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 斗爭過程
清廷爭奪全國統治權的斗爭，不必追溯久遠。努爾哈赤雖在萬歷末叛明立國，但力量單微，不可能有問鼎中原的想法。皇太極繼立，到天聰末仍以“我國起兵之故，非欲取天下得大位”1為詞，顯然是實情。到崇德末，清廷差不多掩有全遼，眼見明朝江山岌岌可危，而后萌生取而代之之心，才多少有些現實基礎。但皇太極此時還不敢輕言代明而有天下，認為“雖蒙上天眷佑，盡得土地，一統全國，亦難保子孫世代永襲霸業。況昔之金國亦曾統一全國，今見其永存乎?”2面對弱小落后的實際，這畢竟不是多余的憂慮。在皇太極身上，存在擴大統治對他的誘惑，但還談不上君臨全國的“強烈愿望”。吳三桂引清兵人關，事實上是導致清廷參與全國統治權角逐的關鍵。
因此，今天討論這個問題，可以從山海關石河之戰開始。此戰最先只是大順農民軍討平吳三桂反亂的戰爭，因清兵參戰而發生變化。戰爭雙方，一邊是清睿親王多爾袞所率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構成的主力，以明平西伯吳三桂所率關寧鐵騎關、遼兩鎮兵、山海關鄉紳原明許州同知呂鳴章等所率鄉勇為前鋒，一邊是李自成親自統率的大順軍將士，但有大量山海關民眾與他們站在一起，“間多脅從及近鄉驅迫供芻糧之民”3。清朝正處在建立前夕，滿族貴族的對策只有進行鎮壓，為清朝建立掃清道路。這在此前不久已由兩大智囊人物范文程、洪承疇不約而同地加以明確。清內秘書院大學士范文程說：“我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降清原明薊遼總督拱承疇提出：“掃除亂逆，期于滅賊。”4固這都是視農民軍為死敵的主張。因此，山海關石河之戰慘酷、激烈。清軍坐視關遼鎮兵、山海關團練對大順軍死戰一天多，兩敗俱傷，然后以逸待勞，人關一戰而定。大順軍和民眾被屠戮，“二三十里間”“凡殺數萬余人”5。尸骸積如丘山。
山海關石河之戰的意義在于：其一，大順失利慘重，直接導致退出京師，返回陜西，清朝建立的結果；其二，階級分野與民族斗爭在此戰中結合在一起，構成清初抗清第一戰，標志著階級斗爭向民族斗爭過渡，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其三，清廷將充分利用降敵賣命，以彌補滿族自身人力的不足，此戰對吳三桂、呂鳴章等及其所部的使用，完全體現出既定的方針和相關的政策、策略。
清朝建立后，三種政治、軍事力量李自成大順政權、張獻忠大西政權和各地的農民軍，滿族貴族為主體的清朝政權，漢族士紳陸續擁立的南明政權的激烈角逐，轉化為你死我活的爭奪全國統治權的斗爭。明朝滅亡前對后金清、農民軍兩面作戰，此時開始他們各自內部和相互間動蕩、分化、改組的進程，清朝占據主要方面，對農民軍、南明作戰，促進兩個對手間的矛盾朝緩解的方向發展。
農民軍作為一種政治、軍事力量，除大順和大西外，北方各地人民隨著清軍的推進，施行民族和階級壓迫而迅速展開武裝反抗。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昌平、三河、天津等近京地方的民眾最先組織抗清軍。接著京南饒陽康文斗、武強郭壯畿等聯合起義，數萬人圍攻饒陽，牽制清軍南下。夏秋間，大順軍王鼎炫等在內黃今屬河南、清豐、隆平今河北隆堯等地，與當地蘇自興等起義軍結合，攻城略地。巨鹿劉守分還建元天定，以示堅決反抗。京北宣化一帶則有民間宗教結社的反清活動。山東、山西等省原來反明的農民起義，都紛紛轉到抗清的軌道上，其中有山東嘉祥滿家洞擎天大王宮文彩起義，山東濮州在今河南范縣境、范縣今屬河南榆園軍任七等人起義，山西呂梁山區起義等等。大順、大西和各地農民軍如果聯合起來，統一起來，是一股巨大的力量，相對于明、清兩方來說，可能是首屈一指的。但實際上李自成與張獻忠兩領袖長期不睦，大順、大西兩軍積怨。在滿洲鐵騎進攻的關鍵時刻，他們還互相摩擦。七月，李自成派部將馬科去四川，“招安保寧一路”6。“保寧、順慶先已降自成，置官吏，獻忠悉逐去。自成發兵攻，不克”7。各地的農民起義軍也是分散的、各自為戰的。滿家洞起義軍雖然舉起大書永昌年號的旗幟，但并不是李自成指揮的隊伍。陜西以外的大順地方政權和軍隊，正遭受明清兩方的逼迫而敗潰，自顧不暇。李自成遠在陜西，也鞭長莫及。所以各地農民起義軍都不統一，各自獨立作戰。
明朝被推翻之初，士紳就開始分化。北方一部分士紳因受農民起義重創，急于投靠強有力的政權，以保護本階級的利益。他們緊跟吳三桂之后，投入清朝的懷抱。許多在京的和地方的官員如山海關總兵高第、總兵孔希貴、兵部侍郎金之俊、三邊總督李化熙、御史衛周胤等紛紛降清；或通過舉薦，或主動立功等途徑出仕，原明大學士謝枡、馮銓、翰林院侍講孫之獬等就是這樣與清朝結合在一起。北方另一部分士紳站在民族立場，轉向抗清或做遺民，其中有的人留居北方，有的前此已因躲避農民軍南下，有的在清兵人關后南走。明陜西副總兵孫守法、山西平陸人原明寧夏巡撫李虞夔、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人原明太康知縣梁以樟、徐州沛縣舉人閻爾梅等就是這類堅持民族立場的士紳。南方士紳、包括一部分南逃的北方士紳的反映，更加值得注意。他們不可能甘心讓江山落于農民軍之手，也不可能甘心讓清人漁翁得利。其政治代表人物在悲痛、彷徨之余，群聚南京，重建明朝統治，產生第一個南明政權弘光政權。弘光政權建立，在清朝眼中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步驟，因為這表現出漢族士民堅決反清的意義。明朝的重建樹起了鮮明的政治旗幟，實際上是一面民族斗爭的旗幟，一切反清的政治力量最終必然歸于這面政治旗幟之下。
清廷非常了解面臨的嚴峻形勢，不斷依靠督撫按鎮、八旗勁旅、投誠明軍進行鎮壓。進至京師之初，清攝政睿親王多爾袞即派遣固山額真巴顏、石廷柱、李國翰、劉之源等進征昌平等處義軍，投誠總兵孔希貴等進征三河起義軍，都統金礪、副都統李率泰進征天津衛起義軍。順治元年十月十九日，清廷自沈陽遷至京師，立足不及一月，即以英親王阿濟格為靖遠大將軍，與平西王吳三桂、智順王尚可喜率軍自大同邊外進攻榆林、延安，由陜北而南，消滅西安李自成大順政權。二十五日，清廷又以豫親王多鐸為定國大將軍，與恭順王孔有德、懷順王耿仲明率軍南征弘光政權。阿濟格等迅速出征，多鐸等則在出發前奉命先行“便道往征”李自成，“即追躡賊后，直趨西安”，與阿濟格軍南北夾擊，“兩路大軍務期合力攻剿平定賊寇”8。接著，清廷還派出肅親王豪格率軍進征山東嘉祥滿家洞起義軍。順治二年1645年正月，多鐸軍破潼關，進占西安。。李自成率部棄城南走。多鐸也從西安率軍南下，轉征江南。阿濟格則負追擊大順軍之責。五月，李自成在湖廣通山縣今屬湖北九宮山遭地主武裝襲擊而犧牲。多鐸清軍征進順利。四月二十五日，多鐸軍克揚州，殺害堅守揚州的明督師史可法。五月十四日，南京陷落，弘光政權崩潰，弘光很快被俘。清軍在江陰、嘉定、松江、太湖等廣大地區遭到頑強抵抗，但江南仍然落人清朝手中。
此時，清軍處在全面出擊狀態。順治二年夏，貝勒博洛從多鐸處分軍一半，撫定蘇、常后，疾趨浙江杭州，對南明作戰。三年1646年二月，博洛受命為征南大將軍，征浙江、福建。英親王阿濟格追逐南逃的李自成軍，也取得湖廣、江西一些地區。自成死后，二年十一月，清廷改派貝勒勒克德渾為平南大將軍攻取湖廣。同月，清廷以駐防西安的內大臣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加兵四川，對張獻忠進行威脅，又“下詔招撫”，要他“審識天時，率眾來歸”，“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9。但何洛會被陜西境內起義軍牽制而無法脫身進川，已暴露出清軍擴大征進與兵力不足的矛盾，不得不更加注意適當收編，各個擊破的方針。三年正月，肅親王豪格受命為靖遠大將軍征張獻忠大西政權。張獻忠大西軍困于四川明軍的攻擾，準備撤出四川，北返陜西。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們在西充與豪格前部遭遇，張獻忠中箭犧牲。大西軍與大順軍一樣，在清軍攻擊下喪失領袖，這件事不僅對農民軍，而且對全國形勢都不可避免地要發生重大的影響。
農民軍與南明士紳的階級矛盾，造成了漢族力量的嚴重分裂和削弱。清朝很聰明地加以利用，及時進軍，在很短的時間內迅速取得很大地盤。但是，這種迅速推進引起兩個結果：一面是擴展征進并推行民族奴役措施，進一步激化民族矛盾，一面是農民軍與南明士紳面臨共同的威脅，以及推翻明朝統治的兩位農民軍主要領袖相繼去世，使農民軍與南明士紳之間的關系得到緩沖。于是，農民軍與南明士紳間做了適應性調整，在新的基礎上進行聯合角逐。順治二年閏六月，南明官僚繼續維護明朝正統，南安伯鄭芝龍、禮部尚書黃道周等在福建擁立隆武政權，兵部尚書協理戎政張國維、舉人張煌言等在浙江擁立魯王監國政權。兩個南明政權分別得到一部分堅決抵抗派官僚的支持。大順農民軍第二代領袖將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開始轉變戰略，實行聯明抗清。他們在湖廣分別與隆武政權的湖北巡撫堵胤錫、督師何騰蛟接觸，接受隆武政權的封賜和節制。魯王監國政權在錢塘江抗清之役中戰敗，一潰而不可收拾，于是流亡海上和福建。隆武政。權五路北伐收復南京的戰略計劃，也因與魯王監國政權內爭、隆武政權內部實權派鄭芝龍兄弟抵制和破壞而化為泡影10。這個政權的堅決抗清派官員大學士黃道周、朱繼祚等以及隆武帝后都先后就義。順治三年冬，兵部侍郎、廣西巡撫瞿式耜等在廣東肇慶擁建永歷政權。大順農民軍余部繼續擁護南明朝廷。大西農民軍余部進軍貴州、云南，也主動與永歷政權接觸而走上聯明抗清的道路。福建沿海則有鄭芝龍之子明忠孝伯掛招討大將軍印鄭成功的義師奮起。北方和浙江的斗爭沒有削弱，而湖廣、江西、福建、廣東的抗清起義又紛紛爆發并趨于激烈。這就造成順治五年1648年開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
與戰爭推進同時，復明運動也日益活躍起來。復明運動是部分明遺民、士紳、民眾共同進行的以恢復明朝統治為目標的地下活動，持續的廣泛的自覺串連發動的民族抵抗運動，一種具有相當規模的政治運動的潛流。抗清復明斗爭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公開的抗清武裝起義，一種就是地下復明運動。這是互相聯系、滲透、支持、配合的兩種斗爭形式。公開的抗清武裝起義需要有地下活動的協助，以聯絡人事、搜集情報、制造聲勢、策反敵方、提供財物和人員支持等等；地下復明運動則以公開起義作為政治旗幟、軍事依靠，而且有些復明運動就是公開抗清起義者策動起來的，并加以節制。這是不可分割的明、暗兩條戰線。復明運動最早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當年進行奔走聯絡的徐州沛縣舉人閻爾梅。后來受永歷封授伯爵兼管理北直山東事宋謙李乾，也是在北方廣泛從事復明運動的重要人物。已經降清的官僚錢謙益及其妾柳如是也投身復明運動，與海上鄭成功、西南永歷政權等都有聯絡。順治四年1647年，原明延安府推官顧咸正通海，清蘇松常鎮提督吳勝兆反正，這兩個互相關聯的復明大案在江南松江今屬上海市發生。江南江陰今屬江蘇貢生黃毓祺等在江南北更積極活動。連續發動的復明運動，在江浙形成蘇松、南京及其附近、杭嘉湖等幾個中心。這種狀況充分反映出民族矛盾的尖銳化。
順治五年開始的第一次抗清高潮，表現出由原明降清武將反正促成的特點。農民軍新敗之余，正進行調整，以恢復元氣。明軍節節敗退，內訌則勁頭有余，抗清則力量不足。在這種情況下，降清原明軍反正，扮演了第一次抗清高潮主要發動者的角色。其中有降清原明將領與清政府的矛盾，這是民族矛盾在清朝內部的一種表現。從根本上說，社會上民族矛盾尖銳化，復明運動利用清朝內部矛盾進行策反，促進了降清原明軍大規模反正的連續發生。順治五年正月，清江西提督金聲桓、參將王得仁揭起反正之旗。金、王受清江西巡撫章于天等摧辱、婪索，滿懷憤慨，陰蓄叛志，“方南顧明微，北清盛，欲待四方有起者而自立。”動員他們反正的說客則屢至。鎮守贛州的明督師“萬元吉嘗遣間使說聲桓反正”，金聲桓幕客黎士廬、幕客南昌諸生胡以寧也下說詞，揚州福緣庵僧德宗更因金聲桓“禮信”，“每勸其改圖”，“聲桓之復歸明，德宗啟之也。”新建諸生殷國楨則“說得仁部下王禹門反正，禹門說得仁，得仁亦心動11。金聲桓等反正，對抗清復明斗爭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三月，清辰常沅道戴國士反正，剪發辮、復衣冠。四月，清貴州黎平守將陳友龍反正，攻入湖南。清廣東提督李成棟痛感“何起義之多耶?某深受國恩，位列開鎮，反不如粵民好義耶”12于是在原明大學士何吾騶、黃士俊和家屬侍妾張玉喬、養子李元胤推動下，他也舉義反正。當金聲桓、李成棟在江西、廣東作戰的時候，北方的反清起義正如火如荼展開。陜西甘州今甘肅張掖市米喇印等起義、山西交城山區農民起義、陜西韓城虞胤韓昭宣起義、山東棲霞于七起義等構成震動清朝朝野的聲勢。十二月，清大同總兵姜壤在飽受清廷歧視和申斥后反正，進一步激動反清浪潮。
第一次抗清高潮雖然給了清朝統治以沉重打擊，清山西巡撫祝世昌甚至發出驚嘆：“呼吸危亡，朝暮難保。”13但南、北各處反正都被清廷調集兵力，各個擊破。第一次抗清高潮也漸漸退落下去。
其后，清朝與抗清力量雙方進入一個相持階段。相持階段最重要的政治、軍事發展有：東南沿海鄭成功、張煌言抗清武裝開始壯大；大西軍舊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等歸附永歷政權。這樣兩種發展，是在清朝傾大力打退第一次抗清高潮后暫時留下的空隙中出現的，必然對以后的斗爭發生關鍵性的影響，并且迅速促成順治九年1652年第二次抗清高潮。
在雙方相持階段中，永歷政權與農民軍舊部的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順治七年八月，占據貴州、云南以孫可望為首的大西軍舊部與永歷政權直接接觸，以求實現聯合。十一月，清軍襲破廣西桂林，明督師瞿式耜等不屈死。年底，在廣西聯明抗清的大順軍余部李來亨、高必正一功等，因受駐守潯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桂平市的明慶國公陳邦傅排斥和襲擊，被迫脫離永歷政權北上，后來到達川楚交界地方的夔鄖山區堅持抗清。八年九月，陳邦傅率潯州文武官降清，永歷政權官員降清者絡繹，永歷處境岌岌可危。九年初，永歷被孫可望迎到貴州安隆改名安龍。從這時起，永歷政權已完全倚大西軍舊部為活。
大西軍舊部較大順軍舊部統一。大順軍自李自成死后就分裂為不相上下、平行活動的多個部隊，雖有聯絡但無統屬。大西軍張獻忠留下了一個以孫可望為主包括李定國、劉文秀等的領導核心。這是一種優勢，在無形中增加巨大的力量。順治九年春，清廷將永歷政權和大西軍舊部作為重點消滅對象。清軍自四川、廣西兩路進攻，大西軍與南明兩面應敵。七月初，李定國率軍疾馳，奇襲桂林，破城，清定南王孔有德自焚死，家口被殺，部屬受誅，死亡不可勝記。此時入關不足十年，滿洲八旗諸王、貝勒、一流戰將多爾袞、多鐸、豪格、博洛、阿巴泰、勒克德渾、杜度、阿濟格等都已經辭世，孔有德之死對清軍無疑是一個重創。清廷以敬謹親王尼堪為定遠大將軍率軍南征貴州，在得知孔有德死訊后受命先征剿廣西。八月，李定國回師北伐。十一月，兩軍相遇于湖廣衡州，李定國伏兵蒸水流經今湖南衡陽縣境兩岸，一舉擊斃尼堪。桂林、衡州大捷“兩蹶名王，天下震動”14，形成清初的第二次抗清高潮。它反映出以農民軍1日部為主力的特色。
在抗清戰爭勝利推動下，復明運動日趨活躍。在南京附近，有原榆園軍頭目平一統、原明太仆寺少卿賀王盛加緊組織伙黨，并派人偕錢謙益委派的人一道去貴州與永歷政權聯系。順治五年，永歷朝蕩虜伯楊鵑奉敕到江南存問舊臣余鵑翔等，后在江浙、山東、河南發展黨羽，配合張名振北伐。原明尚寶司卿李之椿等以浙江嘉興、湖州為基地，在更廣大地區組織明朝宗藩、官員、士民，“意圖內應外合，轟動封疆”15。此外，在江浙從事復明運動的，還有魏耕、吳鉏、申自然、費六相公等人。李定國本人進人湖廣境內作戰時，還在南岳衡山接見地方著名縉紳原明翰林院檢討陶汝鼐、尚書周堪賡、巡撫郭都賢等人，直接推動復明運動的發展。
正當抗清復明形勢順利發展之際，不幸的變化又發生了。秦王孫可望以李定國功大，兩人之間積蓄已久的矛盾日益公開化。永歷政權內部為這類內訌所累，雖抗清戰爭獲得一些勝利，整個形勢仍不能有大的起色。延至順治十四年1657年秋，孫可望在對李定國的戰爭中失敗，轉投清朝，抗清武力因此嚴重削弱。在這個過程中，許多地下復明大案被清朝相繼破獲，平一統、賀王盛、余鷗翔、李之椿等都慘遭殺害。
至此，內地的南明和農民軍抗清力量已受到清朝許多重創，逐漸衰弱下去。東南沿海以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為代表的義師，利用八旗不擅海戰，順治八年始設水師官員的機會崛起。順治十、十一年及其后，他們發動過幾次北伐和重要的近海作戰行動，使清軍窮于應付。由此看來，此時期鄭成功、張名振、張煌言等領導的海師成了抗清主力，并于順治十六年由他們掀起第三次抗清高潮。
順治十六年1659年四月，鄭成功、張煌言率水陸大軍十余萬聯合北伐。鄭軍以破竹之勢取得鎮江、丹陽等處后，七月，進而圍困南京。張煌言統舟師溯江而上，取得蕪湖后分軍四出，傳檄遠近，江南北相繼投降，凡得4府3州20余縣。順治帝聞訊震恐、盛怒，竟想逃回關外，后來又準備御駕親征，作最后一搏，不勝則死。但是，這種反應顯然過了頭，事態對清廷來說沒有那么嚴重。第三次抗清高潮并沒有延續多久，來潮快，退潮也快。鄭成功輕敵致敗，倉皇撤離。張煌言軍星散，后被捕犧牲。鄭成功則東征臺灣，收復臺灣后很快病逝。與此同時，永歷政權因孫可望降清而機密盡失，在清軍進軍下瓦解。永歷君臣逃往緬甸，后被吳三桂捕殺。李定國等病死。 對清朝統治形成威脅的大規模反清復明斗爭都相繼平息。剩下來的，康熙初，夔鄖山區農民起義被鎮壓。十年1671年，山西呂梁山區農民起義也被消滅。鄭成功的后裔在臺灣堅持，到二十二年1683年被清軍攻下，歸于清朝統治之下。地下復明運動時斷時續。康熙十三年1674年，天地會建立，開始反清復明運動。吳鉭祖錫仍四出串連，后來又醞釀在山東膠州大珠山起義，直到十六年1677年三月崇禎忌日祭時吐血身亡，伙黨星散。民族斗爭余音裊裊，不絕如縷，但畢竟已趨向緩和。
下 清廷獲勝原因
清朝從人關初三種政治、軍事力量之一，經過爭奪，成為強者，走向勝利、成功。農民軍和南明在掀起三次抗清高潮后，并沒有轉為中興，而是愈益削弱、衰微，以至崩潰。這是什么原因?清廷怎樣做到這一點?
這是一個應從多方面探討的問題。
先考察一下清以前的歷史。中國從夏商周三代開始，就面臨與周邊部落和民族的關系問題，而以同北方民族關系為最突出。大體上，殷、周與戎、狄，戰國時秦、魏、趙、燕諸國與匈奴、東胡，秦、漢、晉與匈奴、鮮卑，兩晉、劉宋與十六國，隋、唐與突厥，五代、宋與契丹遼、黨項夏、女真金，南宋與蒙古，明與瓦刺、韃靼、女真后金16，經常關系緊張，和戰交織。中原國家或皇朝屢遭邊患困擾，多處于防御態勢，有時甚至在一種弱勢乃至屈辱狀態下生存。
為什么會這樣?
中原國家或皇朝不是缺乏同仇敵愾、馬革裹尸的民心。宋金對峙時，太學生陳東屢次伏闕上書，請求誅奸抗敵，自發抵抗17。中原國家或皇朝也不是沒有粉碎來自邊外的侵掠的力量。周邊部落、民族固然剽悍，但中原文明遠高于他們，經濟、文化發展，人口眾多，與周邊任一民族相較，都以數百倍計。燕、趙曾幾次大破東胡軍，燕將秦開、趙將李牧戰功赫赫。漢將李廣、衛青、霍去病屢敗匈奴，班超威震西域。唐貞觀時李靖奮勇出邊作戰，終滅東突厥。南宋紹興時韓世忠、岳飛歷挫金兵。明末袁崇煥數扼后金。他們的功勛彪炳史冊，光耀千秋。
不幸的是，這樣有決心有準備的作戰實在太少。在很多情況下，中原的君主采取的都是防御的態勢，因循茍且，敷衍維持，不惜委曲求全，換取安寧平靜。戰國時北方諸國興筑長城，在防御的心態上表現出驚人的一致。從那時起，長城的維修擴建，斷斷續續，逾2000年，直至明末。防御成為生存的堅定不移的傳統方針。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的君主總是重視磚石的長城，不重視甚至反過來摧毀血肉的長城。不少為保衛國家、民族利益浴血戰斗的英雄、名將，在君主的主持下，在內奸與外敵勾結下被譖殺，流盡最后一滴血。李牧、岳飛、于謙、朱紈、袁崇煥等遇害，釀成千古之痛18。在中原國家或皇朝內部，存在兩種突出現象：一是君主把一己統治的利益置于國家、民族生存利益之上。因此，他們不愿將民心民力集結在一起，不愿英雄、名將抗敵立大功得盛名，認為是對自己統治的威脅。他們扼制和鎮壓民眾，忌刻和屠戮功臣，遠賢臣親小人，喜歡把軍隊和將帥搞得異常疲塌、軟弱，削弱國家、民族凝聚力，樂意對外敵忍讓求和。其實，不只君主，一些擁有權勢者，一旦權勢在手，也把一己的、集團的私利置于最高地位，熱衷于內爭、窩里斗，而將抵御外侮放在其次，甚至置于不顧。二是內奸、民族敗類、賣國賊、投降派從來不曾斷絕。他們踐踏民族精神、愛國主義精神，破壞民族凝聚力，殘害國家、民族中堅，剝削、屠殺本民族，喪權辱國，討好外敵，換取富貴。他們總是把握住時機，迎合君主壓制民眾、削弱將帥的需求，因此總是很得勢，默契互動，達到目的。宋高宗及其親信權臣黃潛善、汪伯彥、秦檜是表現這兩種現象的典型，貶斥、排擠堅決抗金派李綱，殺害陳東、岳飛，向金人屈膝求和，做得淋漓盡致，結果導致抗金事業的破壞、失敗。明隆慶時張九一揭露說：“夫今之倭，中國人居十九焉。其偵我虛實而以玉帛子女餌寇者，皆中國人也。”19民族敗類的活動，真是驚心動魄。 ’
血淚斑斑的歷史，昭示漢族權勢者內部存在嚴重問題。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吳三桂、洪承疇、劉良佐、劉澤清、孫之獬、田雄等已被清廷迅速利用為摧殘抗清力量的鋒線殺手。面對復雜的政治、軍事問題，南明和農民軍權勢者如處理不善，就會重蹈歷史的覆轍。
現在，研究、分析實際的情況。
抗清陣營內部，即農民軍和南明各自內部以及相互之間缺少凝聚力。這是這個陣營包括不同階級、不同黨派，而又長期爭斗、戰爭，沒有真正調和、緩和，引起的致命后果。十余年的明末農民戰爭，從張居正死后算起約60余年的黨爭，使每個卷入者都深深地陷入仇山恨海。他們的心靈創傷沒有撫平，污穢也沒有掃除，就站到同一個陣營里。這就必然是同床異夢的。從明亡到夔鄖山區起義被撲滅共20年間，或到鄭氏投降、臺灣內附共40年間，抗清陣營從來沒有推出一位有號召力、有領導能力、能夠將整個抗清陣營所有同床異夢者集結為一股強大戰斗力的領袖。永歷帝成為抗清陣營的共主，但在許多情況下在許多隔絕的地區實際上只是名義上的，從來沒有發揮出共主的實際作用，并且始終不能自主，倚人為活。事實上，南明政治舞臺上頭目、領袖眾多，又都很軟弱只有鄭成功例外，爭權奪利，互相拆臺、扯腿，甚至自相殘殺。弘光政權內激烈的黨爭，唐魯交惡，桂唐爭戰，永歷政權內激烈的黨爭，孫可望李定國內訌，南明陳邦傅等排除和襲擊高一功等部農民軍，黃斌卿殺熊汝霖等，張名振殺黃斌卿和王朝先，鄭成功毒殺張名振，以及在許多聯絡、配合作戰，許多內外事務問題上將私利置于整體利益上的表現，在南明史上層出不窮，淋漓盡致。這些內耗內爭往往不只傷筋動骨，常常貽誤戰機，危及生存，以致三次抗清戰爭高潮，仍不能發展為最終勝利卻走向失敗、滅亡。例如襲殺王朝先導致舟山基地被攻陷20，孫可望降清則使永歷政權迅速崩潰，凡此種種，不一而足。抗清陣營缺少凝聚力，還因為除弘光政權曾經執行“聯虜平寇”方針置諸不論外，其他政權、義師、集團、個人雖堅持抗清復明的大目標，畢竟比較籠統、渺茫，如果沒有一些實際的計劃和步驟，把整個陣營的力量集結起來，一步一步接近目標，就會流為因循茍且，甚至為爭權奪利、自殘內訌創造條件。不幸的是，除隆武帝有過五路興師恢復南京的戰略計劃，并力圖實施，其他則都烏有，中興的時機和力量就此白白流失。這是抗清陣營崩潰、失敗的根本原因。清朝很好地加以利用，其政策、策略及其實施就建筑在此基礎上。
清朝滿族貴族內部，滿漢臣庶之間并不是鐵板一塊，也充滿矛盾、裂痕，但清朝政權是統一的上下貫通的運轉有效的有權威的政權，這就保證了全局指揮權的貫徹，各方面行動和相互配合的大體一致性。清朝要統治全國，因此臥榻之旁，不容他人鼾睡，對農民軍和南明不能手軟，必須鎮壓、消滅。這一戰略目標很明確，始終一貫。順治元年五月，攝政睿親王多爾袞馳諭三河縣“亂民”，指出：“無知奸民乘機竊發，謀害邑令，法宜剪除。”“其速改前非，遵制薤發，各安生業。倘仍怙惡，定行誅剿。”21這種政策從來沒有改變。最重要的是清廷不僅有堅定的政策，而且制定了保證這種政策有效實施的策略。這就是利用抗清陣營缺少凝聚力，力量分散的狀況，實行各個擊破，將李自成、弘光政權、隆武政權、張獻忠、永歷政權、鄭成功等大股的敵對勢力依次解決，小的地方起義也分兵解決。這樣，清人在總數上在全局的對比上雖處于劣勢，但在局部上在戰役對比上往往能奪得優勢，因而取勝。對于各地那些分散的非武裝的地下復明運動，則依靠偵破、告密，逮捕殺害，將各伙黨一一加以收拾。抓捕時至為恐怖，如抓捕李之椿案人犯楊昌祚、湯纘禹，“城閉大索”，“告變人謝國寶者擁邏卒至，勢甚橫”22，甚至逮捕、威嚇無干的平人。經過不斷鎮壓，地下復明運動迭遭破壞，逐漸式微。清朝積累歷次勝利，成為最終的勝利和成功。 ‘
在實行各個擊破的策略時，清廷也推行剿撫兼施政策，用招降進行瓦解的政策。這是入關后一項既定政策。清兵剛進京，就頒布“攝政王令旨”，“出示云”：“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一到玉石不分，盡行屠戮。”23“但望風投順，即與敘錄；若敢抗逆不服，除本身誅戮外，仍將妻子為奴。”24這是一項對待順逆的總政策，始終全力推行。清廷在興師南征時，就曾經檄諭南明各省官民“投順”，甚至“若福王悔悟前非，自投軍前，當釋其前罪，與明國諸王一體優待”25。順治二年六月，潞王朱常澇在浙江杭州監國。“貝勒博洛以書招王”26。潞王投降，清朝兵不血刃取得杭州。七月，清八省總督佟養和也“持書并告示”招降李自成部將領27。十一月，清廷又“下詔招撫”張獻忠，“張獻忠如審識天時，率眾來歸，自當優加擢敘，世世子孫永享富貴”，“倘遲延觀望，不早迎降，大軍既至，悔之無及”28。順治三年，清江南總督洪承疇、征南大將軍貝勒博洛進行了對滅亡隆武政權最為關鍵的最成功的招撫，誘騙隆武朝擁有實權的太師平國公鄭芝龍，“承疇，芝龍鄉人也，以書招之，誘以破閩為王”，博洛則貽書應許“已鑄閩廣總督印以待”。一個異姓奴才、區區總督大學士有權許諾并且兌現的嗎?明眼人一看便知是僭越、無權。無奈鄭芝龍利欲熏心，喪失理智，“遂送款”，部將“更迭進諫”，親屬更“痛哭極諫”，都不聽29，結果國破家亡，自身受誅，而清朝得到最大的成功。這些是入關早期和初下江南時實行的招撫。其后這項政策持續執行不變，配合征剿，取得成功。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清廷在關鍵時刻，關鍵地方招撫關鍵人物時，往往是很慷慨的。當年招撫鄭芝龍就是如此。順治十一年初，清廷派出使節，并脅迫鄭芝龍，雙管齊下招降鄭成功，不僅頒給“海澄公印”，“并以興、泉、漳、潮四府聽”鄭氏“安插兵馬”30。當然，鄭成功沒有上當。十四年十月，南明秦王孫可望投誠，被南明“總兵楊武追襲幾殆”，清兵及時“馳援”配合，而“可望因得乘間攜其妻子來歸”。十一月，清廷“特封”他“義王”，“以示優眷”31。“滇南形勢”，孫可望“所熟悉”，和盤托出云南內部情況的作用，在清軍輕而易舉消滅永歷政權的戰爭中完全表現出來。這個作用一結束，孫可望就被清廷置于閑散地位，當了三年清朝異姓王，于順治十七年1660年十一月據說“隨出獵，被射死”32。總的看來，清朝的剿撫兼施政策，其招撫部分有成功，有失敗，但單從潞王、鄭芝龍、孫可望三例看，這項政策在幫助它粉碎抗清營壘，奪取全國統治權上是發揮了巨大作用的。即使有一部分實施無效，也是值得的。
清廷參加的角逐，是非常復雜的斗爭。這就非有配套的政策不可。
嚴厲打擊明朝宗室貴族，是其中重要的一項。明朝宗室貴族指明太祖朱元璋子孫。他們在明朝優越的政治、經濟特權保護下，發展為興旺、繁盛的大家族。他們是明朝的既得利益者，先天的反清復明主義者，復明政治象征，隨時隨地可被利用、擁戴為抗清領袖。因此，這個特殊群體可說是清朝最危險的敵人。清廷也把他們視為絕大隱患，嚴密控制，不遺余力加以打擊。人關之初，睿親王多爾袞曾宣稱：“至朱姓各王歸順者，亦不奪其王爵，仍加恩養。”33這在事實上是明顯不可能實現的虛偽的政策。厲行鎮壓才是真實的。
對明朝宗室貴族，首先是殘酷殺害，盡量從肉體上消滅。清廷最早是拿崇禎太子朱慈烺開刀。慈烺明亡時是一名16歲小青年。他在李自成棄京師西走時掙脫農民軍的束縛，魯莽、輕率地公開露面，去投見他的外祖父嘉定伯周奎，結果被出賣給清廷34。這是明朝帝位第一繼承人，最為清廷所忌。于是清廷以辨別真偽為名，造出一個崇禎偽袁妃誣蔑太子為假冒35。順治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將太子朱慈烺并“指揮李時萌等[將太子]執以為真”者共“十五人皆棄市”36。殺害太子，是要鏟除禍根，而殺害說真話的證人14人，則完全表現清廷理虧氣急、心虛膽怯的窘境，自然欲蓋彌彰。三年五月，清廷下定決心悍然殺降殺俘虜，剪除另一批具有極大權威性的明朝帝位繼承人。十七日，“京師紛傳故明諸王私匿印信謀為不軌。及行查，果獲魯王、荊王、衡王世子金玉銀印，魯王等十一人伏誅”37。據此，被殺者中有魯王朱以海，但他后半生-一直在浙閩沿海抗清，最后在金門病死，從來沒有落入清人法網。魯王應為潞王之訛，清人因政治需要，在修《實錄》時有意魚目混珠，隱去潞王等名號。私家記載道出了真相：順治三年“四月初九日，有得蠟丸飛書告諸王同謀滅清者。同日，太子、弘光、潞王、秦王等九王俱被戮于市”38。潞王朱常汸是極端怯懦軟弱的人，弘光被俘后他雖一度被迫在杭州監國，但其實他一點沒有抗清的意思。當時，明總兵方國安、元科叔侄至杭州，“欲擁立潞王，據杭守。潞王不許，逐國安等，遣使迎降并約滿人襲擊諸營。國安與元科及裨將王慶甫等與滿兵戰涌金門下，潞王使人以酒食從城上餉滿兵。元科憤，因棄去，東渡”39。潞王恐怕是明朝宗室中熱情歡迎滿族貴族的第一人，說他在成為罟魚穿獸之后反而會“謀為不軌”，實在很滑稽。又，被殺者中有太子，應為在弘光朝因被拘捕、審訊而引起軒然大波的偽太子王之明。清豫親王多鐸陷南京后，為掩蓋清廷在京師殺害真太子慈烺這一段歷史，便以南京偽太子為真，給以優遇，“豫王以弘光所選淑女配‘太子’。數月后豫王北行，‘太子’及弘光隨之，潞王尋亦至北”40。所以南京偽太子是被挾持到北京的。清朝指鹿為馬，弄假成真，坐視南京偽太子為真太子，固然可以蒙騙一些人特別在許多東林、復社人士因反弘光而一直指偽太子為真的情況下，掩蓋殺害朱慈烺的史實，但也讓一個最大的復明政治代表人物仍然“生活”在世上，實際上愚蠢地制造出一個政治包袱，使原來殺害朱慈烺的好處喪失大半，甚至化為烏有。清廷不得不自己來改正錯誤，把一個只有感激清朝份兒的偽太子誣陷到“謀為不軌”的一群中收拾掉。所以清廷此次殺害的，有包括潞王朱常汸在內的諸王、王世子九人，加偽太子王之明、弘光帝朱由崧共11人41。這些人已落人清朝掌握，無所作為，在政治上已經死亡，即使像潞王那樣已全身心投向清朝，但因其明朝宗室血統，仍被視為潛在危險而必須全部清除。這是很突出的。以謀反、隱匿為罪名橫遭殺害的明朝宗室更為多見。如代府“安定王第四子生男大壯兒，年方三歲”，“照例解京”，因被其兩姑轉移藏匿后緝獲，清地方官員認為：“查大壯兒以襁褓之子，雖難以謀叛之犯加之，然以王孫而奉旨解京似與常犯不同，仍擬絞罪，庶蔽厥辜。”42這就很典型，也很殘忍。
其次是禁止考試出仕，沒收土地財富，取消特權。禁止明朝宗室考試出仕等政策制定很早。順治二年閏六月，清廷根據禮部題請，“頒《科場事宜》，因諭：明朝宗室例不出仕，末季破例進用，遂致擾民，竟亡其國。今正欲平治天下，豈可復用此曹以滋擾害?以后概不準用。已用者俱著解任。其考取舉貢生員永行停止，使為太平之民”43。在清廷看來，明朝滅亡的原因不是別的，竟是因為用過幾名幾十名宗室當官其實并無一人當高官居顯位掌大權。這樣說不可笑嗎?但清廷就是這樣說的，載在《實錄》，以此斷絕明朝宗室參與清朝政治的道路。這項政策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明朝宗室仕清者雖無過失，也因此丟官。如“以工科給事中朱鼎蒨系故明宗室，賞銀，令致仕”44。頒《科場事宜》次日，清廷又就宣大總督李鎰奏報，清查明代藩宗祿，頒發諭旨稱：“明朝宗室故絕者產業入官，見在者分別等次酌給贍田，入民冊內，其則例戶部定擬。”45順治六年1649年五月，湖川總督羅締錦就清查明楚宗封典，重申戶部咨文：“明朝遺宗除原賜與田產清查入官外，其無名封散宗革去宗室名色，自置地土房屋準其照舊為業，與庶民一例當差。”46這些政策不僅貶斥了明朝宗室的身份，而且使其喪失了復明經濟力量。皇帝輪流做，宗室也換班，這是自然的。說明沒收明朝宗室財富等政策，只是闡述清廷為打掉復明的現實可能性所做的努力。
第三是將明朝宗室的骨干部分從各地集中到京師加以控制、管理。這項政策應是順治三年六月因處理山東、山西明朝宗室問題而制定的，“諭兵部：聞青州、大同尚有故明親王、郡王在彼寄居，恐被流言誣害，致取罪戾，爾部可令各該督撫即為查明，并其眷屬，委撥官兵護送來京，勿致途次疏虞，違者重治。他省地方如有廢藩寄居者，但令查明奏聞”47。這是一次全國性的大清查、大遞解。九年五月，刑部曾追述說：“凡各直省有故明親王、郡王流落地方者，該督撫察其投誠實情，有無功次，并將伊家口起送來京，分別蓄養。其自鎮國將軍以下，不必起送，各照原籍編氓樂業。”48十年四月，又追述說：“因山東巡撫丁都御史題議明宗室緣由，奉旨：明朝親王、郡王子孫官[宮?]眷，不論已未承襲，有無患病，著遵前旨起送赴京，其余宗枝不必行。”49可見，刑部在答復地方就具體問題請示時，又重申前旨并將規定更加細致化。這項政策是得到嚴厲執行的。三年八月，青州道韓昭宣因解送境內故明宗室和眷屬不力，故縱寧陽王朱翊鐓父子、高唐王、玉田王、平度王、齊東王等部分子弟脫逃而革職拿問50。還有一些官民因包庇、窩藏等罪名受到追究51。令人不無可疑的是，明朝親王、郡王及其眷屬是個十分龐大的人群52，即使大部分死于戰亂，其孑遺亦應不少，一下子都集中京師，則京師應增加大量朱姓人氏。但這樣的事似乎沒有發生。因疑解京“蓄養”可能只是一種掩人耳目的說法，像弘光、偽太子、潞王等一樣被收拾干凈則是被深深埋葬了的史實。這里應有待發之覆。順治三年冬，有“熟游燕京者，備言南京諸公侯伯等奉旨趣京，方賜宴，未畢席，忽命下俱斬之。朱氏諸王宗室索來諸處，誅鋤殆盡。易姓故大劫厄也”53。雖然，這只是一個傳說，需要更進一步證實。但完全可以肯定地說，集中控制乃至消滅明朝主要宗室，斬斷了永歷以后繼續出現明朝政權的血統。這是很厲害的手段。
籠絡士大夫是又一類重要政策。士大夫長期受儒家夷夏之防熏陶，在民族問題上非常敏感，又是智識者，總喜歡把感受和議論筆之于書，造成影響。因此，在嚴厲鎮壓他們的反抗行動的同時，化解他們的敵對態度，爭取他們的支持或至少采取中立，是非常重要的環節。這是剿撫兼施政策在非戰爭場合的應用，是這種政策的繼續和擴大，體現了攻心為上的策略思想。清廷籠絡士大夫的政策具有系統性、延續性，并且始終作為一種重點政策處理。
首先，清廷通過征辟、薦舉、招降等途徑吸收他們在新朝當官，進到清朝統治集團。人關之初，睿親王多爾袞即就此點作部署，“諭故明內外官民人等日：各衙門官員俱照舊錄用”，“其避賊回籍，隱居山林者亦具以聞，仍以原官錄用”54。“順治初元，遣官征訪遺賢，車軺絡繹”。“并行撫按，境內隱逸、賢良，逐一啟薦，以憑征擢”55。清廷這樣做，一方面是撫慰、安定龐大的故明士大夫群，另方面也是適應、滿足清朝統治廣大地區的需要。因此，順治初招降漢官最眾。清廷并行征辟，原明大學士馮銓、李建泰被征為內院大學士56，最具示范作用。薦舉也因需要而蔚為風氣。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薦舉紛紛。原明兵部侍郎任浚、御史張煊都由清兵部侍郎劉余佑疏薦，分別任清偏遠巡撫和原官；原明河道總督王永吉由清順天巡撫宋權薦任清大理寺卿；原明巡撫苗胙土、少詹事吳偉業由馬國柱分別在清山西巡撫、兩江總督任上薦任清南贛巡撫、秘書院侍讀；原明編修劉正宗由清山東巡撫李之奇薦任內國史院編修；原明御史魏瑁由清御史傅景星薦任原官；原明刑部侍郎潘士良由清山東招撫王鰲永薦任清鄖陽撫治；原明戶部侍郎黨崇雅、刑部尚書張忻由清總督駱養性分別薦起原官、清天津巡撫；原明編修高爾儼由清庶子李若琳薦任清內秘書院侍講學士57，等等。這些都是順治時用薦舉起用高官的突出事例。顯然，較早降清的漢官競相援引，籠絡一批士大夫，使他們背棄明朝而站到清朝一邊。
其次是照搬明朝制度，舉行科舉取士，把士人爭取到新朝方面。順治元年十月，順治帝剛移蹕到京師即位，就頒布《條例》，將“會試定于辰戌丑未年，各直省鄉試定于子午卯酉年”。對前明所取士，不僅承認其科舉資格，也承認其中有人所受的“行止黜革”處分。武鄉會試同58。二年四月，清廷又確定鄉試辦法完全沿襲明朝舊制，不作變動，同時準開武鄉試。七月，浙江總督張存仁上疏說：“近有借口薤發反順為逆者，若使反形既露，必處處勞大兵剿捕。竊思不勞兵之法，莫如速遣提學，開科取士，則讀書者有出仕之望，而從逆之念自息。”清廷完全同意，認為“開科取士”，“誠安民急務，歸順各省準照恩詔事例一體遵行”59。當年頒布《科場條例》，在占領地區舉行人關后首次鄉試。后來官至大學士的保定府高陽人李蔚、刑部尚書的保定府新安人高景，就是這次鄉試取中的舉人60。順治三、四年，清廷連續舉行會試，取中進士六七百人。以后則按定制舉行科舉考試。清朝在這樣做時，充分利用了政權的力量，強迫舊時的士子應試。河南商丘侯方域被迫應試即是其例。但清朝為士子開辟仕途的做法，在清初各種政治、軍事力量的角逐中自有其特殊的意義，吸引一批反抗者、觀望者轉到清朝方面。清廷更進一步，別出心裁，根本不顧傅以漸、呂宮開國兩科狀元是否公輔之器，將他們都用為大學士，以狀元宰相歆動漢人，吸引他們人彀61。于是一些前明“夷齊”，連群結隊走出“首陽”山，進到清朝各級科舉試場，對于清朝最終戰勝南明和農民軍，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第三是在血腥鎮壓士大夫抗清起義、地下復明運動的同時，對其前對手只要沒有現行活動，他們曾經從事過的反清歷史活動則不予追究。這就是清初廣泛實行的赦除前罪的政策。原明署兵科給事中山東萊陽人沈迅、其弟沈迓，在崇禎十六年1643年清奉命大將軍、饒余貝勒阿巴泰率軍陷萊陽時，守砦自衛，將清軍“殺傷無算”62。人關后，清廷并沒有為此一血債迫害他們。清軍南下時，士民起義，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歸莊、錢澄之、李鄴嗣、萬壽祺、呂師濂、于穎、屈大均等都有抗清起義的歷史。他們后來都放下干戈，即使沒有將之化為玉帛，消除敵意，但清廷也沒有揪住他們不放。清廷處理陶汝鼐案、陳濟生案，用處決告密者的辦法了結63，反映出清朝統治的文武之道。看來，他們不想把弦總是繃得緊緊的，而是愿意適應漢族士人的傳統觀念，給他們網開一面，允許他們在政治上轉彎子，下臺階，保持遺民式的氣節而不過分打擾他們。這就給一些人留了出路，有利于緩和民族矛盾，使一些士大夫從激烈對抗、斗爭轉為平和、容忍，從政治、軍事領域轉向學術、文化領域，促進反清隊伍、群體的分化、瓦解。清初的遺民現象最為突顯，由明朝是統一、強盛的皇朝，士民有強勁的國家民族心理，這樣的物質和精神兩方面因素決定的。一句明朝統治腐敗并不能解決復雜的歷史問題。這就使得清朝無論使用何種威脅利誘的手段，都不能動搖他們的立場，讓他們為新朝服務。所以雖有康熙十八年1679年博學鴻詞之試，仍遭到顧炎武、周容、傅山等人的抗拒，數十人名列薦牘而不赴考場。由此可見，對遺民適當地采取寬容的態度，是清廷的明智之舉。這樣做還有副產品，能更好地穩定和堅定已公開降清的那部分士大夫、武將。許多降清的文臣武將在長時間里仍心存觀望、瞻顧，甚至暗通南明，準備伺機反正。南明的策反和滲透也頻繁展開，無孔不人。因此，緩和、化解前對手的敵對情緒，對穩定已降清者群體也具有必要性。應該說，清初關于赦除前罪的政策，是很有遠見的寬容大度的政策，也是行之有效的政策。
對原明官吏和軍隊的利用，大大彌補了滿族人力人才的不足。滿族總人口數少，能征慣戰之士對奪取、征服、鎮守廣大國土自然嚴重不敷，文化起點低，文士尤其匱乏。利用原明官吏和軍隊是必然之勢。這是一。原明降清官吏、軍隊原本與滿族貴族、清廷為敵，因此，雙方存在矛盾和防范心理，清廷當然不愿意這些人因用事而得勢。這是二。人關第一戰使吳三桂關寧鐵騎和山海關團練武裝先進行死戰，已充分表明滿族貴族利用原明勢力的基本方針和策略，即充分利用他們，并將其置于生死線上，既消耗敵人，又疲敝降清者實力。這是兩利兩制的政策。清軍一入關農民軍就望風瓦解，完全是李自成、吳三桂一天多生死之戰后兩敗俱傷的結果。用明朝官吏繼續任職，也只使作為附庸出力辦事而已。清廷還有嚴密控馭降清原明官吏、軍隊的系統方略，此處不贅64。特別重要的是，這些政策使清朝人數在全局上的劣勢變為不重要，甚至變成優勢，導向勝利。可見它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政策。
戰略目標一經確定，政策和策略便成為促其實現的關鍵，成為戰略制定者的生命線。正確的政策和策略導致戰略目標的勝利實現、戰略制定者的生存和發展。滿族貴族統治全國的戰略目標，經過多年角逐終于戰勝對手而得以實現，正是執行前述主要政策和策略的結果。
（資料來源：《清史論集——慶賀王鍾翰教授九十華誕》，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5月。）
1《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天聰八年》，《七月》，第95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年。
2 《清初內國史院滿文檔案譯編》上，《崇德七年》，《四月》，第476頁。
3王金英：乾隆《永平府志》卷二二，《藝文志》二，《記》，余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4 《清世祖實錄》卷四，順治元年四月辛酉、庚午。
5王金英：乾隆《永平府志》卷二二，《藝文志》二，《記》，佘一元：《山海石河西義冢記》。6計六奇：《明季南略》卷二，《李自成雜志》，第133頁，中華書局，1984年。
7 《明史》卷三。九，列傳第一九七，《流賊》，《張獻忠》，第7976頁，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6冊。
8 《清世祖實錄》卷一o，順治元年十月丙子。
9 《清世祖實錄》卷二一，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10參見楊海英《隆武政權的中興戰略及其破滅——關于隆武“兵發五路”收復南京計劃的研究》，載《中 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
11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五，列傳第五一，《逆臣》，《金聲桓》，下冊，第438頁，中華書局，1959 年；徐燕：《小腆紀傳》卷五九，列傳五二，《方外》，《德宗》，下冊，第670頁，中華書局，1958年；卷六五，列傳五八，《逆臣》二，《金聲桓》，下冊，第739頁。
12蒙正發：《三湘從事錄》。
13 《山西巡撫祝世昌揭帖》，載《明清史料》甲編，第3本，第248頁。
14黃宗羲：《永歷紀年》。
15 《投誠鹽運使謝國寶奏本》，載《明清史料》丁編，第3本，第227頁。
16由于簡化，所述不全面，也不完全確切，只表示大概情形。
17參見鄧廣銘《岳飛傳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王曾瑜《盡忠報國——岳飛新傳》河北教 育出版社，2001年有關章節。
18李牧之死，勾結趙國內奸的外敵不是東胡，而是秦國；于謙之死，瓦刺沒有從中活動。歷史總有例外 情形。但東胡、瓦刺都因而得利。
19陳堯：《梧岡文正續兩集全編》卷首，張九一：《梧岡續稿序》。
20參見何齡修《李長祥的復明活動——附論清初關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載《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 術論文集》，第106頁，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年。
21 《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壬辰。
22吳肅公：《街南文集》卷一七，《行狀》，《先考二耕府君行狀》、《先妣麻孺人行狀》。
23王逋：《蚓庵瑣語》。
24《清廷指令實行剿撫兼施政策》，載《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冊1上，第4頁，中國人民大學出 版社，1984年。
25《清世祖實錄》卷一〇，順治元年十月戊寅。
26張道：《臨安旬制紀》，第172頁，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27參見《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冊1上，第41頁。
28《清世祖實錄》卷二一，順治二年十一月戊辰。
29溫睿臨：《南疆逸史》卷五四，列傳五，《雜傳》，《鄭芝龍》，下冊，第423頁。
30楊英：《先王實錄校注》陳碧笙校注，第68頁，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
31《清世祖實錄》卷一一三，順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甲戌。
32戴笠：《行在陽秋》卷下。
33《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庚寅。
34談遷：《北游錄》，《紀郵》下，第131頁，中華書局，1960年。
35參見盂森《明烈皇殉國后紀》，《明清史論著集刊》上冊，第29—33頁，中華書局，1959年。
36《清世祖實錄》卷一二，順治元年十二月辛巳。
37《清世祖實錄》卷二六，順治三年五月壬戌。
38陸圻：《纖言》中，《南京太子》。
39錢肅潤：《南忠紀》，《總兵方公》，第137頁，中華書局，1959年。
40計六奇：《明季南略》卷四，《三十日辛亥》，第227頁，中華書局，1984年。
41黃彰健：《讀清世祖實錄》，《明清史研究叢稿》，第．599頁，臺灣商務印書館，1977年，指出《實 錄》順治三年五月壬戌條，“魯王乃潞王之訛”，“實錄不書福王被殺，系有所諱”，惠王常潤降清，“亦當于此時在北京遇害”。皆極確。
42《劉漪題審擬王師帝等隱匿明王子罪名本順治三年》，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3輯，第91、92、94頁，中華書局，1979年。
43《清世祖實錄》卷二八，順治二年閏六月丙午。
44《清世祖實錄》卷一九，順治二年閏七月庚申。
45《清世祖實錄》卷一八，順治二年閏六月丁未。
46《巴哈納等題請明示明季子孫革去宗室名色與民一例納糧當差本’順治六年五月三十日》，載《清代 檔案史料叢編》第3輯，第100頁。
47《清世祖實錄》卷二六，順治三年六月丁亥。
48《藍拜題緝獲明季宗室并隱匿人家請旨發落本順治九年五月十一日》，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3 輯，第106頁。
49《巴哈納等題覆韓錫侯匿縱明宗室遇赦免罪本順治十年四月初六日》，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3 輯，第’109頁。
50 《清世祖實錄》卷二七，順治三年八月丙戌；《刑科抄出山東青州道韓昭宣革職提問殘件》，載《明清史料》。
51見《有關清初鎮壓明宗室反抗的史料》，載《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3輯。
52見《明史》，《諸王世表》，第9、10冊，第2503—2997頁。
53佚名：《吳城日記》卷中，第224頁，江蘇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原本葉廷瑁眉批云：“國初，凡故明宗室入都者俱蒙恩禮。此說可謂無稽，且亦斷無此理。一條應刪。”葉氏站出來批駁，為清廷辯解，可以理解。但“應刪”而未刪，或者葉氏另有想法?幸而未刪，尚留一點線索，一點真相供進一步追尋。
54《清世祖實錄》卷五，順治元年五月庚寅。
55《清史稿》卷一〇九，志八四，《選舉》四，《薦擢》，中華書局標點本，第12冊，第3182頁。
56《清史列傳》卷七九，《貳臣傳》乙，《馮銓》，卷八，《逆臣傳》，《李建泰》，中華書局標點本，第20冊，第6555、6686頁。
57《清史列傳》卷七八，《貳臣傳》甲，《任浚》、《張煊》、《霍達》，卷七九，《貳臣傳》乙，《高斗光》、 《戴明說》、《王永吉》、《苗胙土》、《吳偉業》、《劉正宗》、《魏瑁》、《潘士良》、《黨崇雅》、《張忻》、《高 爾儼》，第20冊，第6490、6500、6512、6539、6540、6550、6552、6572、6580、6587、6590、6616、6617頁。案：其中吳偉業傳謂偉業“授秘書、侍講”，清初似不設秘書一官，馮其庸等《吳梅村年譜》， 據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作“秘書院侍讀”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79頁。《清史列傳》
58《清世祖實錄》卷九，順治元年十月甲子。
59《清世祖實錄》卷一九，順治二年七月丙午。
60徐世昌：《大清畿輔先哲傳》第二，《名臣傳》二，《李蔚》、《高景》，上冊，第31、67頁，北京古籍出 版社，1993年。按：是年畿輔取中舉人不少，徐氏此書及直隸各地方志可以參考。
61參見孟森：《明清史講義》，下冊，第440頁，中華書局，1981年。
62王丕煦：民國《萊陽縣志》卷三之六上，《人事志》3，《藝文》，《傳志》上，《傳》，姜蜾：《沈黃門迅傳》。
63參見何齡修：《湖南的抗清復明活動與陶汝鼐案》，載《明史論叢》，第345—34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何齡修：《<天啟崇禎兩朝遺詩>的編纂和重新整理印行》，載《四庫禁毀書研究》，第394～396頁，北京出版社，1999年。
64因篇幅限制，不及詳論。以往一、二小文曾零星提及有關內容。請參見何齡修：《劉澤清之死的疑案以及他與聞香教的關系等問題》，《清史研究通訊》1985年第1期；《李長祥的復明活動——附論清初關于赦除前罪的政策》，《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第110—1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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