會覺得首先應該蓄精養銳，整軍經武，積累力量，然后再出爭天下。但是劉邦拜韓信為大將后，并沒有像蕭何當初所建議的那樣，而是迅速出兵還定三秦。僅憑這一點，劉邦就收到了至少兩個方面的好處。　　

首先是時機上的好處。所謂人心動則難靜，靜則難動。設使項羽咸陽罷兵之后，天下能有數年之安，則數年之后，諸侯各安其地，百姓各安其業，諸侯林立的分裂局面將成定局。再過幾年，冒頓統一下的匈奴南下，有資格率中原諸侯反擊冒頓的惟有項羽。那時，不管項羽個人是否有意，都會產生進一步整合中原社會的需要；何況“攘夷”歷來就是中原霸業的一面有力旗幟。項羽若只做諸侯霸主，憑他在反秦戰爭中的功績就夠了，若要進一步整合天下，則須憑借新的政治資本，而領導中原諸侯反擊匈奴正好提供了這種政治資本，藉以進一步整合天下。若是如此，則天下之勢必將重歸項羽，那時劉邦再出爭天下，形勢就很不利了；即令能爭，以當時岳峙之群雄十數輩，逐一掃平，事亦難矣。其次起到了以患了打回東方去的動力。這就是韓信所說的“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高帝元年》】　　

劉邦的大手筆之二是在洛陽為義帝發喪。劉邦東出到洛陽后，有三老董公建議劉邦說：“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師出無名，事故無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則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于是，劉邦為義帝發喪，并發使遍告諸侯說：“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悉發關中 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愿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注：《資治通鑒》卷九《漢紀一·高帝二年》】　　

義帝即項梁擁立的懷王，本是復立的楚國之后，在秦亡后被尊為義帝，已可算是當時名義上的、比較松散意義上的天下諸侯的“共主”。項羽本可以挾此“共主”作為招牌以號令天下，但他連這塊招牌也扔掉了。劉邦撿起了這塊招牌。盡管義帝已死，他已不能利用一個活著的“共主”來號令天下，卻借這個死掉的“共主”而為天下人樹起了一個“共敵”。為義帝發喪旨在為自己“正名”，同時樹項羽為天下人之“共敵”，“明其為賊”，再借此“共敵”以摶聚人心，重新整合天下。　　

若非如此，劉邦憑什么名義東出？他還定三秦，項羽及其他諸侯還可接受張良的解釋，相信他只是想取得本該屬于他的東西；也要出關，“東向以爭天下”，那么不光是項羽會視他為敵，其他諸侯王也會視他為一大威脅，那樣的話，形勢就會復雜得多，他統一天下的阻力也會大得多。而為義帝發喪這一策略則把自己統一天下的行動變成了一個其他諸侯王可以接受的、為天下人除殘去暴的義舉。　　

就這樣，在短短的時間內，項羽就由天下諸侯尊奉的霸主變成了天下人的“共敵”，劉邦卻因此而聯合起諸侯聯軍共五十六萬人，把原本復雜的形勢、矛盾和問題都變得簡單化了。后來，楚漢雙方在成皋一帶相持。劉邦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酈食其建議劉邦派人復立六國之后，為楚國增加敵人。張良聽說這事后，大叫“陛下事去矣！”，連論此議之八不可。乍看之下，酈食其的建議很像當初張耳、陳馀對陳勝的建議。實際上，二者所面臨的形勢和最　　

終的目的都是完全不同的。陳勝起兵，志在滅秦。陳勝初起時，秦國還很強大，派人復立六國之后，可以利用前六國對秦的仇恨和復國的愿望，迅速擴大反秦的隊伍，從而達到滅秦的目的；而此時，劉邦已經聯合了大部分的諸侯，造成了重新整合天下的有利形勢，此時復立六國之后只會造成潛在的分裂勢力，這跟重新統一天下的目的是背道而馳的。　　

劉邦還把“統一戰線”工作做到了項羽陣營的內部，先是策反英布，后又反間鐘離昧、亞父，項羽更加孤立。　　

后來，酈食其又建議：“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皋之險，杜太行之道，拒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效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注：《資治通鑒》卷十《漢紀二·高帝三年》】　　

這卻是一個建立在地理大勢基礎上的恰當的戰略策劃。在基本上以善和惡為標準把自己跟項羽在天下人面前區分開來之后，再造成一種明朗的東西對峙的態勢出現，確實可以起到使“天下知所歸”的效果。后來劉邦又布項羽十大罪，更強化了項羽作為天下“共敵”的形象。通過樹項羽這一“共敵”而使天下之視線聚于一，滅一項羽而天下頓成席卷之勢。　　

秦與西漢交替之際的紛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反秦戰爭是第一階段，在這一階段，滅秦是主要目的，矛盾趨向于激化，所以，張耳、陳馀對陳勝的建議、范增對項梁的建議是符合當時形勢需要的，都是旨在推動矛盾的激化，擴大反秦的隊伍，從而達到滅秦的目的。楚漢戰爭是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重新統一天下是目的，為這一目的，應該緩和、消弭各種矛盾，消除各種離心力，所以，酈食其復立六國之后的建議與當時形勢的需要是背道而馳的，而為義帝發喪、布項羽十大罪等策略則把本應非常復雜、分散的矛盾加以簡化，使問題變得簡單，從而加快了重新整合天下、統一天下的進程。　　

第三節  分裂的類型　　

王夫之曾論及王朝衰亡的兩種形式：一種是土崩，一種是瓦解。他說：“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勢以異。瓦解者，無以施其補葺，而坐視其盡；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數年而社稷夷、宗枝斬，亡不以漸，蓋瓦解也。棟本不固，榱本不安，東西南北分裂以墜，俄頃分潰而更無余瓦，天下視其亡而無有為之救者；蓋當其瓦合之時，已無有相浹而相維之勢矣。隋、元亦猶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漢之屢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師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見奪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閩、四廣，而后終沉于海。此則土崩也。或支庶猶起于遐方，或孤臣猶守其邱隴，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寧宇，社移而下有逃祿之遺忠；蓋所以立固結之基者雖極深厚，而嚙蝕亦歷日月而深，無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數百年而繼以瓦解，瓦解已盡而天下始寧。”【注：《讀通鑒 論》卷三《武帝之八》】　　

王夫之描述了兩種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現出的特征。大體說來，瓦解意味著全面的混亂和無序，持續的時間通常比較短，重建新的統治秩序通常也比較快；土崩則意味著在整體的秩序崩潰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續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新的統治秩序和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過程。秦、新、隋和元的滅亡便屬于瓦解，東漢、西晉、唐和宋的衰亡則屬于土崩。　　

至于為什么會出現這兩種不同的形式，原因當然是復雜的。下面，我試著從社會權力結構的角度提供一種解釋。　　

一般說來，那種專制程度比較高的朝代在統治秩序解體之后，容易出現瓦解的局面。這種朝代高度專制的統治往往制造了一個權力結構單一的社會，在最高統治層與最下層民眾之間，缺少與皇權分享權力的中間勢力。其暴虐的統治遂在最高統治層與最下層民眾之間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樂在上漢武帝書中說：“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注：《資治通鑒》卷十八《漢紀十》】說的實際上就是這種最高層與最下層之間最直接 的矛盾。因為缺少與皇權分享利益的社會階層，也就缺少可以緩沖和分散矛盾的中間力量，一旦它的統治因某種原因而削弱，稍有導火線，即可導致矛盾的普遍爆發，結果其皇權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對。所以，它在整體的秩序解體之后，連局部的秩序也沒法維持，因而出現王夫之稱之為瓦解的那種普遍的動蕩和混亂。　　

秦、新、隋和元在這方面比較典型。這些朝代大多統治暴虐，高度專制，橫征暴斂，輕用民力。這樣的王朝在皇權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數以十計。但在經歷了時間并不長的一段動蕩和混亂后，大多灰飛煙滅，天下重歸一統。　　

而那種專制程度不高、或是其專制因某種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統治秩序解體之后，容易出現土崩的局面。這種朝代的統治秩序中存在與皇權分享權力的中間勢力，這種中間勢力既是削弱皇權的力量，也是維系皇權的力量。在皇權受到挑戰時，這種中間勢力可以起到緩沖和分散矛盾的作用。這樣的朝代，即令整體的秩序解體了，但那些中間勢力尚可維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這種勢力作為政治上的離心力，若與地理上的離心力結合起來，往往導致分裂割據的局面。　　

東漢、西晉和唐的衰亡就屬于這種情況。東漢的皇權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經歷黃巾大起義的沖擊之后，權移州牧、刺史。后來割據四方的軍閥大多便是這些州牧、刺史。東漢末年的軍閥割據最終演變成了魏、蜀、吳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晉懲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亂”中，導致西晉衰亂的是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亂”中，負責維持地方秩序的也是這些藩王，重建司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晉的統一“土崩”之后，出現的是東晉南朝與十六國北朝長期對峙的局面。　　

唐經“安史之亂”后，權移藩鎮，漸漸演成藩鎮割據的局面。導致唐室衰弱的是這些藩鎮，最終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鎮；但在唐最終滅亡之前，負責維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統治在“安史之亂”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維系了百余年的也是這些藩鎮。唐亡之后，五代十國的建立者們實際上也是這種勢力的演變。　　

作為王朝衰亡的兩種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亂和無序，無跡可尋；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跡可尋。　　

政治上的離心力與地理上的離心力通常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的。政治上的離心力與地理上的離心力結合在一起，遂使土崩型的局面易于趨向分裂的局面。從地理的角度考察，分裂的局面又表現出以下幾種類型：有南北對峙或東西對抗（二分型）、有三足鼎立（三分型）、有四分五裂（四分型乃至更廣泛的分裂）。　　

一、南北對峙 　　

歷史上的南北對峙與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有密切的關系。淮河至秦嶺一線為中國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線。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為南、北方的主要區域。南、北方內部各區域之間的聯系比較緊密；南北之間跨度很大，南北氣候、環境、生產方式、社會文化乃至生活習性等方面的差異也較大。這是南北對峙的地理基礎。　　

南北對峙多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中國歷史上的南北對峙，除了孫吳與曹魏（西晉）之間一度出現的短暫對峙為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外，其它的南北對峙均為北方少數民族政權與南方漢人政權之間的對峙。西晉衰亡后的十六國北朝與東晉南朝之間的對峙和北宋衰亡后的金、蒙古（元）與南宋之間的對峙時，北方政權都是少數民族建立的。　　

北方少數民族以游牧騎射為業，男子都是天生的戰士，長于騎兵野戰，這使他們在軍事上占有一定的優勢。這些少數民族在進入中原之后，多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中原先進的文化，從而提高其社會組織上的效能；但他們久居北方，性習溫涼，而不耐暑熱，故其對南方的作戰宜于秋冬時節。　　

南方漢人以農耕為業，社會文明程度較高，社會的高度組織化、對水利的利用是其社會的主要特點；其治軍以秩序和紀律見長，經過嚴格訓練；其作戰講究部伍陣法，長于水戰和守城戰，多能利用江河水道進行人力物力的運輸，故其對北方的作戰宜于春夏時節。　　

南北雙方可謂各有所長，各有千秋。南北之間、黃淮一帶地形和氣候上的特點，又使得南北雙方在天時和地利上各自利弊半參。這一帶既有曠闊的平原，又有縱橫分布的江河水道，寒暑季節變化明顯。利于南方者不利于北方，利于北方者不利于南方。雙方都有機會發揮自己的長處，利用對方的短處。這種天時和地利上的特點，也使得南北雙方在黃淮一帶易于陷入一種拉鋸式的角逐之中。　　

南北軍事對抗一般以黃淮平原為主戰場，而以淮河至秦嶺一線為對抗線，這條對抗線隨著雙方力量的消長變化而在長江和黃河之間有一定幅度的擺動。　　

淮河以南，有較長的雨季，江河水道縱橫，形成密集的江河水網，足以緩沖北方鐵騎的沖擊力。南方可以利用這些江河水道，構筑軍事據點，扼守一些主要的通道，發揮自己水戰和守城戰的特長；另外，南方雨季濕熱，北方人、畜皆不適應，也削弱了北方鐵騎的沖力。這樣，北方勢力若越過淮河繼續向南深入，便會面臨氣候和環境上的巨大困難。但是在淮河以北，情況就不一樣了。淮河以北的河流，雨季相對較短，氣候干燥，河流水流量有限，冬季又有封凍現象，容易渡涉，不足以阻擋北方的鐵騎。南方勢力若是越過淮河向北深入，則會面臨補給線過長的困難。這樣，作為中國地理上南北分界線的淮河不期而然間也成了南北對抗的一個分界線。　　

北方游牧民族每每趁中原政權的衰弱，憑借軍事上的優勢，透入中原，控制北方地區；而南方漢人政權在失去對北方的控制之后，多能憑借中原先進的社會文化整合南方社會，并發揮南方漢人社會的特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從而與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形成南北對峙的局面。　　

二、東西之爭 　　

二分型的大型對抗除了南北對峙外，還有東西之爭。東西之爭在戰國、秦漢時期比較典型。秦的兼并及統一戰爭、楚漢戰爭、西漢時東方諸侯對西漢中央政權的挑戰、東漢末關東州郡討董卓之戰，都是一種東西之爭的態勢。不過，東西之爭作為一種二分型的分裂，通常只是一種臨時狀態，既不持久，也不穩定。　　

東西之爭一般在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與第三級階梯之間進行，而以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的東部邊緣地帶為對抗前沿：北起幽燕，循太行山南下，經嵩山山脈、方城山，接桐柏山、大洪山而轉向鄂西山脈一線，為東西之間對抗的前沿。這一列南北向的山脈分隔中國的東、西部地區。　　

在這一線山脈上有一些山地隘口，為東、西方之間的交通孔道。在燕山山脈有居庸關，沿太行山一線，自北向南，依次有飛狐口、紫荊關、倒馬關、井陘關、滏口、天井關等關隘，在嵩山山脈周圍又有成皋、太谷、轘轅、廣成、魯陽等關隘，扼守東、西方往來通道；在洛陽附近還有孟津，為黃河重要渡口。因此，上述一線為雙方爭奪的急所，尤以成皋一帶為爭奪的關鍵。成皋處在東西對抗線的中軸線上。　　

從中國地勢的大體形勢上來說，這種對抗卻是西方居地勢之利，而東方則處相對劣勢。西方地勢較高，面對東方，居高臨下，若是能控制成皋一線，即已取得一種非常有利的攻勢態勢；而東方控制成皋一線，至多只是取得一種比較好的守勢態勢，失成皋一線則全失地利之險，故歷史上的東西之爭以西方勝利者居多而東方勝利者居少。　　

三、三足鼎立 　　

三足鼎立，一般人自然都會想到魏、蜀、吳三國鼎立。實際上，這只是三足鼎立的一種類型，但不是最典型的一種類型。魏、蜀、吳三足鼎立是整個北方與四川、東南這三地之間的鼎立。魏、蜀、吳雖曰三足鼎立，但實際上是南方的蜀、吳二國結成聯盟，合力對抗北方的曹魏；若真是這三地構成單純的三足鼎立，那么，這種鼎立是不均衡的，北方在實力和地利上都占有明顯的優勢。魏晉南北朝時期，（統一北方時的）后趙、成漢與東晉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這種類型，也是整個北方與四川、東南三地之間的鼎立。　　

在中國地理格局中，最典型的三足鼎立應是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最經常出現的三足鼎立。　　

若以秦嶺至淮河一線劃分南北，那么，北方在地利和實力上占有優勢。南方的政權只有在北方分裂的情況下才能長期保存。北方的分裂和對峙要能穩定并持續長久，則北方的分裂和對峙又必須是勢均力敵的。北方經常出現的分裂和對峙是關中與河北之間的對峙。這種對峙大體上是勢均力敵的。關中地利上較優，而河北實力稍勝。綜合起來看，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基本上構成一種大體的均衡。　　

關中、河北與江南這三者之間的鼎立也是歷史上出現得最多的三足鼎立。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過六次三足鼎立，除去上面說到的那兩次是北方、四川與東南三者之間的鼎立外，其它四次都是關中、河北與江南之間的鼎立。他們是：前秦、前燕與東晉，后秦、后燕與東晉，東、西魏與梁，北周、北齊與陳。　　

四、四分五裂 　　

天下四分是三足鼎立的延伸。在關中、河北與江南三地鼎足而立的基礎上，若是四川出現了單獨的割據政權，便成了天下四分。這也正是中國地理上棋盤型格局中的四角之間的分峙：關中、河北、東南和四川。　　

如十六國東晉初期，前趙據關中，后趙據河北，東晉據東南，成漢據四川。又如南北朝時期，北朝因爾朱氏之亂而分裂成東、西魏，南朝也因蕭繹、蕭紀內訌而分裂，遂出現西魏據關中、東魏據河北、蕭繹據東南、蕭紀據四川的局面。　　

不過，這種天下四分的局面一般并不穩定，維持時間也不長。十六國時期的四分很快就因后趙兼并前趙、東晉消滅成漢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南北朝時期的四分也因西魏趁利南進兼并蕭紀而演變成三足鼎立。　　

在三足鼎立或天下四分的基礎上，若是周邊外圍地區也建立起了其它割據政權，那就變成了五分乃至更廣泛的分裂。通常隴西地區、河西走廊和遼西地區容易脫離中原而建立起割據政權，如后趙、成漢與東晉三足鼎立時，河西存在前涼政權，遼東的鮮卑慕容部就脫離東晉建立起了前燕政權。　　

戰國時，七雄并列，這也是一種比較廣泛的分裂。戰國七雄從春秋時期眾多的諸侯國中脫穎而出，并立時間也較長久，這是有其地理上的基礎的。戰國七雄中，秦據關中“百二之地”，齊據山東“十二之地”，楚據方城、漢水，并有著遼闊的疆域，燕據河北北部，南阻易水。四雄分峙東、西、南、北四方，背靠邊角，有著穩固的后方，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韓、趙、魏三晉諸侯國處于中央，分隔四雄，他們的強大來自他們之間的團結，合則強，分則弱。等到秦的勢力已經非常強大，東方六國感到其威脅，這才出現合縱。不過，這已經是一種東西對抗的態勢了。　　

第四節  統一的軌跡　　

歷史由治趨亂、由合趨分有其自身的邏輯；同樣，由亂趨治、由分趨合也有其自身的邏 輯。若從地理的角度看，地理形勢在新的統一局面的重建過程中也發揮著一定的作用。　　

由亂趨治、由分趨合的過程實際上是由分裂到重建統一的過程，這一過程在地理上依稀呈現出這樣的軌跡：在普遍的動蕩和混亂中往往先澄淀出局部的秩序，再經由這些局部的秩序而趨向全面秩序的建立和統一局面的形成。　　

中國歷史上的三次長時期的分裂基本上都是土崩型局面的結果。在三次大一統期間，又都經歷過短暫的震蕩。從秦到西漢、從西漢到東漢、從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換代的過程都經歷過短暫的震蕩。在這短暫的震蕩中呈現出的基本上是一種瓦解的局面，即社會秩序的全面解體。　　

分裂與統一交替變遷。分裂的類型不同，統一的類型也隨之而有所不同。 　　

一、土崩型局面的統一軌跡　　

在土崩型的分裂中，比較復雜的分裂局面往往先趨向比較簡單的分裂格局。三足鼎立是土崩型分裂中經常出現的局面。上面說到，關中、河北與江南三者之間的鼎立，是最經常出現的三足鼎立，這種三足鼎立通常是結束四分五裂乃至更廣泛的分裂局面的結果。關中的政權強盛時，往往能控制隴西、河西；河北的勢力則往往控制華北大平原，常常延伸至遼西；四川則通常并于東南。　　

每一次三足鼎立的局面最終都演變成了南北對峙。魏晉南北朝時期就出現過六次三足鼎立的局面，六次三足鼎立最終都歸結于南北對峙。魏、蜀、吳三足鼎立最終以曹魏滅蜀、西晉代曹魏而演變成了西晉與孫吳之間的南北對峙。十六國時期后趙、成漢與東晉的三足鼎立以東晉滅成漢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前秦、前燕與東晉的三足鼎立也以前秦滅前燕統一北方而演變成南北對峙。后秦、后燕與東晉的三足鼎立則因北魏入主中原統一北方、劉宋取代東晉而演變成了北魏與劉宋之間的南北對峙，并一直持續到北魏分裂的前夕。東、西魏與梁，北周、北齊與陳這兩次三足鼎立，在經歷了各自內部的演變之后最終以北周滅北齊統一北方、隋代北周而演變成了隋與陳之間的南北對峙。北宋、夏、遼并存，就其政治、軍事上的關系而言，也算是一種三足鼎立的局面。雖然當時在西南還有大理政權，但由于地理的原因，它與中原之間的聯系，特別是利害關系遠無上述三國緊密。三國鼎立的時間比較長，最終也因蒙古入主中原統一北方而演變成了蒙古與南宋之間的南北對峙。　　

二分型的對抗乃是新的統一完成前夕最基本的格局，即東西對抗或南北對峙。中國歷史上的三次大一統——秦漢、隋唐和元明清——都是結束長期的分裂而完成的。在每次大一統完成的前夕基本上都是一種二分型對抗的格局。　　

秦以兼并六國而結束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分裂，在秦統一天下的前夕，基本上是一種東西對抗的態勢。在秦漢與隋唐之間，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大分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分裂局面以隋與陳的對峙而走到盡頭。在隋唐與元明清之間，經歷了五代十國和宋、夏、遼、金先后并存的局面，這一時期的分裂又以南宋與蒙古（元）的對峙而走到盡頭。　　

在東西對抗和南北對峙這樣的大型對抗中，論地理上的優勢，是東不如西，南不如北。在秦統一的前夕，秦居西方，占有地勢上的優勢，秦以此而兼并東方六國。每次南北對峙則都是以北方兼并南方而統一天下。西晉與孫吳的對峙以北方的西晉消滅南方的孫吳而歸于統一。南北朝時期的南北對峙以北方的隋消滅南方的陳而歸于統一。蒙古（元）與南宋的對峙以元滅南宋而歸于統一。　　

上述幾次北方兼并南方的統一戰爭在布勢上又表現出一定的相似性，都是東西齊舉，上、下游并進；但局面的打開則都是從上游著手的。西晉滅吳，以王濬下益州，杜預等下荊襄；隋滅陳，以楊素下益州，楊俊等下漢水；蒙古則以攻克襄陽而取得上游之勢。這是由南北對峙的基本地理形勢所決定的。南方賴以對抗北方的依托和聯絡內部的交通線主要是長江，長江上下游之勢在戰略上表現出的利弊非常鮮明，北方奪上游之勢即足以控制長江形勢，取得戰略上的主動權。　　

二、瓦解型局面的統一軌跡 　　

至于瓦解型的局面，雖因形勢的復雜而難尋其跡，卻也看得出地理條件在重建統一過程中的重要性。在中國棋盤型地理格局中，幾大戰略要地都有其獨特的山河形勢、經濟條件和社會基礎。　　

一種政治勢力若能植根于這些因素之中，以之為基礎，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進而形成力量中心。像關中、河北、東南、四川這樣的地區就因其優越的地理形勢而容易首先建立起局部的秩序，進而形成力量中心。這種力量中心對周圍地區輻射出一定的控制力。隴西、河西地區大都因其割據政權被關中的政權所滅而納入關中的控制范圍，如十六國時期的前涼被前秦所滅，后涼被后秦所滅，南涼亡于西秦，而西秦則被赫連夏所滅，唐初隴西的西秦政權和河西的涼政權也都被唐所滅。河北的政權則往往能控制整個華北平原，有時還延伸至遼西。東南政權則通常能控制長江中下游地區。四川則通常跟漢中連成一體。　　

在天下紛亂之初的混亂局面中，先據四角山川險固之地者往往能建立起局部的秩序，建立起穩固的根據地，積累力量，為日后進取天下打下基礎。秦亡之后，群雄逐鹿，劉邦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王莽敗亡之后，逐鹿的群雄數以十計，劉秀以河北為基礎統一天下；隋亡之后，逐鹿的群雄也是數以十計，李淵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元亡之后，逐鹿的群雄又是數以十計，朱元璋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　　

上述幾代重建統一的進程，雖都以四角之地為基礎，但還有所區別。秦、西漢和隋、唐都是既以關中為基礎統一天下，又以關中作為統治天下的基礎。東漢雖以河北為墓礎統一天下，但統一完成之后政治重心卻不在河北，而在河南；明朝雖以東南為基礎統一天下，但明的政治重心不久即移至河北。他們統一天下的基礎與統治天下的基礎并不是重合的；而秦、西漢和隋、唐朝統一天下和統治天下的基礎是重合的，其基礎都是在關中。因此，在眾多的統一形式中，以關中為基礎完成的統一有其獨特的特點，我將其稱之為關中模式。　　

以關中為基礎進取天下之時，關中四塞之地的地理條件確為進取的憑資。關中的山河形勢使其具備相當的勢能，它猶如一只巨鷹，舒展兩翼，左翼席卷山西，右翼席卷漢中、巴蜀，兩翼展開，即足以包卷中原，進取天下。　　

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關中模式誠如張良所表述的——“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注：《資治通鑒》卷十一《漢紀三》】　　

在這一格局中，我們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一條是中國地勢第二級階梯東部邊緣的山地險阻——北起燕山山脈，向南循太行山脈、經嵩山、方城山、接桐柏山、大別山——呈南北向橫亙。這一線即用來“東制諸侯”的軍事防御線。中國古代的重要關塞，基本上位于這一線上，如太行山一線的居庸、紫荊、倒馬、井陘、滏口、天井諸關塞，嵩山一帶的虎牢、伊闕（今洛陽龍門）、廣成（今臨汝西）、轘轅（今鞏義西南）諸關隘，大別山上的武勝、平靖、黃峴等義陽三關。隋唐時期，“獨以一面東制諸侯”的防御線已向東有所推進，如隋煬帝掘長塹，已圈至河南東部，這是因為這時的政治重心也已向東有所推進，而不僅僅是關中。另一條線是黃河—渭河一線，呈東西向縱貫。這一條線是東、西部之間的交通運輸線。當政治重心位于關中的時代，對于這條交通線都曾著力加以經營，作為漕運動脈，轉輸東部地區的財賦以供給關中。　　

河北曾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的三個全國性政權的政治重心，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大一統局面的統治重心。明雖不起自河北，但其政權建立后不久即遷至河北，元和清兩代都起自塞外，他們入據中原都是從河北打開局面的。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我將其稱之為河北模式。　　

河北模式作為一種統治天下的格局，對于像元、清這樣的由塞外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和對于明朝這樣的由中原漢人建立的政權來說，所呈現的格局是不一樣的。　　

在明朝統治天下的格局中，我們也可以畫出兩條粗略的長線，兩條長線在北京附近成交匯之形：一條是作為軍事防御線的“九邊”長城一線，另一條是作為經濟運輸線的京杭運河一線。兩條長線垂直交匯于河北北部。明代遷都北京，在長城一線特設“九邊”重鎮，“九邊”一線東起遼東，西經山西而聯絡甘、陜，東西橫亙，屏護北方。這一線是農耕經濟的中原與游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接觸帶。塞外游牧民族往往以越過這一線而擾掠中原，歷代中原政權都曾經營這一線，建為軍事防御線。大運河作為南北之間經濟資源流通的一條大動脈，北起幽燕，南經山東而聯絡江南，縱貫于中國東部的大平原上。相對于以前西行逆黃河——渭水而上轉輸關中時的艱辛來說，京杭大運河還算是一條比較平易的轉輸線路。明代因襲元代，經營運河，連通南北，從而形成“以東南之糧，養西北之兵”的格局。這種格局能把政治、軍事上的需要與經濟上的供給相對完好地兼顧起來。　　

對于元和清這樣的由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來說，作為全國性的政權，他們同樣要倚仗江南的富裕和大運河這樣的運輸條件。但元、清兩代本身就是起自塞外，他們得以入據中原，根基在塞外。入主中原后，其軍事上潛在的威脅存在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元、清兩代對中原漢人始終懷著防范戒備之心。因此，對于他們來說，長城一線的意義就不大了。這樣，運河一線畫到河北北部后，不是垂直折成東西向，而是以其它方式繼續向北延伸，以使河北作為農耕經濟的中原與游牧經濟的塞外之間的一個銜接地帶，能夠確保中原與塞外之間聯系的穩固。這種聯系在他們的統治受到挑戰時顯得尤為重要，他們的根基在塞外，形勢不利，還可確保退回塞外。元、清兩代在中原的統治最終也的確是被中原漢人所推翻的。明初朱元璋北伐，元順帝即率蒙古殘余勢力退出塞北；清帝退位后，清宗室耆善在出關時曾賦詩“幽燕非故國，長嘯返遼東。”也可說是滿人固有心態的一種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