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早年屢當"少數派" 受到哪些批判？
劉 峰
浙江省海寧市史志辦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紅軍長征途中最重要的會議——遵義會議在黔北重鎮遵義召開。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對在反“圍剿”中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錯誤進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評，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和紅軍在軍事上應該采取的方針。會議代表肯定了毛澤東的發言，并選舉其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稍后，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和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全軍的軍事指揮。可以說，毛澤東在這時獲得了黨內絕大數同志的支持，并就此確立了在中共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但是，從中共建黨到遵義會議的召開，毛澤東卻屢次成為“少數派”，甚至受到批判。
一、在建立第一次國共合作過程中受到指責
第一次國共合作最初是由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提出的。馬林曾經在印尼的爪哇工作，他推動當地的社會民主聯盟和伊斯蘭聯盟合作建立了社會民主聯盟（印尼共產黨的前身），推動了當地革命運動的發展。1920年，他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作為爪哇的代表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并在列寧任主席的殖民地問題委員會中擔任秘書。由于對共產國際會議的理解，他被派到中國指導革命。中共一大召開后，馬林考察了中國南方的革命情況，并同孫中山進行了會談。依據共產國際的會議精神、個人的工作經驗和中國革命的現狀，馬林提議建立國共合作，合作的方式是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黨內合作。
但是馬林這個建議一開始就遭到了全黨絕大部分同志的反對。并直接導致了黨內的同志和馬林的爭吵。陳獨秀指責其“想搞垮中國共產黨”，并兩次寫信給另一位共產國際代表吳廷康進行投訴，表示黨內“同志對于加入國民黨一事，均已開會決議不贊成，事實上亦無加入之可能”，要求其在共產國際討論國共合作問題時提出反對意見。張國燾說在討論國共合作時馬林“怒形于色，幾乎要和我決斗。”
此時毛澤東成為少數支持馬林的同志。根據馬林的工作筆記，我們發現從實際出發的毛澤東在發言中給馬林提供了支持。毛澤東等同志“所提供的情況有一個共同點：工人們關心改善生活條件的問題，他們對政治和階級斗爭的認識較膚淺”。毛澤東還指出：“最高利益當是日常生活問題，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這也是當時工人階級思想的實際狀況。對于其他同志擔心加入國民黨就會混淆黨的無產階級性質，毛澤東則認為“我們不應該害怕加入國民黨”，“農民和小商人是國民黨的好成分”，“小資產階級控制了國民黨，相信目前小資產階級能夠領導”國民黨，“這就是我們加入國民黨的原因。”隨著中共黨人對革命形勢的深入認識，再加上共產國際的指導，第一次國共合作最終建立并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大革命運動。
馬林為中共一大的召開和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其急躁的性格導致其與中國同志沖突不斷。最終，馬林在中共三大后被召回莫斯科，結束了他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的使命。
馬林被召回后，部分中國同志對他的余怒未消。同時，在國共合作過程中兩黨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摩擦，這都導致曾經受到馬林壓制的同志把原因歸咎為馬林的錯誤。馬林離開了，這些意見也就不可避免地轉移到曾經全力支持馬林的毛澤東等人身上。
在1924年12月中共四大召開前夕，承擔著“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重任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卻回湖南老家去了。后來在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毛澤東對當時這一做法做了說明，回老家是為了養病。但是根據著名學者楊奎松的考證，當時毛澤東有一張照片，照片中的毛澤東英姿颯爽，毫無病態，于是他發出疑問：在當時落后的交通條件下，毛澤東的身體不至于能夠承受長途跋涉千里回湖南養病之苦卻不能在上海開會。再結合稍后召開的中共四大上毛澤東落選了中央執委委員和當時有同志毫不客氣地稱他為“一定是馬林的人”的史實，可以肯定毛澤東在這時已經成為了不折不扣的“少數派”。
二、建設紅軍之爭導致落選前委書記
秋收起義爆發后，起義部隊遭到比自己力量強大的反革命軍隊的反撲和鎮壓，同時，在內部面臨著力量分散、指揮不統一和原收編部隊叛變的重重困難。面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毅然提出放棄攻打中心城市長沙的計劃，并得到了前敵委員會的支持。于是毛澤東帶領起義隊伍經過三灣改編后來到井岡山，并創建了以寧岡為中心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開辟了中國革命的新道路。1928年4月，朱德、陳毅率領八一起義的部隊來到井岡山，兩軍勝利會師，并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12月，彭德懷和滕代遠領導的平江起義后組成的紅五軍700多人也來與紅四軍會師。1929年1月，敵軍三萬多人分五路向井岡山進攻。經會議討論后決定，由彭德懷領導的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進攻贛南。
朱毛紅軍的行動受到了共產國際的極大關注。1929年1月29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討論了“關于援助朱毛問題”，米夫、瞿秋白和張國燾等與會。會議決定“以中共中央名義派一名有威望的專員同志到朱毛地區去”，“從總的形勢和今后運動發展前景出發，弄清在繼續開展朱毛運動是否適宜問題上的方針”，并要求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弄清向朱毛提供實際援助的可能性”。
紅四軍在脫離根據地、缺乏群眾基礎的不利情況下，先后取得大柏地大捷、長汀大捷、龍巖大捷等一系列勝利，建立了多個地方紅色政權，為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開辟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這時，紅軍內部卻爆發了一場大論爭，起源是中央的“二月來信”。
2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聽取了紅四軍的情況匯報，并討論了紅四軍今后的行動方針。會議中有的同志認為紅四軍應該前往群眾基礎較好的贛南、湘南地區；有的同志認為朱毛在一起目標太大，可以考慮讓他們脫離部隊，部隊則分散行動；有的同志則持反對意見。2月6日，政治局常委繼續討論朱毛紅軍問題，決定派同志去尋找部隊下落。2月7日，中央發出了《中央給潤之、玉階兩同志并轉湘贛邊特委信》，要求“有計劃有關聯地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部隊的大小可依照條件的許可定為數十人至數百人，最多不要超過五百人”，中央認為這樣“避免敵人目標的集中和便于給養與持久的政策”。同時中央認為“依據于目前的形勢，決定朱毛兩同志有離開部隊來中央的需要”，朱毛兩同志離開部隊，“更利便于部隊分編計劃的進行，因為朱毛兩同志留在部隊目標極大，徒惹敵人更多的注意”。指示信最后要求“兩同志得到中央的決定后，不應囿于一時群眾的依依而忽略了更重大的更艱苦的責任，應毅然地脫離部隊速來中央。”4月3日，中央的信件輾轉送到了紅四軍。
4月5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中央二月來信，并根據會議討論精神，以紅四軍前委名義給中央復信。復信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認為“農村斗爭的發展，小區域紅色政權的建立，紅軍的創造和擴大”，“是幫助城市斗爭、促進革命潮流高漲的主要條件”，“畏懼農民勢力的發展，以為將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為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毛澤東依據秋收起義以來的斗爭經驗，指出中央將隊伍分散，朱、毛離開隊伍的想法是“不切實際”的。毛澤東還闡述了紅軍應該采取的戰術，即“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總結出的口訣就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毛澤東還“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當然，此時中央也轉變了態度，于4月7日再次發出指示信，“要求紅軍擴大戰爭范圍，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紅四軍有贛南、閩西、東江等三條發展出路，由朱德、毛澤東抉擇，但強調在閩、粵、贛交界處發展更好”。對于朱、毛離開紅軍也不再堅持，而是改為“原則上朱德、毛澤東要離開隊伍，但若一時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報告工作與參加討論。”
但是情況到5月就發生了變化。5月上旬，從蘇聯留學歸國的劉安恭被派來紅四軍工作，被前委委任為軍政治部主任、臨時軍委書記等職。劉安恭缺乏實際工作經驗，在前委和黨員大會作報告時以貫徹中央二月來信精神為名，宣傳脫離生產的紅軍是不能存在的，散布紅軍的取消主義。他還主持臨時軍委會議作出決定，限制前委只討論行動問題，不管其他事，取消前委的領導權。這些非組織活動，在紅四軍干部、戰士中制造了極大的混亂，甚至引起產生不正常的派別現象。
這樣，在五月下旬召開的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上就不可避免地對個人領導和黨的領導、前委和軍委分權等問題發生了爭論。有人認為應該成立軍委，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同時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代替了群眾組織”、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的傾向。有同志則堅持領導工作的重心還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重疊的機構，并批評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雙方爭執不下，導致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領導原則無法貫徹實行，毛澤東的前委書記工作難以繼續。
6月8日，中共紅四軍前委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尖銳地提出書面意見，認為前委、軍委分權，“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責任又要擔負，陷于不生不死的狀態”，表示“我不能擔負這種不生不死的責任，請求馬上調換書記，讓我離開前委”。
毛澤東雖然受到反對，但始終以正確的態度看待黨內的爭論。6月14日，他在給林彪的信中就指出“黨內有爭論問題發生是黨的進步，不是退步”，紅四軍現在的爭論，“不是個人的一時的問題，是整個四軍黨的和一年以來長期斗爭的問題”。信件站在理論的高度，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共列舉了“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深刻闡述了如何建設紅軍的思想。
但是毛澤東的意見沒有得到大多數同志的認可。6月22日，在龍巖城公民小學召開的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否決了毛澤東提出的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建設的流寇思想和必須堅持黨的集權制領導原則（就是指民主集中制）的正確意見，原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落選了。會后，毛澤東離開紅四軍主要領導崗位，前往閩西地區指導地方工作。
根據中央的指示，陳毅于8月初代表紅四軍前往上海向中央匯報工作。在審閱了毛澤東6月14日給林彪的信和紅四軍的相關文件，又聽取了陳毅的工作匯報后，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李立三和陳毅組成三人委員會起草了給紅四軍的中央九月來信。此信由陳毅執筆，在獲得中央批準后于9月28日發出。九月來信肯定了“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認為“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不能動搖”，并規定了紅軍的三項基本任務。來信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明確指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陳毅攜帶中央來信回到部隊，又立即派人攜信件送給正在上杭蘇家坡的毛澤東，請其回部隊主持工作。
12月28至29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根據中央來信指示，總結了紅四軍前委工作的經驗教訓，一致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案（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就紅軍的性質和任務、黨對紅軍的領導原則、軍事和政治的關系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作了規定，重新選舉毛澤東為前委書記。
三、逐步被奪權的蘇維埃主席
從1930年冬至1931年秋，蔣介石分別糾集10萬、20萬、30萬的兵力，三次向中央革命根據地進攻。在毛澤東、朱德等領導下，紅軍采用正確的戰略戰術，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并將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根據地。其范圍擴展到二十一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于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在根據地內，廣泛發動群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一萬二千名群眾參加紅軍。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的主席，為政府最高領導人。
但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的黨中央被“王明路線”者把持。王明為了貫徹其“左”傾路線，實行“欽差大臣滿天飛”的領導體制，不斷派出“中央代表”、“巡視員”等就地監督地方黨組織執行進攻路線。1931年4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寧都，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這樣，“左”傾教條主義就波及到了中央蘇區。當時蘇區從實際出發的干部對王明錯誤進行的堅決抵制，都被統統稱做“右傾”而加以打擊。毛澤東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這種指責。
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贛南會議。會議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批評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的正確的土地政策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也是同樣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在反“圍剿”中采取靈活戰術則被指責為保留著“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會議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開始排除毛澤東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1931年底，周恩來到達瑞金就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放棄中心城市的意見，但是在上海的臨時中央來電批評；“伍豪（指周恩來）同志到蘇區后未估計反蘇戰爭的危險，未鞏固無產階級的領導及加強工會工作，一切工作深入下層的徹底的轉變，或者還未開始，或者沒有達到必要的成績。”指示電要求：“目前應該采取積極的進攻的策略”，“奪取一二中心城市，來發展革命的一省數省的勝利。”在臨時中央壓力下，周思來只得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刊物《實話》上發表文章，檢查自己“犯了不可容許的遲緩、等待這種右傾機會主義錯誤”。
從1932年1月至10月，處在上海的臨時中央共9次給中央蘇區來電，無一例外地強調“進攻路線”、“城市中心論”和反右傾。1932年5月3日，周恩來、王稼祥、朱德、任弼時等發給臨時中央的電報中，毛澤東被批評為犯了“百分之百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他“完全背離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蘇區）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員都反對毛澤東的路線”。電報還說“我們決定同毛澤東的錯誤進行斗爭，并在黨的機關報（指《實話》報）上進行批評”，“最近一次（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會議認為毛澤東的錯誤是機會主義的”。 于是1932年10月召開的寧都會議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解除了他軍事指揮權。稍后又決定毛澤東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由周恩來代理。于是，毛澤東被排除在領導第四次、第五次反“圍剿”工作之外。
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越來越嚴重，臨時中央也被迫于1933年初撤退到中央蘇區。在博古的提議下，將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合并成立了新的中共中央局，由博古負總責。博古剛到蘇區，就掀起了反“羅明路線”的高潮，一路從福建反到江西，將支持毛澤東的正確路線的干部處分的處分，批斗的批斗。毛澤東也被排除在中心工作之外，只得去領導蘇區的經濟工作和查田運動。但是中央又指責其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為“富農路線”。1934年1月召開了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只留任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虛職，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幸好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工作人員及時將毛澤東等在中央蘇區的工作情況都上報給了共產國際執委會。共產國際對毛澤東在蘇區的軍事工作、根據地工作和在軍隊中黨的工作十分贊同。在臨時中央奪取了毛澤東在蘇區的黨、政、軍權后，還試圖將毛澤東送去蘇聯，共產國際從中國革命的實際出發，及時阻止了這一行為，不經意的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埋下了伏筆。
（作者單位：浙江省海寧市史志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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