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為什么能三年戰勝國民黨

中共為什么能三年戰勝國民黨

    

    抗戰勝利初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雖然已經有了巨大發展，但相對于國民黨400多萬軍隊仍顯得比較弱小。因此，國民黨并不以為消滅中國共產黨會存在多大的困難，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陳誠曾揚言，“也許三個月，至多五個月，即能整個解決”中共軍隊。基于這種速戰速決的幻想，以1946年6月圍攻中原解放區為起點，國民黨軍發動了向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各個解放區的全面進攻，內戰由此爆發。然而，僅僅過了三年多，國民黨就敗退到了臺灣，這是什么原因？

    軍事戰略：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

    1946年6月全面內戰爆發后，僅僅三年多時間，中國共產黨就取得了對國民黨的全面軍事勝利。速度之快，就連中國共產黨最初也并未預料到。內戰爆發一年多后，即1948年3月，毛澤東只是大致地估計五年打敗國民黨，認為“五年左右消滅國民黨全軍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年”是從1946年7月算起，應到1951年。毛澤東之所以如此慎重，主要原因在于相當長時間內，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國民黨大大超過中共。在內戰爆發前夕，國民黨軍總兵力約為430萬人，其中陸軍200萬人，特種兵36萬人，非正規部隊74萬人，空軍16萬人，海軍3萬人，后勤、機關和院校101萬人。中共部隊總數約為127萬人，其中野戰部隊61萬人，地方部隊66萬人，沒有空軍和海軍。
    共產黨軍隊不但在數量上少于國民黨軍隊，在軍事裝備上同樣不如對手。以國民黨軍頭等主力整編第十一師和共產黨部隊中裝備最好的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相比較，雙方槍械數大體持平，但前者配備的自動槍械占絕對優勢，火炮裝備接近于后者的十倍，機動性更遠勝于后者。因此，在內戰爆發后，解決部隊官兵是否敢于應戰，是否具有勝利信心的問題相當緊迫而重要。
    怎么辦？毛澤東在延安棗園會見美國記者斯特朗的談話中給出了答案，那就是從戰略上宣傳“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蔣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國反動派也都是紙老虎”，“小米加步槍比蔣介石的飛機加坦克還要強些”。
    毛澤東何出此言？作為一位戰略家，他更善于從歷史發展的長遠處著眼，他解釋道：“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于反動派，而是屬于人民”，因為“反動派代表反動，而我們代表進步”。另外，毛澤東之所以敢于藐視正在全世界稱王稱霸的超級強國美國，一方面是他堅信“一切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只有打敗美蔣反動派才能有共產黨的出頭之日；另一方面也在于他注意到，這時美蘇關系已經明顯逆轉，戰后世界已經分裂為以社會主義蘇聯為首的和平民主陣營和以美國為首的反動陣營，但在美蘇之間隔著極其遼闊的中間地帶，因此，美蘇之間不會立即發生直接對抗。中國共產黨的革命屬于中間地帶的國家和人民反對侵略的斗爭，它歸根結底只會對蘇聯與美國的對抗有利，而不會把蘇聯拖人困境。

    作戰戰術：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在解決可以打敗國民黨問題的同時，如何打敗國民黨是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另一個重要問題。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適應對日敵后戰爭需要，廣泛采取了游擊戰。現在，面對與日本軍隊相比相對虛弱的國民黨軍隊，從抗戰一結束共產黨就開始集中主力部隊編練大規模的野戰軍團，改取運動戰。問題是，運動戰戰例在以往相當缺乏，經驗也就不足。
    只運動而不殲敵，肯定不行，但在運動中如何殲敵呢？中國共產黨在不斷摸索。1946年7月，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陳賡創造了集中主力各個殲敵的作戰方法后，毛澤東要求各地學習這種作戰方法，要求“每次集中大力打敵一部，其比例應為三對一，最好是四對一，以求必勝，各個擊破敵人”。到1947年底，毛澤東在總結一年多作戰經驗的基礎上，提出了“十大軍事原則”。其核心便是：采取運動戰，不計一城一地之得失，而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標；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
    國民黨方面，限于其執政黨地位，更多情況下用兵的重點在于攻克和收復城市、交通線。占領城市、交通線后，必須分兵駐守，這導致國民黨兵力愈加分散，能夠用于一線機動作戰的兵力愈加減少。內戰爆發三個月后，毛澤東就從戰略上分析道：“在軍事上，蔣軍戰線太廣與其兵力不足之間，業已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此種矛盾，必然要成為我勝蔣敗的直接原因。”“蔣軍一百九十幾個旅中，須以差不多半數任守備，能任野戰者不過半數多一點。而這些任野戰的兵力進到一定地區，又必不可免地要以一部至大部改任守備。敵人的野戰軍，一方面，不斷地被我殲滅，另方面，大量地擔任守備，因此，它就必定越打越少。”
    著名的孟良崮戰役，就是中國共產黨打運動戰的一個例子。
    1947年3月底開始，國民黨在山東戰場集中45萬余人，其中包括五大主力中的三大主力，即整編第七十四師、整編第十一師和新五軍，采取“密集靠攏、加強維系、穩扎穩打、逐步推進”的作戰方針，向陳毅、粟裕率領的華東野戰軍進攻。華東野戰軍并不拘泥于地域的得失，而是忽東忽西，時南時北。只因國民黨軍高度集中，未能尋找到有利戰機。至5月中旬，國民黨軍以整編第七十四師為主力，對華東野戰軍司令部駐地實施中央突破。于是，整編第七十四師的位置就較為突出。據此，陳毅、粟裕決定就近調集幾個主力縱隊，以“猛虎掏心”的辦法，從敵戰斗隊形的中央楔入，切斷威脅最大的先鋒整編第七十四師與其友鄰部隊的聯系，并將其全部消滅。
    根據以往的經驗，共產黨軍隊限于武器彈藥，一般是先打弱敵，而整編第七十四師原系第七十四軍，全師有3.2萬人，為美械裝備的甲等裝甲師，接受過美國軍官訓練。因其曾充任國民政府首都南京的衛戍任務而被稱為“御林軍”。師長張靈甫畢業于黃埔軍校第四期，抗日戰爭時期，曾被譽為模范軍人，深受蔣介石青睞。華東野戰軍僅有9個縱隊加1個特種兵縱隊，共計27萬人。
    為消滅國民黨軍整編第七十四師，粟裕命令華東野戰軍5個縱隊擔任圍殲，4個縱隊負責在兩翼阻援。因此，單單就圍殲整編第七十四師的孟良崮一役來說，國共兵力對比為1：5．華東野戰軍在人數上占有絕對優勢。結果，華東野戰軍以傷亡1.2萬人的代價，三天之內全殲整編第七十四師于孟良崮，擊斃師長張靈甫。在這三天中，國民黨其他軍隊均遭阻擊，無法救援整編第七十四師，更不可能完成對華東野戰軍的反包圍。甚至當戰斗基本結束，清點戰果中發現斃、傷、俘國民黨軍官兵與整編第七十四師編制不符時，還有時間再次搜索孟良崮山區，將躲藏在一處山谷中的7000余人的國民黨軍隊消滅。對國民黨整編第七十四師被全殲于孟良崮，蔣介石哀嘆其是“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在內戰的大部分時間里，國民黨的軍隊大多就是這樣被共產黨一口一口吃掉的。

    土地改革：一萬萬六千萬農民成為堅強后盾

    抗日戰爭時期，為適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國共產黨在農村實行了減租減息政策，即在不動搖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地主降低地租和借款利息，農民必須交租交息。這一政策一直延續到抗戰勝利之后。到1946年5月，國民黨破壞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發動內戰的勢頭已經越來越明顯。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改變減租減息政策，以清算等方式實行實際上的耕者有其田制度。清算，即通過計算地主、漢奸、惡霸在過去對農民的各種剝削數量，使地主的土地在償還積債、交納罰款、退還霸占、賠償損失等合法名義下，轉移到農民手中。相對于后來的土改政策，這是一種比較溫和的方式。
    1947年，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進入到重要的攻堅階段，更徹底地爭取農民支持以戰勝國民黨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首要任務。為此，當年10月，中共中央制定發布了《中國土地法大綱》，宣布徹底平均分配鄉村一切土地。隨后，各解放區各級黨政領導機關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隊深入農村，發動農民群眾，組織貧農團和農會，劃分階級，控訴地主，懲辦惡霸，沒收和分配地主的土地。
    土改的步驟大致是：（一）土改工作隊選擇某村或某鄉作為試點，以期取得經驗后再大范圍鋪開。（二）土改工作隊到達某村后，通過“訪貧問苦”，發現過去苦大仇深的貧窮農民，加以啟發誘導，使其認識到其貧苦根源于地主的剝削，認識到過去受到了惡霸的壓迫和欺凌。這些人就是積極分子。（三）召開全村控訴大會，把地主、惡霸帶到批斗臺上，由積極分子上臺講述其所受剝削和壓迫，即訴苦。干部們則帶頭喊口號，調動和掌握會場情緒，激發起其他農民的情緒，從而張揚原來因貧窮而抬不起頭的農民的信心，把地主、惡霸的威風打壓下去。（四）更多地發現和培養運動的積極分子，組成貧農團或農會，暫時管理全村事務和土地分配。（五）在貧農團帶領下，劃分階級成分，并把全村或全鄉的土地以及地主惡霸的房產、生產工具等財產按人口平均分配，并發給土地證，農民擁有土地的使用權和所有權。
    打倒地主、惡霸、漢奸，沒收和分配他們的土地給農民，摧毀了農村中原有的政治格局，使農民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和心理上獲得解放。當時，一個叫韓丁的美國人正在晉冀魯豫解放區的華北大學任教。1948年春，他申請作為觀察員隨土改工作隊到山西省潞城縣的張莊，親身體驗土改運動。韓丁以此經歷為藍本，后來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翻身》。在這本書中，他寫道：“中困革命創造了一整套新的詞匯，其中一個重要的詞就是‘翻身’。……對于全國幾億無地和少地的農民來說，這意味著站起來，打碎地主的枷鎖，獲得土地、牲畜、農具和房屋。但它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還意味著破除迷信，學習科學；意味著掃除文盲，讀書識字；意味著不再把婦女視為男人的財產，而建立男女平等關系；意味著廢除委派村吏，代之以選舉產生的鄉村政權機構。總之，它意味著進入一個新世界。”
    土地改革使農民獲得土地、財富和權威，激發起農民的階級覺悟，使農民認識到中國共產黨與其切身利益之間的密切關聯，并最終在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爭奪中堅定地站到共產黨一邊。對此，毛澤東曾針對東北土改明確講：“我黨必須給東北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利益，群眾才會擁護我們，反對國民黨的進攻。”
    同時，通過選舉建立起新的以翻身農民為主體的農會、農民代表會以及自上而下的各級基層黨組織和鄉村政權體系，使其承擔起征收公糧、組織后勤運輸、發展民兵、保衛地方、為野戰部隊輸送兵員等任務。對于土改與戰爭勝利之間的關系，毛澤東曾在1950年6月指出：“土地改革要肯定它。這是一萬萬六千萬人（不包括城市在內）的土改的問題。我們的勝利是從哪里來的呢？就是靠這一萬萬六千萬人打勝的。這一萬萬六千萬人給了他們什么東西呢？他們為什么能夠發動起來呢？為什么能夠組織這么大（三百萬）的軍隊呢？就是因為在這一萬萬六千萬人中間進行了土改。”
    另據劉瑞龍回憶，在淮海戰役期間，蘇、魯、豫、皖、冀五省動員的隨軍民工22萬，二線轉運民工131萬，后方臨時民工391萬。這500多萬民工只有擔架23萬副，大小車80萬輛，其中沒有運輸工具者，便肩挑人背。在兩個多月內，共轉運傷員11萬人，送達前線糧食5.7億斤，彈藥物資330萬噸。另外，這些民工的戰爭勤務工作，還包括挖戰壕、架電線、搶修交通線、清理戰場、搬運繳獲物資等。陳毅曾動情地指出：“淮海戰役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兩黨領袖：毛澤東更具有戰略眼光和民主作風

    從某種程度上說，國共兩黨都是強調集中領導的領袖魅力型政黨，兩黨最高領袖對兩黨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具體到需要統一集中的軍事指揮問題上，兩黨領袖的指揮藝術對戰爭成敗則更為關鍵。正是在這一點上，毛澤東擁有戰勝蔣介石的“法寶”。
    由于毛澤東和蔣介石在出身、經歷、所處政黨氛同等方面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個人性格和氣質：例如，蔣介石比較內向，缺乏幻想和想象力，不夠浪漫，謹小慎微和墨守成規：毛澤東比較外向，不拘小節，具有詩人的浪漫主義氣質。抗日戰爭時期在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可以邊與美國記者斯諾談話，邊脫下棉褲捉里面的虱子，捉住后還用手指擠得啪啪直響。1945年，毛澤東到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把自己1936年寫的一首詞《沁園春•雪》送給了柳亞子，后來登在重慶的報紙上，很是吸引人。蔣介石知道后，曾要下面組織些文人墨客寫些更高雅的詩詞，以便把毛澤東的詞比下去。結果，國民黨方面硬是沒有寫出一首能夠趕得上毛澤東想象力的詩詞。
    這種性格特征在軍事指揮上的反映便是，蔣介石缺乏戰略上的考慮和政治決斷力，他關注的往往是一些細節。例如，蔣介石講演當中經常會提到的內容，大都是如何整飭軍容軍紀。并且，蔣介石喜歡越級指揮，甚至連部隊行軍時應當怎樣走路，怎樣露營，怎樣防空，怎樣布哨，都要管。不少戰役就是由于蔣介石不顧國防部、軍令部的總體作戰計劃和戰略部署，越過上一級指揮機關，直接指揮到前方部隊去，從而使得所有的部署都泡了湯。
    毛澤東恰恰相反，他只關心大的戰略，關心大問題，從不過問前線部隊具體怎么做，更不會去干預前線指揮人員的具體指揮行動。并且，毛澤東還比較善于傾聽戰地指揮人員的建議。例如，1948年1月，中共中央軍委曾電令粟裕率三個縱隊渡長江南下作戰，而粟裕認為在黃河、淮河間作戰更為有利，毛澤東便采納了粟裕的建議，從而為以后華東野戰軍與中原野戰軍合力進行淮海戰役創造了條件。

    兵員補充：“解放戰士”源源不斷

    經過兩年作戰，到1948年中期，國民黨軍隊已從430萬人減少到365萬人，而中國共產黨部隊已從127萬人上升到280萬人。尤其是在東北，解放區占全東北土地面積的97％，國民黨軍隊只能蜷縮在長春、錦州、沈陽等少數大城市里。東北野戰軍達到70余萬人，而國民黨軍隊只有50余萬人，中共軍隊已經在人數上超過國民黨軍隊。中共軍隊之所以發展如此迅速，除在農村地區實行土地改革，大量招收翻身農民參軍外，更重要的兵員是國民黨軍俘虜經過教育后被補人中共軍隊，當時稱“解放戰士”。“解放戰士”在共產黨軍隊中的比例越到后期就越高。1947年12月，陳毅就曾講過，一年來，“我們補充了20萬‘解放戰士’，12萬翻身農民”。1949年4月，周恩來曾講：“解放戰士”在部隊中，多則占80％，少的也占20%－60％，平均占65 %－70％。
    “解放戰士”不但在人數上補充了共產黨各支軍隊因戰爭傷亡帶來的缺額，而且在某種程度上提高了戰術水平。陳毅曾講，當一個營長帶三個連進攻一個村莊時，因村外是開闊地，沖鋒一次就死傷七八十人。一個“解放戰士”就出主意，告訴營長，要用機槍封鎖敵人的槍眼，掩護沖鋒，他先負責布置好標尺，試驗射擊目標，然后指揮三挺機槍一齊開火，壓制住敵人的火力，再一次沖鋒就成功了，還沒有一個傷亡。還有一個例子可以為證。因抗日戰爭時期主要武器是槍支，故常常抵近射擊。在炮兵建立初期，團、營長們還是要求把炮拉到離敵人二三百米遠的近距離才射擊，致使炮兵傷亡很大，且妨礙步兵的戰斗動作。有時甚至炮彈從東面打到了西面，從西面打到了東面，往往打到自己人，而“解放戰士”中的炮兵，就知道如何根據各種炮的射程，按一定距離射擊。

    武器裝備：除了沒有飛機外，一切都有

    通常說，共產黨軍隊是依靠“小米加步槍”打敗擁有美式飛機、大炮的國民黨軍隊的。但經歷過戰爭歲月的人都知道，“小米加步槍”只是共產黨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之敵的一個比喻。真正打起仗來，戰略戰術固然重要，武器亦是不容忽視的條件。在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武器裝備整體上還比較落后，主要靠的確實是“小米加步槍”，打仗也只能是小規模的游擊戰、麻雀戰。但進入到解放戰爭的第三個階段，共產黨進行的大多是大規模的運動戰、防御戰和城市攻堅戰，僅靠“小米加步槍”顯然是不行的。
    1948年3月，徐向前指揮華北兵團攻打臨汾，由于沒有重炮，只好采用挖地道炸城墻的方法，整整費時72天。但到下半年，尤其是華東野戰軍和東北野戰軍，形勢已發生了重大變化。
    9月，華東野戰軍攻打濟南時，重炮齊發，國民黨將領王耀武被打得失魂落魄，從地道中逃跑，堅固的濟南城僅僅三天就被攻克了。10月，在遼沈戰役中，東北野戰軍集中500多門重炮猛轟軍事重鎮錦州，嚇得國民黨東北“剿總”副司令兼錦州指揮所主任范漢杰東躲西藏。東北野戰軍僅用30個小時就攻下了錦州。淮海戰役結束后，粟裕曾講，“我們除了沒有飛機外，一切都有，我們的炮兵和坦克比敵人多。在全殲杜聿明集團時，我軍炮火便完全壓倒敵人”。“我們打杜聿明，幾乎用炮火推平村莊，一個村子打幾千顆炮彈和成千成萬斤炸藥。”
    中共軍隊通過什么途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改善了裝備呢？
    在東北，蘇聯駐東北軍隊曾把日本遺留下來的大批武器彈藥轉交給了中共軍隊。僅在1945年8月下旬至1946年夏秋，東北中共部隊獲得的武器有二三十萬支長短槍，近8000挺輕重機槍，1000多門各種火炮。1946年5月2日，駐朝蘇軍提供的第一批武器彈藥由海路運往山東。其中包括82挺輕機槍、32挺重機槍、43萬發子彈和1萬箱炸藥及大量電器材料。至6月下旬，即已運送三批，以后運送則更為頻繁，數量也更大。
    東北還擁有龐大的重工業和軍事工業。據1947年1 J月東北局向中共中央的報告，東北的軍工企業主要有佳木斯以北的興山子彈廠、手榴彈廠及煉鋼廠，雞西的手榴彈廠、追擊炮彈廠、小機械廠，東安的化學廠、電器材料廠，琿春的迫擊炮彈廠，圖們以北石峴的手榴彈廠。另外，齊齊哈爾私營工廠生產炮彈，遼東輯安生產手榴彈、九二步兵炮彈、復裝山炮彈等。以上工廠共有機床498臺，職工6490人，其中日本人1226人，朝鮮人498人。這些工廠在1947年生產了60萬顆手榴彈、10萬發迫擊炮彈、500萬發復裝子彈、10萬個擲彈筒。此外，大連當時被蘇聯軍事占領，在這里，中國共產黨經營的主要軍工企業建新公司在內戰期間共生產炮彈50萬發、引信80萬枚、無煙火藥450余噸、追擊炮1200余門及各種兵工生產設備，絕大多數供應華東戰場。共產黨在大連的企業從1946年到1949年上半年，每年生產被服6萬套、棉軍服4萬套供軍用：從1947年2月到1948年底，制作軍鞋236.5萬雙。
    此外，戰場上的大量繳獲，也是解放軍更新裝備的來源之一。

    軍事情報：多層次情報系統能夠及時了解敵情

    1947年3月，胡宗南進攻延安。在胡宗南的軍事部署下達之前，中共中央就已經獲悉了。因為胡宗南的機要秘書是熊向暉。熊向暉，1919年出生，在清華大學讀書時成為中共地下黨員，抗戰爆發后在武漢參加戰地服務團時，被胡宗南相中，后長期擔任胡宗南的侍從副官、機要秘書，深得器重。抗戰結束后，胡宗南送熊向暉去美國留學深造。但就在熊向暉即將赴美之際，胡宗南又召其到西安，參與謀劃進攻陜北。胡宗南占領延安后，1947年7月，熊向暉最終赴美留學，1949年轉道香港回國。
    1949年冬，在周恩來召集的一次有原國民黨人士參加的宴會上，張治中看到熊向暉后，說：“這不是熊老弟嗎？你也起義了？”周恩來哈哈大笑，說：“他可不是起義，他是歸隊。今天，我向大家公開一個秘密。”“他是1936年入黨的中共黨員，是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眾人大為驚訝。毛澤東曾經評價過熊向暉，“他一個人能頂幾個師”。
    當時，有許多國民黨高官的親屬或是共產黨員或是接近共產黨的青年，如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通過傅冬菊，在1948年底1949年初，共產黨與傅作義的談判中，有關傅作義的一舉一動，共產黨方面都了解得清清楚楚）等。在情報戰線上，有許多有名或無名英雄，戰斗在敵人的心臟里，獲得了許多重要情報，為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三個階段：環環相扣，一氣呵成

    從內戰爆發到1949年初，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戰爭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1946年6月內戰爆發到1947年6月，中國共產黨處于戰略防御態勢。如在陜北，在國民黨胡宗南軍隊14萬人的進攻下，西北野戰軍只有2.7萬人，中共中央被迫放棄延安，一年時間里輾轉于黃土高原的山溝里。一次，中共中央機關與國民黨軍隊僅隔一座小山，隨行的中央警衛部隊也只有約300人。中央機關緊急轉移爬上一座山頭后，后面就傳來激烈的槍聲，甚至連國民黨軍官的叫罵聲和騾馬的嘶鳴聲都聽得清清楚楚。就是在這樣危險艱苦的環境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同樣充滿了勝利的信心。當時，毛澤東化名李得勝，即一定得到勝利。周恩來取名胡必成，即革命事業必定成功。
    第二個階段，從1947年7月至1948年8月，為戰略進攻階段。其開始的標志是1947年6月劉伯承、鄧小平率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千里躍進大別山。之所以要采取躍進的辦法，一是經過1946年7月以來一年的作戰，國民黨軍隊無論在數量還是裝備上仍然具有明顯優勢，中共軍隊還不足以與其進行正面對抗。二是一年來的戰爭主要在解放區進行，天災不斷，解放區經濟遭到嚴重破壞，人力、物力的動員已經接近極點。將戰場引向國統區，可以減少解放區的戰爭消耗。三是吸引兩翼的國民黨軍隊，減輕山東和陜北解放區的軍事壓力。因此，中共中央作出了一項大膽的、極富冒險性的決策，即派劉鄧大軍不取逐城推進的方式，而是以千里躍進的進攻方式，放棄根據地，直接插入國民黨的戰略后方。到1948年2月，劉鄧大軍在大別山的牽制任務基本完成，經請示中共中央后轉向中原作戰。
    第三個階段，從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為戰略決戰階段。這個階段以1948年9月華東野戰軍攻克山東省會濟南為開端，經過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到1949年1月，共殲滅國民黨軍隊150余萬，國民黨主力喪失殆盡，中國共產黨奪取全國革命勝利的時間表大大縮短。遼沈戰役結束后，東北野戰軍政委羅榮桓曾興奮地講：“中央在九月政治局會議（1948年9月初）上估計只要有五年時間就可以打倒蔣介石。以后打開錦州（10月中旬），中央又估計只要四年即可。打開沈陽（11月初）解放全東北后，中央又來電報說，我們原來的估計都落后了，從現在起只要一年左右，就可以把蔣介石從根本上打倒，取得全中國的勝利。那就是說，從1946年6月蔣介石向解放區發起全面進攻算起，只要三年半時間就可把蔣介石打倒。蘇聯的五年計劃四年完成，毛澤東的五年計劃三年半完成。我們只要迅速前進，勇敢前進，就能得到這個勝利了。”
    1949年4月，渡江戰役打響后，中國共產黨更以摧枯拉朽之勢橫掃中國大陸，并終將國民黨趕到了臺灣。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434期，摘自2011年第6期《黨史博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