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核心地位怎樣確立

毛澤東核心地位怎樣確立　　

廖心文，女，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　　

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形成以及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從遵義會議到中共七大，前后歷經十年時間，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1935年1月召開的遵義會議，解決了紅軍的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1938年9月至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肯定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從組織路線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1942年至1945年開展的延安整風學習運動，解決了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為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奠定了重要基礎；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大，毛澤東思想寫入七大黨章，標志著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真正建立起來。

　　[關鍵詞]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毛澤東；領導地位；軍事路線；政治路線；組織路線；思想路線

　　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從遵義會議開始，歷經十年，于中共七大正式形成。這個領導集體的形成以及毛澤東核心地位的確立，經歷了一個艱辛的過程，是一代共產黨人共同努力的結果，是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的重要標志。

　　遵義會議解決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問題，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

　　“任何一個領導集體都要有一個核心，沒有核心的領導是靠不住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0頁。）這是鄧小平總結黨的建設的一條重要經驗。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始于遵義會議，其重要標志是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對遵義會議的這個重大歷史貢獻，黨的兩個歷史決議都有明確的評價。但在史學界，對遵義會議確立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始終存在一些疑惑，主要是遵義會議既沒有推舉毛澤東為黨中央主要負責人，也沒有確定毛澤東為軍事指揮上的主要決策者，怎么能說確立了他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如果僅從遵義會議決議和會后常委的分工來看，持這種觀點是可以理解的。遵義會議決議和會后常委的分工是：（1）會議改組了中央機構，“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會后不久，“在由遵義出發到威信的行軍中，常委分工上，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2）在軍事上，“取消三人團（三人團，指由博古、李德、周恩來三人組成的中共中央關于軍事指揮的決策機構。），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陳云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頁。）兩個月后，在貴州鴨溪、茍壩一帶，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統一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由此說明，從黨的組織機構來說，張聞天排在第一位；從黨對軍事的領導來說，周恩來排在第一位。

　　那么，應該怎樣正確理解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呢？　　

（一）從遵義會議的目的來看，著重解決的是軍事方向問題，對此，毛澤東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黨內更加相信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

　　一是遵義會議前同博古、李德的錯誤路線進行了持續的毫不妥協的斗爭，使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在決定紅軍行動的戰略方向上發揮了主導作用。長征開始后，主力紅軍最初的方向和計劃是突破國民黨軍的封鎖包圍，北上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是，湘江戰役之后，蔣介石判明紅軍的行動意圖，集結近20萬軍隊準備進行圍殲。在這種形勢下，毛澤東首先提出：“部隊應該放棄原定計劃，改變戰略方向。”（《毛澤東傳（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36頁。）但是，作為軍事上的主要決策者博古、李德不顧已經變化了的實際情況，堅持原定計劃。為此，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召開的三次會議上同博古、李德的錯誤主張進行了堅決斗爭。這三次會議是：（1）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負責人在通道舉行的臨時緊急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明確表示不同意李德的意見，建議部隊轉兵西進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毛澤東的主張得到多數與會者的贊同，但爭論并未結束。（2）1934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繼續堅持西進貴州，在川黔邊敵軍力量薄弱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意見。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接受了毛澤東的主張，形成《中央政治局關于戰略方針之決定》，明確提出：“新的根據地區應該是川黔邊區地區。”（《毛澤東傳（1893-1949）》，第338頁。）這個《決定》有著重大的戰略意義，實現了通道會議轉兵西進的決策，為紅軍贏得主動。（3）1935年初中共中央在烏江南岸猴場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重申了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地區為中心建立根據地的主張，得到多數與會者贊同，從而否定了博古、李德在會上再次提出的“可以在烏江南岸建立一個臨時根據地，再徐圖進軍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這三次重要會議，為遵義會議最終確定正確的軍事路線奠定了重要基礎。

　　二是在長征途中毛澤東做了大量團結爭取工作，使正確的意見被大多數人所接受，為實現遵義會議的巨大轉變做了組織上的準備。其中，最關鍵的是對張聞天和王稼祥的工作，使他們擺脫“左”傾錯誤路線的影響，站到正確立場一邊。長征出發后，毛澤東主動提出和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行動，一路上討論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和教訓。張聞天回憶說：“長征出發后，我同毛澤東、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澤東同志開始對我們解釋反五次‘圍剿’中中央過去在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見，并且在政治局內開始了反對李德、博古的斗爭，一直到遵義會議”（張聞天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2月16日。）；王稼祥說：“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談論了一些國家和黨的問題，以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道理來教導我，從而促使我能夠向毛主席商談召開遵義會議的意見，也更加堅定了我擁護毛主席的決心。”（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紅旗飄飄》第8期。）在討論中，三個人統一了思想。張聞天、王稼祥思想的轉變以及周恩來等的支持，使毛澤東的主張能夠在通道、黎平、猴場會議上占了上風，指引紅軍向正確的方向前進，也為開好遵義會議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和組織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毛澤東對遵義會議最終扭轉紅軍長征中的軍事路線和軍事方向問題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黨內也由此更加相信毛澤東的領導是正確的。　　

（二）從遵義會議的過程來看，毛澤東起到了主導作用。

　　遵義會議上有兩篇講話為會議取得成功發揮了重要作用。一篇是由張聞天代表毛澤東、王稼祥的聯合發言，這個發言提綱實際上是“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集體創作而以毛澤東的觀點為主導的”（楊尚昆：《堅持真理竭忠盡智--緬懷張聞天同志》，《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頁。）。這篇發言，被稱作是對博古關于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博古對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做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種種客觀原因。）的“反報告”，為遵義會議徹底否定“左”傾軍事路線定下調子。另一篇是毛澤東本人在會上的長篇發言，其中指出了導致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大轉移嚴重損失的原因；批駁了博古在總結報告中對錯誤的辯護；比較系統地闡述了適合中國革命戰爭特點的戰略戰術和今后軍事行動的方向。毛澤東的這篇發言得到周恩來、朱德、陳云、劉少奇等多數與會者的支持。會后，張聞天遵照會議的決定根據毛澤東這篇發言的內容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

　　（三）從遵義會議的結果來看，毛澤東當選常委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雖然排名不在第一位，但卻成為實際上的決策者。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廣大指戰員對博古、李德路線“明顯地增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者的情緒”（《劉伯承回憶錄》，上海文藝出版社1981年版，第4頁。）；“博古再繼續領導是困難的，再領導沒有人服了”（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黨史通訊》1985年第1期。）。毛澤東的領導和指揮才能已經被人們所認識。黎平會議后，博古、李德繼續堅持錯誤主張，張聞天首先提出要變換領導的問題。周恩來在一次講話中也提到：“洛甫那個時候提出要變換領導，他說博古不行。我記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說，洛甫現在要變換領導，我們當時說，當然是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毛主席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做一個時期。”“毛主席取得領導地位，是水到渠成。”經過毛澤東的說服，張聞天繼博古之后在黨內負總責。毛澤東這樣做有他的考慮，正如周恩來所說：“毛主席總是采取這樣的辦法來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覺悟起來。所以，組織路線并沒有完全解決。但是，這樣比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勝利。”（周恩來：《黨的歷史教訓》（節錄）（1972年6月10日），《黨史通訊》1985年第1期。）

　　遵義會議在解決組織問題的結果上，黨內排序是“洛毛”，軍內排序是“周毛王”，毛澤東并沒有處于第一位。但從上述三個方面可以看出，遵義會議前后黨內和軍內掌握方向的是毛澤東，他取得的是黨和紅軍中實際上的領導地位。這也說明，這個時候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還處于初步形成中。　　

六屆六中全會解決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進一步明確毛澤東在黨內的領導地位

　　被稱為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是1938年9月至11月間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召開的，會議通過的《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批準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線，進一步從組織路線上確立了毛澤東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六屆六中全會能夠取得這樣的成果，共產國際發揮了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從它成立到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在重大決策和重要人事問題上都受共產國際的影響和制約。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認識和支持有一個過程。最初，共產國際更為看重和信任王明。1931年王明到莫斯科后留在共產國際工作，并于1935年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1937年11月，王明受共產國際委派回到中國。這時，抗日戰爭已經爆發，國共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澤東從國共關系的實際出發，提出了一系列正確主張。在王明回國前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上，以及會議前后一系列講話中毛澤東堅持在統一戰線中要“保持獨立性”，并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強調“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2頁。）

　　共產國際一直密切關注著中國的抗日戰爭，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曾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中國局勢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但是，由于他們對中國的情況并不了解，過高地估計了執政的國民黨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領導的政府和軍隊來抗擊日本侵略軍。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書記季米特洛夫曾著重提出：由于共產黨力量弱小，因此在國共統一戰線中不要提誰占優勢，誰領導誰的問題。應當運用法國共產黨組織人民陣線的經驗，遵循“一切服從統一戰線”，“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原則，努力從政治上影響國民黨，做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共同發展，不要過分強調獨立自主。為了幫助中共實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轉變，共產國際認為，必須有“熟悉國際形勢的新生力量去幫助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傳（1893-1949）》，第505-506頁。）他們認為，這個“新生力量”就是王明。

　　王明是帶著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回國的。回國后，在同年12月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他對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強調的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觀點發出了指責。由于王明說是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那時共產國際在中國共產黨內有很高威望，所以對與會者產生很大影響。許多人對洛川會議以來的統一戰線工作作了“自我批評”。毛澤東當時的處境十分困難，但對王明的指責仍作了正面回應。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的政治局會議上講過：“十二月會議上有老實人受欺騙，作了自我批評，以為自己錯了。”“而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有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毛澤東傳（1893-1949）》，第509頁。）盡管王明的錯誤主張影響了不少與會者，對工作帶來一些干擾，但從全局來看，在黨內沒有取得統治地位。因為“王明所說的內容，沒有解決具體問題”（《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6頁。）。更何況，經過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和十年內戰的磨練，中國共產黨已經逐步成熟起來。

　　共產國際改變認識，支持毛澤東的主張是在1938年，主要體現是這年9月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祥從莫斯科帶回的國際指示。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為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毛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為，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復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在王稼祥臨回國時季米特洛夫還特別囑咐：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毛澤東傳（1893-1949）》，第515頁。）　　

為什么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認識會發生這樣的變化呢？中共黨內有兩個人起了重要作用，一個是陳云，一個是任弼時。

　　1935年10月15日，陳云在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會議上，詳細匯報了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的情況。其中說到：“我們撤換了‘靠鉛筆指揮的戰略家’，推選毛澤東同志擔任領導”；“我們黨能夠而且善于靈活、正確地領導國內戰爭。像毛澤東、朱德等軍事領導人已經成熟起來。我們擁有一支真正富有自我犧牲精神、英勇無畏、為實現共產國際總路線而斗爭的干部隊伍。”（陳云：《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處會議上關于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情況的報告》（1935年10月15日），《黨的文獻》2001年第4期。）陳云的匯報，對共產國際正確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袖群體，具有重要意義。

　　1938年3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派任弼時去莫斯科向共產國際說明中國抗戰的情況和國共兩黨的關系。1938年4月14日，任弼時出席共產國際執委會，向主席團遞交了題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的書面報告大綱，并于5月17日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會議上就書面報告大綱作了說明和補充。任弼時特別指出：為了適應統一戰線的需要，中共中央改變了蘇維埃時期的政策，這“不僅是我黨策略上的改變，而是帶著戰略上改變的性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困難主要來自國民黨的“自大主義”，以及對共產黨的“仇視觀念與成見”，“我們要使國共兩黨的合作能夠更加迅速地進步與鞏固，就必須更加壯大我們各方面的力量，擴大八路軍、新四軍，發展游擊戰爭，發展群眾運動與共產黨組織”。（《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7、178、180、186頁。）

　　6月11日，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經過討論，做出了《關于中共代表報告的決議案》。決議案肯定“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肯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和不能有限制參加統一戰線各黨派在政治上及組織上獨立性之目的”，“共產黨的鞏固，它的獨立性及它的統一，正是繼續向前發展民族統一戰線和繼續同日寇作勝利的斗爭的基本保證”。任弼時的報告，對共產國際轉變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特別是如何實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認識起了重要作用；增進了共產國際的主要領導人對中共中央政治路線和斗爭策略的理解、信任和支持。

　　王稼祥從共產國際帶回的指示，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也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機關要“以毛澤東為首”。這表明，共產國際既糾正了此前對中國問題的一些認識，也從根本上剝奪了王明以共產國際“欽差大臣”自居的資本，為隨后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掃除了障礙。毛澤東說：“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毛澤東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25頁。）李維漢說：“季米特洛夫的講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后，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16頁。）

　　這以后，從組織上說，中央書記處仍由張聞天負責，但如胡喬木所講：“在黨的工作上，聞天同志有事都征求毛主席的意見，很少獨自解決問題。中央書記處會議雖然由聞天同志召集，但在黨內分工方面，他主要管宣傳、教育工作。全黨的重大方針、政策，還是由毛主席拿主意，做決定。”（《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頁。）　　

延安整風學習運動解決思想路線問題，全黨團結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

　　延安整風是抗戰時期在全黨范圍內開展的一場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這場運動通過整風學習解決了黨內思想路線問題，為確定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最終形成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奠定了重要基礎。

　　遵義會議和六屆六中全會，分別解決了軍事路線和軍事領導、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問題，但黨內在指導思想上仍舊存在一些分歧。這些分歧反映了黨內對待馬克思主義的兩種態度，一種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另一種是一切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的具體情況結合起來。前者的代表是王明，后者的代表是毛澤東。

　　全黨范圍內的整風開始于1942年，但醞釀、籌備工作從1938年秋六屆六中全會就開始了。用這么長時間進行醞釀和準備主要有三個原因：（1）整風是為了解決思想路線問題，要樹立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觀主義的東西，而思想問題的解決不可能短時間完成；（2）王明有共產國際背景，共產國際當時在中共黨內有很高的威信，要完全消除王明教條主義的影響，也不可能短時間完成；（3）毛澤東提出的正確主張有一個實踐檢驗的過程，對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來說，也有一個認識和接受過程。這些都需要時間。正如毛澤東所解釋的：“非經過各種步驟，使大家覺悟成熟不可。”（《毛澤東傳（1893-1949）》，第625頁。）

　　考察延安整風學習運動過程，毛澤東的核心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主持編輯黨的重要文獻，為全黨正確認識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做準備。

　　清理思想問題，必須熟悉歷史情況，這樣才能做出正確的分析和判斷，找出錯誤認識的根源。六中全會前，中共中央曾考慮在準備召開的七大上討論黨的歷史問題，但共產國際認為中共七大應主要著重于抗戰中的許多實際問題，不應花很久時間爭論過去十年內戰中的問題。關于總結十年經驗，共產國際認為要特別慎重。（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626頁。）后來，由于戰爭形勢的發展和黨的高級干部難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開，有關黨的歷史問題的討論也一直拖了下來。

　　這個問題再提上議事日程已到了1940年。起因是王明于這年3月把集中反映他的“左”傾錯誤觀點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斗爭》一書，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在序言中寫道：“我們黨近幾年來有很大的發展，成千累萬的新干部新黨員，對于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中的許多事實，還不十分明了。本書所記載著的事實，是中國共產黨發展史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階段，因此，許多人要求了解這些歷史事實，尤其在延安各學校學習黨的建設和中共歷史時，尤其需要這種材料的幫助。”（《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104頁。）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怎樣看待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就迫切地擺到中共中央面前。毛澤東從1940年夏開始，親自主持收集、編輯和研究中國共產黨六大以來的主要歷史文獻，為全黨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學習和研究黨的歷史做了充分準備。　　

（二）主導統一思想的兩次重要會議。

　　在延安整風中，曾召開過兩次重要會議，一次是1941年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一次是1943年九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兩次九月會議為統一全黨思想發揮了重要作用。

　　（1）1941年九月會議是在整風準備階段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毛澤東在主持編輯研究黨的歷史文獻過程中，深刻地感受到教條主義對中國革命的危害。他在1940年12月4日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集中談到對黨的歷史問題的認識：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制止工農運動；在蘇維埃時期，最初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陜北蘇區。這個時期的損失，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毛澤東認為，這些錯誤，是由于馬列主義沒有和實際聯系起來。（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627頁。）對毛澤東指出的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即王明路線統治時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黨內一些高級干部并不贊成。不久后毛澤東為延安干部作的《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在干部中也沒有引起太大反響。

　　在這個背景下，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第一次九月會議，意在從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入手解決思想路線問題。為了開好這次會議，中央首先組織高級干部學習毛澤東主持編輯的歷史文獻集《六大以來》。這個措施對統一高級干部的思想非常有益。胡喬木回憶說：“當時沒有人提出過四中全會后的中央存在著一條‘左’傾路線。現在把這些文件編出來，說那時中央一些領導人存在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就有了可靠的根據。有的人就啞口無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傾路線斗爭，兩種領導前后一對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確實代表了正確路線，從而更加確定了他在黨內的領導地位。”（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48頁。）毛澤東也說：“黨書（指《六大以來》--引者注）一出許多同志解除武裝，故可能開九月會議。”（《毛澤東傳（1893-1949）》，第631頁。）

　　由于會前認真學習了黨的歷史文獻，許多同志轉變了認識，會上有28人發了言，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并以自我批評精神認真檢討了自己歷史上所犯的錯誤，對犯錯誤的原因進行了深刻總結。王明在會上也表示贊成毛澤東的發言，承認蘇維埃運動后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但卻完全推卸責任。在同毛澤東等人的談話中，他不僅避而不談自己的問題，反而攻擊中共中央自抗戰以來的方針太“左”了，認為目前應該以國民黨為主，我黨跟從之。他還表示，決心同中央爭論到底，到共產國際去打官司。因為王明在爭論中提出了對抗戰以來時局的看法，毛澤東建議停止討論蘇維埃后期的錯誤問題，集中討論抗戰以來中央的政治路線，并希望王明將他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加以說明。但王明卻稱病不肯出席政治局會議，使會議未能舉行。此后，他長期稱病，拒絕參加中央的整風會議。盡管如此，這次九月會議，特別是毛澤東在會上所作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報告，為后來全面開展的延安整風運動確定了基調，也使黨的領導層對如何看待黨史上的路線是非基本取得共識。

　　（2）1943年九月會議是在全黨普遍整風基礎上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會議的重點是總結黨的歷史經驗，系統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這個時候能夠系統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是因為條件已經成熟：一是經過第一次九月會議和1942年初開始的全黨整風學習，廣大干部的思想發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毛澤東1942年2月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的《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和在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作的《反對黨八股》的報告，武裝了人們的頭腦，許多人開始從新的角度和新的高度來審視問題。二是在整風的基礎上，中央領導機構進行了重大人事調整。　　

1943年4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規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這次人事調整，使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在組織上也進一步得到鞏固。三是共產國際于1943年5月22日宣布解散，消除了王明企圖從共產國際得到支持的幻想，中共更便于獨立自主地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去處理革命問題。四是粉碎了國民黨頑固派借共產國際解散之際發動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使人們對國民黨的本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同時對王明抗戰以來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看得更清楚了。五是1943年7月王稼祥、劉少奇先后提出“毛澤東思想，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運動實際經驗相結合的結果”（《王稼祥選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0頁。），“應該用毛澤東同志的思想來武裝自己”（《劉少奇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0頁。）的重要論斷，并被黨內廣大干部所接受。

　　這次會議在對王明問題上的一個重要變化，是把王明蘇維埃后期的錯誤時間明確至六屆四中全會。與會者們在系統回顧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黨內斗爭歷史的基礎上，總結經驗，集中批判了王明在十年內戰期間和抗戰初期的錯誤，并作了認真的自我批評。經過第二次九月會議，高級干部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及其根源，有了進一步認識，黨內思想得到基本統一。

　　（三）主持撰寫《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經過延安整風，在毛澤東主持下，全黨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討論形成《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這個《決議》，中共中央采取了十分慎重的態度，主要表現在三方面：（1）《決議》是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起到核心作用。黨內很多同志參加了決議稿的起草、修改和討論，最早的決議草案是任弼時在1944年5月完成的，題目是《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這個草案是以毛澤東1941年秋天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在起草決議過程中，黨的高級干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提出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1945年春天，毛澤東在張聞天修改后的稿子上開始進行修改，前后改了七道。毛澤東的意見集中體現在兩點：一是將題目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二是在修改稿上增加了許多新的帶有指導性的重要內容：如在第二次修改中，他強調了六大的正確方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后，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同志，并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4月7日修改稿中，他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段話，高度概括了黨在三個歷史階段的成績，以及取得這些成績的原因是“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這一大段話，經毛澤東再修改后，成為后來通過的歷史決議的第一部分。為什么這么多人參加決議稿的起草、修改和討論？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學會了謹慎這一條”。（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669-671頁。）　　

（2）對一些不成熟的問題沒有寫進決議草案。比如，“左”傾路線造成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問題；犯錯誤者的品質問題；六屆四中、五中全會的合法性問題；教條宗派、經驗宗派問題等。此外，決議只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對抗戰時期黨的路線問題沒有作結論。之所以這樣處理，毛澤東解釋說：一些問題不說，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于做結論。（參見《毛澤東傳（1893-1949）》，第671頁。）（3）改變了討論并通過決議的形式。這個決議本來是七大的重要議事日程，后來拿到六屆七中全會上討論和通過。為什么要做這樣重大的改變？毛澤東在六屆七中全會上作了說明：總結經驗可以說是算賬。不采用大會這個形式來算賬，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于當前問題。他還要求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說服七大的代表們，把過去黨的歷史問題委托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來解決抗戰建國的任務。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極其謹慎的態度，《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得到全黨同志的一致認同，并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會議上正式通過。

　　經過延安整風，全黨思想達到空前統一，召開中共七大的條件成熟。“毛澤東思想”寫入七大通過的黨章。七大的一項重要任務是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在毛澤東主持下，七大主席團確定的選舉原則是：“要由能夠保證實行大會路線的同志來組織中央委員會。”（《毛澤東傳（1893-1949）》，第715頁。）在這個總原則下，針對代表們提出的問題確定三個標準：一是對犯過錯誤但已經承認錯誤并決心改正錯誤的同志要選；二是選拔新同志要注意照顧各個方面；三是候選人通曉一方面或者稍微多幾個方面的知識就可以選。結果是，大會選出正式中央委員44人，全面體現了主席團確定的總原則和三個標準。經毛澤東做工作，落選的王稼祥也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屆一中全會選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為中央書記處書記；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主席。這樣，以毛澤東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建立起來。

　　從七大開始，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真正建立起來。這個領導集體，不僅領導中國人民取得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并且為建設一個富強民主文明的新中國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重大貢獻。如果從遵義會議算起，到“文化大革命”之前，30余年的歷史證明，這個領導集體，完全符合鄧小平所說的是中共歷史上第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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